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赴欧留学的传奇裹脚女子
    ●她的儿女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书写了叱咤风云的中共早年历史
    ●毛泽东称她为“大家长”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出现了一位了不起的革命母亲，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家庭，这个家庭出现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四位了不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这四位革命家所从事的早期革命活动，都联系着一个伟大女性的名字——葛健豪。
　　
    葛健豪（1865-1943），原名兰英，湖南双峰县荷叶桂林堂人。她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蔡和森、中华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的母亲。她年近半百还带着儿孙三代人进省城求学，后又偕子女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是160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年龄最大的“老同学”，被当时舆论界誉为二十世纪“惊人的妇人”。她曾在湘乡和长沙两度创办女子职业学校，堪称湖南早期的女子教育家。她善于教育子女，并积极支持子女从事革命，自己亦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活动，人们称她为“女中豪杰”、“革命的母亲”。

    奇女性萌发革命思想
　　
    葛健豪出生时，当地有三大望族：清代名臣曾国藩家族、“鉴湖女侠”秋瑾的婆家王氏家族和葛健豪娘家葛氏家族。他们彼此联姻，构成了封建统治阶级在荷叶的最上层。

    葛健豪的父亲原是湘军的参将，后作过盐运使、按察使，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葛健豪自幼聪明伶俐而且极有悟性，她五六岁时随哥哥葛望钦在家馆读书习字，能背诵《四书》等经典。当时，距荷叶30多公里的永丰，有个叫蔡寿嵩的大户，他与葛健豪的父亲同在湘军任职，他们早就为儿女定下了亲事。葛健豪16岁时，奉父母之命出嫁到了永丰，与蔡寿富之子蔡蓉峰结婚。结婚后，她并不满足于做一个贤妻良母，而是十分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她有六个子女。她对子女除了慈爱有加外，还经常教育他们要关心贫苦大众，要乐于助人。有一次，蔡和森带着妹妹蔡畅下田去种豆子，这时，邻居曾老爹也在上边田里种豆，只见他弓着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兄妹俩便走过去帮着曾老爹种豆，并且还拿自家的豆种给曾老爹种，帮他种完了才去种自家的田。到了晚上，父亲发现豆种少了许多，就追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只好如实说出了真相。蔡蓉峰气得火冒三丈，一边骂，一边就要打人。这时，葛健豪立即站出来护着孩子，说：“他们兄妹做得对，帮助人家是好事，怎么能打呢？”在母亲的教育和影响下，小兄妹经常去帮助人家插田、割禾，还帮小伙伴割草、放牛。这样，小兄妹从小就和劳动人民建立了感情。

    女革命家秋瑾的婆家所在地与桂林堂相隔不远。葛健豪听说秋瑾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巾帼奇人，接连几次去拜望。从她那里，葛健豪接受到了一种全新的思想。从此，她经常给儿女们讲秋瑾的事情，说秋瑾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党人，称赞她创办女学是为了唤醒妇女的觉悟，称她是忧国忧民的革命先驱。蔡和森和蔡畅从小就从母亲的嘴里听到了“革命”这个使人鼓舞激昂的新鲜词儿，他们的心里不知不觉地萌生了革命的嫩芽。1907年，秋瑾被清王朝杀害的噩耗传到了荷叶乡间，葛健豪非常悲痛，她带着孩子悄悄地凭吊烈士的英灵。从这以后，她更是不断鼓励蔡和森与蔡畅长大后要像秋瑾那样做人。

    赴省城寻求济世良策

    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对农村的封建势力、封建习俗等都没有太大的冲击，葛健豪所在的永丰镇仍是一潭死水，广大的人民群众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秋瑾那里受到了革命启发的葛健豪，认定知识能够改变人的命运。她一方面积极支持自己的子女求学，另一方面觉得为了济世救民，自己也应该有知识有学问才行。

    于是便出现了葛健豪三代人同进学堂的新鲜事。1913年，湘乡县立第一女校开始招生了，葛健豪得到这个消息后，毅然卖掉了一部分陪嫁的首饰凑足所需费用，带着蔡和森、蔡畅，还有新丧了丈夫的长女蔡庆熙和蔡庆熙的女儿刘昂，一道进了湘乡县城。当她来到县城第一女校报名时，学校老师见她年纪这么大了（实龄48岁），不肯让她报名。她很气愤，便要儿子帮她写一张“状纸”到县衙去告状。县官看完呈文，例行公事地说：“叫什么名字呀？”葛健豪答：“我原叫葛兰英，现改名叫葛健豪，‘健’就是要做改造社会的健将，‘豪’就是要做打倒封建的豪强。”县官闻言一惊，又问：“为什么要读书？”她大声说：“要寻求救国道理，男女都要读书。”县官觉得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妇人，便在呈文上批上“奇志可嘉”四字，令学校破格录取。就这样，葛健豪被免试进了湘乡县立第一女校，与儿子蔡和森同读高小班。蔡畅就读初小班，长女蔡庆熙就读缝纫班。入学后，葛健豪和儿女们一样勤奋好学。年底，他们学费用完了，才一道返回永丰镇。

