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这个时候，我从抗口军政大学总校调到八路军总部供给部任副部长。3 月底报到，4 月6 日既接总部电话要我去受领新的任务，是后勤部长杨立三带我去见左权副参谋长的。一见面，左副参谋长就亲切地对我说：“你刚来总部几天，就要清你辛苦一趟，出次远差，去西安领取军晌。国民政府停发我军军饷已5 个多月了，经过我们多方交涉，据理力争，他们迫于舆论压力答应补发。其中1939 年印月至1940 年l 月的已发给，2 月到3 月的待领。现在朱总司令要经西安回延安开会，所以决定派你随朱总去西安，领取这笔军饷。有朱总的声威，预料去时问题不大，回来时困难可能多些，特别是通过日军和国民党军占领区，千万要提高警惕。还有，国民党顽固派在豫北晋南多处围困我兵站人员和扣留我军用物资，这次路过洛阳时朱总司令要同卫立煌交涉，由你带回被困人员，运回重要的物资器材。你带上1 部电台，途中随时与总部联系，以便及时取得指示。”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于4 月10 日随朱总司令从武乡县东堡村出发了。出发前彭总又亲切叮嘱，要我在返回途中一定用电台日夜与他保持联系。去时比较顺利;返回时，我把被围困的绳池、垣曲两个兵站的人员接来，运回一部分重要物资;又用朱、彭的名义写信给驻中条山的国民党第38 军军长赵寿山(我党地一下党员)，把被扣的1 个警卫连(其中有地下党政人员)要回。虽有上千人的队伍，但战斗力不强，加上携带巨款和物资，还要辗转通过日军封锁线、国民党顽固派统治区和瘟疫区，真是困难重重，历尽艰险。有一次我们乘夜通过敌人封锁线，未能与总部联系，回来后彭总告诉我：“那晚我在电台旁守了半夜，真为你们提心吊胆啊l ”我们于7 月17 日返回总部，往返共99 天，带回军响208 万元(包括2 至6 月份的饷款及服装费、过节费等)，还有一大批军用物资。

　　在抗战初期，我军军需供应的来源，有时还通过没收汉奸的财产、缴获日伪军的装备与阎锡山的统战关系等，补充供给。比如，我军出师华北抗战之初，正是日军疯狂南进，企图攻占太原之时，危及到阎锡山老窝的安全.我军北上抗日对解除他的危难有利，所以阎下令，让他的参谋长朱绶光打开太原的军械仓库，为路经太原的八路军补充一些弹药。我总部炮兵团长武亭在领到炮弹后乐哈哈地说“1年前阎锡山阻止红军东渡黄河打日本，我们缴获了他的太原造大炮，但一直没有炮弹，这回可该让大炮吃顿饱饭了!"

　　逐步健全标准制度

　　后勤工作标准制度是部队后勤工作的章法，没有标准制度，后勤工作就没有依据。我军的供给标准，最早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提出来的。1931 年1 月红军在江西宁都黄陂召开了l 、3 军团师以上军需官供给会议，毛泽东同志亲自到会讲话。他分析了当时根据地立足未稳，敌强我弱，取之于敌有一定困难，红军的供给主要靠打土豪筹款来解决的具体情况，特别强调要精打细算，讲求节俭，并对红军的供给标准作了具体的规定：在伙食方面，“每人每天要有5 钱盐、4 钱油、1 至2 斤菜的标准供应”;在办公杂支方面，晚间办公使用的植物油灯，“参谋处用3 根灯草，连长、指导员、司务长用2 根灯草，战士每班用1 根灯草”。这说明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供给标准，只不过根据条件的不同有所差异而已。

　　八路军挺进华北抗战之后，在供给工作上发扬了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克服困难，开辟供给来源，一方面逐步健全标准制度，使供给工作有所遵循。当时总部制定供给标准，主要根据以下基本原则：一、敌后游击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考虑到根据地的开辟扩大和受敌分割缩小等因素;二、根据地的经济生产情况，能负担的实际人口数量;三、当地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充分体恤人民的困难;四、各根据地之间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的差别，体现因地制宜的精神;五、军队内部参战部队与后方机关之间、野战军与地方部队之间。标准应有所区别根据这些原则，总部在1938 年12 月21 日对各级干部及战士的每月津贴费标准作了统一规定：正、副师长和政治委员，正、副旅长和政治委员等5 元;团长和政治委员，营长和政治教导员等4 元;连长、政治指导员等3 元;排长2 元;上士15 元;战士l 元，从1939 年1月起实施。1939 年2 月2 日又对鞋袜费、马干费、出差伙食费等作了规定：连(队)长科员、股长以下干部到战士，每人每月发鞋袜费0.5 元(凡津贴费满4 元者不发);骡子每匹每天发马干费0.25 元，驴子发0.2 元，战马发0.3 元(只限晋东南部队，其他地区的部队应按驻地粮价斟酌增减);因公出差人员，每人每天发伙食费0 . 3 元。为统一全军的思想认识，提高执行标准制度的自觉性，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长叶季壮专门撰写了题为《关于八路军的供给工作与供给制度》的文章，发表在同年第11 期八《路军军政杂志》 上。

