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部图文并茂的《午人新闻文存》，是边江同志退休6年来编著的第8本著作，既有珍贵的个人“文存”，也有重要的新闻史料，还有边江的“午人传略”，文献性和学术性堪称俱佳。

    午人和我国新闻界的泰斗穆青是同辈人，都是用笔杆子为人民打江山的功臣。他们都从延安来，都曾是新华社随军记者，都曾在枪林弹雨里采访，在土炕土灶上写稿，有时候就拿膝盖当书桌，在艰难困苦中为党为人民建功立业。午人这一代新闻工作者，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新闻事业卓有贡献，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像蜡烛一样，一生都在为照亮别人而呕心沥血，很少留下关于自己的图片或文字。

    在那一代记者中，午人是个有心人。他在晚年回忆了自己新闻生涯里的精彩往事，整理了极为珍贵的“战地日记”，他的子女和边江同志又搜集整理了他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绝大部分新闻作品，我们可以从这些文字里看到那一代新闻记者当年的身影，听到他们的笑声，感知他们的情怀。

    这本书的名头不大，价值很高。文集始于午人的“奔向延安”，终于边江的“午人传略”，比较完整地展示了一位从战争年代走来的新闻宣传工作者或艰苦备尝，或惊心动魄，或苦中有乐的革命人生和新闻生涯。虽然全是老故事、老文章，但今天读来，如饮陈年佳酿，其味醇香且绵长。

    午人20多岁时由于向往光明，在战火里投身革命，从西安到延安后，先成为一个县的通讯员，又成为《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和新华社记者，写下了大量优秀的消息和通讯。1949年，刚刚进入33岁的午人，其实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已经肩负重任，带着一班人马，在西宁城里为新中国创办《青海日报》了。后来，他又成为主管一省新闻宣传工作的省部级领导。今天的我们或年轻人，看到午人的履历，一定是羡慕多于仰慕，其实这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午人那一代新闻记者中的佼佼者能“年纪轻轻挑大梁”，是先成为随时准备掉脑袋的革命者，并且真真切切地经历了血与火的生死考验，然后才是被组织委以重任。他们往往年龄不大，实践经验已经相当丰富，工作能力也超强。

    从通讯员到记者又到主管新闻宣传的省部级领导，午人完美地实现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梦”，这一生可谓是功成名就。也许有人会问，午人为什么能?答案其实就在这本“文存”里，在午人的人生故事里。

    坚守信仰不动摇。午人从西安去延安时，还是个满怀抗日救亡之心的热血青年，是一个向往革命的年轻人，还不是一个革命者，脑子里也没有什么信仰或主义。到延安后的午人，变化是脱胎换骨的。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厉害在于，特别善于按照共产党的信仰和宗旨改造人的思想。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里，尤其是在延安，不论你是什么出身，无论你因为什么或怀着什么目的加入这支队伍，都会被送进各种学校，通过培训或教育，接受思想洗礼，就被改造成了一个以党的信仰和宗旨为个人信仰和宗旨的革命者。午人到延安后，先是被送进“抗大”学习，经过延安整风，经过思想改造，他就有了政治信仰，在思想上就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行动上就跟定了共产党，一生一世，忠贞不贰。午人那一代革命者，一旦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终生不改，并且绝不动摇。他们信仰马列毛，跟着共产党，是心口如一的信，是真信；是绝无二心无怨无悔地跟着走，是真跟。思想上信，行动上跟，他们就能在腥风血雨和大风大浪里始终头脑清醒不迷茫。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和艰苦的建设时期，尽管遇到许多艰难困苦，甚至遭受冤屈误解，但政治信仰这个精神支柱坚如磐石，从未动摇，是实实在在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而不是嘴上一套、心里一套，更不是阳奉阴违。

    一个人有了坚定的信仰，就“成了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心里头就有了远大的目标，思想里行动上就会放下小我，常怀大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会淡泊物质享受而重于精神追求；就会心无旁骛干大事，千方百计成大事，这也是午人和那一代人“学历不高能力强”的秘诀之一。现在的新闻工作者，看学历往往硕士甚至博士，不可谓不高，但如果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远大的抱负，精于谋利，患得患失，守不住初心，抵不住诱惑，跑偏了方向，脱离了人间正道，则学历再高、脑子再灵，也难成才，至少难成大才，或许就成了歪才。

