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完全是诗的语言。美好的记忆,其实就是一眼诗泉,涌涌不断地流淌着诗的甘露。当有那么一天,心灵为激情冲动,不曾作诗的人,也会脱口吟诵出激动人心的诗句,描述出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好意境。
古稀之年的老人,登上日夜思念的宝塔山,就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延安岁月。她兴奋不已,幸福与喜悦溢于言表。在窑洞布景前照张相吧,再穿一回那亲切的“八路灰”。院子里还有一盘碾子、一辆纺车。齐老一下子兴奋不已了。同女儿一道推一把碾子,再坐下来摇一阵纺车吧。这是细心的管理人员为游人提供的摄影道具,但对于住过土窑洞,吃过小米饭,参加过延安大生产运动的齐心老人,这却又是真实的历史。她亲切地推了几圈碾子,又坐下来摇一摇纺车,这都是她熟悉的劳作,是当年边区从毛主席、朱总司令,到每一个普通的机关干部和战士都十分熟悉的劳作。那时候,“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口号,更是每一人努力躬行的真实写照。
穿起漂亮的八路军军服,熟练地打起裹腿照张相吧。当年的老八路又回来啦。照一照镜子,连自己看了都大吃一惊,青春的活力又回到了老人身上。她感到自己又年轻了几十岁。习老要是能一道回来该多好呀。他一定会在宝塔山上唱起信天游。他最喜欢唱的,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其中“漫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两句,他每每唱起,都是满怀深情,泪光闪烁。因为那歌词,正是他和西北许多老同志的心里话。他常常夸赞这个歌词写的真好,符合历史的真实。唱出了西北军民的心声。 拜谒杨家岭 离开宝塔山,齐心老人驱车来到杨家岭旧址。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毛主席由保安进驻延安,原本驻凤凰山麓。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城,主席的窑洞旁边就落了一颗炸弹。当晚,中央决定,毛主席由凤凰山麓迁驻延河北面的一条小山沟杨家岭,直到1943年5月离开,共居住四年半时间。1939年以后中央机关各部门,也陆续迁至杨家岭。
杨家岭相传原先是叫“杨家陵”,说是古代一位杨姓将军的陵地。以后成了一个村庄,老百姓图吉利,故叫成了杨家岭。其实延河北岸的这个很不起眼的小山沟并不深。像近旁的无数小山沟一样,东山石壁裸露,生长着一些松柏树和杂木林。西山是黄土山坡,农民们挖了许多窑洞。沟内的气候是冬暖夏凉,显得十分向阳而又隐蔽。毛主席在此居住的四年多时间里,写了不少文章,也发生了不少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
齐心老人对杨家岭十分敬仰。从沟口就下车,徒步走向中央大礼堂。这是七大的会址,习仲勋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七大,并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在杨家岭沟口,有一所希望小学,是习老与齐老前几年帮助联系投资修建的,当地就命名为“习仲勋希望小学”。齐老在校门口伫立良久,透过校门的栅栏,看得到孩子们正在上课,朗朗的读书声使老人十分高兴。
“毛主席在杨家岭居住时,写的文章真多,像《五四运动》、《青年运动方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还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等等。这些重要著作,都是诞生在杨家岭的窑洞里。这些文章当时一发表,我们都争着学习。有的段落几乎能背下来。当时延安和整个解放区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政策和策略,开展工作的。习仲勋对学习抓得很紧。他白天工作忙,每天晚上都要在煤油灯下坚持学习到深夜。他还经常督促我要抓紧学习。说毛主席的文章,越读越深刻,工作中,思想上的许多疑难问题和模糊认识都能从中找到正确答案。”
我惊叹于老人家的记忆力。更对他们那一代人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对领袖的忠诚感到敬仰。那绝不是什么个人迷信,而是体现了一个政党的凝聚力,一个领导人思想的感召力和个人人格风范的吸引力。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是完全具备了这样的魅力,这是革命力量的重要凝聚力。这种出自自发的对党和领袖朴素真挚的感情,同“文革”中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是有本质区别的。特别令人感动的是,许多老同志,在“文革”中挨了整,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他们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感情和崇敬并没有丝毫的改变和减退。在他们的心目中,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错误,并不影响他作为我们党和军队缔造者和毛泽东思想的集大成者的伟大与光辉。