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壮大党的队伍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前往国民党统治区（也称白区）恢复和发展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期间，对白区斗争的策略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29年10月，他主持中共满洲省委会议，通过《满洲省委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指出：“必须坚决的尽可能的采用公开活动的策略，同时与党的秘密工作发生很好的联系。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要很艺术地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刘少奇虽然在满洲省委工作只有八个月，但很快打开了局面，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而且为党在白区工作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0年6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担任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去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的发言，并当选为第五届“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会后留在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关于对待“黄色工会”的策略问题，刘少奇与“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不顾他国实际情况，盲目推行当时德国职工运动的经验，要求其他国家一律在“黄色工会”里面搞赤色反对派，变“黄色工会”为“赤色工会”。而刘少奇认为：中国情况与德国不同，“黄色工会”力量强大而且合法存在，“赤色工会”力量弱小而且不能合法存在，在“黄色工会”里面搞赤色反对派不现实，也不可能。他主张“赤色工会”的会员可以加入“黄色工会”，利用“黄色工会”的合法存在来进行“赤色工会”的工作，广交朋友，争取“黄色工会”中的下层工人群众支持。但是，刘少奇的正确主张却被“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指责为“反决议”，并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仍坚持自己的主张。1931年夏，他在给“赤色职工国际”的报告《最近中国职工运动、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与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中，再次表述了他对中国职工运动策略问题的看法。
　　
    当年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杨尚昆在回忆中指出：“少奇同志对扣给他的‘帽子’，一直胸怀坦然，从不放在心上。这显示了少奇同志具有不迷信权威，不畏惧压力，勇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德。”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因为当时刘少奇身在莫斯科，没有回国参加“六届四中全会”，但在会上还是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秋，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到上海，被任命为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这时正值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也是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盛行时期。在实际工作中，刘少奇同与“左”倾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临时中央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1932年1月底，为反抗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支援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第十九路军抗战，上海市总工会组织全市工人进行总罢工。在关于工人罢工斗争的方针问题上，临时中央认为当时工人斗争形势是进攻的，提出将这次沪西工人罢工斗争发展成“大规模的总同盟武装暴动”。刘少奇在组织罢工的实际工作中看到，工人既没有武装力量，也没有可以举行总同盟武装暴动的条件，因而提出工人斗争形势应该是防御性的反攻。对此，临时中央认为刘少奇提出的方针是“消极派的罢工斗争方针”，从而遭到临时中央的坚决反对。但是刘少奇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沪西工人罢工斗争，并亲自予以指导。在这期间，刘少奇还撰写了《罢工策略》、《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等多篇文章，阐述了他对于国统区开展工人运动的策略和思想。

    遗憾的是，刘少奇提出的正确策略方针，却遭到临时中央的严厉指责和批判，于1932年3月14日被撤销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

    1936年初，刘少奇抵达天津，开始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由此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实现政治策略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阐明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正确策略思想。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后，对华北党组织的状况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强调要转变党在国统区内不适应抗战需要的工作路线，首先要肃清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明确提出华北党组织的任务和工作方针是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

    二是在实际斗争中，刘少奇领导北方局积极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给以正确的指导。例如，1936年3月31日，北平学联党团组织为悼念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反动当局逮捕并折磨致死的爱国学生郭清，举行“抬棺游行”活动，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刘少奇得知此事后，于1936年4月5日撰写了《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冒险主义的行动，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充分利用公开的合法方式，团结更多的群众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来。这封信对纠正学生运动中“左”倾错误起了很大作用。

    三是积极进行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和重建工作。

    四是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根据长期在刘少奇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薄一波回忆：刘少奇在北方局两年多的时间里，“创造了党在白区工作中前所未有的成绩”。
　　
    对于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正确主张，1941年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刘少奇同志是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中“正确的领袖人物”，“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

