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2日，我们踏上重走父亲长征路的行程。谨以此文，纪念我们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暨父亲长征路全程的成功之举。〕

    史载，红四方面军长征路始于强渡嘉陵江，于1935年3月开始长征，从川陕苏区出发，走过了川（包括当时的西康省）、青、甘三省，于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结束长征，行程不少于一万里（下图），是路线最曲折（经历了西进、北上、南下、再北上）的、途中进行战斗规模最大的队伍。

    在红四方面军的长征队伍里，就有我们的父亲田长华——四川安岳人，1935年离开家乡谋生的途中，偶遇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他先是做为挑夫随红四方面军西进，很快就被这支人民子弟兵所感动，接受了革命思想，毅然参军，随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其中，三过草地、翻越多座雪山。他健在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听他说长征。

    我们姐弟三人以自驾形式重走我们父亲的长征路，也是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以此，纪念开始长征八十周年，对伟大的红军、对前所未有的长征做最实际的传承，不忘初心，记得来路！

    在我们姐弟三人（田晓虹、田毅、田竞）自驾重走长征路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姐弟兄妹五人共同鼓吹红军和长征。

    我们姐弟三人用了25天时间，在长征路上的行程约6500km，行程走向尽可能与红四方面军当年的行程相近（局部选择良好路况的道路则有绕行）：从四川东部进入川陕苏区，再往川西去迎接中央红军，而后南下，又重回川西，最后北上出川，进入甘南在会宁会师。行程基本路线（不包含离开基本路线的短距离探访）如下：

    四川汉源市→通江县→巴中市→阆中县→江油县→北川羌族自治县→茂县→理县→翻越鹧鸪山垭口（海拔超过4000米）→马尔康市→翻越虹桥山→翻越梦笔山垭口（海拔4114米）→小金县（懋功）→翻越夹金山垭口（海拔4114米）→宝兴县→芦山县→雅安市名山区→天全县→泸定县→康定市→翻越折多山垭口（海拔4298米）→丹巴县→金川县→道孚县→炉霍县→甘孜县→新龙县（瞻化）→理塘县（理化，海拔4014米）→（返回）甘孜县（海拔3390米）→炉霍县→青海班玛县→阿坝县→马尔康市→翻越亚克夏山垭口（海拔超过4000米）→壤口乡→达古雪山（登上景区海拔最高点4860米）→黑水县（芦花）→毛尔盖→松潘县→川主寺→瓦切→红原县→诺尔盖县→班佑→巴西→包座→阿西茸→求吉→甘肃达拉乡→旺藏→腊子口→哈达铺→岷县→榜罗镇→渭源县→会宁县

    一路上，我们看到了红四方面军修建的红军最大的集墓地（王坪，安葬着二万多名红军先烈），看到了红军最大的渡江战役遗址（强渡嘉陵江），看到了长征路上红军最大的战场（打开西进道路的千佛山战役战场、南下发展的百丈关战役战场），看到了四方面军长征先后翻越的数十座雪山，看到了长征途中红军唯一的一首题壁诗所在地（双石镇），看到了红军唯一的一次全军运动会遗址（炉霍），看到了张国焘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的藏寨（卓木碉），看到了广袤无垠的大草地（松潘大草地即红原、若尔盖草原），看到了走出草地的四方面军以疲惫之师完胜国民党胡宗南部的包座战场，看到了一、四方面军合组的右路军分道扬镳的班佑藏乡，看到了四方面军第八十八师百里奔袭抢占的天险腊子口，看到了朱老总、任弼时、贺龙等和四方面军领导反对张国焘、力主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的岷州会议会址，看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地（会宁）……

    我们姐弟三人从川东进入，便开始了寻访。

    我们到达川陕革命根据地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四川万源市）。川陕革命根据地（川陕苏区）曾经被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评价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个大区域”。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千里西征转战到川陕边区，趁四川军阀酣战之机，于12月底相继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创建了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正式成立。川陕苏区坚持时间自1932年12月至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离开后，巴山游击队又坚持战斗至1940年。该战史陈列馆是纪念红四方面军为保卫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而进行的一场艰苦卓绝的重大战役并取得辉煌胜利的专题纪念馆。

