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9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禅大师遗体合葬灵塔祀殿--班禅东陵札什南捷开光典礼。临行前，他在百忙中抽空向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告别，并向这位与他合作共事了40个春秋的共产党朋友敬献了哈达。出门要告别，回来要谈心，这是他俩长期交往的一个老习惯了。习仲勋了解班禅大师的性格:热情高，爱激动，工作起来控制不住自己。习仲勋对班禅说:“这个季节西藏缺氧严重，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性急，要劳逸结合。”大师说：“这件事办完，遂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死了也瞑目。”习仲勋说:“佛不要你走，马克思也不要你走。”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然而，班禅却因操劳过度，致使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不幸于1月28日20时16分在他的新宫德庆格桑颇章宫圆寂，终年51岁。中央政府在班禅圆寂的第三天即作出决定，在后藏扎什伦布寺为十世班禅修建一座金箔灵塔，供奉大师法体，以满足藏族僧俗信教群众的心愿。为此，国家拨专款6406万元，包括 614公斤黄金以及白银和装饰用的大量珠宝。

    西藏有天葬、水葬等多种多样的丧葬方式，而塔葬是极有名望的活佛才享有的最高级丧葬方式。把活佛遗体供奉于塔内的习俗，源于佛祖释迦牟尼时期，距今约2500多年。此种习俗，后来随佛教一并传入西藏。历史上，只有圆寂的达赖喇嘛法体可葬于金箔灵塔。按旧例，历代班禅灵塔均为银质灵塔。国家拨巨款破例为十世班禅修金箔包裹的灵塔，体现了对这位伟大爱国者、著名国务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藏传佛教杰出领袖的崇高敬意。

    （一）

    1938年2月3日，十世班禅出生于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玛日村一农户。父名尧西·古公才旦，母名尧西·索南卓玛。班禅出生当日正逢下雪，天空却出现彩虹，这种奇特景象当地人认为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降生的征兆。班禅出生后起名为贡布慈丹，幼时多病。原九世班禅的经师拉科仓·久美赤列嘉措说应送到寺院居住。随后，贡布慈丹被送到文都寺，在寺中住了3年，其间常有聪慧灵异的表现，如自己会发放布施、扎吉祥绳等。而此时正是九世班禅圆寂后班禅行辕的罗桑坚赞等人在青海、西康一带寻访转世灵童之际。当时到循化、化隆一带寻访的扎什伦布寺欧曲活佛听到文都千户家有一奇特灵异的儿子，就前往寺院查看，记下了父母姓名及孩子出生情况等。不久，贡布慈丹作为灵异儿童被送往塔尔寺，与从青海各地寻访到的十几名幼童一起参加转世灵童的筛选辨认活动。经过反复辨认，贡布慈丹等3名灵童成为候选人。

    1941年底，班禅堪布会议厅将寻访情况报告给国民党中央政府，同时通报西藏拉萨的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1943年，由十四世达赖喇嘛和摄政打札活佛在拉萨大昭寺打卦卜算，决定3名儿童为九世班禅转世的候选人，结果贡布慈丹排在第一名。但由于噶厦政府在电告国民党中央政府达赖喇嘛打卦卜算的结果时，提出将3名灵童齐集拉萨，在布达拉宫由达赖喇嘛占卜决定一人，而不提中央派人进藏主持金瓶掣签及坐床典礼之事，故遭到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遂将认定和批准九世班禅转世的事拖延下来，迟迟不作正式决定。

    由于这种复杂情况，班禅堪布会议厅和拉科仓等人共同决定贡布慈丹为九世班禅转世正身。1949年初，在青海的各大活佛和蒙藏王公千百户等联名致电蒙藏委员会，要求国民党政府明令宣布贡布慈丹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护送入藏坐床，或按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旧例，在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当年6月3日，已迁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颁布命令：“青海灵童宫保慈丹，慧性澄圆，灵异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同年8月10日，在西宁塔尔寺举行了十世班禅的坐床典礼。

    （二）

    十世班禅作为藏民族的优秀代表和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始终把藏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同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联系在一起，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班禅都竭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正确主张。

