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自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以来，历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首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两届国家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对党的建设、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常说“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一句朴素的语言深刻诠释了他以民为本的思想。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指出：“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 可见了解民生、关注民生是他建国以来一以贯之、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本文拟以刘少奇民生思想为切入口，探析其民生思想的成因，深入挖掘其民生思想的重要内涵，以求得对于指导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现实意义。

    一、家庭教育的影响培养了他的民生情感

    刘少奇于 1898 年 11 月 24 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的炭子冲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在刘少奇成长的过程中，家庭环境首先给了他以重要影响。

    湖南是典型的鱼米之乡，素以农耕为主。刘少奇的家族也是耕读传家、以农为业，在洞庭湖以南、湘江以西的沩山脚下、靳水河畔繁衍生息。这不能不让刘少奇对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有着天然的朴素感情，这也是他同情劳动人民、关注民生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刘少奇的祖籍江西吉水。南唐刘氏家族是在明朝中叶时迁往湖南益阳，祖先任过知县。后定居在宁乡县城南的茅田滩。若干年后，由沩山沿靳水而下，搬到南塘炭子冲一带居住，代代勤俭立业、耕读传家，到刘少奇这一代已是第十三代。南塘刘氏在聚族繁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族风。《南塘刘氏族谱》对这一支刘姓的概括是“虽不甚显，而族之人俱老成持重、耕读传家，汉书所谓孝第力田，管子所谓秀民足赖者庶几近之……” 这表明，南塘刘氏深受农耕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几百年有着耕读并举、勤俭持家的传统。它制定了严格的家训、家约、家规。例如：其家训即列有 10条，敬祖宗、孝父母、友兄弟、正家室、睦族党、务本业、崇节俭、戒忿争、择交友、训子弟。 务本业、崇节俭就是农耕文化的重要标识。实际上，刘少奇1961年4月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蹲点调查时提出的关于农民兴家立业的“十个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刘氏族人优良传统为蓝本作参照的。

    刘少奇的高祖父刘万明、曾祖父刘再洲和祖父刘得云都是能写会算、勤劳能干、节俭持家的农民，他们靠自己辛勤劳动、苦心经营，逐渐使家业发展壮大，不仅在炭子冲购置了 60 多亩田产，还把原来的三间低矮潮湿的茅草房扩建成7 间土砖青瓦。刘得云虽然读书不多，但能识字、会打算盘、为人诚实、乐于助人，家境好时，仍不忘接济贫困乡亲，深得当地人的敬重。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读过几年私塾，能写会算，心地善良，在当地人眼中是一位读书明理的聪明人。他保持了前辈勤俭朴素的作风，会划算，勤劳作，治家很有一套。在他的带领下，全家人耕作 45亩水稻田，一年到头劳作相当紧张，很少有空闲的时候。所有农活都是自家人干，农忙时才雇几个零时工帮忙。刘少奇后来回忆说：“父亲虽然受过相当长时的教育，但他很勤劳，仍参加并指挥生产。”“由于父亲勤劳节省的结果，家庭经济逐年有些剩余。” 刘寿生不但善于管家和组织生产，而且是当地的办事能人，每逢左邻右舍有婚丧喜庆大事，都由他主持操办。刘少奇的母亲鲁氏，是公认的勤劳善良、持家有道的农村妇女。1911年，年仅46岁的刘寿生因肺结核去世，鲁氏便挑起了家庭的全部重担，带领年幼的孩子克服种种困难，撑起了家庭的危局，并使其逐渐地振兴起来。鲁氏思想开明，为了支持“满崽”刘少奇读书，还特意为他布置了一间书房，添置了一些图书。鲁氏也是一个乐善好施的贤妻良母，对于少年时期的刘少奇卖酒或米给贫困邻居而不收钱的行为不但不责怪反而投以赞赏的目光。 刘少奇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老成持重，耕读传家”的礼义家庭环境中，父亲的通情达理、吃苦耐劳、乐于助人，母亲的善良、坚强、干练，使他从小养成了山区农家子弟吃苦耐劳、勤劳朴实、富于同情心、不畏艰难的本色，也让他从小就对农村生活的苦难有了很深的体会和理解，培养了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使他懂得了农民的辛苦，认识了劳动人民的伟大。据刘少奇邻居的回忆，刘少奇从小就乐善好施，经常拿家里的大米接济贫困人家。 遇到来家乞讨的“叫化子”，他经常帮着母亲将家中的饭、菜、衣服以及零用钱以礼相赠；谁家有困难，他也总是很热情地去帮忙。