    我们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四川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这个红军烈士陵园是全国安葬红军烈士最多、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也是全国唯一一座红军为自己的烈士修建的陵园，其中的红军烈士集墓是全国最大的、也是仅有的红军自己修建的烈士集墓，上万名红军烈士安葬于此。陵园始建于1934年，后遭敌破坏，解放后重建。

    我们在通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也是纪念馆（四川省通江县城诺江镇文庙街8号），包括总指挥部旧址与总政治部旧址，占地面积2500余平方米。原址为通江文庙，始建于宋嘉佑七年。1932年12月至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设于此。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王树声等在这里指挥了多个战役战斗，为创建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为红四方面军光辉战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其中旧址院内有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办公处旧址。我们看到旧址阶梯前的铁树花开正旺，纪念馆办公室的同志打趣说，这花是为你们的造访才开的！

    我们专程到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全国最大的将帅碑林，巴中市）拜遏，这里是现在国内最大的红军碑林。我们父亲做为四川籍红军，也在此立碑。

    阆中古城，位于嘉陵江中游，至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四大古城之一，也是苏区，红四方面军的驻地遍布古城。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强渡嘉陵江，阆中就是红军强渡嘉陵江出发地之一。我们在阆中县苏维埃军区指挥部旧址前留影。

    我们在阆中红军纪念园。红军纪念园以“红军魂”命名，位于与阆中古城隔江相望的黄花山脚下，于1996年落成，先后经过几次扩建，已成为川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红军主体纪念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苍溪红军渡（苍溪县塔山湾渡口），也是红军渡•西武当山景区。我们先在运筹帷幄的红军指挥员塑像前留影，背后是三面巨大的红四方面军军旗。

    我们在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红军渡的标志性铜质塑像前留影。塑像基座上的“红军渡”三个大字由徐向前元帅所题。

    我们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红軍長征紀念舘（禹里乡）前。这座红军长征纪念馆是在地震灾后于2013年重建的，仿古风格的独幢楼，楼前是表现千佛山战役的铜塑像和石雕像。

    我们到达千佛山战役纪念碑（北川县墩上乡）。千佛山战役纪念碑就在墩上乡的路边。非常朴素的一座砖砌碑，并不高大。碑的正面是“千佛山戰役纪念碑”题字，侧面是表现千佛山战役的画面。关于“千佛山战役”的史料记述不多。该战役历时73天，红四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川军的围堵，歼敌1万余人，牵制敌军89个团14万多人，确保了“北川峡谷”畅通，掩护了红四方面军主力顺利西进，策应了中央红军渡江北上，为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懋功创造了条件，在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场战役“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意义之重大，在红军长征战史中也属罕见”。

    茂县土门乡的红军桥（福缘桥）是一座非常漂亮的石拱桥，地处北川河谷中段，也是东达北川、西进茂县的要隘。当年红四方面军在此经过激战，主力得以由此西进。我们的父亲说不定就从这座桥上过河西进。

    我们通过了我国最长的高原公路隧道鹧鸪山隧道，隧道全长4448米，海拔高度3400余米。鹧鸪山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将士们在长征西进途中翻越的雪山之一。

    在以后的行程中，我们将经过红军翻越的多座雪山，依次为虹桥山、梦笔山、夹金山、亚克夏山（长坂山）、昌德山（仓德山）、达古山（打古山）等；此外，四方面军翻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是党岭山，至今不通公路，驾车无法到达。

    翻越鹧鸪山后，我们到达茂县县城。茂县，古称茂州始建于宋代，是红四方面军西进的必经之地。在茂县县城南门城门洞的外壁石块上镌刻着“共產党是解放囬番民族痛苦的政党　西北軍区政治部！”标语，后人把石刻标语的一笔一划都涂成红色了。阿坝地区（包括茂县）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当时少数民族尚未划定，所以红军用“回”、“番”、“夷”称谓回族、藏族和羌族。在北川禹里的红军碑刻与茂县城门洞石刻还有“红军是回、番、夷、缚锞子民族的救星”这样的标语。标语中的“缚锞子”是当地人对少数民族族群的一种蔑称，还有一种蔑称就是“蛮子”。

