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中共中央正酝酿开展全党范围的整风，重点检查十年内战后期党的领导路线问题，为召开党的七大作思想准备。毛泽东需要刘少奇回中央分担重任。1941年10月3日，远在苏北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收到中央的电报，通知他速返延安，并负责筹备党的七大。中央还交给刘少奇一项重要任务，要他代表中央到山东根据地指导工作，解决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115师领导人之间的团结问题。

    从苏北到延安，路隔数千里，很多地区都控制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军队的手中，刘少奇回延安的行程安全成了大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1942年2月13日，毛泽东电令陈毅和刘少奇，指出：“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2月20日，毛泽东又来电要求：“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带领100余人，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回延安的漫漫征途。

    刘少奇一行昼伏夜行、披星戴月、风雨兼程。他和大家一样，随身带着铁铲，逢山开路，遇水游泳。3月下旬，他们穿越日伪军封锁严密的陇海铁路；进入鲁南抗日根据地后，刘少奇一边走，一边调查了解沿途情况。4月下旬，他们到达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115师驻地山东东海县（今临沭县）朱樊村。

    刘少奇来到山东分局，顾不上休息，先后找山东分局书记朱瑞，115师代理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谈话，并仔细翻阅了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和党报《大众日报》。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刘少奇基本上找准了山东问题的症结。4月 26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山东分局扩大会议，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山东分局在坚持敌后抗战中取得的成绩，接着指出了目前根据地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随后，刘少奇又召开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明确了今后的目标和任务，并决定山东分局为山东政治军事领导核心，在分局下设一个军政委员会，师部、山东纵队和分局合署办公，精简机关人员，朱瑞、黎玉均驻115师师部与罗荣桓、陈光一起办公。在解决了山东领导人之间的团结问题之后，刘少奇又抓住实行减租减息、切实改善农民生活这个关键问题，充分发动各阶层群众，开展抗日斗争，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使山东的工作很快有了好转。在刘少奇的帮助下，山东根据地不仅胜利度过了最艰苦的1942年，而且从根本上扭转了局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工作需要，刘少奇在山东分局所在地停留了近四个月。当时，日军刚刚在华北进行“扫荡”，行程充满危险。

    7月下旬，刘少奇又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程。从滨海到鲁西，千里路程，还要穿越日军数道封锁线。为了便于隐蔽，刘少奇化名许行仁，剃了光头，换上便衣，打扮成生意人，只带几名工作人员和十几名警卫组成小分队继续前进。他们渡过沭河、沂河、费县、滕县，在鲁南铁道游击队的护送下，惊险不断地穿过津浦铁路。

    8月下旬，刘少奇从河南进入河北冀中平原。这里不仅有平汉铁路，而且是华北、华中和华南抗日根据地同延安联系的必经之路。日军在这里防范特别严密，在“五一大扫荡”时，曾在8000多个村庄密布了1500个据点，700多辆汽车经常巡逻在公路上。刘少奇化装成商人，在地下工作者的精心安排下，通过利用伪军关系，乘坐小汽车在白天顺利通过了平汉铁路。

    9月上旬，刘少奇到达129师所在地河北涉县赤岸村。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盛情接待了刘少奇，品味了当地特色小吃干羊肉。邓小平后来说：“那是当时最好的东西了，我们很久没有吃肉了，借招待少奇同志饱吃了一顿。”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得知刘少奇安全到达了129师部，立即复电：“少奇同志：安抵一二九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关于最近时局情况我有电至总部，可索阅。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作周密布置。”刘少奇在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停留一个月后，继续向太岳山区行进。11月初，来到日军封锁严密的同蒲铁路和晋中平原。毛泽东得到消息，特通知第120师负责人林枫、周士弟和甘泗淇：“少奇路过，你们的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

    为了顺利通过敌占区，刘少奇和负责护送任务的晋西南工委书记解学恭研究，停止部队护送，由敌占区干部依靠群众悄悄护送。经过三天的紧张行军，刘少奇一行基本走出了晋中敌占区。但根据侦察人员汇报，日军发现有中共“大人物”在行动，不但在许多地方设了埋伏，而且还在后面派兵追赶。刘少奇一行加快了夜行军的速度，于1942年12月底，安全穿过晋中平原最后一道难关后到达延安。这一路，历时九个多月，穿越敌人103道封锁线，行程3000多里。在一次会上，刘少奇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经历了一个‘小长征’，这是一次很好的考验。”
 
