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在生命垂危之际，张浩得知堂弟林彪已从苏联回到西安，心里非常高兴。他托一位去西安的老部下给林彪带口信，希望他尽快返回延安。2月14日，林彪一回到延安，就去看望张浩。兄弟俩谈了一阵，医生来检查病情。张浩见天色不早了，就对林彪说：“育容啊，今天见到你，我有几句话要说，也算是我的嘱咐，你要好好记住。”林彪看着哥哥，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嘱咐自己，便说：“你讲吧。”张浩说：“我们林家三兄弟参加革命最早的是育南，最早去世的也是育南，他实际是受王明迫害而死的。他蒙冤而逝，死得太可惜，我总惦记着这件事。近来，我与关向应同志多次谈过这件事，也向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反映过，希望党中央对他和何孟雄、李求实等同志的问题重新作个结论。党中央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你回来了，要把这件事与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再谈谈。育南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才华横溢，能文能武，很了不起。在那个非常时期，发现并勇敢地站出来反对王明路线，没有非凡的胆略和智慧，是做不到的。而且他反对王明路线，既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争权夺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他还是我和你的革命引路人。他的冤屈，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关系到党的路线和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如不为他说句公道话，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他。”对于张浩的嘱咐，林彪答道：“这件事我记住了。”张浩又说：“我活不了多久，尽管革命的路还很长，相信胜利终归属于我们共产党人，遗憾的是，我看不到那一天。我们林家三兄弟能看到革命胜利的只有你了。你还很年轻，有很好的前途。但是，任何人的前途，既要靠党的培养，又要靠自己的努力。毛主席多次与我谈到过你，说你很有军事才干，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我希望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革命信念，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想不到，这些话竟然成了张浩的临终遗言。

    张浩第二个历史贡献是，他在129师任政训处主任（后改为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时，为八路军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树立了典范。

    张浩任129师政委时，工作困难很大。这里面有3个原因：第一，129师的基础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问题被处理后，干部、战士的思想非常复杂。原来不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大多是张国焘提拔起来的，执行张国焘路线也很卖力，处理张国焘的问题时，这一部分人也应处理。第二，几乎所有的干部、战士都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想不通，特别是对身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头带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非常反感。有的人将领到的衣服、帽子摔掉，还有的吵着要回家，不愿当兵。第三，红四方面军过去善于打大仗、恶仗，擅长阵地进攻和阵地防御。抗战开始后，要以打游击战为主，干部、战士一下子难以适应这个变化。张浩以前一直在白区工作，未带过兵，在部队没有任何基础，要带好部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张浩以自己的高尚风格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129师全体指战员的爱戴。通过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把全师干部、战士的思想统一起来了，解决了以上存在的三大困难。张浩做思想政治工作深入细致，很有说服力。

    有一天，张浩路过一个连队，正碰上战士们发牢骚。有的说：我们打了这么多年国民党，现在又要我们去穿他们的服装，真是想不通；还有的说：国民党部队的服装穿在身上，就像山羊掉了角---比狗还丑。张浩听后，就和战士们谈了起来。他耐心地向战士们讲明为什么要穿国民党军队服装的道理，经过几个小时的谈话交流，将战士们的思想疙瘩解开了，才离开连队。过了两天，他下到另一个连队检查工作，又碰到一些战士说气话，还听说有的战士将帽徽扯下来扔了。他马上叫连长将全连战士召集起来，要亲自给战士们讲话。战士们集合到齐后，张浩对他们说：“大家知道吧，西瓜外面是青的，里面却是红的。我们就是西瓜政策，大家帽子上的帽徽就是西瓜皮，人是里面的瓤子。我们部队改编了，人民军队的性质没有变，传统没有变，仍然是工农子弟兵。我们仍然归党中央指挥。因此，大家不要对帽徽、服装问题想不通。这是说的军队，我再说说自己。过去在湖南时，白色恐怖严重，为了坚持斗争和生存下去，我在庙里当了和尚，我剃了发，穿上了和尚服装、鞋子。尽管我身上穿了僧人服装，但并不是真僧人，我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还是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湖南省委的同志并没有因为我剃了发、穿上和尚服装，而认为我不是共产党员，不是省委领导同志。我那时穿僧人服装，是革命的需要，事业的需要。同志们！今天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也是革命和事业的需要。因此，大家不要太计较穿什么服装、带什么帽子的问题，关键要看军队是不是为国家、为人民打仗。”张浩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和自己现身说法，让战士们心里豁然开朗。

    张浩在129师任政委时，还机智地处理了一件关系国共两党关系的棘手事。129师开到前线之前，蒋介石为了切断八路军3个师之间的联系，以“作战需要”为名，调129师到石家庄去与日军正面作战。他派他的高参、与刘伯承过去在旧军队里认识的乔茂才带着他的手令找刘伯承。乔茂才到达129师时，刘伯承正好不在师部，张浩接待了他。张浩看了蒋介石的亲笔信，便知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于是悄悄派人去告诉刘伯承，不要回师部；并马上派人将李达找来，对李达交代如何对付乔茂才。在张浩的导演下，李达把乔茂才安排在129师师部，给他好吃，陪他好玩，却绝口不提调动的事。乔茂才几次提出要见刘伯承，李达均以种种借口搪塞，使他始终无法见到刘伯承。后来，乔茂才见自己呆在129师师部天天吃了睡，睡了吃，无所事事，觉得没趣，便自行离开了部队。回到重庆的乔茂才因未完成任务，被蒋介石狠狠训斥了一顿。

    张浩在129师工作到1937年年底，因脑伤时常发作，不得不带着健脑器坚持工作。后来，他坚持不住，经常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刘伯承见张浩难以坚持正常工作，特地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报告了张浩的严重病情，建议中央将张浩调回延安治疗，并另派一位政委到129师。毛泽东接电后，当即与张闻天等人商量，决定调张浩回延安，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替129师政委一职。

    【延安整风】
   
    一、整风概述。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毛泽东继1941年5月演讲《改造我们的学习》后，又于1942年2月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运动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系统总结。通过整风运动，提高了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开始至1945年春季结束，在3年多时间里分两期进行。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分为三部分：一是中直、军直系统；二是西北局、陕甘宁边区系统；三是中央党校系统。第一期自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约1年半时间。这期整风学习带有试点性质，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共4、5千人。第二期自1943年7、8月间至1945年4月，近两年时间。这是延安地区和陕甘宁边区全体党员干部普遍参加整风运动的阶段。参加这期整风学习的干部，共1万2千余人，包括全党范围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其中集中在中央党校的有6、7千人。此时，中央党校是空前地扩大了，全校分为6个学员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央党校第一部。为了加强对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党中央成立总学委，毛泽东为主任委员；总学委下设分学委。此时，中央党校由毛泽东兼任校长，彭真任常务副校长。延安中央党校成为全党整风运动的重点单位。

    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不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而且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整风起因。

    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延安整风，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第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加以彻底解决。延安整风之前，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推行的“左”倾教条主义，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它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这一系列“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尽管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左”倾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当时只是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并未做出正确的结论。此后，毛泽东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左”倾政治路线。但是由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没有获得完全成功。这让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必须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第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这次他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他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我们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毛泽东的这种主张却受到王明的批评。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共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给党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后果。而要纠正这种右倾错误，就必须通过整风，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

    第三，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的导火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遭到惨重损失。而在事变前，毛泽东就对国民党存有戒心，曾制定过一个先发制人的计划，打算派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但这个计划最终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重大意见分歧，同时也让毛泽东的警惕性进一步增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决心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总之，在延安整风前，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而无论是“左”还是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这就说明党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而延安整风，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三、整风条件。

    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局势相对平稳，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这就为中国共产党集中时间进行整风提供了客观条件。与此同时，党内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之后，逐渐形成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领导骨干。尤其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并在40年代初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形成。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还经受了各种复杂斗争实践的检验，日益显现出其高瞻远瞩的正确性，逐步赢得了全党同志的信任。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这些都为延安整风提供了条件。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返中央领导层，但当时他的领袖地位并不稳固。尤其是王明回国后，更是不断向他和中央挑战。1938年9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承认毛泽东是中共领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取得了与王明斗争第一个回合的胜利。时隔三年，在1941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围绕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首先严厉批评了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他的这一重要讲话，使与会同志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博古与张闻天等人均对自己曾经犯的错误做了诚恳和深刻的自我批评。而王明却一再推卸责任，为自己辩解，他的这种拒绝认错的态度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批评。至此，毛泽东获得了与王明斗争的最终胜利，为开展整风运动提供了条件。

    四、整风过程。

    在充分酝酿和准备的基础上，延安整风于1942年正式拉开了帷幕。延安时期的全党整风运动按毛泽东的部署，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思想动员阶段（1942年2-4月）1942年2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以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同时阐明了整风的宗旨和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两个报告实际上是发动全党整风的动员报告。会后，各单位均传达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制定了学习计划和检查工作计划，普遍和充分地向党员、干部做了思想动员。

    （二）、整顿三风阶段（1942年4月-1943年10月）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进一步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和步骤做出明确规定，从此开始了以整顿三风为中心内容的全党整风。

    1942年4月-8月初，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这是延安整风的中心内容。毛泽东着重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8月-12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毛泽东认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妨碍了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必须加以反对。1942年12月中旬-1943年3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反对党八股，才能使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无藏身之地，实事求是的、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才能发扬，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1943年3月中旬至10月，是总结学习阶段，各单位就自己的工作和整风学习进行总结。

    （三）、总结经验阶段（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延安整风由此转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整顿三风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史上几次大的路线错误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做出结论。当时，广大干部主要围绕《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史文件汇编，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同时还先后召开了多次座谈会，毛泽东也做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针对同志们存在的一些疑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通过这些学习和讨论，大家普遍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更好地认识党史上的重大路线是非问题，从而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充分讨论和反复修改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结论，并且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至此，延安整风胜利结束。

    五、深远影响。

    延安整风历时三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1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延安整风前，教条主义在党内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许多人把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予以照搬照抄，甚至不惜牺牲我们自己的民族利益。通过整风学习，全党来了一次思想大解放，出现了建党以来最大规模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这样，就使广大党员和干部逐渐从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进一步明确了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历史已经证明，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我们党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了长期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绝对化的错误倾向，扫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障碍，极大地推动了它的历史进程。

    2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延安整风前，尽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已经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但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干扰，其理论家地位并没有被人们普遍认可，毛泽东思想也没有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才在七大上得到正式确立。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曾经开展过多次反“左”倾、反右倾的思想斗争，但由于方法不妥当，“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有鉴于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开展整风来解决党内思想问题的办法，这是对党的建设学说的创新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实践证明，延安整风的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和行之有效的，不仅在当时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而且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六、延安整风运动大事记。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个学习竞赛。1939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领导和组织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主编了《六大以来》一书，提供给党的干部学习和研究。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从此，开始了对全党高级干部的整风教育。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出席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由此进入全党普遍整风阶段。5月2日-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长篇讲话，指导和推动了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的开展。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延安和全党的整风运动。1942年10月-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进行整风。运动中，每个干部都以眼睛向下、做小学生的态度，把调查研究作为学习的重要一环，作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最终真正做到用马克思主义这根“矢”来射中国革命实际这个“的”，用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每个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思自己的全部历史，把文件中的道理当作尺码，量一量自己，称一称自己，进而恰如其分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找出改正错误的实际办法。

    1943年下半年，毛泽东领导和纠正了延安审查干部运动中反特斗争扩大化的错误。10月开始，整风运动转入总结提高阶段，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路线。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方针和党的历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结论。

    1944年5月-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伟大贡献，公认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的第一次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七、延安整风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在延安整风中，刘少奇与康生同为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是主任毛泽东推进整风的左膀右臂。温情脉脉的“修养”，使得“抢救运动”在棍棒加身的时候，也不觉得那么屈辱和惨烈了。在整风中，劳苦功高的周恩来、张闻天、陈毅、彭德怀等人都受到过火的批评，都作了过分的自我批评，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陈毅说：“整风的时候，我和周副主席一样，都是受气包，都要靠边站。整风其实就是整人，抢救运动一搞出来，死的比抢救前还多，问题严重到毛主席最后出来擦屁股，教训多深刻！”由于康生的所作所为没有受到任何追究。最后只好让毛泽东亲自出来鞠躬、敬礼、赔不是。

    【少奇重任】

    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华中，经山东、华北，于12月30日回到延安。第二年春肩负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重任。

    回到延安那天，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很多高级干部出来迎接。广大群众列队欢迎刘少奇胜利归来。这是刘少奇一生最为荣宠的时候。31日，中共中央专门为他开了一个欢迎大会。毛泽东、朱德都发表盛赞刘少奇的讲话。毛泽东郑重肯定了刘少奇在华中的工作是卓越而富有成效的，称刘少奇是我党不可多得的人才。

    1943年3月16-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提议毛泽东任“主席”。早在建党之初，陈独秀提出中共不搞党魁制，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负责联络。这是一种分权的领导体制。在党的早期，尽管出现过陈独秀这样的“大家长”、王明这样的共产国际“宠儿”，但他们的权力在组织上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党中央书记或总书记的设置，一直持续到刘少奇到延安后。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提出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办事机关，成员精简为3人。刘少奇随即提议书记处应设立1个主席，其他两名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书记处要能够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与会者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此，毛泽东在党内被正式成为“毛主席”。第一个“毛主席”的头衔是1931年，他在江西瑞金苏区担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实那时正是毛泽东大权旁落的时候，这个“国家主席”有名无实。通过这次政治局例会而不是中央全会或全国代表大会，在周恩来、王稼祥、王明、博古、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和任弼时推动对党的领导体制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动。后来，七届一中全会进一步设置了中共中央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这个职位。从此，毛“主席”具有比斯大林这个苏共总书记更大的权力。正是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胜利地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了全国政权。
紧接着，在4月，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全面铺开！延安整风运动的实质就是彻底清洗王明、博古等教条主义者，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等人都受到影响。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毛泽东，依靠刘少奇、任弼时、康生等人，清算“左”倾错误路线给江西瑞金第五次反围剿所带来的严重损失，使得中央根据地全部土地丧失，10万红军长征后仅剩下数千人；肃清抗战初期右倾思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个领袖，一个政党”所造成的皖南事变，造成近万兵马的损失。刘少奇、任弼时配合毛泽东的讲话，做了几次发言：总结了自从1927年以来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指出毛泽东是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并且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全党的宝贵财富。整风中刘少奇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字眼！

    长征途中，刘少奇历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和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职务并不很高。到达陕北后，1936年，刘少奇来到天津，次年主持北方局工作。他在这一段时间里，把赖以发展的班底逐步形成，包括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杨尚昆、杨献珍、林枫、刘宁一、赵林、强晓初等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项英死难。1月20日，刘少奇被任命为新四军政委、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合并后的中原局、东南局）书记，成为毛泽东在南中国的唯一代表人，地位第一次超过了早在六届一中全会之前就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从此，毛泽东完全掌握了新四军。

    整风运动的重大战果就是1944年5月21日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选出了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任主席。全会期间政治局和书记处停止行使职权，由这个主席团来代行一切职权，直至七大召开。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作为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还把“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规定为党员的一项义务。这份报告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常常伴随着一个“最”字。刘少奇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素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