这种无私博大的精神境界,绝不是普通人都能够具备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习仲勋同志就是突出的一例。 中央大礼堂与“七大” 这天,灿烂的阳光,照耀着杨家岭的山水草木,使齐心老人感到格外的亲切和温暖。她首先来到著名的党的“七大”会议旧址:中央大礼堂。这是一座砖木结构、设计独特的建筑。外观具有欧洲哥特式建筑的某些特点,而内部则采取陕北窑洞式的无梁大跨度穹窿式的结构方式。可谓最典型的“洋为中用”,“土洋结合”。令人不禁联想到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这也许正是当时的设计者们的一种追求。因为1942年开始建设的这座建筑,是专门为党的七大召开做准备,而七大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确立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指导地位。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在那“胜利的光芒很快要放射到全世界全中国,中国人民八年来所努力的伟大工程,业已逐渐接近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朱德语),中华民族的一群优秀儿女由全国各地聚集到这里,描绘未来中国的蓝图。制定民族振兴的新路线、新政策和新方针。作为出席会议的547名正式代表之一,习仲勋同志光荣地参加了“七大”,并当选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杨家岭依旧沐浴着春风。这里还是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地方。面对着礼堂内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和代表们进入会场的历史照片,面对着院子里吴印咸拍摄的那张著名的聚集了中国革命文艺几乎所有骨干人物的历史性的合影,面对着半山坡上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等故居和领袖与人民亲切交谈的照片,面对着毛主席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石桌石凳以及沟道里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耕种过的那一块菜地,面对山坡更上面当年中组部、中宣部机关窑洞旧址,面对这记忆中亲切熟悉的一切,齐心老人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神圣的肃穆和历史的荣耀。作为历史的滚滚洪流中的一朵浪花,经历过那轰轰烈烈,如今面对着这定格下来的历史,真是感慨万千。
啊,杨家岭。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忘怀的精神家园。齐心联想到,当前党中央要求全党,特别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以“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这也同当年的整风运动一样,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世纪的新挑战,进行的一次全党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保证我们的干部队伍的纯洁性的重大政治决策……在这新的重要历史关头,杨家岭给人的启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万众瞩目的古城 从前的延安城其实是一座军事要塞。北宋时期,宋与西夏争夺边关时,这里是前沿阵地。当时镇守过这里并主持延州政务的范仲淹留下了不朽的词章《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峰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 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低沉哀婉之中不乏慷慨豪放的边塞词仍然被延安人广泛传诵。延安至今保留着沿凤凰山顶而上的土城墙。那时候的“塞下”,是就“塞上”、“塞外”,即长城以外而言。当时延州即今日的延安为西北边地,是预防西夏进犯的军事重镇,可谓是兵重城坚。在延安城四周,还分别有南二十里铺、东周家湾、北安塞和卢子关等,共计五座关城,称之为五花连城。延安城则为中心要塞,这里遗迹至今清晰可辨。可见毛主席党中央当年进驻延安,也是具有军事上的考虑。易守难攻,又有很便捷的退路。延安周围的山,同城融为一体,又与峰峦相接。从半山上或山根居住的窑洞中,就近上山,即可以撤离退出。这是别处的山所不具备的。毛主席转战陕北,正是充分地利用这种神奇的地形,牵着蒋胡军队在陕北开展了一次“军事大游行”,直“游”得国民党军晕头转向。而西北革命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也正是利用这种地形,同十倍于自己的敌人展开周旋,使革命成果不断扩大的。
