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岁月与生产节约运动

　　1941 年至1942 年，敌后抗战处于极端困难的阶段。日军为巩固扩大其占领区，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蚕食”，并推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同时，一些原来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打着所谓“曲线救国”的旗号投降敌人，配合日军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因此，根据地曾一度遭到严重破坏和摧残，面积大为缩小，有些地区还被分割成许多小块。如太行区只剩下3 个完整县(平顺、黎城、涉县)。农村经济萧条，物价进一步上涨，粮食和物资奇缺，财政经济极端困难，严重影响部队生活。当时在冀中，部队每人每天0 . 13 元的菜金，只能买半斤土豆;在晋冀豫，战士每月1 . 5 元的津贴买不到10 支香烟;在晋绥，标准规定5 钱油、5 钱盐，只能吃到各2 钱;连原来物质条件较好的山东，在最困难的时候，指战员也常常以来糠、地瓜蔓树叶、草籽充饥部队后勤供给工作面临十分艰难的局面。1941 年8 月，总部还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要求华北各根据地为中央和军委提供一部分经费。电文内容称：“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贫困，党政军脱离生产者恐有8 万人，占全区人口6 %以上，人民负担很大，边币跌价，中央和部队物质保障困难，每年要开支1000 多万元法币。希望华北每年给600 万元，山东每年给200 万元。”这说明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当时的处境也极为困难。此时此刻，我们深感责无旁贷，即使我们再困难也要千方百计设法优先保障中央的需要。此后，我们不仅每年按数上送法币，而且还送了银元与黄金。

　　在敌人“扫荡”和经济封锁的同时，各根据地还遭到不同程度的旱、涝、蝗、瘟等灾害。1939 年7 月至1940 年间，日本侵略军先后两次掘开滏阳河、运河、沱沱河及漳河堤岸，使冀南30 多个县100多万亩良田受淹。从1941 年到1943 年，延续达3 年之久的旱灾，时间最长，地域最广，危害最大，其中晋西北、冀南、冀西、豫北地区尤为严重，接连八九个月滴雨未下，河流水井干枯，地皮龟裂，赤地千里，禾苗不生。仅冀南地区粮食减产就达石50 余万公斤。连年的水早灾害，使广大人民群众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许多群众扶老携幼外出逃荒。仅太行区灾民就达35 万多人，加上敌占区逃来的10 多万灾民，多达50 余万。部队也普遍以菜代粮，采树叶、挖野菜，掺和些鼓糠、豆饼、玉米面等做成饼子或团子，这就是当时经常吃到的主要食品。每当部队开饭时，饿得面黄饥瘦的灾民便围过来，指战员们不忍心看着群众挨饿，自动把分得的糠菜饼子和稀粥，再匀出一些给灾民吃。除了水早灾之外，有些地区还出现了蝗灾。漫天遍野的蝗虫拥向田间老乡们眼看自己的劳动成果被蝗虫吃光，整日惶惶不安当地的党政群机关、部队、学校等，便同人民群众一道，组成灭蝗大军，日夜奋战，终于取得了灭蝗战斗的胜利。同时由于连年灾荒，致使伤寒、霍乱、鼠疫、疟疾等疫病也流行起来。瘟疫最早发生在豫西、豫北及晋南国民党和日伪统治地仄，疫情严重的地方一(中条山地区)已出现了“无人区”。冀南清河县王世公村l天内死于霍乱的就达400 余人。因此，我八路军部队，一面在根据地内组织群众灭害防病，一面开进“无人区”，掩埋死者尸体，抢救奄奄一息的病人。

　　由于日军的反复“扫荡”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以及连年的自然灾害，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经历着古今中外罕见的艰苦岁月。针一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党中央、毛主席及时指出：当前的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号召各根据地军民增强团结，咬紧牙关，积蓄力量，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阶段，准备将来之反攻，夺取最后胜利。根据党中央指示，我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同根据地人民一道，与敌人、与灾害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部队生活极度困难，人员体质下降的情况下，日军的“扫荡’更加频繁，我军反“扫荡”任务十分艰巨。尤其是1942 年5 月中旬，敌人从正太、同蒲、平汉等线纠集了2 . 5 万余兵力，直奔我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地― 辽县武军寺、麻田镇一带，妄图一举摧毁我华北抗日指挥中枢。5 月24 日，总部与北方局机关转移到辽县南艾铺地区，将近11 时许，杨立三部长急切地告诉我：“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率一部分人员经庄子岭向外转移，你带一部分人员向东北方向突围，跳出去就是胜利。”我立即集合供给部出纳科、会计科及随我们行动的后勤政治部一些同志，向东北方向突围。这时，只见西、南、北3 个方向的路上，卷起阵阵黄尘，敌人的炮弹在山坡、路旁腾起团团浓烟，飞机低空盘旋扫射，投炸弹。沿着山地走出不到l 公里，忽然发现一群日伪军出现在我们右翼。我当即指挥大家避开敌人从左翼爬上一座山头，进人一条山沟。这时，驮着几十万元冀南币的骡子被炸死，我命大家卸下驮子，把冀南币分散隐藏在山沟里，用石头遮盖好，留下l 名同志就近隐蔽看守。其他同志则白天隐蔽，晚上转移，在山上与敌人周旋了10 余天，终于跳出包围圈，保护了票币和物资的安全.这次反“扫荡”，总部直属队和后方机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勤部政治部主任谢翰文及机关干部多人不幸遇难。恃别是左权副参谋长英勇捐躯的消息传来，人们泪如泉涌，悲痛不已。

