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葛健豪在法国

双峰女杰广场葛健豪雕像

    葛健豪，原名兰英，湖南双峰(原属湘乡县)人。一八六五年八月十七日(同治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生于荷叶一户大姓人家桂林堂。父亲葛葆吾，曾在曾国藩的湘军任哨官，后提升为按察使，一八六八年二月阵亡于 湖北蕲水县兰溪镇潭坳，年仅二十七岁。葛健豪还有一位哥哥。父亲死后，他们兄妹二人，由母亲陈氏抚养。健豪十岁就跟着哥哥伴读私塾；十六岁出嫁到七十里外的永丰镇，同蔡蓉峰结婚。

    蔡家在永丰镇开设了一家很有名气的蔡广益辣酱店，每年还有上百石地租收入，生活富裕，夫妻感情也好，结婚十年，内生有两男两女。一八九三年左右，蔡蓉峰到上海投靠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椝，在聂开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当了一名小官员。葛健豪也来到上海，于一八九五年三月三十日，生了第五个孩子蔡和森。　　

    在上海，葛健豪经常到工人家里去走走，乐意帮助工人，劝丈夫不要苛克工人。一次，蔡蓉峰把一个前来求情的同乡工人从家里推出去，她看了很生气，同 丈夫发生了争吵，愤而离开上海，带着刚满四岁的蔡和森回到了娘家荷叶。

    葛健豪母子的回来，给葛家增添了欢乐，哥哥喜欢，年老的母亲更是高兴。这期间，她每天跟着孩子到私塾读书。过了几年，她居然能诗会文，成了乡下一名女中文士。

    一八八九年，蔡蓉峰也回到了家乡永丰，变卖了家里的财产，在荷叶岳母家不远的地方，买了“光甲堂”一栋房子，全家就在这里定居下来。第二年，即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四日，她又生下第六个孩子蔡咸熙(蔡畅)。

    葛健豪并不只满足于做贤妻良母，而是更关心怎样做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后代的人。她曾为秋瑾烈土的牺牲而悲痛，十分敬佩秋瑾是一位“智仁勇兼备的女子”，经常勉励自己和教育儿女，做人就要做秋瑾那样的人。

    一九〇八年，葛健豪夫妇搬回了永丰镇老家。在这以前，她的母亲去世了；年仅十一岁的二女蔡顺熙，从吊楼上跌下来夭折了，年已二十二岁的大儿蔡麋仙 也患白喉死去了。这一连串的不幸事件，她们夫妇认为是“光甲堂”这个屋场的风水不好，在大女蔡庆熙(蔡帕)出嫁后，便将这栋房子卖掉了。

    这时，葛健豪身边只有三个孩子了：十九岁的蔡麓仙， 十三岁的蔡和森和八岁的蔡咸熙。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儿女们都没有继续上学。蔡麓仙在家门前摆个摊子，做小买卖，蔡和森进蔡广祥店当学徒，蔡咸熙则帮助母亲 做点家务。这样安排儿女的生活，并不是母亲的心愿，当蔡和森三年学徒期满，不愿去做生意，而要上学读书时，她支持了儿子的要求。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 发，她以实际行动响应政府剪辫子的号召，带头把自己头上的“巴巴头”剪掉了。后来，蔡畅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母亲在那时候，真是一个可惊的妇人，当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她已经五十岁了(实际为四十六岁——笔者)，但她很受革命的影响”。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葛健豪越来越感到儿女读书的重要，决计先送蔡和森进省城去读书，并把私藏几十年的一包首饰拿出来卖掉，作为蔡和森去省城的 学费。她反对封建习惯势力，从不把女孩关在屋内，也不要女孩裹脚。一九一三年夏，蔡蓉峰为得五百块银元的“聘礼”，要把年仅十三岁的蔡咸熙卖给一个地主 做小媳妇，她气愤万分，要女儿躲到长沙一个亲戚家去，使得年幼的蔡咸熙避免了买卖婚姻的迫害，并在长沙考入了周南女校体育专科，与向警予同学(不同班)， 成长为革命的女青年。

