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方情形

　　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的正面战争进人相持阶段，华北的局面遂一夭更比一天艰苦。这时期内，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华北抗战的既定方针，努力巩固各个杭日根据地。在军事作战指导上，针对着敌人的“联合扫荡”与“囚笼政策”，而着重进行游击战与运动战相辅的反“扫荡”战与军民结合的“交通破击战”。

　　反“扫荡”战，此时期内在全华北展开。在晋察冀，1939 年5 月，敌人向边区北部进攻，我军在上下细腰涧与大龙华打了两个大胜仗，敌遗尸近千;9月，敌向我腹地陈庄突进，被我包围歼灭千余，10 月，敌以2 万兵力，分12 路向边区进攻，血战43 夭，将敌击退，并于沫源黄土岑战斗中，毙敌阿部规秀中将，此为中国战场上打死敌人中将级军官之第正次，敌酋多田骏在追悼阿部之挽联上写道“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在冀中，曾粉碎敌人的5 次围攻，1039 年4 月在河间齐会战斗中，我贺龙师长中毒负伤。为国际公法所禁止使用之毒气与达姆弹，敌寇在中国战场上于1938 年就开始使用了。在冀察热，平西于工939 年l 月至6 月，粉碎了敌人3 次“扫荡，，冀东于1939 年3 月，粉碎了敌人的大举“扫荡”，7月间，我冀热察挺进军派一部队伍越平绥路深人平北，在明代十三陵地区创造游击根据地。在晋冀豫，1939年7月，敌以6 万之众发动9 路围攻，贯通白晋路，深人我腹地，尽占所有城市，企图“签底抽薪”，一举摧毁我根据地，但终为我所粉碎。在冀鲁豫，敌于1938 年至1939 年年底，连续发动4 次大规模扫荡”，兵力由l , 5 万至3 万不等，井配备有机械化部队，也终归失败。1939 年2 月，刘伯承师陈赓旅之一部，在威县香城固，创造平原歼灭战1 小时内歼敌两个中队的先例。在山东，自我1 15 师之一部于1939 年春挺进山东后，战事即告紧张，6 月，敌以2 万兵力合击沂蒙山区，为我击破，8 月，梁山战斗，我以1 个营歼敌300 余;1940年1 月，敌以3 万人“扫荡，鲁西南，又为我粉碎。在晋绥边区，1939 年2 月，粉碎万余敌的6 路进攻，6 月，我120师358 旅歼灭静乐敌600 余;大青山区，也粉碎了敌人的两次“扫荡阶。此外，在此两年中，敌曾7 次进犯我陕甘宁边区河防，悉为我河防部队与120 师健儿联合击退。在这些胜利的反“扫荡”战中，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便日益巩固起来了。

　　为了破坏敌人的“囚笼政策”，我们发动了“交通斗争”。“交通斗争”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是群众斗争，唯有军队与人民结合，协助破击，才能收到宏大的效果。这一斗争，起初是将重心放在平原，但也不放松在山岳地区的破击战。在山区，我们曾主动地发动白晋战役、邯长战役、平汉战役等，破坏敌深入我根据地的交通线，摧毁乎汉路两旁的封锁沟墙。在平原，我们整年的从事有计划的交通破击战，在组织上，有军、政、民破路委员会的统一领导机关，破击时划分一定地段，且有指挥、掩护、联络、侦察警戒、破坏等之具体分工，破击性质有战术性的破击，有战役性的破击，破击时机，有季节性的破击(如春季河流泛滥时期，秋季青纱帐时期以及“扫荡”前后等)，与随时的不间断的破击。特别是对抢石路、德石路的破击，冀中、冀南均各动员5 万人以上，坚持时日甚久，敌人的修路计划为之推迟半年。总计抗战第3 周年，八路军在华北共破坏铁路2660 公里，公路8200 公里，毁电杆42220 根，收电线1 09246 公斤;抗战第4 周年，计破坏铁路l 082 公里，公路52 42公里，毁电杆234501 根，收电线703266 公斤。平均每天破坏铁路3 公里，公路15 公里，桥梁l 座半，差不多每7 天炸毁l 个火车站，9天炸毁1 个火车头，每天炸毁敌人l 辆汽车，每天毁电杆642 根，收电线1926 公斤。仅抗战第4 周年所破坏铁路的长度，就将及l 条平绥路，或l 条半同蒲路，3 条胶济路，给敌人的“交通建设”的打击之大，是不难想见的。