汽车由北向南横穿延安全城。当地负责接待的同志让把车子开得很慢,有意让齐老看一看今日的延安市容。在宝塔山上看延安,她觉得延安城扩大了。乘车穿过整洁繁华的中心街,她觉得延安城长高了。原先的旧城墙早已被城区建筑淹没,唯有凤凰山上的那一部分还隐约可辨。在她的记忆中延安城原先只有两条街道,如今南北纵向有了三条街道,东西横向的街巷多达十多条。当年延河上只有一座低矮的便桥,如今城区南河与延河,有八座大桥连通。绕城的道路也因西沟与市场沟的打通而形成了环线。四周山上原先光秃秃的,如今早已是林草葱绿。延安再不是原先那座仅有几十户人家的边塞小城,而变成了一座拥有二十多万人口、楼房林立、功能齐备的现代化旅游名城。在各革命旧址和风景名胜旅游点上,外地来旅游的人很多,还有不少外国观光者。这座小城的繁荣,不仅仅是因为历史的荣耀,更因为有了今日的发展。许多来到延安的人产生了与齐心老人同样的印象:想不到延安的发展变化会这么大。要不是宝塔山和延河,延安就变得几乎认不得了。 老警卫想见老首长 陕北的地形,可以用沟、渠、梁、峁、砭五个字来概括。如果说前四个字中都是对黄土丘陵外表的描述,那么这个砭,就是对于其本质特征的揭示了。砭首先是石头的称谓,陕北的山,是松软的黄土掩盖着坚强的岩石。砭即是山脚下裸露出来的岩石突出部分。往往靠山临河,形成悬崖峭壁。延安有许多类似的石砭,如青化砭,闫家砭,大砭沟,小砭沟。花石砭,即地处城南,由南川向杜甫川拐弯处的一道砭,当年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就处在这砭崖之上。
午休之后,第一站要看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花石砭了。关于花石砭的话题,前面已经涉及,在杜甫川沟口,一个叫高家园子的山上,原貌完整地保留着。 过午的太阳依然强烈。齐心老人换上了一身黑色的绵绸中式夏装,戴上草帽,显得格外精神。刚出万花山庄四合院的门,有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让孙儿搀扶着来看望她。老人叫黄克强,是陕甘红军游击队的老战士。陕北当年有成千上万这样的识字不多,但革命意志却异常坚定的青年农民参加了革命队伍。眼下这位行走不便的老者,就是那千千万万跟着刘志丹、习仲勋闹红的战士。他1932年参加革命,身经百战,多次负伤,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刘志丹、习仲勋的“亲部下”。黄老性格耿直,看不惯的事情好“管一管”、批评批评。建国后他在地方公路系统工作,老习惯还是未改,结果犯了“上怒”,“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都挨了整。黄老不服,他说自己是八次上京告状,经习老多次给地方写信,冤案才得以平反。他听说齐心同志回来了,特意赶几十里路来看望她。
齐心看着这位英姿不减当年的老红军十分感动,忙上前握着他的手说:“我不知道你来,不然我应当主动去看你,代表习老去看你。”
老人十分感动,眼睛里噙着泪水说:“习老身体可好吧,代我黄克强向他老人家问声好,就说他的老警卫想见他。”
面对这动人的一幕,大家都很感动。这种生死之交、革命情谊,是人世间最高尚的,也最能经受住时间与任何的风风雨雨、人事变迁的考验,永远不会淡漠。齐老转身将黄克强让回屋里,又是倒茶,又是递毛巾让他擦汗,还亲自削一个苹果要他吃。然后坐下来问长问短。就像老熟人拉家常一样。最后还安顿说要他留下来一同吃晚饭。老人家起身说:“不用了,只要见了面,就满足了。”老人告辞出来,还一再说:“代问候习主席好!就说他的老警卫想见他老人家。”
齐老感动得眼睛湿润了。什么叫血肉联系,这就是血肉联系。在任何时候,相互都思念着,相互都惦记着,相互都盼望着能够相见。真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呀。 习书记住过的窑洞 汽车经过一番努力,终于爬上了陡峭的花石砭的大坡。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旧址,原先被市卫生防疫站占用,如今已经腾出,辟为专门的旧址将向游人开放。大门外,立着一座石碑,注明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个规格显然是有些低了。碑文介绍了1942年9月至1947年3月,这里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所在地。高岗、习仲勋先后担任书记……
1941年5月,为了统一整个西北工作的领导,党中央决定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西北局成立后先在延安城西郊的张崖村办公,后迁至花石砭,直到撤离延安。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14日,著名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就在花石砭新落成的礼堂召开。会议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举行的,毛主席两次到会演讲,任弼时始终到会指导。会议结束时,毛主席亲笔题词,奖励了王震、习仲勋、马文瑞等22名领导干部和劳动模范。这次会议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了新的团结。大大促进了陕甘宁边区各项工作。齐心老人仔细地读完了碑文,然后走进院子,同迎接她的当地居委会主任一道寻找当年住过的窑洞。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习仲勋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由此时开始,到1947年3月,齐心同志随习仲勋住在花石砭。当时住的是有套间的两孔窑,一边办公,一边住宿。但齐心老人开始怎么也找不到。原来以后的住户把套窑的过洞封了,最终还是凭着记忆找到了那两孔窑洞。