    十、临危受命，运筹帷幄神速占东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难抗战终于取得胜利。蒋介石为了巩固政权，赢得备战时间，抛出和平建国的幌子，邀请中共领导人赴重庆谈判。为了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留在延安主持全面工作，明确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被国民党占领东北，那就能够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与华东、华中相配合，南北夹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反之，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东北，就可以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抗战胜利时，其精锐主力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相反，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东北坚持了14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有着较为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与东北相连、相望，这些都是我们进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为抢占东北，夺取全国胜利，1945年9月，刘少奇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作出了一系列调兵遣将重要战略部署。为实施这一方针，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东北局书记，陈云等人为委员，并从华北、华中、山东、浙东、苏南、皖南、冀东等各解放区调遣部队十一万人，干部两万多人进入东北，其中包括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彭真、张闻天、高岗）、5名中央委员（李富春、林彪、李立三、罗荣桓、林枫）和10名中央候补委员。这一重大战略调动，打破了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以便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同时又及时将驻扎在南方国民党心腹地带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从全国看，中共领导的军队已经从东北、华北到华中连成一片，摆脱了分散被动的局面，处于有利的战略态势，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后来在苏军撤离东北，国民党军抢占山海关、锦州、沈阳等地的严峻形势下，刘少奇根据形势变化，急速调整战略部署，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部队迅速从大城市和铁路沿线退出，向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展开，逐步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未来三大战役首先从东北发动准备了条件。人民军队进入东北后，获得了很大发展，对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十一、深谋远虑，天津调查躬身问国策

    1949年春,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平后, 刘少奇负责指导城市工作。当时,新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已基本完成, 社会秩序大体安定，摆在全党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肃清封建残余、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

    如何恢复生产和发展城市经济？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一道难题。在当时新解放的城市中，天津的问题尤为突出。天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于1949年1月15日解放，解放后社会秩序稳定，但生产恢复却很缓慢，新接收的私营企业一时难以复工。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存在“左”的倾向，私营企业普遍停产关门，开工不足30%，大批工人失业，上百万城市人口生活无着落。天津存在的问题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刘少奇于1949年4 月 10 日晚抵达天津，第二天上午就开始深入天津各主要工厂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在初步掌握情况的基础上, 刘少奇从18 日起开始同各界人士座谈。刘少奇先后召集天津市干部会议、职工代表大会、工商企业家座谈会，并在会议上作重要讲话。通过同 10 多个行业的代表以及天津著名的工业资本家李烛尘、周叔弢、宋棐卿等座谈, 刘少奇感觉到天津工作中的问题主要是在资本家和工人群众中有许多模糊认识。他在讲话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并针对工人和资本家思想中存在的问题，通俗地说明了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剥削问题。刘少奇为解除资本家存在的“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的顾虑，借用天津市领导人在汇报中提到的“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的说法，解释说：“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

    他还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他说:毛主席说过, 我们考虑问题要全面, 要照顾四面八方。四面就是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 八方就是城乡关系的城乡两方,内外关系的内外两方, 公私关系的公私两方, 劳资关系的劳资两方。只有都照顾到才叫全面照顾。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同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密切相连；在天津调研中,他又进一步充实发展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 对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提出了许多具体办法。他还提出组织交易市场, 搞活城乡物资流通, 支持贸易部门提出的由政府设立纱布和证券交易所的想法。不久, 天津市委就按照刘少奇的指示, 办起了全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和在几个行业初步实行了按合同加工订货。他在同资本家的谈话中, 提出和平赎买, 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些思想和实践是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宝贵探索。刘少奇的这些讲话, 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资产阶级, 社会各界情绪出现团结、向上的气氛, 促进了天津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全市的工商业迅速恢复,主要生产行业 6、7 月以后就恢复到解放前的正常水平。9 月,被批准开业的私营工商业户从 4 月份的 293 户增加到 3800户, 职工人数增加近 20%。以工业、商业迅速复苏为标志, 天津的经济建设呈现生机蓬勃的兴旺景象。