    战地华章看日记。212篇计13万多字的“战地纪行”，在“文存”里格外耀眼。这些“战地日记”的新闻和军事史料价值之高，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这些“战地日记”，也是午人新闻生涯的华彩乐章。这些璀璨的“战地黄花”，一定会在历史的天空永远绽放。

    让我十分震撼的是，在随时可能丢性命的战场上，午人能一面随部队行军打仗，一面采访报道战况和军民生活，还能在尚未散尽的硝烟里坐下来安心写日记，而且竟然写了那么多，最多的一篇长达1500多字。他写战地日记的1947年5月到1948年5月，正是解放战争中敌强我弱最艰难的时期，我西北野战军在陕北的千山万壑中与10倍于我的胡宗南军打“蘑菇战”，午人是西野某纵队的随军记者。写战地日记，肯定不是上级布置的任务，一定是午人凭着一种“历史自觉”，自己布置的“历史任务”，是决意无论如何也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他一定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一段随军记者生涯里所见所闻的历史意义，知道记录这一段战地生活的历史价值，所以他每日每时在战地上眼观、耳听、心想、手记，不放过每一个重要细节。这一年是他新闻生涯中最忙碌最紧张的一年，也是成效格外卓著的一年。

    没有使命感的记者难成大器。一个记者，必须有强烈的使命感，非凡的意志，超强的毅力，出彩的文笔，方能成大器，午人具备成为大记者的这一切素质。在这一年的随军记者生涯里，他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儿：充分报道了我军在西北战场上英勇杀敌的战绩，记录了丰富多彩又极其珍贵的战地生活和军民关系，还为我们留下一批极其珍贵的史料，也为未来的记者在重大报道中如何工作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借鉴的样本。

    好作风生出好文风。前些年，新闻界曾经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在午人的记者时代，这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午人等人回忆道：“每当稿子写成，要先念给当地的群众听听，征求他们的意见后才修改定稿，如果群众听不懂，那就得重写或做大的修改。”有这一套机制保障，记者的作风和文风没法不好。那时的记者，如果脱离群众，不深入实际，写出来的稿子就通不过。在陕北，午人经常和群众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在青海，他后来成了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官做大了，地位高了，但他还保持着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不丢老传统，每年仍抽出几个月时间，深入条件十分艰苦的农村牧区调查研究，无论走到哪里，都和群众打成一片。记者的作风好了，文风自然会好，写出来的新闻就新鲜，就生动，肯定为群众喜闻乐见。

    1948年7月12日，午人在《群众日报》上发表的小通讯《“七一”在洛川》，最能反映他和同代记者的风格。（本报黄龙讯）“七一”的清早，洛川市两块黑板报，均登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奋斗历史。新华书店展览出中共领袖挂像，解放区建设照片，各解放区报纸，蒋介石卖国罪行及解放军的全国进军胜利的剪报。市民和赶集农民，争先快睹。延大分校街头黑板报上的题诗：“七月里，好太阳，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要为中国求解放”，立即被传诵开去，并有人抄记。农民们，看到彭副司令的像时，都敬仰地说：“这就是解放咱们黄龙的彭老总！”这是一篇纪念建党的报道，题材重大，但部队正在行军打仗，记者没有拉开架势写稿子，名曰通讯，只有 190 多个字，篇幅之短，已达极致。这是一篇大巧若拙的新闻通讯，全篇都用记者眼见耳闻的事实说话，一句话一个新闻事实，一个事实一个画面，叙述语言简洁明快，句句都是朴实的大白话，读来却使人感到如在现场，亲切生动。作风不好，文风难好，不深入群众，不用心采访，绝对写不出这么接地气的鲜活报道。几十年后的 20 世纪 90 年代，新闻界曾经提倡记者多写有现场感的短新闻，却不知早在几十年前，我们的新闻先辈在大西北已经有了成功的实践。