据担任过西北局副书记兼任组织部部长的马文瑞回忆,“习仲勋同志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善于从实际出发把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与西北实际相结合,使西北局的工作实现了毛主席要求的‘做一个样子给全国看,成为全国的一个样板’。例如在推动全国的民主化上,习仲勋同志在参加会议和民主政权建设中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保证了中央方针的顺利实现。他以身作则,善于与人团结,推心相与,共同合作,受到民主人士的敬服。他以平等谦虚的态度同民主人士讨论问题,以开诚布公的合作方式和他们交朋友……”
马老讲这段话时,笔者有幸在场,那是要代他起草一篇回忆西北局工作的文稿。讲到这里,马老眼睛里闪着亮光,陷入了一阵沉思。那是在习老去世之后。马老第一个赶去悼念过他的老战友回到家里,一直在客厅里坐着,同工作人员回忆着当年同习仲勋一道在西北局工作时的情形。随后他说:“那时,我们门挨门住在花石砭新落成的窑洞里。他每天晚上都工作、学习到深更半夜。白天他的办公室里总是人不断,我开玩笑说,仲勋同志,你这里可真是高朋满座呀!他笑着说:‘有人上门来,是好事呀!’的确,许多民主人士有什么问题,都愿意找仲勋同志讨论。作为班长他给我们带了一个好头,使西北局在贯彻中央‘抵制和反对国民党一手遮天、一党专政,努力实行民主政治和‘三三制’政权建设上,成为了全国各解放区的模范。”
那天在花石砭,齐心老人好一阵子坐在自己当年住过的窑洞炕上,用手深情地抚摸着那熟悉的土炕回忆道:“陕北的窑洞可是住着养人呀!冬暖夏凉,到了隆冬腊月,数九寒天,只要做饭时在炕灶烧一把火,炕就热了,夜里睡下,就一点也不冷。仲勋总是把热炕头让给我和孩子睡。自己盖着军大衣睡在靠门口处给我们挡风。他这个人一辈子就是这样,总是替别人想得多,总是先人后己……”
习仲勋同志不论在哪里工作,担任什么职务,时刻联系群众是他的本色。正因为这样,毛主席评价习仲勋说:“他从群众中来”。这是对他最中肯的评价。他在担任西北局书记时经常讲:“我们天天喊群众观点,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真正把群众看作自己的亲人,一点一滴脚踏实地替群众做些事情,为群众服务。”他批评一些现象说:“我们决不能只想步子迈得大,你步子大,跑得快,群众就跟不上。也不要追求形式一致,都一般高,都一样齐;你硬要,就只有来个强迫命令。这是作风问题,又是思想问题,群众观点问题。”
当人们面对花石砭的窑洞,这些亲切的教诲,犹在耳际。这些话,对于共产党员来讲,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应当牢记在心,落实于行动的。 “鲁艺”旧址桥儿沟 这是一座教堂。在陕北地区,从前有许多这样的教堂。它们修得很坚固,也很洋气。处在黄土山峦的窑洞村落之中,就像是鹤立鸡群,看着很不协调。但是它确实是历史的存在,是陕北历史演进的产物。见证着中国人民倍受精神侵略与奴役的历史。延安桥儿沟的这一座教堂当然也不例外。但是由于革命的原因,赋予了它新的含义。于是它成为了功德与不朽的象征。
1935年由意大利传教士出资修的这座天主教堂。当时的这座纯粹欧式建筑风格的神气活现的教堂,当年的那位传教士无论是处于怎样的动机,也肯定不会想到,这竟然成了“洋为中用”的一个见证。1937年到1939年2月,教堂曾被辟为中央党校礼堂。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此召开。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地把“东洋鬼子”赶出中国。从1939年以后,桥儿沟成了著名的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校址。教堂的周围有一些辅助建筑,先后是中央党校、鲁艺学员的教室和宿舍,延安光复后也是中央医院的所在地。如今,当时的教堂还在,医院用作病房的那一排窑洞还在。
眼下,76岁的齐心老人,领着当年在此出生,如今已经年过半百的女儿桥桥故地重游,真有许多难以说清的感慨。
“桥儿,这回可是真正回到你的老家啦。1949年3月,你就是在这里生的,所以你姥姥给你取名‘桥桥’。”
齐心老人告诉随行的女儿桥桥。女儿很感动,当即提议:母子俩在她出生的窑洞前合个影吧。实在是太难得、太珍贵、太有意义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在这世纪之交的盛夏时节,在党中央号召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关头,母女俩的人生轨迹又聚会到了这里,这将意味着什么?一切都将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值得记住的是,就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桥儿沟召开之际,习仲勋正担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关中军分区政治委员兼警备第一旅政治委员。六中全会,是在王明的主持之下召开的一次中央全委扩大会议。会议的决议案中,过分突出强调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提出一个口号,即“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按照这个口号办,那我党对于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权就会旁落人手,像关中地区这一类“统战区”,就等于要把政权束手交给国民党了。