    1949年9月西宁解放后，班禅即派人同中国共产党联系。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国大典的当天，班禅自青海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庆贺新中国的诞生，满腔热情地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爱戴之忱”，拥护中国共产党废除民族压迫制度，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义师所至全国腾欢”。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复电慰勉班禅，希望大师和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民族的团结而奋斗。1950年6月，班禅派他的代表计晋美等专程来西安面见西北局负责人彭德怀和习仲勋，提出有关解放西藏办法的建议。

    1951年1月，亲帝国主义分子大扎摄政下台，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商定在北京举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谈判。为此，中央特邀十世班禅进京，共同协商。4月22日，达赖喇嘛派出的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和谈代表抵达北京。4月中旬，班禅赴京途经西安，习仲勋代表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到机场迎接。当班禅走下飞机时，“一个活脱脱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形象”出现在习仲勋的眼前。在飞机舷梯下，班禅紧紧地握住习仲勋的手，心情激动地对他说：“我们是专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我要把藏族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良好祝愿亲口转达给毛主席。”

    当天晚上，西北军政委员会为班禅举行了热烈的欢迎宴会。班禅再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决心与西藏各界爱国人士一道，为西藏的解放和藏族人民的团结而努力奋斗。“有志不在年高”，班禅的爱国热忱和坦率豪爽的性格，给习仲勋留下了深刻印象。

    4月25日，班禅一行抵达北京。当晚，周总理为班禅设宴接风洗尘。

    “五一”节那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班禅。5月23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字。次日下午，班禅率领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向毛主席致敬。他向毛主席献上哈达，并赠送一面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的锦旗以及佛像、曼扎、藏香等礼物。在当晚毛主席为庆祝协议签订举行的宴会上，班禅发表祝酒词说：“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地解决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件大喜事。中央人民政府、达赖和班禅三方面的团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才能实现。”

    在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助下，班禅大师和堪布会议厅的主要成员于1951年12月由西宁启程返藏。次年4月初抵达藏北重镇那曲时，西藏地方政府两个代理司伦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等人在拉萨策动了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伪人民会议事件。班禅甚为愤慨，致电达赖喇嘛，要求他“以大智大勇之精神，大慈大悲之佛光”严肃处理这一破坏祖国统一、破坏藏族内部团结，尤其是破坏达赖喇嘛政教威信的严重事件。最终，达赖喇嘛出布告解散了伪人民会议，并撤销了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代理司伦职务。班禅大师一行于4月28日安抵拉萨，受到拉萨各族各界僧俗群众和驻藏人民解放军官兵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班禅在布达拉宫日光殿会见达赖喇嘛，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这次会见，标志着自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与十三世达赖因种种原因失和，产生仇视和对立，被迫离开西藏，长期流落内地29年后，十四世达赖喇嘛与十世班禅在新的基础上恢复了友好，实现了西藏民族内部的大团结。6月23日，班禅大师及堪布会议厅随行人员等抵达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这是自九世班禅1923年离开后藏以来，班禅系统重回驻地，标志着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中关于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应予维持的规定得到了认真落实，结束了噶厦政府兼管扎什伦布寺以及班禅额尔德尼所辖宗族的一切政教事务的历史。

毛主席和十世班禅（左）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京召开，班禅大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会上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于1954年12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5年3月9日，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周总理主持下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决定由达赖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当日，毛主席到畅观楼看望班禅时说:“每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民族领袖，西藏有达赖和班禅这样的领袖是很好的。”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前夕，反动组织“人民会议”分子跳出来，公然上书噶厦和西藏工委，反对成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反对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班禅多次主持下属官员大会，讨论形势，研究对策。他向官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严格的规定，要求像九世班禅大师那样，维护祖国统一坚定不移,不论遇到多大困难，担多大风险，都要坚持爱国立场。如果有人胆敢同分裂分子勾结，参与分裂活动，一定要严厉惩处。与此同时，班禅还考虑将全区的爱国人士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加强反分裂斗争。

