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交织着惨烈、屈辱、反抗、愤怒与自豪……一个伟大而又不堪回首的日子。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105年间，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而我们惟一赢得的，就是70年前的那场胜利。那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在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这场胜利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唤醒了沉睡了几个世纪的中国。

    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斗争是一部波澜壮阔、气吞山河的史诗。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面对凶残的侵略者和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不甘屈辱的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坚持长达八年艰苦卓绝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最终获得胜利。

    遗憾的是，我们告别了那场十分惨烈的战争后，却还持续着愚昧的战斗。在无数场有声无声的斗争中，战后的七十年，成了在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诸多方面，战胜国的中国反而远远落后于战败国日本的七十年；成了中国赢得了战争却依旧感到悲痛的七十年；成了战胜国却依旧值得不断反思的七十年，更是要从抗战精神中不断汲取力量、坚定地走向未来的七十年。　

    我们应牢记历史、不忘过去、开创未来。大力宣传抗战事迹，努力弘扬抗战精神，深切缅怀抗战先烈，这对于实现“中国梦”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深刻牢记全中华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实现奋斗目标的力量源泉。让我们海峡两岸和海外的共十三亿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共筑美丽《中国梦》，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我出生于1931年的圣诞节。抗战八年，正是我记忆力最旺盛的少年时代，七十年前的许多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一、火烧长沙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为实行焦土抗战而纵火烧毁长沙，大火后，日军并未立即进攻长沙，因而长沙大火激起极大民愤，国民党政府遭到全国各界群众强烈谴责。外界都把矛头直指蒋介石。实际情况是：“焦土政策”虽由蒋提出，但提前放火的命令却是由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下达的。

    1938年10月，日军攻下武汉后，继续南下。10月11日攻陷岳阳，10月12日蒋电令湖南省在日军进攻长沙时，焚烧市区，实行焦土抗战。但张治中却在当夜就迫不及待的下令纵火烧城，致使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毁于一旦，并使万余民众丧生。

    长沙大火悲剧的发生，张治中负有主要责任，身为湖南省主席，他对蒋的命令不仅未提出任何异议，就已失职，擅自下达提前放火的命令，更是犯罪。但当时张是蒋的爱将，受到蒋的偏袒和保护。为了平息民愤和推卸责任，只好将下面的执行官员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长沙警备局局长文重孚3人处死。于是，这段历史就这样敷衍过去了。

    后来真相泄露，长沙城里流传着一幅对联：治术如斯，新官上任三把火；中心何忍，三个头颅万古冤。横批：张煌失措。三把火是指张治中当上省主席后办的三件大事：1. 湘西剿匪，改编土匪十多万为国民党地方部队，参加抗日；2. 禁烟，烧毁烟枪万馀支，鸦片无数，长沙从此不再有烟患；3. 火烧长沙。前面两把火，为国为民，最后一把火，成了华夏罪人。

    张治中也许内疚，事后对3个替罪羊均以厚葬，比如对待黄埔军校毕业、时年32岁的徐昆死后，张治中派了一个加强排，将其尸体护送回新宁老家安葬。徐的儿子黎道麟后居香港，女儿徐慧定居美国。

    长沙大火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没有上学的乡下孩子，也未曾去过长沙，但记忆深刻.因为连续好多天，满天都是灰蒙蒙的一片，全是烟灰。当时我们家住在离长沙足有100华里远的湘潭乡下，可见这场空前大火的惨烈。另外，这场大火也间接的夺走我的一位亲人。几个月后，长沙大火残存下来的危房倒塌引起了火灾，我在长沙海关做事的大舅不幸被活活烧死。当他的灵柩运回来，全家人特别是外婆、外公悲痛欲绝的场面，一辈子我也是记忆犹新。

    长沙大火后，过了5年多，我的家乡沦陷了，在日本鬼子来到之前，为实行焦土抗战，经过我的家门口的湘黔铁路和潭宝公路也都全被挖毁。

    二、杜聿明将军的200师

我的老家湘潭县姜畲镇历史上最繁荣的年代，莫过于杜聿明将军的200师驻扎在那里的时期了，退休后的这十几年，我每年回乡，和一些老年人聊起当年所见所闻的感受时，一个个无不眉飞色舞，津津乐道。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杜聿明率领陆军装甲兵团两个连，在上海汇山码头协同步兵阻击企图登岸的日军，经过激战，日军企图未能得逞。是年冬，国民党军从上海撤退，日军进攻南京，杜所属战车部队留守南京，归卫戍长官唐生智指挥，在南京保卫战中，战车几乎全部被毁。

