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统一战线。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主要斗争方法。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新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摩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南泥湾歌】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渡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1941-1943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年代。蒋介石不仅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而且完全中断了八路军的军饷。好在1940年9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由副院长郝笑天和生物系主任乐天宇为正副队长，组成了一个考查队，对陕北地理条件作了全面考查。他们每到一处，就把那里的森林、气候、地质、土壤等自然状况一一记录下来，最终发现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通过科学分析论证，他们认为这片土地很适合耕种。回到延安后，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建议开发南泥湾”的报告。

    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心里特别高兴，找乐天宇进一步了解情况。最后，毛泽东问乐天宇：“那里的土地那么好，为什么这么多年人们没有开发呀？”乐天宇一时说不太清楚。毛泽东说：“麻烦你带几个人，再到那里作一次详细考查。‘要知上山路，需问砍柴人’。你们到那里后，多找些老百姓，听听他们的意见，特别是听听老年人怎么说。”乐天宇再次来到南泥湾，通过走访和座谈，老百姓告诉他们：南泥湾地处干旱地带，雨水贵如油，十年九不收；遇上一年收，仓满囤子流。乐天宇把南泥湾老百姓对这片土地的评价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心里一直在盘算：如果开发这片土地，遇到荒年颗粒无收，那就劳民伤财，若是不开发，扩大粮食生产就是一句空话。他的决心一时难以下定。

    春节来了，毛泽东利用拜年机会，多听听民众的意见。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积极献计献策。毛泽东见大家发言差不多了，肯定地说：“你们提的很好，很对，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还得请你们帮助想想办法。”这时，大家提出，多开荒以增加耕地面积，加强田间管理以增大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毛泽东又说：“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到，但是，老天不下雨，干旱怎么办？能不能打井浇灌？”大家告诉毛泽东：“陕北地表水太深，一般地方是打不出水来的”，接着又告诉毛泽东，“今年陕北不会干旱，龙年日炎炎，蛇年雨绵绵。去年农历是龙年干旱，今年蛇年就该雨量充足了。”毛泽东听了惊奇地“啊”了一声，急忙问：“陕北有这么一说？”大家说：“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人们都这么说。”毛泽东笑着问：“准吗？不准怎么办？谁负责？”问得大家一片笑声。一句农家谚语，就是对一个自然现象的总结。毛泽东在回来的路上，显得异常高兴，他似乎从刚才大家的发言中，获得了开发南泥湾这片荒凉土地的信心。

    1941年春节过后，党中央、毛泽东作出决定，号召边区党政军民，把大生产运动再向前推进一步，所有单位和个人，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订出生产计划，定出生产指标；命令359旅开赴南泥湾垦荒种地。

    南泥湾位于延安城东南23千米处。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增兵包围陕甘宁边区，制造军事摩擦，359旅由晋察冀边区调回陕甘宁边区，接替宋家川至葭县（今佳县）的黄河河防任务。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不仅取消了新四军番号，而且全部中断了八路军的军饷。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1941年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外面的物资无法运进。
 
    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359旅进驻南泥湾，实行屯垦，生产自救。朱德总司令亲自到南泥湾考察。33岁的王震旅长瘦小精干，年富力强。一到南泥湾，就按照行军打仗的习惯，对荒山野岭进行了全面侦察，根据地形地貌，合理安排生产。部队“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 战士们一双双紧握钢枪的手，拿起了锄头镰刀，披荆斩棘，风餐露宿，以丝毫不亚于前线战士浴血奋战的精神，开荒种粮，烧炭熬盐，养猪养羊，织布纺纱。没有房，他们自己动手挖窑洞；没有菜，挖野菜吃；没有工具，自制锄、铲。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在荒山野岭种上了小米、玉米等庄稼。开辟的数十万亩良田将硬生生的不毛之地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南”。

    1943年春节，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向359旅的英雄们献上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南泥湾》是其中的插曲。这首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南泥湾》，一下子唱红了整个边区。优美的旋律热情歌颂了开荒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歌颂他们把荒凉的南泥湾改造成了陕北美丽的好“江南”。那年秋天，“不要公家一粒粮、一寸布、一文钱”的359旅，还给陕甘宁边区政府上交了1万石公粮，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在那个艰苦的岁月，拿起生产工具开荒种地、织布纺纱的不仅仅是战士，还有更多的人参加进来了。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有抗大的学员，有拿着笔杆子的知识分子，也有在舞台上表演的艺术家。尤其是人民领袖毛泽东，也在分配给他的地里种上了蔬菜；总司令朱德背上竹筐拾粪积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手摇纺车细心纺纱……

    1943年秋天，中央机关在延安枣园的书记处礼堂举行了纺线比赛。从重庆回来不久的周恩来和任弼时也参加了，最后双双获得“纺线能手”称号。这场后来延伸到广阔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帮助八路军、新四军胜利地走过了寒冬，不仅增强了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物质力量，而且改善了人民生活，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屯垦戍守南泥湾的359旅成了享誉全国的“模范”。

    早在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在杭州与蒋介石谈判，4月国防政府给陕北提供粮食和被服；但未能就“改编后的红军总人数不少于4.5万人，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的经费由国民政府拨付”达成协议。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国民革命军失利，损失惨重。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共红军改编为三个师，要求红军赶快出兵。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在洛川会议后发出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辖3个师，每个师4个团，共12个团；当即收到了国民党政府发给的第一批30万银圆军饷。

    国防政府对八路军发饷数目，是根据协议对三个师按4.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法币63万元，其中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当时法币1元合抗战前1银圆，以后几年略有增加，但总数没超过75万元。军饷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军需局领取。9月起，改编后的八路军陆续进入山西境内抗日。11月初，太原失守。毛泽东当天就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再扩大3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隐蔽地扩大部队兵员。”

    1938年，日本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调集6个师团30万兵力夹击徐州，造成河北、山东等平原日占区兵力空虚。毛泽东及时抓住机遇，做出从山区到平原开展游击战的决策。八路军分散游击，发展部队。1939年八路军扩大5倍，兵员达25万人。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发饷，一般遵守协议按时发放。那年6月周恩来的副官蒋泽民到西安领取48万元军饷。但遇特殊情况就拖欠，事后也会补发。1939年冬至1940年春，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国防政府就对八路军停发军饷。事件平息后，中共据理力争，八路军在1940年4月份又领到拖欠了半年的军饷。那年八路军扩大了10倍，达到40多万。这些部队大多靠自己征集给养。国民政府只对原协议中的4.5万人发饷。八路军兵员虽越来越多，都是以独立团、军分区、武工队的名义，而正式编制依旧是三个师的番号。8月20日，彭德怀打响了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歼灭日、伪军约7000人，打出了“百团”旗号，暴露了八路军实力。因国共合作协议中的12个团变成120个团，10月国民政府暂时切断对八路军供应。12月国防部长何应钦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

    国民政府给新四军发饷，按照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时对蒋介石的要求，每月应发给新四军经费18万元。实际只给了新四军每月8万元。后经叶挺和项英多次要求，增加到每月13.5万元；另外江北的新四军每月经费3万元，由安徽省政府廖磊、李品仙提供。1941年初皖南事变，新四军被宣称是“叛军”。国民政府再也没有给新四军发放军饷了。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1941年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慷慨陈词：“别忘了，我们也有两只手，我们要么散伙，各自活命去；要么靠一双手自己救自己。”他亲笔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认为这是克服经济困难的唯一办法。于是，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北的沟壑山川拉开了帷幕。

    在总结大生产运动的经验时，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它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这是不能拿数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迅速扩大到敌后各根据地。1943年，晋绥、北岳、胶东、太行、太岳、皖中等6个抗日根据地，扩大耕地面积6万亩以上，达到了部分粮食、蔬菜的自给。根据地军民终于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繁荣了经济，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物资基础。

    精兵简政，生产自救，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政军民学，处处是鱼水情深。

    【鱼水情深】

    1941年春节过后，党中央、毛泽东作出决定，号召边区党政军民，把大生产运动再向前推进一步，所有单位和个人，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订出生产计划，定出生产指标；命令359旅开赴南泥湾垦荒种地。这一年，果真像民众说的那样，陕北风调雨顺，各种农作物都没有受到任何灾害，边区农业获得了特大丰收。党政军民各部门都按计划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任务，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目标。这一年，359旅在南泥湾开荒11000多亩，种上了小米、玉米、高粱，收获粮食36万多斤，为解决边区粮食紧缺、繁荣地方经济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一年，困难农民减免了公粮，人民生活水平一下子有了显著提高。陕北人民真正认识到，毛泽东、共产党、八路军所做的一切，都是造福人民的。

    第二年春节一到，民众怀着感激之情，积极热情地组成秧歌队，喜笑颜开地涌到党中央驻地，他们一边打着腰鼓一边高呼：共产党毛主席大生产运动决策伟大英明！前来欢迎秧歌队的毛泽东听了民众的喊声，边走边对身旁的周恩来说：“恩来呀，我们伟大英明什么？是困难逼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去向人民拜年磕头，人民指给我们一条生路，是人民伟大英明啊！”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的领袖，日理万机，工作非常繁忙。但不管多么繁忙，他的心里总是牵挂着人民群众，延安期间，无论是住在杨家岭、枣园，还是王家坪，他都时刻密切联系群众，逢年过节总是将左邻右舍的老乡们请来一起欢度佳节。在枣园期间，他不仅亲自为老人家祝寿，而且还主动到乡里为群众拜年。毛泽东与当地的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给人们留下了向群众拜年的故事。

    一、除夕拜年问计。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管工作多忙，每年春节都要到当地基层政府给民众拜年。他借这个特殊时机和特殊形式，既加深了同民众的感情，密切了与民众的关系；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直接倾听到民众的意见和呼声，了解了民心和民情。

    1941年春节的前一天，毛泽东一早就带领几位领导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来到枣园乡政府向民众拜年。当毛泽东走进乡政府院内，乡长杨成富和乡里几位年长的老人就急忙迎出门来。毛泽东见状，加快脚步，笑着上前与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大家簇拥着毛泽东走进窑洞里坐下，你一言我一语地亲切攀谈起来。毛泽东说：“今天第一件事是给大家拜年，第二件事是征求大家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大家听毛泽东这样一说，便自然而然地将所见所闻如实讲了出来，情不自禁地夸起党中央和抗战形势大好的情形来。毛泽东听了，微微一笑，摆摆手说：“今天我们不说这些，说点别的。大家要谈我们不足的地方，谈我们的缺点和错误。”顿时，在场的人一下子都愣住了，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谈什么是好，显得十分拘谨。毛泽东看出大家心里有顾忌，不敢畅所欲言，就引导说：“我们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都是要让大多数人开心满意，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欢迎。”说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恳切地说：“如果听不到你们的心里话，得不到你们的批评帮助，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了解你们的希望和要求，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我们的决策就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毛泽东这番话，使大家陷入了沉思。大家想：世上，哪有一个达官显宦不愿听老百姓为他们歌功颂德的话语，可唯独今天的共产党领导人偏偏爱听老百姓的批评意见。共产党真是老百姓的亲人啊，于是，大家敞开心扉，无拘无束地谈起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有的说：从打部队来到陕北，征用的公粮太多，老百姓负担不起。也有的说：吃粮问题解决不了，老百姓生活困难就会加重，部队也得不到很好发展……你一言，我一语，意见越提越多。粮食问题早就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可是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土质贫瘠，几乎年年收成欠佳。近几年部队来到这里，人口剧增，粮食就更不够了。加之国民党对边区实施经济封锁，粮食和一些生活用品被禁运。原先划定的延安、延长、延川、绥德等26个县归边区政府管辖，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但有5个县先后被国民党抢过去，八路军募补区内的耕地面积大大减少。这样一来，边区粮食紧缺和经济不景气就可想而知了。当时一度出现民心动荡，对边区政府和部队都有些微词，甚至有人诅咒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民众不但没有追查压制，反而鼓励民众畅所欲言，直抒胸臆，从工作上查找原因。1939年2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民众的批评意见，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向全党全军发出了“精兵简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

    毛泽东身体力行，不声不响地开荒种地，与群众一起发展生产，共度难关。

    二、初一拜年讨经。

    1942年初一清早，毛泽东要给边区劳模吴满有拜年。可吴满有与他儿子吴凌旭却喜气洋洋用土车推着宰杀好的一头猪，给毛泽东送来。半路上，父子俩迎面碰到两个熟悉的老乡。老乡见猪肉很好，要买些回去过年，遭到吴家父子的拒绝，有些不解。面对老乡的疑问，吴满有笑着说：“我不是要出去卖掉这猪肉，而是要送到咱延安的一个大户人家去。”老乡还是不解地摇摇头。吴满有进一步说：“如今的共产党，你说，算不算咱中国最大的大户？”说得两个老乡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起来。一个说：“原来满有兄是给中央政府机关送肉啊！嗯，中！中！中！满有兄到底是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比俺们就是想得周到些！”吴满有说：“二位兄弟，对不起了！今天俺推的这猪肉不能卖给你们了。改日，等新猪出槽了，俺再宰杀几只，让大家来尝尝鲜。”吴满有父子俩继续赶路。吴凌旭一边走，一边说：“爹，咱们这样一路走过去，会遇到很多熟人的，都这样回答他们的询问吗？”吴满有很得意地说：“对！我这也是宣传嘛！让大家也学学我吴满有，多想想咱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多想想咱们的八路军将士！”他们推着猪肉进入中央办公厅的院子。刚将车子放下，恰好遇见了毛泽东。毛泽东笑着问：“吴满有！我还说要去你那儿拜年呢，你就来了！”吴满有说：“哪能让主席跑山路，去我那山旮旯呢。我领着儿子向主席拜年来了，顺便送点肉给主席您和朱总司令打打牙祭。”吴满有忙叫吴凌旭给毛泽东鞠躬行礼。毛泽东望着吴满有推着的一大车肉，说：“这大新年，你咋把一整头猪都送过来呢？也该留点猪杂给孩子们打打牙祭呀。”吴满有说：“八路军将士在前方杀鬼子，春节还不知道吃什么呢？您和朱总司令指挥千军万马，这样动脑用神，不吃些肉，那可不行！”毛泽东说：“你杀了一头猪，连个猪下水都没留给自己，全部送给我们吃。这很让我毛泽东感动，也让我心不安呢。”吴满有忙问：“主席何出此言？”毛泽东说：“你吴满有是这样赤胆忠心为共产党，为八路军将士着想，我毛泽东心里过意不去啊！我们为老百姓做的事情太少了！”吴满有说：“主席！您大可不必这样自责，支援抗战，打垮日本鬼子，我吴满有不能上战场，只能用种粮食、养猪羊牛来支援。这大过年的，你们都是离乡背井来到陕北，莫说是送一头猪，就是送上十条牛也是应该的。”毛泽东说：“有你吴满有这样的好百姓支持，我们还怕小日本打不走吗？抗战很快就会取得胜利的！”吴满有说：“还是靠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靠八路军将士，我们老百姓只能助助阵，壮壮威。”毛泽东说：“助阵呐喊壮威就是力量，没有老百姓的力量支持，没有人民的力量支持，那一个政党都不能取得抗战胜利！”毛泽东邀请吴满有父子到自己的窑洞去。吴满有怕影响毛泽东的工作和休息，推辞起来。毛泽东见状，风趣地说：“今天是大年初一，还不到春耕时节嘛，我们要好好聊聊。”

