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失守前，我军已预见华北之将沦为敌后，故即确定方针：“变敌后为前线，发动广大群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至太原失守，即有计划地将兵力分置于同蒲路两侧与雁北敌后，以五台山、太行山、吕梁山、管渗山等为依托，从事创造抗日根据地。对于敌人之围攻与合击，我则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辅以对抗之，使敌人找不到我固定阵地与固定战线，常常扑空。我则灵活集中兵力，乘敌之隙，打击其一路，予以坚决粉碎。如敌人对晋东南和晋察冀的围攻，均合击一个中心点，待敌进至转换线上，我主力即跳出圈外，集中力量打击其一路，使敌人在尚未进抵中心点时，即被消灭与击溃。同时，我遣军东下冀鲁豫大平原，北击绥、察、热、冀东、长城口外，光复祖国河山，拯救沦于敌人铁蹄下的人民，协同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党委与爱国人士，配合人民的抗日武装起义，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光复的国土上，我们即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安抚流亡，救护伤兵，实行二五减租，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廉洁政治，发动广大民众，团结名阶层人士，帮助友军进步。所有这些，都是为着增强抗战力量，树立长期抗战的基础，把华北创造成为坚韧不拔的抗日基地，使中国抗战在正面战场以外，更增辟出一个敌后战场，以便前后夹击敌人，制敌死命。

　　在这一时期，我军为配合徐州、武汉两大会战，一方面坚决粉碎敌人对我新建根据地的“扫荡”与围攻，消灭敌有生力量，钳制敌人的调动，如1938 年3 、4 月晋东南129 师反对敌人9路围攻，长乐村一战，歼灭苫米地旅团主力，并使敌由同蒲路调兵东援徐州发生很大的困难;g9月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反击敌3 万兵力的25 路围攻。曾击毙敌正亚、清水两联队长… … 。另一方面，我军又主动地向敌交通干线、战略要点进击，并扫荡日寇培植的爪牙― 伪军，计1938 年初，晋察冀我军大破平汉路北段，袭人保定，定县、望都、正定等县城;2 、3 、4 、5 月、129 师破袭平汉路、津浦路，在南宫赶跑敌清水司令，消灭盘踞河北伪军崔培德等约5000 人;3 月31 日，129 师伏击东阳关与涉县间的响堂铺，焚毁敌汽车180 辆;山东我军在台儿庄会战正酣时，破击鲁南之台(儿庄)潍(县)公路，台(儿庄)枣(庄)铁路支线，发动矿工起义;7 月6 日起，晋察冀我军同时出击平绥、正太、平汉诸铁路，激战3 天2 晚，毙伤敌1 400 余人，炸毁北平城西北石景山之发电厂，使北平顿成黑暗世界;7月16 日，唐山矿工在我党领导下，发动抗日起义;七七抗战1 周年，我宋、邓支队 进人冀东;冀东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爆发20 万人的大起义，占领遵化、玉田、迁安等10 余县城;我129 师所部主力进击平汉路、道(口)清(化)路，消灭冀鲁豫伪军启全禄部，9 月，115 师陈光旅在晋西三战汾(阳)离(石)公路，8 月13 日，山东我军袭入济南，10 月3 日，山东我军又破坏胶(青岛)济(南)路50 余公里… … 等。

　　由于游击战争之广泛开展，反“扫荡，作战的连续胜利，人民抗日情绪空前高涨，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我军力量倍增。声威愈壮。活动区域东临渤海、黄海，北达冀东长城口外，南至陇海路，西襟黄河，几个大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在杭日民主政府确实管辖下的人民，为数达1000 万以上。

　　第二个时期― 武汉失守至百团大战(1 940 年8 月20 日)

　　( 一)敌方情形

　　敌人在未占领武汉之前，已深感八路军在其后方的严重威胁，认为是灭亡中国的“绊脚石”。1938 年8 、9 月时，敌华北派遣军即提出“五台与武汉并重”的口号。敌人占领武汉以后，立刻改变战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而将其战争重心放在对敌后八路军的进攻。从此，中国抗战的两个战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即以敌后战场为主。

　　此时期内，敌寇回师华北，兵力骤增，1938 年敌寇在华北战场的兵力为比个半师团，曾调走第5 、10 、14 、20 、109 等5 个师团参加武汉会战，但旋即新增第32 、35 、36 、37 、41 师团，第6 、7 、8 、9、10 、15 混成旅团，及第20 师团之一半，共计8 个半师团，因而此时期内敌人在华北战场的兵力为22 个师团，44 万人，较抗战第l 年(1 937 年)增加了9个半师团，较抗战第2 年(1938 年)增加了3 个半师团，占当时日寇侵华总兵力(1939 年初为48个师团)之一半稍弱。