    对于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路线的正确主张，当时担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的杨尚昆后来这样评论：“刘少奇在这种极其复杂而又艰难的环境中，正确地估计了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明确提出了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以防御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开展活动，以便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使党的组织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刘少奇在实践中总结出的关于国统区斗争的策略，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1945年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
　　
    五、迎难而上，历尽艰险筹粮保长征

    1932年冬，刘少奇从上海秘密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既领导全国的工运工作，又领导苏区的工运工作。他在苏区组织工人努力生产支援前线，开展同白区的贸易工作，为打破国民党对苏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少奇还主持筹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全师1.28万人，分编成3个主力团和1个预备团，后命名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支以“工人”命名的正规武装，在历次战争中表现了很强的战斗力。1933年10月，蒋介石调动一百万军队、两百架飞机，对中央苏区开始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这支部队为加强红军中的工人阶级骨干力量，武力抵御国民党的“围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4年7月，刘少奇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到任后，采取征粮、借谷、开展节约运动等办法收集粮食支持红军战略转移。据《红色中华》报道：福建长汀县完成30954担，兆征县完成20504担，汀东县完成16259担、上杭县完成5141担，新泉县完成3010担，全部都超额完成征粮计划，全省共超过原定计划1万多担。宁化县从8月7日开始动员，半个月时间就征集了34000余担粮食。福建苏区人民还组织了运输队，将征集到的粮食运送到指定的地点支援红军。

    在筹粮的同时，刘少奇还领导发动福建苏区人民积极筹款，收集军工生产原料，编织草鞋等。兆征县在7月份便筹款17000余元；长汀县的赤男区一次就编织了1700余双草鞋；福建苏区各地的工厂也加紧生产，日夜赶制军需用品；长汀红军斗笠厂9月份产量超过了20万顶，中央被服厂长汀第三分厂5月底以后，工人们每天加班2个小时，生产了大批军用被服，确保红军战略转移需要。其他如宁化被服厂、长汀硝盐厂、四都兵工厂均夜以继日地开足马力生产，为红军提供了大量军需用品。长征前夜，红九军团在汀州休整时，领取了大批军用物资，保证每个红军指战员领到一套斜纹布漕棉衣、夹被、鞋子等，使红军部队面貌整装待发。

    刘少奇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期间，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了紧急动员群众筹借24万担粮食支援红军，他号召后方机关工作人员每月节省三升米。他倡议省委机关将大锅饭改用布包蒸饭，“包包饭”的推行，极大地减少锅巴造成的浪费。一次，机关工作人员在吃午饭时不见刘书记的踪影。大家以为他有事先吃了饭，一问炊事员，才知道刘书记为了节约粮食，一天三餐改为两餐。消息传开，机关反响强烈，不仅推动了全省用实际行动节约粮食支援前线，还给红军将士克服困难、英勇作战增添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1934年10月初，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10月10日，刘少奇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瑞金，先后担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任红军筹粮委员会主任。

    中央红军主力进入贵州后，1935年1月13日，随红五军团行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收到周恩来的电报，通知他和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来遵义城。”刘少奇和李卓然准时赶到遵义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集中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支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主张，结束了王明“左”倾冒犯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揭露和批评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遵义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和军团长董振堂一起到三十七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现在好了，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中央来了，我们红军有希望了，我们党有希望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

    毛泽东多次感慨的说：“在遵义会议上，少奇同志给了我最关键的支持。”邓小平同志后来评价说：“1935年1月，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1935年7月中旬，红军到达四川松潘地区，大草原和茫茫湿地上荒无人烟，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如果给养跟不上，红军就会活活饿死在草地。过草地之前筹备足够的粮食，是摆在红军面前最艰巨的任务。中共中央决定把筹粮的任务交给红三军团，同时决定成立筹粮委员会，任命刘少奇为主任，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政治部副主任曾传六为副主任。