    吴满有和他儿子吴凌旭走进毛泽东住的窑洞。毛泽东拿出红枣与花生来招待他们。毛泽东高兴地问：“满有哇，听说你们家交纳的公粮竟是全村的一半还多，今天把你种粮食的丰收经验给我讲讲看。”吴满有谦虚地说：“俺哪有啥经验，只不过多费了点心思而已。”毛泽东认真地说：“这‘心思’就是经验嘛。你要详细说，要把你的种植经验推广，让所有的庄稼人都学着你干。”随即，毛泽东又说：“不要急，你可以慢慢想，把它们归纳成几个方面去讲。”毛泽东坐在那张旧式桌子上，铺好了纸，拿着笔，准备记录。吴满有总结性地说：“要说种庄稼嘛，第一是要选好种子，第二就要整好土地，第三要施好肥，俗话说：庄稼是朵花，全靠肥当家……”毛泽东记下这几句话，插言说：“你这话就说得很好哇，很通俗，还押韵哩。”吴满有继续说：“合理密植也是庄稼种植的一个关键问题。”吴凌旭时而望着父亲，时而望着毛泽东。他对毛泽东问父亲的话感到有些惊讶。毛泽东问：“怎样才叫合理密植？”吴满有说：“像玉米，一般采用扣种法，铲地时开苗，株距八寸，行距亦为八寸，一垧地保苗为15 000-18 000株。而我采用人工间苗，株距六寸或七寸，一垧保苗25 000-40 000株。如果人手多，采用平翻起垄按种法，把株距缩小到五寸双株或四寸单株，一垧地保苗可以增加到50 000-60 000株。而高粱铲地时开苗，株距在三寸-四寸，一垧保苗30 000-35 000株。如果人手够，可以用人工间苗，留拐子苗，一垧留苗可以增至50 000株左右。”毛泽东听了非常赞赏地说：“这就是你吴满有种植成功的经验嘛。这样先进的经验为何不去推广呢？”毛泽东记下后，来到吴满有身边，紧紧地握住吴满有的手，说：“非常感谢你给我传经送宝，如果今年开春全边区都采用你的密植技术，产量肯定要翻番的！”毛泽东略作停顿后，又问：“现在老百姓对共产党边区的政策有什么意见？”吴满有说：“老百姓非常拥护边区政府的政策。”毛泽东连连摆着手，说：“满有，咱不要听你的好话，你今天就要把老百姓的真话掏给我听。”吴满有笑着说：“要说意见嘛，早些年对征收公粮任务过重有些反应，自从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来，粮食丰收了，意见就少了。”毛泽东又问：“老百姓对边区共产党的民主选举、干部作风，还有农村的乡风问题，你听到什么，见到什么，都说给我听！”吴满有稍微回忆了一下，说：“三三制选举，老百姓非常拥护！要说问题，二流子的赌博恶习有些地方还在泛滥；另外，有些不法商贩贩卖毒品，在延安周边地区也有苗头，城镇里的妓女也还有！”毛泽东说：“你的眼睛是火眼金睛啊，看出了问题，看到了要害。这些恶习确实还存在，我们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虽说我们不能一下子彻底铲除，但我们必须遏制它！”谈完话，毛泽东看见吴凌旭的眼睛总是盯着自己手上那支自来水钢笔，便笑着对他说：“狗娃仔，你是不是很喜欢钢笔哇？好，今天到我毛泽东家里做客，没什么东西送给你，这支钢笔就权当礼品送给你！”吴满有忙说：“主席的钢笔要写大文章，咱狗娃子不能要！”毛泽东笑着说：“送给咱们的狗娃，让他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锦绣文章，不是更好吗！”说着，将钢笔送到吴凌旭手上。

    三、春节拜年祝福。

    1943年2月9日是农历正月元宵节。毛泽东等领导在中央机关的餐厅为枣园乡24位60岁以上的老人举行祝寿宴。毛泽东亲自给他们敬酒，祝贺他们延年益寿，老当益壮。老人们感动地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笑着答：“尊老敬贤，应当应当！”饭后毛泽东还送给他们每人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作为礼品，并请他们看了《列宁在十月》的电影。为了感谢毛泽东和党中央对边区人民的关怀，1944年2月7日春节，延安市政府、群众团体的代表送来许多东西，还送来一面写着“为民谋利”四个大字的锦旗，给党中央拜年。为了欢迎大家，机关的同志在礼堂摆放了两行桌子，上面堆满了花生、糖果、香烟，招待他们。毛泽东和其他领导笑容满面地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亲自为每个人斟酒。领袖与群众水乳交融。浓浓的情意和着阵阵欢声笑语，久久回荡在枣园的上空。转眼又过了一年。1945年大年初一，大雪纷飞。这天一大早，毛泽东推开窗门望望雪景，随后吩咐警卫团的同志做好准备，一会儿给老乡拜年去。“来而无往非礼也。”毛泽东向周恩来建议说：“今年赶个早，我们到老乡家中去吧！”周恩来说：“这个办法好，不然他们又要抢先了。”任弼时抽了一口烟，笑着说：“这叫做一礼还一拜。”毛泽东说：“好，那就这么定了，我们吃过早饭就动身。”匆匆用罢早餐，毛泽东等人一行十人，带上礼品，来到枣园乡政府。在乡里值班的乡长杨成福正准备出门，打开大门，竟见到了毛泽东，惊喜万分，挥动双手，满脸兴奋地迎上去。毛泽东抢先握住他的手，和蔼可亲地说道：“你们辛苦一年了，我们给你们拜年来了。”“不敢当，不敢当。”杨成福显得有些不大自在。“什么不敢当，难道只有百姓给领导拜年，就不让领导给百姓拜年吗？”没等杨成福回话，毛泽东马上又岔开话题：“年过得还好吗？”“托主席和共产党的福，好，好，好。”杨成福一面回话，一面递烟、沏茶。周恩来看着杨成福那忙乎的样子，微笑着对他说：“成福同志，我看你别忙了，主席要给大家拜年，你就领我们到各家走一走吧！”杨成福心中一愣：主席和首长们日理万机，现在要迎接全国解放，时间宝贵，全村20多户人家，住得又分散，都去拜年既费精力又费时间。于是急中生智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对毛泽东说：“主席，我看这样吧！现在去，他们不一定都在家中，我看不如我去把他们的家长请来，集体拜年，这样一来您都见到了，二来更亲热些，您看如何？”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说好。约半个小时左右，村里的群众都来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把客人请到座位上，端茶、敬烟、敬酒，给小孩递花生、瓜子、糖果，如一家人团聚过年一样。整个乡政府大院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之中。大伙边吃、边谈。毛泽东与老乡们拉起了家常，详细询问了机关、部队与群众的关系。临走时，毛泽东与大家握手告别，并对杨成福说：“你是乡长，我是你的一户居民，以后开会不要忘记通知我。也欢迎老乡们常来机关作客。”深受感动的乡亲们依依不舍地将毛泽东等人送出了大院。离开了枣园乡政府，毛泽东等又来到延安市政府给同志们拜年。大年初一的早晨，延安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正忙碌着，身穿崭新灰色棉布军装的毛泽东大踏步走来。工作人员在忙乱中站下，向毛泽东问好：“毛主席好！”。毛泽东也向大家问好：“同志们好！过年好！”毛泽东在噼哩叭啦的鞭炮声中，推开了延安市长梅永泽的办公室。此时的梅永泽也是一身灰色棉布军装，上衣肩头已经破了，补个深灰色的补丁，虽然是一身戎装，但仍不失儒雅的文人本色。他正在审阅一份文件，听到门响，吃惊的抬起了头。是谁连报告都不打就推门进来了？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透过黑边眼镜看到来人时，竟愣住了：怎么是毛主席啊？毛泽东看到如此情景，双手抱拳，大声说：“给梅市长拜年了！给延安人民拜年！”毛泽东的突然到来，使延属分区副专员兼延安市政府市长梅永泽乱了方寸。梅永泽一改平日沉稳持重的性格，扔下文件急慌慌的迎了过来。毛泽东伸出宽厚的大手，握住了此刻兴奋而又慌乱的梅永泽的手，再一次向梅永泽和延安人民拜年。看着笑吟吟的毛泽东，梅永泽已经从容自如多了，他握住了毛泽东的手：“给毛主席拜年！应该我们给毛主席拜年！”梅永泽请毛泽东坐，并说要请毛泽东喝他这里最好的茶。毛泽东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一包日本烟，递到了梅永泽的手里：“梅市长，这是朱老总缴获的战利品，送你一包！”梅永泽搬了把椅子坐在了毛泽东的对面：“谢谢毛主席！谢谢党中央！”此时此刻的梅永泽，竟感动得热泪盈眶……股股暖流涌遍了他的全身。

    四、元宵献上金匾。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与在大生产运动中给他代耕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杨步浩，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45年11月18日，是杨步浩40岁生辰。周围七个村庄的邻里亲友200多人前来祝贺。毛泽东也派代表前来庆贺，并送给他一条写着“与人民同寿”的大红绸帐，礼洋20万元。杨步浩这一天换上了新衣服，准备了油糕米酒，站在大门口满面春风地接待客人。当他接过毛泽东送来的贺礼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两行热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来。中央领导同志工作那么忙，却把一位普通农民的生辰也记在心里。1946年春节，在杨步浩的提议下，决定以延安县川口区六乡人民的名义给毛泽东敬献一块金字匾。匾上写什么呢？经民主讨论，大家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认识到：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革命，把千千万万受苦人救出了苦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大家认为在匾上绣上“人民救星”四个字最好。为了做好这块匾，杨步浩找延安城里有名的书法家毕拱斗写字，又找手艺最高的木匠做匾牌，忙活了好几天。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杨步浩带领川口区六乡的秧歌队来延安给毛泽东献匾。一路上吹吹打打，从南关边区政府门口开始，秧歌队一直扭到王家坪军委礼堂院子里。“人民救星”大红金字匾吸引了满街的群众。杨步浩紧握着迎候在大门口的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您是咱受苦人的大救星。今天，向您献匾，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祝贺您身体健康。”一串五百头鞭炮响过，毛泽东微笑着接过匾，高兴地说：“延安川口区六乡的530户2 400多口人，经常和咱中央机关来来往往，像亲戚一样。今天又送来了金字匾，对中央这样关切。我感谢六乡的全体人民，祝贺今年夺得大丰收。”

    【陕北足迹】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陕北13年，先后在吴起镇、下寺湾、直罗镇、安塞、瓦窑堡、延长、延川、清涧、保安、延安住过。其中在延安的先后住所有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毛泽东在陕北留下了不朽的足迹。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此后的10多年间，他与陕北的土窑洞结下了不解之缘。毛泽东在陕北住过多少窑洞？他到吴起镇，指挥了“切尾巴”战役，在甘泉下寺湾总结了长征，到富县东村打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后又经安塞到了瓦窑堡。此间他在这一带生活了7个月，基本上都住在陕北红军提供的窑洞里，有时也住在老乡家的土炕上。东征期间，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东渡黄河，此间他到过延长、延川、清涧，总结东征、西征时又到安塞，在红军驻地保安（今志丹县）住了半年多。

    1937年１月13日，党中央从保安进驻延安城。当天，他住在城内二道街商会罗廷桢新修的院子里；5天后，搬到凤凰山北麓城隍庙砭李建堂的石窟里，一直到6月份，毛泽东才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搬到距石窟100多米的吴洪恩的石窑里。毛泽东在凤凰山北麓城隍庙砭李建堂的石窟共住了5个多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里写成的。由于石窟阴暗潮湿，终日见不到太阳，很多人建议搬出来，毛泽东一直不同意。

    后来，因遭日本飞机轰炸，加之潮湿得了关节炎，手臂麻木不动，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于1938年11月20日搬到杨家岭。1940年又从杨家岭搬到枣园，到1942年间，他先后因施工及安全考虑，来回在杨家岭和枣园之间搬了几次。在枣园，他多数时间住在后沟的土窑里。那里安静、隐蔽、安全。当然，有一段时间，毛泽东没有住在陕北的土窑洞里，就是1945年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那段时间。从重庆回来后，他又先后在王家坪、杨家岭、枣园后沟居住，直到1947年3月18日他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期间，他基本上都是借住在老乡家的窑洞里。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东渡黄河到山西，从此与陕北土窑洞告别。临行前，他感慨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

    望着毛泽东在陕北留下的足迹，不禁让人想起：山沟里确实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带领八路军新四军，辛劳为民族，一心救中国。是毛泽东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是毛泽东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指引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穷人的生活，他建立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毛泽东是穷人的救星，是边区的太阳！

    【人民救星】

    创作《绣金匾》这首歌的作者，叫汪庭有，文盲，1916年生于陕西省商南县。1941年八路来到了他的家乡，他的社会地位及生活得到提高，开始了新的生活。为深深感谢八路军和毛泽东，他利用民歌《绣荷包》填词，表达自己的快乐心情。虽然汪庭有从未念过书，但他很喜欢家乡的秧歌。他所受的文化教育，得益于当放羊娃的时候，比自己年龄大的同伴经常传唱的《五更道情》《绣荷包》《五哥放羊》等民间歌谣的熏陶。这些陇东民歌带着厚重的泥土气息，或粗犷豪放，或婉转哀怨，或深沉缠绵，反映的大多是对封建制度的控诉，对劳动的赞美，对美好生活和甜蜜爱情的向往。
1942春天，汪庭有决心自己编一段新曲目在来年春节时演唱。他想起了自己经常演唱的传统曲目《送金匾》。这个曲目是以歌颂古代忠臣良将为基础编唱的，一共有四十段，每段八句，唱腔是陇东老曲子中的《绣荷包》《织手巾》的曲调，歌唱了中国古代的四十位能征善战的帝王、元帅、将军和铁面无私、为官清正、刚直不阿的忠臣、清官。汪庭有对其他艺人讲：“如今的生活过得好，把咱们当人，是因为共产党里能人多。编些新词歌唱共产党，歌唱边区政府和八路军比唱老词要好。”于是，汪庭有开始了编唱新词的工作。因为不识字，他编新词时遇到了很大困难，常常要把第一段唱词完全记住了，才去编第二段。可是后面一段编好了，前面一段又忘了。为了怕忘词，他想了一个法子，每段编好后，马上教给村上的娃娃们唱。这样，他就可以安心编下一段。每当自己唱不出时，就找孩子们唱。就这样经过快一年的时间，终于编成了《新编四十绣》。在第二年过春节时，他把编好的新词唱给群众听，博得了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很快，许多艺人都演唱起这个新曲目来。后来，陕甘宁边区的一些专业文艺工作者将这个曲目收集整理，选了其中十段唱词，对唱腔也进行了修改，把它作为新民歌，取名《十绣金匾》到处传唱：