　　为了加紧进攻，敌曾二易其帅，由寺内寿一而杉山元而多田骏。其间阴谋层出，不断翻新。由于“速战速决”的计划破产，加以在上一时期敌人已饱尝我们的老拳，知道八路军和华北人民是个很“讨厌，的敌人，故改唱“百年战争冲，说要“掌握民心”，与我“进行比赛忍耐力的斗争”。这自然是十分可笑的，因为任何延年益寿的仙丹灵方，也不能使日本法西斯有百年之寿。1939 年春，敌华北派遣军颁布所谓“治安肃正计划，，提出中国内战时期“反共英雄们”所早已唱滥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强调“军政民一体，的“总力战”。在军事上提出“巩固点(城市)线(铁道、公路)，扩大面的占领”的方针。之的9 年9 月，多田骏上台后，更提出“竭泽而渔”的“囚笼政策”，实行“分区扫荡、分散布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牛刀子战术”为一日本术语，取中国语“杀鸡焉用牛刀”之义，表示八路军虽“小”，但需要很大的力量去进行征战。在政治上则高唱中日‘同文同种”，说什么“黄种人联合起来打倒白种的英美”，在敌占城市举行反英美宣传，并把侵略中国的战争叫做“打回祖国去”。对于老百姓则大烧、大杀，以辣椒水灌鼻，强迫人民承认“不抗日，, “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 “反对英美、一经承认则又施以小恩小惠，以事笼络，称之为“威德并用，软硬兼施”。在经济上，敌对我解放区施行严密封锁，说要陷我于“无衣无食，、“自生自灭”的境地。这种封锁政策，以后长期继续，从未放松。敌人用这种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毒辣办法，猛烈地向我们进攻。

　　战局是空前紧张，“扫荡”是大大加紧了，北起冀东及大青山，南迄黄河冀鲁豫，到处都爆发全面的“扫荡”与反“扫荡，。抗战第2 、第3 两周年，敌对华北1 000 人以上的“扫荡”有109 次之多，使用兵力在50 万左右。其中1 万人至2 万人的“扫荡”有7 次，3 万人以上的“扫荡”有两次，还有1次6 万人以上的大“扫荡”。

　　配合这些‘扫荡”，敌人疯狂地实施“囚笼政策，大事修筑铁路、公路、据点、碉楼。1939 至1940 两年中，敌修复的铁路有同蒲、正太、胶济、道清、汾阳〔平遥至汾阳)、微水、博山(张店至博山)、阳明堡(至原平)、周口店(琉璃河至周口店)等线，计长1870 公里，新建铁路有白(圭)晋(城)、石(家庄)德(州)、新(乡)开(封)、凤山(南张村至凤山)、西佐(马头至西佐)等线，计长477 公里，合计2347 公里。新建公路有(北)平大(沽口)路、唐(山)大(沽日)路、邢(台)济(南)路、邯(郸)济〔南)路等，计长1 . 56 万公里。新建碉楼据点2749 个，1940 年即较1939 年增加4 倍。

　　所谓“囚笼政策”，为德国塞克特的“堡垒政策”与清代曾国藩“步步为营，政策的结合，以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给敌占区人民加上一副深重的枷锁.在“囚笼”之内，强化伪政权，组织伪自卫团，厉行“人质”政策，惊夺粮食、棉花，倾销海洛因毒品，强迫人民种植鸦片。但无论什么办法也不能阻止人民的公开的和隐蔽的破坏和反抗，有八路军、解放区的支持，敌占区人民是绝不愿当“顺民’的。比如敌军散发鸦片种子，老百姓将它在蒸笼里蒸熟之后，再撒播在田里，自然不会发芽。敌人莫名其妙，大叫“皇军倒霉，皇军倒霉!”对于我根据地说来，“囚笼政策”则是封锁、割裂、“蚕食”、“扫荡”我根据地的依据。白晋路的贯通，把晋东南划成太行，太岳两区，平汉路封锁沟墙的修筑，断绝我山地与平原的物资流通。而在平原地区大修公路，将我平原根据地割裂成井宇，王字、田字形，缩小了我军活动的回旋地区。此外，敌人还专门修筑了一种圆形或螺旋形的公路，以为包围合击我军的基线。在敌人进行修筑“囚笼”之前，必先以兵力向我“扫荡”, 迫我让路，而“囚笼”筑成之后，“扫荡”遂更有所凭借，故“扫荡打愈繁，“囚笼”愈密，而“囚笼”愈密，“扫荡”愈烈。这是华北战场敌寇活动的规律。