    我们到达汶川县城红军桥，红军桥原先是铁索桥，现在的是新建的景观桥。当年红四方面军由此过岷江。

    我们在马尔康的卓克基土司官寨参观毛泽东长征途中的居室蜀锦楼。红一、四方面军长征，多次经过卓克基。

    我们翻越梦笔山垭口，这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二座大雪山（中央红军长征翻越过的第一座大雪山通常指夹金山）。中央红军翻越了梦笔山一次，而此前四方面军已经翻越多座雪山了，翻越梦笔山则来回不止二次。梦笔山垭口标志海拔4114米。

    接着，是翻越虹桥山。由于虹桥山主峰距离公路较远，只感觉驱车在爬坡，没有看出明显的垭口。1935年6月初，李先念率四方面军接应部队翻越虹桥雪山往达维、懋功等候中央红军。

    我们到达两河乡（两河口）。这是当年长征途中毛泽东和张国焘会面的地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了会议，决定了一、四方面军长征继续北上的方针，当地建有两河口会议纪念馆。我们在这里偶遇安岳老乡开的小食店，吃了一顿印象深刻的“酸菜水饺”。

    小金县城（美兴镇）的红军会师广场非常有名。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纪念碑的两个塑像，身穿马甲背心的代表一方面军、身背斗笠的代表四方面军。不过，现在这座会师纪念碑已经换成了新的作品。

    小金红军会师广场旁是红军懋功同乐会遗址（天主堂）。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这里举行庆祝会师的活动。

    在小金遇到四川电视台康巴卫视的摄制组，接受采访，抓住机会宣传重走长征路。

    我们到达“红军长征一、四方面军达维会师纪念碑”和会师桥。

    一方面军部队和四方面军部队是在达维隔着沃日河相遇了。一方面军的军装是灰色的，还杂乱地套着五颜六色的“外套”，四方面军的军装是偏黑色的，而且军帽略大一点。当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的侦察兵发现四方面军派出的先头部队后，一时敌友难辨，尽管双方部队都有会合兄弟部队的思想准备，但事先没有准确的联系，然后，一方开枪做警告和试探，另一方鸣枪回应，但无人伤亡。为了分清对岸部队是敌是友，双方吹起了军号，这一下便弄清对方是谁了。两军指战员随即冲向木城沟中的达维桥，热烈拥抱，喜极而泣，在此地留下了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第一次会师的历史佳话。达维桥因此称为“会师桥”。

〔横跨沃日河的达维桥／会师桥〕

    我的姐姐哥哥在夹金山腰的夹金村秀了一把，那里有红军军装。

    在夹金山垭口处。标志性的白色石碑挺立在平台中，刻有“夹金山”三个大字，标明“海拔4114m”。

    我们父亲回忆起长征翻越夹金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背着行军锅爬山，狂风吹过，脚都站不稳，但他死活不扔掉行军锅，因为锅里塞满了几十斤干柴，是要给同志们烧辣椒生姜水救命的。当他筋疲力竭时，一位姓黄的助理员路过，让我们父亲拉着骡子尾巴，这才终于翻越了夹金山。“救了命啦！”父亲加强语气说。解放后，父亲多方打听，可惜没有找到这位救命的助理员。

    我们到了红军向北翻越夹金山的山间小路起点。

    我们到达宝兴县城（穆坪镇）。宝兴，最先发现熊猫的地方。长征期间，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数度攻克宝兴。在宝兴红军广场，建有“紅軍長征翻越夹金山紀念舘”。

    我们到达芦山县城（芦阳镇），建成的红军广场因遭受地震破坏，尚在修复中。

    我们从芦山县城特意向东去了双石镇。双石镇当年称作双河场，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所在地，有徐向前旧居。但是，最吸引我们的，还是那里有至今发现的红军唯一的题壁诗（涪陵籍红军彭家模所作）！题壁诗的保护人自豪地拿出她的《荣誉证》，上书“杨大玉同志：被评为芦山县保护红军文物先进个人。”我们不由得向她伸出大拇指！是的，看看她身有残疾、布衣旧衫、家徒四壁，却坚守于此！