　　在平原地区作战，不仅要破坏敌人的“交通建设”，而且要挖掘道沟，以改变平原地形。道沟深2 米，宽1 . 7 米，刚好可通牛车，沟外有胸墙，以便我军凭之作战，沟内每隔l 里挖一圆形或弧形沟，将积土堆在中间，既使敌人无法顺沟之纵深以行射击，而人马又可在此让路。1 940 年，河北平原已纵横皆是此种道沟，据冀中第8 行政区统计，已挖成的此类道沟占所有道路的82 %。有了道沟，我方可在沟中隐蔽运动，人民也可经由道沟行走，而敌方则遭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汽车装甲车不能畅行，速率降为与步兵相等，平均每小时只能走4 至6 公里。这样就使敌人失去了快速部队的优点，迫其象步兵一样的与我们作战。

　　拔除敌人据点，为反对“囚笼政策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据冀南经验，共有6 种办法：( 1 )常用袭扰、袭击、强攻以袭敌;( 2 )钓鱼，即诱敌外出，以伏击之;( 3 )狐狸咬鸡，即埋伏于据点附近，待敌出来时给以意外的突然袭击;( 4 )利用坑道进行爆炸;〔 5 )地道龄，即在村庄内普遍挖地道，其内有横墙，并村与村相通，洞口多为隐蔽，内有储粮储水及防毒设备，如黄蜂窝形，敌来则利用此地道以进行战斗，小股敌则歼灭之，大股敌我则从地道中进行转移，伺机以打击之，( 6 )利用地窖封锁，并利用坑道钻人敌人据点内打击敌人。

　　为了更进一步的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大量籍制敌人的兵力，破坏敌人进攻西安、昆明、重庆的计划，以及克服当时严重存在的国民党当局内部的投降危机，我军于1940 年8 月20 日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百团大战。这是一个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系在统一的计划下各地区同时发动的，时间整3 个半月，使用兵力达105 个团，战线之阔，包括有晋、翼、鲁、豫、察各省。先后受我打击的敌军有第110 师团、25 师团之全部，第26 、33 、41 师团之各两个联队，第37 师团、35 师团之各一联队，第l 、2 、3 、4 、5 、7 、9 混成旅团之全部，第6 、15 混成旅团之各一部，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平绥、胶济、白晋、石德等8 大铁路，均被我破坏得支离破碎。

　　此役共分为3 个阶段，第1 阶段自J 940 年8 月20 日至0 月10 日，为交通的总破击战，重点是在正太路。我晋察冀军区部队与129 师主力，同时通过和深人根据地的纵深堡垒线，突然出现于正太路上，以有组织的行动，扫清沿线据点之敌人，将沿路的重要桥梁、车站、隧道、水塔等彻底破坏，铁轨枕木或毁或焚，敌半年后始完全修复。第2 阶段自0 月20 日至10 月上句，继续进行交通破击战，惟重点置于交通线两侧和深人我根据地内之敌据点和交通线，其中大的战役有晋冀豫的愉〔 社)辽〔县)战役，晋察冀的徕(源〕灵(丘)战役，冀中的任丘战役，冀南的破击石德路、邯济路，晋西北的同蒲路之宁武南北段的破击等。第3 阶段自10 月6 日至12 月5 日，以反“扫荡”战为中心，在各地次第展开了大的反“扫荡”，时间不一，此阶段内我军又打了几次歼灭战，如关家地歼灭战等。