    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
    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福气，你一心爱我们，我们拥护你!
    二月里刮春风，金匾绣得红，金匾上绣的是，边区陕甘宁。
    二绣陕甘宁，世事多太平，军和民大团结，大家一条心。
    三月里是清明，金匾绣三层，金匾上绣的是，模范八路军。
    三绣八路军，抗战下决心，对民众多恩情，爱国爱人民。
    四月立夏天，金匾绣得宽，金匾上绣的是，八路军大生产。
    四绣军生产，比民忙大半，夜晚间守警戒，白天务种田。
    五月五端阳，金匾绣得亮，金匾上绣的是，边区老百姓。
    五绣老百姓，抗战最热情，组织起自卫军，打倒小日本。
    六月热气腾，金匾绣花云，金匾上绣的是，民众的劳动。
    六绣民劳动，有利有名声，行行出状元，二流子成英雄。
    七月里七月半，金匾绣得宽，金匾上绣的是，妇女的生产。
    七绣女生产，织布又纺线，加入识字组，要当女状元。
    八月里八月半，金匾绣得圆，金匾上绣的是，边区合家欢。
    八绣好家常，卫生身体强，全家人都和气，民主好商量。
    九月里九重阳，金匾绣得长，金匾上绣的是，移民上天堂。
    九绣难民来，政府好优待，老户们帮助他，吃用有办法。
    冬里天气寒，金匾十绣全，金匾上绣的是，政府恩情宽。
    政府恩情宽，冬学到处办，有吃有穿有文化，快活过新年。

    汪庭有，1918年因商南闹旱灾，其父携全家出外逃荒。父亲用箩筐挑着他沿街乞讨度日，历尽磨难。直到汪庭有长到7岁，全家行至鄜县(今延安市富县)，便在羊圈沟落户。8岁时，汪庭有给地主家放牛，13岁开始种庄稼、卖柴草。18岁时，父母双亡，只有兄弟俩相依为命。汪庭有患上“柳拐子病”，关节粗大，疼痛，肌肉萎缩，手指不能弯曲。那时候“柳拐病”正在陕北大流行。毛泽东视察南泥湾问359旅旅长王震：“有没有发生柳拐病？”“没有，—个也没有。”毛泽东风趣地说：“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看，困得同志们连‘柳拐病’都消灭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可见当时“柳拐病”对人民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第二年，汪庭有担心柳拐病凶起来，没有带满孝，就向其兄辞行，离开生活了12年的羊圈沟。汪庭有走村串乡干零活，却常常拿不到工钱，吃不饱饭，还被抓过壮丁。1936年，因去马栏区讨要工钱，便在陕甘宁边区新正县马栏区三乡杨家店子(今咸阳市旬邑县马栏镇杨家店落户定居。他在马栏开荒种地，学做木匠活。由于心灵手巧，做活认真又不计较报酬，渐渐成为周围小有名气的木匠。汪庭有从未读过书，但喜欢民歌和秧歌。1941年八路解放了他的家乡。

    边区的新生活、新气象，给汪庭有生活注入了无限的激情。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愉悦和欢乐。再加上他悉心的搜取、荟萃和升华，于是就在挥动锯子和刨子的间隙里，不由自主地哼出歌来。他的歌，不是用文字写出来的，而是由感情化成一串串声音唱出来的，反映了穷苦农民翻身作主、自由生产生活的心声。这首《十绣金匾》唱的是《绣荷包》的调子，很有乡土气息。荷包本是民间男女表示爱情的信物。诗人艾青听到这首歌非常赞赏，但他同时指出，给人民领袖、政府、军队和共产党唱颂歌，应当跳出绣荷包的局限，理应绣大金匾。汪庭有采纳了艾青的建议，将《绣荷包》改成了《十绣金匾》。歌曲不仅深受群众的喜爱，同时也获得了当时延安《解放日报》的高度赞誉。《绣金匾》歌颂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过上好日子。这首歌一经传唱，不胫而走，很快唱红了陕甘宁边区。抗战胜利后，为了配合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在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十绣金匾》的“十绣”被精炼为“三绣”：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二月里刮春风，金匾绣的红，金匾上绣的是，救星毛泽东。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福气，你一心为我们，我们拥护你。二绣总司令，革命的老英雄，为人民谋生存，能过好光景。三绣八路军，坚决打敌人，消灭了反动派，全国享安宁。

    《绣金匾》从个体来讲，它以农民汪庭有的个人经历为线条，叙述从旧社会到边区新社会生活转变的过程。从历史全貌来讲，由于《绣金匾》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删改、加工，从而真实地再现出土地改革、抗日战争等等中国革命的递进过程，堪称是小歌曲、大容量。汪庭有对毛泽东、八路军无限热爱，而对蒋介石、汪精卫却嫉恶如仇。他亲眼看到敌占区、国统区的日本鬼子、汉奸和顽固分子屠杀、抢劫、奸淫、放火等残酷情景，看到一些汉奸的可耻行为，于是编了《表顽固》、《防奸歌》。

    1944年11月，汪庭有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英雄大会，获甲等艺术英雄称号，受到表彰奖励。在这次大会上，他将《表顽固》唱给中央首长和与会代表们听，大家深受感动。从此，汪庭有决心读书识字，解脱没有文化的痛苦。他刻苦用功，不久便能看懂边区的《群众报》，在当地组织了一个秧歌队、两个卫生小组、一个宣传小组，团结周围农民，开展闹秧歌、教歌、读报、办黑板报等各种活动，成为马栏区三乡文化生活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庆阳民歌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较大发展，特别是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更使庆阳民歌在老解放区的土地上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就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边区太阳】

    《东方红》是抗日战争期间，人民用以表达对共产党、毛泽东由衷的感激之情而创作的颂歌。作者李有源，1903年2月23日出生于陕西省佳县一户贫农家里。祖父李燕斌，靠租田种地、打零工过活。父亲李兴旺，长期给地主扛长工。
    1916年，刚满13岁的李有源，由于家境贫困，被母亲送到外婆家糊口度日。后来母亲设法让李有源进学校念书识字。李有源在县城县立小学念了一个冬天的书，成了村里唯一识字的人。辍学后，他利用放羊时间抓紧看《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书，自学了不少字，并把看过的《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闯王李自成》《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的故事讲给乡亲们听；利用进城挑粪的机会，在县城里小学听课识字、画画、拉板胡、弹三弦，尤其喜爱秧歌，成为方圆闻名的多才多艺的人。1935年10月，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李有源高兴地逢人便说：“毛主席到了陕北，咱们穷人有救了，有指望了！”他不顾危险，编顺口溜骂蒋介石，夸毛主席：“头次革命孙总理，蒋介石小贼吃便宜。绽足剪辫第一功，他的革命没闹成。二次革命毛泽东，民主精神才实行。提高工农革命军，商学各界都欢迎。”1936年3月，刘志丹率领红军东渡黄河抗日，经过神木路过佳县时，李有源听过红军的宣传，亲眼看到红军官兵纪律严明，便顺口编出一首歌谣：“蒋介石，大坏蛋，不打日本打内战。毛主席领导咱红军，爬山涉水走长征，天下百姓齐歌颂。”

    1937年冬，共产党领导八路军绥德警备区一团政治部民运股进驻佳县，李有源家的窑洞便成了党的干部常住的地方。从此，他有了接受党的教育的好机会。白天，李有源与大伙一起扛着镢头上山挖地，晚上围在一起开会学习。他们经常谈论抗日的意义，讲革命的道理。渐渐地，李有源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感情更深了，于是经常编写一些歌词歌颂共产党、八路军和毛泽东：“三山低，五岳高，毛主席领导有功劳；边区办得呱呱叫，老百姓齐声称舜尧。”还编了不少秧歌剧，如《捉特务》《种棉花》《小女孩放哨》等，在佳县城乡演出，很受群众欢迎。1940年佳县成立了人民政府。李有源和家乡的劳苦大众一样，获得了解放，生活一天一天好起来。他把遇到的新人新事编成秧歌来歌唱。

    1942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李有源赶着羊群走到山昴，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霞光万丈。他心中一动：“把毛主席比作太阳最好不过了”。于是，用陕北的信天游，即时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后来有一次挑着粪桶到县城去担粪。到了城里，他又见到墙上“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的标语，自然而然地接上了“他是人民大救星。”1943年春节闹秧歌，张家庄村秧歌队进佳县县城演出。李有源的侄子李增正是伞头，第一个唱出“东方红”，受到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欢迎与好评。

    1944年春，李增正任佳县移民队副队长，带领70多个农民到延安开荒种地。他们走一路，唱一路，从佳县、米脂、绥德一直唱到延安。延安文艺工作者马可一行去黄河边上的一座山城---葭县采风。这儿接近陕甘宁边区北部边境，大都是丘陵地带，气候寒冷，土地贫瘠。因此，边区政府号召人民组织起来，“下南路”到延安一带去开荒。前往葭县的路上，马可已经碰过好几支移民队。旅途的最后一天，路程特别长。到了目的地，有些同志累得倒头就睡。忽然，附近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歌声。那是一支本地民歌，曲调相当亲切、新鲜。他们循着声音找去，看到一个青年农民正站在一群老乡面前教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这个教唱的青年名叫李增正，是一支正待集中的移民大队的副队长。他说，这首歌是他叔叔李有源编的。马可觉得歌的曲调淳厚感人，就把它记录下来。第二天，移民队出发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李有源。李有源带了一支新歌，特地从家里赶来交给侄儿，嘱咐他在路上教大家唱。这支歌是鼓励移民安心南下，不要在路上惦念家乡（移民在第一年多不带家眷）。李有源的文化程度不高，歌词写在一张粗麻纸上，笔迹不怎么顺畅。

    由于学习群众的语言还很不够，交谈中，马可常常流露出知识分子的习惯话和职业述语。尽管大家对李有源的创作天才表示敬佩，相信他的作品会推动群众的歌咏运动。而李有源睁大两眼，听不懂意图。在他看来，帮助政府做好工作，编些歌给大伙唱，是天经地义的平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因此，谈话一开始，几乎就僵了，幸而话题马上转到编写移民的秧歌剧上去，空气又活跃起来。原来，李有源在一生的劳动和生活中，凝聚了不少经验和智慧，常以诗的语言，迸发出饱满的政治热情。他不仅作曲，也编秧歌剧。他听了马可编的秧歌剧《下南路》，坦率地提了一些意见，指出几处不符合生活真实的地方。通过这次谈话，李有源等于给大家上了一堂关于生活、剧作、诗歌的课。这是马可走出“小鲁艺”后遇到的最好的教员之一。马可说：“劳动人民中间有数不尽的卓越的艺术天才，并非只有我们才特别具有艺术的先天禀赋！艺术作品的提高，决不只是一些专业技术的加工，更重要的是继续深入思想改造。深入生活，虚心学习民间艺术”。著名音乐家马可和人民歌手李有源的这次会见被音乐界传为美谈。
 
    关于采访李有源、李增正，发现《东方红》的情况，著名音乐家刘炽说：“在采访过程中，李有源叔侄偶然谈起他们编了一个移民歌，第一段词就是《东方红》，后几段是关于移民的词。当时很需要这方面的歌。在这以前只有《刘志丹》歌中的第二段，有歌颂毛主席的词，并且还有些浪漫色彩。‘毛泽东来势力重，他坐上飞机在空中，后带百万兵’。那时红军根本没有飞机。另一首是鲁艺写的，没唱出来。第三首就是《东方红》。对于《东方红》的第二、三段词是请张松林和公木同志填的。在人们的演唱过程中，又给这个歌曲注入了新的生命。在音乐上，没有增加新的音符。后来由军乐团一演奏就更加雄伟、更有气魄了。”

    在马可采访李有源的当天，屈增全与李增正带领移民队从佳县出发，经米脂、绥德等地，一路把《东方红》和《移民歌》唱到延安。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根据李增正的演唱作了记录，把《东方红》作为《移民歌》的第一段，发表在1944年3月11日的《解放日报》上。马可等鲁艺文艺工作者回到延安后，也把《东方红》介绍给延安的同志，并请张松林、公木填了第二段、第三段词，由作曲家贺绿汀和李焕之先后编了谱，就形成了后来的《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那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那里人民得解放。”《东方红》在流传过程中，群众也作了些恰当的修改。如歌词中的“谋生存”三个字，从当时李有源自己的想法和整个形势来说，是对的；但是，党和毛主席领导革命的目的，不仅是为人民谋生存，而且还要为人民谋求更大的幸福，为实现革命的伟大理想---共产主义而奋斗，于是把“谋生存”改成了“谋幸福”。
 
    还有一首《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也很出名。这是以甘肃省庆阳市的民歌形式唱出的陇东红色歌谣。陇东红色歌谣流布于庆阳市七县一区及与之接界的平凉、陕北、宁夏的周边地带。作者孙万福，188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一直务农，虽不识字，但聪慧过人，擅长吟诗编歌，有出口成章的本领。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西征时，解放了他的家乡。这个翻身农民，家庭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激发了他的劳动热情和创作热情。1943年，年已花甲的孙万福，当选为劳动英雄，光荣地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心情无比激动的孙万福，紧紧搂住毛泽东的肩膀，黏着口沫的胡须因兴奋而颤动。他说：“大翻身啦!有了吃，有了穿，账也还了，地也赎了，牛也有了，这都是你给的。没有你，我们这些穷汉子爬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接着，唱出了这首《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高楼万丈呀平地起，盘龙卧虎呀高山顶。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来了咱领袖毛泽东。呀，毛泽东！
    天上三光呀日月星，地上五谷呀万物生，
    来了咱领袖毛泽东，挖断了苦根翻了身。
    呀，翻了身，毛泽东。

    这首歌，当即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重视。贺敬之对歌词进行了精心修改和艺术润色，周扬在《解放日报》撰文，给予了高度评价。从此，《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唱遍了中国各地。

    ***抗战小资料：毛泽东在陕北13年住地---吴起镇，下寺湾，直罗镇，安塞，瓦窑堡，延长，延川，清涧，保安，延安。而在延安先后是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

    第二节  全民抗日

    中国末皇帝.东北义勇军.满洲毒气弹.华北伪政权.汉奸汪精卫.陪都蒋介石.黄河反扫荡.
    八路军总部.敌后武工队.冀中地道战.民兵地雷战.铁道游击队.抗日小英雄.南下彭雪枫.
    长江新四军.粟裕千里马.陶勇破敌阵.火烧竹篱笆.苏中反清乡.东江根据地.琼崖游击队.