　　“囚笼”政策的实施，使敌人产生另一弱点，即兵力愈加分散，更感不敷应用而此时由于汪逆精卫之投敌，敌人遂更加强化其“以华制华，的政策，大量地有计划地培植伪军，繁殖其爪牙，并开始将伪军加以整顿，小股的合为大股。1939 年下半年，更采取“精兵主义”，放弃过去的乱编办法，改“皇协军方为“剿共军”，改“靖安自治军”为“治安军”，井加强伪军训练，提高其战斗力，使之协助据守公路据点，配合“扫荡，及进行清乡，时常以1 班敌军控制l 排伪军而据守、个小据点。同时，又大量建立伪军之地方部队，如伪县警备队、伪警察、伪保安自卫团等。又建立爱护村和厉行“连坐法”，协助敌人守望道路、电线。“连坐法”为古代专制魔主及内战时期“反共英雄”所用的“一人犯事，十人同罪”的杀人不眨眼的老办法，以期根绝抗日分子。至1940 年底，华北伪军为数已达14 . 5 万人，较第工时期内约增加1 倍，而国民党军队这时已有投敌改编为伪军的，如驻防绥远的35 军游击支队丁其昌、东北挺进军白凤翔，相继率部约1 . 3 万人投敌;豫北的CC 分子张岚峰，也率部数连叛变，使伪军的势力更加扩大。

　　(二)友军情形

　　国民党当局在武汉失守，汪精卫公开投敌之后，政治上即开始倒退。他们错认日本人再不会向他们进攻，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八路军，而不是日本人。因此，把抗日政策改变为反共、反民主、反人民政策，专制独裁，走向法西斯。1939 年春，颈布了《 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9 月，又颁布了可用军事进攻对付共产党的《异党问题处理方案》。此后，共产党遂被称为“好党”，八路军遂被稼为“奸军”或“匪军”。敌后解放区被称为“匪区”。抗战初期，他们曾将华北弃如敝履。但到了八路军艰苦作战，解放沦陷国土，打开了一个抗日局面之后，他们又忌恨丛生，纷纷遣军北上，要再从抗日人民的手里去“收复失地.。这些被派到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其目的不是为了抗战，而是为了反共。因此这一时期他们在抗日方面，几乎什么都没做，做出来的都是反对共产党、八路军，危害抗战的罪行。

　　他们一方面下命令要八路军退过枪(州)石(家庄)路、正太路以北之线，一方面调集大军幼个师，以中条山为基地，杂牌军为先锋，嫡系部队在后督阵，自南而北向我迫来，以与当时日寇的由张家口、北平一线，自北而南地向我军“扫荡”遥相呼应。而旧日被敌截留于敌后的石友三、张荫梧、秦启荣、赵云祥、胡和道等，当其托庇于我军之时，皆曾相安无事。此时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指使和特务阴谋的活动下，也就勾结敌寇，袭击我军后方，杀害我官兵，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破坏对敌作战。此时我军处于敌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两支大军夹击之中，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处境十分艰危。同时国民党当局又下令取消各地民选的抗日政府，连国民政府已经承认的晋察冀边区政府也企图加以取消，硬派一批法西斯分子充任县长，专员，压迫民众抗日运动，解散群众抗日团体，暗杀活埋抗日于部家属，摧毁一切抗日民主秩序。陈立夫、戴笠、康泽的特务系统更派来大批特务，混人解放区，造谣惑众，放毒暗杀，无所不用其极。至于我八路军，每月应得薪钩63 万元，也从此取消，再无分文发给。总之，种种倒行逆施，使志士侧目，寇好弹冠。记得当时北平敌伪还曾召开过l 个庆祝会，庆祝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战绩”。

　　对于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内战内行，的措施，我共产党、八路军起初曾一再忍让，据理交涉，希以团结抗战为重，勿令盟邦失望，并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但竟未获见谅，反被目为“示弱”，而进攻愈急。有些人甚且高唱“曲线救国论”，决心“联日反共”，释其卖国行为为“先联合日本，打倒八路军，然后再行抗日”。在如此“反共第一”的政策下，终于爆发了1939 年冬的第1 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正式向我们开火。当时情势紧急，迫不得已，乃对向我总司令部所驻之地进攻的朱怀冰的1 个军予以还击。朱军起初声势汹汹，作战时且有日本飞机配合助战，暴露其与日军联合进攻之事实，全军宫兵对此多数表示愤慨，一经接触，其内部即土崩瓦解。朱怀冰本人身为军长，竟经敌驻之邯郸，由平汉路、道清路坐日本人火车回大后方，至今尚在我大后方做宫，诚为咄咄怪事。这次磨擦与反磨擦斗争，不仅是民主与反民主之争，而且是抗战与投降之争，这在以后看得更加明显。如果我军当时未能妥善应付，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高潮，则华北早已被国民党顽固派断送给日本，决不会再有今日敌后抗战形势，也不会有今天全国抗战形势，更不会有与英美盟邦共声正义打倒日本法西斯的共同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