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刘少奇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建树了卓著的功勋。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刘少奇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同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他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他的名字永垂史册。

    少奇同志用自己一生的艰辛探索和无私奉献，为党和人民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一、勤奋好学、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风范

    刘少奇同志刻苦学习，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造。他涉猎广泛，达到了博古通今的境界，成了党内公认的理论家。自童年和少年时代开始，他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湖湘文化的影响，通读了“四书”、“五经”，吸收老子、孔子、孟子等古代思想家精神营养。在他步入青年时代，以至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大量地阅读和研究《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和费尔巴哈的《黑格尔哲学批判》、苏联科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西方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大胆探索，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善于把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形成实事求是的理论成果，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刘少奇同志具有非凡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观察问题深刻透彻，分析事物鞭辟入里，揭露矛盾尖锐泼辣，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战略家、思想家的卓越能力和可贵品格。

    1、博览群书的楷模

    从孩提时代开始，刘少奇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和才华：善于思考，酷爱读书。随着年龄渐长，普通的线装古旧书籍已经无法满足刘少奇强烈的求知欲望，他开始四处寻找新书阅读。与刘家一山之隔的表兄周祖三的父亲周瑞仙，曾留学日本弘文书院，从国外带回不少进步书刊，他一头扎进周家书房，如饥似渴地浏览各式各样的书刊，天文地理、文史哲经、时事新闻，见书就读。有一次，刘少奇坐在周家的火盆边看书，读得入了迷，连鞋被烤燋了都毫不知情。由于阅读了大量名目繁多的进步书刊，使身处偏僻山村的少年刘少奇看到了一个广阔缤纷的世界，并且从小养成了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习惯。确立了身在农家、胸怀天下的志向，形成了无我无家、强国富民的世界观。

    许多人都知道刘家的“九满伢子”爱看书，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就送给他一个外号——刘九书柜。刘少奇不但爱读书，更对所读的书本知识运用自如，往往出口成章、挥笔成文。1912年在玉潭学校读书时，少年刘少奇就写下了一首语出惊人的咏物叙事诗：“南门桥上双铁牛，瞪目竖角望河洲。狂风吹来毛不动，大雨淋时汗竞流。绿草遍地常闭口，金鞭抽身不回头。儿童空有绳和索，昂首江边孰敢收？”少年刘少奇由于阅读了担任过湖南新军连副的二哥送给他的《辛亥革命始末记》，非常崇拜孙中山和黄兴，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非常好奇，为了追寻英雄的足迹，读中学时选报了黄兴先生任教过的驻省宁乡中学，黄兴、蔡锷的民主共和革命思想对他影响至深。1917年春投笔从戎，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1919年考入长沙私立育才中学。“五•四”运动爆发，未等到领取毕业证书，少奇同志趁暑假赶往北京，加入了学生请愿游行队伍。在北京为了实现“读书救国”梦想，他报考了几所名校，因交不起昂贵的学费而望校兴叹！后经李石曾和范静生介绍，去河北保定考入育德中学半工半读的留法预备班，虽然品尝兼优，因筹不到去法留学的路费壮志难酬。育德毕业返回北京，经介绍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准备去俄国留学寻求革命真理。青年刘少奇在上海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杂志，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有幸聆听了革命领袖列宁报告，并转入中国共产党。

    刘少奇自1920年离乡求学，走上革命道路，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坚持勤奋学习。他的这种精神深深影响着他的同志和战友们，毛泽东同志曾经感叹：“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少奇同志”。如今，在刘少奇纪念馆的文物库房里，保存着少奇同志阅读过的近万册藏书，这还只是他在建国后所读书籍的一小部分。书中那一行行标记，一段段批语，向人们默默展示着少奇同志一生孜孜以求、学而不倦的精神风貌。

    2、建言立论的典范

    少奇同志一生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作出了重要建树。他写的党建方面的著作，特别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建党学说，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党的建设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不可多得的党员教育范本，被西方学界誉为“东方圣经”。