然而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从习仲勋1940年1月至4月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两篇报告,便可以看出,习仲勋在执行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时,采取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真务实态度。看得出他对于敌人磨刀霍霍,调兵遣将,加紧准备包围进攻的形势了如指掌,同时对于敌人的虚弱与困扰也知之甚清。并针对敌情,制定了正确的反摩擦策略原则及“巩固自己、扩大自己、动员群众和加强除奸”整体工作和保卫工作的中心任务。明确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和“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展开普遍的政治斗争”、“加强军事上的动员,准备奠定战争的实力基础”的总策略。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见在实际工作中习仲勋是努力做到了“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他当时在许多重大矛盾和问题的处理上,都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他不脱离群众的根本所在。 被遗忘的小沟坪 延安北关,今教育学院后边的小山沟,小得几乎叫你无法辨认,连许多延安人都不知这个地方。可齐老却对这个地方印象很深。地名叫小沟坪,是中共中央党校旧址。1939年初,中央党校由桥儿沟迁至这里,并于1940年10月动工兴建礼堂。同年11月延安当时最宏伟的建筑“中央党校礼堂”完工,这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纳千余人的大礼堂,在当时的延安可谓首屈一指的宏伟建筑。 “大礼堂建筑完工,”齐老兴奋地说:“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以美观完善。大家很自然地想到了大学问家范文澜先生。请范先生题字,范文澜提议还是由毛主席题写为宜。毛主席欣然接受了党校的请求,立即要人拿来四张二尺见方的麻纸,主席提笔在手,沉思片刻,即一挥而就,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字。毛主席还赋予这四个字以全新的哲学内容。此后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是以前的人们没有达到的理解境界。当年,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镌刻在正门上方。新落成的礼堂,成为延安一大盛景。此后,礼堂是每期学员举行开学典礼的地方。也是毛主席作整风报告的地方。1945年6月17日,出席党的七大的全体代表,在这里隆重举行了追悼中国革命死难烈士大会……”
听齐老这么一讲,我们才意识到,这个小小的小沟坪,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从1945年7月起,习仲勋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时,齐心同志1941年在中央党校,1946年在党校六部学习时都曾住在这里。
齐老很想看看大礼堂,我遗憾地说,“齐老,中央党校大礼堂已经于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队进犯延安时被毁。好在镌刻着‘实事求是’的四块石板如今陈列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校部领导住过的那排窑洞还在……”
于是,我们陪着老人家看了老窑洞。窑院大门的外边,也立着一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齐心老人很快就找到了习仲勋当年住过的窑洞。她还记得当时同住在这里的还有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彭真和时任中央党校六部教育长的杨献珍等。 超期服役的建筑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坐落在延安南关。这座雄伟的砖石结构的建筑,始建于1941年,可容纳1200余人,是当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会的地方,也是当时许多重要集会,例如边区劳模表彰大会、边区职工代表大会、延安大学开学典礼、边区文教大会等重大集会的会场。而60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延安民众重要集会和观看演出的场所。习仲勋先后在这里当选参议会驻会议员和议长,并多次在礼堂开会,也作过重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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