    天津恢复发展生产的成效和经验对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各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积极性, 防止了将解放的南方各大城市的资金外流。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当时深有感慨地说:“刘少奇同志在天津向私人资本家明确地解释了四面八方政策, 在解除私人资本家的思想顾虑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邓小平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 针对高岗对刘少奇天津讲话的攻击, 公道地指出：“据我所听到的, 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
　　
    十二、实事求是，解散食堂决策得民心

    由于 “大跃进”的失误, 1959年至1961年间, 我国国民经济连续三年遭受严重困难, 特别是出现了粮食危机，造成了数千万人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为了尽快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面, 196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率先垂范,来到了湖南农村蹲点调查，踏上了改变中国亿万农民命运的回乡之旅。

    1961年4月1日, 刘少奇来到湖南长沙农村进行蹲点调查。到达湖南的第一天, 刘少奇向省委负责同志指出: “这次是蹲点调查, 不要影响省委的正常工作。这次调查, 先秘密, 后公开, 先找人个别谈话, 后开各种小型座谈会, 深入民间,深入实际, 既是私访, 又是公访。”他还说:“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 直接到老乡家, 睡门板, 铺禾草, 既不扰民, 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 一切轻装简从, 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住在老百姓家里, 他们有什么话都会跟你说, 给你反映你想了解都了解不到的问题。”刘少奇湖南之行的第一站，是距他家里炭子冲十多里的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从4月 2日到8日，刘少奇在这里住了6天，初步了解到了农村普遍存在的粮食饥荒情况。

    4月12日, 刘少奇在省委书记张平化的推荐下，来到了长沙县天华大队蹲点调查，在王家塘生产队一栋三开间的阴暗、潮湿、破旧的土砖房里，刘少奇和王光美住了18天。刘少奇叮嘱调查组成员说: “搞调查研究,一定要实事求是, 不要说假话。我们是为解决问题做调查, 要照毛主席讲的办, 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不带框框, 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 让群众把心里话讲出来。”4 月 13 日和 14 日，刘少奇连续召开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座谈会。在征求对公共食堂的意见时，干部们一致表示，食堂有优越性，应当继续办下去，只是可以划小一点。刘少奇从他们的言谈中感到，由于受“左”的思想束缚，这些干部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刘少奇没有责怪他们。15 日，他去察看天华大队施家冲生产队公共食堂，当天下午他又邀请施家冲生产队部分社员座谈。会议开始时，刘少奇说：“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刘少奇的诚恳态度感动了与会群众，打消了顾虑，大家纷纷诉说了公共食堂的副作用。接下来, 刘少奇以食堂问题为中心, 引导大家讨论了供给制、山林、住房,以及民主与法制等平日议论最多的热门话题，还给大家描绘了农民兴家立业“十个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蓝图。会场上, 大家讨论活跃, 坦诚谏言, 使刘少奇获得了从队级到社级、县级、地级直至省级干部那里都听不到的真情实况。刘少奇还走访社员家庭，把群众对食堂的批评归纳为8条，讲给社员听，大家都很赞成。

    4月15日晚, 刘少奇回到长沙市,同中共湖南省委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等问题。4月17日, 刘少奇再次回到天华大队, 先后召开了县区乡三级干部会、大队总支委员会、大队干部会、生产队干部会、工作组会等, 研究解散公共食堂、做好退赔工作的一些问题。刘少奇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 解决问题, 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从实际出发,真正按照群众的意愿办；必须遵循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方针。在具体操作中, 必须坚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 千万注意不要造成‘新的破坏’。”直至4月30日，刘少奇才结束了天华大队蹲点调查。

    5月3日，刘少奇踏上令他魂牵梦绕的故土。他谢绝了县里为他安排的招待所，住进炭子冲旧居（小时候住过的房子）。在炭子冲，刘少奇继续进行农村调查研究。他察看炭子冲的农田，走访社员家庭，先后同农民兄弟、基层干部和儿时伙伴促膝长谈。他对农民说：“这几年，听说工作搞得很不好，社员吃不饱，病了很多人，死了一些人，田地荒了不少。我是早就想回来看看，回来得晚了，对不起大家。现在的政策还没有制定好，政策要大家来讨论。”在家里的6天，他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对农民的疾苦以及造成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有了准确的答案。