    【中国末皇帝】

    溥仪，爱新觉罗氏，3岁登基，中国末代皇帝。他的乳名午格，字耀之，号浩然，1908年12月2日生。辛亥革命后，被迫退位。国民政府与清室协商，保留了许多对皇室的优惠条件，承诺支付溥仪400万银元的年薪，同意溥仪保存皇室。1917年，溥仪在张勋、康有为等人拥护下，再次登上皇位，史称“丁巳复辟”。在孙中山等人的反对和声讨下，丁巳复辟仅12天就失败了。九.一八事变后，1934年-1945年，他在伪满洲国做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皇帝，年号康德，又称康德皇帝。日本败战后，溥仪和日军一起企图逃亡东京，在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获，成为战犯。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同时生了重病。在光绪皇帝临死前一天，慈禧太后也行将不起。由于光绪皇帝无后，慈禧太后在紫禁城召见军机大臣，商量立储人选。军机大臣认为内忧外患之际，当立年长之人。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最后议定，立3岁的溥仪为帝，并让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监国。接着，光绪、慈禧在两天中相继死去。半个月后，溥仪在太和殿正式登基，由光绪皇后隆裕和载沣摄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就这样，溥仪初次登上了大清王朝皇帝的宝座，即位时年仅3岁。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2月12日，隆裕太后被迫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宣告清王朝灭亡。它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封建帝制。溥仪虽然退了位，但是皇帝尊号仍存，可以在紫禁城过小朝廷生活。他在大学士陆润庠和侍郎陈宝琛辅导下，学习汉文；在都统伊克坦教导下，学习满文；在庄士敦指导下，学习英文。除了读书，还有许多古怪的嗜好，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打架，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用藏有铁砂的油糕给太监吃，用铅弹向太监窗户打。贫苦出身的乳母王焦氏教了他一些做人的道理。溥仪退位在宫中的时候仍用宣统纪年，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触犯王法者由慎刑司处治。袁世凯对小朝廷仍然效忠，民国二年元旦派人给溥仪拜年；隆裕太后去世，袁世凯通电吊唁，全国下半旗致哀。鉴于溥仪放肆，参政院于1914年11月提出“维持国体建议案”，要求政府对小朝廷予以管制。袁世凯不得不派人向溥仪提出善后办法：1.尊重中华民国，废止与国法抵触行为；2.用民国纪年；3.赏赐只能用于家庭和家族，官民只能赐物，不能赐谥；4.皇室机关不能对人民发告示、给处分；5.皇室人员用民国服装；6.由民国司法厅办理宫内犯罪案件，执事、太监违规由专任内廷警卫的护军长官处理；7.裁内务府慎刑司。小朝廷内部机构臃肿，用费浩繁，太监为非作歹，盗窃成风。溥仪只得加以整顿，遣内监，裁机构，削官员。即使这样，有限的经费还是难以维持小朝廷，溥仪乃大肆出卖宫中古物、金器、名画等。

    1917年6月14日丁巳复辟时，溥仪请遗臣张勋，以调解段祺瑞代表的国务院与黎元洪代表的总统府之间的矛盾为名，率4000定武军入京，把黎元洪赶下台。7月1日，张勋兵变，宣统复辟，年仅12岁的溥仪又坐上了龙椅，大封群臣：封赠黎元洪为一等公，任命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等为内阁议政大臣，万绳式、胡嗣瑗为内阁阁丞，梁敦彦、王士珍、张镇芳、雷震春、萨镇冰、朱家宝、詹天佑、沈曾植、劳乃宣、李盛铎、贡桑诺尔布为外务、参谋、度支、陆军、海军、民政、邮船、传、学、法、农工商、理藩等部大臣，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还任命了各部尚书和督抚。3日，段祺瑞出兵讨伐，12日，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次日溥仪宣布第二次退位，只坐了12天龙椅又下了台。复辟期间曾有一架共和飞机在紫禁城上空投下小炸弹，炸到了紫禁城东六宫当中的延禧宫，建筑轻度损坏。这是东亚第一次空袭轰炸。1922年溥仪大婚，娶了一后一妃。皇后是婉容，妃子是文绣。在紫禁城中，溥仪或读书吟诗，或作画弹琴，或养狗、养鹿、捏泥人，有时还到宫外坐汽车逛大街。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无视优待条件，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逼溥仪离宫，并大肆偷盗宫中财物。溥仪搬进皇后婉容府（载沣的居处），继而又逃进日本公使馆。第二年2月移居天津租界张园和静园，与清朝遗老遗少以及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等往来。溥仪被逼宫后，日本各大报刊登出同情溥仪的文章，为以后建立满洲国造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八国联军中，派兵最多、打得最狠的就是日本。不久，溥仪被日本人护送到天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将领土肥原贤二等人的帮助下，他又从天津逃离，回到满洲。11月，在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的帮助下，溥仪潜赴旅顺，不久到奉天。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持溥仪在东北部分地区建立“满洲国”，9月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而满洲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1932年3月1日-1934年2月28日，溥仪在伪满洲国执政，建年号为“大同”。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植下，于长春就任伪满洲国临时执政。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政权。其军事指挥机构为满洲国军事部。该部辖有参谋司、军政司、铁路警备司，除首都长春外，伪满洲国将其统治地域划分为11个军管区。长春地区的伪军，有禁卫军司令部(辖禁卫步兵团、禁卫骑兵连、禁卫炮兵连)、宪兵司令部(辖首都宪兵团)、第4高射炮队、第1飞行队、高等军事学校(陆军军官学校、军需学校、兽医学校)。沈阳、吉林、齐齐哈尔、哈尔滨、热河、牡丹江、佳木斯、通化地区分别被划分为第1至第8军管区，兴安地区为第9、第10军管区，乌苏里江右岸的勃利地区为第11军管区。各军管区内主要编有伪军1个混成旅(步、骑兵各1个团)、1个宪兵团、1个教导队、1个工兵队。沈阳第1军管区因离首都长春较近，除上述兵力外，还编有高射炮队(驻鞍山、本溪)、第2飞行队、迫击炮团、第1汽车队(汽车团)、陆军训练学校教导团。热河第5军管区由于是作战地带，兵力稍多，没有编制混成旅，但编有7个步兵团，另有1个炮兵连。佳木斯第7军管区除上述兵力外，还有第2师(步兵2个团，骑、炮兵各1个团)，另1个山炮兵营。兴安军管区地属蒙古地区，该区全是蒙古部队，以骑兵为主，主力为兴安岭骑兵师，在王爷庙还建有1个兴安军官学校。此外，伪满洲国还建有一些机动部队，主要有铁石部队、江上兵艇队(后改为陆军江上军)、高射炮队、汽车队、铁路警护军等。满洲国伪军数量基本上保持在20万人左右。溥仪虽执政，实际是个傀儡，毫无军队指挥调动权，一切需看日本关东军的脸色行事。

    为了讨伐东北义勇军，1933年春，日伪军在满洲国建立“集团部落”，先在吉林省磐石县试行，之后陆续在包括热河省的东北四省推行。它把散居各地的人家强行集中一处。一个部落通常为百户左右，也有更多的，最少不低于50 户。周围筑两丈左右高的围墙，四角建炮楼，墙外挖壕沟，拉上铁丝网。部落内除由青壮年组成自卫团，还驻扎警备队，有的是伪军，有的是日军。选址都是交通便利处，并修筑警备道，有警备电话，与县城和附近部落连通，一处遭袭，别处即来增援。平时进出搜查粮食、盐、布匹等等，凡是抗联需要的一切，都严禁带出部落。人们进出还要登记挂号。来客人要挂号，串亲戚要挂号，不挂号就会被视为通匪。来客人要有居留证，串亲戚得办行路证，上山打柴，下河抓鱼，都得有证，连到河边挑水也得有个火印木牌。

    1934年溥仪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3月1日登基。康德是康熙和德宗光绪的缩称，意在纪念，并寄托了祗承清朝基业之愿。溥仪还兼任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满洲国协和会名誉总裁。1934年至1936年三年间，日伪军仅在通化地区就烧毁民房1.4万间，废弃耕地33万亩，将1.2万户居民赶入集团部落。日伪建立集团部落后，根据地、游击区成了无人区，抗联与群众分离了，就像鱼儿没了水、瓜儿没了秧。从此天大房子地大炕，野菜树皮是食粮，饿死冻死的比战死的多。日军还在吉林东部实行三光政策，一年间屠杀10万吉林人民，并对抗联进行频繁讨伐，使抗联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抗联始终坚持游击战，能打就打，打了就走，不能打当然也走，人熟地熟，走到哪儿都不愁。东北人烟稀少，许多偏僻的地方都有人烟，因为早年这些土地大都无主，开垦了就是自家的。抗联没有政府支持，没有军事编制，没有后方，因而也就没有兵员、给养、弹药补给。可到处都有人。有人民群众的支援，一切就不成问题。这就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点。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1日夜溥仪乘火车逃往通化，13日到达大栗子。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7日，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在大栗子召开会议，通过了溥仪的《退位诏书》。溥仪在《退位诏书》上签字后，在此举行了“退位”仪式，宣读了《退位诏书》。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后，企图逃亡日本，与日本关东军的将兵们于奉天机场候厅室被苏联红军抓获；在苏联被监禁5年。软禁5年期间，他曾去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日本统治者在中国的罪行做证明。

    溥仪一生做了三次皇帝。第一次是3岁时继承先人的皇位。第二次是1917年，张勋在北京复辟，受拥戴又做了12天皇帝。第三次是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扶他上了伪满洲国皇位，这一幕随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而结束。

    【东北义勇军】

    一、成立中共满洲省委。

    1927年5月18日周恩来、瞿秋白在汉口日租界鲍罗廷公馆主持召开了“东北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南满地委书记邓和皋(邓洁)、北满军委负责人胡濂之(胡步三)和哈尔滨日报社社长穆景周等。会议讨论了东三省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决定成立中共东三省省委即中共满州省委。10月24日，中共中央派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陈为人到东北筹建东北地区党的统一组织---中共满洲省委。在哈尔滨道里中国十三道街48号，召开了哈尔滨、大连、长春、沈阳等地共40名党员代表参加的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我们在满洲的政纲》和满洲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两个《决议案》，宣布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成立。会议选举陈为人为临时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决定“临委机关”设在奉天（今沈阳），同时向东北各地党组织发出了第一号通告，宣布中共满洲省临委成立，领导奉、吉、黑三省党委。这次会议，标志着东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会议没有决定建立革命武装。1928年9月，中共满洲省临委改为中共满洲省委，从此东北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推动了东北三省各地党组织工作的开展。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东北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运、军运斗争日益高涨，中共满洲省委成为东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核心。

    1928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长周恩来，从苏联回国途经奉天(沈阳)，向陈为人传达中共六大会议精神和共产国际有关指示。陈为人陪同周恩来，走访了工人居住区，接见了兵工厂的党团员，鼓励他们进一步开展党的工作。12月21日,中共中央派刘少猷、程寄如夫妇从上海赴奉天(沈阳)，参加中共满洲省委工作。

    1929年1月2日，刘少猷暂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6月7日,刘少奇参加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满洲工作会议。8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满洲省委由刘少奇等7人组成。14日，刘少奇和夫人何宝珍辗转到达沈阳，住工业区78号。8月22日，刘少奇与省委常委孟坚在沈阳被捕。9月初，刘少奇与孟坚因“煽动工潮”证据不足，获释。26日刘少奇赴哈尔滨领导中东路工人罢工。10月1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满洲省委会议，讨论《满洲党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11月10日,刘少奇派杨一辰到兵工厂开办工人夜校。

    1930年1月11日，刘少奇再次到哈尔滨指导中东路工人斗争，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行动委员会。根据刘少奇“在工人中建立赤色工会”的指示，“三十六棚”工厂委员会成立。2月，刘少奇结束在哈尔滨的巡视工作，回到沈阳。3月13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中东路工人斗争总结报告》，总结党领导中东路工人斗争的经验教训。月末刘少奇奉调中央。满洲省委书记由饶漱石临时代理。随后，中央派李子芬(刘树青)到东北组建新的满洲省委，李子芬任书记兼宣传部长。5月7日，林仲丹任满洲省委书记。8月6日，中共中央组织工作会议决定撤销满洲省委，成立满洲总行动委员会，林仲丹任书记。8月下旬，中共中央派陈潭秋(孙杰)任满洲总行动委员会书记。9月24日-28日，陈潭秋和林仲丹出席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10月24日，撤销满洲总行动委员会，恢复满洲省委。11月16-22日，陈潭秋在沈阳主持召开满洲省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议，确定满洲党的工作路线。12月7日，陈潭秋等6人在哈尔滨被捕，中央巡视员何成湘代理省委书记。

    1931年2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改组，中共中央派张应龙任书记。 9月19日，满洲省委讨论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任务、方针和应变措施，发表了党的第一个抗日宣言---《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21日作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的紧急任务的决议》，23日作出《关于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11月22日，张应龙被捕。12月18日罗登贤任满洲省委书记。1932年1月，罗登贤主持制定《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文件，提出党要联合并支持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方针。2月6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25日在哈尔滨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再次研究创建抗日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问题，决定派干部到各地指导创建抗日武装。周保中、杨靖宇、赵尚志、杨林、冯仲云等人先后被罗登贤派赴各地，到李杜、马占山、王德林等抗日部队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到吉东、海伦、磐石、海龙、东满、珠河、汤原、巴彦等地创建反日游击队。这些游击队构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基础。3月5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为反对满洲独立政府宣言》。6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会议”，批评“满洲特殊论”、“满洲落后论”，同时决定调罗登贤到上海工作。

    1933年7月，李实代理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9月，李实奉命调离东北，中央任命宣传部长李耀奎任满洲省委代理书记，10月30日，李耀奎在哈尔滨被捕，宣传部长马良任满洲省委书记。1934年10月马良被中央调离东北，杨光华任满洲省委书记；而上海中央局此间遭到破坏。满洲省委由此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1935年4月，杨光华与宣传部长谭国福、组织部长赵毅敏奉命去苏联。满洲省委工作由团省委书记小骆(张文烈)主持。1936年1月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韩守魁(金赤民)等人到东北传达关于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成立4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的指示（即王明、康生指示信）。6月，小骆以省委代表名义向东北各地党部发出通知，撤销中共满洲省委，以三大游击区为基础，相继建立了南满、吉东和北满三个省委，抗联各军也相应地进行了改编。抗联第1、2军合编为第一路军，由南满省委领导；第4、5、7、8、10军合编为第二路军，由吉东省委领导；第3、6、9、11军合编为第三路军，由北满省委领导。

    二、涌现东北义勇军。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罪恶，指出日本要变东北为其殖民地，号召东北人民奋起抵抗，赶走日本侵略者。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斥责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抵抗的政策，号召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21日，流亡到北平的东北籍学生3000余人成立“东北学生抗日会”，组织“敢死队”，决心与倭贼拼斗。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要求“在满洲更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23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关于士兵工作紧急决议》，号召各级党组织要组织、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游击战争。24日，驻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向其所辖各县通电，呼吁军民团结共同抗日。25日，驻吉林省城的第25旅张作舟部开抵榆树，宣布抗日。同月末，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率所部在永吉县老营盘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并通电全省。10月初，邓铁梅在凤城县四区小汤沟顾家堡子创建东北民众自卫军，邓任司令。他们在装备、训练等方面相形见绌的情况下，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不援助的情形中，冒着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包围，自发地组织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抗日队伍（统称为抗日义勇军）。

