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隔千山万水的呼兰河与汾河，原本是没有什么瓜葛的，却因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烽火连天的岁月，从那里出走辗转数年数千里来到汾河畔临汾古城的传奇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且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的萧红，在这里演绎的一段抗日救亡经历和凄美的爱情，而留下不解情结与美丽故事。

    萧红与临汾结缘，还要从武汉说起。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9月，踏着深秋的尘霜，萧红、萧军夫妇和上海的一些文化人士撤往武汉。随着华北沦陷及“淞沪战役”、“南京保卫战”的失利，那时的武汉已成为全国的抗战中心和战时首都，在这里掀起一波又一波潮水般的抗日救亡热潮。萧红、萧军夫妇积极投入到抗战文艺活动之中，并很快聚集起端木蕻良、舒群、白朗、罗峰、孙罗逊等“东北作家群”。面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萧红的创作热情十分高涨，毅然加入抗战文艺队伍中，挥笔写下《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等多篇抗战题材的散文。

    恰在这时，萧红她们结识了著名的抗战斗士、抗战教育家李公朴。经李公朴介绍，萧红参与了胡风、田间创办、主编的《七月》杂志，并完成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的前两章。此时的萧红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并点燃起烈火般的创作激情，显示出超人的文学才华。

    此时的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堂妹夫梁级武来到武汉，为设在临汾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招收学员。这一顺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代潮流的举动，获得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的热烈响应。李公朴这个大名鼎鼎的抗战教育家被阎锡山聘任为民族革命大学的副校长兼教务长。李公朴自然忘不了结识不久的才女萧红及萧军、艾青、田间、聂绀弩、端木蕻良等热血青年，就介绍她们到民族革命大学任教。

    1938年的早春，李公朴带领萧红、萧军和艾青、田间、聂绀弩、端木蕻良等一行数人，冒着严寒来到北方小城——临汾。此时的临汾已成为华北抗战中心，这里驻扎着中共北方局、山西省委、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八路军学兵大队及阎锡山晋绥军司令部等抗日组织。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少将主任彭雪枫、中央军卫立煌等一批将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活动。大批的爱国青年如潮水般涌向这里，参加八路军学兵大队和民族革命大学。

    李公朴、萧红等到临汾的那天，正好下着漫天大雪，然而数千人组成的欢迎队伍，打着彩旗，唱着国歌，呼着口号，掀起一股股热烈欢迎他们的热浪，化解了冰天雪地带来的寒冬。置身于那热烈欢迎的声浪中，萧红这个本来就多情善感的女作家，心中更是燃烧起万丈激情与感慨，她决心以更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抗日救亡洪流中去！

    民族革命大学总校在关帝庙安营扎寨，大部分学员则分住在老百姓家里，学校食堂也是师生同灶，吃的一锅饭，教师住的是租来的旅馆，办学条件还是很艰苦的。然而，这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吓倒难倒萧红这个饱受磨难的女人。天刚拂晓，伴随着嘹亮的军号声，萧红就拖着怀了孕的沉重的身子，和学员们一起出早操，一起吃清汤寡水的饭菜……

    萧红和萧军、端木蕻良等知名作家，被聘任为民大的文艺指导员。萧红她们几个人的任务就是给学员们讲授文艺课，同时带领学员们上街刷抗日救亡标语，唱抗日救亡歌曲，演抗日救亡剧。

    每当萧红给学员们讲课的时候，她就以自己搞文学创作的经历与实践，如泣如诉地讲给大家听。这位富有传奇人生色彩的女作家，这时候完全把自己和学员们融于一体，气氛是那样的和谐融洽。她讲述着她为了抗婚，离开那个封建地主的家庭出走；她讲述着她拖欠旅馆的债务，被萧军“英雄救美”；她讲述着她从哈尔滨逃到北平，参加共产党员金剑啸组织的赈灾画展；她讲述着她描写、控诉地主剥削、压迫农民的处女作《王阿嫂的死》；她讲述着她只身东渡日本，在孤独与寂寞中创作的日子；她讲述着她从青岛来到上海，结识了鲁迅这个文坛旗手，与胡风、萧军等在鲁迅的支持下创办文学杂志《海燕》；她讲述着她在鲁迅的帮助下出版了长篇小说《生死场》，从而取得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民族灾难中，她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及一次次与命运搏击的故事。萧红也因此成了深受学员们爱戴和深得李公朴赏识的女作家！

    更为难得和巧遇的是，萧红和丁玲这两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在北方小城临汾有了一个相识相交相知的机会。身负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重任的丁玲与萧红几乎同时来到临汾的，而且同住在一户人家。那是在关帝庙的一次演讲会上，李公朴邀请丁玲给民大的师生做演讲报告，丁玲演讲了《青年的出路》。略显微胖的丁玲，军装紧紧地裹在她身上，她那尖利而洪亮的声音震撼着几千名民大的青年学生和师生们的心：“同学们！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日寇的魔爪正在伸向美丽的临汾！……让我们一起团结抗战，把日寇侵略者赶出去！”

    丁玲的演讲同样强烈震撼着萧红的心，两颗滚烫的心很快连在了一起。萧红与丁玲的友情，可以由她们在临汾一帧难得的珍贵合影作为历史的见证。她们一起演唱《松花江上》，她们一同高歌《游击队歌》……丁玲时刻关爱着像小妹妹一样的萧红，把自己的皮靴和军大衣也送给了萧红，她俩还挤在一个炕上睡觉。每每相逢相处的时候，她们在一起唱歌，聊天，“每夜到很晚才睡觉”。在临汾，受火热的抗日情绪影响和青年学生的朝气感染，萧红的心情也好多了。从呼兰河畔出走到现在，萧红难得“开心极了”，用“充满了微笑”来形容自己的心境。丁玲后来在那篇著名的散文《风雨忆萧红》里这样描述着。

    原来，此时的萧红与萧军的感情生活已出现了裂缝，乃至不久便不欢而散，在临汾才有了“二萧离别”之苦。再后来，文坛上难免演绎了萧红与端木蕻良的“佳人嫁才子”的悲喜剧！

    1938年2月下旬，日寇逼近临汾。萧红跟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转移至运城。不久，她们过黄河，到了西安，继续投身抗日救亡活动，结束了汾河之畔的烽火岁月。萧红在临汾短暂的20多天抗日救亡生命体验，为她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上了鲜红的烙印。在临汾，她利用一切空隙续写着《呼兰河传》。即使告别临汾在去往运城、西安的火车上，萧红和丁玲参与了抗战戏《突击》的集体创作，在西安三天内连演七场，场场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