    不久，蔡蓉峰离家外出，葛健豪并不为此难过。她考虑的是自己也应该走自己的路。正在这时，蔡和森回到家里，鼓励母亲去长沙投考女子教员养成所。 这是一所专为女子教育培养师资的速成学校，只要有高小文化基础就可以报考，学校免收学膳费，经过两年的学习，就能担任女校教师，很合她的心愿。她要蔡和森 到衡山把出嫁的姐姐蔡庆熙接回来，一道进省城读书。

    一九一四年春，年近半百的葛健豪，带着儿子、女儿，还有一个三岁的外孙女刘千昂(刘昂)，一同进了省城。当她来到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报名时，学校老师见她年纪这么大了，还带着孙子，不肯让她报名，她很气愤，要儿子帮她写张状纸，到县衙门去评理。县官默默地读了她的呈文，又听她申述了一番为什么要 读书的理由，觉得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妇女，就在呈文上批了“奇志可嘉”四字，令学校破格录取。就这样，她被免试进了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蔡庆熙先入自治女 校，后转衡粹学校学缝纫、刺绣，外孙女则进了幼稚园。她们一家三代人进省城求学，一时传为佳话。

    葛健豪勤奋好学，就寝钟声响。过以后，还要阅读一阵书才睡觉。她是个小脚女人，却坚持和青年女生上体操课。她思想开朗，平易近人，大家都乐意接 近她。年纪大的称她“大姐”，年纪小的称她“伯母”。一九一四年春，毛泽东与蔡和森相识后，对她也很敬佩，亲切地尊称她“蔡伯母”。她自己也很快地成了毛泽东这班有志青年革命行动的热情支持者和参与者。

    一九一五年，葛健豪在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毕业。她回到永丰，想创办一所女子职业学校。蔡和森到湘乡县政府为母亲联系办学之事，得到了县政府的同 意，并明确县城办的一所女校为“湘乡县立第一女子简易职业学校”，简称“一女校”；在永丰镇办的这所女校为“二女校”，由葛健豪任校长。她任职后，立即着 手征聘教员和筹备开学等工作。

    第二女校校址设在永丰镇观音阁。辛亥革命前夕，这里曾办过女学堂，但每期学生只有二三十人，难以为继。第二女校决定筹办以后，葛健豪与各方面协 商，以原女学堂为基础，按照女子职业学校的要求，改变学科，重组教学。如第一个学期只办一个综合班，第二个学期扩大为文科、缝纫、织业三个班。学生,一百多人，绝大多数是小、青年劳动妇女。

    第二女校的办学情况是这样：文科班以国文为主，兼学缝纫、织布，刺绣，学生大都是有文化基础的青少年；缝纫、织业班则以缝纫、织布、绣花为主， 兼学国文，学生大都是文盲或文化基础较差的中年劳动妇女。凡人校学生，免收学费，对学缝纫、织业的学生，还发给一定的生活费津贴在当时，很多妇女把二女校 当成“妇女之家”，说“进了二女校，就好像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天地。”　　葛健豪既是校长，又是教员。她最注重国文教学，要女子得同男子同等的地位，首先就 要同男子一样，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受男子同等的社会教育。她还经常讲时势、论国事，把从儿子书信中学到的新思想，传播给学生，使学校充满讲民主、讲科学的 热烈气氛。她还倡导学生参加唱歌、跳舞，跳高、跳远等活动。她的女儿蔡畅，就是学校的音体教员。在学校的女生中，放脚和留短发，曾一时蔚为风气。

    葛健豪这些“越轨”的办学行动，遭到一些顽固分子的咒骂，说她们母女“文不文、武不武”，“男不男、女不女”，败坏了社会的风气。由于这些顽固分子的阻挠和破坏，使得这所新型女子职业学校，不得不因停发教育经费而停办。

    一九一七年夏，葛健豪为支持儿子同毛泽东等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带着一家人第二次来到了长沙。她先在岳麓山下的饮马堂租居一间房子；因人多挤不 下，不久又搬到溁湾镇附近的刘家台子。刘家台子是一座墓庐式的青砖瓦屋，房子又多，一家人住的宽敞，还可留客歇宿。因此，这里很快就成了毛泽东、张昆弟、 罗学瓒等同学经常聚会的地方。