    10月12日，中共中央向满洲省委发出《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抓住有利时机，建立游击队，开辟游击区。同月，《红旗周报》第20期发表了周恩来的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指出，现在组织救国义勇军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随即，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在各地创建反日游击队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号召广大人民群众掀起反日浪潮，一些爱国的、有民族气节的东北军部分官兵纷纷起来抗日。他们不顾一切，揭竿而起，杀向抗日疆场。尤以马占山为首的东北义勇军首当其冲，率先于1931年11月，与日本关东军主力多门师团和张海鹏伪军进行战斗，毙敌甚多，博得全国人民的喝彩和援助，成为抗日民族英雄。义勇军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义勇军的队伍随之扩大，加入义勇军行列的不仅有为中国人民彻底解放和中华民族独立而英勇奋斗的共产党人、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而且还有地方官吏和土绅，甚至还有遍布东北各地的绿林队伍和民间团体红枪会、大刀会等。他们纷纷举起抗日义旗，与义勇军一起以血肉勇敢地与日本侵略军拼杀，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东北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发展之迅猛，参加阶层之广泛，在东北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从义勇军兴起，到1932年夏季，仅半年多的时间就发展到30余万人。东北抗日义勇军在孤悬敌后的困难条件下，勇敢顽强地阻击日军进犯。中共满洲省委对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予了领导和帮助。东北各地党组织不仅发动群众支援义勇军的斗争，动员工农参加义勇军，而且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到义勇军中工作，对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以后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由于义勇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他们中的领导人大多是一些旧军队的军官，政治上比较落后，相互间派别繁多，意见分歧，互相猜疑，甚至火摒，所率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松弛，往往抗敌不足，扰民有余，仅持续年余就在敌军全面进攻、各个击破中，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事实证明，他们担负不起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重任。中共满洲省委在领导与协助义勇军斗争的同时，注重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从1932年初开始，陆续派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等到南满；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进行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先后建立起巴彦、磐石、海龙、延吉、珲春、汪清、安图、和龙、珠河、密山、宁河、汤原、饶河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和抗日救国游击军、绥宁反日同盟军等，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同时，争取伪军哗变，收编义勇军残余部队和其他一些如“山林队”、“红枪会”等反日武装。各地反日游击队在同日伪军的浴血奋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从1932年1月到1933年9月，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以崭新的思想风貌和战斗风格，活跃在抗日战场上。它以抗日救国为宗旨，密切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英勇顽强、勇于献身，使在日本侵略军铁蹄践踏下的东北人民，从抗日游击队的斗争中得到了鼓舞，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但是，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迫切要求，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推行的王明“左”倾政策的影响。1932年6月召开的“北方会议”上，把坚持抗日斗争正确方向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调离领导岗位，把省委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坚持援助义勇军和联合其它抗日武装力量的正确主张和实际工作，斥之为“机会主义”， 反对在东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反对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队伍，严重地脱离了东北工作的实际，不仅丧失了抗日义勇军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而且使反日游击队的发展也受到影响。

    1933年1月3日，日本侵占山海关，向华北扩大侵略战争。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郑重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力、武装民众的三个条件下，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作战协定，共同抗日。26日，《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进一步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联合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东北各地党组织根据指示信的策略方针，停止了在东北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将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军游击队，改变为建立抗日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这一决定，意味着东北的反日游击队组织将向反日武装统一战线方向发展，标志着抗日武装的统一化、正规化、序列化的开始和游击战争的新开端。从1933年9月到1936年2月，反日游击队相继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和东北反日联合军共6个军。东北人民革命军各军在组建过程中和组建之后，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并团结了各种抗日武装队伍共同抗日。人民革命军的英勇善战和对抗日救国事业的忠诚，感召了各种抗日队伍纷纷向人民革命军靠拢。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和第2军在成立军部之前，各自先以军的番号成立军下属的独立师。第1军独立师于1933年9月18日成立，从1934年1月开始，独立师便联合几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共同作战。2月21日，独立师司令部召集了17支抗日义勇军队伍代表参加的会议，通过了《东北抗日联合军宣言》，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选举杨靖宇为总指挥，以第1军独立师为中心，领导对日作战，参加联合作战的义勇军部队达5000余人。第2军第1独立师于1934年3月成立，7月，独立师一部联合10余支义勇军、山林队共同组成了抗日联合军指挥部，参加联合作战的义勇军、山林队共1000余人，推选王德泰为指挥。第3军成立之前，于1934年3月，由珠河游击队发起，召集了以“爱民”、“北来”、“好友”、“七省”为名的义勇军、山林队首脑会议，依照中共满洲省委提出的三项条件（不投降、不卖国、收复失地，抗日到底；拥护民众利益；允许民众武装抗日），决定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第4军、第5军都是以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为骨干，联合救国军余部和其他抗日武装队伍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1935年2月2日，为了拍摄反映抗战的电影《风云儿女》，由田汉作词、聂耳作谱，唱出了该片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歌曲号召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那歌声雄壮激烈，催人奋进。

    三、统一编为抗日联军。

    满洲各地联合军指挥部、总司令部和同盟军的建立，标志着东北人民革命军正成立，反日统一战线在形成，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壮大，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两年来，人民革命军各部执行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实行符合实际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艰苦的环境中英勇奋战，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讨伐，发展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好局面。抗联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杨靖宇，为共产国际制定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935年冬，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开始着手组建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发表了，宣布将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反日游击队一律改编为抗日联军、抗日游击队。至1937 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组建完毕。这个时期是东北抗日部队第2次改编、扩编时期。部队由过去的6个军扩编到11个军，形成了东北抗日军队第一次统一的称谓---东北抗日联军，人数最多时达4万多人。其中，第1、2、3、6、7等军是在反日游击抗联战士(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建立的；第4、5两军是在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的抗日自卫军余部的基础上建立的；第8、9、10、11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1936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改编成立，赵尚志任军长，张寿篯任政治部主任，辖10个师。2月，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由原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改编成立，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辖3个师。3月，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由原东北抗日同盟第4军改编成立，李延禄任军长，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辖4个师、3个游击团。同在3月，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改编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辖3个师、1个教导团。7月，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改编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辖3个师、1个教导团。7月末，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成立，由第1军、第2军编成。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9月，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由原东北民众救国军改编成立，谢文东(后叛变)任军长，滕松柏(后叛变)任副军长，刘曙华任政治部主任，辖6个师。同在9月，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改编成立，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篯任政治部主任(代)，辖4个师。1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4团改编成立，陈荣久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辖3个师。这年冬，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改编成立，汪雅臣任军长，张忠喜任副军长，王维宇任政治部主任，辖10个团。1937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由原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2支队改编成立，李华堂(后叛变)任军长，辖3个师。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成立，由第4、5、7、8、10军编成，周保中任总指挥，赵尚志任副总指挥(1940年2月任)，崔石泉任参谋长。同在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由原东北山林义勇军改编成立，祁致中任军长，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辖1个师。

    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1月-1939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自1937年以来，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不断往东北增兵，关东军由20万猛增至40万。到1938年，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已达8个师团，并有伪军和警察大队数万人。日伪当局以强大的兵力对抗联部队进行连续不断地讨伐，同时极力强化在城乡的法西斯统治。在城镇，他们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在密营中的抗联战士和爱国者，摧毁抗日救国组织，严密控制群众活动；在农村，加紧推行集团部落政策，把分散居住的农户强行迁到它控制的部落中去，实行保甲制、连坐法；在抗日游击区，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割断抗联部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断绝抗联部队的给养来源，加紧经济封锁、政治诱降，同时，也加大军事讨伐力度。

    1937年底，日军第4、10师团全部和第8师团一部共2.5万余人，配以伪军2万人，对松花江下游地区（伪三江省）三江平原的抗联第二路军实行讨伐。中共吉东、北满两省委分别作出决定，除留部分队伍在原地活动、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冲破敌人包围，到外线作战，开辟新游击区。1938年7月，第二路军主力部队开始西征，向五常、舒兰一带突进。7月31日，时任5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在西征途中携款叛变投敌，供出了西征计划。二路军西征部队损失严重，未能实现预期目的。与此同时，北满抗联部队的4个军（3、6、9、11军，后来的第三路军）也于1938年8月开始实行远征，向位于小兴安岭西麓嫩江流域的黑嫩平原挺进。北满抗日部队的远征，粉碎了敌人聚歼抗联部队于松花江下游的图谋，保存了主力，为开辟黑嫩平原抗日游击区、组建第三路军奠定了基础。

    抗联第一路军形势非常严峻，南满游击区遭到破坏，1938年初，不得不离开本溪、宽甸、枑仁游击区，向辑安老岭山区转移。6月29日，第1师师长程斌叛变，向敌人供出了一路军的行动计划，使第一路军行动更加困难。为适应形势的变化，一路军领导于8月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取消1、2军番号，实行新的建制，将一路军编成3个方面军、1个警卫旅，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魏拯民任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

    1939年2、3月间，日伪军出动6000余人，对牡丹江下游刁翎一带的第二路军部、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2团政委赵一曼队实行围剿。5月，北满抗联部队的4个军，在德都朝阳山后方基地正式成立了抗联第三路军，并相继建立了龙北、龙南两个地区性的指挥部，分别指挥各部队，以突袭方式攻击敌人薄弱环节，屡屡获胜。

    10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调集了7.5万人，开始对东南满地区杨靖宇领导的部队实行重点讨伐。杨靖宇领导的第一路军各部指战员缺衣少食，冰天雪地中吃树皮、嚼草根，与超过自己几十倍的敌人频繁作战，周旋苦战。部队减员过大，无法补充，困难日益加重，游击战争遭到严重挫折。杨靖宇不幸于1940年2月23日在蒙江县境内保安村三道崴子被日伪军层层包围，最后壮烈牺牲。魏拯民抱病出征，继续指挥战斗。鉴于形势恶化，魏拯民于3月13日-15日，主持召开了中共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领导干部会议。根据会议决定，第一路军所属部队进一步化整为零，进行分散游击，伺机歼敌，并提出加强地方党的工作，第一路军至此开始了小股部队分散活动、打击敌人的游击战争。

    第二路军由于部队给养极端缺乏，战斗频繁，部队大量减员，无法补充，和第一路军一样，遭到严重挫折。第三路军的情势相差无几。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兵员无法补充，战斗到1940年2月，第三路军只存500余人。

    在遭受了空前的严重困难和挫折后，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领导人于1940年1月底至2月初，在苏联伯力举行了吉东、北满党代表会议。会议总结了东北抗日游击战的经验教训，确定了今后的斗争策略，形成了《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建议东北抗联各路军以下部队一律实行支队建制，设立“支队--大队--中队--小队”，开展机动灵活的分散的小型游击战争。拟将第一路军编为第1、4、7支队；第二路军编为第2、5、8支队；第三路军编为第3、6、9、12支队；同时与苏方代表会商，正式确立苏联远东军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的方式。4月上旬，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向第7军传达了吉、北两省委党代表会议精神，将第7军改编为第二路军第2支队，支队长王汝起，副支队长刘雁来，政委王效明。4月中旬，冯仲云就任第三路军政治委员，在张寿篯（李兆麟）的主持下，正式将第三路军所属部队改编为第3、6、9、12支队。1941年3月中旬，第一路军第2方面军在东辽县境改编为抗日联军第1支队。

    五、转入苏联休养整顿。

    1940年11月-1941年12月，因抗联部队损失严重，抗联第一、二、三路军相继越界到苏联境内进行休整。东北战场上只留下了少数小股抗联部队同日军作战。抗联密营是苏联远东军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的通道，为抗联部队的休整创造了有利条件。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抗联领导人决定将主力部队开进苏联进行整训，保存部队实力，提高部队素质，作好战斗准备，迎接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光复中国东北的战斗。

    从1936年中共满洲省委取消至1942年，东北党组织几乎与中共中央失去了一切联系。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在苏联正式组成联军教导旅（亦称苏联远东方面军步兵第88旅），周保中任旅长，张寿篯（李兆麟）任政治副旅长，崔石泉（崔庸健、朝鲜国籍）任参谋长，辖4个教导营、2个直属连（迫击炮、通讯）。同年9月13日，在原东南满、吉东、北满等党组织基础上，成立了统一的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执行委员会，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对指战员进行了系统的现代化军事训练，包括爆破、空降、滑雪、通信等特殊技能的训练，为最后胜利进军东北，光复国土奠定了基础。

    六、配合苏联红军打回东北。

    在苏联境内整训的3年多时间里，联军教导旅---苏联远东方面军步兵第88旅，一边整训，一边从营地陆续派出小部队返回祖国东北进行敌情侦察和各种游击活动，收集大量情报，配合苏联红军进军中国东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1944年，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开始了局部反攻。到1945年上半年，已将日本侵略军围困于华北、山东、苏北、苏南等几个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的狭小地带。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投降；随后，日本在太平洋也遭受美国严重打击。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派出远东军进入东北战场。在苏联整训的东北教导旅空降人员和在东北各地坚持游击战的部队，以及执行侦察任务的部队、抗联地下工作干部组织的军队，积极配合苏军作战，打击日本侵略军。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抗日联军与苏军配合作战，迅速占领了长春、哈尔滨、沈阳、吉林、佳木斯、齐齐哈尔、延吉、北安、绥化、海龙等70余座大中城市和县镇，并在苏军配合下，发动群众，摧毁敌伪势力，扩建部队，维护社会秩序，保卫抗战胜利成果，接应八路军、新四军挺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945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10月20日，周保中、崔石泉向东北局移交了组织关系，中共东北党委会完成了历史使命，即行撤销。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北抗联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合并，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周保中任副总司令。1946年1月，又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至此，东北抗日联军胜利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七、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业绩。

    东北抗日联军一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斗争，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精神，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他们在满洲对日作战约10余万次，主要是：1935年3.9万次，1936年3617次，1938年1.3万次，1939年6547次，1940年3667次。日伪军伤亡人数：1931-1937年抗联歼敌10.3万人，1937-1945年歼敌8.2万人，共计18.6万人。牵制日军兵力：1931-1937年80万。1945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击毙日军8万多！

    【满洲毒气弹】

    1931年-1945年，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的日军731部队，日本细菌战制剂工厂的代号，全称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对外称呼加茂部队、石井绝密机关。营地面积300亩，是日本的生物战、细菌战、人体试验相关研究机关，隶属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部，首任部队长官石井四郎中将，工作人员2600余人，旗下7大细菌部队。这支部队的目标是发动细菌战。它至少杀害20多万中国人、朝鲜人及战俘。这是日本侵略军占领满洲期间犯下的许多战争罪行之一。

    731部队在官方文书上伪装为关东军第659部队（防疫给水部）属下的731防疫饮水净化部队，实际是隶属于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除了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以外，更多时候是使用活体人进行生物武器与化学兵器的效果实验。731部队基地建在哈尔滨，许多中国人、朝鲜人、蒙古人、苏联人及战俘，被捉拿在731部队的试验室中活活死去。

    这支生化作战研究部门分布于：日本东京的陆军军医学校细菌武器研究室（本部），哈尔滨的关东军659部队（人体实验），长春的关东军100部队（牲畜实验），北京的北支甲1855部队，南京的荣字1644部队，广州的波字8604部队，新加坡的冈字9420部队。位于中国境内的研究单位主要集中于满洲国。除了研究单位以外，另有63个支队分布在各战场。731部队基地由150多幢建筑组成，具备抵御空袭的能力。该建筑群包括多个不同功能的厂房，配备有4500个用于培养跳蚤的容器，6个用于生产多种化学物质的大锅，以及1800个用于制造生物制剂的容器。几天内便可生产出大约30千克的腺鼠疫细菌。数十吨的生物武器以及一些化学药品在整个战争期间，被存放于中国东北的多个地方。战后日本试图销毁证据，但是沒有成功。
    
    14世纪中叶，鼠疫曾席卷欧亚大陆，致使欧洲人口近四分之一被夺去生命。因此，国际社会认识到细菌武器的危险，禁止研制和生产以鼠疫菌为战剂的细菌武器。日本石井四郎在欧洲考察后，完全了解这一情况。但他领导的731部队，在细菌武器研究上恰恰越过这一禁令。他搜罗日本医学界精英，大规模研究细菌武器，对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进行精确研究和大量繁殖，并利用能有效传播鼠疫菌的跳蚤进行了大量的细菌战。设计了能够有效携带细菌的土陶制细菌弹等专门利用细菌进行攻击的武器。