　　在百团大战这个大的进攻战役中，我军毙伤日军20645 人，伪军5155 人;俘日军281 人，伪军18 理0 了人;消灭敌据点2993 个，破坏铁路474 公里，公路1500 公里，桥梁2 13 座，火车站37 个，煤矿‘5 所，仓库J1 所，争取伪军反正者1 845 人，日军投诚者47 人，解放煤矿工友10120 人，

　　百团大战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潜在力量的无限伟大，并证明毫无接济的八路军是中国抗战的主力，整个中国战场，抗战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战役进攻。

　　第三个时期― 百团大战后(1940 年底)至抗战五周年(1942 年了月了日)

　　(一)敌人情形

　　百团大战使敌人大为震动，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 多田骏因其“囚笼政策”之破产而滚蛋，继任者为冈村宁次，提出“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取消战争初期“剿共灭党”的口号，而为致力于“剿共”。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实系“治安肃正”之演进，意即强化其对华北的进攻、统制、奴役和掠夺，把华北变为日本法西斯的殖民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更提出“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建立华北参战体制”的方针，企图将华北作为日本法西斯侵略太平洋的兵站补给基地。

　　此时期内，敌人抽走了第21 、41 师团去参加太平洋战争，第33 师团也曾一度抽走，但不久即被调回，此外又新增了第17 师团，并将第10 、场混成旅团扩编为第59 、69 师团，经常保持着15 至17 个师团的兵力在华北。

　　在“治安强化运动”之下，敌人以“囚笼”为依托，将华北划分为3 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 “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与“非治安区”〔即我抗日根据地)，而施行不同的政策。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强调“乡村自卫力之强化”，县筑县界沟，乡筑乡界沟，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用圈村办法编制大编乡，肃清内部的“不稳分子”(抗日分子或动摇分子)，掠夺粮食物资，以一切方法巩固其占领区，强化其奴役的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与怀柔兼施，强迫居民“接头”、“维持”，或制造“无人区扮.并在这些地区广修封锁沟墙与碉楼，防止我军深人游击区、敌占区活动。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严重的摧毁和破坏，企图在人民中制造失败与悲观的情绪。在“扫荡”作战的战术上，则有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而“清乡，、“蚕食，、“扫荡”三者又是密切配合的。“清乡”以巩固其占领地的“治安”，限制我军活动;“蚕食”以伸张扩大其占领地，缩小与割裂我根据地，似傅于进行大的“扫荡”;而“扫荡”的目的则是摧毁我杭日根据地，消灭我八路军主力，以便“确掌华北”，这便是敌人政策的中心目的。

　　在敌人的千奇百怪的阴谋进攻之下，华北战场的敌我斗争，愈演愈烈，至为复杂，至为残酷，非目睹者所能想象。以“扫荡”而言，抗战第4 、5 两周年，敌人对我根据地实行的1 000 人以上的“扫荡”达174 次，较前两年增加2 / 3 ，使用兵力达83 , 89万人，较前增加又倍。其中l 万人以上的“大扫荡”达巧次，亦较前增加l 倍。“扫荡”的性质也愈演愈为毒辣，有所谓“毁灭扫荡”、“抢粮扫荡”等，时间有延长到两三个月的，企图彻底破坏我抗日根据地内人民的生产、收割，消灭我之a 生存条件，，情形是十分严重的。

　　同时，“囚笼政策，仍然是继续强化，1 941 至1942 年新筑与修复之铁路752 公里，公路发展至373 引公里，封锁沟培增加至1 1 230 公里，新增据点碉楼共7801 个，尤以平原地区为繁密。1 942 年10 月，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谈话：“华北碉堡已新筑成7700 余个，遮断墩也修成1 L86 。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外长城线的6 倍，地珠外围的l / 4 ”。其工程之巨，扰民之苦，是骇人听闻的。这些堡垒、沟坝，都是拆老百姓房屋的木料，毁老百姓的田地，强迫老百姓的劳力而修筑起来的。被抓去的老百姓，二三十人一起做工，稍有怠慢，敌兵即用皮鞭抽打，并有以水抱石灰，使之滚热，将怠工者抛人，而被脱皮烧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