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班佑路口竖立着中國工农紅軍班佑烈士纪念碑(胜利曙光),我们在淅沥沥的小雨雪中持队旗,向红三军团当年牺牲在班佑河畔的800多名红军烈士致敬!他们已经走出了草地,却因为至今不明的原因集体牺牲在草地边缘了。
我们往南走了一小段,为得是看看几处纪念碑。
在班佑村的村南,竖立着“贡巴龙战斗遗址”石碑。贡巴龙战斗也被称为“班佑战斗”。此战并不出名却十分重要——改变了长征路线,一、四方面军合组的右路军不再向北,改为向东。当时,刚走出草地的四方面军三十军先头部队在班佑以南的贡巴龙山一带与敌军张莱孝部和藏兵遭遇,红军发起攻击,将这群乌合之众击溃,并顺势向东北方向包座河流域扩展攻势。此战斗后几天内,基本肃清上包座以北的敌军,将残敌分别围困于求吉寺、卓藏寺等几个孤立据点内。
从班佑村沿[G213国道]向南,再行驶10多公里,有“七根火柴”红军长征纪念碑。雕塑是一支巨大的手掌握着一盒火柴。我们这些“50后”大部分都会记得小学课文《七根火柴》,这是作者王愿坚以杨成武《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在后来的版本里也叫《向草地进军》)中的小红军郑金煜为原型,写下的生动故事。
这里是姜冬村。“姜冬”,在藏语里就是“柳树林”的意思。村边还有一座塑像,主人翁就是卢进勇和保存七根干燥火柴的红军战士。
再往南,就到了年朵坝(红军记为镰刀坝),在那里有“金色鱼钩遗址”,扛着钓鱼竿的老班长和他看护的小红军高高挺立着。这又引出来一篇长征故事的课文——《金色的鱼钩》,为陆定一(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所作。那枚布满了红锈的珍贵鱼钩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
我们回到班佑向东,到达巴西乡,找到了巴西会议遗址也即班佑寺院遗址。
我们到达巴西牙弄路口。在这个岔路口竖立着三个石碑,分别是:“巴西会议(阿西牙弄紧急会议)会址及周恩来旧居”、“阿西牙弄三军(团)十三团警戒遗址”、“包座战役牙弄路口战斗遗址”。
在阿西茸牙弄村里,一座老院子门口立着“周恩来旧居及巴西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非正式会议)会址”水泥碑。这是政治局委员们召开紧急会议、要星夜单独北上的地点,此后,一、四方面军分道扬镳(中共中央率领一、三军单独北上,其中包括了四方面军已调拨给一、三军的数千人)。
继续东行,我们来到潘州古城。如今的松潘县城是古“松州城”,而这里是古“潘州城”,“松潘”二字即原为松州、潘州的合称。“不到潘州古城,不算到若尔盖”。潘州古城虽已衰败,红军走出草地后进行的包座战役就是在这里酝酿和指挥的。
在包座战役大胜无虞后,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率领)从巴西班佑寺搬来潘州古城,驻地在此。如今,古城里当年红军右路军前敌指挥部驻扎的房子也已荡然无存,求吉潘州前敌总指挥部遗址就在现任村长家后院的一片小菜园子里,地里土豆长势旺盛,菜园子旁还码着一堆劈柴。庆幸的是县政府在这处遗址旁立下了纪念碑。
我们到达钦多路口。路口的纪念碑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行军路线首次汇聚点”。石碑的碑文简介:求吉钦多位于川甘古道的咽喉部位,地处阿西河与包座河的交汇点。1935年9月5日,一方面军(林彪军团)从巴西经求吉钦多探路北上;次年7月底,从甘孜过来的二、四方面军分三个纵队过完草地到达求吉一线。其中左纵队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巴西方面到钦多;中纵队由徐向前率领,经上下包座到钦多;右纵队由董振堂率领经上下包座到钦多。三个纵队汇聚求吉一线后先后出川北上;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南方8省历经征战,其行军路线首次汇聚于求吉钦多。
我们从钦多路口进入当年的包座战场,虽然道路艰难,但我们一定要去看看四方面军大胜国民党胡宗南部的战场。
继续向东去求吉,远远看见前方山头竖立着高大的塑像,用长焦镜头拍摄,看出是三位红军携手并肩,纪念红军三大主力经过此地(三军同道),碑题是“红軍精神萬萬岁”。藏族老乡们说,纪念碑建好不久。
求吉村北边有多处遗迹遗址:包座战役求吉寺战斗遗址、求吉寺中共西北局会议遗址、王友钧烈士(求吉寺战斗中牺牲的红十师师长)墓、求吉寺烈士墓。一条水泥路面小道把我们引到了一片废墟前,这里就是古刹求吉寺遗址。求吉寺是萨迦寺院,也曾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所,现在只剩下残垣断壁了。以往红军文献中也将“求吉寺”称作“救济寺”。废墟前立着两个纪念碑。
王友钧烈士(攻打求吉寺战斗中牺牲的红十师师长)墓也在求吉,我们向他致军礼。
自求吉乡沿着求吉河、达拉沟向北,去往甘南。经过高吉(俄界),是藏族居住的小村,这里有俄界会议的旧址。中央红军单独北上途中,中央政治局在此也召开了会议。
在俄界这里,中共中央对没有北上的一、四方面军同志们发出《为执行北上抗日告同志书》里,最后一句是“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在俄界作了《关于张国焘的错误》的报告。
再往北走,从四川进入甘肃(甘南),远远就能看见公路边褚红色的纪念碑,那是“茨日那毛主席旧居”的标志。我们和在这里举行入党宣誓活动的中学校老师们合影,他们中多半是藏族新党员。
腊子口,不用多说,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第一次攻克,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百里奔袭再一次攻克。
