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我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随着军事斗争的发展，不断健全和完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后勤工作人员，紧紧依靠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同心协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了日军的“扫荡”、“蚕食”和封锁，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和进攻，克服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各种困难，保障了部队的供给，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积极做好出师准备

　　1937 年7 月7 日，卢沟桥的炮声揭开了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序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立即进行了红军出师抗日的一系列准备工作。8 月6 日，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命令红军集结陕西省三原、富平地区整训、改编，准备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接着，抗日军政大学第2 期4 个队的学员提前毕业前往洛川，以便随同参加洛川会议的部队首长一起返回部队。当时我在抗日军政大学总校任校务部副部长，随校长林彪从延安到达洛川。在办完毕业学员分配工作后，8 月19 日遇到已调红军总部工作的原抗大校务部部长杨立三同志。他异常兴奋地告诉我：“周恩来副主席明天乘飞机从西安来洛川，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约我一同去机场接周副主席。8 月20 日10 点多钟，飞机在洛川机场缓缓着陆。周副主席走下飞机，同我们热情握手.并亲切地说：“你们俩又碰到一起啦!”杨立三回答说：“文龙同志是来洛川办理抗大毕业学员分配工作的。”周副主席微笑着点了点头，接着又询问当前部队供应情况，杨立三作了简要汇报。周副主席听后叮嘱说：“部队即将开赴前线，后勤供应工作要做好充分准备，不要影响行军和作战，部队出发前要派人下去检查，把工作做细。”随即，周副主席命随行人员把随身带来的50 万元(法币)交给了杨立三，说：“这是从西安领回的国民党政府发给我军的第l 笔军晌。你们转交给中央财经组，统一分配给前方和后方使用。”望着周副主席亲手领来的这一笔经费，杨立三和我都很激动，深知这是周副主席代表我党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多次谈判争取到的，确实来之不易。

　　8 月25 日，洛川会议结束，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下简称“总部”) ，并任命了总部和总部下辖第115 、120、129 师的军政领导干部。八路军总部及各师于8 、9 月间先后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原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后勤机构也分编两套班子。延安中央军委总供给部由叶季壮任部长，赵尔陆任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卫生部由姬鹏飞任部长，饶正锡任副部长，八路军总部按当时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编制名称，设军需处(对内称供给部，赵尔陆兼任部长);军医处(对内称卫生部，姜齐贤任部长);18 兵站分监部(对内称兵站部，杨立三任部长)。各师也设有军需处、军医处(对内称供给处、卫生处，这年冬改称部)，并配齐了领导干部;115 师供给处长邝任农，卫生处长叶青山;120 师供给处长陈希云，卫生处长刘运生;129 师供给处长周玉成(兼)，卫生处长钱信忠。这些同志虽然有的任职不久工作又有变动，但大多数一直战斗在后勤战线上，他们同后来不断充实到后勤战线上的领导同志一道，团结广大后勤人员，成为八路军后勤建设中的一批骨干力量。

　　“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从我军在三原、富平地区集结之日起，各部队供给、卫生兵站等部门就紧张地行动起来，积极进行出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供给人员冒雨组织筹粮，以保证出发时携带3 天熟食和几天的粮食。对部队的武器弹药和被服装具，经过周密的检查，按需要和条件的可能给以必要的调剂与补充.卫生部门也积极准备战地救护器材和急需药品。伺时，军需部门还为部队即将到来的改编做好了换装准备。

　　广泛开辟供给来源

　　我军挥师北上之际，华北正面临日军疯狂入侵。由于日军烧杀、抢掠，国民党溃兵流窜，加上土匪滋扰，华北人民生活极端困苦。针对华北的时局，八路军总部及时发出“坚持华北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号召，使华北人民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特别是我115 师在平型关首战告捷，消灭了日军坂垣师团1000 多人;接着120 师的雁门关伏击战，129 师的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等战斗连续获胜，更使我军声威大振，进一步鼓舞了全国军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群众称颂：“只有八路军才是保国卫民的好军队!”由于人民群众把八路军看成是白己的军队，所以我军每到一地，群众都自动出粮给我们做饭，主动腾房给我们住宿;行军作战，要向导和运输力，群众都主动帮助解决，真是如鱼得水，亲如一家。