    1956年11月，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应印度副总统邀请，各率一大批随行官员前往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班禅大师一行除参加纪念大会外，还在印度各地朝拜佛教圣地、参观访问。在印度期间，班禅强调中印两国的传统友谊，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印度婆罗奈斯佛教大学还授予他荣誉佛学博士学位。这时，在印度的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企图拉拢、煽动十世班禅背叛祖国。班禅摆脱纠缠干扰，提前乘飞机返回西藏，使分裂分子企图将班禅留在噶伦堡的阴谋未能得逞。

    1957年夏，西藏政治斗争形势急剧变化，叛乱分子在西藏各地发动以分裂祖国、反对民主改革为宗旨的局部叛乱，班禅领导的扎什伦布寺和堪布会议厅委员会，成为叛乱分子扬言要武装攻击的重要目标之一。这时，班禅也相应组织扎什伦布寺喇嘛及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进行武装自卫准备工作，保持了日喀则地区的基本稳定。他还多次向中央建议，命令解放军驻藏部队平息叛乱。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中的反动统治集团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悍然发动武装叛乱。在这个西藏历史的关键时刻，班禅严正反对叛乱，坚决拥护民主改革。特别是自从他受命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职务期间，日夜操劳，为平息叛乱、实行民主改革，为百万翻身农奴的彻底解放和西藏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西藏的平叛、改革是西藏社会进步和人民翻身的伟大革命，但是在后期出现了“左”的偏差。班禅对此很不满意，他到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毛主席、周总理和李维汉都分别听取了大师的意见。毛主席称赞大师敢于讲真话的好作风，并对他提出的一些好的意见给予了肯定和鼓励。这期间，中央派杨静仁去西藏调查。1961年1月5日，邓小平在听取了杨静仁的汇报后，指示西藏民主改革后要防“左”、防急，并且确定西藏稳定发展、5年不办合作社的方针。1961年1月24日，周总理在同班禅和张经武谈话时指出:“西藏的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土地所有制是农民个体所有制，这个制度要继续好多年，中心是增加生产，这条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此后，班禅回西藏主持工作并以副委员长的身份到青、甘、川、滇等省藏区视察、调查研究，还到新疆等地考察民族工作。1962年5月，他向国务院呈送了一份题为《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即所谓的“七万言上书”)。报告系统直言不讳地对西藏和其他藏区在平叛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大师的大部分意见和建议是好的。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班禅大师及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等参加，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起草形成了在工作中纠“左”防急的4个重要文件，即《加强自治区筹委会工作，改进合作共事关系》、《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和《培养和教育干部》。这些文件都是针对“七万言上书”中提出的问题而制定的，基本精神是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纠正平叛扩大化，加强对民族干部的培养教育。如文件中明确指出：“应当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明确党政分工，加强政府工作。”“筹委和专署(包括所属业务部门)的行文必须使用两种文字，并逐步做到各级政府和业务部门的行文皆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对寺庙和宗教职业者的要求和标准：爱国守法，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提过高的要求。”“细致地又稳又准地对现押案犯继续做好甄别清理工作”“确实属于错捕、错判的案件，应当一律平反，死了的要恢复名誉。”“不论藏族、汉族、中上层爱国人士、爱国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都一律采取培养教育的方针”，“必须逐步创造条件，使各级政府的负责职务逐步由藏族干部担任”，等等。

    毫无疑问，这四个文件是非常正确的。遗憾的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左”的指导思想在全党占了主导地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传遍了全国各地。“七万言上书”被认为是“农奴主向我们进攻”。贯彻四个文件的工作被迫中断。

    班禅大师也因此受到了错误的批判，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并被关进了监狱。

    (三)

    1974年3月,科威特国民议会议长哈立德·萨利赫·古奈姆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来我国访问。3月10日，周恩来总理会见古奈姆议长和夫人，阿沛·阿旺晋美奉命作陪。周总理在会见科威特贵宾之前向阿沛·阿旺晋美提出应设法让班禅大师出来工作。阿沛·阿旺晋美听了当即表示非常赞同总理的意见，并表示愿意帮助班禅大师认错过关，尽早出来工作。可惜，当时“四人帮”当道，周总理的关怀和正确意图未能实现。班禅虽然遭受了冤屈，但丝毫没有改变他爱祖国爱人民的初衷。他于1979年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0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曾多次说过:“与老一辈革命家们所受到的迫害相比，我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党中央已经给我彻底平反，使我在政治上获得第二次生命，重新得到了为全国各族人民和藏族人民服务的机会。”“我恳切地希望大家摒弃前嫌，团结起来向前看，互相谅解，互相勉励，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团结一致，并肩携手共同为四化建设出力!”