    1940年，为了解决细菌的保存和杀伤力问题，731部队大规模生产干燥式粉末状细菌，相继开发出干燥式炭疽菌、干燥式鼠疫菌等剧毒粉末。生产能力巨大，仅第四部（细菌生产部）一个月可生产鼠疫菌300公斤，伤寒菌800-900公斤，霍乱菌1000公斤。对鼠疫、伤寒、霍乱、炭疽、梅毒等细菌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大量繁殖。日本陆军十分重视731部队的细菌研制工作，为731部队配备了世界最先进的细菌实验研究工具，显微镜作为昂贵的实验研究工具，被731部队广泛使用。每个做试验的人都有显微镜，低级官员使用单筒显微镜，高级官员使用双筒显微镜。柄泽十三夫亲自领导细菌的生产工作，参加了对活人的细菌实验，并参加远征队，在中国华中地区投撒细菌。战败逃跑时，被苏军俘获，在伯力的军事法庭判上判处有期徒刑20年。

    “石井式细菌培养箱”是石井四郎“发明”的细菌生产工具之一。这种器具在731部队得到了广泛使用。生产细菌时，先将辅助材料沿器体内壁注入，然后把抹有菌株的轻金属薄板插在两个中箱之间繁殖细菌，20个小时为一个生产周期。一个细菌培养箱在20个小时内可以生产10克细菌。而731部队在进行细菌生产的时候，每次至少使用1000个细菌培养箱，用来培养细菌的培养基可重复使用三次。当细菌生产的一个周期完成之后，将细菌培养基上的细菌刮出，并用溶解釜对培养基进行溶解，之后再继续往培养基上植入菌株，直至培养基使用三次后失去细菌培养能力为止。731部队需要对一些物品进行消毒时，通常使用干热灭菌器。首先，将需要灭菌的物品放入干热灭菌器中密封，对其通电加热，同时，将顶部的通气孔敞开。其次，当干热灭菌器内空气温度达到160摄氏度时，改为低温加热并持续30分钟至1小时。最后，当干热灭菌器内空气温度上升到170摄氏度至180摄氏度时，取消加热并关闭顶部通气孔，在密封的情况下使之逐渐冷却。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细菌的杀伤力，731部队不断地研究细菌的最佳传播途径，最终发现跳蚤是最佳媒介物。当跳蚤被感染上细菌后，每个跳蚤便成为了流动的“小型细菌传染源”。染菌的跳蚤无论对人或牲畜进行攻击都有可能造成毒菌的大面积蔓延。为大量生产染菌跳蚤，731部队专门成立了昆虫班。染菌跳蚤的生产过程比较复杂，首先，用普通老鼠的血液饲养大量跳蚤，然后将染有鼠疫菌的黄鼠放入饲养跳蚤的容器内。因为黄鼠是一种保菌动物，所以在短时间内不会因感染上鼠疫菌而死亡。一段时间后，吸食了大量含有鼠疫菌的黄鼠血液的跳蚤就成为了一个个小型细菌传染源。最后把这类染菌跳蚤投撒于战区，便可以大规模地实施细菌战，导致军民不战而亡。

    1945年5月以后，由于战事紧张，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要求731部队在短期内生产1000至2000公斤跳蚤，实施鼠疫作战计划。石井四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要求部队全力以赴加紧准备细菌战，并向各地大量征缴老鼠，好在还没来得及完全实施鼠疫作战计划，就匆忙撤退了。　　

    土陶细菌弹是731部队所独创的细菌武器。为大量生产此种细菌弹，731部队建造了烧制细菌弹壳的窑体。这是石井四郎研制的一种特殊的细菌炸弹。通常的炸弹由钢铁制成，爆炸后会产生高热。土陶细菌弹由陶瓷或硅藻土制成，用少量火药即可炸碎，不会产生高热，因而不会伤害细菌。它成为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主要武器。生产小型细菌武器的兵器班归731部队第四部管辖，主要生产菌苗、疫苗，并研制各种小型的细菌武器。

    为了检验各种细菌武器的野外实战效果，731部队创建了多处野外实验场，主要有城子沟野外实验场、安达野外实验场和陶赖昭野外实验场。通常的实验是将被实验者固定在实验场不同的地点，从空中投弹或从远处发射炮弹，检查被爆者的各种反应及炮弹效果。他们在众多野外实验场中所进行的不仅仅是细菌武器的实验，还有许多常规武器的实验。如，731部队经常在步枪前100米、200米和500米的地方分别放置捆绑在一起、且数量不同的被实验者，借此来检验子弹穿透人体的性能。这些实验场都秘密设在731部队附近及周边地区，以便于731部队随时把自己的“成果”在野外进行模拟演练。实验场按照实验内容、目的及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确定。

    731部队和其他部队（如长春的100部队）在中国发动了多次细菌战。1943年夏秋时节，日军驻济南细菌战部队于鲁西北地区扒开卫河大堤，同时播撒霍乱病菌，致使鲁西北、河北南部及河南北部一带霍乱流行，受害者不少于20至30万人。

    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哈尔滨，建立的这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部队，同德国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并称为世界两大灭绝人寰的杀人魔窟。

    【华北伪政权】

    1937年7月29日零时，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通州保安队起义官兵，在总队长张庆余带领下举行起义。起义部队趁夜色对通州日本驻军发起袭击，经过6小时激战，击毙日军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日军数十人，消灭日军守备队、汽车队大部及全部日本顾问，活捉伪政府政务长官、大汉奸殷汝耕。同时，驻顺义保安队一个团根据张庆余指令，也举行起义，歼灭日军200余人，于上午10时开进通县。随后，日军在数十架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发起反攻。起义部队被迫经北平向西转移。转移过程中遭到日军不断阻截，牺牲很大，张庆余指挥部队化整为零，经过门头沟向保定分头突围。

    张庆余，字贺轩，河北省沧县人。初在津学商，旋即弃商从戎，历任直隶军连、营、团、旅长等职。1933年因《塘沽协定》不准中国在冀东非战区驻军，而改编为特种警察队，张任队长，后改为河北省保安队。1935年汉奸殷汝耕又把这支队伍改编为冀东保安队，张任第一总队长。他不甘心附敌，几次与冯治安、宋哲元等联系。1937年7月29日领导通州起义，给日伪以沉重打击。当日下午即率部向保定转移。不久被蒋介石召赴南京，委以军政部第六补充训练处长，后任91军副军长、国民党军委会参议等职。

    通州起义宣告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垮台。日本帝国主义又在北平扶植汉奸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个日伪政府于1937年12月14日成立，16日赴天津拜访其主子寺内寿一，1938年1月1日举行就职典礼。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委员有汤尔和、高凌霄、齐燮元、董康、江朝宗、王辑唐和朱深。行政委员会下设四部，行政部由王克敏主持，治安部齐燮元主持，法制部朱深主持，赈济部王揖唐主持。还设议政委员会，由汤尔和任委员长；设司法委员会，董康任委员长。以后行政委员会增设教育、建设、财政等部，并改行政部为内政部。临时政府还决定改北平为北京，悬挂五色旗。1940年3月30日，南京汪伪政权成立时，华北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下属各部改称总署，原各部负责人改称督办。这个由原北洋政府财政官员王克敏等汉奸在北平组成的华北临时政府，虽然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但其设有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所属伪军共13个集团(相当于旅)近10万人，由伪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统率，分驻于北平、石景山、保定、南口、石家庄等地。在抗日战争中，伪军与日军狼狈为奸。作为日本侵略者帮凶的伪军，经常随同日军一起，与抗日军民作战，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41年春季至1942年底，日军在华北进行五次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伪军承担了治安地区(日伪占区)的所有治安任务，在准治安地区(抗日游击区)控制政权，搜寻抗日力量。王揖唐还恬不知耻地训诫伪军说：“我全体军、官、民，应同心同德，不能只依靠友军的力量，而应积极主动地做好治安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华北建设成为幸福的乐土。”在整个治安强化运动中，伪军共投入10余万部队同抗日军民作战，参加对抗日根据地扫荡190余次，致使抗日根据地、游击区地域锐减，八路军也由1940年的40万人减少到1941年的30万人。

    日军先后在中国扶植了四个较大的伪政府组织：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以王克敏、王揖唐为首的伪华北临时政府，以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为首的伪蒙疆联盟自治政府，和以梁鸿志为首的伪南京维新政府。这几个伪政权，其头目都是无耻的卖国贼，是中华民族的汉奸，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他们组织伪军，为日军进行的政治欺骗、经济掠夺、军事镇压为虎作伥。蒙疆联盟自治政府也不例外。

    1936年1月，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在日本帝国主义“复兴蒙古民族，实行自治运动”的蛊惑下，树起叛国旗帜，在其家乡西苏尼特旗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为副司令，下设军务、政务两部和一个秘书处。另外还有日本人组成的顾问部，负责指挥军事、政治、经济之事。李守信为土默特旗蒙古人，早年在热河北部拉杆子，后投直系，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投奉系。1928年在东北军中任团长。承德被攻陷后，日寇委任他为热河游击师司令。1936年5月，日军取消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在嘉卜寺(今化德)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德王被任命为总裁，掌握军政大权。下设一个办公厅和参议、参谋二部，参谋部长为李守信。军政府成立时，只有李守信在热河任司令时的3个支队、1个炮兵大队约8000余人。后又招兵买马，重新编为2个军，辖9个师、1个炮兵团、1个宪兵队，总兵力约1万余人。为了培训中下级军官，还成立了一个蒙古军军官学校，由德王兼校长。不久，在蒙古军政府下又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仍由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司令，乌占廷为参谋长，刘星寒为副参谋长，下设副官、参谋、军需、军械、军法、军医等六处。为了减少层次、便于指挥，又将第1、2军编制取消，由总司令部直接统辖各师，并将警卫师改称第9师。1937年10月27日，日寇侵入绥远省两周后，为使满洲、蒙古都成为日本殖民地，日军命德王和伪蒙古军进入绥远，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省城归绥为首都。伪政府主席由云端旺楚克(云王)担任，德王任副主席兼政务院长，李守信为蒙古军总司令。第二年3月，名义上担任主席的云王去世后，德王继任主席。1939年9月，日军又将察南自治政府(张家口)、晋北自治政府(大同)与蒙古自治政府合并，演变为蒙疆联盟自治政府，首都定于张家口。蒙疆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以成吉思汗纪元，伪军主力仍为9个师约1余万人。

    【汉奸汪精卫】

    汪伪政府，即南京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正式成立，是抗日战争期间，由汪精卫等投靠日本的中国国民党党员为首，所建立的政权，其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名，实际上是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之一。当时因战争而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不承认汪兆铭的“国民政府”及“行政院长”之职，因而被蒋介石称之为“汪伪政府”，或南京伪国民政府。汪伪政府实际管辖的地区仅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地。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偕曾仲鸣、周佛海等逃离重庆，到越南河内，发表降敌“艳电”。1939年4月，由日本特务秘密护送进入上海，著手组织伪中央政府。经日本策划，北平﹑南京两地伪政权取消。1940年3月30日，南京举行所谓“国民政府”还都仪式，正式成立傀儡政权，发表《和平建国十大政纲》。华北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撤消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本政府对汪伪政权发表宣言，给予全力协助和支援。其组织机构仍用国民政府的组织形式。汪伪政府一度遥奉重庆国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兼代主席。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院长王辑唐、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周佛海等。

    汪伪政府成立后，设置军事委员会作为其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汪精卫兼任委员长。汪精卫在建立政权之前，曾仿照蒋介石经营黄埔军校的先例，在上海江湾成立军官训练团，意图建立自己的嫡系军队。由于日本方面不允许他有这样的部队，所以训练团被带至武汉绥靖处工作。尽管如此，至日本投降时，汪伪政府已经拥有7个集团军和一些绥靖部队。此外，汪伪政府还对外吹嘘建有海军和空军。但汪伪政府的海军仅有陈旧小炮舰3艘，空军只有数架教练机，实际上形同虚设。汪伪政府拥有伪军80万人。

    汪精卫傀儡政权，在政治上，利用特务组织在辖区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捕杀抗日爱国人士，并配合日本对重庆蒋介石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妄图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1941年3月，成立清乡委员会，集结大批伪军，在华中地区，动用数十万伪军，进行清乡运动，企图清剿新四军。汪精卫亲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他自恃有日本人撑腰，在清乡区外围地区大量增设据点，筑碉堡、修公路，以河流、公路、铁路为依托，构成大包围圈，封锁、隔绝清乡区与外界的联系，妄图消灭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和游击队，给游击区军民带来深重的灾难。随着日军战线的延长，汪精卫伪军又担负了几乎所有城镇和乡村据点的守卫任务。他们为虎作伥，为日军守卫与巩固占领区，警备交通线，还在占领区搜刮民脂民膏，为日军提供了大量的战争物资和给养。仅1940年一年，汪精卫伪军就帮助日军从华北运走煤炭450万吨、铁矿石30万吨、棉花42.8万担。

    在经济上，汪伪政权滥发纸币，圈占土地，委托日本经营某些工矿企业，强征粮棉，实行物资统制，收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还公然开征鸦片捐。在文化教育上，推行“新国民运动”，施行奴化教育，曲线救国。在外交上，1941年11月，追随日本参加《国际防共协定》。1943年1月，对英国﹑美国宣战，号召效忠日本盟邦；11月又伙同满洲国和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国签订《大东亚共同宣言》，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摇旗呐喊。

    林森于1943年重庆车祸身亡后，渝方由军委委员长蒋中正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同时在南京“转正”。 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其位由陈公博继任。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汪精卫政权作为日本在中国的傀儡政权，随之烟灭灰飞。

    【陪都蒋介石】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但是很多机关部门没有马上去重庆，而是到了武汉。武汉市，九省通衢，水陆交通非常便利，可与四川、陕西、河南、湖南、贵州、江西、安徽、江苏、湖北九省相通。处于交通枢纽地位，是南京失守后的一座有战略支点意义的大城市。从1937年底到1941年武汉沦陷前夕，武汉一直是全国抗战的中心。这里多次举行大规模的抗战游行，声讨日本侵略者，为前线的战士鼓舞士气。

    此前的7月31日，两日之间北平、天津相继失守，随后日军往山西、山东两方向推进受阻，遂决定开辟华东第二战场，企图一举攻陷中国首都南京，迫使蒋介石投降。10月29日淞沪会战失利，国军撤出上海，历时三个多月的这场淞沪战，国军伤亡25万余人。上海一失守，首都南京便全部袒露于日军的炮火之下。于是，国民政府开始执行迁都计划。蒋介石选择迁都重庆，是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和思量的。1935年，蒋介石带领他的高级将领和德国军事顾问，借追击红军的机会来到四川，想占用四川，把四川变为一块可以长期支撑中华民族的对日作战的根据地。东北、热河已沦为日本控制。蒋介石明白：中国薄弱空军的制空权短时间内会被日本人控制，日军长驱直入，武汉不宜迁都考虑；而主力为清朝遗留下来的南洋舰队也绝非日本帝国海军的对手，中国海岸线将遭日本封锁，广州也不尽理想。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中，很大的建设核心是围绕广州、重庆、上海而进行的。1928年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后，蒋介石便着手参考《建国方略》实行建设。因为重庆在当时，还具有比成都、西安、太原、洛阳更发达的现代工业基础。况且，从战略位置上看，重庆的东面有长江三峡和大巴山作天然屏障，日军地面机械化部队无法进入，海军也无法上溯三峡。山地条件能够弥补中国制空权上的缺失：日军若从武汉起飞至重庆，来回直线距离也有2000多千米；日本还未发展出长程轰炸机，战斗机加挂油箱也飞不到。另外从资源来看，四川拥有四千多万人口，占中国的十分之一，北起陕甘、西达青藏、南抵云贵，这些还未遭受日军侵染的区域，物产与天然资源相对丰富。重庆有得天独厚的长江与嘉陵江环绕，可以把整个四川盆地兵源、战争物资、军备，通过水道向重庆汇集。这对极度依赖人力运输条件，是远胜华北几个大城的。政治上考量，不论是西安或太原，距离红军根据地延安太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若一面对日抗战，背后却遭红军伏击或分化，将是莫大牵制；而且西南旧军阀势力相对北方来得小，军队掌握度较高。