    刘少奇不负重任，为全党同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为全党的高度统一，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巧退围军】

    1943年7月，为了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没费一枪一弹、一兵一卒，用文章先发制人，制造国际国内舆论，很快让蒋介石令胡宗南退了包围延安的数十万军队。国民党军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的图谋化为了泡影。

    一、事态起因。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鸡捉不成，反蚀把米。新四军不仅没消灭，反而壮大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仅没困死，反而丰衣足食了。他决定要把中共中央驻地延安消灭掉。毛泽东早就指示党内，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讲究斗争策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坚决打退国民党在长江流域对淮北、皖东、鄂中的进攻，毫不动摇地恢复、新辟、壮大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指示黄河流域各抗日根据地，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同时又要做好打退国民党新的反共高潮。

    由于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26日，中共声明完全同意。蒋介石闻悉，指使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于6月12日召开座谈会，并以群众团体的名义电告毛泽东，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18日，已经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胡宗南，遵蒋介石密电：应乘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期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密令5个军20余师秘密进入指定作战位置。

    二、紧急应对。

    当时，中共中央留在陕北的武装只有一个359旅，以及首脑机关的警卫和地方部队。7月3日，身为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及时将蒋介石、胡宗南“闪击延安”的军事部署、攻击时间，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设立的地下电台，及时转告了延安。毛泽东接到熊的密电，巨惊不已。他连续采取了3项应变措施：一是把蒋、胡闪击延安的消息迅速向外界曝光，意在运用国际国内统战的力量制止内战；二是在边区紧急动员，准备以武力抵抗胡宗南的进攻；三是请周恩来、林彪火速赶往西安，直接与胡宗南交涉。三项措施中以第一项为重。

    4日，毛泽东发给重庆董必武一份急电，通报胡宗南即将发动的军事行动，指示立即向外曝光，特别要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并找张治中等交涉、制止。董必武及时通过新闻媒体曝光后，英美苏等国大使纷纷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同一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给胡宗南发出急电揭露：“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道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至兵连祸结，破坏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联邦之作战任务。”毛泽东下令重庆《新华日报》等各种新闻渠道，曝光朱德的这份电报，以便推波助澜，制造社会舆论。

    熊向晖收到朱德的电报，立即送给胡宗南。胡宗南极为震惊，看了两遍，犹嫌不够，又让念了一遍。他皱起眉头说：“这一手真厉害！”接着向熊提出两个问题：“是谁泄的密？这一仗打不打？”熊向晖从容回答说：“应该查明是谁泄的密。也许有共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胡宗南继续问计：“你看怎么查？”熊向晖说：“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人逃跑。但从现在起，就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特别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密给共党。”胡宗南深以为然。当日晚通知熊向晖出席长官部召开的讨论打不打的高级幕僚会议。会上，胡宗南作结论说：“停止进攻，恢复原态势。”蒋介石收到电文，7日电复：“同意罢兵，但要查明有无泄密、通匪之事。”8日，胡宗南下令收兵。7月6日、9日，朱德两电蒋介石，呼吁团结，避免内战。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萧劲光通电胡宗南部20余名师长以上将领，呼吁消弭内战危机。9日，延安3万余人集会，进行制止内战、保卫边区的紧急动员。

    10日，胡宗南安排在小雁塔副长官部设酒会接待周恩来，挑选黄埔六期以上将级军官30人左右，各自偕夫人出席做陪，对周恩来师礼相待。胡宗南自始至终派熊向晖作为自己的亲信代表，负责每次接送周恩来的任务。下午，熊向晖乘胡宗南的专车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迎接周恩来。周恩来本来只知熊向晖其人，未见其面。熊向晖自报家门，周恩来大喜过望。熊向晖低声以英语提醒：“请小心，提防被灌醉。”胡宗南亲到会场外迎接周恩来，向他敬礼。这次酒会胡宗南没有请黄埔四期的林彪出席。酒会即将结束，周恩来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军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也会高兴；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北四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山河，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周恩来一饮而尽。大家跟着周恩来，一座酒杯皆空。胡宗南陪周恩来走向他的专车，对周恩来说：“我让熊秘书代表我接周先生，也让他代表我送周先生。”

    途中，周恩来对熊向晖说：“刚才我告诉胡副长官，送他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到七贤庄就让他们找一些，请熊秘书等一会，顺便带给胡副长官。”周恩来朝司机的背影看着，用左手握一下熊向晖的右手。熊向晖立即会意周恩来有话要谈。周恩来领熊向晖到七贤庄里院东侧一屋，关上门。周恩来看着手表，急促低声说：“有些事要问你，不能超过一刻钟。”紧接着，周恩来问：“胡宗南反共坚决不坚决？”熊说：“我一度认为胡可能成为‘夏伯阳’，这是幻想。胡受蒋重用，有知遇之恩，基于本身利害，对蒋效忠、服从。蒋抗日，他拥护；蒋反共，他追随。对边区，他构筑了自宜川沿黄龙山北麓经洛川至甘肃环县长达650千米的封锁线，盘查甚紧，多方同我们争夺青年。他同戴笠关系极密，可指挥军统，并自建特务机构，侦察、破坏中共。但他也有另一面，你1936年9月1日给他写的信，他珍藏了，给我看过，对‘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很感慨；他反对降日，痛恨汪精卫之流，仍常函候张学良。日美开战后，他请求要过河反攻，蒋未准。黄埔杜聿明等率远征军出国作战，他很羡慕。这次蒋命他闪击边区，虽秘密暴露，他也可蛮干，但他权衡利害，主动请蒋准予罢兵。他的两面性很明显，既想抗日，又要反共。他在军事上仍将把‘东御日寇’放在第一位，‘北制共匪’放在第二位。”周恩来问：“服务团那个女团长还找不找麻烦？你在安全方面有没有漏洞？”熊说：“前几年，李芳兰找我重提旧事，我顶住。胡宗南的特工头头曾给我看一匿名信，信里说我是‘匪谍’，我当场拍桌子，质问他是何用意，指责他对我玩特务手段，我要向胡宗南辞职。他劝阻，说他是好意，是想使我知道有人诬陷我，希我提防。对这类情况我都以攻为守。胡宗南多疑，取得他的信任不容易。我牢记你和董老的指示，特别注意谨慎，事无巨细都当心。胡宗南常出人不意，轻车简从，微服出巡。他认为行踪保密、微服简从最安全，事先张扬、前呼后拥最暴露，反易招敌暗算。一次，他去西峡口会汤恩伯，只带两人。中途宿村塾，无意中发现我独自通宵警戒，给他难忘印象。经多年观察考验，他对我深信不疑。我至今有惊无险。如遇险，我能自持。”周恩来不时低头看自己的手表，说：“前年蒋南翔回延安，我让他向陈云详细汇报你的情况。我还要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你身在虎穴，岗位重要，我只提几句：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是着眼保卫党中央。”熊向晖点了点头。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几个人，将几捆包装好的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送上熊向晖坐的汽车，另给他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熊向晖才意识到，他接周恩来时，周恩来问他姓名后，叫他稍等，转身返回内院，就是让人先办好这件事，为他在七贤庄逗留提供借口。熊向晖还意识到，把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交给他，也是周恩来的老道而专业地安排。如果有人问他：你在七贤庄等的那一会儿，八路同你谈些什么？他就可以说，他们忙着找、包、捆，让我看杂志。军统西安站给胡宗南送来综合监视报告，熊向晖尽职地把这些报告送给了胡宗南。胡宗南对熊向晖说：周恩来在西安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11日，蒋介石与胡宗南均正式复电朱德总司令，声明并无攻意。12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照你们的说法，‘破坏团结’的也是共产党，你们则是如何如何的‘精诚团结’主义者，那末，你们以三个集团军(缺一个军)的大兵，手持刺刀，向着边区人民前进，这也可以算作‘精诚团结’么？”

    与此同时，边区军民积极备战，随时迎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国内外舆论纷纷谴责顽固派的倒行逆施。阎锡山按照蒋介石查明有无泄密、通匪的指示，查出了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和一名中央社记者，曾经公开叫嚷要毛泽东趁共产国际解散之际有所表示，此二人为立功，抢先喊出了“解散中共”的口号。因为他们认为，反共是不会错的。胡宗南立即将这两个人关押。 就这样，中共中央毛泽东，不费一枪一弹，智退了胡宗南数十万兵马。他们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图谋被制止住了。

    ****抗战文学艺术是时代的忠实记录，是人物的细致刻画，服务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服务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她要唤醒民众，团结民众，教育民众，鼓舞人们同心同德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赶走日本侵略军。

    【恩来风格】

    共产国际解散后，毛泽东连电催促一直常驻重庆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火速返回延安，参加中共党内高干的整风运动。当时时局正处在变动之中，国民党内的强硬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制造舆论，要求中共自行解散，并调集军队侵扰陕甘宁边区，企图以政治攻势和军事进攻两手打压中共作出让步。周恩来因忙于临行前的未了事宜，加以天雨和车坏，途中又遵毛泽东嘱托，在西安同国民党将领胡宗闹交涉其军队侵扰边区一事，所以耽搁了一些时日才返回延安。

    1943年9月，周恩来一回到延安，毛泽东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劈头盖脸地批评他在与胡宗南办交涉时破坏了党的纪律。原来周恩来在西安了解各方情况后，发现国民党军队进攻边区的部署并未进入行动阶段，因此认为中央考虑有所戒备是必要的，但延安为此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并且通电全国一事则“刺激太甚”，所以致电延安，建议通电在重庆、西安暂缓印发。对此，毛泽东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周恩来这样做完全是顾虑个人的安全而不敢对国民党方面示强，并甩出一句很重的话：“不要人在曹营心在汉!”

    原来，1938年初，蒋介石改组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专门设立了政治部，任命陈诚担任部长，派陈诚登门邀请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担任副部长，授予陆军少将军衔。虽然获得中共中央的批准。

    况且，周恩来在江西苏区时期参与了排挤毛泽东的活动，让毛泽东失去了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去苏联治伤，又和任弼时一起，背着毛泽东，向共产国际讨论党的七大人选问题。毛泽东深深感到来自周恩来的权力威胁。

    这对于一直身处国民党的龙潭虎穴，为中共尽心竭力办外交的周恩来来说，自然是很大的不公和委屈，但也着实给了已经阔别延安三年的周恩来当头一棒，让他领教了已经今非昔比的毛泽东的威势。对这件事，他一直放在心里，不敢忘记。许多年后，他奉毛泽东之命检讨自己所犯下的历史错误时，又再次提及此事，说：“到王明投降时期，我的弱点暴露最多。一直到考虑我是否也如王明，敌我不分，这才使我猛醒。”

    周恩来确实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当他一回到延安，发现政治形势已经大变，拥戴毛泽东已经成为党内的大势所趋，毛泽东在清算王明的同时，正准备对他开刀。周恩来立刻采取主动，对毛泽东表示信服和拥戴。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致辞说：“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周恩来这样的表态，毛泽东自然感到高兴，但他更需要的是好好地敲打周恩来一顿，经过清算斗争后，彻底把他整服，今后不敢再有二心。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惩前毖后”。因此毛泽东没有立刻对周恩来高抬贵手，而是按照既定方针，在党内高层的整风会上把周恩来作为党内“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同作为“教条宗派”的代表人物王明，放在一起批。为此，毛泽东在1943年9-10月，连续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为高干整风的目的定了调子，说：“从四中全会后，党内流行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一个是经验主义的宗派。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要发展自觉性，也要适当地将军，内力外力合作，才会有成效。”毛泽东没有忘记把经验宗派同教条宗派加以区别。他说：“所有经验宗派的人，与教条宗派是有区别的，大多数是被欺骗的，不觉悟的。他们常常被教条宗派利用‘共产国际’、‘马恩列斯’的外衣威逼利诱所蒙蔽，所迷惑。”

    高干整风是周恩来政治生涯中一段难捱的日子。他被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在党内领导层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斗争。历时之久，火药味之浓，都是他在以往的党内斗争中从未经历过的。其中不少用语，诸如“篡党”、“篡军”、“帮凶”等等，甚至被威胁开除出党。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内心的沉重和精神上的压力可想而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去年的整风，才在我思想上开门。这一次历史检讨，才进一步认识自己。因为要说历史，不能不牵涉到牺牲的同志。如项英他们已为党牺牲，表现了他们高贵的布尔什维克品质。而我连续犯了罪过，这在我涉及他们时，心里不能不难过。”

    经过三个月的整风学习和自我反省，在中央学习组接受批判帮助，周恩来写下了近三万字的学习笔记和检讨提纲。从1943年11月15日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整整作了五天的发言。这是党内高干整风中检讨时间最长的一个。周恩来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给自己上纲上线，戴帽子，泼污水，系统清算了自己在历史上所犯过的错误，其中重点是中央苏区时期和抗战初期这两段。他承认自己“有经验宗派之毒，再加上迷信共产国际，并与教条宗派有思想上、气味上相投之处，所以不论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担了极大的罪过，成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阻碍”。

    关于在中央苏区时所犯的错误，周恩来给自己上纲：为教条宗派肃清道路，造成不可饶恕的罪过，中心关键在反毛。他把在中央苏区反毛泽东的过程概括为四个阶段：“一是项英阶段，取消肃反为最高峰；二是稼祥、弼时阶段，苏区党大会为最高峰；三是周恩来阶段，宁都篡军为最高峰；四是博古、洛甫阶段，五中全会为最高峰，篡党篡政篡军的完成。”

    关于在抗战初期所犯的错误，周恩来检讨：“这是第二次教条经验宗派的结合，其主要代表人物确如毛所说为陈(即王明)、周(恩来)、彭(德怀)，项(英)。第一次结合是经验投降教条，这一次要没有周、彭、项的拥护，教条宗派是建立不起统治的，故名为教条宗派打天下，或开辟天下。”

    周恩来还对他之所以屡犯错误的社会家庭原因和个人品质进行了自我解剖。他在发言提纲中写道：“我是个破产的封建世家子弟。这个家庭社会给我的好虚荣，包庇，爱面子，自私，世故，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伥琐冲动的劣根性并未很好铲除，加以幼年母性的教养，更增加我的党内奴性、软弱性，便成为我以后长时期富有妥协性缺乏原则性的根源，同时又带有破坏性。”周恩来进一步解释道：“动摇性是很明显的了，政治上常常左右摇摆，特别是重要关头之转弯拐角时，把握不定。自私性表现在世故（怕得罪人）和患得患失上(如宁都会议) 。虚荣性表现在爱面子，不大戳破自己和人家的摘处，常常原谅多于责备，同时，也养成只注意表面不注意本质的毛病。冲动性表现在盲动和破坏纪律上(如武汉时期、洛川会议后，乃至西安最后一电) 。软弱性表现在党外之迁就倾向，党内之畏首畏尾、奴性(如四中全会前后、博古李德时代)。”