    我们在雅安蒙顶山的红四方面军百丈关战役纪念馆前留影。百丈关战役是当年决定四方面军命运的大仗！四方面军南下，经此一役失利，才有了再次北上长征。

    我到了天全县仁义乡程家村（程家窝），这里有红四方面军总部、总政治部遗址。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百丈关战役前后，总部及第四军、第九军等大部共万余人进驻天全，总部设在此。受老红军王定国妈妈之托，我找到了她当年的房东（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驻地房东）后人，我与房东的后人合影。

    我们经过著名的二郎山隧道，去往泸定桥。

    在泸定桥上晃一晃。我们父亲随四方面军第四军南下时，经过了康定，虽说他没有走康定的泸定桥，但走长征路，我们是一定要去走走泸定桥的。

    对于四方面军长征而言，著名的桥是猛固桥、马鞍桥，两座铁索桥靠的很近，都在小金（懋功）县城东边，地处进入小金城的要冲路口，小金县人民政府在猛固桥头立有石碑，上镌刻红字“李先念率部迎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袖及红一、四方面军进城遗址”。桥头堡上还可以看到当年红军的留下的标语，有一条是“川军弟兄们不要替军阀刘湘邓锡侯送死当炮灰！”仔细察看，桥头堡上依稀可辨弹痕。

    在小金县城西边有三关桥。此桥位于小金、金川、丹巴三县往来必经的关口，故得名“三关桥”。猛固桥、三关桥，一东一西的两座桥，是扼住懋功（小金）与外界联系的咽喉要道，从懋功城西去往绥靖（金川）、丹巴必经三关桥。当年红四方面军西进康巴藏区及绥靖等地，与国民党守军激战，桥头堡上的弹痕至今依稀可辨。

    到红四方面军南下失利后舔血疗伤的川西北去，受公路限制，我们得绕行折多山，经过新都桥先到道孚县城，再去炉霍县城。折多山的主峰就是被称为“万年雪山”的党岭山，至今没有通公路，无法到达。我们在折多山垭口停留，眺望铺在山坡上的“康定情歌”。

    在道孚县城（献水镇），与给我们带路的警察小伙儿合影，他是一位援藏的年轻人。道孚是革命老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总部曾在道孚附近的觉洛寺驻扎。红军在此建立政权，成立波巴依得瓦道孚独立政府等政权机关。我拿在手中的书是县委办公室赠送的《尘封的往事——红军长征在道孚》一书。

    我们在炉霍县城（新都镇）霍尔广场上的炉霍博物馆参观，这是特意为我们开放的“专场”。炉霍博物馆内有红军展室，以图片、实物、文献、群塑像、唐卡等展示了当年的历史和红军足迹。红四方面军进驻炉霍近4万人，时间长达半年。

    在朱德总司令倡导下，红军在炉霍召开了全军运动会，这是红军唯一的一次全军运动会，可惜由于地震的破坏，运动会遗址未存。

    我们到达丹巴县城（章谷镇）。丹巴，位于大渡河流域，且是进入川康藏区腹地的交通要道，红军在长征中曾两次到丹巴，前后驻留时间近一年，建立了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在红军帮助下，还建立了丹巴藏民独立师。红军成立大金川军区时，授番号“大金川军区红军独立第二师”，即藏民独立师，藏民马骏任师长，红军派出李中权任师政委、金世柏任副师长，全师最盛时期发展到下辖3个团、近2000人。丹巴藏民独立师成为我军历史上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红军正规藏族革命武装，受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指挥。〔在甘孜藏区提起马俊（藏名麻孜•阿布）这个名字，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丹巴更是作为当地人们心中的英雄。在四方面军再次北上时，张国焘电令第九十一师处决了马骏，藏民独立师失去主心骨而解散。直至1988年12月，马骏冤案才得到平反昭雪。〕

    我到了丹巴藏民独立师遗址（位于聂呷乡卡恰寨子，也有说喀卡三村），是一座碉楼。

    我们住宿的公寓房东，其老父亲恰是熟知藏民独立师的老革命，他也是藏族，解放初参加革命，从壤塘武装部部长的位置上退休的，他还把他珍藏的《雪山雄鹰　藏民团》一书赠与我们。

    在丹巴还有红五军团（红五军）驻地，军政治部遗址是一座破损的碉楼（位于甲居佛爷岩）。

    我们在金川县城老街（红军街）寻访。红军在金川成立的格勒得沙共和国隶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红军街上保留的红军遗迹遗址众多，有些看不过来。