    刘少奇接受任务后，立即组织红三军团指战员四处筹粮。刘少奇对民运部的同志们说：“过草地，走七八天不见人烟，粮食就是我们红军的生命。要尽量多筹一些粮食，要节约每一粒粮食支持我们走过草地，要互助友爱。”他针对当地情况，亲自制订了筹粮政策，组织红军干部战士在藏族同胞帮助下，深入到群众中去筹粮，有针对地对当地上层人士做宣传工作，为红军排忧解难。当地人烟稀少，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只筹到了少量的青稞。刘少奇根据红军部队人员数量和过草地时的起码需求，按人头把青稞分配给各部队。

    8月21日，刘少奇随右路军踏进大草地。大草地一望无边，到处是沼泽地，稍有不慎跌进泥潭，人就会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而被草地吞没。刘少奇把身边的警卫员、通信员都派出去，照顾其他体弱多病的战士，他自己则从容组织部队有秩序行进。行军途中，刘少奇不但没有片刻休息机会，还要利用部队休整的间隙找干部了解情况，做深入细致地思想工作，他要比别人多走一些路，多操一些心，多担一分责。长征途中，刘少奇总能保持旺盛的精力和勇气，发现战士断粮时，他把有限的青稞让给了伤病员，自己则挖野菜充饥。在长征途中，由于刘少奇有力的后勤保障，才使中央红军胜利走过了雪山草地。
　　
    六、殚精竭虑，身居陋室渑池著宏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奔赴延安等革命根据地，纷纷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学生出身的新党员大量增加，一方面壮大了党的队伍，另一方面也使党的成分和思想状况变得复杂起来。如何对广大新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培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增强抵制资产阶级种种错误思想侵蚀的能力，完成我们党所肩负的民族解放任务，成为巩固党对抗战领导的迫切问题。

    抗战开始后存在的这种情况，引起了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密切关注和深入思考，他多次给中共中央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写信，谈自己的看法，同时强调指出，对这大批新党员要加强教育，使之树立正确的思想是非常必要的。刘少奇深知，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里，很多人都论及共产党的建设问题。但是，十分明确和全面系统地阐述共产党员自我修养的专著还没有。他决心攻克这个难题，开始酝酿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提出“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的命题，这更引起了刘少奇强烈的思想共鸣。他开始思考共产党员怎样才能加强自身的修养，克服各种错误的思想意识，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六届六中全会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划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党规党法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是刘少奇主持起草并在会上作的报告，使他正式产生了写作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想法。

    1938年11月28日，刘少奇率秘书、警卫、机要人员等一行17人，离开延安奔赴河南确山竹沟中原局机关。途中经西安，绕道潼关，改乘火车到河南渑池八路军兵站，在这里停留休整了一段时间。刘少奇在渑池期间，虽然住房非常简陋，但他坚持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根据自己多年以来对党内生活的观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撰写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一共6页，写在粗麻纸上，成为创建马克思主义修养理论的基础。

    1939年1月初，刘少奇亲自指导豫西省委在渑池兵站窑洞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训练的对象是各县的县委和区委干部，也有一些基层党支部书记。在第一期训练班上，刘少奇亲自给学员讲授党课，首次宣讲了他的“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刘少奇依据提纲所作的报告指出：一定要建设一个好的党，中国革命才能胜利，共产党员必须加强党性锻炼，加强思想意识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提高贯彻党的路线方针的自觉性，更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刘少奇在报告中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内容和方法。

    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等一行人从渑池出发，经洛阳、南阳到达河南确山竹沟。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中原局和鄂豫边省委在竹沟创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培训支部书记以上区、县级干部。为了加强对这些党员干部进行党性修养教育，刘少奇挑灯夜战，在“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的基础上精心撰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演稿。讲演稿在“提纲”的题目上加上“论”字，成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将“提纲”的内容进一步归纳，作必要的增删。刘少奇在竹沟的每天晚上，都坚持看书学习，常常彻夜不眠地阅读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党建理论的经典著作和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与结论。他夜以继日、呕心沥血，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终于写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初稿），全面形成了党建理论体系。

