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皎平渡口，我们沿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从云南进入四川，到达会理县城和会理会议遗址。

    行驶路线：我们从皎平渡口出发，进入一路向北，沿[S213]省道，经过通安镇到达会理县城（镇）。参考路线如下（地名之间的数字km是两地之间行驶的大约公里数，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

    皎平渡口（进入四川走[S213]省道）26km→通安镇镇政府38km→岔路口左行往会理方向7km→南阁乡上[G108]国道15km→会理县城（城关镇）红军长征过会理纪念馆（继续向北往西昌方向）5km→右转（路标指示去会理会议遗址6.5km）7km→会理会议遗址

    中央红军在四川境内迅速北进：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经会理、德昌、泸沽抵达大渡河畔安顺场。这条路线与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渡过金沙江后走的路线非常相似，而安顺场一带正是石达开全军覆没之地。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约有500千米，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条是经登相营、越嵩到大树堡渡河，对岸是福林，这是走雅安、成都的大道；另一条路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是一条险峻崎岖的小路，而且还必须经过彝族聚居区。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走第一条路无疑，于是，他就把兵力重点部署在富林方向，急电四川刘湘派兵堵截；命令川军20军及21军一部归杨森指挥，火速赶往大渡河北岸防堵；命令刘文辉将24军在大渡河以南的部队交由刘元璋率领，归薛岳指挥，掩护薛岳主力部队北上堵截红军；命令24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严密封锁。蒋介石此次布防，投入中央军十几万人，川军五六万人。布置完毕，他2次飞临川康前线视察。蒋介石欲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被消灭于大渡河边，致电各军称:“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当时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直辖6个师又3个旅，计82个团，总兵力12万人左右。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便进入四川地区（包括西康）。早在长征一开始，蒋介石深恐中央红军到四川建第二革命根据地，乃召刘湘赴南京商讨“追剿”事宜。而刘湘却颇多顾虑，对其驻南京代表邓汉祥说：“红军西来的目的，……假如他们的目的在于四川，当然我们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卫桑梓的关系，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一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们的。如果红军只是假道，那就更不成问题。但蒋介石如果借这个机会派军队入川，则我们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就更不必说。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介石派兵入川。”

    当蒋介石提出要调10个师的中央军入川协助作战时，刘湘以川人与客军之间容易产生矛盾为由予以拒绝。最后蒋介石就派了军事委员会行营参谋团2000余人于1935年1月进驻重庆，声称其任务是督导“剿匪”，实际上不仅干预川省军政事务，而且还插手过问云南、贵州的军政事务。这使得刘湘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

    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蒋介石迭令川军各部向中央红军占据地区迅速推进，但川军各部均徘徊不前，拖延观望。刘湘打起小算盘，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和杨森的二十军也基本上采取了尽量避免与中央红军作战的方针。当中央红军尚在云南时，参谋团即严令刘文辉部在大渡河上筑碉坚守，但刘文辉当时新败于刘湘，元气大伤，追剿中央红军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奉行“只守不攻，尚稳不追，为保实力，避开野战”方针，并未严厉督促部下修筑工事，直到中央红军抵达泸定桥的前晚，守桥部队才赶到桥边，开始“撤除桥板，构筑工事”。

    中央红军跨越大渡河后，杨森表面上奉令派4个混成旅在恭经、天全、芦山布防，暗地里却派其侄杨汉忠与朱德联系，建议两军互不侵犯，朱德回函表示赞同。因而中央红军经过杨森防区时，杨部士兵只朝天放枪以掩人耳目，中央红军也遵约尽量避免同杨部接触，遂得顺利通过恭经县，使敌人在天全、泸定、宝兴来不及筑堡防守，从而较迅速地通过了这些地区。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杨森部跟追到懋功以南便停了下来。刘、杨两部的阳奉阴违和畏缩避战，便利了中央红军北上。

    我们从皎平渡进入四川，仍然是盘山道，路面状况不怎么样，看来，皎平渡算不上云南四川间的运输大动脉。

    一面盘山爬坡，一面回望金沙江，终于，我们禁不住诱惑，停下车来，欣赏金沙江风光。

    俯瞰金沙江和皎平村、皎平渡大桥。

    金沙江峡谷弯折，以金沙江为界，近处是四川境内的盘山道，远处山上是云南境内的盘山道。

    然后，我们在四川境内前行到达通安镇。

    通安镇的四方街是当年红军驻地。红军经过后通安镇满街满院都是红军标语，其中著名的红军标语墙和一首墙头诗最有名。十多年前镇上还有上百幅红军标语，可是近年来它们大多被毁，有的被一个字、两个字地抠下来“保护”。我们没有寻到红军标语，却在镇边的山坡上寻到了一座简单的“红军长征巧渡金沙江纪念碑”和一座装饰精致的红军墓。