    离开金川县城，我们去脚木足乡，一定要看看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地方。尽管道路路况很差，我们还是坚持到了。脚木足乡白莎村又叫白赊寨，是“卓木碉会议所在地”，张国焘在此召开会议，成立“第二中央”，公然向党中央叫板，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及中央委员，撤销他们的工作，并下令通缉。免职查办杨尚昆、叶剑英”。村里的藏族老乡都熟知张国焘大名。

    甘孜县是红四方面军休整地，并且等候六军团、二军团前来会师。红二方面军在甘孜成立后，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离开甘孜。张国焘苦心经营的“第二中央”在此寿终正寝。甘孜流传的故事中，最有名的，就是朱德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的交往和情义。在甘孜县城的路口，立着朱德总司令与五世格达活佛的铜像，在甘孜县城的朱德总司令与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里，朱德总司令与五世格达活佛促膝交谈的塑像非常传神。

    我们父亲田长华写下的回忆，记叙为了迎接二、六军团的到来，四方面军展开了全面的物资准备工作：“住甘孜时，除本身的物资准备外，还要给红二方面军同志准备一套，上级要求，每人都要打羊毛衣服、袜子和草鞋。藏族人民供给我们羊毛，红军指战员就遇到了难题了，要我们把羊毛捻成线，打成衣服，这可难住了我们。不会，就请藏族人民做老师，首先要解决几句语言不通的客气话，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几句，即：卡沙沙（意思是谢谢你），卡吃卡吃（你好），耶莫耶莫（顶呱呱）。我们请来一位中年藏族妇女，做我们的老师，我们一举一动都把她当贵客，她右手拿羊毛，左手二指一捻、圆坠一转，就成了线。可我们捻圆坠，它怎么也不转，费了很大的劲，学会了一点，可我们捻的线一节粗一节细，但毕竟是捻成了。……我们不分昼夜忙着捻线，打毛衣，睡觉很少，一天不知要干多少个小时的活儿，终于完成了任务。我们把织得较好的送给了二方面军的同志们。”

    红四方面军派出三十军一部西进，去接应北上的红二军团。我们赶往二军团与四方面军三十军的会师地——绒坝岔。几经打听，我们终于找到了绒坝岔所在的来马镇，当年会师的地点就是镇政府办公地门外的那片“坝子”。站在坝子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二军团从白玉县的赠科翻山过来的方向。

    红四方面军派出四军一部南进，去接应北上的红六军团，挺进瞻化（新龙），途中经过波日桥（红军桥）。。这座建于元末明初的伸臂式木石结构桥，享有“康巴第一桥”的美誉，四军去接应北上而来的六军团、再和六军团一同回甘孜，上万人走过此桥。我站在桥边伫立良久……

    瞻化（新龙）的益西寺，海拔4180米。红军到瞻化时，益西寺僧人热情接待，腾出寺庙大殿为红军部队提供住宿，红四军十师师部在此驻扎了一个多月。僧侣们不仅主动筹集粮款支援红军，最令人感动的还是益西寺僧人主动收留红军伤员，特别是破例违反寺规，收留两位女红军在寺中并为其疗伤，待她们伤愈后派专人送往甘孜归队，留下佳话。

    理化（理塘）甲洼的向阳寺是接应六军团的会师地。我在寺里又看见了红军留下的行军锅，和以前见到的行军锅样式有所不同，喇嘛们把行军锅视为寺中珍宝。

    返回甘孜后，我们去往青海班玛，这是重走长征路的人极少到达的地方。当年，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率领二、四方面军各一部混编的左纵队（超过3万人），取道青海省果洛的班玛一带，向川北阿坝地区挺进。我父亲当时在第四军中，应该随队进入班玛又返回川北。他生前从未提及长征到青海，这一点都不奇怪，几乎所有到过青海的红军们，无人知晓哪里是青海，哪里是四川，当时在藏族向导的带领下，红军只知道一直在藏区行进，至于藏区是四川的、还是青海的，无人得知，大家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找到吃的！