　　在供给标准上，尽管八路军总部先后做过一些规定，但由于各个根据地之间政治环境、地理位置、经济条件、人日密度、生产发展状况等各不相同，供给标准和部队生活水平也就有高低之分，加上战争与灾情的影响，差异更为明显。如山东抗日根据地、冀中抗日根据地，气候温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部队的供给条件就比较好些。而晋绥部队地处高寒山区，地痔民贫，部队供给就较差。表现在服装供给上，晋察冀、晋冀豫部队，每人每年发两套单衣，1 至2 年发l 套棉衣;晋绥部队每人每年只发l 套单衣，棉衣则要2 至3 年才发1 套。在给养供给七，各地部队的实际生活水平也大不一样。对于供给生产，同年6 月将总部第6 科(军事工业科)扩编为军工部，划归后勤部领导，部长刘鹏(后为刘鼎)从此，八路军的后勤系统日臻统一完善，结束了供、卫等业务部门直接归总部领导的历史阶段。我在后勤部先后担任过供给部副部长、政委，后勤部副部长等职务

　　1940 年是八路军后勤工作前进幅度较大，各项标准制度进一步完善的一年。这年2 月军委总供给部颁发了《八路军、新四军供给工作条例》 。4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省黎城召开了太行太岳、冀南地区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和统筹统支、反对浪费的要求，在财政经济建设上，初步确定了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在财政开支上，提出了克服各自为政的现象，要求做到量人为出，反对在敌占区抓一把，并规定了军二政一的开支比例。7 月下旬，左副参谋长把杨立三和我叫去，提出为加强后方建设，贯彻黎城会议精神，要召开一次后勤工作会议，要我们抓紧准备。在经过调查研究和充分准备之后，八路军的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于12 月22 日至27 日在山西省辽县桐峪镇召开。彭副总司令致开幕词，杨立三部长作后勤工作报告，我与钱信忠分别就供给和卫生工作作补充发言，左副参谋长作会议总结。参加会议的有总部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及129 师旅以上军政领导和供给、卫生处长。彭总在开幕词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抗战的形势后指出：“1941 年将是抗战中空前困难的一年。敌人对我们的‘扫荡’和各方面的摧毁，在1941 年中会较以前任何一年剧烈、频繁、残酷。”“后勤工作者也许会首先感到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困难的，我们不粉饰和掩盖困难，我们是要深刻认识和研究困难，准备力量去克服困难。… … 在我们团结努力下，这些困难是一定可以克服的。”彭总还明确指出：司令部最近提出了一个4 个月的整军计划，并指出建军的三大任务：“政治建设，军事建设和后方勤务建设。我们在这里虽然认为政治建设是主要的，但后勤工作既成为建军工作中三人任务之一，同志们也可以看出后勤工作在建军中的地位的重要。我们认为这三大任务是不可分离的，同时是缺一不可的，忽视后方勤务工作是不对的。”井且强调：“军队大了，必须走向正规化，必须有健全的后勤工作，否则就不能发挥应有的战斗力。在正规军作战中，前后方是同样重要的。”彭总的讲话使到会的同志认清了形势，明确了后勤工作在建军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而更加重视和热爱后勤工作。在彭总讲话精神指导下，会议深人研究了抗战中后勤工作的任务、特点，系统总结了杭战以来后勤工作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间题，研究制订了各种供给标准和规章制度，以及加强生产、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措施。会议特别强调了统一财政收支、建立预算制度、决算制度、审计制度。会后不久，在彭总亲自提议下，八路军总部成立了有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供给部长参加的审计委员会，部队团以上供给机关也都成立了审计机构。同时，各级还组建了生产委员会，负责领导生产工作。

　　这次会议是全面研究后勤工作建设，使八路军后勤工作逐步走向正规的一次历史胜会议，对整个八路军后勤工作的指导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也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艰苦阶段作了充分的思想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