    我们一路走来，看到许多的红军墓，除了后来修建的钱壮飞单人墓很气派，其他的单人红军墓都很简单，没想到这里有这样精致的单人红军墓，大家看得仔细。

    墓中的红军烈士孔开先是干部团三营八连指导员（干部团战士都是干部，连指导员因而相当于团职），福建永定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在渡过金沙江后的狮子山战斗中腿部负伤，在坝心村村民家中养伤、因伤重不治而牺牲。

    红军墓前的红军长征巧渡金沙江纪念碑形式比较简单，其碑文分为三个部分：巧渡金沙江的摆渡船工名单（37名）；1935年5月5日在四方街展开群众大会成立的通安贫农团领导人名单（主席、副主席、委员共5人）；烈士名录（红军烈士3人，武工队烈士2人）。

    中央红军先遣干部团渡过金沙江后的战斗：

    狮子山战斗——

    1935年5月3日，经过战斗动员后，干部团三营的两个连（留了一个连警戒皎平渡口），在团参谋长毕士梯和肖劲光的带领下向通安进发。

    皎平渡至通安有40余里。战士们攀登的赭红色山不是“火焰山”，胜似“火焰山”，酷热难耐、汗流浃背，脚下的路依山而凿，既蜿蜒又曲折，一边是绝壁高万仞，另一边是悬崖深万丈，许多地方，只能容一人通过。经过近3个小时的攀登，三营战士来到了高三百多米、怪石嶙峋的“狮子山”。敌军刘北海营就驻守在这个高地上阻击红军。红军发起反击，以迫击炮、重机枪压制敌人火力，红军战士则以巨石、沟壁为掩体，艰难地向敌人阵地靠近。经过一个多钟头的拼搏，红军在紧靠敌人阵地的下侧，聚集了一个排的兵力，突然发起冲击。敌人动摇了溃退了。红军战士穷追不舍，在通安街上缴获了一些枪械和两门迫击炮。因怕孤军深入，三营主动撤出通安，在狮子山设防，等待主力部队到来。

    一把伞梁子战斗——

    5月3日晨，刘伯承率领干部团前卫连夺取金沙江皎平渡口后，干部团急往通安镇。据刘伯承《回顾长征》一文所载，“干部团过江后，团主力则由北岸的深谷，急行至三十里外的高原，击溃川军援敌。”表明打垮防守渡口的守军后，次日与会理来援川军发生遭遇战，地点在通安北30千米的望城坡（也说“一把伞”附近）。干部团主力击溃增援的刘元瑭旅一部，占领望城坡高地后，为掩护后续部队过江，没有乘胜追击。

    刘北海吃了败仗，一面火速向刘元塘报告江防失守、狮子山头败北；一面带领一百多名残兵向会理城溃退。刘元塘（刘文辉的族侄）亲率二十九团一、三营，旅部手枪连、工兵营，迫击炮连等近两个团的兵力，向通安飞奔而来，妄图把红军堵回云南。刘元塘行至雷打树梁子与刘北海残兵相遇，即合兵一处向红军反扑。

    正当三营狮子山鏖战敌刘北海营的时候，陈赓团长过江了，乘坐担架率干部团主力驰援狮子山，与三营合兵一处向通安进发。黄昏时分，刘元塘率兵也赶到了通安，通过坝心村抢占了一把伞梁子制高点。

    陈赓团长指挥若定，根据地形，果断命令：二营从正面佯攻；一、三营从右翼迂回包围，攻击敌之左侧。一、三营战士迅速占领了小高地（寒婆岭周围）。在特科营重机炮连的迫击炮、重机枪的支援下，一、三营战士不断对敌人发起攻击，攻上一把伞梁子后，敌我双方短兵相接。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敌手枪连连长熊联勋，在肉搏中当场毙命，敌排长庞云等被红军生擒。红军战士数度冲到了敌旅长刘元塘身边，刘元塘见大势已去，方挥手退兵。其特务营第二连连长陈跃然因为跑慢了一步，还是死在了红军的枪下。

    陈赓团长传令：“乘胜追击，没有命令，不准停止。”干部团战士“横扫千军如卷席”，沿着通安到会理的大道追敌15里，直至今五家村，接到骑兵送来“停止追击，就地警戒”的命令后，方才收兵。

    这一仗，干部团仅伤亡12人，击溃敌两个团，歼敌100余人，俘敌600余人。打扫战场时，敌尸体中校尉级军官不少。刘元塘沿途收得残兵400余名，气得大哭，连夜退守会理城。

    数十年后，还有通安老者津津乐道当年这些“戴铁帽子（钢盔）的红军”，说那些红军战士看起来都是十几岁，还是“奶声奶气”的娃娃，打起仗来却“硬是一个都打不倒”，身上挎的不晓得是哪样枪，一拿下来就“哒哒哒……”连起响。

    由于干部团一天接连打了两个胜仗，军威大震，受到了中革军委的通令嘉奖。

    我们继续前行，我们到达会理县城。街头竖立着红军群雕像。雕像前的石刻是两种文字，一种是汉字，另一种大家都不认识，我猜测，是彝文。

    会理在长征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当年，红军虽然没有攻克会理城，但在会理地区休整了5天，其间，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理城攻坚战／围攻会理城：