    1914年，葛健豪的丈夫为得一个财主500银元，要把年仅10来岁的小女蔡畅卖给人家作童养媳。葛健豪极力反对，蔡和森在长沙知道这件事后也极力反对，三个人一致认为只有用“逃婚”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来砸断这根封建“包办婚姻”的锁链，由蔡和森把妹妹蔡畅从永丰接到长沙读书。1916年，蔡和森考入湖南省高等师范学校读书，蔡畅考入周南女校读书。在蔡和森的支持下，葛健豪又带着蔡庆熙及外孙女李昂从永丰到长沙读书。葛健豪入女子教员养习所学文化，蔡庆熙入长沙自治女校学缝纫和刺绣，刘昂入周南女校幼稚园。于是，蔡家祖孙三代5人进省城求学，曾一时在省城传为佳话。

    葛健豪到省城后，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探求真理。尤其是儿子蔡和森与毛泽东等人结识后，葛健豪很快就成了这班有志青年的革命活动的热情支持者和参与者。大家总是亲热地称她为“蔡伯母”。她的家，也成了谈论时政、交流思想的聚会场所。新民学会成立后，“蔡伯母”常常去当“旁听生”，倾听他们的议论，领悟其中的道理，从中接受了新思想。正如蔡畅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所说：“我母亲在那时候，真是一个可惊的妇人。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她年近50岁了，但她很受革命的影响。”

    办女校播撒革命种子

    葛健豪在湘乡县城读书回到永丰后，打算创办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她认为这是争取妇女解放，让女子自立自强的途径之一。蔡和森利用假期为母亲联系办学事宜，得到了县府的同意。当时葛健豪曾就读的女子职业学校称为“一女校”，在永丰办的这所便称“二女校”，由葛健豪任校长。

    湘乡二女校设在永丰观音阁（今双峰一中址）。在头一个学期，只办了一个综合班，50余人。到第二个学期，扩大为文科、缝纫、职业3个班，学生达100多人。到女二校就读的大多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中青年女生，有的家庭还相当困难。对经济有困难的学生，葛健豪每月发给一定的生活费津贴。在当时，很多妇女把二女校当成“妇女之家”，说：“进了二女校，就好像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天地。”这里的确是比较自由的。葛健豪经常集会宣讲时势、议论国是，谈妇女解放。她还倡导学生唱歌、跳舞，积极组织跳高、跳远、竞跑等许多体育活动。她自己兼任教导主任，蔡庆熙任缝纫教员，蔡畅任音体教员。当时，在女校学生中，“放足”、留短发，提倡妇女自立自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一时蔚然成风。这些“越轨”的思潮及办学行动，触怒了封建势力，他们说“二女校败坏了社会风气”，便唆使官方“严加整饬”。终于，三个学期后，“二女校”被迫停办了。

    这个打击，并没有使葛健豪气馁。她已认识了读书的重要性。她一直积极地投身湖南的妇女解放运动。1924年6月9日，她参加省女界联合会“恢复成立大会”，并参与了女界联合会简章和宗旨的讨论、制订工作。1925年夏，她又在长沙颜子庙办起了一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当时，省总会介绍眷属来入学的特别多。学校开办时为两个班，后来增至4个班。这所学校由于与共产党的关系密切，实际上成了革命者的活动场所。葛健豪亲自为党传递信件，担负党的接头任务，还让党内的许多同志在校内寄住。毕业学员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革命者。“马日事变”后，学校的一些革命者的身份暴露，女子平民学校因此遭到了破坏而停办。

    涉重洋赴法留学四载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高潮。向警予、蔡畅等人发起“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与新民学会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相互呼应。当时有些人的出国经费有困难，葛健豪便利用与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是亲戚和同乡的关系，通过他向裕丰纱厂借来了银洋600元，解决了部分人的困难。不久，蔡和森动员自己的母亲也去。这一年的12月25日，葛健豪遂与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30多位学生，在上海启程赴法留学。行前她对送行者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要活得有意义，我们现在去留学，将来回国就可以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葛健豪这“第一个留学老学生”的风采，对当时的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的报纸发表文章说：“近来吾湘学界向外发展的势头很大，法国、南洋两方面去的人颇多，这是吾湘一点生机……其中我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徐君懋恂（即徐特立），一是蔡和森的母亲，都是四五十岁的人，还远远地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真是难得哩！……我们做青年的，应当如何勇猛精进，莫为那两位窃笑道：你们到底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