    周恩来高风亮节，在当时党内过火斗争的气氛下，对自己的反省、检讨乃至谴责，用语是很重的，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往自己身上泼了不少污水，加了不少罪名。他知道不如此就过不了关。不过，他仍然对自己作了某种辩护。他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在二十多年党的生活中，党的基本立场(即是说为党好)并未失去，而且也有许多锻炼，若干改正，如顽强性也渐渐生长，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因此摇摆不定并未发展到灰心失望；世故也未发展到阴谋诡计；爱面子注意表面也未发展到说谎话做口是心非的事情；盲动还没发展到不顾一切地蛮干，破坏纪律没走到分裂和小组织行动；党外迁就还没有失去最后界限，党内畏首畏尾也还没有发展到完全没有原则。因之，我的品质上基本特点是调和性与缺乏原则性。”

    延安整风这场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对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和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展开的清算斗争，在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来信干预下收场了。

    1943年12月22日，毛泽东收到共产国际前主席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发来的电报：

    毛泽东（亲启）：

    1、 关于令郎。我已安排他在军政学院学习，他毕业后当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军事方面获得扎实的学识。这个小伙子很能干，我相信您会把他培养成一个可靠的好帮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敬意。

    2、 关于政治问题。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您知道，从1935年起，我就不得不经常密切过问中国的事务。
    我认为，从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期间，采取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能有利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
    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外，而应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另外一件使我担心的事是，一部分党的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
    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早在今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决定派遣奸细混入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他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学习过的人。
    关于国民党的这一诡计，我已及时预先通知了您。国民党秘而不宣的打算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把它摧毁。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我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定能洞察事务的真相。仅仅由于这一点，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谈问题。请按我给您发送这封信的方式给我一封回信。紧紧与您握手。
    季（米特洛夫）

    延安抢救运动是在季米特洛夫直接干预下刹车的。季米特洛夫指出“康生的所作所为正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话说得很重。季米特洛夫虽已不担任共产国际主席，但毛泽东知道他同斯大林的亲密关系，也许这封电报是斯大林让他发的。好在这封信使得毛泽东清醒了许多，从而避免了江西富田事件AB团扩大化的重演。

    对康生的不满，除了朱德、周恩来、陈云、任弼时等人，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更不例外。但毛泽东仍然袒护康生，他自己出来承担责任，公开向被受害的人们道歉。

    周恩来在抗日前线，在大后方，在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中，在国民党军将士中间，在各民主党派人士里面，在普通的工农大众面前，他善和各种人合作，擅把各件事办好。而在延安整风中，周恩来依然中庸，亲和，忍辱负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这就是周恩来！这就是周恩来的风格！这就是周恩来的品格！全党敬仰，毛泽东佩服。

    【江青受审】

    1940年8月，江青生下女儿李讷，毛泽东特别喜欢。毛泽东作整风报告时穿的那件长裤子，两个膝头上的补丁，留下了江青密密麻麻的针线。这既反映了1941-1942年抗日民主根据地最艰难困苦的生活，也记录了江青对毛泽东衣食住行的呵护和温柔。但江青在延安整风的肃托、审干阶段中，也同样受到审查。康生又一次保护了江青。

    江青，女，又名李云鹤、李鹤、李云古、蓝苹等。江青对李云鹤这个名字很欣赏，她曾说：“蓝色的云彩，鹤是轻盈的鸟，飞在天空是很美的，鹤立鸡群吗！”她在演《娜拉》时改名蓝苹，寓意“青出于蓝，更胜于蓝”。1914年她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一个地主家庭。出生时，其父李德文60岁，其母是李德文的小老婆。1926年江青到天津，在她姐夫、奉系军阀部队军官王克铭家中，仍过着剥削阶级生活。1929年春，在济南加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深得该院院长、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赵太侔的赏识。1931年春，江青由赵太侔资助进青岛大学当旁听生，后来与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赵太侔的内侄俞启威(黄敬)结识并同居，1933年2月由俞启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因叛徒出卖，俞启威被秘密逮捕，江青出逃到上海，失掉了组织关系。1933年秋，江青由上海左翼“剧联”介绍进入“晨更工学团”，分配在店员识字班里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晨更工学团原是1931年春，陶行知从日本潜回上海后组织的各种工学团之一。“工学团”，工就是做工，工以养学；学就是学科学，学以明生；团就是团结保生。当时即1932年，工学团在上海西郊北新泾镇陈更村成立，故名“晨更”。“晨更工学团”负责人为徐明清，左翼教联常委，她把晨更工学团的教员20多人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支部书记为陈企霞。不久吸收江青加入共青团。

    1934年10月下旬，共青团中央交通员、青岛地下党员乐若在上海兆丰公园(即今日的中山公园)与江青见面时，发现有人跟踪，乐若因熟悉地理环境，及时逃出，江青被捕。敌人原来是抓乐若的，碰上了江青。江青被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训练股编审组长朱大启参加了审讯。特务股的这些人看江青长得漂亮，优待她住小号(监房)，夜里常被叫去陪几个头头喝酒，清唱戏段，说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得怪好听的。江青不久便填了登记表、保证书、自首书，说反对共产主义，拥护三民主义，于12月出狱，成了可耻的叛徒。

    出狱后不久，江青正赶上徐明清的母亲从山东乡下打电报说，有病想念女儿。徐明清的父亲是中医。她借此机会带江青到临海老家躲风头和调养身体。1935年，江青又回到上海，以艺名蓝苹进入话剧界、电影界。正赶上由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一群热心戏剧的左翼文化人组织筹备排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经熟人介绍，江青得演《娜拉》。名剧还未上演，江青就引起了国民党文化特务分子，也就是张春桥(狄克)的上级---《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崔万秋的重视。他们又都是山东同乡，二人很快就结识了，并且交往频繁。6月27日《娜拉》在金城大戏院首次演出，蓝苹的大名出现在报端。崔万秋在他主编的副刊上经常发表文章，刊登剧照，大肆吹捧江青是什么典型的北国女性，山东戏剧运动的功臣等等。江青积极参加1936年9月国民党反动当局为蒋介石50岁生日祝寿的“购机祝寿活动”的“祝寿游艺大会”，从事拥蒋活动，为国民党效劳。

    1937年7月江青到达西安找到徐明清。徐明清先于江青到达延安，这是因为徐明清于1935年4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在女工夜校里被捕。她在被捕时急中生智，把情况设法转告给她的领导人---她1933年入党的介绍人王洞若。经过党组织和陶行知先生的多方营救，徐明清于1936年6月被保释出狱。因为她在上海为敌人所熟悉而不便于工作，为加强东北军中地下党的工作，于1936年7月调来西安，先任东北军中共妇女支部书记，后来担任中共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公开职业是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主任。江青在上海得到徐明清的地址，来到西安。徐明清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先向叶剑英夫人危拱之汇报了江青的情况，又领着江青见到了邓颖超。江青来西安没带任何组织手续，只有本相册拿给大家看，可以证明她是个左翼演员的身份。而这个相册还是曾经照顾过她的女友秦桂贞看她在收拾行装时有许多照片无处放，花掉了一个月的工钱买来送她的临别赠品。江青临走时，也只有这位女人为她炒了一碗木须饭送行。

    江青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经过博古(秦邦宪)面谈、考核，准许她去延安。江青到达延安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审查她的党籍问题。黄敬证明了江青的党籍，即江青在1933年19岁时，由黄敬介绍在青岛加入中国共产党，使她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1937年11月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习。入学不久，康生就于11月29日由莫斯科到达延安，担任中央党校的校长。江青是学员。他乡遇故知，江青找到了康生这座靠山。1938年11月中旬，江青要同毛泽东结婚，中央领导一片反对声，只有贺龙大吼一声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党组织审查江青的历史，康生做了手脚。中共中央政治局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分，负责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与健康，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不干涉政治。”

    【康生其人】

    1937年11月底，康生随王明回国到达延安。他把宝押在了王明身上。虽然已经知道毛泽东在党内的势力已经很大，但仍相信王明有共产国际这座靠山是不会倒的。因为王明的恩师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王明的国际实力超过毛泽东。二虎相争，尚不知鹿死谁手。他跟王明一起工作了四年，志同道合，镇反肃托，相得益彰。

    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在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真等人的支持下，彻底清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派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周恩来因为认错态度好而得以留在核心层内。到 1944年下半年，毛泽东认为整风的目的已经达到：他的对手一个个身败名裂，而他本人已经成为不容挑战的领袖。但延安整风也伤害了一大批干部，毛泽东抛出了替罪羊康生。

    康生在中共党内的仕途，起家于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派；而在党内的迅速攀升，却是因为他背叛王明、甘做毛泽东的主要打手。想当初，到延安，看见王明受到毛泽东的亲自迎接，并一时赢得延安知识界的拥戴，康生还在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然而当康生嗅到毛泽东要与王明翻脸时，他就迅速背叛王明而投入毛泽东的怀抱。康生为了讨好毛泽东，从1938年起就变成批王明的急先锋。表面上康生仍与王明十分亲近，经常到王明住处去，以亲信的姿态与王明交谈各种问题，但随后便跑到毛泽东住处，报告王明的思想、言论和动向。同时，康生还把他过去和王明在上海临时中央时一起干的坏事，统统推到了王明身上。他还在各种不同场的合表现出对王明的义愤，和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人一起发起拥毛倒王的运动。康生力排众议，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由此获得毛泽东的完全信任。他的仕途也随之腾达。1939 年2月，毛泽东任命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康生成了中共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的头目。到了延安整风时期，康生几乎成为毛泽东最信任的前台打手，一跃成为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二号人物，身上又有了更高的职位---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可谓威风八面，霸气十足。

    康生本来同毛泽东从未谋面，彼此并不熟悉，互相也不信任。但毛泽东知道康生曾经亲自到法国马赛港，把张学良部下从上海带到那里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接到莫斯科的后，康生和他妻子曹轶欧把毛氏兄弟视如己出，嘘寒问暖，关怀备至。自小缺少别人的关心和照顾的毛氏兄弟，出于人的本能，对康生的一种亲和力从心底油然而生。舐犊之情人皆有之。康生回延安不久，发现对形势判断失误，王明远非毛泽东的对手，必须改换门庭，逐步与王明拉开距离。毛泽东虽对康生照顾儿子心怀感激，但对他仍不信任，把他视为王明的人。毛泽东更知道康生是党内老资格的情报和肃反专家，于是给了他一个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的虚职。康生明白不做出重大贡献是得不到毛泽东的信任的。1938年3月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任弼时等人提议王明应留在延安工作，不必返回武汉。康生投票支持毛、任的提议，走出了改换门庭的一步。康生的举动立即得到回报，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康生紧跟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人，不断批评王明领导的长江局，同王明的距离越拉越大，渐渐得到毛泽东的赏识。特别是在毛、江结婚后，不少老干部反对毛泽东同江青结婚，认为江青历史不清楚。唯有康生力排众议，保证江青历史清白，坚决支持毛、江结婚。直到这时，康生才得到毛泽东的完全信任。

    几个月后的1939年2月，毛泽东任命康生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取代了邓发，一跃成为保卫和情报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康生大显身手的时刻到来了。延安整风运动本来是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时间的跨度是1942年2月至1943年6月。实际上，在这之前有肃托运动，在这之后有抢救运动，时间跨度从1939年至1945年。肃托是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带回来的舶来品。始作俑者是斯大林。肃托运动在中国不大被人提起，人们只知道中国有托派，不知道还有个肃托运动。其实，延安整风运动，包括前期的肃托和后期的审干、抢救，都是康生领导的。

    托派，托洛茨基派，苏联列宁、斯大林的反对派，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派别。中共党内、军内最怕肃托，最怕打AB团。康生担任社会部兼情报部部长之后，在延安整风的前三年，于延安制造了三大冤案。令人不解的是这三个人都同托派无关，为何称为肃托运动，同后面的肃反有什么区别？（一）钱惟人案。钱惟人时任边区公路局局长，曾同边区交界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商议过修建公路事宜，同国民党对口负责人接触过，被康生诬蔑为国特。康生为掌握动态，叫钱的妻子监视他，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向社会部报告。对钱百般逼供，使用暴力手段，而钱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国特。康生下令把他关进黑窑洞，一直关押到日本投降。最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二）王尊极案。19岁的少女王尊极是北平女学生，华北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她在救亡运动的感召下，痛恨自己的汉奸家庭，毅然放弃小姐生活，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康生就凭她是王克敏的侄女，把她定为日特兼国特，双料特务。1939年4月下令逮捕王尊极。采用车轮战术审讯她，审讯人员轮流休息，不让她睡觉。王尊极被折磨得两腿粗肿，无法行走，只得供认自己是日特兼国特。供认后就得交待罪行。王尊极说她怕记不住联络密码，把密码编在毛衣的花纹里。她编造的故事荒诞不经，破绽百出，康生不相信，审案人员同样不相信，部分审案人员甚至怀疑王尊极是不是特务。康生下令把她关进黑窑洞，一直关到1945年，关了整整7年。（三）李凝案。李凝是东北地下党员，1938年来到延安。康生见她走路像日本女人，并听说她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衬衣，便把她定为日本特务。李凝坚决否认，并对她的指控一一反驳。康生下令把她监禁起来。李凝最终下落不明，很可能被秘密处决。这三个案子应属于肃反范围，同托派不沾边，也没把肃反对象定为托派。这三名受害者同康生无冤无仇，从未在他领导下工作过，康生为什么对他们痛下毒手？或许是康生为树立自己的威权小试牛刀吧。尽管肃托是在康生领导的社会部内秘密进行的，但康生整人的狠毒手腕渐为人知，他的名字成为恐怖的代名词。他身穿苏联皮夹克，脚蹬长筒马靴，在四个警卫员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出现在延安街道上。