    想到这些，蒋介石决定未来中国对日作战的核心就在重庆。于是，1937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秘密发布中央政府西迁指令，自上午开始，先搬重要档案、文件、印信；然后随行人员陆续登船。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中央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登上“永绥舰”，正式撤离南京，沿长江而上重庆，国民政府西迁。20日林森到达武汉，脱离日军威胁范围后，中央通讯社才公开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名义上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大部分政府机关和军事统帅部仍集中于武汉，华东撤退过来的资源加上武汉原有的轻工业基础，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政、经济的中心。国军于1938年初调集100余万部队，沿河南、安徽、江西、浙江一线布防；日本也于5月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将国内兵源悉数调往武汉战场，目的是消灭国军主力，结束对华战争，本土仅剩下一个近卫师团驻守。10月24日，日军攻陷武汉，中国空军耗损过半，海军在长江被消灭。自此，国民政府才算是完全迁移至重庆。蒋介石于12月9日与军事委员会从桂林转赴重庆。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确认重庆为“陪都”，11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亦将首都迁往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将重庆定为首都。迁都后，重庆从一个西南地区的工业城市一跃成为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同时重庆也承担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于地势阻挡，日本陆军无法进入四川盆地，遂改变战略，1938年12月起，日本陆军使用新型伊式重轰炸机对重庆展开为期五年的战略轰炸，至1943年8月轰炸停止，重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死伤约6.1万人。

    1941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困难阶段。是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大举进犯苏联。苏联集中全力抵抗德国侵略，无暇东顾。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接着日本的南方军兵分5路，向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香港和关岛进军。

    1942年5月10日，前往南京布置浙赣作战的大本营陆军部田边参谋次长与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进行了密商。田边说：“统帅部已决定在1942年9月以后发动西安作战，以大约5个师团的兵力，突破黄河天险，歼灭据守在关中的中国军队主力，攻占西安和宝鸡，以取得从北方进攻四川平原的出击地。

    1943年春季以后，日本发动进攻四川的作战是，设想以8个师团从西安方面从北攻进成都平原，以3个师团从宜昌方面进攻重庆，目的是彻底覆灭国民政府，结束中国战争。”田边指示中国派遣军立即着手进行秘密准备。6月27日，侵华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得知大本营正在策划进攻重庆后，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作为中国战场的日军野战主力军的指挥官，已在长江中游两岸的武汉、长沙地区同中国军队主力多次较量，最了解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因此也最有发言权。他认为凭日本现有国力，不可能进攻四川，也不可能彻底覆灭中国。但是大本营并没有接受他的观点。7月9日，大本营终于下定决心，认为如有可能，应实施这一作战，并进行有限的作战准备。五号作战方案是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统帅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产物，要发动这一作战方案，除了要向中国关内大量增兵外，还需要投入数量庞大的物资，主要是船舶10万吨、钢铁5万吨、汽油5万吨。以日本的国力而言，要发动这一作战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这一方案出台后，日本陆军省、海军、关东军等方面都对此表示反对或持消极态度。8月26日，杉山元参谋总长召开了中国派遣军总部、华北方面军、第11军、关东军后勤和航空部队参谋会议，传达了五号作战计划，并就有关问题进行商讨。会上，派遣军方面对五号作战提出了非难。他们的主要意见是：第一、质问大本营五号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歼灭敌军，还是为了占领重庆。第二、如果是为了歼灭敌军，则派遣军的野战主力第11军就不必进入四川，深入到地形极为险恶复杂的重庆，在武汉附近寻求战机就行了，因蒋介石的主力大部集中在长江中游两岸地区。第三、统帅部应该看到，武汉地区的第11军以8个师团、1个混成旅团，同长江北面的第五战区、西面第六战区、南面第九战区，共约100个师的中国军队主力相对峙，完全处于被包围状态，能保住武汉占领区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视而不见，置之不顾，大举西进，只能是自取灭亡。关东军也反对抽兵南下。但杉山元和东条英机陆相都认为：要实现大东亚战争的最后胜利，只有首先打败中国，从长江中下游的水网地域抽出身来，否则，太平洋上的胜利等于零。9月3日，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把五号作战的方案上奏天皇，天皇对这一方案表示出极大的兴趣。4日，杉山元正式向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下达了五号作战计划。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接到命令后，开始从各方面为发动五号作战做准备。他们设立了特务机关，专门收集四川的情报，并派特务潜入四川；组织作战参谋乘飞机对进攻路线及四川省的地形进行空中侦察；编训山岳大队，准备在进攻四川时担任尖兵；与此同时，各种作战物资也源源不断地从日本运往中国。一时间，中国上空战云密布。

    日军将以主力自西安方面，另以一部自武汉方面发起进攻，消灭国民党中央军主力，攻占重庆，同时占领整个四川。作战分三期进行。第一期：日军第五方面军(预定由第1、7、28军组成)先向西安方面的国民党军队进攻，占领西安、宝鸡，然后以第7军确保西安平原，以第1军占领汉中平原，进而进入广元附近，准备进攻四川。第28军由郑县经老河口，沿汉水向汉中发动进攻，配合第1军作战。与此同时，华中方面的第11军则以主力由长江沿岸或常德、辰州等地向四川发动进攻，沿途歼灭国民党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的军队，进入万县附近地区。这一阶段的作战时间约两个月。第二期：第1军自广元方面、第11军自万县方面，攻入四川腹地，一方面寻求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加以歼灭，另一方面分别攻占成都、重庆，第28军则策应第11军作战。第三期：以一部兵力向四川其他重要地区作战，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同时巩固占领地区。为实施这一作战，日军共需16个师团和2个混成旅团的地面部队，及2个飞行师团作为进攻的骨干兵力。同时计划保留16个师团和1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守备军。总计约达40个师团，相当于南方军的2.7倍。其规模之大，将超过过去日军所发动的任何一个战役。为此，日军计划由日本本土、南洋、中国东北和朝鲜向中国关内战场增调36万兵力。

    然而，太平洋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日军统帅部精心策划的五号作战方案彻底成了泡影。原来，1942年6月，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惨败，丧失了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主动权。8月7日，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由此开始了长达6个月之久的瓜岛争夺战。自此以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逐渐由攻势转为守势。为了阻止美军的反攻，日军不仅不能从太平洋战场抽调兵力增援侵华日军，反而要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到太平洋战场作战。这样，日军显然已无足够的兵力发动五号作战。11月7日，陆军部秘密与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联系，决定中止五号作战。12月10日，杉山元经天皇批准，向侵华日军发出指示：五号作战准备中止。但新任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不甘心放弃五号作战，反复向大本营斗胆陈情，要求第11军继续执行进攻重庆的方案。大本营犹豫不决，遂令畑俊六在南京召开各军司令官会议，商讨此事。12月18日，会议完毕，冢田攻乘飞机由南京回汉口，不料飞机在途经蕲春上空时，被中国军队第21集团军138师的高射炮击落，冢田攻命丧大别山。五号作战被彻底放弃，东条英机所称的“一场规模空前的百万大军的大远征作战”，像一个气泡似的，刚刚吹出个样就破灭了。进攻重庆成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黄河反扫荡】

    1941年2月，日军总部从华中抽调兵力，在华北拥有11个师团另12个独立混成旅团30万人，伪军10万人；此时，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约有50万，向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磨擦和经济封锁；同时，国军又有3万余人公开投日，与日军的扫荡、蚕食、治安强化相配合，向八路军进攻，使华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进入了严重困难时期。8月14日，冈村宁次下令开始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主要参战部队是：方面军直属第27、35、11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8、15旅团，第5军的独立混成第3、4旅团主力与第9、16旅团各一部，第36、37、41师团各一部，驻蒙军的第26师团一部和独立混成第2旅团，再加上伪军，号称百万大战。这是日军对八路军一年前发动百团大战的报复。 8月18日冈村宁次飞往石家庄，对第110师团进行视察；19日乘装甲车去晋县视察第35师团；20日巡视保定的第27师团。在他的亲自部署下，日军采取所谓“铁壁合围”新战术，分13路进攻晋察冀边区，攻击重点指向边区的中心---北岳区，企图将北岳区八路军主力和边区军政首脑机关聚歼于内外长城两侧。

    1942年春，日军对冀中区进行全面蚕食，切断各区的联系，使冀中区陷于孤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面积大为缩小。5月初至6月底，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第41师团主力及第26、27、110师团、独立混成第7、9旅团各一部和骑兵第13联队及伪军共5万余人，铁壁合围、反复合击、分区清剿、辗转抉剔，并派遣特务队与快速部队相配合，对冀中平原进行残酷大扫荡，企图消灭冀中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完全控制冀中地区。冀中军区和中共冀中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长期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指挥主力部队15个团、地方武装15个支队共3万余人，在冀中人民及北岳、太行、冀东、冀南等区的八路军配合下，采取以主力一部同地方部队、民兵相结合，在内线坚持斗争，主力大部转移至外线寻机歼灭日伪军的作战方针，展开反扫荡作战。

    扫荡一开始，日军首先实施封锁，一部在古北口、密云佯攻，主力则从四周合围滹沱河沿岸的无极、深泽一带；接着主力又集结于平汉沿线。22日以后一齐向地处太行山脉的北岳区合围，先后攻占蓬头、倒马关、阜平等地，使大扫荡达到高潮。作战期间，冈村宁次动员日伪北平的所有报道机关，对这次百万大战大力进行宣传。日军进行攻击作战的同时，更毒辣的手段是对抗日民主根据地采取蚕食封锁政策。即通过挖沟、筑墙、开河、修路、建碉堡、制造无人区等野蛮手段，企图切断根据地与敌占区、根据地与根据地、根据地与平原之间的联系。冈村宁次在华北方面军的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说：“古时候中国的城市用城墙围绕起来作为民众对敌人入侵的防护措施。在中国本土和满洲、蒙古之间建筑了万里长城。这对外敌入侵究竟能起到多大防御作用且当别论，但它是保护中国本土及民众的象征。值此与中共争夺民众之际，把在我保护下的民众用这样的隔离线围绕起来，划出界限加以防护，不但可保居民安定，对于促使民众向我方靠拢，也有很大效果。在准治安地区和未治安地区的交界处，修筑适当的隔离壕沟或小堡垒，是阻止共军入侵的有效方法，因而广泛地采用了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多田骏在任时就开始实施，但进展不快。冈村宁次上任后，根据他早先在北满推行的“集团部落”讨伐经验，加快了所谓匪民分离的步伐。

    到1942年10月，日军重点针对晋察冀边区修筑完成了两条战略性封锁沟：一条东西走向，东起琢县经易县、紫荆关、沫源、灵丘，向西一直延伸到浑源，把北岳区北部和南部分割开来；另一条南北走向，北起易县经满城、完县、唐县、曲阳、行唐，向南直到灵寿，与平汉线平行，借此既可维护铁路交通，又企图把冀西山区与冀中平原分割开；同时日军还在晋东北与河北省交界处的县与县、乡与乡，以及日军据点周围，铁路和公路沿线，都挖了封锁沟，有的沟深、宽各2丈，部分还引河水灌入。冈村宁次就任一年多以后，向大本营报告声称，他们强迫中国老百姓已累计新挖和完善封锁沟11860千米，为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6倍。

    冈村宁次的这套囚笼政策，是德克塞的堡垒主义再加上曾国藩对付太平军的办法，既有以攻为守的战略，又有以守为攻的战略，可谓攻守兼备。他把筑路挖沟、筑垒修堡结为一体，用来围困八路军；并吸取前几任华北日军首脑根据治安状况划分区域的经验，进一步明确：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建立各种伪政权，并村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强化日军的奴役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一步步走上伪化、特务化道路，广修封锁沟墙，筑碉堡，制造无人区，防止八路军的深入活动；对未治安区则以扫荡和军事进攻为主，摧毁和破坏抗日设施，袭击抗日的军政首脑机关。那时，中共最高领导机关远在陕北，华北现地的工作主要由彭德怀、左权等人负责。彭德怀说：“冈村宁次是一个比多田骏更为毒辣、更为老练的对手。他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他不出风头，不多讲话，对部下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是历来华北日军司令官中最厉害的一个。”确实，此人上任仅半年，就使八路军一时陷入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了，五台只剩阜平，大行只剩涉县、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加山东一个县，共剩6个县城。根据地人口只控制在1300万左右，为历来最低时期。对华北根据地发展的这段挫折和滑坡，彭德怀曾多次向中共中央检讨。冈村宁次称，八路军如附骨之蛆，药劲儿一过便又迅速生长，此顽症令他头疼。

    难忘啊！1942年。这一年，冈村宁次麾下的华北日军总共进行了75次扫荡，其中以冀中平原的“五一扫荡”规模最大。冀中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粮仓，华北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各机关、学校的给养多来源于此。这是冈村宁次发动五一扫荡的主要原因。另外，他发现冀中地区的主要河流子牙河、滏阳河、滹沱河和潴龙河，每年5-6月水量缺乏时，对交通构不成障碍，同时高杆作物的高度在5月份还不影响射击和部队通行。这次扫荡的方针是对冀中八路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包围作战，企图将八路军压缩到滹沱河、滏阳河与石德路三角地带，通过反复扫荡，消灭根据地的抗日力量，摧毁根据地设施，使之成为治安区。为此，冈村宁次下令以第1军清水规矩中将指挥的第41师团为主力，独立混成第9旅团一部、第110师团白泷部队，配署第26师团的坂本支队、骑兵第13联队和独立混成第7旅团小川部队等日军，加上伪军共约10万人，在第29独立飞行队的配合下，向冀中平原发动进攻。

    冈村宁次把这次大扫荡分为三个阶段。5月1日，为期10天的第一阶段扫荡，日军以第110、26师团，独立混成第7、9旅团一部及骑兵第13联队，分别向潴龙河、滹沱河以北地区，石德铁路以南地区扫荡。随后，从边缘地区逐步增加据点，向冀中的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等县中心区压缩，以求聚歼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由于部分八路军主力未能突破压缩包围圈，被迫退向根据地的中心区，陷入了被动局面。第二阶段，5月11日-6月初。冈村宁次将部队分为封锁部队与扫荡部队，形成“铁环阵”，对冀中中心区实行分割、清剿。11日，日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及骑兵第13联队分别合围晋（县）深（泽）、安平和深县以南地区。12日，又以奥村、池上部队向武（强）安（平）公路的东北地区合围。日军每次合围，都是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推行，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第三阶段，6月初-月底。冀中根据地中心区已被日军控制，冈村宁次的作战目标基本实现，随即转入全面清剿。日军在当地汉奸的带领下，到处捕捉分散斗争的中共党政军人员，建立伪政权。中旬，中共冀中领导机关被迫突围撤出。冈村宁次在北平宣布，对冀中的这次肃正作战结束。在为时两个月的冀中大扫荡中，该地区八路军共减员1.6万余人，其中主力部队占35％，地方部队占46．8％，区以上干部牺牲1／3。群众被杀、被抓达5万余人，造成冀中平原“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悲惨景象。

