7、中共七屆二中全会幕后

    谈起西柏坡，必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谈起七届二中全会，必谈“两个务必”。关于七届二中全会的情况，七届二中全会的一些内幕，却鲜为人知，现披露下来。

    1949年2月7日，中央决定3月5日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希望中央委员尽可能多的到会。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务工作，周恩来、任弼时安排由杨尚昆同志具体负责。2月12日，杨尚昆约伍云甫、叶子龙、汪东兴共同商量，安排分工：住房和生活接待由伍云甫负责，机要文件的阅发由叶子龙负责，安全警备由汪东兴安排。
    3月1日，东北、华北的同志都已经到达西柏坡，盛况空前。杨尚昆到驻地去看望他们。从东北来的林伯渠、洛甫、稼祥和富春等同志，自延安分手以来，杨尚昆只是在新闻纪录片“东北民主”中看到他们，这次重新见面令人兴奋。大家谈到辽沈战役打锦州时牺牲的朱瑞同志都很惆怅。这一天，为了保证七届二中全会的防空需要，专门准备了4门高射炮，设在东柏坡附近的山头上。
    3月5日上午，杨尚昆最后检查了会场布置、警戒、新闻摄影等工作。下午3时，七届二中全会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开幕，到会的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11人。会议把主席起草的决议草稿和我们收集并经刘少奇同志核定的《政策汇编》印发给同志们。会议首先由毛主席作报告。主席着重讲了九个问题。第一，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第二，战斗意志不可松懈；第三，今后工作的重点转向城市；第四，城市斗争中依靠谁？工人阶级；第五，南北方条件不同，任务也不同；第六，关于经济，需要作两条战线的斗争；第七，外交政策，现在不急于要帝国主义承认我们；第八，必须同党外人士合作；第九，全党同志不要骄傲。
    关于党旗上的“中国共产党”五个字，时有时无的问题，是这样的：开会以前，我们讨论过，设计一面党旗，用红地衬金色镰刀斧头，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字样，开会时就这样布置的。会议期间，大家议论，共产国际的旗帜是镰刀斧头，我们加上“中国共产党”，不太合适，所以，后来就不用有字的了。因此，中央领导讲话时的照片一部分党旗上有字，一部分无字。毛主席讲话时的照片，党旗用的是无字的党旗，应该是主席作结论时照的。党旗是在西柏坡设计，通过的。
    会场是中央招待所所长陈心良等布置的，最初挂的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照片。3月5日那天，毛主席一看便提出批评：开会不要挂我们的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第二天就挂上了四位国际伟人像，可大家议论纷纷，你一言，我一语，说法不一，就又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挂在两旁，结果再次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就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大会通过了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做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关于王明两次发言的事情是这样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中全会以来的报告里提出了两条批评意见：“第一是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第二是土地改革中犯了错误，就是“只有战略指示，没有战术指示。”在以后的几天里，各地代表纷纷就各地的情况进行了汇报和相互的批评检讨。
    3月7日，邓子恢、邓小平、张鼎丞、李富春等发言后，王明开始发言，他从三皇到五帝说到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思想，口若悬河，内容空泛，离题万里。对自己的错误避而不谈或轻轻放过。他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自己愿做一头驴，慢慢地跟毛走。”并曲解毛泽东讲话原意，说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就错了。
    因王明的发言不诚恳，态度不明确，大家对他的发言极为不满，不少同志起来发言批评他。3月9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分局书记的康生在发言时说：王明没有从自我批评出发，检讨自己所犯的严重的路线错误；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是教条主义的，不是从理论与实践出发；似乎自己总是正确的，犯的错误都是六大决议和共产国际造成的。他本人的发言不能令人满意，并且自己也没有诚意，没有进步的表现。陈伯达说，王明的发言，其精神是以天才和领袖的姿态出现的，而不是以小学生的态度，是个人主义。用许多中国农民战争的例子来类比毛泽东，缺乏无产阶级领导的观点。
    因为王明的发言不能得到与会代表的认可，王明不得不在12日作了第二次发言。但是，王明依然没有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企图抵赖，说自己的发言只是吹、拍、骗。还对其他同志的质问和批评反唇相讥，甚至挑拨离间。王明简直胡闹，致激起全会对之不满。纷纷要求王明坦白地指出自己的品质问题，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原定12日结束会议，但因为王明的问题，全会不得不延续到第二天。
    在13日召开的会议上，任弼时同志表明了对王明的态度，他说，党对王明的态度是等待，欢迎他进步而他自己却伺机反攻。不诚恳，个人主义，玩两面手段。昨日发言最后有进步，承认有个人主义。希望他继续进步，抛弃个人主义，党仍是欢迎的。
    毛泽东在最后的发言中，谈到王明路线的错误问题，他说：昨天下午最后发言较好，但他是被动的，没有主动权，因为他不肯承认其错误的基本点。他的问题是完整的路线问题，“左”右均有。承认了个人主义，已谈到本质了，不必勉强要他承认有领袖野心，他是不肯承认的，王明是两次路线的总司令，是代表人物。十年内战时期是急躁疯狂，抗战初期变为右倾。我们还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办。
    关于王明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毛泽东认为是不妥的。“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个提法，有分配市场的嫌疑。
    其实，关于王明的错误问题，毛泽东曾经提议让他给中央写一个东西，但王明没有答应。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根据与会代表的提议，并征求王明的意见，王明同意给中央写一个书面材料，期限是一个月。但王明并没有像他在会上答应的那样，一直借故推脱。到1949年11月我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催要，他才在11月7日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完全接受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抗战期间的错误问题，中央作出的结论，我是一个党员，一定接受和服从。王明对中央作出的结论一直耿耿于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去苏联定居，以后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我党历史，攻击毛泽东思想。1974年3月27日病逝于莫斯科。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毛泽东亲笔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中写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 ’二字。”
    七届二中全会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做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工作更艰巨，因此，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成为西柏坡精神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