    1938年，杜聿明装甲兵团撤至我的老家湖南湘潭整训。当时国民政府向欧美各国购买大批武器，有苏联9吨半战车80辆，德国柴油卡车100多辆，美国福特卡车400多辆，美造二轮、三轮摩托车等，交给装甲兵团，扩编为第200师，这便是国民党军第一个装甲师。杜聿明任师长，邱清泉为副师长，廖耀湘任参谋长。200师编制庞大，司令部设有参谋、副官、军需等8个处，所属战列部队有两个战车团，2个摩托化步兵团，1个战车防御炮团，另有特务营、通信营、搜索营、工兵营、修理工厂、军医院等，全师兵力达2万人。

    杜聿明在短期内接受大量机械化武器装备，仓促建成200师。他感到摆在自己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训练全师官兵，来熟练掌握这些装备。争取短期内训练成一支能够驰骋疆场和日军打硬仗的劲旅。

    在练兵过程中，杜聿明把重点放在装甲兵上，其次才是步、炮、工等兵种。装甲兵部队的训练，又首先从驾驶技术和射击技术开始。他每天都到七里铺营地指导，他感到自己战车作战知识极其肤浅，必须实地学习研究，为此他穿上工作服，刻苦学习驾驶和修理，常常钻到车底下修理底盘。他还把新发现的问题，随时提出和大家一起讨论，如战车和步兵联合战斗如何协同，单车与群车之间的配合，战车射击和伪装，战车与炮兵协同等问题，杜聿明都如饥似渴地深入探索，逐渐系统地掌握了机械化部队的作战指挥要领。他的治学、练兵，和部队甘苦与共，以及敢于负责的精神，使得全师官兵大为感动。士气焕发于是掀起了一阵练兵高潮，士兵们也很快地掌握了各种武器装备。

    200师一部分装备是苏联提供的，在华的苏联军事顾问很关心200师的训练情况，曾专程从重庆到湘潭视察。他们对该师勤奋训练，能很快就熟练掌握了装备深为赞赏，认为这在中国军队中是罕见的。重庆统帅部参谋次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也从重庆亲临该师校阅。校阅中，杜向白建议：“我师装备分由苏、美等国引进，战车和装甲汽车都是轻型的，没有炮车。这些装备因国度不同，性能各异，使用上参差不齐，不能有效进行战斗，弹药油料的补充也很不方便。一些陈旧设备不宜留在部队作制式装备，最好交学校作训练之用。希望军委再向苏联洽购一批水陆两用战车、牵引重炮、装甲车炮、汽车等，使200师大体上成为划一的苏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既便于指挥战斗，又便于补充，可以大大增强战斗力。另外是对机械化部队官兵的待遇，要比步兵适当提高，因为他们消耗的体力特大，伙食营养不好，影响身心健康，不能执行繁重的战斗任务。”白崇禧答应把杜的建议转达中央，并促其实现。果然，白回渝不久，各种苏式战车、装甲车辆、不同口径的大炮，便源源不断的运送到湘潭，对200师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对于官兵的待遇也大有提高。

    杜聿明在200师还增设了一批政治干部，向官兵灌输爱国主义思想。文体方面，以连队为单位，成立小型俱乐部，创办黑板报，教唱军歌，设置阅览室，购置体育用品，组织球类和田径比赛，邀请地方专业剧团到各驻地演出。这种种措施，深受全军官兵拥护。

    杜聿明对官兵家属也很关怀，由于当时战火燃遍半个中国，许多官兵的亲人也背井离乡，流落到湘潭，杜对此寄予同情，令政工人员广为关照，有条件的安置了工作，从而解除了官兵家室之忧。

    杜聿明对于维护军风纪，搞好军民关系也非常注重，除了严束官兵不得侵犯群众利益和扰乱社会秩序外，还帮助当地修路造桥，医治疾病，为湘潭人民做了很多好事。

    200师在湘潭集训时，我刚6岁多，还很不懂事，但亲身经历的几件事，却一辈子都深深印在脑子里了。记得当时有一位姓王的上士班长，特别喜欢我，常带我玩，骑自行车带着我去姜畲镇买好吃的。有一天竟开来一辆小卧车，接我们全家到镇上去逛了一次，这可是我母亲，我外公、外婆一辈子唯一的一次坐上了小卧车啊。王上士是北方人，知道我们没有吃过饺子，有一天他特地送来两大笼蒸饺给我们尝鲜，我们全家吃了个饱，还剩下不少。王上士还写得一手好字，我们家堂屋正中写着“天地君亲师神位”的那块牌位，就是他的手笔，很有功夫的颜体楷书。