    青海班玛最有名的长征地是红军沟（子木达沟），我在沟口的纪念碑前留影。两面军旗招展，一面是红四方面军军旗，一面是红二方面军军旗。

    为了去班前乡（原称绒玉、任玉）扎洛村北的吉德寺“红军哨所”遗址，我驾车驶过颤巍巍的老铁索桥，然后，还要加力驶上仅一车之宽的简易山道、盘旋到达仅可勉强掉头的寺院旁小平台。我们在这不足1公里的路上，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对面千万不要来车！（建议再来寻访的同志们，步行去往吉德寺。）

    随红军脚步从班玛返回阿坝，一路上的海拔高度普遍在4000米上下，尽管是六月，雪山连连是常态。

    我走过四支红军队伍的长征路，从班玛到阿坝的这一段行程，是所有长征路中雪山最密集的地段。在我看到的诸多长征史籍、文章中，少有描述。看看这一路上的垭口海拔标识吧，没有四千米以下的（即，都在雪线以上）。

    在阿坝县查理乡神座村——号称神仙居住的地方，在藏族老乡的特许下，我小心翼翼地登着独木梯（一根木头凿成阶梯式的梯子），爬上楼去看朱德总司令的长征路居，只不过是一间比床铺大不了多少的木屋。藏族老乡们自豪地告诉我们，当年整个村子几乎每户都住过红军。

    前进至红原县。长征时，还没有这个县名。1960年建县时，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为“红原”，以纪念红军当年走过这里的大草原。县城里的纪念碑上，是周总理题写的“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

    我们再过马尔康，然后转向北，在路右边有“亚口夏山红军烈士墓”黑色石碑。亚口夏山就是雅克夏山，也称为长坂山。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时，一个建制班的红军牺牲在此山。

    不过瞻仰这座海拔4800米红军烈士墓要走13km的山路才能到达，我们就没有上山。山口上的红军烈士墓有照片。（绝大多数史料都认为这里是我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但在党岭山的夏羌涅阿垭口（海拔4810米）有一座无名红军烈士墓，才应是我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

    继续前行，经过雅克夏雪山隧道（长2302米），海拔接近4300米，是2012年通车的。雅克夏雪山（长坂山）是当年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都翻越的雪山。翻越这座雪山后，红军进入黑水县（芦花）。山腰上的大标语“黑水欢迎您”。

    经过壤口乡，转向东，达古山（打古山、打鼓山）位于黑水县境内，海拔高度4752米，垭口海拔高度4484米，1935年7月上中旬，会师后的一、四方面军组成右路军曾翻越此山北进。达古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五座雪山，也是四方面军三次翻越过的雪山（四方面军南下和再次北上时，都再次往返过此山）。达古山垭口现在没有通等级公路。黑水县正在开发往达古冰川的道路、设施，已设立达古冰山景区。达古冰山景区就在公路边。这是我们小时候就听父亲说过的地方。

    我们父亲田长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回忆翻越仓德山（昌德山）、打鼓山（打古山）的文字：

    “此时，我的病好了，又抢着背起了炊事班的大铁锅，跟随部队又翻过了几座雪山，当我们翻过了第四座雪山、海拔4164米的昌德山后，到达了打鼓山下的打鼓村。就在部队做登山准备的时候，特务队的肖队长让我和炊事员张金荣留下，照顾保卫局各单位一些患病和体弱的同志，待后面的收容队来了，再跟上一起走，设法归队。

    “于是，我们就留在了打鼓村。这里是藏民区，由于藏民不了解红军，把粮食都埋了起来，人也跑了，甚至还在森林里和隘口处向我们放冷枪，敌人的骑兵也常常袭击我们。但我和张金荣决心要尽全力帮助伤病的同志渡过难关。我们商定：无论多么困难，也要千方百计完成照顾伤员的任务。

    “我和张金荣一天到晚不是去找粮食，就是去剜野菜，尽心尽力地照顾这十几个伤病员。我还想办法做了个鱼钩，学会了钓鱼，用钓到的小鱼给伤病员烧鱼汤喝。但是由于一无粮，二无药，几个重病号眼看着不行了，我们天天盼望着后续部队的到来。虽然我俩尽了心，几个伤势很重的同志还是陆续牺牲了。我们难过极了，流着眼泪掩埋掉战友的遗体。特别是我们炊事班小赖牺牲的那天，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跑到森林里放声痛哭了一场。他在雪山上救了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战友救命之恩。

