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提出了新建纪念碑的规划，新的纪念碑总高度将达到35.2米。

    经过艰难的行驶才到达这里，我们一定要合影留念的。

    我们联系上了鸡鸣三省村村委会陈朝举主任，他赶到村委会迎接我们。

    陈主任因地制宜为我们的队旗盖章。

    得知我们还没有吃饭，陈主任立即让他爱人赶着做饭。陈主任当过兵，和我们显得亲近、热情。饥肠辘辘的我们也就不客气了（附近是绝对没有餐馆的），头顶火红的辣子，坐在炉火旁边，吃到了真正的农家饭。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付款是必须的。

    我们感谢陈主任的爱人这么快就做好了饭。吃着饭，陈主任两口子和我们攀谈起来。陈主任告诉我们，当年召开“鸡鸣三省会议”（尽管有争议）的小院已经不在了，他担任村委会主任后，一直努力扩大“鸡鸣三省会议”的影响，让红军长征经过鸡鸣三省村的史实为更多人所知。

    关于“鸡鸣三省”会议在鸡鸣三省村召开的说法：1935年2月5日凌晨，红军中央纵队从四川石厢子出发去云南威信水田寨，因敌人盘踞碉楼阻击，红军绕行崎岖小道去花房子。5日晚抵达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鸡鸣三省村），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的建议下，在靠近三岔河边的岩脚寨船闸房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这次会议就是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

    陈主任说，党史专家分析，从周恩来的讲话（指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可看出“鸡鸣三省会议”会址必须具备三个最基本的要素：一是“鸡鸣三省”不是一个区域概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名；二是“鸡鸣三省”必须是一个村子；三是“鸡鸣三省”的地理位置必须是在三省交界的地方。他说，我们鸡鸣三省村恰恰符合了此三个要素的要求，因此“鸡鸣三省”会议会址应在我们村。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一书也这样记载：“2月5日，在贵州省的‘鸡鸣三省’村，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

    我们在陈主任家门前合影留念。

    陈主任家旁边就是“林口镇鸡鸣三省小学”，学校的房子比大多数村民的房子都要好，这是好事。

    孩子们认真学习，非常可爱。

    告别了鸡鸣三省村，我们将去往中央红军最后到达的“鸡鸣三省”地——云南镇雄县坡头镇花房子。

    “鸡鸣三省”会议召开地之争——贵州毕节市林口镇鸡鸣三省村、云南镇雄县坡头镇花房子、四川叙永县石坝彝族乡石厢子

    毛泽东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也有说，这是1962年5月毛泽东为郭沫若改文谈扎西会议时所说。）

    还有，陈云1935年2月在《（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中记载：“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因此，召开这次会议的地域范围锁定在由四川古蔺到云南威信的行军途中。

    毛泽东提到的“鸡鸣三省”之地，是一个广义的地理概念，是在云南镇雄县坡头镇、还是贵州毕节市林口镇、四川叙永水潦彝族乡相对之地。

    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琐忆》中谈到：“关于党中央组织领导问题，遵义会议决定由常委分工解决。到2月5日在‘鸡鸣三省’这个庄子里，常委分工才决定由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称为总书记）。”

    对这次会议争议的三个召开地和召开时间为：1935年2月4日在四川叙永县的石坝乡石厢子召开；2月4日至5日在贵州毕节县林口镇鸡鸣三省村（解放后曾改称迎丰村）召开；2月5日晚上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附近的花房子召开。从中央红军行军的到达顺序，应为石厢子→鸡鸣三省村→花房子。

    1. 支持云南花房子的：周恩来对这次会议召开的地点先后有过3次回忆。1943年12月2日，周恩来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遵义会议后到云南，中央书记由博古换给洛甫。”（原记录存中央档案馆）。但后两次回忆周恩来的回忆并没有确认会议地点。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的讲话稿中谈到：“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这与毛泽东所说基本一致，1972年7月5日，周恩来又说道：“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了，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

    1985年10月中共昭通地委党史办等单位发表的联合调查报告称：当年红军通讯党校校长兼政委曾三回忆，“记得我们刚进入云南不久住了一晚上，中央在那里开会，说是那个地方叫‘鸡鸣三省’，说鸡在一个什么地方的山上叫，三个省都能听到。”还有当年军委一局作战科参谋吕黎平同志回忆：“‘鸡鸣三省’那个庄子，在我的记忆中它的地点不是在贵州、四川地界，而是已进入云南的管辖范围，也即是说扎西水田寨。”

    2. 支持贵州鸡鸣三省村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一书载：“二月五日，在贵州省的‘鸡鸣三省’村，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

    毕节县妇联主席康颖智（曾经是林口区中心校教师、林口区副区长）回忆：1978年她作为毕节县的全国妇联代表参加全国妇联大会，邓颖超和康克清同志亲切接见了参会代表。邓颖超问康颖智是贵州哪个县的人，康颖智说她是贵州省毕节县林口区的人。当时，邓颖超就对她说：“1935年2月红军长征时，我们经过林口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庄，就在这个村庄的三条河交汇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我和其他红军还在林口黑神庙住过，那时，黑神庙外面有一棵大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在？”旁边的康克清也问道：“那棵树很大，还在吗？”印证会议地点在林口镇鸡鸣三省村。

    3. 支持四川石厢子的：时任中革军委第三局政治委员的伍云甫《长征日记选》2月5日载：“由石厢子出发，经水田寨，团匪踞炮楼二座扰乱，绕山道至花屋子宿营，路甚难行(3里路约行3小时)，23时半才到，与二科合住房子。”党中央、军委总部分住花房子、芭蕉湾、高坎、楼上等处。按此说，到达花屋子太晚，不太可能来得及在2月5日举行会议，在四川石厢子开会才有时间。

    我们自驾已经重走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敬请关注微信公共号《重走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