我们在腊子口战役纪念馆前,借用纪念馆的旗帜秀了一把。
哈达铺,红一、四、二方面军先后经过这里。我懵懵懂懂地把车开到了“红军长征第一街”(步行街)上,赶紧在“哈达铺报纸定方向”的哈达铺邮政代办所旧址门前拍照。这里特别标明:大公报发现地。
我们到岷县葛家大院,院门口挂牌“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州会议纪念馆”,也是红军总司令部旧址。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曾驻在这里达57日之久,著名的“中共西北局岷州会议”也于1936年9月16日至18日在这里召开,纠正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奠定了基础。
在榜罗镇,我向榜罗镇会议纪念馆的负责人赠送“重走长征路”书法条幅。
我们到达通渭县城里的文庙街小学,校园的院子里最醒目的就是《七律•长征》诗碑,诗碑旁的不锈钢铭牌上写“毛泽东同志首次朗诵《七律•长征》的地方”。
往会宁前进。途中我们专门去大墩梁,向红五军的英烈们致敬!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时,红五军仍然担任艰巨的后卫任务,在华家岭、大墩梁阻击国民党军发动“通渭会战”的追击部队,激战两日夜,以伤亡887人、副军长罗南辉牺牲的代价,保卫了会宁会师地。(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方面军五军团与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为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长征结束后,五军在西路军中苦战,1937年元月在河西走廊的高台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壮烈牺牲。)
大墩梁红军烈士陵园纪念碑的正面写有“大墩梁红军烈士纪念碑”几个金色大字,纪念碑的西侧是“红五军副军长罗南辉烈士之墓”。
最后,我们到达会宁县城(会师镇),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标志地。在红军会宁会师纪念园里多来几张照片。
在我们姐弟三人重走父亲长征路的最后,是会师纪念园(旧址)管理处的负责同志向我们赠送了资料,然后他和专门给我们讲解的工作人员一起与我们合影。至此,我们姐弟胜利完成了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全程的任务!
我们以重走长征路的历程,并以此文,做为对我们的父辈最好的追忆和怀念!
最后这张老照片,是我们父母在新四军军部时的合影。父亲田长华参加红军,赶上了长征。母亲郑铁鹰是福建漳州人,当年毛委员(毛泽东)率军攻克漳州后,许多热血青年参加了革命。受此影响,我母亲也参加了革命,虽然她没有赶上长征。在长征胜利后的抗日战争中,我们父母走到了一起,他们生死与共、荣辱不分,携手走完了革命的一生。
2015年、2017年,我们寻访新四军军部的十年历程,再次追寻父母亲的光辉足迹。
后记:继2014年6月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之后,我一发不可收,一次次计划,一次次准备,一次次上路,在三年多时间里,又相继重走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因此,我成为走过红军四支长征队伍的长征路全程的人,长征路累计全程达65000里(六万五千里)。这四支红军队伍的长征路线图如下,经过了当今的15个省市自治区(闽、赣、粤、湘、鄂、桂、黔、滇、川、渝、豫、青、甘、宁、陕)。
〔重走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路路线和起始点〕
〔重走红二方面军长征路路线和起始点〕
〔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路线和起始点〕
〔重走红二十五军长征路路线和起始点〕
我的四次重走,累计行驶43000多公里,为此,我获得了“大世界基尼斯之最”的“自驾重走长征路里程之最(累计)”的纪录。
由于长征路线大部分现今仍然处于不发达、欠发达地区,尽管现今的条件比起红军当年长征不知好过多少,但自驾和行走起来仍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高海拔地带的缺氧、寒冷、干燥造成不少麻烦。“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我一直用这个口号激励自己,一路上想着父母亲期待、鼓励的目光,在长征路上奋力前行!
像红军长征一步步地走那样,我一段一段路行驶;路到尽头了,就徒步一步一步走;按照计划一站一站地走过了长征路上15个省市自治区的约300个县境,走过了长征路上的近500处红军驻地、战斗地、会议地、整编地……。一次次重走,一次次收获,我携带的旗帜上盖满了长征沿途地点的几百个印章。
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走过了长征路,我下决心把走过的历程写成书。于是,我一笔笔地写作、一幅幅图制作,最终完成了200余万字、配图4130余幅的图文并茂的《重走长征路》巨著(全套5本)。出版后两年多时间,20000余本书售罄,这对我是最大的奖励!
回顾重走长征路,我深刻的体会——一次走过,一生难忘!长征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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