    1942年2月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康生已经是整风运动中仅次于毛泽东的重要人物了。他身兼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央总学委不归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只服从总学委主任毛泽东。总学委领导延安整风运动。这个组织凌驾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之上。康生领导整风运动，也只听从总学委主任毛泽东的指示。全党由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很快转入审干、肃反。康生说：“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参加过延安整风的干部，不少人被抢救过。自王实味事件发生后便转入了肃反。康生大张旗鼓地搞肃反和“抢救落水者”运动，毛泽东是知道的。毛泽东在6月19日的讲话中，做了明确的部署：“要区别好人和犯错误的同志，各机关要冷静观察。”他讲话过了一个月，运动仍无斩获，心里很不满意。康生再立新功，炮制出“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延安枣园后沟有座西北公学，培训保卫干部，隶属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成为康生肃反的试验田。在西北公学学习的学生张克勤被康生定为特务，他不仅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到处作报告，规劝特务分子不要执迷不悟，赶快坦白认罪，重新做人。这就是著名的“张克勤事件”。张克勤原名樊大畏，19岁，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他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国民党怀疑他是共产党，中共驻甘肃代表林伯渠把他调回延安。父亲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妻子被捕后也随即叛变。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重庆李某给张克勤寄来的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西安三青团报纸刊登过共产党员自首名单，为首的便是张克勤。从鲁艺也转来了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康生把张克勤定为特务，理由是：1.张克勤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国民党特务容易从他下手；2.张克勤来自国统区，国统区中共组织已被国民党特务渗透；3.张克勤家庭背景复杂，父亲和妻子相继叛变，他自己可能也已叛变；4.张克勤与国统区至今保持联系；5.西安三青团报纸已刊登张克勤叛变的消息；6.鲁艺有人揭发他是特务。康生的逻辑是：如果张克勤不是特务，延安还有谁是特务？于是下令逮捕张克勤，开始昼夜不停地审讯他。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怎么到延安的？张克勤把到延安的经过说了一遍。第二个问题是：你到延安来干什么？张克勤说自己是兰州党组织派到延安来学习革命理论的。张克勤直到这时还保持镇静，以为不过是审查他的历史，这种情况他遇到不止一次了。但第三个问题完全把他问懵了：有人揭发你到延安是搞特务的。张克勤坚决否认：“我没参加特务组织，而参加了党组织。”审讯人员大喊大叫：“你狡辩！比你地位高、年龄大的人都交代了，你还敢抵赖？”康生下令对张克勤实行车轮战、突击战和神经战，三天三夜不让他睡觉。19岁的张克勤终于支持不住了，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康生初战告捷，要利用胜利的东风制造舆论。有舆论才有压力，有压力才能震慑特务分子。几天后康生召开检举坦白大会。他在大会上说：“今天召开坦白、规劝大会，现在由张克勤交代自己的特务活动！”脸色苍白的张克勤走上讲台，痛哭流涕地控诉国民党怎么把他拉下水，要求特务们猛醒，赶快交代问题。自己带头揭发，一口气交代了十几个特务。他还谈了自己的转变过程，衷心感谢党组织对自己的抢救，一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张克勤事件”掀起审干高潮，从整风变成审干，从审干变成抓特务。手段从人身侮辱、恫吓、车轮战等升级到用刑。

    1943年4月1日胡宗南派高级参谋胡公冕按照事先议定的日程到延安与中共谈判。胡公冕原为中共党员，后投靠国民党，但一直同情共产党。康生认为胡公冕是来联系延安特务的，所以在他到达延安的前一天夜里下令大逮捕。4月1日夜里超过400人被铺。这些人都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秘密逮捕的。康生说：“有材料还需要审问吗？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弄清问题。”先逮捕人，后逼供信，这就是康生惯用的伎俩。关押在窑洞里的人，除夜间连轴转逼供外，还施加暴力。一心向往革命的青年忽然被宣布为特务，对他们精神上的打击太大，超过对肉体的折磨。自杀的，逼疯的，哭喊的，充满阳光的世界变成悲惨世界。薄一波和他母亲一起到了延安。母亲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薄一波去看母亲，母亲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怎么回事。”于是薄一波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无可奈何地告诉说：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师哲是参与逮捕行动的安全部人员。他知道康生是如何圈定被捕人员名单的。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他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做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7月15日中央机关召开挽救失足者动员大会，康生发表了胜利者的演说。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尔在《延安日记》中写道：“意外地邀请我们参加在杨家岭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彭真宣布开会，他告诉共产党员们，形势十分严重，有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暴露，并已逮捕。彭真说：‘特工部抓不尽充斥于延安的所有特务，因此我要求共产党员们在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给予帮助。’彭真讲完话，一些悔悟的‘特务’排队上台恳求宽恕，发誓要在毛泽东领导下忠实工作。一共12个人上台讲了话。”接着由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弗拉基米尔写道：“第二个发言的是康生。这个情报局头子怒气冲冲。他咬牙切齿，发了风似地挥手叫喊：‘你们十分清楚，你们有很多朋友被捕了！等你们一离开这个礼堂，就会发现你们之中又有很多人失踪！要是今天在这里参加会的许多人明天被关起来，你们不要大惊小怪。’”“然后，康生开始要求会议的参加者和延安的所有党员行动起来清除特务，挽救特区。‘你们所有在这里的人都是替国民党做特务！’康生大叫大喊。‘你们干嘛要搞破坏？我们什么地方亏待了你们？你们什么都有，有房子，有口粮。为什么你们要置我们于死地？只要悔过，我们就宽恕你们，但你们也必须记住，悔过不都是诚心诚意的！再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康生的讲话起了吓唬人的效果。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礼堂，听众显然都吓呆了。”令康生意想不到的是会议结束前，朱德上台发言：“朱德以平静的声调问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开过会后，我就该不再信任我的朋友和战友了？’‘这是不是说，从现在起，我就该担心自己被捕，或等着看我的朋友被捕？你怎么敢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党的积极分子，对待党的优秀分子和骨干？’朱德讲完掉头就回到他座位上。”反对康生领导的抢救运动的不止朱德一个，陈云便不在自己领导的组织部内搞抢救运动。但他们都没有制止康生的能力，因为总学委凌驾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康生是总学委副主任，只服从正主任毛泽东。李锐说：“康生的这个报告被称为‘恐怖’的报告，把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几个月的时间里，清凉山解放日报社系统95%的人都成了‘特务’，以至后来再抓出‘特务’、斗争‘特务’的人也都是‘特务’。”

    抢救的发源地是西北公学。“张克勤事件”炮制出来后，抢救运动很快在延安各单位展开。中央很多领导干部对康生的做法有意见。但要制止康生的所作所为，只有他的顶头上司总学委主任毛泽东一人了。周恩来和任弼时劝告毛泽东停止抢救运动，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特务。然而毛泽东认为他已多次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反对“逼供信”；为了纯洁革命队伍，运动继续下去又有何妨？毛泽东对周恩来、任弼时说，他也不相信延安有那么多的特务，但要找一个适当的口实收场。这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没有指导中共的国际机构。就在这时毛泽东收到共产国际前主席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22日以个人名义发来的电报。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斯大林，当他知道延安整风出现了偏差，特意让季米特洛夫出面干预。季米特洛夫指出“康生的所作所为正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话说得很重。毛泽东接受了季米特洛夫的劝告，延安整风运动及时刹了车。

    毛泽东用延安整风的方法，让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一个个地退出了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

    【泽东道歉】

    1943年9-11月，在延安整风的一次会议上，有些同志就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批评彭德怀是“入股革命”，有野心，背着党中央擅自发动“百团大战”，导致过早暴露八路军实力，使得日寇、国民党军都把矛头直指抗日民主根据地。彭德怀听了很恼火。会后，他找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想交换意见。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他们三个人坐到一起，毛泽东首先真诚地对彭德怀说：“我先给你作检讨。造成这样子的后果，责任全在我，事先没得向你通气，事后又没得向你作解释，这也是老同乡我的不对。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接着他耐心讲了有同志不满的原因，指出了自己和彭德怀各自存在的错误之处。听了这番话，彭德怀气消了，说：“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赏，有主席你今晚这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憾了。”毛泽东让彭德怀多给自己提意见。彭德怀说：“那好，言不透，意不明，话不说完，心不静。对你，我只有一条意见，会前应该给我老彭打个招呼，叫我也有点思想准备。”最后彭德怀郑重其事地说：“你毛泽东，我彭德怀，他周恩来，我们在党内都要自觉地接受党的监督和约束，办任何事都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谁也不能头脑发热、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否则的话，势必给党和人民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果发生了这种反常的事，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是欠了党和人民的债，是有罪的啊!”毛泽东十分认同彭德怀的话，握住彭德怀的手，说：“你讲得太好了，我建议将你的这个观点，写到我们的党章里去。”

    面对审干运动中大搞逼、供、信和“车轮战”战术，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毛泽东及时制定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对被整错的同志给予平反、恢复名誉，亲自出面向被整错的同志赔礼道歉。对审干工作中扩大的错误，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多次进行自我批评。一次在中央党校礼堂开会时，毛泽东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这次大家都洗了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纠正，坚决平反! ”“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得要紧。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说罢，毛泽东摘下帽子，主动承担错误，诚恳地赔礼道歉。许多受过冤屈的同志最初的怨气很大，现在怨气消了，对过去的事释怀了，心情重新舒畅了，同志间的感情也增加了，团结也增进了。

    1945年春节，纷纷扬扬的瑞雪覆盖了延河两岸的山峦。一天，中央军委三局王诤局长从枣园回到局里，带给大家一条好消息：明天要到枣园去给毛泽东拜年，各电台、总机除了当班的同志外都去，毛泽东要亲自给大家讲话。消息一传开，同志们奔走相告，有些人激动得一夜都没有睡稳觉。次日拂晓，分散在西川里的通信战士，陆续从四面八方朝着局部裴庄汇拢而来。队伍在延河畔集合好，王诤亲自带秧歌队走在最前面，后面是通信材料厂的工程师、技术员，军委总台的报务员、调配员，通信学校的教员、学员，新华广播电台的机务员，以及有线电大队的电话员，恰似一条蜿蜒的长龙，迎着朝霞向枣园走去。这浩浩荡荡的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从大后方和敌占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七.七事变”后，他们激于民族的危难，怀着一腔热血，跋山涉水，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42年，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清算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树立了党的理论和实践结合、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但在审干工作中，那个参加中央总学委领导的负责人康生，却背离了整风精神，继续推行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搞了个所谓“抢救运动”，把从大后方和沦陷区来的大批青年干部，都打成了“派进来的特务”或“红旗党分子”。他们有的被关禁闭，有的遭受轮番围攻，有的还被送往中央社会部拘留审查。幸亏毛泽东及时发现，提出反对逼供信，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才挽救了一大批革命同志。之后，尽管党组织做了一些善后工作，仍有许多同志终始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有的忧郁沉闷，有的怨气重重，好像初春的禾苗遭到一场冰雪的袭击，多么需要春风的抚慰和阳光的照耀啊!

    队伍来到枣园崖畔下的场坪上停下来，围成了一个大圆圈儿。不一会儿，毛泽东头戴灰棉帽，身穿旧灰棉制服，微笑着健步走到场中央，高声说：“三局的同志今天到这里来给我拜年，现在我先给你们拜年!你们辛苦了!”话音未落，激起了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毛泽东首先强调了通信工作的重要性，赞誉通信战士是“无名英雄”，勉励大家要安心和热爱技术工作。然后，渐渐把话题转到了“抢救运动”方面。毛泽东说：“你们当中有不少同志在运动中受了委屈，一些同志被戴错了帽子，大家有怨气是不是？”毛泽东亲切的目光扫视着群众，接着说：“抢救运动确实是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大，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小了。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伤害了很多好同志。好在这是一场夜间演习，用的不是真枪实弹，用的是石灰包，夜间看不清楚，一时分不清敌我，打在身上留下几个石灰包印。天亮一看，原来打的是自己人，打错了。这时候，把石灰印拍掉，我给你们敬个礼，赔个不是，同志，我打错你了!”毛泽东顿了顿，语气沉重地说：“这个错误的责任不在哪个单位的领导，责任要由中央来负，主要由我来负，因为我是发号施令的。同志们，我这里给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行个脱帽礼，向大家赔礼道歉了。”说到这里，毛泽东摘下帽子，伸出胳膊，环顾大家，恭恭正正地行了个鞠躬礼。啊，领袖给战士脱帽鞠躬了，这是多么平凡的形象，多么磊落的胸怀，多么伟大的风度。此时此景，那些在“抢救运动”中受了打击和冤枉的同志，一个个热泪扑簌簌地夺眶而出。毛泽东接着幽默地说：“现在我把帽子拿下来了，赔一个不是，敬一个礼。那么受委屈的同志，你怎么办呢？你应该还一个礼吧!你不还礼，我的帽子就只好老拿在手里。”听着毛泽东这诙谐风趣的话语，场上的情绪立刻活跃起来，许多同志不由得会心地笑了。这时一阵风吹来，拂起毛泽东蓬松的头发，卷起场上的阵阵雪粉。许多同志不约而同地说：“请主席把帽子戴好吧!”随着大家轻松的情绪，毛泽东戴好帽子，语调深沉地说：“我们在整风审干中，得到了两条经验，一条经验就是取得了成绩，另一条经验就是犯了错误。我们党在七八年中由九万发展到一百多万，有些坏人混了进来，不纯的分子混了进来。一方面确有特务，应采取严肃态度，从思想、组织上加以纯洁；另一方面，不是特务如麻，要实事求是，采取谨慎态度。不谨慎就要出乱子，就要冤枉自己的同志。我们党有一条规矩，叫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凡是做对了的，就要坚持；凡是做错了的，就要纠正。对所有戴错帽子的同志，都要向他们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中国革命要胜利，就要采取这种态度。”毛泽东左手反叉着腰，右手有力地挥动着，那声音像洪钟一样扣动着每个人的心弦。此时，一些从中央苏区长征过来的老通信战士，不禁回忆起在苏区肃反期间，王明推行一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路线，致使许多忠实勇敢的共产党员身陷囹圄，倒在自己队伍的旗帜之下，淹入冤屈悲忿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王明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直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船舵，才使党转危为安，沿着马列主义的航道前进。那些在整风审干阶段受到“抢救运动”扩大化的错误批斗，看到现在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对错误的本身作了中肯的分析，顿时气也消了不少。这是在革命道路上，以多少同志的鲜血和头颅换来的真理啊!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大家，往前踱了几步，又和蔼亲切地说：“许多被错戴帽子的同志，最后证明没有什么问题，是经过锻炼考验的好干部。所有这些同志，你们手中有理，理在你们手中。你们手里拿的东西叫做理。所以，你们就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轻装上阵。大敌当前，日本鬼子包围我们，胡宗南进攻我们，我们不能背着包袱跟敌人拚。因为背着包袱，手脚就很不灵便，跟敌人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反过来，如果把包袱放下来，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就会打胜仗。”毛泽东那生动形象的比喻和深入浅出的道理，就像温馨的春风，融化着枣园坡上的冰雪，驱散了积压在人们胸中的阴云。那些曾被错戴过帽子的同志，萎缩的心房里顿像照进了和煦的阳光，长期埋在心底的忧郁、疑怨、彷徨的情绪，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

    秧歌扭起来了，高跷踩起来了，旱船跑起来了，悠扬的唢呐声划破了天空。当演到秧歌剧《夫妻识字》时，王诤告诉毛泽东，那个扮演婆姨的女演员，就是从大后方来的知识青年，在运动中也曾成了被“抢救”的对象，你看她今天表演得多好咧!毛泽东听了，微笑着不住地点头，时而报以热烈的鼓掌。节目演完了，毛泽东站在崖畔上，挥动着宽厚的大手，豪迈有力地说：“同志们！团结起来，共同为了革命的胜利而奋斗！”这声音，像初春的雷鸣，震动着皑皑的山岗，回响在茫茫的川野，鼓荡着每个人的心。

    【为民服务】

    张思德于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安塞山区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亲自出席追悼会，并做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全文如下---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在抗日战争的伟大斗争中，毛泽东每天都要处理纷繁复杂的党务、军务、政务，密切关注敌我友各方面的动向，及时采取对应的方针政策。百忙中，毛泽东亲自出席一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这是张思德的光荣，是八路军新四军所有战士的光荣。

