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州在长征历史中最重要的，当属红军在礼州发布的布告中出现了“万里长征”字样。这篇六字骈文的布告出自陆定一之手。之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万里长征”一词开始正式用于红军的文件和宣传标语中。

    当然，这个光荣地也是要争的。下一站看冕宁红军长征纪念馆中的陈列吧，也是看重“万里长征”一词开始出现的地方。

    下一站，我们就去冕宁。

    “长征”一词的出现和延展：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前后，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所发的指示和命令中，并没有把这次行动称为“长征”，而是称为“突围”、“转移”、“反攻”、“西征”、“西进”等词。如，中共中央、总政治部等在所发的命令、训令中，把红军的行动称为“突围”；10月16日，总政治部把红军的行动称为“反攻”；12月1日，中共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把红军的行动称为“西进”。此后，“西进”成为红军行动的代名词。

    虽然“长征”这个词最早见诸于1934年10月11日中革军委的第5号命令，但命令中括号内文字是“长征×××从江西出发”。这是目前所知最早出现的红军“长征”概念，但是，那时显然还不可能预料到这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

    1934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把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西征称为“长征”，但这并不是指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后，仍然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突围行动”或“西征”。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在1935年2月8日通过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中使用的是“突围行动”、“突围战役”。以后又把红军的行动称为“机动”或“突围”。

    1935年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了“长征”。

    1935年5月，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盛赞“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从而第一次提出“万里长征”的概念。这篇六字骈文的布告出自陆定一之手。

    随着中央红军长征里程的不断增加，“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大。

    1935年6月10日，《前进报》第1期刊载博古的署名文章《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把红军的行动称为“长途远征”。

    1935年6月12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指出，“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这份报告结尾署名“向前代草”，也就是说徐向前是四方面军最早提出“万里长征”的领导人。

    1935年7月10日，《红星报》在第25期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中使用了“万里长征”一词。

    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指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

    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指出，红军进行了“二万余里的长征”。

    1935年9月18日，党中央率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到达哈达铺，在当地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用了“两万多里长征”的提法。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由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而成）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当天，毛泽东在对肖锋的讲话中指出：“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其间，毛泽东朗诵了著名的《七律•长征》诗。从此，“长征”就成为红军战略大转移的专用名词了。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所说“二万五千里”，指的是最多的走了这个里程。他在随后的讲话中称红军长征“二万里”。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这是目前找到的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念的最早文献记录。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组织几十位参加长征的同志们集体回忆，毛泽东亲自参与，编写一份红军长征的回忆录，1936年8月完成，定名为《红军长征记》，其中记录的从福建到陕北的距离为18088里，由于行军、打仗的路程是曲曲折折、进进退退的，因此，实际行程为二万五千余里。这是中央红军（主要指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距离。

    红九军团在礼州与主力红军会合：

    中央红军到达礼州，休整3天后向泸沽进发，留下红三军团担任后卫，并接应红九军团。

    单独行动的九军团，于云南会泽的桔村渡口过江后，在华弹、葫芦口一带与追敌激战4天3夜，重创追敌，然后兵分两路：一路从华弹经芭蕉湾、坛罐窑、山王庙(竹寿乡)、乐跃至德昌；一路从葫芦口经景星、披砂至松新后一部分翻山到德昌。5月20日，九军团按朱德总司令的电令，由普格出发，经一天一夜的急行军，翻大箐梁子，经大石板沿邛诲小路到沙坝口，再分兵两路：一路过海门桥，经尤家屯、下鱼市街，过南门河，从西街背面过宁远桥到西昌小庙；另一路沿瑶山由丁家坝过海河，经石堡子到西昌小庙，接替三军团防务。

    5月21日，九军团在礼州与主力会合，结束单独行动，担任全军后卫。

    我们自驾已经重走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敬请关注微信公共号《重走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