    父亲有一手好的湘菜厨艺，他认为200师的到来是他显示身手的机遇，于是操办起一个小饭馆，专门招待该师官兵。果然，饭馆生意十分兴隆，每晚都是高朋满座。一时家庭收入明显增加，日子也过得舒坦了。但好景并不长，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杜聿明被任命为远征军副总司令，1941年初便带领200师仓促离开我们家乡，开赴缅甸前线对日作战去了。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师部既派来专人查对我们家的账本，将所有官兵的欠款，一一结清。对此我父亲常对人说：“这个世界上大概也很少有200师这么好的军队。”

    当时，杜聿明的女儿在湘潭城里的新群小学读书，后赴美国留学，并与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博士结为伉俪。这一事情在我们老家亦被传为佳话。

    三、日机轰炸

    卢沟桥事变后，1937年10月8日，日军出动飞机6架，开始轰炸我的故乡湘潭。一直到1944年6月17日湘潭沦陷时，前后7年中，经常遭受日机空袭。有一段时间，我家住在城里十七总马家巷，每天都要到郊区的山上躲警报。一般都是在上午9点钟左右，会响起尖锐剌耳的空袭警报声，于是人们便扶老携幼，从城区往四周的山上疏散。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听到解除警报声，又纷纷返回城里，整天提心吊胆，在恐怖中度日。

    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天警报声响起不过1个小时，便响起了十分恐怖的紧急警报声。这时还没有躲藏好的慌乱人群，便四处奔跑。紧接着几架敌机俯冲下来，擦着树梢追逐地面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进行疯狂扫射，当场死了很多的人。那一次日机在城里还投掷了不少炸弹和燃烧弹。当时，湘潭居民多住木板房，所以引起一场熊熊大火。那一天下午，我回到城里，去看消防队救火，发现很多死人，有的被烧死，有的被机枪打死，有的被活埋在倒塌的房屋断壁之下，还有的甚至被炸得粉身碎骨，断肢残臂，血淋淋的挂在路边残存的树枝或电线杆上，真是惨不忍睹。

    这晚回到家后，父亲说城里太危险，再也不能继续住下去了。要知道，母亲当时有病，行走困难，每次听到警报催促我们外出疏散时，她总是一个人留在家里，只能藏在桌子底下躲一躲，所以大家更是担心母亲的安全。当晚做出搬家的决定后，我们第二天便立即行动，收拾东西、雇船。第四日我们全家连人带行李物品，就乘上一艘帆船，由湘江而上，经河口，入涟水，在姜畲上岸，住进了离小镇约四华里的我们张家祠堂——石槽门。这次仓促搬迁，实在是我们家一次极其明智和果断的决策。不出一个星期，我们原住的马家巷，竟在日机的狂轰烂炸下，夷为一片平地。我们家真是万幸，真是好险。从此，我对父亲做事的明智和果断也就有了深刻的印象。

    四、日军扫荡

    1944年6月17日我们县城沦陷，次年9月20日，日军向驻潭国民革命军缴械投降，日寇占领湘潭整整1年零3个月。当时，日军侵占了我国的半壁山河，由于兵力有限，只能在沿交通线的各城镇设立驻点。而四周的农村则成了国民党的游击区，我的舅舅就是一名游击队员，而且曾经亲手击毙过一名到乡下扫荡的日本士兵，和夺得一支步枪。当时我家在潭宝公路边的姜畲镇的乡下。晚上大家可以睡安稳觉，因为鬼子们都是龟缩在驻点里。但是到了上午八九点钟，他们便出动到乡下扫荡了。老百姓只好上山四处躲藏。鬼子在扫荡中，到处奸淫、烧杀和掳掠。后来据说在那些日子里，全县死伤13万多人，损失财物无法估计。

    我们家乡有个传统习俗，将农历七月定为“中元节”，家家祭祀祖先。1944年农历七月初十日一大早，父亲带着我去塔岭的集市，买了鱼、肉、粉丝、豆腐及香烛、鞭炮等各种祭祀祖先的物品。刚回到家，鬼子来扫荡了，我们急忙上山躲避。后来鬼子居然追随到山上，我们人人吓得混身发颤。好在那次只是夺走了我们随身携带的东西，并未伤及我们的性命。当回到家后，发现早上买来准备祭祀祖宗的物品已被洗劫一空。更为悲惨和气愤的是，邻居家一位刚结婚不久的少妇，竟遭受那两个日本鬼子的轮奸，给他们家造成极大的不幸。

    我还记得另一次的扫荡中，鬼子竟抓走了我的年仅十几岁的两位同学，据说是充当他们向西进军的挑夫。其中一位叫张大信，年龄比我大一点，日本投降后，回到了故乡，见到我后，他说“从前打架，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但现在你看，这一年中，我已被日本鬼子折磨得不成人样了。”而另外那位名叫王炳南的同学，和我同龄，更是一去不复返，估计早已成为异乡冤魂，客死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