    为了解决家里生活的困难，葛健豪向屋主租了半亩菜地。这时，蔡畅在周南女校教书，她就带着长女蔡庆熙在家种菜。粮食不足，就用蔬菜、蚕豆添补。 但招待毛泽东等青年，她从不吝惜。例如，毛泽东同蔡和森等发起的“新民学会”在她家开成立会时，她特地为他们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当年曾在她家吃过这顿午 餐的肖三，罗章龙，每当提及这件事时，总要将她的热情夸奖一番。一九一九年春，毛泽东的母亲文氏来长沙治病，也得到她十分周到的照顾。

    一九一九年夏，蔡和森从北京回湘，动员母亲、妹妹以及向警予等一起赴法勤工俭学。葛健豪赞同儿子的主张，乐意将自己的刺绣工艺带到法国去。她要 长女蔡庆熙回衡山婆家要来了四百银元；向衡粹学校校长黄振坤又借了二百银元作为旅费。同年冬，她同女儿蔡畅以及向警予等一道离开长沙，前往上海。

    到了上海，葛健豪担心自己年纪大了，怕出国后再回不来，思想曾一度动摇。不过，当她听到蔡和森说像她这样一位中国老太太，不远万里到外国去求 学，这是别人做不到和最值得人们尊敬的事时，她爽朗地笑了，表示坚决跟儿女们一道走。她还向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椝的儿子聂云台借来六百银元，为一些湖南学生解决旅费不足的问题。

    葛健豪跟儿女们一道赴法勤工俭学，是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杨树浦黄浦码头乘法国邮船“央脱来蓬”号起程的。她的这一行动，对当时的青年 有过一定的影响。一九二〇年五月十四日的湖南《大公报》，曾发表文章说：“近来吾湘学界向外发展的势力很大。法国、南洋两方面去的人颇多。这是吾湘一点生机。”“就中我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徐君懋恂(即徐特立)，一是蔡和森的母亲，都是四五十岁年纪的人，还远远地到法国去做工，去受中等女子教育，真是难哩!”“我们做青年的应当如 何勇猛精进，莫为那两位窃笑道：你们到底不行吧!” 　　

    葛健豪到达法国蒙达尼后，和蔡畅、向警予等六名女生，入了蒙达尼女子中学，蔡和森等则入男子中学。这两所学相距很近，她与儿子天天可以见面，尽管身处异邦，同在家里差不多，大家学习都很努力。

    葛健豪在法国勤工俭学四年，是她一生富有经历的四年。她刻苦攻读法文。虽然年纪大，记忆差，又没有外语基础但她像小学生那样，从一个个单词学 起。每天数她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终于取得能说法语和阅读法文报纸的好成绩。她支持儿女自由结婚。如蔡和森同向警予的“向蔡同盟，蔡畅的自由结婚，都得到 她的赞同，认为这是“向封建婚姻制度的宣战”。她还参加过勤工俭学学生向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馆的请愿斗争，同大家一起冲进公使馆，迫使公使馆续发了三个月的维持费。特别是一九二二年，蔡和森与向警予已先后回国，蔡畅身怀有孕，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在法国生下特特，她既要勤于做工，又要俭以求学，还要为女儿当 保姆，真是忙个不赢，但她坚持下来了。直到同年秋，党派蔡畅去苏联后，她才带着外孙女归国。途经新加坡时，遇上两位在这里办教育的湘籍熟人张良权、胡意 民，曾想托她们在新加坡找工作。但张、胡劝她，说她年纪大，儿女们又不在身边，不如回国去从事教育为好。她接受了这个建议，在新加坡住了一个星期，就又登 程回上海了。

    这时，她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儿媳都在上海参加了党的工作，蔡和森与向警予还是党中央的领导人物。由于儿、媳们革命工作繁重，斗争又十分激烈，她认 为自己不能留居上海，成为他们的累赘，而应该帮助他们解决照顾孩子的负担。出于这种考虑，她在上海只作了短暂的逗留，便带着小外孙女特特回到了长沙。她的 家已由刘家台子迁居天茂花园一号，丈夫、长女、大外孙女都住在这里。向警予的长女妮妮，也从上海送回长沙由蔡庆熙带养。她归家后，来访者接连不断。特别是 一九二四年五月，蔡和森和向警予回湖南探亲时，这里曾一度成为湖南党组织的联络点，也是她们母子同老学友的聚会场所。