    位高依然严自律。午人很年轻时在新闻界就身居高位，后来又成为省部级高官，但他不仅没有“飘飘然”，反而常常自查自省，不断给自己敲警钟，唯恐自己的思想腐化变质。从工作到生活，午人都严格自律，对至亲至爱也不例外。他在《青海日报》当社长时，爱人李咸也在报社工作。报社进出机关大门实行查验出入证制度后的一天晚饭后，夫妻俩散步回来一起进大院时，看大门的小青年请李咸出示“牌子”，李咸没有带，小青年就把她堵在了门口。午人认为李咸是一般职工，应当遵守制度，没有替李咸说话，独自走了。李咸很难过，觉得伤了自己的面子，“一个守门的小青年，对机关负责人的情面都不看，真是领导当得窝囊！”她抱怨午人说：“你，一个机关的负责人，不起个活牌子的作用吗？”午人却与妻子进行谈心，他对李咸说，你是不是有了特权思想？你也是从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人，今后能不能禁得起和平环境这一无形的关隘呢？李咸受了批评，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觉得作为一个老党员，严于律己应该从小事做起。这就是午人那一代人几乎融化在血液里的自律意识，不骄不躁，知错就改。

    午人晚年写下《预书示儿女》，实际就是遗嘱。他说自己这辈子“唯一自安的是清醒坚定地跟党走到生命的最后。遵纪守法，羞于谋私”。他要求儿女在他去世后“不收礼仪之物。不因丧事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节约公家财力”。人之将死，其言也真。这份遗嘱，最能显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精神境界之高。有才、肯干、德行好，这是午人一辈子行稳致远的根本原因吧。

    读史为了温故，温故当重鉴新。历史是个好老师。我们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向后看，可以帮助我们向前走。我们读前人的故事和文章就是想要从前人的故事和文章里获得经验和教训、知识和智慧，或学其精神，或学其方法，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使我们在前进的途中少走弯路，少缴“学费”，这也是我们读史温故的价值和意义。为达此目的就要下功夫结合实际，悟出点管用的道理，至少能受到一些启发。时代变了，午人的故事不可能重演，但午人不怕难、不怕苦，甚至不怕死的精神没有过时。现在年轻的编辑记者要“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务必学习继承先辈的这种精神，借鉴他们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等永不过时的成功经验。

    午人是一面镜子，年轻的编辑记者们可以照一照这面镜子，看一看自己的作风和文风与午人比有什么差距，想一想在新时代、新环境里怎样发扬老传统，创造新经验。这本《午人新闻文存》，完全有资格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教育的教学参考书。它有“史”有“观”，它朴实，生动，鲜活，真实，它不唱高调境界高，朴实无华能感染人，掩卷沉思能启发人，对照检查能激励人。这本书成为西北政法大学国家级新闻学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成果，并成为西北政法大学国家级新闻学一流专业、延安大学国家级新闻学一流专业红色教育辅助读物，当之无愧。

    我们要感谢这本《午人新闻文存》的主要编著者边江同志，感谢他为我们贡献了这样一本好书。边江是《午人新闻文存》的编著者，也是午人精神的传承者，他用午人精神给午人编《文存》。

    午人不在人世已经有多年，他在战争年代的新闻作品，除了其子女悉心保存的部分外，有许多已散失很久了。为了尽可能完整地展示那些珍贵的史料，边江在北京、西安和延安等地“踏破铁鞋”，费了许多周折，找了好几家图书馆和资料室，才使散失多年的午人作品在这本“文存”里得以“团圆”。为了早日把本书编成，在西安疫情期间，边江怕坐公交被大数据“逮住”而误事，多次从单位家属院步行到陕西省图书馆去查资料，查完资料又在烈日下一步步走回来，一个单程就是一个多小时。

    边江在新闻界是老人，在新闻史学界却是新人一个。他的新闻生涯起步于陕西省西北角的一个山区小县，从通讯员成长为新华社高级记者，并成为陕西分社副社长。退休后，因为编撰新华社陕西分社社史，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新闻史及其研究是一个广阔天地，由此狂热地爱上了这个专业。把边江领进“新华门”的新华社陕西分社原社长周国华听说边江爱上了新闻史研究，热情地鼓励他“大胆地走下去”。边江对新闻史研究的爱，爱得如鲁迅所谓：“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几年来，边江因热爱而执着，因执着而丰收，已经收获了累累硕果。他领衔编著的《延安大学新闻班——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大学新闻专业》，被权威专家誉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新闻教育的一部代表性作品，其创新性、创造性的贡献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大学新闻教育的源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独家性、学术性、理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