    从刘少奇生活的时代看，他成长在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刘少奇诞生的1898年，正是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发生之年。此后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富强成为众多仁人志士不懈的追求，也是刘少奇一声为之奋斗的目标。刘少奇的爱国爱民思想形成较早，撇开他读私塾时接受传统教育以外，他较早就读到了一些爱国进步书籍。如他少时的同学周祖三的父亲周瑞仙是留学日本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家中收藏了很多革命、进步的书籍报刊，他就经常到周祖三家借阅书报。刘少奇 1915 年在宁乡玉潭学校读书时，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游行示威，为了表示保卫炎黄子孙、振兴中华民族的决心，他将自己的名字“渭璜”改为“卫黄”。1916年秋，刘少奇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湖南陆军讲武堂，投笔从戎、强身报国。1919年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爱国斗争，以实际行动尽自己对天下兴亡的责任。1921 年春，他赴莫斯科学习时，曾致信母亲：“我离开祖国远行，离开母亲，是为了祖国，也是为了母亲啊！” 经过在莫斯科一年的学习，刘少奇确立了自己“为了使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人生观。

    正因为他成长的年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所以无论是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然使他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对他形成鲜明的民生思想具有最基础的作用。

    二、湖湘文化的熏陶坚定了他的民生理念

    湖南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且影响深远的湖湘文化。以讲究经世致用、推崇先忧后乐、力求革故鼎新为特色的湖湘文化给了刘少奇以成长土壤和精神养分，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刘少奇忧国忧民、关注民生、同情人民疾苦的精神品质得以逐渐形成。

    关注现实、主张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鲜明特征。湖湘文化在其形成初期，经世致用思想就已成为其重要的特点。湖湘文化早期代表人物胡宏就认为“学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 ，阐述“知行关系”问题，并提出“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无用，与异端何异” 的观点，可谓是关心国计民生的经世之道。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更是提倡“言天者征于人，言心者征于事，言古者征于今” 的为学之道，劝告世人为学入世都需要立足于现实社会，通过身体力行，才能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近代以来，魏源、陶澍以其毕生的贡献实践着湖湘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拉近了湖湘文化与社会现实的距离。魏源编撰《海国图志》，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历史、地理和人文风情；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技能；提请清王朝推进社会变革，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他指出：“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变革须因时制变，方能成功。” 魏源将近代爱国主义与西方先进的科技文明融入到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当中，启迪了后来一大批爱国人士开始走向世界，寻求救国图存的真理。刘少奇受到经邦济世思想的影响，关注现实社会，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尽全力造福苍生百姓。

    近代湖湘文化具有三大核心精神，其中之一便是“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杨度先生曾在《湖南少年歌》中发出感慨：“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古往今来，爱国精神已融入近代湖南人的骨髓。同样重民忧民也是湖南人的精神品格。范仲淹曾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足以即是证明湖湘文化的忧乐观。湖湘文化中具有强烈的“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 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宏曾向统治阶级提出“养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败也”的观点，针对的即是宋王朝推行“思逮于百官者惟恐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的搜刮掠民政策。他告诫统治阶级“治道以恤民为本，而恤民必先锄奸恶。然而善良得安其业；而锄奸恶之道，则以得人为本也” 近代湖南著名的维新派代表谭嗣同自青少年时就立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夫之绪脉”的宏愿 。这些都是湖湘文化中重民忧民、关注民生疾苦的体现。刘少奇1948年12月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 这与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一脉相承。

    刘少奇自身就是湖湘文化体系中的一名代表，湖湘文化中的经世思想，以天下为己任、先忧后乐的精神品格和扬善除恶的凛然正气，都对刘少奇民生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让他自年轻时就树立起强国富民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