    5月7日下午，刘少奇邀请炭子冲部分农民和基层干部到旧居座谈。在谈话中，他首先对这几年的困难承担了责任：“我将近 40 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你们。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接着，他针对同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谈到食堂问题时，他说：“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淘米，一个食堂占用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甚至半数的人都去做饭了。烧硬柴砍树，不砍茅草，砍了山林。还有其他毛病。好处也可以讲个一两条，说是出工齐。出工齐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嘛!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利用工作间隙，刘少奇祭扫了母亲的坟墓，并看望了从小一起长大的六姐刘绍德。5月9日，他没有惊动父老乡亲，在午夜时分悄悄离开了炭子冲。在长沙停留几天后，于16日返回北京。

    刘少奇的故乡之行，给乡亲们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人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位真正共产党人体恤民情、心系百姓的精神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襟怀。他在湖南农村共调查了44天,其中33天吃住在农村生产队, 召开了20多个座谈会, 走访了10多个生产队, 对6个生产队做了详细解剖, 找三百余名干部、农民谈话, 写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 获得了大量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 为当时党中央调整农村政策，解决与农民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提供了依据, 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人民群众心坎上, 把党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十三、坚定信仰，书写历史公道在人心

    十年“文革”，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更是首当其冲，造反派的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铸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1966年8月，由于“四人帮”兴风作浪，刘少奇被迫停止工作。“文革”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神州大地疯狂践踏真理和正义，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等罪名强加给刘少奇。

    据刘少奇儿子刘源回忆，1967年4月1日，戚本禹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污蔑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看到党的组织生活遭到破坏而痛心疾首。

    面对“四人帮”的诬陷和迫害，刘少奇进行着顽强的抗争。据刘少奇的卫士长贾兰勋回忆：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的一次批斗会结束后，刘少奇拿出1954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在人妖颠倒的年代，一本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也没能保住共和国主席的人身不受侵犯。

    1968年10月，在党的组织生活极不正常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错误地扣上：“叛徒、内奸、工贼”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

    “四人帮”对刘少奇不断地实施迫害，他们利用“王光美专案组”对刘少奇进行调查，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就捏造伪证，罗织罪名。他们不仅剥夺了刘少奇的工作权力，而且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1969年10月17日，重病中的刘少奇被秘密押往河南开封，关押在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大院原“同和裕银号”旧址，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27天。1969年11月12日清晨6时45分，刘少奇在得不到医疗救治的情况下停止了呼吸，享年71岁。当时,他身边不但没有一个亲人，更没有鲜花和党旗。14日凌晨，专案组为掩盖罪行，把刘少奇的遗体当作“烈性传染病人”在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在冒称他儿子刘源填写的火葬申请单上，“死者职业”一栏中填写的是“无业”。堂堂一位七亿人口大国主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操劳了一辈子，竟然换来“无业”二字！

    刘少奇即使处在最危难时刻，始终相信人民群众。他向夫人王光美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真理不可欺，民心不可辱。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刘少奇光辉而伟大的一生，并恢复了他生前的名誉。邓小平说：“刘少奇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紧紧地握着王光美的手说：“是好事，是胜利！”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三十多年以来，全国人民以各种形式缅怀一代伟人刘少奇，1998年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纪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6000多人参加了大会，江泽民总书记对刘少奇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刘少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建立了卓著的功勋，他的名字永垂史册。”2008年11月11日，刘少奇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刘少奇同志的光辉业绩、崇高风范和高尚品德，永远铭记在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回顾刘少奇同志的一生，让我们深受启发和教育，刘少奇同志在任何时候都能坚守着他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时刻心系国家和人民，他具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海纳百川的胸怀、无私无畏的胆量、德行天下的境界，他在困境中迎难而上，他在顺境中居安思危，他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精彩华章，他用一个大写的人字撑起了历史的天空！

    （作者系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局长、刘少奇纪念馆馆长、教授级高级政工师、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