    张思德，1915年4月19日（农历3月6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六合场韩家湾一户贫苦的佃农家里。不满周岁便死去了母亲，靠叔母抚养长大。12岁给地主放牛、割草。1933年9月，红军来到了他的家乡，成立了革命政权。他积极参加少先队，协助红军和民兵站岗放哨，寻查坏人；并于那年12月参加了红军，不久加入共青团。一次反六路围攻的战斗中，他右腿先后两次负伤，强忍剧痛，冲入敌阵，缴获了敌人两挺机枪。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长征北上的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合后，挥师北上。长征途中，他曾两度经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历尽千辛万苦。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后，调到中央军委警卫营通讯班当班长，在数年的通讯工作中，兢兢业业，吃苦耐劳，认真负责，完成任务准确无误。1940年初夏，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军民施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为解决中央机关冬季取暖问题，他带领一班人到延安以南的土黄沟、深山老林中烧木炭。苦战了三个月，经过伐树、打窑、烧火、出窑、捆扎、运输等数道工序，终于把8万斤木炭运到了延安。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为克服敌人封锁带来的经济困难，他随警卫营到南泥湾开荒。带领全班战士，克服生活上的许多困难，努力完成上级交给的生产任务。同时，还照常担负通讯工作，白天生产劳动干了一天活，夜里又长距离步行送信，完成通讯任务。1942年冬，他从南泥湾调回延安。不久，因部队整编，领导调他这个班长去另一个班当普通战士。对此，他毫无怨言，服从革命需要，不计较个人的名义得失。1943年初夏，被调到枣园内卫班，在毛泽东身边当警卫战士。1944年组织上再次派他到安塞县烧木炭。9月5日，他正在炭窑内工作时，炭窑突然崩塌，不幸牺牲。牺牲3天后的8日下午，中央直属机关在延安凤凰山脚下的枣园操场上为他举行了约千人的追悼会。毛泽东亲笔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下午1时后，毛泽东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上祭台，作了题目是《为人民服务》的演讲，高度评价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说他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战友们说起张思德编的草鞋都赞不绝口。早在红军时期，张思德就用自己攒的布条和麻绳，为一个刚从直罗镇战斗中被解放过来的新战士，编了一双草鞋，让他感受到人民军队的温暖。部队转战关中强行军，很多战士的鞋掉了帮，磨穿了鞋底，只好用绳子绑着走路。在长满藜蒺的崎岖小路上，许多人扎烂了脚。张思德利用行军间歇，割马蔺草，带在身上，晚上宿营后，顾不上休息，一连打了3双草鞋，直到拂晓。第二天，他把草鞋送给了三位鞋子最烂的战士。从此，很多人从张思德那里学会了用马蔺草打草鞋，保障了部队的行军。

    调到中央警卫团后，为了让毛泽东多睡一会儿，他发明了“控绳拉铃”的通讯方法。1943年，中央书记处搬到枣园办公。内卫班的警卫战士也有了枣园哨兵的美誉。张思德每天都把毛泽东窑洞前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并把常走的土路上的坑坑洼洼垫平。毛泽东有个习惯，写文章时彻夜不眠，天亮后才睡觉。张思德早早起床，悄悄地把毛泽东窑洞附近的鸡鸭和牲畜赶得远远的，用小石块把在附近树上啼叫的鸟儿撵走，好让毛泽东能多睡一会儿。他发明了“控绳拉铃”的通讯方法，更让人叫绝。在院子的树上系一根细绳子，绳子的一端通向警卫班宿舍，里面挂一个小铃档，如毛泽东这边发现情况，只要哨兵一拉绳子，警卫班就可以立即出动，又不会打搅毛泽东休息。毛泽东外出开会时，张思德常在身边警卫。毛泽东在延安乘坐的是一辆爱国人士赠送的救护车，车身宽大，能坐10个卫士。车尾有专供卫士站立的踏板，以防背后有人偷袭。这个位置通常都是张思德的。由于背对着行车方向，尘土很大，毛泽东很过意不去，拍着他的肩膀，让他坐到前面。张思德总是笑笑，依旧站在那里。每当毛泽东外出，张思德总是提前把冲锋枪和马灯擦亮，备好水壶，早早等候在车子旁。因为他知道，做好毛泽东的警卫工作，就是对革命的最大贡献。

    【历史决议】

    从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康生、彭德怀、张闻天、邓发、陈云、博古、李富春、吴玉章、杨尚昆、陈郁、李维汉、孔原等17人，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彭真、高岗、贺龙、林彪、叶剑英、陈毅、刘伯承、聂荣臻、朱瑞、徐向前、谭政、陈伯达等12人。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是与全党的整风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会期长达11个月，期间先后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六届七中全会的任务有两项：一是为党的七大作准备，二是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1944年5月21日，全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工作报告，提出关于处理党的历史问题的六条原则和指导性意见，通过了七大的议程及各报告负责人，政治报告---毛泽东，组织及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军事报告---朱德，党的历史问题报告---任弼时，统一战线及公开演讲---周恩来。

    6月5日，全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确定成立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彭真为主任。11月9日，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毛泽东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赫尔利谈判的问题。12月7日，举行第四次会议，周恩来报告与国民党谈判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9日，举行第五次会议，讨论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问题。

    1945年2月18日，全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报告。3月31日，举行第七次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4月20日，举行第八次会议，任弼时代表全会主席团讲话，指出历史决议主要是说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的问题；解决历史问题的方针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分析错误的内容与根源，而不着重个人的责任。这次会议讨论和基本通过朱德准备向七大作的军事报告，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背景。

    毛泽东参照《联共党史》编写了《历史决议》和《六大以来》。红军初到延安，毛泽东在党内理论界并没什么话语权，党内地位也不像王明、张闻天那么高。那时，长征干部都没结婚，延安军中女同志少，眼光高。她们找对象的标准流行四句话：第一要有王明的理论，像王明那样懂理论；第二要有博古的口才，像博古那么能讲话；第三要有周恩来的相貌，长得标志，有风度；第四要有毛泽东的实际，能解决革命战争中的具体问题。

    1938年底，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共军政方面的最高领导，但仍未掌控理论话语权。于是集中精力攻读马列主义的书，尽力改变这一局面。对他影响最大、帮助也最大的是斯大林编著的《联共党史》。在这本书中，斯大林以自己为中心叙述历史，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有选择地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建立起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向延安的各级干部发出号召：学习《联共党史》，做斯大林的学生！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著名演讲，提议应以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称赞说：《联共党史》是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借鉴《联共党史》的编撰思路，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1943至1945年任弼时、胡乔木等以中共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编写了两份文件---《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六大以来》。这两份文件将毛泽东树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其它领导者非“左”即右，特别是将王明、博古等列为错误路线的代表。

    为了清理王明、博古等人的影响，9月29日，毛泽东发信要求党内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并随信另单开列了要目，共70篇，其中列为最低限度选读篇目的共40篇。这个篇目后来补充调整为83篇。到十二月，中央书记处编成《六大以来》这部大书，共汇集文件500多篇。翌年十月，又编成《六大以前》，收文件近200篇。1943年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两条路线》一书，共选文件132篇，比这封信另单开列的多一些。所选文件的时间往前推到大革命时期，往后延到1943年。这些文件的核心就是“两条路线”中毛泽东是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此后，从中央到地方各根据地的各级党校、陕北公学、抗大及各地革命与军事干部学校都积极投入到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之中，在全党形成了研究、学习中共党史的热潮。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二、《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产生的具体过程。

    1941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样、任弼时、康生、彭真五人组成，以毛泽东为首，委托王稼祥起草文件，文件名称为《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委员会领导路线的结论》（草案）。当时，由于全党还没有开始整风，党的高、中级干部还没有集中学习和研究、总结过去中央领导路线的是非问题，认识上还有一定的局限性。经过学文件，谈体会，写笔记，讲党史，审干，肃反，全党认识水平有了大的提高。

    194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任弼时负责起草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报告，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集体讨论时提出的意见，题目定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后来张闻天又对稿子进行了改写。1945年，毛泽东在张闻天修改稿的基础上亲自动手改了7次，题目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他除了在决议开头加写了对中国共产党24年历史的评估部分外，着重对“左”倾路线的错误内容、产生的社会根源、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特点和党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评价等进行了充实和分析。在《决议》草案起草过程中，党的高级干部进行了多次讨论。1944年三四月间，讨论进入加紧进行阶段，高岗、李富春、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朱瑞、林枫等负责的各个组，连续开会讨论，提出很多意见。所有讨论中提出的重要意见，都及时向毛泽东汇报。党中央、毛泽东和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认真地研究了这些意见，将合理的有益的意见尽量吸收在《决议》中。

    1945年5月21日，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六项意见，获得会议的通过。这六项意见是：（1）中央某些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错误问题。（2）六届四中全会后，1931年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六届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为历史教训。（3）对过去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以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4）自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当中有其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恰当的分析，不要否定一切。（5）党的六大虽有其缺点与错误，但其路线基本是正确的。（6）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有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向。

    六届七中全会，许多同志围绕决议草案的内容，结合这个时期党的历史，认真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并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关系、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关系、“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等问题谈了自己的认识。毛泽东最后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首先谈了对决议草案的看法，说这个决议草案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负责的。

    从1941年10月起草《结论草案》算起，前后经过将近四年的时间，《决议》才得以完成。《决议》的起草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是全党共同努力的结晶。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开幕的预备会议上谈到《决议》时说：“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没有大家提意见，我一个人就写不出这样完备的文件。”参与这一集体创作的每一个人都对这一历史文献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有一些同志作了较多的贡献。历史事实和档案材料明确无误地表明，贡献最大的始终是毛泽东。

    三、《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产生的重大影响。

    延安整风中形成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待历史问题所持的立场、观点、方法，所持的郑重态度都成为以后党史研究的范例。

    1《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批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贡献；系统地总结出合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出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个决议使党内的思想取得了一致，使提倡“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加强全党的团结起了重大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2研究党的历史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全党在比较中，开始对毛泽东有了全面的评价，认识到毛泽东是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研究毛泽东思想，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成为整风运动研究党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果。《决议》从政治、军事、思想上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伟大贡献，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决议》明确指出：之所以要对党过去二十四年的历史进行总结，是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胡乔木在编辑《六大以来》时说：“现在把这些文件（指《六大以来》）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通过批判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错误，确立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地位，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极大加强了毛泽东在党内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

    3《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有了新的的认识和论述。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惟一正确的指导思想的公认，是党的七大召开的思想基础，也是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代表全党确认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最重要的准备。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思想上、组织上作好了充分准备。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七大召开】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
    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就是党的七大路线。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在延安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大会分为中直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15人组成主席团，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大会的主要内容是---

    毛泽东致七大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
    毛泽东作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朱德作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
    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
    中共七大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条例。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领导机构。
    毛泽东作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

    ４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党的七大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七大”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23日，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的七大开幕式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鲜艳的党旗挂在两边。会场后面的墙上，挂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两侧墙上张贴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标语，靠墙边插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24年奋斗的历程。插红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一条引人注目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郑重地提出了中国人民强烈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在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激烈斗争中，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报告还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

    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代表们对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大会通过了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新党章。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使全党有了在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一致的牢固的理论基础。 　　

    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大会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陈云、彭德怀、张闻天、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博古、高岗等。他们的发言受到大会的普遍欢迎。

    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关于军事报告的决议案》及《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概括，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选举中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当选中央委员；第二，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第三，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大会选举出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会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大会完成了三个历史性的任务：决定了党的路线，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6月11日，大会举行隆重的闭幕式。

    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举出13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领导集体。斯大林提议的王明、周恩来继续保留了中央委员职务，周恩来还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

    大会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基本理论，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指明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确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在七大作闭幕词《愚公移山》。他说---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三个报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大会闭幕以後，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後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假如你们是为了打日本，要到解放区是可以去的，但要订一个条约。倘若你们偷偷摸摸到处乱跑，那是不许可的。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乱跑呢？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第五章  抗战胜利

    第一节 沸腾中国

    【延安沸腾】

    1945年八九月间，有三个日子是我们中国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它们分别是8月10日、8月15日、9月2日和9月3日。因为在这三个时段里，发生了三件天大的事：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投降书；中国举国欢庆抗战胜利。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标志着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反法西斯战争和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8月10日晚，当延安清凉山新华社的报务员像往常一样接收电讯时，忽然抄到了英国路透社的好几个特急信号。在场的副社长吴文涛和大家一起焦急地等待着这个特急消息的出现。稍后，一行标题《日本侵略军投降了》跃然纸上。紧接着出现的电文是：日本政府通过瑞士和瑞典转中、美、英、苏四国，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新华社的窑洞顿时被狂喜笼罩，大家激动地笑呀！叫呀！奔呀！跳呀！舞蹈呀！拥抱呀！稍稍冷静一点回过神来后，大家才想到，应该马上把这个好消息报告党中央和毛主席。激动的人们奔走相告，消息马上传遍了延安的角角落落。干部、群众、战士、学员们奔出窑洞、扎起火把、敲着锣鼓汇集到延安城的大街小巷。“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欢呼声此起彼伏。诗人萧三写道：“延安今夜谁还愿意睡觉？宝塔山，清凉山都笑了。快乐的歌声唱遍了通宵，朴素的鼓音也不显得单调。今天全中国的每个角落都歌唱了，都笑了。全地球的山河木石都歌唱了，都笑了……”诗人艾青情不自禁地饱蘸笔墨，连夜写下了激情洋溢的诗篇《人民的狂欢节》：“人群，到处都是人群。感激，传染着感激；欢喜，传染着欢喜。个个都挺着胸脯，高高地举着火把，跟随锣鼓队，拥向街市……所有的门都打开，迎接欢乐，款待欢乐，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人……人人的脸上都映着火光，人人的心像火把一样，忧愁被火光吓退了！没有人能抑住自己的感情，人人的心都像火把一样燃烧……地壳在群众的脚步下惊动了！这是伟大的狂欢节！胜利的狂欢节！解放的狂欢节！这是中国人民用眼泪换来的欢乐！用血汗栽培的花朵！”那天晚上，巍巍宝塔山，清清延河水，野火漫天通红”。

    10日深夜，晋察冀边区政府与《晋察冀日报》星夜组织宣传队奔赴附近机关农村，转播这一划时代的事件。宣传队在四处奔走的途中，汇成了一股群众游行的洪流。11日拂晓听到日本要求投降的消息，晋绥各地完全沸腾起来了。送号外的骑兵和通讯员，把大小村庄都呼醒了。有些人，刚揉开眼睛，就跑出被窝欢叫起来，到处是兴奋的人群，到处是欢声和笑语。

