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扫荡”作战方面，我们采取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我们以一部分主力分散开来与民兵相结合，依靠地方游击队与民兵日夜和敌人扭打，敌进也打，敌退也打，不断地袭扰敌人，截住敌人，围困敌人。民兵利用土制的地雷、手榴弹和石雷到处巧妙地杀伤敌人，并实行坚壁清野，便敌人无所掠夺，以切实保卫人民的利益。同时，我另以有力部队转进敌后，破坏敌人交通，打断敌之补给线，摧毁敌占区的统治机构，错乱敌人的作战布置，主动地制造敌人的混乱与恐慌，然后灵活地集结主力之一部，坚决消灭敌之一部，迫使敌人撤退，粉碎敌人的“扫荡”。这就是依靠地方武装与民兵有力地坚持我腹地游击战争，使二者作为主力有力配合的战法。此时期中之后期，许多次敌人的大“扫荡”，都是在这种战法下粉碎的。

　　比如，l941 年11 月，敌以6 万兵力“扫荡”我晋察冀北岳区，敌人事先有周密的汁划，首先在晋东北与冀西交界处的高山岭上，建筑起一条南北250 公里长的封锁线，然后反复合击我腹地，以寻求我主力决战，我即在腹地展开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同时以有力部队出击平汉线，敌虽坚持了3 个月的“扫荡，，但终于支持不住，鼠窜而逃，沿途又遭受我严重打击。又如，1942 年4 月，敌以5 万兵力，发动对冀中平原的大“扫荡”，采取“拉锯捕捉”的办法，企图歼灭我主力，但在群众性游击战的广泛开展下，其目的终归落空，唐河两岸地区虽为敌一时所控制，但不久在游击战争火焰的燃烧下，又把敌人在大“扫荡”中所获得的些微成果夺取回来了。再如，1042 年5 月，敌伪以8 万兵力，对我太行山区实行“铁壁合围”，起初因猛无比，但当我游击战争展开时，便疲于奔命，终于在我军不断袭击下，被赶走了。

　　(乙)在游击区

　　针对敌人的“蚕食”政策，我们向敌人展开反“蚕食刀斗争。我们采取充分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有机配合，实行“正面坚持和敌后配合”。在正面，我们组织联防线，以正规军、地方游击队、民兵三位一体的密切结合，乘敌立足未稳，给以坚决打击，斩断敌人的蚕食。在平原地区，堡垒林立，活动异常困难，我们便创造了黄蜂战，即以地道战(坑道和掩体)，坑道爆炸(掘至敌人堡垒下，以硝药爆炸)和地面的游击战结合，以保卫村庄;敌人每占领一个村庄，一条河流。都需支付重大的代价。比如争夺冀中奠无县的北喉村，敌人便死伤了700 多人。在后面，我又以武装深人敌占区活动，激发群众的抗战热情，推翻伪政权，使敌人腹背受敌，顾此失彼。此外，我又集结主力，乘敌之隙，坚决拔除深人我内地的敌据点，或袭占敌纵深据点，或围点打援，迫敌处于被动地位。如此对付的方法，至1 942 年秋，敌人的“蚕食，政策，即归于失败了。

　　(丙)在敌占区(或敌后之敌后)

　　以反“清乡”斗争为主。我们组织了武装工作队，越过敌正面的封锁沟墙、据点、公路，潜入于敌人的格子网内(囚笼里面)，在“中国人大团结一致对敌”的口号下，与群众共商对敌斗争的办法，切实保护人民的利益。

　　武装工作队是军队、政府、人民结合的一元化组织，也是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斗争形式。其成员包括军队中的中下级干部和模范战士、政府的负责人或工作人员、知识分子、敌工干部与日人反战同盟的战友等，组织精干，纪律严明，政治觉悟也较高。每个队员都是战斗员、宣传员、组织员，能打仗，又能独立进行政治活动，分合自如，出没无常，敌人找不到他们，他们与老百姓却经常会面，与敌人进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动的、静的各种斗争。其最高准则是处处为人民着想，一切为着人民利益，为着抗战利益。

　　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的经常工作，是发动与组织人民，展开对敌政治攻势。比如寄慰问袋给日本士兵，利用机会与日本士兵用电话通话，上夜课，占领敌人的会场，宣传我军与盟国的胜利战绩，访问伪军家属，通过他们以进行对伪军的政治工作。总之，用各种方法，燃起日伪军的反战火焰。打击敌宪兵队、特务队及死心路地、鱼肉人民的汉奸，使之不敢随便人乡勒索人民，减轻人民的负担与痛苦。同时对于可以争取的伪军伪组织人员，也设法加以争取。摧毁伪政权，伪情报网，解散伪合作社、仓库，使敌失去统治、奴役和掠夺人民的爪牙。反对敌人的抓丁、抢粮，在故人抓丁抢粮时，予以袭击或截击，以解救壮丁，保护粮食等等。