    “十几天后，后续部队的收容队终于来了，他们接收下幸存的七八个伤病员。我们又跟随部队北上，并在到达毛尔盖时，终于追上了特务队，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我们在达古山红军桥前展示队旗。红军桥向东（照片中向右）的小路就是红军翻越雪山后，去往毛儿盖的山路。

    我一鼓作气，乘坐全世界海拔最高的缆车登上了达古雪冰川观景台展示队旗。我回首看着远方，云海一片，雪峰和云层几乎等高了。但当天有雾有云，遮蔽了一众雪山，虽然我看不见它们，但父亲田长华总是念念不忘当年翻越的这座大雪山就在那里！红军多次翻越这里的雪山，留下了永不泯灭的足迹。

    我们到达黑水县城里的芦花会议会址，会址旁边就是“长征驿站”。

    从黑水县城沿向东，沿途的几个地方如木苏、维谷、色尔古藏寨、瓦钵梁子都是当年徐向前率领的四方面军一部从茂县过来时经过之地，当地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和“游击队”武装组织，色尔古藏寨和瓦钵梁子还有徐向前指挥所。在这一带，徐向前和彭德怀隔河相见，互致问候。

    在沙窝村俄邓（俄灯）组小山村，我们和沙窝会议旧址的房东后人小东巴（当年房主扎西的孙子）合影留念。大地震后，沙窝会议旧址已是危房，但小东巴坚持不拆！

    我们在八寨乡索花村毛尔盖会议会址（索花喇嘛庙、毛儿盖寺）。据说当年寺里的喇嘛达到5百人。红军攻占时，据守喇嘛庙被国民党守军败退时放火，幸被红军扑灭，但仍然有焚毁，如今寺庙主殿已修葺一新。

    我们到达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城（进安镇），即松州古城。当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联手未能攻克该城，被迫转而进入茫茫草地，损失惨重。

    我们在松潘县的川主寺参访。川主寺不是一座寺庙，而是一个小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纪念红军长征这一人类史上的奇迹而决定在此修建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综合反映红一、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及红二十五军这四支长征队伍的征战历程。

    耸立于元宝山顶的主碑（红军长征团结胜利纪念碑）高41.30米，由红军战士铜像、亚金铜三棱柱碑体、汉白玉基座组成。三角柱碑体的每方，镶嵌一颗巨大的闪闪红星，象征着三大主力红军紧密团结、坚不可摧。主碑背靠雪山，面向草地，碑体高24米，用的是国内首创的光泽鲜明、抗腐性强的仿金材料，即亚金铜贴面，在阳光或灯光照射下，金光熠熠，璀璨夺目，被称之为“中华第一金碑”。我们在这海拔超过3200米的地方，亦步亦趋登上四五百级台阶，大汗淋淋，在这座长征主碑下展示队旗。心里就是一个念头，爬的值！

    从川主寺镇出发，向北。进入当年的松潘大草地。中共红原县委在草地边上立了一个醒目的广告牌。（但近两年重走长征路的人们告诉我，这个广告牌已被拆除了。）

    我们在红原县瓦切的日干乔大沼泽边合影。日干乔大沼泽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湿地——若尔盖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均海拔3300米以上，沼泽下是亿万年积存的泥炭沼泽土。瓦切乡和麦洼乡这一片都属于日干乔大沼泽。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四方面军、二方面军都从日干乔大沼泽所在的这片大草地穿过，以前是“水草地”，现在随着气候变暖、人为干预，已经成为牧民们放牧的天堂、旅游的胜地了。

    快到若尔盖县城时，路边（右侧）有一石碑，石碑上刻有大字“共和国九大元帅走过的草原”，还用汉、藏两种文字把九大元帅的名字也刻在石碑上，即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除了长征时期尚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陈毅。若把这片草原范围扩大到红原大草原，此说成立。

    若尔盖县班佑村，享有“红军长征过草地第一村”的美誉。1935年8月，一、四方面军右路军北上过草地，以及1936年7月底，在甘孜会师的二、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北上过草地，起点不尽相同，但终点都是一个，即班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