    8月15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通过电台播放，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结束的标志，也标志着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天，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中国人民都沸腾了！大家载歌载舞，敲锣打鼓，欢呼跳跃，用一切能够抒发激情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狂喜！延安城再次沸腾了！大街小巷贴满了庆祝胜利的标语，商铺店号前挂起了吉祥喜庆的大红灯笼。口号声、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震撼山谷，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与欢呼之中。胜利是人民的节日，人民的节日来之不易。为了这个节日，中国人民已经浴血奋战了八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当胜利终于到来，谁能不长舒一口气？！谁能不热泪长流、悲喜交集、大声欢呼、奔腾跳跃？！当晚，延安各界群众举行了盛大的火炬庆祝游行。人们潮水般汇聚，从东、南、北三道大川涌向延安城区，手中的火炬映红了波光粼粼的延河水和巍巍的宝塔山。机关干部、部队战士和群众组成的各种乐队、秧歌队、腰鼓队尽情地奔跑、欢呼、歌唱、呐喊。市民和商人也情不自禁地高举火把加入到了游行队伍中。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乘车赶到后，也跳下车随欢乐的人群扭起了秧歌。游行队伍中，有人还高高举起了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在群众极度兴奋的欢呼声中，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等赶到新市场，与军民共庆伟大胜利。人们捧起大海碗，向这位抗战功臣敬酒。彭德怀接过群众递上的一碗酒，饱含深情地说：“我接受大家的酒，让我们一起为那些死难的抗日壮士和为中国独立自由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国际友人献上这碗酒吧！”说完，他双手托碗，将酒轻轻地洒在了黄土地上……这天晚上，延安城的灯火彻夜通明，庆祝活动通宵达旦。朱德总司令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举行鸡尾酒会，邀请延安的盟国友人一起度过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
9月2日是又一个为中国乃至世界瞩目的日子。这天上午，日本政府代表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投降书，宣告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第二天，也就是9月3日，中国举国欢庆，这一天成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5日下午，延安各界两万多人在南门外广场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大会结束后，联政宣传队、边区文工团、鲁艺、延安市民等秧歌队进行街头宣传。入夜后又进行了火炬游行，民众剧团在大众剧院公演剧目，各机关举行了不同形式的娱乐纪念活动。

    八年抗战中，仅陕甘宁边区就有3万多青年参加八路军，缴纳爱国公粮100多万石，支前154万多人次，组织150多万匹牲畜运送物资，做军鞋20多万双。八年抗战中，陕西国统区共训练壮丁160万人以上，9人中就有1人应征；陕西的纳粮数占全国总数的8%，人均负担1.56石，三倍于全国人均数的0.57石，以粮食产量与纳赋比例计算，后方15省都不及4%，而陕西高达10%以上。八年抗战中，陕籍国民党孙蔚如部38军、高桂滋部17军、高双成部22军以及武士敏部98军等三秦子弟组成的几支部队，东渡黄河，置身华北、中原等抗日前线，与八路军的配合，英勇奋战，抗击了大量的日伪军，付出了重大牺牲。八年抗战中，仅陕西籍的抗战英烈就有数十万人，英勇的三秦儿女为抗战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

    延安人民，西安人民，陕西人民，西北人民，怎么不为抗战胜利欢欣鼓舞、放声歌唱？！

    【重庆沸腾】

    1945年8月10日，日本准备投降的消息传出后，压抑已久的重庆市民立即走向街头，以各种方式宣泄、张扬着他们压抑八年的苦闷心绪，彻夜狂欢。历经八年艰辛抗战，饱经战火浩劫的重庆，顿时沸腾起来，疯狂起来，成千上万的市民潮水般涌向街头，涌向重庆的大街小巷，整个重庆市区人头攒动。汽笛声，欢呼声，狂吼声，歌唱声，响成一片。人们不停地狂吼、狂唱、狂跳、狂欢，似乎有无尽的能量。中外人士互相问候、拥抱，疯狂地叫喊着“顶好”“OK”。成批的卡车满载着盟军、童子军、青年、妇女、学生、产业工人和戏剧工作者、摄影记者、新闻记者，在市区缓缓移动。车上的人，有的已经声嘶力竭，有的则因过度高兴而泪流满面。各餐馆人满为患，气氛热烈，行拳猜令响彻云霄。郁闷了八年的怨气，终于得到释放，整个重庆彻夜不眠，狂欢活动通宵达旦，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面对国人如此热烈的情绪，政府当局开始筹划庆祝盛典。8月13日，“陪都各界庆祝胜利大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制定了庆祝胜利计划草案，对庆祝大会的各项工作都作了规定和说明。

    8月15日7时，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同时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终于迎来了天亮的时刻。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终于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时刻！日本乞降，举世欢腾。日本投降的进程，是自7月26日拉开序幕的。这一天，美、中、英三国首脑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政府立即无条件投降，但日本政府置之不理，表面上叫嚷将继续进行战争，暗地里则仍在幻想请苏联出面调停，以期获得体面的和平。直到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落下，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再无退路。日本天皇裕仁不得不出面“圣断”：决定依据主和派的方案向参加《波茨坦公告》的美、中、英、苏四国请降。8月10日晚8时许，西方媒体转发东京同盟通讯社的对外广播称：“日本政府已接受促其无条件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对于之后的情景，许多报纸第二天不约而同的使用了“狂欢”二字。

    《新华日报》描绘：“傍晚的重庆，鞭炮声冲破了嘈杂的夜市的空际！千千万万的市民涌到街头，一片海涛似的欢呼，联珠炮似的鞭炮，狂烈的鼓掌声，顿时掩盖了整个山城。街上一吉普车一吉普车的美国兵，挠起大姆指，在市民的欢呼声中，也发狂的呼喊！许多美国兵和群众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无数装满了人的卡车，在大街上疾驶而过，把他们的欢笑和歌声，留在街头，和街头人群的欢笑与歌声融成一片。整个山城充满了喜悦，马路上到处是挤满了市民，一阵阵锣鼓的声音，一队队火炬游行的队伍，愈来愈增加了狂欢，号外的声音也传来了，价钱高到一百元一张。狂热的庆祝到午夜还未减退。喜讯越过夜空，飞遍神州大地。

    天亮了！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日本投降宣布的那一刻，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天真的亮了！那一天，重庆是晴天。《大公报》用了五个特大号的字和一个特大号的感叹号，向国人报告佳音---日本投降矣！顷刻间，欢喜若狂的重庆人好像潮水般，涌到街上，人们一起欢庆。许多人拿着一长串鞭炮沿街飞跑，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甚至把洗脸盆也拿出来敲打，狂呼高喊的声音与这些敲打声混合成洪亮的交响曲。“雾都”重庆，抗战时的中国陪都。获知日本投降消息的数万市民，迅速涌上街头，用锣鼓，用喇叭，用口笛，用口哨，用脸盆，用手掌，用嘴巴，用铃铛，为胜利发出声响。有个鞋店的店员，看着游行人群敲锣打鼓而来，急中生智，抓起一双皮鞋，当做打击乐器，尽兴而拍，啪啪作响，更加引起人群的欢笑。满街的人好似潮水般的激流，随处都在涌动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童小鹏说：“鞭炮声，像巨雷一样地响着，火花、鞭炮简直改变了初秋的景象。”维持秩序的警察已无能为力，实际上，他们心里同样失去了平衡。鞭炮声，像巨雷一样炸响，烟花、爆竹使得空气中弥漫着硫磺气味。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于上午10时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对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发表广播演说，庆祝抗战胜利。《大公报》次日报道：“讲毕，主席步出广播大厦登车驰返官邸之际，数万民众自马路两侧拥至大厦四围，纷向主席热烈欢呼致敬，达八九分钟未止。主席一再含笑点首示意，而民众愈集愈多，途为之塞。嗣经警察多方开导，方得通路，主席之车乃缓缓驶出，迳返官邸。此时中央广播电台即连续播‘胜利之歌’数次，民众始尽兴散去。”入夜，爆竹依然声响个不停，齐放的路灯将重庆市区照得亮如白昼。几年来警报频响、一日数惊的日子已经过去；灯火管制、恐惧难眠的黑夜已经过去。人们尽情地享受着胜利，享受着和平。

    9月3日是饱受日本蹂躏的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日”。根据国民政府的规定，庆祝抗战胜利活动从日本签字投降的第二天即9月3日起，全国连续庆祝三天，9月3日全国放假一天。这天上午9时正，“和平之声”在重庆上空骤然响起：市电力公司拉响了解除警报的长音，各工厂、轮船的汽笛也同时长鸣，持续时间达10分钟之久。顿时，象征八年抗战结束、和平安详到来的汽笛声响彻重庆上空，将重庆市民积压八年甚至更久的苦闷一扫而空。随着嘉陵江上军舰的101响礼炮响起，有数万人参加的“陪都各界庆祝胜利大会”在市中心较场口广场隆重举行。大会结束后，又举行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庆祝胜利大游行，参加人数达五六万人。庞大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从较场口出发，经下半城，沿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中山路、国府路，一直到下午3时半，才在川东师范广场渐渐散去。围观的市民则是夹道欢迎，观者如堵，盛况空前。到了晚上，重庆街头更是彩灯高挂，万头攒动，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欣喜和快乐。如此大规模的庆祝胜利活动，重庆连续进行了三天。除此之外，重庆人民还举行了慰劳荣军抗属、劳军募捐、发行抗战胜利纪念章等庆祝活动。

    为永久纪念抗战胜利，1946年10月，重庆市政府决定在原“精神堡垒”旧址，建立“抗战胜利纪功碑”。该碑于1947年10月落成，占地642平方米，通高27．5米，为八角形柱体钢筋混凝土结构。碑的正面镌有“抗战胜利纪功碑”七个大字。1950年10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对“抗战胜利纪功碑”进行改建，由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题字，将碑名改为“人民解放纪念碑”(简称解放碑)。今天，解放碑已成为重庆重大集会、重大节日庆典之地和重庆市的标志性建筑。解放碑地区已成为重庆市最热闹、最繁华的商业中心。

    期间，正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与蒋介石举杯欢庆抗战胜利，欣然为《新华日报》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此前一天，中央社发表国民政府令：我国庆祝抗战胜利日，规定为9月3日，全国悬旗庆祝三日，并于9月3日放假一日。9月3日后来被确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9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经过八年抗战，全中国疮痍满目，百废待兴，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和平、团结与民主，以便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但是已被打败的日本侵略者至今在中国战场上还没有放下武器，并且还在尽力挑拨中国内战，破坏中国内部团结，阻挠中国民主运动，保持和继续培植其走狗---亲日派势力，力图保持其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待机卷土重来，死灰复燃，再度侵略与奴役我中华民族。对于这一恶毒阴谋，全国各党派和同胞们必须高度警惕，并予以有力的打击。社论最后呼吁：“让我们全中国人民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大纛下，万众一心，迈步前进，扫除一切障碍，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全国沸腾】

    北平。大街小巷到处飘扬起中国国旗，各日军机关门口的“鬼子兵”没了往日的神气，无奈地望着在他们面前欢庆胜利的中国人。那天早晨，还看到街头有日本宪兵。到大约中午11点多钟的时候，收音机里传出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胡同里立刻热闹起来。下午再到街上时，日本宪兵全都不见了，街上贴满了标语，人们个个兴高采烈。北京胡同里住着的日本人，往日里耀武扬威，这时候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上海。日本乞降消息10日晚首先由苏联侨民中传出。11日晨上海全市国旗飘扬，爆竹之声整天不绝。热闹市区几千人游行欢呼。市民狂喜中看见敌军，拥上去摘掉他的帽子，以泄多年来含辱忍垢的积愤，因而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引起群众更大的激怒。几小时后，敌伪连忙赶出布告，要市民严守秩序，并派出岗哨监视。12日，敌寇在交通要道架设机枪，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不许市民悬挂国旗，同时伪上海市长周佛海等发表“告民众书”，要市民镇静，并声言敌伪军警将采取武装弹压，以维持治安，更使上海人民愤怒无已！还有些人则是从镇上读报的先生那里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他们到坟前，给在南京大屠杀中死去的父亲、母亲、哥哥、奶奶敬上一柱香，洒上一杯酒，边洒边说：“你们的仇报了！”说完，嚎啕大哭起来。战争无妄，百姓何辜？八年抗战，几千万百姓死去，没有留下姓名。他们祈祷人类不要再有战争。那些聆听了天皇诏书的日军已撤入军营，但却传来“二鬼子”伪军奉重庆当局命令、出来“维护治安”的消息。
南京。城内各日军大院里，傍晚时分冒出滚滚浓烟。日本人正在奉命“销焚可能成为战后审判证据的文件”。

    中央社报道：“成都、贵阳、西安、沅陵、昆明、恩施等地民众无不欢喜若狂，兴奋情绪达于极点，各报号外市民抢购一空，竞相传阅，鞭炮大作，欢声四起，昆明青年学生更在街头高唱国歌，沅陵市民并自动火炬游行，交织成一片胜利交响曲。”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中，被日军屠杀和作战牺牲的中国民众、军人达2000余万，加上负伤者，伤亡累计3500万人。无家可归的难民更是多达4200余万。战争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战后的中国，处处满目疮痍。1945年8月15日这天，人们心里仿佛又燃起了希望，新的生活就要来了。他们渴望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世界沸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一个百年来屡遭列强蹂躏的民族第一次取得了反抗外来入侵的完全胜利。那曾经拥有的信心和希望，又回到了生活在这个古老国度的人们身上。那天，不仅中国沸腾了，世界也沸腾了。

    美国首都华盛顿。14日晚上7时，在杜鲁门富有历史性的宣布后，群众聚集于白宫外欢呼。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夫人出现于白宫之前。杜鲁门说：“这是个伟大的日子，这是我们自珍珠港以来所等待的日子。”纽约男士抱着女护士进行和平之吻，狂欢在大街上。

    英国首都伦敦。人们从床上跳起来，与在大街上喧嚷的人一道欢迎首相艾德礼。船上汽笛最后一次的响声把在唐梅塞德区的人都完全惊醒了。于是很快到处是烟火、花爆与火炬。白厅拥挤着黑簇簇的人群。

    苏联首都莫斯科。15日凌晨两点，平静地得到这一消息。电台奏胜利进行曲，大的庆祝正筹备中。

    澳大利亚时间则比中国时间早两小时。悉尼人民闻悉和平宣布后，发狂了。人们从店铺、办公室中跑出，高声歌唱，吹口哨，狂舞。同样是南太平洋，新西兰全国喧噪声陡然爆发，汽笛声、汽角声和教堂钟声齐鸣，声震屋宇。

    这一刻，全中国的华侨同胞，在南洋，在东南亚、西北亚、东亚，在欧洲，在非洲，以不同的方式欢呼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他们每走一步，都受到国际友人的大拇指称赞，接受人们热情的眼光。

    这一刻，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有了真正庆祝的理由。路透社写道：狂欢洋溢缅甸丛林中、日本领海盟国军舰上、太平洋岛屿基地飞机场上及自由世界各地。只有日本这个法西斯国家，为深深的悲恸空气所笼罩。日本国内的军阀、财阀等，用他们以前首相铃木的话“只有哭泣而向日皇深深道歉”。最后胜利届临。各种受降的部署在紧张进行中。8月19日，日本专使河边虎四郎中将一行抵达麦克阿瑟司令部所在地马尼拉，接受同盟国的具体指示，并领取同盟国拟定的投降书及其它相关文件。8月28日起，美军陆续进驻日本，以“盟军”名义实施占领。