    这是在历史文献中较少提及的一次长征中的战斗——红三军团奉命发起攻夺会理城的战斗。因红军伤亡过大且攻城失利，所以当时党内军内非议颇多。

    1935年5月3日，败退会理城的川军刘元瑭部约有400余残兵败将，另两个团还远在宁南和会理姜驿、黎溪一带，城内一时人心惶惶，纷纷准备弃城逃跑。但是，红军只有皎平渡口可以渡江，而赶到龙街渡口的红一军团、赶到洪门渡的红三军团都无法渡江，必须集中到皎平渡口，渡江问题是当务之急，没有考虑攻占会理城的问题。否则，仅凭最先过江的干部团就可以轻易占领会理城。这使得惨败于红军干部团追击的刘元瑭意外获得喘息之机，在红军渡江的4天时间里，他收拢了城外的二十八团和三十团，放火烧掉了城外的几百间民房、扫清射界，布置城防。为向全旅士兵表达与城垣共存亡的决心，他还派人接回了已离城40里的两位太太。5月8日，由西昌来援的刘元琮旅聂秋涵团又进入会理城。此时，会理城已有守军4个团外加地方保安队。

    5月8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攻占会理城（目的显然是取得补给和休整地）。三军团先头部队进抵会理城郊，占领城外东山寺、西来寺等制高点。会理县城的城墙为明代所建，非常坚固。对于没有重武器的红军而言，缺乏攻城利器。第二天，红三军团围攻会理不克，十团参谋长邱阜成牺牲。在一把伞梁子差点被俘的刘元塘困兽犹斗，知道“双枪兵”跑不赢红军，只能拼死固守，他本人脱光了膀子提着指挥刀四处督战，有懈怠者他不由分说上去就是一刀。由于城外已被清理干净，红军行动完全暴露，只要红军一爬城墙，守军不仅猛烈开火，还把石灰一桶一桶地往城墙下倒，城下一片白雾腾腾的，攻城的红军战士大都烧伤了眼无法登攀。

    彭德怀、杨尚昆眼见攻城伤亡很大，向军委建议放弃攻城计划，以一部监视敌人。但军委指示，继续攻打会理，如强攻不成，应即加紧进行坑道作业，准备l2日炸城。10日，三军团继续围攻会理，终因城墙坚固，防守严密，未得手。以后三日，工兵连续坑道作业。14日天黑时，工兵首先在西北角进行爆破，炸出少许缺口，部队趁势向城内冲锋，刘元瑭亲率手枪队赶到缺口拼命杀退了上城的红军，很快堵住缺口。接着，工兵在东北角爆破，因被敌发觉，往坑道注水，炸城未得手。就在红军强攻会理城时，蒋介石亲自飞到会理上空巡视，投下手令，晋升刘元瑭为陆军中将，投下钞票一万元，犒赏全军。守城官兵受到鼓舞，拚死抵抗。七天七夜的攻坚战，三军团承受了重大伤亡，仍没有撼动会理城防。此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意识到，红军仅凭简陋武器，不适宜进行城镇攻坚战，遂下令停止攻城，撤围会理。

    关于会理攻坚战，当时党内军内非议甚多。黄克诚（时任红三军团十团政委）的看法最有代表性，他认为“我军可以绕过会理直接北上，不必要攻打会理城，决定强攻会理是一个失策。”客观分析，尽管这次战斗失利了，但红军强攻的行动，迫使德昌守军许剑霜旅退撤西昌，西昌守军也不敢出城设防，为红军从会理北上大渡河让开了一条通畅大道，能够快速挺进、突破了大渡河防线；同时，保证了会理会议在铁厂得以顺利进行，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但此后的行程中，红军再也没有去夺取坚固设防的城镇了。

    当年红军曾反复爆破未能得手的会理城外墙已在“文革”中被拆除了，而今剩下的内墙保存较完整，城门、城楼、城墙依然是红军时期的面貌。

    我们先到红军长征过会理纪念馆参观。纪念馆建筑面积2050平方米，一楼展厅800平方米，举办“中央红军过会理纪念展”，以图片、实物配以文字，并采用了场景复原这种新的陈列方式再现皎平渡口、会理会议等历史场景。

    红军长征过会理纪念馆里展示的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我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内容介绍吧。

    非常详尽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人员和武器装备、物资一览表。其中，主要的武器包括：“步马枪”（步枪、马枪）不到3万支，“手花机关”（冲锋枪）271支，轻重机枪加起来6百余挺，迫击炮38门。

    表中没有列出山炮的情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是带着十多门山炮的，由于山炮比较笨重，边走边打边损失，在四渡赤水前的青杠坡战斗失利后，保存下来的山炮被忍痛丢弃于赤水河中。所以，在会理攻坚战中没有攻坚利器——山炮的身影，也是此后红军再也没有去夺取坚固设防城镇的重要原因。

    中革军委的印章和中央红军几个军团的印章。

    为红军渡过金沙江摆渡的部分船工的照片。

    关于会理城攻坚战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