　　正是由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我军才能够在敌后站住脚根，部队的供应才有了基本的来源.当时虽然规定了作战部队每人每天1 . 5 市斤粮食(后方机关每人每天125 市斤), 5 分钱菜金，但由于敌后广大群众通常是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再加上我方又无统一政权，部队供应上困难仍然不少，往往是有了上顿没下顿，吃了今天没明天。

　　针对当时情况，1938 年1 月10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解决部队给养困难的指示》 。党中央在这一指示中指出：“一、前方部队给养处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国民政府方面暂时没有很大希望，也不能存在很大希望，外国捐款正在设法中，一时也不易到手;二、目前不足的给养，主要依靠人民的支援来解决;三、这项捐助仍应在‘有钱出钱，有粮出粮’, ‘拥护抗日军队战胜日寇’的口号下进行。要加强统一战线，从统一战线的展开中去解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了迅速扭转困难局面，前线各部队除担负作战任务外，均抽出部分人员组成工作团，分散到各地，广泛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开展除奸反霸，打击反动会道门，建立基层政权，扩大抗日武装，实行合理负担，征收爱国公粮，这些都得到了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我军所到之处，群众踊跃捐粮捐款，并积极帮助运送支前物资，护理伤病员。许多妇女也冲破封建世俗的束缚，走出家门为部队缝军衣、做军鞋，动员儿子、丈夫参军、支前等。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开明绅士们也懂得了“国将不保，家何能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竞相主动捐粮、捐款.由于我们宣传工作深入，政策正确，很快就征收、筹措了一批批粮款，对克服当时困难，保障部队供给起到了重要作用。

　　八路军英勇抗战，接连取得胜利，不仅受到根据地人民的赞誉、支持也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爱国人士、进步团体以及港澳同胞、爱国华侨、国际友人的钦佩和赞助，他们纷纷筹款募捐，给予支援。上海爱国群众团体、各阶层人士及国际友人为支援抗战，捐赠了近500 吨药品及部分医疗器械、救护车辆等。南洋华侨筹娠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不仅积极筹款募捐支援祖国抗战，而且不顾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也曾亲赴延安慰问边区军民.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宋庆龄，在香港邀集中外著名人士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向国内外广泛筹款募捐，致力于战时医药的募集工作。8 年中八路军总部收到捐款总计为881万元，慰劳款180 万元(均为“法币”)。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已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本应受到国民政府的公平待遇。其实不然，为了领取一点微薄的军响，却经常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百般刁难。在八路军改编之初，国民党就在编制上限制我们，只允许八路军按4.5 万人领取军响，还常常少发、迟发，甚至借故停发;随着战争的发展，八路军部队不断扩大，而所需经费却不予增加。正如当时《新华日报》评论员文章中指出的：“以50 万人巾之众，领4 . 5 万人之响，平均每人不过数角，真是杯水车薪。”1939 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l次反共高潮.事后却反诬我们进犯了他们，并以此为借口，把本来十分微薄的军晌也停发了。对此，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代表八路军将士，向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出了义正辞严的质问电：“重庆军政部何部长应钦勋鉴：据敝军西安办事处报告，皓日据军需局面告，‘奉何部长命令，从本日起，停发给18 集团军经费，即lO 月份未领之20 万元亦一律停发’等语贵部长果有此命令否耶?如果有此命令，则用意何在?欲使饥寒交迫之敝军立即冻死、死耶?抑别有深谋密计非德才浅陋所能窥测耶?谨电奉询，即祈赐复。”质问电在《新华日报》 公诸于世之后，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为此事，周恩来副主席和彭德怀副总司令还在西安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进行了严正批驳。经过我党、我军据理力争，国民政府迫不得已才同意将1939 年10 月至1940 年3 月停发的军响补发给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