    1939年3月底，刘少奇回到延安。应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邀请，于7月8日、12日分两次在延安蓝家坪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报告系统论述了共产党员进行党性修养的必要性、重要性；党性修养的主要内容，以及进行党性修养的科学方法和正确途径，并分析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及其产生根源。

    刘少奇的报告，在延安引起很大反响。应张闻天要求，刘少奇将报告整理成文后送《解放》周刊总编辑吴黎平。吴黎平又将文章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示，“这是一篇好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应该快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先后于1942年《解放》周刊第81、82、83与1943年第84期连载。随后，又列为延安整风必读文献，对于统一全党思想、纯洁党员队伍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在整风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有不少党员认为自己苦大仇深，热爱党，主观上要革命，就是有党性。当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不符合，犯了错误，便以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心是好的来原谅自己，要求别人也以此来原谅他。这样，就使一些党员的思想觉悟长期停留在朴素的阶级感情水平上，不能尽快由自发性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自觉性高度，使不少党员干部在复杂的斗争中常常迷失方向。

    通过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许多党员不再满足于有个良好的主观愿望，而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延安整风中，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毛泽东的有关党建著作被全党肯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代表作，成为批判“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思想武器。经过延安整风的大学习、大讨论，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达到空前统一，为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正确路线，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少奇把党性与党员的自我修养结合起来，引入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造，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一大贡献，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空白。

    从新中国成立到2008年，人民出版社、新知上海三联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前后27次出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国外出版机构也将其翻译成英文、日文、捷文、荷文、西班牙文等几十种译本，在几十个国家发行，被称为“共产党的东方圣经”，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
 
    七、审时度势，竹沟历险智勇冠中州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抗日战争的领导，全会决定成立中原局，由刘少奇同志担任中原局书记，中原局设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

    1938年冬和1939年秋，刘少奇同志先后两次从延安出发，跋山涉水，冲破敌人重重封锁，来到河南确山县竹沟中原局，领导中原地区抗日运动和党的地下斗争。他遵照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正确方针，迅速扩大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刘少奇同志直接领导下，竹沟先后举办了三期地方和部队教导队员培训班，他亲自讲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先后在这里培训了三千余人，并将学员输送到新四军二、四、五师和鄂豫皖、豫皖苏革命根据地，成为党、政、军的骨干力量。

    1938年以来，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政策，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尽管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国共关系好转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十分嚣张。1939年入夏以来，在山东、河北、湖北和湖南平江等地制造了多起惨案，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

    中共中央在于1939年8月下旬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适时分析局势、研究对策。8月24日，刘少奇在延安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发言：“目前时局的危险，包含了突变的可能性。目前要准备力量克服这种危险。为了克服这种危险，我党应该采取政治上进攻的积极方针，必须这样才能有战斗的准备。没有必要的准备将可造成惊慌，过去大革命时期便没有这种准备。”

    9月15日，刘少奇从延安再次南下前往华中，继续执行“发展”华中任务。他到达竹沟后，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他日夜找有关干部谈话，全面了解竹沟地区各方面情况。面对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局势，刘少奇预感国民党的武装反攻很快就会发生，应立刻抓紧部署，战略转移。他在竹沟镇北边的北王庄，召集鄂豫边省、地、县委负责人开会，敏锐地指出国民党反共高潮即将到来，提醒大家尽早做好应付突变的准备。他强调要有备在先，有理有利有节地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把竹沟镇中原局机关工作人员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由他带到豫皖苏边界地区去；大部分如党校、教导队、印刷厂等共计七百余人，由朱理治和任志斌带领南下，与李先念部会合，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又调刘子久主持河南和鄂西北党的秘密工作，隐蔽疏散一部分地方工作骨干，保留少数必要的干部坚守阵地。