    这年五月二十五日，向警予在长沙生下男孩博博。她高兴地对儿媳说；“我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看到你们事业的成功。”此后，她除细心照料着孙子孙女 外，还积极参加湖南的妇女解放工作。当时的湖南《大公报》，就有关于她在 一九二四年六月九日参加妇女界联合会在复陶女校开“恢复成立大会”及六月二十五日讨论女界联合会的简章和宗旨的报道。

    一九二五年夏，长沙颜子庙平民女子职业学校搬到中山西路的新建校址，颜子庙的地方就空置起来了。葛健豪同没有随校迁去的旧教职员工彭慕陶等人商 定，利用原校址，再办一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大家公推她为校长。蔡庆熙也被聘为缝纫教员。由于她的影响，省总工会介绍眷属来人学的颇多。学校办到第二个学期，学生便由两个班增至四个班。据蔡畅回忆：她母亲开办的这所学校，“是专教贫穷女子以手工等技艺的学校，再把工艺换来的钱帮助这些贫穷的女子们。”同 时，学校还成为革命同志活动的场所。据她的外孙女刘昂回忆：“一九二五年冬，学校放了寒假，湖南省委曾借用校舍办过短期党校。我家的住所也曾为党传递信 件，担负过接头的任务；担任过省委秘书长的林蔚同志(秋收起义后牺牲)，曾把许多宣传品寄放在我们家里，还有党内的一些同志也在我们家里寄住过。”

    一九二七年一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至汉口。蔡畅从南昌转移武汉时，曾专程回到长沙，在天茂花园住了几天。这时，葛健豪的第二个儿子蔡麓仙已 在省港罢工中壮烈牺牲，组织上发给了她六百元抚恤金。但蔡畅回家时，为不使母亲伤心，没有将这一消息告诉她，只把抚恤金交给了家里；葛健豪得到这笔钱 后，不顾自己家庭生活的困难，除将钱为学校添置了两部缝纫机外，还拿出一部分，救济了一些生活困难的学生。

    “马日事变”后，葛健豪在长沙的家被搜查，她办的这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也遭到破坏，不能再在长沙住下去了。她要丈夫带着长女．孙儿回老家永丰去，自己则领着外孙女前往武汉找蔡和森、向警予。她来到武汉后，党组织把她安排住在武昌一条小巷子里。这时蔡和森、向警予虽已脱离夫妻关系，工作又十分繁忙， 但都隔不了几天就要抽时间去看她。不久，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她又带着外孙女回到了老家永丰。

    党的“八七”会议后，蔡和森被派去北方局工作。一九二二年春，再从北方局来到上海党中央机关。这时，蔡畅和李富春也到了上海。为了掩护革命，蔡 和森兄妹把母亲、小孩都接到了上海。那一年，她已六十三岁，又不是共产党员，但她忠于党的事业，一面带小孩，一面做掩护革命同志的工作。一九二八年五月，她得知向警予在武汉壮烈牺牲，为党失去一个好女儿而十分痛惜。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蔡和森被派驻共产国际。为不加重母亲的负担，他与妹妹商定，又劝母亲回老家去。就这样，葛健豪于一九二八年底从上海回到了老家永丰。她这次回家后，再也没有外出，也再没有见到儿子蔡和森。 一九三一年蔡和森在广州牺牲，党组织和她家里的人，都没有将这一消息告诉她。

    她的晚年生活是十分困难的。她在永丰老家一点财产也没有了，只好和丈夫带着长女庆熙、孙子博博以及两个外孙女；寄居别人家里。她先后在永丰附近 住过的地方有毛家塘，茶亭子、杨梅子嘴等处。一九三二年丈夫蔡蓉峰去世后，长女蔡庆熙把婆家的财产全部卖掉，将所得的钱交给母亲，在离永丰十多华里的石板 冲买了几间破旧房子定居下来，在这里度过了她清贫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