　　为了克服困难，华北各根据地的军民，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亲自带领下，掀起了生产自救运动。邓小平同志亲自组织大批党政军干部，深人灾区帮助群众生产自救。八路军总部首长亲自带领广大指战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节约运动。1944年4 月的一天，我到总部所在地去请示工作，正遇上北方局和总部领导人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等带领机关各部部长们在锄地。当时已任总部副参谋长的杨立三看到我走近地边，指指地上的一把锄头说：“老周，来得好，先锄一趟再办公!”我高兴地拿起锄头，锄了一会儿地，才同杨立三在田坎上坐下，把图表、材料摊在膝盖上办起公来。

　　针对根据地已经缩小的新情况，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渡过难关，党中央还提出“精兵简政”的政策.各根据地都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这一指示。总部后勤机关为了精简机构、压缩人员，早在1940 年底就将129 师供给部与总部供给部合并，纠正了在一个战略区存在两个重叠后勤机构的现象：在1941 年又将供给部粮处撤销.合并于边区政府粮食厅，将供给部政治部撤销，合并于后勤部政治部。中央发出精兵简政指示后，后勤机关又作了精简，卫生部原有110 人，精简后压缩为11 人，部长直接领导几个部员。129 师师直原有41 个伙食单位，精简后只剩下19 个。精兵简政的结果，不仅使机构更灵活，而且对克服面临的物质困难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和厉行节约运动的指示，八路军总部滕代远参谋长和杨立三副参谋长于1944 年4 月1 日共同制订了《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 (后来大家简称《 滕杨方案》 )。这个方案在总结敌后生产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批判了“一切归公”、“反对私有”、“个人积累劳动所得是富农思想”等错误观点，提出了“生产有分工，劳动有报酬，公私两利”的方针，将先公后私、公私兼顾的原则，具体规定为集体与个人生产节约的奖励分红办法;号召人人动手种菜种粮，机关力争做到l 年或半年粮食自给，部队做到3 个月粮食自给，停发或少发公杂费。《 滕杨方案》不仅在总部机关和直属队得到了贯彻，对各根据地也起到了示范作用。在农业生产方面，1944年仅总部机关和直属队就开荒l.2 万亩，取得了粮食和蔬菜大丰收。太行区部队平均每人开荒3 亩多，共达到10 . 24 万亩，增产粮食4500 万公斤。晋察冀军区开荒种地6 . 1 万亩，产粮2000 多万公斤。山东军区在平原和山区开荒1.1 万亩，在海滨开盐田200 多亩。120 师生产粮食、蔬菜各80 万公斤，上豆185 万公斤，棉麻2 万余公斤，全年经费自给率为30 %。这就是农业生产取得的丰硕成果，它充分证明了朱总司令关于“在有战争的地区，部队自己生产，也可以做到部分自给或半自给”这一指示的正确。在工业生产方面，同样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到抗日战争后期，晋冀豫区和总部所辖乙厂基本做到了主要必需品半自给，如军队纺织厂供给部队所需毛巾的70 % ;纸厂解决了印书印报所需的全部纸张问题;其他如被服‘印刷、工具、化学、制药等厂，也能部分或全部满足边区军民的日常需要。

　　为了厉行节约，彭总对开支预算的审查非常严格，除作战经费和涉及群众利益的赔偿费可以宽打一些外，其他经费都抠得很细，特别是对特支费、招待费要求更为严格。他曾经多次告诫所属部队，领导同志下去碰上什么吃什么，一律不准搞招待，并以自己的行动为全军指战员树立了楷模。有一天，彭总到供给部驻地正赶上吃午饭，同志们想给他做几个菜，彭总知道后，立即制止了。他走进伙房，掀开锅盖，顺手抓起两个山药蛋和几片南瓜，边吃边说：“真香啊!”大家觉得过意不去，便又商量：“只炒1盘鸡蛋，行吗?”彭总听了，先摆摆手，后又拍着肚子说：“不用了，这南瓜就蛮好，你们看我都吃饱了。”在彭总的影响下，各级干部都十分注意节俭，到部队后都不让下面招待，坚持同战士同甘共苦。

　　根据地军民开展的生产节约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它不仅使我军渡过了艰苦岁月，而且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朱总司令在总结八路军《怎样养兵》的经验时指出的：“我们在养兵方面的新发展、新创造，就是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问题，实行军队自己生产，解决军队本身的物质需要，来减轻人民的负担。这个新创造，对于我军有非常巨大的意义。”‘军队自己生产之后，民众负担大为减轻，军民之间更加团结，军队生活更加改善，部队更加巩固，训练更加有效，战斗更加积极，并为养兵的经费开辟了无穷的源泉。”的

　　在8 年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八路军的后勤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得了显著的成绩，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八路军后勤工作在战胜各种困难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后勤工作人员不怕流血牺牲建立的丰功伟绩，都将永远记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荣史册。

　　( 1987 年9 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