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紧建设“小后方”

　　毛主席于1938 年5 月对敌后游击战的后方建设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总部首长十分重视八路军的后方建设，左副参谋长强调指出：“世界上没有只有前方而无后方的军队。”并且根据毛主席的论述，他提出了处在没有全国性政权的大后方的情况下，要努力建设自己的“小后方”。为了把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可以依托的“小后方”，我们在抗日民主政权的配合下，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使八路军的后方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发展军工生产在后方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早在1937 年11月21 日，毛主席就打电报给周、朱、彭，提出争取“每年生产1 万支步枪”。1938 年10 月，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报告中又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每个游击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抗战初期，由于国民政府供应为数很少的武器弹药，我军的装备不仅质量十分低劣，数量也严重不足，一些新组建的莲队有些战士不得不手持大刀、长矛参战。当时枪炮弹药的主要来源是取之于敌。正如《游击队歌》中所唱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为了适应部队武器的需要，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先后在晋冀豫、晋察冀、晋绥、山东等地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起来。尤其是在总部所在的晋冀豫地区、军工生产发展较快，成绩较为突出，不仅生产了大批步枪，还生产了迫击炮、掷弹筒以及各种炸药和枪弹、炮弹等军工产品。为了与敌人的“扫荡”和破坏作斗争，军工厂各车间的工人都进行了战斗编组和分工。遇有敌情，在很短时间内就可把机器设备搬到隐蔽地点埋藏，粉碎敌人“扫荡”后，又可立即恢复生产。各工厂还注意摸索敌人“扫荡”的规律，利用敌人“扫荡”的空隙抓紧生产。位于山西省黎城县西北深山里的黄崖洞军工部1 所，是华北抗日根据地军工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日军视为心腹之患，多次调重兵企图摧毁它。为了保卫工厂的安全，总部首长将总部特务团派驻黄崖洞。1941 年11 月，日军第36 师团调集3000 余人对黄崖洞发动进攻，特务团和广大军工团结奋战，歼敌700 余人，这就是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军事斗争保卫了军工生产，军工生产保障了军事斗争各根据地的兵工厂就是这样边生产边战斗，使八路军的武器弹药供给基本实现了由初期主要取之于敌到后期主要自己生产的转变。

　　各根据地除办兵工厂外，还根据中央“各区要建立自己的军需工业解决自己的需要”的指示，办起了被服厂、鞋厂、皮革厂、纺织厂、造纸厂、毛巾厂、肥皂牙粉厂等。这些军需工厂千方百计克服原料不足和其他方面的困难，生产出大量军需品，源源不断地供给前方需要，对我军在困难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起了重要作用。总部首长对军需生产十分关心朱总司令曾强调;生产的军需品要美观、耐用。他还对军需生产部门如何更好地为部队服务，及时给予指导。有一次后勤部门搞到一批棉布，准备给新扩编的一部分部队每人做一床被子。但布有好有次，究竟用哪种布料，产生争论有人主张用次布，理由是：部队新战士思想不稳定，一旦有人开小差把被子带跑了，用好布岂不是浪费?意见反映到总司令那里，总司令耐心而中肯地指出：怕战士开小差就不用好布，这是糊涂观念。防止士兵开小差应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积极做好巩固部队工作，你们做后勤工作的同志，也应积极设法参与这项工作。你们用这种办法去消极防范，是极为错误的。再者我们的战士多为农民子弟，农民生产很苦，即便有个别人开小差，就让他们把被子带回去多盖两年也好嘛!这件事对我们做后勤工作的同志教育很大。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是后方建设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日军在军事上对我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的同时，还对根据地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把我们困死。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各部队除精兵简政、紧缩开支外，还开办合作社，经营商业和自给性生产，并将有一技之长的人员集中起来开办理发馆、照像馆、加工作坊等服务性行业。有的部队还抽调部分人员和牲畜，利用当地煤炭资源丰富的条件，开办小煤窑，组织运煤队，借以筹款改善部队生活。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克服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各部队还主动配合边区政府大力开展对外、对内贸易为了沟通物资交流，繁荣市场，总部在根据地儿个集市，如阳邑、渡口、将军墓、宋家庄等地，设立了采购站、货栈，作为购卖物资的机构。各部队后勤部门，还积极支持抗日政府，按照军事斗一争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输入输出的物资，分别采取奖励、限制、禁止等不同政策。对我奇缺的机械设备、通讯器材、药品器械，以及发展军工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鼓励人境;对根据地出产的山货、药材、木材、皮毛以及其他多余物资，鼓励出境;对我一时不能生产的火柴、煤油、食盐、细布等生活日用品，有限制地准许入境;对敌人所需要的生铁废钢、硫磺等，严禁出境。对奢侈品、消耗品，以及根据地能自产自给的日用品，禁止入境。按照这样的政策，我们将根据地内的土特产，如杏仁、花椒、核桃、栗子、柿子、中草药、术材皮革等，运销敌占区，换回部队需要的物资及生活必需品。我地下组织和部队敌工部门在敌占城市开办商行、货栈等，对士打破敌人封锁，筹购、外运我军所需的各种物资，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时还通过日伪中的内线关系，买到一些枪支、弹药、钞纸及通讯器材，秘密运进根据地。