    合众社10日发自纽约的一篇电文报道：由于日本提议投降的消息，整个同盟国世界沸腾着一股狂欢的急流。美国狂欢，太平洋各地，庆祝的火箭纷纷飞入空中。伦敦与世界各城市的兵士们不等战争正式结束，皆行庆祝。纽约摩天楼散落纸花，自欧洲归国的兵士欢呼喧嚷。城市一万四千警察奉命让格外的胜利日示威游行通过。巨大的珍珠港啸音尖叫。火奴鲁鲁快乐若狂，兵士与穿着浴衣的妇女陆军辅助队举行游行。已解放的罗尼拉亦参与庆祝。关岛踊跃欢乐，不做“保皇派”。那天，同盟国军民大都把日本乞降当作日本真正表示无条件投降来庆祝了。然而，日本的乞降实际上附带了条件，即要求同盟国保证“不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盟国间立即就此展开磋商。重庆《扫荡报》第二天的社论《日本请求投降》写道：波茨坦公告所列举的是无条件投降的条款。其中虽有伸缩余地，但伸缩祗能由之盟方，而日本答复的则祗有“是”或“否”一字之选择，要日本不容还价，现在日本竟要求保留“皇权”，这种有条件的投降，与盟方的作战目的不符，自当不能加以接受。波茨坦公告未提及日皇是事实，但日皇是否应予保留或列入战争罪犯而绳以法条，须全凭盟方决定，万万不能预先打折扣，我们以为这一点盟国必须坚持。否则，投降就有了条件，投降有了条件，便有损盟国的尊严，战争进行到今天，盟国已有绝对的把握将日本完全消灭，为山九仞岂容亏此一篑？社论接着问道：德国是最好的例子，现在盟国所用以对付日本的军力，比前所加予德国者不知大了多少倍，而现在的日本难道比当时德国还强吗？历史的发展正如这篇社论所相信的那样，这有条件的投降最终并没有为四国所接受。华盛顿时间8月1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奉命将美、中、英、苏四国政府的对日复文交给瑞士驻美使馆代办转达。四国首脑一致同意：“自投降之时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按日本民族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

    中美英苏四国表态，使日本主战和主和派之间的争吵再度引爆。因为这一规定不仅有损皇权，而且实际意味着日本主权的中断。对于由日本人民决定天皇制前途的条款，主战派更加不满，要求再照会。讨论未果，外务省竟想出个缓兵之计---通过对外广播谎称同盟国复文直到13日才收到（立即被瑞士外交部揭穿）。为了迫使日本尽快作出抉择，各国继续加大作战攻势。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区 继续对日作战，苏军七路深入满洲，赣江两岸我军追敌，山东第一线部队廿万人向各大城市要道进军。报纸上仍然刊登来自各地的战报。美军飞机并将印有日本秘密乞降消息的传单向日本各地散发。在此情况下，日本天皇不得不于14日上午再度出面，做最后的决断。当日23时，日本外务省将通告日皇决定的紧急照会发往驻伯尔尼的日本使馆，请瑞士政府转达各盟国。

    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米苏里”军舰上举行了日本向盟国的投降典礼。看到这艘在珍珠港遭受日军偷袭的军舰，日本政府不得不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中国国民政府于第二天下令举国庆祝3天，规定每年的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9日上午9时，在南京原中央军官学校的陆军总部大礼堂，举行中国战区受降典礼。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签署降书，呈交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部分；中国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而且是“同盟国”的发起者中美英苏四大国之一，并且在重庆还成立了“同盟国远东战区指挥部”。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以3500万人的牺牲，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2/3以上。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节  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书】

    一、日本投降书。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向世界宣读停战投降诏书：

    朕深监于世界之大势与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措置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之臣民。朕已命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公告，盖图谋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眷眷不忘者。曩者所以对美、英二国宣战，实亦出於庶几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至若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四载，纵有朕陆、海将兵之勇战，朕百官有司之奋勉，及朕一亿众？庶之奉公，各自克尽最大努力，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於我。加之，敌新使用残虐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若仍继续交战，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亦将破坏人类之文明。此朕之所以卒至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也，朕对於始终与帝国协力共图东亚解放之各盟邦，不得不表遗憾之意，念及帝国臣民死於战阵，殉於职守，毙於非命者及其遗族，五内为裂，而负战伤、蒙灾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惟今后帝国将受之苦难，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耐其难耐，忍其难忍，以为万世开太平之基，朕於兹得以护持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常与尔等臣民共在。若夫为感情所激，妄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於世界，朕最戒之，宜念举国一家，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誓期发扬国体之精华，勿后於世界之潮流，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之。

    【东京湾受降】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团一行11人，外相重光葵作为日本政府代表，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作为日军大本营代表，其他9人是由3名外务省代表、3名陆军代表和3名海军代表组成。重光葵的一条腿就是1932年5月在上海虹口公园，被朝鲜义士尹奉吉投掷的炸弹炸断的。梅津美治郎则担任过天津驻屯军司令，《何梅协定》日方签字人。当日方代表团登舰时，军乐队一片沉寂，礼仪哨视如不见。在美军联络军官西尼．麦什比尔上校引导下，重光葵在前，臂弯里夹着手杖，拖着一条假腿，一瘸一拐举步维艰。梅津在后，步履沉重。走到露天甲板后，重光葵摘下礼帽，与同行者列队向各国将领行鞠躬礼，但无人答礼。他们敬礼之后，重光和梅津并列在前，其他人分列两排，转向，面桌而立。

    军舰牧师做祈祷后，美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走到麦克风前，持稿在手，神色肃然地宣读投降命令。随后，他指着桌子前的椅子，严肃地宣布：“现在我命令，日本帝国政府和日本皇军总司令代表，在投降书指定的地方签字。”一名日本代表首先走上来，仔细审视桌上两份投降书无误，再回到自己位置。接着重光葵走上前，摘下礼帽和手套，斜身落座，不料手杖却从臂弯滑落到地上。他只好狼狈地捡了起来，一面想放置他的礼帽和手套，一面又从口袋里掏笔，手忙脚乱。一名外务省的随员走上前，递上笔并替他拿好手杖。可他面对投降书，却又不知道要签在哪儿。麦克阿瑟回头招呼他的参谋长萨瑟兰将军：“告诉他签在哪儿。”在萨瑟兰的指点下，重光葵在两份投降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接着，梅津走上前，他没有入座，似乎想要保持一点军人的威严，除去手套，看也没看投降书，就俯下身草草签了名。 　　

    投降仪式结束正是9时18分。签完字以后，麦克阿瑟起身回到麦克风前：“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签字。”美国签完字后，中国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在商震将军陪同下，代表中国在投降书上签字。接着，英、苏、法等国签字。麦克阿瑟最后致辞：“我们共同祝愿，世界从此恢复和平，愿上帝保佑和平永存！现在仪式结束。”看着投降仪式结束时的9时18分，令中国人想起14年前的九.一八，日军占领沈阳。而1933年在日军威逼下，从伪满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是9时18分！这正可谓天意，用这样的天作之巧，尽洗前耻！ 　　

    按照预定程序，仪式结束后，日本代表应取一份投降书离舰。一名日本代表走到桌前，拿起应由日本保存的投降书。他只看了一眼就匆匆招呼其他代表离去。出了大厅，日方代表对着投降书指指点点。麦克阿瑟转身对负责仪式事务的拉马尔中校说：“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情？”一名日本代表向拉马尔解释道：“投降书不能生效，因为纳降方签字有误！”原来加拿大代表签在法国代表的位置上，接下去其他人都签错了地方，最后的新西兰代表不得不签在文稿的最底下。麦克阿瑟弄清楚情况后，嘱咐萨瑟兰改正。萨瑟兰接过投降书，用钢笔画线更正，并签上自己的名字作为证明。日本代表团这才接受投降书。麦克阿瑟代表盟国占领军最高司令官，尼米兹代表美国，徐永昌代表中国，布鲁斯.弗雷泽代表英国，杰列维扬科代表苏联，托马斯.布莱梅代表澳大利亚，穆尔.戈斯格罗夫代表加拿大，雅加.勒克莱尔代表法国，赫尔弗里希代表荷兰，艾西特代表新西兰，一一在场参加受降仪式。

    当日本代表团离开“米苏里”舰后，作为主人的美军第三舰队司令哈尔西在自己的舱室用咖啡和油炸面包圈招待了各国签字代表。因为美国海军军舰禁酒，所以哈尔西为不能向各位贵宾提供香槟而深表遗憾。虽然没有香槟，但气氛仍然非常热烈，因为从这一天起，持续多年的枪炮声终于平息，和平终于降临了！

    【南京城受降】

    一、电令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投降后，中国政府电令日军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电令内容为：

    1、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2、该指挥官应立即通令所属日军，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何应钦总司令的命令。
    3、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器、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的秩序、交通，听候中国陆军何总司令的命令。
    4、所有飞机、船舰，应停留现在地，但长江内的船舰，则集中宜昌沙市。
    5、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
    6、以上各项命令的执行，该指挥官及所属官员，均应负个人之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

    电文于当日通过中央广播电台，中国军队的广播电台，电讯总队的电台，用中日两种语言向全国广播，并印成中日文传单百万份由8架军用飞机，向沦陷区散发。

    中国方面获得冈村宁次的复电：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阁下：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赐电敬悉。令派今井参谋副长和桥岛参谋二人，率同随员三人，准于本月18日，乘飞机至杭州等候，将命再续飞至玉山。鄙处使用双引擎飞机一架，并无特殊标志，并请知照玉山飞机场，派员接见前来照料为感。

    接到冈村的复电后，中国方面于8月18日再次电告冈村宁次，允许今井于8月21日来湖南芷江，（玉山机场由于跑道遭雨毁，故将受降地点改为芷江）同时对乞降使的具体行动作了严格规定：

    1、日方代表人数不能超过5名(其中必须有熟悉南京上海附近机场情况的飞行员1名)；
    2、于8月21日晨乘日军飞机一架，从汉口附近起飞，直飞湖南常德上空，飞行高度在五千米，时间为重庆夏令时上午10点（格林威治时间为上午2点），届时在六千米上空有三架盟军战斗机迎接；
    3、日军降机必须在机翼的上下面各漆画带光芒的日本国旗1面，并在两机翼梢上系4米长的红布条用来识别；
    4、盟军战斗机三架将护送日军降机至芷江机场降落，顺序为：第一架为盟军飞机，第二架为日军降机，第三架为盟军飞机；
    5、日军降将要携带驻中国台北及北纬16度以北越南地区所有日军战斗序列、兵力位置及指挥区分系统等表册；
    6、如遇恶劣气候不能完成上述飞行时，须在次日以上项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实施；
    7、日降机的飞行员必须以波长（5856）（KIIIC）收发，用英语呼号（KINGABLEAIRGROYNDCONTROL）与芷江空中地
    面指挥部队联络，这种呼号必须在距芷江100英里时就开始呼叫，并每隔10分钟呼叫一次，直到看见芷江机场为止。望见芷江机场后，日机飞行员改用波长（4495KC）收发，与（KINGABLE）联络。

    二、芷江受降。

    8月21日，湖南芷江，天高气爽，万里无云。芷江城内人民一大早就悬旗挂彩，胜利的喜悦充满了全城。上午9点整，中国军队一架野马式战机腾空而起，直飞常德上空。

    10:15，在常德西南5000英尺上空发现日本降机，即引导日机飞向芷江机场。
    11:15，中国军队3架战机夹持着一架棕色的双引擎运输机出现在芷江机场上空，我护送机一架首先着陆。机场上掌声雷动。日降机随即着陆。中国军队6架战斗机在空中警戒。场面十分壮观。
    11:25，日降机在荷枪实弹的中国军人的严密监护下打开舱门。中国陆军部派陈少校前去接洽。日军降将今井武夫少将立正乞问陈少校可否下机？陈少校回答：现在可以下机。今井武夫随即着军装、佩剑，首先下机，神情沮丧，缄默无语。陈少校检查名单。名单上列有：驻华日军参谋副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参谋桥岛芳雄、前川冈雄；译员本村辰男中佐、松原喜八少佐、六保善辅、航空员小八童正里、雇员中川正治。行李由中国宪兵检查。
    12:30，陈少校引导今井武夫等人分乘两辆吉普车入城。
    15:40，今井武夫带领参谋桥岛芳雄、前川冈雄及译员本村辰男前往中国陆军司令部，晋谒陆军参谋长萧毅肃中将，接洽投降事宜。中国方面除萧毅肃外，还有副参谋长冷欣中将，美军作战司令参谋长柏德诺将军及有关军事人员百余人。50多位记者也早已翘首等待。今井武夫等乞降使者进门时，均面色忧蹙。他们向萧毅肃参谋长、冷欣副参谋长、美军代表柏德诺将军致敬礼后，旋即坐于萧参谋长对面。萧毅肃遂向今井武夫提出10项问题，并令其逐一答复。询问时，萧毅肃的态度既庄严又和蔼，在场的人都极表钦佩。场面紧张激动得令人窒息。因为这是中华民族重振尊严的开始！

    今井极认真的听着每一句询问，完全失掉了往日的骄横。16:35，萧毅肃向今井宣读了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致冈村宁次的备忘录，下令今井武夫签收。今井除表示接受并转达外，即以毛笔签字盖章。这时中外记者的镁光灯砰砰声响成一片，争相记录下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刻！询问历时两个多小时。除要求日降使出示证明身份的证件等内容外，还令今井武夫交出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兵力位置及指挥区分系统表册。今井命令随员桥岛交出日在华兵力配备图册，并说明日本的驻中国派遣军，仅负责指挥中国战区的日军，关于台湾、越南则不属冈村宁次指挥，情况不太清楚。17:00，日乞降使返回住所。

    第二天，今井又接受了中美专家的一整天询问。

    中国陆军总部是于8月22日由昆明迁至芷江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也由重庆抵达芷江。23日13:30，何应钦将军下令召见乞降使今井武夫。此前的13:25，陈少校将乞降使今井武夫等人带到接见处。乞降使所乘吉普车上挂着白旗。何应钦立于办公案之后，参谋长萧毅肃将军、副参谋长冷欣将军、蔡文智将军、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及处长5人，站在何应钦的身后。今井一行在辕门下车后，由陈少校引导，循着几百米长的甬道缓步来到何应钦办公处的出门前伫立。陈少校报告后，何应钦即传见。今井武夫仍着军装，未带佩剑。脱帽后步入厅内。何将军问今井：“前日下午三点，萧参谋长面交第一号备忘录，贵官了解吗？”今井忙点头回答：“收到了”。何将军又问：“后来我又派员面交三件备忘录，你都收到了吗？”今井又答：“收到了”。何将军郑重的对今井说：“我已决定贵官仍乘原机飞往南京，希望贵官转告冈村宁次将军，于前后四项备忘录需切实照办！”今井犹豫了一下回答：“一定转达到。关于备忘录的内容，鄙总司令部，俟奉到东京大本营命令，即可决定。”何应钦命令道：“本总司令已决定本月26日以后，30日以前开始空运部队到南京。望贵官转告冈村宁次将军，准备一切！”今井仔细聆听后，鞠躬回答：“已知道了。”

    最后何应钦宣布：“今天谈话到此为止，贵官现在可准备出发了”。今井深深一躬退出，何应钦起身示答。召见历时9分半钟。在芷江52小时之后，日乞降使今井武夫等人仍乘原机返回南京复命。当晚，芷江大宴庆祝。