    班禅恢复工作后，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活动逐渐增多。为了了解民情，做好工作，他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访问，足迹踏遍整个藏区。班禅大师利用视察访问的机会热情地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强调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性。他经常强调要“按照宪法和法律充分地正确地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他十分重视民族团结，强调要“加强藏族和汉族、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藏族内部的团结”,“不要分前藏、后藏、康区、安多，全藏都要团结。”1980年班禅大师去藏区视察前，邓小平约他到家里，亲切地对他说:“你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爱国者”,“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你在这次下去的时候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事情都错了。你不要怕，就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班禅听后受到很大鼓舞，对党更加信赖。为了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他常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和学习。

    1979年以来，分裂势力抬头，内外呼应，西藏又有人打出了“独立”旗号。班禅依据充分的历史事实，有力有理地驳斥“西藏独立”的谬论。不论讲经传法，还是政务活动中，他都屡屡强调要爱国，要加强各族人民之间、特别是藏汉民族之间的团结。班禅多次表示：“我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对于分裂祖国的行径，我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也反对。我愿为维护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作出最大牺牲。”

    1980年以来，达赖喇嘛多次派代表前来北京，班禅一次又一次地接见他们，郑重地劝说他们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并且直接打电话给达赖喇嘛，晓以爱国的大义。

    班禅十分重视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他曾多次讲“小学要教民族语文，中学可以本民族语文和汉文同时教”，“建议建立一所藏文大学”，“招工招生要考试本民族语文”。他说：“一个民族干部如果连自己民族的语言也讲不了，不能用本民族语言讲政策、讲政治，怎么能行使自治权!”

    班禅十分关心继承和发扬优秀的藏族传统文化事业。他在北京倡导和主持创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并亲任院长。该院主要培养政治上热爱祖国、宗教上有较高造诣的佛学知识分子。

    班禅开展了对扎什伦布寺进行社会主义条件下寺庙管理的试点工作。他认为通过寺院办公司、基金会来解决经济来源问题，将寺内财物用于寺外福利，是符合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也是寺庙管理的一个大胆尝试。

    班禅熟读历史典籍，对祖国的历史有着透彻、正确的了解。此外，他在佛教经典的研习上也具有较高的造诣，深受群众的尊敬和拥戴。在扎什伦布寺、塔尔寺和四川省的甘孜寺等处举行的大规模的法会上，他每次都认真准备，多次讲解《菩提道次第广论》、《时轮金刚灌顶法》等显密教义。在讲解《时轮金刚灌顶法》前还同经师嘉雅活佛一起准备一段时间，就经典中的问题进行反复探讨。班禅大师在藏区进行宗教活动最普通的形式是接受群众的膜拜和向群众宣传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尤其是宗教政策。班禅大师讲话通俗易懂，简单明了，道理深刻，深受群众的欢迎。他注意各地区实际情况，对寺庙僧源、寺规等问题作出明确的指示，对搞好藏传佛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87年9月以来，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闹事，制造骚乱。正在西宁视察的班禅大师于10月8日发表长篇讲话，谴责分裂活动，态度鲜明地维护祖国的统一完整。他还率团出访澳大利亚、尼泊尔及南美数国，增进了与各国的友谊和宗教界的交流。

十世班禅（右二）与习仲勋夫妇合影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6周年，西藏民主改革66周年，也是我所尊敬的班禅大师圆寂36周年。班禅大师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出自于对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缜密思考，出自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深切理解，出自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研究。

    对于宗教，班禅继承黄教始祖宗喀巴大师的传统，坚持改革、兴利除弊，从有益于人民利益出发研究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经验，把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教义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把“普渡众生”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协调起来，鼓励信教教徒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而共同奋斗。

    把爱教、爱民族与爱国、爱党完美地统一起来，这便是十世班禅大师一生的真实写照。

    注：作者系中红网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