　　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活动，处处要取得人民的掩护与配合，因而宣传与组织人民为其经常的重大工作。比如，组织“反资敌联防线”、“哄鬼大同盟”、游击小组、“保家民团”等，增加真正的人民自卫力量，以数村或数十村互通声气，齐心对敌。武装工作队在一个地区活动得久了，在老百姓中生了根，就可以创造出隐蔽的游击根据地，把敌人占领的土地从敌人的口中挖出来。

　　如此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三者相结合的斗争，一方面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停止了敌人的前进，使其压缩与摧毁我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失败，同时，又在敌后之敌后，解放出许多村庄，建立起抗日墓地，把敌占区变为游击区以至游击根据地，使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破产，“抬安区”永远不安，其一切吸吮物资，征兵南下的计划均成抱影。比如，敌人1 斜2 年拟在华北征粮2000 万石，结果其所得当不超过1 / l0 (太谷县预定征粮6 万石结果连抢带买只得3000 石，仅及预征额的1 / 20 )。在我政治攻势宜传下，日军士气逐渐下落，一有调往太平洋的风声，士兵们就愁眉不展，向人表示“死啦土死啦的卫”山西、河北、山东各地，都一再出现日兵集体自杀或失踪事件，石家庄、安阳等地还发生过日兵暴动事件。这样士气的部队，即使有一两个师团调往太平洋作战，效能也要降低。抗战第4 、第5 两周年，我俘虏伪军33296 人，反正的有9484 人。此外，被我打散解放的伪自卫团与被征的壮丁，则更不计其数。无怪乎敌酋和汉奸头子王揖唐都叫苦连天，说什么“华北因匪患不靖，兵站墓地的一切使命均无法实现”。

　　这就是我们从敌我的生死斗争中创造出的一整套办法，一整套战胜敌人的办法。

　　第四个时期― 抗战五周年至今

　　这一时期的情形，由于交通困难，有些报告尚未收到，有些材料尚在整理，因而只能较简略的谈一谈。

　　(一)敌方情形

　　这一时期，敌人经常保持14 个师团左右的兵力。敌人进攻中原时，曾从华北抽调了第37 、110 师团和独立第7 旅团、骑兵第4 旅团。第11O 师团原在石家庄地区，现已为敌新编师团所接替;独7 旅团原在胶济路西端，已为申板旅团所接替;第37 师团原在晋东南之三角地区，现为第69 师团由晋中南移接替，而原第69 师团所驻之临汾、汾阳地区，现由第13 旅团和特务旅团所接替;骑兵第4旅团原在陇海线开封、肠山地区，现为伪军张岚峰所接替。此外，第35 师团他调后，新乡、开封及道清西段之防务，已由铃木旅团及第4 旅团所接替。

　　在向我进攻的方针上，自“治安强化运动”破产后，1943 年3 月，故提出新的诱降政策，即所谓“对华新政策”。这是敌人“以华制华政策”的新发展，因敌占领南洋后，企图利用汪逆的臭招牌接管敌后，以所谓“民族形式和地方形式，来统治和进攻我国。同时，在华北敌占区，敌人还发动了所谓“新国民运动”，是为“治安强化达动”的继续，不过其名词较为“温和”一些而已。

　　“对华新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对付友党友军，并作为欺骗中国人民的幌子;而对于八路军的进攻和压迫，不但没有丝毫放松，反而更加疯狂和残暴。抗战第6 、第7两周年，敌人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1000 人以上的“扫荡”共177 次，使用兵力为61.62 万人，1万人以上的大“扫荡”22 次，使用兵力29 . 7 万人。此时期内“扫荡”的特点是以“铁壁合围”与“驻守清剿”相配合，即更带毁灭性与长期性。

　　在“对华新政策”的诱降下，华北友军大批叛变。敌人并以“青天白日”旗帜诱骗善良的农民参加伪军，伪军数量遂较前激增，总数达47 万。齐燮元的伪治安军，即由号称7 个集团军扩大为12 个集团军。1943 年冬，敌人更大事整顿伪军，表面上由汪逆统一指挥(实际上绝不能达到统一的目的)，将治安军，剿共军陆续改编为华北绥靖军，井另扩充伪中央军;逐渐向充实装备、严整编制的方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