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与八一南昌起义和茂芝会议的主要领导者和参与者朱德、陈毅、叶挺、粟裕、周士第、李硕勋、杨至成和赵镕的后代们，来到广东省饶平县，参加纪念茂芝会议9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一起参观了茂芝会议旧址，慰问了烈士亲属，谒拜了烈士陵园，重走了一段当年朱总司令率领起义军告别饶平父老乡亲们的麒麟岭古道，心灵受到了一次洗礼。不仅是被朱德、陈毅等老一代革命家在革命的危难关头所表现出来的百折不挠、誓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所震撼，而且被沿途自发涌来夹道欢迎革命后代的苏区民众所感动。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他们那种真诚、那种淳朴、那种热情，让我想起了习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辰90周年大会上朗诵的那首感人的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搭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他上战场”，说的就是他们啊，从他们的眼光里，我看到了他们对朱总司令等老一代革命家的热爱和怀念，看到了他们对习主席当今领导的满意，看到了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多么好的老百姓啊！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永远要感恩戴德的衣食父母。我坚信，只要我们的党心中有老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旦国家有难、祖国需要，人民群众还会把自己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是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挑拨离间、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

    夜色深沉，在我眼前又浮现出电视剧《十送红军》中苏区人民与人民子弟兵依依惜别的场景，在我耳边又回想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那句至理名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对于茂芝会议，许多人可能知之甚少。因此，我给我在《纪念茂芝会议9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题目定为《一个不能被淡忘的重要会议——茂芝会议》。所谓“淡”，是因为许多人对茂芝会议的重要性还认识不够；所谓“忘”，是因为许多史书对茂芝会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忽略而过。

    我认为，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有许多关键的会议决定了我党我军的生死存亡，比如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等。也有许多重要的会议决定了我党我军的前途命运，茂芝会议就是这样的一次重要会议。虽然它不如古田会议、遵义会议那样知名，但它也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在重要历史转折期的一个重要拐点。它的重要意义，我们可以用五个设想来推论。

    第一，如果没有茂芝会议及其做出的决定，南昌起义的最后结局是不一样的。果真如此，南昌起义的历史结论应该是“彻底失败”，或者是“全军覆没”。但因为有了茂芝会议，南昌起义的历史结论应该是“受到重大挫折”。几字之差，意义非凡，三河坝分兵、茂芝会议、三次整训保留了南昌起义的火种，为“星火燎原”，准备了一支有军事素养、有实战经验的种子部队。茂芝会议的历史定位，要放在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坐标中来看。八一南昌起义是我军的奠基之战，三河坝分兵客观地掩护和保留了起义军的部分骨干，茂芝会议将起义军的幸存部队成建制地拉上了井冈山。这是一条环环相扣的主线，有头有尾，茂芝会议在其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我党我军的历史脉络有起有伏，有胜利也有失败，茂芝会议是南昌起义由胜利跌入失败，又由失败再转向胜利的转折点。南昌起义是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以周恩来为负责人组成前敌委员会，其主要成员李立三、恽代英、张国焘、彭湃、邓中夏、林伯渠等，他们日后都成为我党历史上的重要领导者。在南昌起义中还诞生和成就了我军大批优秀将领。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林彪共七位元帅曾参与这次起义，十位大将中有张云逸、许光达、栗裕、徐海东、谭政、罗瑞卿等六位大将来自南昌起义的主要部队。起义部队还聚集了一大批经过正规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培养的职业军人，据不完全统计，出身黄埔军校的就有36人。由于这批战斗骨干的融入，很快使秋收起义这样以农民为主的起义军改造升格为极具战斗力的革命军。放在这个历史框架内，我们就可以把握茂芝会议的历史定位。

    第二，如果没有茂芝会议及其做出的决定，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是不一样的。当时有三种选择，要么继续夺取中心城市，集结整顿失败的力量，先南下海陆丰，再攻打广州，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或者再次北伐；要么解散部队，卷旗缴枪；要么，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发展，在湘粤赣交界处革命影响较深、农民运动高涨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形势的压迫，使我们这支军队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茂芝会议上，朱德同志作出了“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正确战略决策。如果没有茂芝会议也许我党我军还会在到底是“夺取中心城市”还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十字路口徘徊很长一段时间。

    第三，如果没有茂芝会议及其做出的决定，我们就不会产生和选择朱德同志这样的总司令。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时势造英雄。朱老总在南昌起义中是主要领导者，但所辖部队人数并不多。三河坝分兵时，他率领第11军25师和第9军教导团共约3000多人，掩护主力南下。朱老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率部浴血奋战，歼敌1000，自损1000。25师75团第三营做最后的掩护，全营200多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可以说，朱德同志的领导威信是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打出来的。10月5日，朱德和周士第率领所剩下的2000余人撤出了三河坝，可是当他们抵达饶平以北的茂芝村时，遇到了第三师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从潮汕突围出来的起义军官兵200多人，方知主力部队已在潮汕失败,领导机关解体，余下1300人在第二十四师第七十团团长董朗的率领下已退往海陆丰。这时，部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和动摇，一些指挥员也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据粟裕回忆，“敌人的大军压境，糜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有五个师，共约四万多人左右，其势汹汹企图消灭我军扑灭革命火种。从内部来说，我们的部队从各个方面会合起来，在突然遇到失败的打击之下，不论在组织上或是在思想上都相当的混乱。”“我们既孤立无援又同起义军的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失去联系，一切只能由朱德同志独立负责，当机立断作出决定。虽然下面的部队绝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老部队，领导起来的确困难，但在千钧一发之际，他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决策。”可以说，朱德同志的领导权威是在生与死的考验中脱颖而出，并为全军将士所折服。在关键的时刻，朱德选择了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在关键的时刻认识了朱德，选择了自己的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