    在刘少奇的强而有力指挥下，各机关、部队先后在十月中下旬，有计划有步骤地撤离竹沟。就在中原局机关撤离竹沟十多天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确山惨案”——国民党军队占领竹沟，残杀中共抗日干部、战士及其家属和群众二百多人。如果没有刘少奇的准确预料和及时部署，损失将更加惨重。当时担任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的任质斌后来回忆：“当时，如果不是少奇这样及时督促、部署，那我们到敌后去的自觉性就不会有那么高，可能会受到更大的损失。”刘少奇在时局变化莫测之际，能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预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与他雄才大略的领导魄力和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
 
    八、高瞻远瞩，挥师“东进”华中传捷报

    1939年12月，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确定新四军“向东发展，向西防御”、“东进，东进，再东进”的战略方针，明确对顽固派实行反磨擦策略，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刘少奇从竹沟向东行进后，一直在考虑新四军发展战略问题。他调查了各地情况，同曾在江苏省委工作过的刘瑞龙多次交谈，了解中原局向东走那条路比较方便，沿途所经过地区的社会关系、物产、交通、民俗以及党的群众基础等情况。他在六支队干部会议上，一再号召“东进，东进，再东进！”他要求六支队越过津浦铁路深入敌后建立苏北根据地。刘少奇的想法与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的“要广泛猛烈的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边绝不停止”的要求不谋而合。

    在1939年12月的中原局会议上，刘少奇明确提出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是“向东发展，向西防御”。他缜密分析了华中地区敌我力量分布情况，指出豫皖苏和皖东地区都背靠国民党统治区，向西发展则受国民党限制，且不易受到中间力量同情；向北发展则打不开新局面，而向东发展地域辽阔，全属敌后，有驰骋回旋的地盘。经过刘少奇的认真分析和中原局的充分讨论，会议确定了新四军“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发展方向。

    1940年1月，刘少奇在定远县黄家村主持召开第二次中原局会议，着重讨论了在皖东国共两党军队混杂的情况下，应如何正确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他强调应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自己的力量以及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各级党组织将刘少奇的思想传达下去，振奋了干部和群众的精神。华中各部队纷纷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先后建立了豫皖苏、皖东、皖东北、苏北根据地，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940年春，李品仙受命国民党主政安徽，接二连三地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面对严峻局势，刘少奇于2月下旬在定远大桥集附近的湾杨村主持召开第三次中原局会议，指出既要坚持独立自主，又要对国民党的顽固势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940年3月19日，半塔保卫战打响。刘少奇调兵遣将、统筹全局，领导新四军取得以保卫半塔集为中心的反磨擦斗争胜利，创造了在对方优势兵力围攻下固守待援、打守卫战的成功战例。正如陈毅后来所说的：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在刘少奇和陈毅的领导下，新四军多次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斗争，皖东抗日根据地基本建立。

    打开皖东局面后，发展苏北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半塔保卫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敏锐感觉到蒋介石有意将重心移到华中，企图消灭新四军。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德等，指出“应当加紧向苏北发展”。刘少奇的想法与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是一致的。他认为发展华中的主要方向是苏北，发展皖东是为了给进军苏北提供一个立足点。

    为了向苏北发展，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出调八路军黄克诚部队从华北南下、江南新四军北上的建议。1940年7月2日，在刘少奇统一指挥下，叶飞率部取得了郭村保卫战的胜利。10月初，陈毅、粟裕指挥新四军在黄桥歼灭韩德勤（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一万余人，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10月10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占领盐城，新四军陈毅部北上进抵东台，两军先头部队在白驹集胜利会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八路军和新四军连成一片，开辟了华中最大的抗日根据地。至此，东进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南北对进共同开辟苏北的任务基本完成。

    1941年1月20日，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惨遭重创，刘少奇临危受命，兼任新四军政委，重组新四军，重振铁军雄风，再夺抗日战争新胜利，再创人民军队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