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坚持真理、不懈探索的非凡勇气

    1、少小离家，探寻真理

    少年刘少奇离开宁乡走向长沙求学之前，写过一首咏物言志诗：“小树两边栽，浓荫绿上阶。他年成大树，便是栋梁材。”细细品味，这与毛泽东当年考入湘乡东山高等学堂，临行前给父亲留下的赠别诗，内涵何等的相似：“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中国近代史上的两棵新苗，在湖湘文化的沃土中茁壮成长。

    对于青少年时期的刘少奇来说，探寻真理的过程是艰难而漫长的。幼年的求学经历，让刘少奇立志走出家门，从炭子冲到宁乡县城、到长沙、到北京、到保定、到上海，他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接触到许多进步思想直至马克思主义。彼时，马克思主义刚刚传播到中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少奇同志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1921年，他克服重重困难，远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亲眼目睹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列宁的风采，亲身聆听了列宁的演讲，浑身燃烧着“挽国家于危难、救民族于水火”的激情，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少奇同志一生以对党忠心耿耿、至死不渝的品格和彪炳史册的功绩，为我们诠释了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形象。

    2、立党为公，开拓创新

    少奇同志曾说过：“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在于我们的党从最初建立时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立党为公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力量源泉，也是少奇同志一生信守并为之奋斗不息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主要工作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发展工人运动。1922年9月，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历史巨人在长沙城郊清水塘一栋普通的农舍里握手会晤、一见如故、彻夜长谈，掀开了中共党建史上辉煌的一页。之后，少奇同志受党的委派，来到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江西安源路矿，在李立三同志的指挥下，参与领导闻名全国的安源工人大罢工。罢工胜利后，他肩负起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全面工作。他同工人打成一片，把党的政治任务同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他组织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和汉冶萍总工会，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会组织。在“二七”罢工失败后的低潮中，安源地区仍然是激励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其党员人数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小小的安源成了我党早期革命的摇篮。少奇同志也因此成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而矗立在家乡的刘少奇同志铜像，也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捐建。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少奇同志敢于负重，为革命的需要，承受着党内的种种误解甚至批判，相当长的时期是头上戴着“右倾”的帽子，肩上扛着“起死回生”的担子，胸有成竹地提出并坚持“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不放弃斗争而又不盲目斗争，使白区党组织得以保存力量、稳步开展工作。他尊重实际，勇于独立思考，同“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及时总结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理论上清算“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提出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对遵义会议后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性转变起了重大指导作用。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少奇同志是“党在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三大根据地——华北、华中、东北都是少奇在一线亲自指挥、开创局面、奠定基础、发展壮大的。抗日战争时期，少奇同志主张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并深入华北、华中敌后领导开展斗争，外抗日寇、内敌顽军，建立抗日根据地和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皖南事变后，少奇同志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政委，与陈毅同志一起，重建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迅速改变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发展壮大了华中地区的革命力量。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少奇同志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他根据形势的急剧变化，果断地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适时地指导在东北实施“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领导实现了党中央“抢占东北”的战略部署。

    全国解放战争开始后，少奇同志主持制定了“五四指示”（1946年5月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等指导土改的纲领性文件，领导开展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使穷苦大众翻身得解放。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胜利，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陈毅元帅曾经深有感慨地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少奇同志主持制定了“五四宪法”（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石。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少奇同志担任国家主席职务，开始全面主持国民经济大调整。他深入基层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倾听群众呼声，坚决支持和指导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科学论述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果断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构想，为我国经济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少奇同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一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的最好例证。

    3、捍卫真理，矢志不渝

    少奇同志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赤胆忠心。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忘我奋斗，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在处境异常艰难的时候，仍坚持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毫不动摇。

    少奇同志在《同朱理治的谈话》讲道：“从一九二九年起，直到延安整风，我才讲清楚。十几年受压，并未泄气，而是写出了东西，《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白区经验总结》，都是在受打击时写的。越打击越钻马克思主义，接近群众，写东西。应该好好工作，好好地钻马克思主义，钻实际。所谓理论联系实际，最后都落到群众工作上，带领群众前进。同时要守纪律，不讲闲话，越受打击越守纪律，背后不讲，当面讲。”

    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种种非难、攻击、诬陷和残酷迫害，当时还担任着国家主席职务的少奇同志既没有退缩，也没有屈服。面对对他进行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的造反派，他一手高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手指斥野蛮行径，义正词严地表达了他捍卫尊严、捍卫真理的愤怒：“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即使在如此巨大的灾难和痛苦面前，少奇同志从来没有背离自己的信仰，从来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表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威武不屈。

    少奇同志一向把人民的信任视为最高的荣誉，他说：“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在文革大难当头，少奇同志对家人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上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少奇同志与夫人王光美生离死别时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仍然相信党、相信人民！他说过，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们的终身事业，我们终身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这个事业，而不是为了别的。他还说过，“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少奇同志超乎常人的坚强意志和忍辱负重精神，丰富的理论功底，严明的组织纪律，坚持真理的勇气成就了他的辉煌与壮烈。他以自己顽强奋斗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誓言，表现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真理、矢志不渝的高尚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