    少奇同志不但勤于学习，更能善于学习，他特别能以博大的胸怀对前人的学术思想兼容并蓄，以睿智的眼光对中国社会发展趋向审时度势，创立了自己鲜明的思想和理论体系。

    一是古为今用。在他的著作中，谈古论今、引经据典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他在《论共产党的修养》中，就大量引用了孔子、孟子、曾子的思想和范仲淹的名言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语录，极大地增强了理论说服力和文章可读性。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封建思想家在这里所说的是他自己修养的过程，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圣人’。”“在中国古时，曾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这是说自我反省的问题。《诗经》上有这样著名的诗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是说朋友之间需互相帮助，互相批评。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孟子也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他引用孔子、孟子和曾子关于个人修养的语录，结合当时的实际，指出了共产党员加强个人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在论述共产党员的利益观时，恰到好处地运用了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孟子•滕文公下》中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论语•子张》中的“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礼记•中庸》中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读了少奇同志的论著，使人顿觉加强思想修养和倡导“先忧后乐”精神自古皆源、一脉相承，而少奇同志一生都在践行“先忧后乐”和“威武不屈”的古训。

    二是总结提升。从延安整风以来，许多中共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已逐渐认识到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地位，称之为“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作了科学的定义，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并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刘少奇还全面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面，把延安整风以来党内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研究的成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中共七大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其重大意义，正如几十年后邓小平所说：“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是与时俱进。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怎样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一个建设党，是执政者面临的一大难题。刘少奇因为通读了《资本论》等马列著作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适时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对盲目冒进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对当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新中国建设作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

    3、实事求是的表率

    少奇同志既是一位睿智的思想家，又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更是一位伟大的实践者。说他是思想家，但不教条；说他是理论家，但不空谈；说他是实践者，但不盲目。他善于吸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髓，借鉴古今中外的思想理论成果，注重调查研究，尊重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用创新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1941年7月2日至3日，少奇同志在华中局党校作《论党内斗争》的讲演。他系统总结了党内历次斗争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党内思想斗争的原则和方法，号召在党内进行正确的思想斗争，避免党内斗争的极端性和扩大化。在党的建设理论中，像少奇同志这样全面系统地集中论述党内斗争的问题还是第一次。他以自身的经历和敏锐的视角，在党内斗争的关键时期著书立说，指导实践。这篇文章传到延安后，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亲自写了编者按，指出：“这是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

    1949年3月，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城市工作是中国共产党过去很不熟悉的新任务，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城市工作的设想，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为：“少奇同志讲的很好，全部意见我都同意。”并委托刘少奇“注意研究这个问题”。一个月后，刘少奇到达刚刚获得解放的天津，开始了指导城市工作的实践：他听汇报、搞调查、召开资本家座谈会，在著名的天津讲话中提出：“为在党的总路线之下实现发展生产的目的，必须正确建立与改善以下各方面的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这四面八方的关系，即全面关系都必须很好地照顾到，否则就会犯严重错误。”“过早地消灭资产阶级，是少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剥削与被剥削，不是资本家和工人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一定条件下有其进步性。”“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要犯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他请回来的。”反复讲“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政策，明确了党的城市工作基本方针，解除了资本家和工人两方面的思想顾虑，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正确的政策一旦被群众所掌握，便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天津的工商业迅速恢复，以此为标志，天津的经济建设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兴旺景象，为指导解放初期城市经济工作积累了经验。

    建国前夕，少奇同志考虑得最多的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1949年初，他写了《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了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构想。我们不妨来读一读文中的一段话：“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以下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一)国营经济；(二)合作社经济；(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 一般说来，前述五种经济成分，…… 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但在这种发展中，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不难看出，少奇同志在近60年前所提出的构想，除表述方式不尽相同外，竟然与现时代中国的国民经济成分惊人相似。我们不得不为少奇同志强大的理论创新能力和深遂的战略眼光所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