    三、南京受降。

    中国陆军副参谋长冷欣于8月27日先期到达南京，设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28日上午8点与冈村宁次等日军要人会谈，敦促他办理日军投降具体事宜。冈村当即接受，表示照办。9月5日，何应钦以“中字第十九号备忘录”致冈村宁次。其内容要点是：1、确定受降点为南京；2、时间为9月9日；3、日军投降签字代表人为冈村宁次；4、日军投降代表出席人为冈村宁次的总参谋长，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日军最高指挥官或全权代表，台湾澎湖列岛的日军最高指挥官或全权代表，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台湾澎湖列岛的日本海军最高指挥官或其全权代表。

    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国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原址隆重举行。黄埔路上，辕门道至礼堂的大路两侧，每隔10步就插有各同盟国的国旗。旗与旗之间，都有中国士兵警戒。
    8:30，中外来宾陆续入场。各参观人员，均已依次坐定。
    8：52，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等分乘3辆汽车，在中国王武上校的引导下进入中国陆军总部休息室。
    8:56，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率参加受降官4人入场。中外军官及来宾，均肃立迎接。何应钦居中坐于受降席上，左边为海军上将何绍宽，空军上校第一路司令张廷孟，右边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受降席上，正中放置着一面座钟，及中国文具一套。
    8:58，中国王俊上校引导日军投降代表入场。先走到规定的位置，立正后，向何应钦总司令行45度鞠躬礼。何应钦弯身示答，并即坐下。日军投降代表依次坐于投降席上。日方代表7人，一律着军装，均未佩刀。冈村宁次手握军帽，其余者未戴军帽。冈村就坐时，将其军帽置于案头，以后则始终握于手中。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居中而坐，驻华日军总参谋长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驻华日军参谋副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驻华日军参谋陆军中佐小笠源松，依次坐于冈村宁次的左侧；中国海面舰队司令长官海军中将福田良三、台湾军参谋长陆军中将青山春树、第39军参谋长陆军大佐三禽吕雄依次坐于右侧。日方译员本村辰男，依然穿着去芷江洽降时的灰色西装，以立正姿势站在冈村宁次身后。

    日军投降代表坐定后，何应钦即向中外记者宣布：摄影5分钟。此时，中外记者一片忙碌，争相用手中的相机记下这历史的画面。

    摄影中，何应钦接下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佩刀，标志着在中国战区的日军正式投降。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正式开始。礼堂中央设一较大长案为受降席。受降席前另设一较小长案，为日军投降代表席，即投降席。它的后面整齐地肃立着12名中国士兵。受降席与投降席的四周环以白绸。其左侧为中国高级将领及中国记者席，右侧为盟国军官席及外国记者席，共达千人。

    9:04，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呈出证明文件。冈村乃令小林总参谋长呈递何应钦。何应钦检视后，将该证明留下，随即将日军降书中文本两份，交由萧毅肃转交给冈村宁次。冈村起立，双手接受后，翻阅降书，随后握笔含毫，在两份降书上分别签字，取出印章，盖于签名之下。日将小林旋即将冈村签字后的两份降书送呈何应钦。何应钦检视后，即在日军降书上签名盖章，把一份日军降书由萧毅肃交付冈村，冈村起立接受。何应钦又将一份蒋介石的第一号命令，连同命令受领证仍由萧毅肃交付冈村宁次。冈村当即在受领证上签字盖章，并将受领证交小林参谋长送呈何应钦将军。

    至此，何应钦宣布日军投降代表退席。日军投降代表离座，向何应钦一鞠躬。何应钦亦起身作答。日军投降代表仍在王俊的引导下退出礼堂。日本受降人员退席后，何应钦将冈村宁次用来在降书上签字的毛笔提出，留为永久纪念。他发表演说，向世界宣布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已在南京完成。全场掌声雷动，译成英文后，全场再一次被掌声淹没。

    四、台湾受降。

    10月25日，在台湾举行了庄严的日本投降仪式。中国代表郑重宣布，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顿时会场上掌声、歌声、欢呼声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台湾全岛锣鼓齐鸣，张灯结彩，舞狮戏龙，人们以万分激动的心情庆祝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自《马关条约》签订以来，台湾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现在终于结束了。这对全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因此被定为“台湾光复日”。

    ***抗战小资料：太平洋战争---1942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5年9月2日，日本签字无条件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

    第二节  公审日本

    一、垂死挣扎。

    自日本于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向同盟国签字投降，到9月9日在中国战区签字投降，包括以后的几天之间，在华日军的大部分，尚能听从命令。但还有一部分日军不能正视失败的事实，继续为非作歹，损毁已命令封存的物资，反对投降。长沙一部分日军，在长沙南门外烧毁汽车轮胎1800只，集中焚毁子弹，将衣服、行李抛入江中；邵阳日军将江东岸弹药库三处焚毁，被焚的弹药爆炸声日夜不绝，又连日将物资及装备运至江边焚烧，笨重的投入江中。在郊外烧毁汽车400辆。邵阳城内日军也将仓库内弹药大部分焚毁。岳阳日军焚毁步枪1000余枝，子弹20余箱，其他物资被焚甚多；沿湘桂路东撤的日军，沿途烧杀抢掠，将公路、铁路桥梁洒上汽油毁掉，毁坏铁路枕木；沿长岳公路所撤日军将枪炮弹药及运输工具拆毁，投入湘江，或以民船运至洞庭湖沉没。广州日军在9月3日将海珠桥头的纺织厂内机器及物资全部炸毁，还炸毁河的南岸之工厂及仓库3座，炸死华工30多名；广州市内及广州湾一带的日军，将枪弹焚毁，并将大量物资抛入海中；汕头日军在每晚12点以后，用汽车密运库存枪弹往海上沉没；澄海一带日军将大炮无目的发射，以耗弹药；日军还用中国工人在夜间将武器运到马屿口外沉没，中国工人也告失踪。杭州日军也破坏重要修械厂，毁掉大批原材料，击毙马匹，在钱塘江桥上将大批枪弹投下；笕桥日军毁坏机场无线电、高空测向器、自动指示目标仪、电波方向指示器等重要装备。象山日军还焚毁无线电设备及大量棉布。河南临汝日军，焚毁大批米、麦、糖、盐等日用品，大火终日不熄。江西南昌、湖北宜昌、当阳、安庆、上海等地日军亦将枪弹装备等物资焚毁或投入江中……

    二、绞刑战犯。

    ---东条英机（1884.12.30-1948.12.23.），生于日本东京，日本陆军军人、政治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被授予陆军大将从二位勋一等功二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大政翼赞会总裁、日本皇军的陆军大将、陆军大臣和第四十任内阁总理大臣（1941年-1944年），是二战的甲级战犯。任内，他参与策划珍珠港事件，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引发美日太平洋战争。东条英机被盟军司令部指控为头号战犯。1948年11月12日，东条英机被判“绞首刑”。12月23日凌晨，日本东京巢鸭监狱内，行刑时间到。东条英机从单间牢房由看守带到特设的佛坛前。宗教仪式后，他被带上了高高的绞刑架。东条英机不由得泪流满面。是这恶魔忏悔了吗？不是的，他是在后悔自己当初自杀未遂。原来，东条英机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想到将被作为战争罪犯押上法庭，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命呜呼。他选择了自杀。在那段日子里，他天天枪不离身，并让保健医生在他的心脏部位画了个圆圈，以保证子弹能击中心脏。1945年9月11日下午4时，东条英机将子弹射向了自己的胸部。使他遗憾的是，这一枪擦心脏而过。东条英机的重大罪状之一，就是在东南亚推行一条残害战俘的野蛮政策。1942年在巴丹，对被俘人员搞了一次死亡行军，结果使大批战俘死亡。更为恶劣的是，1942年11月至1943年10月间，在泰国和缅甸，仅强制修筑泰缅铁路，这一暴行中，战俘就像苍蝇一般大批死去。修一条415千米的铁路，居然死亡战俘1.2万人，被称作“死亡的铁路”。这桩暴行，是在东条英机直接授意下发生的。东条英机最终未能逃脱正义的审判。在施以绞刑后，东条英机的尸体被火化，骨灰由美军军舰抛进波涛汹涌的太平洋。

    ---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大将，主持情报工作，继青木宣纯和坂西利八郎之后，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建立“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以豪爽重义闻名于旧中国官僚间。之后，任日本第14师团长，参加兰封会战，升任第七方面军司令，教育总监，第一总军司令。1945年战败后接受审判，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经抽签第一个被处以绞刑。这个有“满洲劳伦斯”之称的土肥原贤二被送上了绞刑架。此刻，这个个子矮小、留着一撮仁丹胡子的日本间谍头子面如土色。他曾多次扬言，称他自己如何如何不怕死，可当死神真向他招手时，他的双腿还是在发抖……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临，正义的绞索勒住了土肥原贤二的脖子。也许是身不由己的挣扎，他喉咙里发出一阵难听的呻吟，双腿使劲蹬了几下，然后，就无可奈何地直了双腿。

    ---“将板垣征四郎押进来！”随着监刑官的命令，被盟军司令部列为首批甲级战犯的板垣征四郎被两名宪兵推到了绞刑架前。日本投降后，板垣征四郎一直在担心自己的命运。为了躲避死神，他决定脱逃。他在这些年里，已经搜刮了价值百万美元以上的黄金和稀世珍宝，足够他挥霍到死。他决定向英军指挥官史密斯行贿，把一件价值30万美元的黄金椰子饰品奉送。没想到史密斯表面上答应考虑考虑，实际上连夜给中国政府发报，询问为何至今没有逮捕板垣征四郎。蒋介石接到史密斯电报，感到这是一个失误，怎么把这个欠下中国人民累累血债的家伙给忘掉了，立即命令有关方面整理了一份板垣对中国犯下战争罪行的材料，指派专人飞赴东京，向盟军总部提出逮捕板垣的要求。1948年12月23日凌晨零点2分，板垣被吊上绞架，零点32分30秒宣布死亡。板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大将，在日军中和以石原之智并称的板垣之胆，是日本昭和时代重要将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之一。1931年与石原莞尔策划“九.一八”事变，以1万兵马挑战20万东北军。1937年以半个师团击溃中国军30几个师，攻占山西。1938年6月任陆军大臣，主张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同盟。1939年9月任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主持对华诱降工作。1943年任最高军事参议官。1945年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同英荷军队作战，直至日本战败。1948年12月23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绞刑。

    ---下一个被押上绞刑架的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面无人色的他被两名宪兵扶在行刑前坐的靠椅上。绞索套上了他的脖子，他的喘气立时粗起来。两分十一秒后，松井石根终于断气。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大将，皇道派将领，甲级战犯，驻扎中国13年的中国通，大亚细亚主义的鼓吹者。二.二六事变后，在整肃中退出现役。淞沪会战爆发后，作为攻坚战专家重新服现役。1937年指挥5个师团，突破70个中国师顽强防守的赛特特防线，顺势攻陷中国首都南京，造成了震惊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尽管后来为了赎罪，他在日本热海为阵亡双方的将士修建了兴亚观音院，但还是作为甲级战犯被送上绞刑架。

    ---额头上冒着虚汗被押上刑场的日本前内阁首相、外相广田弘毅显得十分苍老。对国际军事法庭的死刑判决，他无话可说。广田是发动七.七事变、全面进行侵华战争的主谋者之一。他配合日本的军事进攻，为占领全中国，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广田提出的所谓和平谈判，实质上是灭亡中国的另一种手段。广田的双腿在颤抖着。踏板开启了，颤抖的广田落入无尽的黑暗之中。他的腿像放了血的鸡似的，死命蹬了几下，就咽了气。广田弘毅，原名广田丈太郎，日本外交官、政治人物。1936年3月9日-1937年2月2日任日本第32任首相。生于筑前福冈那珂郡锻冶町一个石匠家庭，190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1906年以第一名通过外交官、领事官考试，1929年作为帝国代表出席第十次国际联盟大会。1933年任斋藤实内阁外相，1934年任冈田内阁外相，1936年任首相兼外相，1937年2月总辞职。1940年任米内光政内阁参议，1946年作为侵华战犯接受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是甲级战犯中唯一被判死刑的文官。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时年70岁。

    ---武藤章，日本陆军中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任陆军军务局局长。侵华战争中扩大派的代表人物，东京审判被绞死的七名甲级战犯之一。武藤章自参加日本军队之后，一直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服务，积极鼓吹扩大侵华战争，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武藤章为甲级战犯，宣判对其处以绞刑。同年12月23日，武藤章在东京鸭巢监狱被执行绞刑。

    ---木村兵太郎，日本埼玉县人，军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和东南亚犯下多起屠杀平民的战争罪行。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12月22日，木村兵太郎即将走上绞刑台前，请教诲师花山博士转告他对夫人的临终遗言：“我走了，恳望爱妻英凤子想开些。超脱了死，便是永恒的生。愿护佑神保佑我俩来世仍结良缘。我将成为你们的指路标。”23日零时35分，木村兵太郎作为七名绞刑犯中的最后一名，在绞刑架上气绝身亡。

    经过这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的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宣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绊脚石。

    第三节  制裁日本。

    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盟国以及受害国对日本进行了四项制裁。

    1.盟国可以军事占领日本，不准日本拥有军队和兵工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中英四国制裁日本的措施，主要是军事占领日本，不准日本拥有军队和兵工厂。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美、英、苏等主要战胜国都分别派兵以不同方式登上了日本的领土。苏联占领了日本的北方四岛，英国以英联邦的名义派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军队协助美国占领日本。在日本能够成立一个让世界不再感受到威胁的政府之前，盟国将会各自派出本国军队一直留驻日本，对日本本土实施占领。1945年8月13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统帅，全权处理对日占领事务。8月30日-9月6日，46万美军以盟军名义陆续进驻并单独占领了日本。9月2日，麦克阿瑟发布第一号命令，宣布解散日本的陆军、海军、空军，解除所有日本军队武装并复员；强行规定军工厂停产，废弃有战斗力的军备。10月15日，日本政府解除336万军队武装，海外375万日本军队解散和复员。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2.日本必须归还所侵占的外国领土，禁止日本向外扩张。

    日本领土主权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盟国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禁止向外扩张。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占的一切岛屿；日本所窃中国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的土地，务将退还；在相当时期内使朝鲜自由与独立。

    台湾岛、海南岛、东海诸岛、南海诸岛，所有被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都要归还中国。

    3.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公审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主要战犯被绞刑，其他战犯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制裁。

    4.日本必须进行战争赔款。

    根据国际法有资格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的战胜国是：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其中，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放弃了战争赔款。日本分别向印度尼西亚赔偿8亿美元、菲律宾8亿美元、缅甸2亿美元、越南3900万美元、老挝278万美元、柬埔寨417万美元。此外还向韩国赔偿3亿美元、新加坡2500万新加坡元、马来西亚2500万马来西亚元、泰国150亿日元。后来又向瑞士赔偿11亿日元、西班牙20亿日元、瑞典5亿日元、丹麦7亿日元，还向蒙古提供50亿日元的无偿经济援助，作为变相的战争赔偿。日本支付的战争赔款共计22.3亿美元，相当于中国1901年庚子赔款的12.6倍(庚子赔款为4.5亿两白银）。
日本侵略中国，日本侵略太平洋，日本侵略东南亚，日本彻底地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