　　在敌我经济斗争中粮食斗争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粮食是边区军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资。正如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在1943 年7 月2 日《解放日报》发表的《 太行区的经济建设》 一文中指出的：“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在根据地，粮食还是带有半货币性质的商品。由于物价不稳定，货币贬值，为了保证部队的生活不受影响，我们以每斤小米的时价作为部队财务预算的计量单位。比如，总部所在的晋冀豫根据地，养1个兵平均每年要900 公斤至1200 公斤小来，生产1 发炮弹需400 公斤小米等。粮食斗争在各根据地有各自的特点，太行山区表现得尤为尖锐和突出。历史上，太行山区的粮食就是由西向东流动。抗战以来，人口稠密的冀南平原，由于敌人残酷掠夺，粮食缺乏，粮价高涨;山西西部地区人口少，粮食产量多，交通不便，粮食不易运出，粮价较低。我们就利用粮食的地区差价，配合政府从西线用冀南币以平价购粮，然后运到东线敌占区出售，用冀南币买按平价，用伪钞买按高价。这样既可控制粮食，制止粮食走私，保障部队和贫苦群众的粮食供应;又可有计划地组织部分粮食输出，有意识地多收伪钞，再从敌占区购回我奇缺的军需物资。每当敌人出动重兵对我根据地进行掠夺时，我们就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武工队，深入到敌占区打击敌人，向敌伪政权要粮，与敌人进行夺粮斗争。同时，依靠当地党组织、游击队和进步群众，开展宣传活动，反对向敌人交粮，破坏敌人抢粮，并动员群众向抗日政府交粮。粮食斗争的尖锐和残酷，还表现在运粮与护粮中。晋察冀边区儿次从冀中平原向冀西山区抢运粮食，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先后牺牲160 多人，损失马车300 多辆.牲畜200 多头，付出了很大代价。人民群众为了保护坚壁的粮食，宁死不屈。在太行区反“扫荡”中，辽县后柴城村的财粮委员吕振芳被捕后，敌人在审间中用开水烫他全身，他始终未说出藏粮地点，被敌人杀害。彭总在1943 年总结华北6 年抗战的大会上表彰了他的英雄事迹。

　　在敌我经济斗争中，货币斗争也起着重要作用。随着经济斗争的发展，党中央及时指出：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作为浩大军费开支的主要来源，以备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斗争。为了活跃根据地经济，保障部队供给，打击敌人掠夺，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1939 年4 月，彭副总司令根据党中央指示，责成总部后勤部筹办冀南银行，发行冀南票为本币，并任命高捷成为行长，杨立三兼任董事长，我兼任副董事长。经过半年多筹备，于当年12 月正式印发了冀南币二冀南银行将发行的本币，一半交地方政府用于发展生产和贸易，一半给军队购买粮食和发展军工生产。当时为统一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冀南币可作为单一本币在各区使用。这对巩固解放区经济基础，保障部队供给，开展对敌金融斗一争，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在供给工作中，积极协助地方政府，逐步用冀南币来充实市场，收回上党票、山西票、河北票，取消各地的杂票和兑换券，禁止银元流通，不许伪钞进入根据地。为了挤掉伪钞，银行专门设立了票币交易所，本着不让群众吃亏的原则，把群众手中的敌伪钞按一定比例兑换本币。用这种方法把敌伪钞收集起来，由贸易部门在对敌经济斗争中统一使用。抗战期间，物价上涨几乎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根据地物价也有上涨，但比敌占区与国统区要平稳得多。这说明货币斗争对稳定物价、发展生产、繁荣市场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随着后方建设的发展，后勤干部的培训成为急待解决的间题。根据形势的需要，总部及各根据地都相继开办了供给、卫生以及军工干部训练班、队，晋察冀军区还创办了白求恩卫生学校。这些训练机构，虽然学习条件简陋，但训练要求严格，学制和内容适合实际急需，因而培训出一批批后勤干部。总部与129 师在1938 年至1940 年期间共培训供给干部1000 余人，卫生干部工100余;晋察冀军区8 年中共培训供给干部300 多名，卫生干部1 000 多名。总部后勤部军工部直属的太行工业学校办校两年，共培训各种专业技术干部400 余人。这为加强后勤的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地注人了新鲜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