    日本法西斯在华北地区，特别是对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犯下的残暴罪行罄竹难书。1941年8月对北岳区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大扫荡，共有10多万间房屋被炮火摧毁或直接烧掉，5800万斤粮食和1万多头牲畜被抢掠，根据地群众累计有4800多人被杀、1.7万多人被抓走。日伪军在该地区制造了几起集体屠杀的血案：8月6日凌晨，盘踞在灵山的日伪军出动100多人包围了野北村。除部分青壮年冲出外，其余群众被日伪军驱赶到3个院子里，遭机枪扫射。这次暴行杀害群众164人，烧毁房屋107间。31日，日军在深源县东杏花村，将抓到的23名村干部和群众绑在木桩上，有的被开膛破肚，有的被刺死。有两人的头骨被砸开，取出脑汁，搀放在白玉米馇粥中熬煮，取名开脑粥，熬好后，强迫村民喝掉。事后，当地老百姓许多年不敢吃白玉米馇粥，有的连看也不敢看。9月22日拂晓，日军一个小队包围了曲阳县沟里村，将100多人赶到几间房屋中，点火烧房，冲出围困的群众又被他们抓获，其中有50余人被扔到一口井里，然后往下扔石头和燃烧的木柴，并向井下开枪、投掷手榴弹，将群众全部残杀。总之，冈村宁次日本法西斯兽军在华北的烧杀淫掠恶例，俯拾即是。

    此次日军的残酷扫荡，使冀中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冀中军区部队减员16800余人，司令员常德善、政治委员王远音、地委委员秘书长于时雨、30团团长萧治国，政治委员汪威等中高级指挥员在反扫荡中壮烈牺牲，群众被杀、被捕达5万余人，根据地绝大部分变为日占区和游击区。冀中军民在2个月的反扫荡战役中，共进行大小战斗272次，毙伤日伪军1.1万余人。

    【八路军总部】

    冀中五.一大扫荡不久，5月15日，冈村宁次又组织了对晋东南地区的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统率机关和消灭刘伯承的第129师。此前，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屡次巧妙地避开日军扫荡的锋芒。冈村宁次认为主要原因是负责讨伐的驻晋日第1军行动不力。他要求第1军好好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制定出针对性强的作战计划，靠前指挥作战。日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遵命将自己的战斗指挥所从太原搬到长治，制定了C号作战计划。该计划规定，第一期扫荡沁河河谷，第二期扫荡八路军总部驻地涉县以北地区，第三期扫荡第129师驻地涉县以南地区；其中，以第二期扫荡为重点。冈村宁次认为八路军之所以与国民党军队不同，能屡挫不败，就在于它的领导层意志坚强和富于谋略，因此要不择手段去直捣。在他的授意下，岩松义雄从第1军中挑选了200多名官兵，组成两支挺进队，以益于重雄和大川桃吉分别任队长，化装成八路军，捕捉八路军首脑。挺进队的分工是：益子重雄队袭击八路军总部，刺杀彭德怀、左权；大川桃吉队袭击129师师部，刺杀刘伯承、邓小平。每个队员怀揣彭左刘邓照片，自带给养和雨衣行囊，昼伏夜行，向预定地点突进。

    岩松义雄率领的大部队，先以近两个师团的兵力于5月15日向太岳区沁河两岸的东峪和马壁地区压去。驻守在该地的第129师386旅闻讯后立即向北转移。19日，日军向太行山北部的平定、昔阳、井陉、元氏、赞皇等地进击，控制了太北区的制高点峻极关。与此同时，东西两线日军向长治、武乡、辽县和武安进犯，企图向腹地之涉县、偏城进行合击。25日，万余日伪军从四面向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暂驻地南艾铺实行合围，彭德怀、罗瑞卿等大部分机关人员几经周折冲了出去；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却在指挥突围时，壮烈牺牲于辽县麻田十字岭。左权，原名纪权，1905年生于湖南醴陵县。1924年3月考入孙中山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同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2月加入中共，后被选派到苏联学习，先后入苏联中山大学、高级步兵学校深造。1930年回国后担任红军重要领导职务，长征时在占领施秉、抢渡乌江、飞夺沪定桥、跨过大渡河、突破腊子口和直罗镇歼灭战等作战中，均有重要贡献。他文武兼备、著译丰富，先后撰写过《埋伏战术》、《袭击战术》、《战术问题》等著作论文，是中国著名的游击战术创始人之一。抗战爆发后，左权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协助彭德怀组织和指挥了百团大战。自朱德于1940年夏初从华北前线返回延安后，“彭左”就代替了“朱彭”，成为八路军将士对自己前方最高首长的亲切称呼。左权阵亡，是冈村宁次向东京大本营表功的捷报，是他大肆宣传这次扫荡的战果之一。相反，它却使毛泽东失去了一位文武兼备的良将。

    延安枣园。25日午夜，毛泽东突然接到129师刘邓电报，八路军总部遭日军袭击，北方局机关人员分路突围。这份电报令毛泽东心神不安。刘邓来电，报告这个不幸的消息，说明八路军总部的电台已经和各方都中断了联络，彭德怀、左权等人的安全如何，仍然情况不明。毛泽东放心不下，一夜不曾合眼。彭德怀究竟在哪里？他不知道。此刻，他焦急地等候着太行前线的消息，为八路军将士的安全而担心。他从刘邓的报告中还得知，在八路军总部被袭击的同时，日军大川挺进队伪装八路军新编第6旅，也潜入了129师的驻地黎城县的会里村。刘伯承当时刚刚率部转移，前后只差几个小时；不然，129师也会遭受惨重的损失。现在刘邓是否甩掉了大川挺进队，他也不得而知。26日晚，毛泽东又是彻夜未眠。一天一夜熬过去了，毛泽东既没得到彭德怀的任何消息，也没有再接到刘邓的报告。现实逼着他不得不从最坏处去考虑，万一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彻底摧毁该怎么办？那种后果将要比皖南事变更严重。一辈子难忘的那个1942年5月25日凌晨，数万日军精锐部队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山西辽县麻田以东的南艾铺一带，被包围的还有野战军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及党校、新华日报社等机关数千人。129师一部也在合围圈中，刘伯承师长也是死里逃生。大约2万人在包围圈中。27日拂晓，毛泽东才接到电报。看完电报，毛泽东的眼角潮湿了，他为失去左权而感到悲痛万分。庆幸的是，彭德怀已经突围，八路军总部没有被冈村宁次一网打尽。电报还是由129师发来的。毛泽东即电刘邓转彭：

    感日5时电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殊深哀悼，瑞卿、立三已否脱险？甚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129师行动。如何望复。毛泽东、朱德。

    这天，朱德还挥泪写了《吊左权同志在太行山与日寇作战战死于清漳河畔》这首诗：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左权牺牲的所在地山西辽县，后来被边区人民政府更名为左权县，以志纪念。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被袭，左权和很多重要负责干部牺牲，是抗战以来八路军首脑机关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第129师在日军压迫下，也被迫将主力转到外线。一时间，华北日军的C号作战计划似乎得逞。由于晋东南地区已被日军所控制，毛泽东提出将八路军前总机关转移到晋西北，这样“不仅安全而且在等待时机中还可来往延安”。毛泽东还提出总部移晋西北后，将北方局取消，以北方局现有机构成立太行分局，邓小平为书记。对此，彭德怀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总结了总部在晋东南受损失的教训，认为他对敌人在战术上高度灵活变化估计不足，5月以来集中注意于日军对冀中的空前规模的扫荡，对日军同时发动对太行区的突袭警惕不够；总部、北方局机构与年俱增，非武装人员过多；根据地边沿民众发动不充分等等，这是他本人的失误。他认为总部转移晋西北只是为了避免损失，而对外和根据华北抗战的实际，总部仍在晋东南为宜；况且冈村宁次已开动一切舆论工具宣扬日军这次肃正作战的成绩，如果我们走掉，正好为他提供了佐证，从振奋抗战斗志和领导敌后作战之方便的实际出发，总部应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在晋东南。7月中旬，彭德怀的电报发到延安后，毛泽东同意了他的意见，同时决定彭德怀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

    经过1941年和1942年两次大规模肃正作战和一系列一般性扫荡，冈村宁次在华北初步得手。八路军正规部队被迫撤至更深远的山区，有些主力部队化整为零，以敌后武工队的形式留下来坚持斗争。由于根据地面积锐减，无法供应庞大的部队和各类机关的给养，出于这个最基本的原因，中共中央实行精兵简政。1942年在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中，贺龙的120师人数由3.5万缩减至2.7万；林彪的115师及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司令部三大机关由1万人精简为3500人；刘邓的第129师师直、第385旅、新1旅和各军分区，由原来420个单位减至269个单位，人员也精简了1／3。晋察冀边区动作稍迟，转年8月5日中共中央致电晋察冀分局指出：“你们现在只有80万人口的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其他能收公粮的90万人口是处在游击区中，而你们连马匹折合计算尚有8万多人脱离生产，这是不能持久的。目前你们应即下决心减去3万，只留5万，其中文武比例，应是文一武四。”于是，晋察冀边区又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精兵简政。

    1943年秋季，冈村宁次将方面军战斗指挥所迁到保定，亲自统帅对太行山脉共军主力进行了两个月的清剿作战。这次扫荡作战，是该年度华北日军一系列扫荡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冈村宁次认为对华北平原和盆地的作战已经得逞了，下一步就是打击躲至深远山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如果成功，华北的治安也就被彻底肃正了。9月初，冈村宁次在保定精心组织策划，把第36、69师团和伪军共4万余人分三线布置在东起白晋线、西至霍山的1百千米的正面上，并在西侧的同蒲线、白晋线构成严密的封锁线，妄图“迫使八路军背水作战，不降即亡”，将太岳根据地全部摧毁，建立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他还从各地抽调180余名军官前来观战。10月23日，参观团在临汾东北25千米的韩略村附近，遭到由太岳区开赴陕甘宁边区、路过此地的八路军129师第386旅的伏击，180多名日军军官，除少数几人侥幸逃脱外，全被击毙，其中有少将旅团长1名，大佐级联队长6名，其余皆为中队长以上军官。参观团的覆灭对日军打击非同小可，如此严重的事故自侵华战争以来还没有过。大本营对冈村宁次提出了严厉训斥，恼羞成怒的冈村宁次认定必是出了内奸，亲自对第69师团司令部及周围日伪人员进行了一次大甄别，结果将该师团长井上贞卫中将撤职，第1军参谋长调离才算完事。由于这次事件的影响，驻晋的日第1军情绪低落，同时，太岳根据地的八路军部分主力已分头向陕甘宁分头转移。11月中旬，日军草率收兵返回原驻地。

    到1943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整整6年了；战争到1941年底，已扩大到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日本国民开始尝到战争的真正滋味，战争需要大批的兵员，需要高额的战费，日本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已没了战争初期的那种狂热。日本国内这些情况，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国外战场，对日军参战官兵的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多年远征异国，亲眼目睹战争之各种惨状，使得一些士兵和下层军官对战争开始产生悲观情绪。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日军内部纪律松弛，抗命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出现恶性事故。驻山东的华北方面军第12军，发生数起士兵拒绝上前线，并殴打和枪击军官的事件，甚至导致了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及几名师、旅团长被解职。冈村宁次对渎职部属的处理从不手软，同时也有笼络人心的一套，特别是他的前任多田骏过去曾两度担任华北日军首脑，下面的关系盘根错节，这方面他更需小心。华北日军的旅团长、联队长级军官常年在区县驻守，一般没有机会来平津大城市游乐。他认为华北地区与一般战场不同，任务单一，专搞治安整顿，因而有改变一下气氛的必要；提议经常让这些中级军官来平津聚会一下，表面上布置共同研究课题，实际上向他们提供二三天换换心境的机会。而换心境的方法，不外乎饮宴逛景、肆意淫乐。实施的效果甚好，与会者皆大欢喜。经过连续几年各种规模的肃正作战，冈村宁次命令司令部幕僚编写了《剿共指南》一书，发给各个部队。对扫荡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诸如守备碉堡、警戒铁路、构筑工事、安排步哨、接近村落、进行搜索、乃至防备手榴弹等等，均作了具体规定。但是，尽管他挖空心思研究战术，企图彻底消灭华北的抗日武装，然而却无法克服兵力不足的根本弱点。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由盛转衰、兵力吃紧，不得不从中国战场上调兵增援，至1943年底，冈村宁次麾下已有5、6个师团被调走，占华北日军师团总数的近一半。剩下的部队守卫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干线犹恐不足，更不用说主动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了。

    八路军渡过了1941年-1942年的最困难时期，趁日军兵力空虚之机，又迅速获得了恢复和发展。捉襟见肘的冈村宁次手里没有几张牌好打，只得仰天长叹。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来临，东京大本营注意的焦点放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这是关系日本帝国的生死存亡，因为只有美国的海空力量才能直捣它的本士。在中国战场，日本对蒋劝降不成，军事打击的矛头又集中在国民党军身上。日军认为，只有打击国军，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如此一来，冈村宁次再也抽不出多少机动兵力，对八路军发动大规模的主动进攻了。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趁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此时，坐在北平翠明庄里的冈村宁次已经无计可施。

    想当初，七.七事变以来，冈村宁次是第6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华北方面军的前身是中国驻屯军。1901年，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参加国，在《辛丑条约》中，与各列强共同获得了从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驻兵权。10月正式编成清国驻屯军。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华民国成立，日本于1913年将驻军名称改为中国驻屯军。根据条约规定，它主要驻扎在平津和冀东一带。中国驻屯军与日俄战争后日本建立的关东军没有隶属关系。那时日本认为满蒙地区不能算中国，包括冈村宁次后来担任的那个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也无权指挥东北关东军。关东军是日本在满洲国的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在1936年6月以前仅有兵力1771人；之后，兵力近6000人，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海光寺。发动芦沟桥事变前后，日军开始向平津一带大举增兵。1937年8月31日中国驻屯军改编成华北方面军。到冈村宁次上任前的1941年7月，该方面军下辖第1军、12军、驻蒙军和直属第27、35、110师团及4个独立混成旅团，成为日本在中国最大的一个方面军，共约18个师团的兵力。华北方面军的司令部设在北平。沿着紫禁城外那条护城河向东行走，没多远便是翠明庄。翠明庄青砖楼房，绿色的琉璃瓦顶，中西合壁，别具一格。日军占领后，这片房子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几百米开外就有持枪荷弹的日本兵站岗，另有步兵游动哨，还设置了两座岗楼。这里就是冈村宁次走马上任的地方---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他要消灭华北的八路军。看到重庆系军队的作战已大致结束，但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这是多田骏留的烂摊子。在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驻地---北平翠明庄，冈村宁次集中一段时间分析了前任失误的原因，认为：华北方面军历来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缺乏确切定期的肃正目标，常常变成静止的防御。日军如不主动讨伐、扫荡和清乡，则中共方面也不进犯。乍看起来，相安无事，宛如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在双方共存期间，中共却在民众中秘密进行工作，充实其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即可一举转向进攻。百团大战就是例证。因此，日军施策的目标应是，采取主动进攻的、有计划的措施，划分地域，限定时间，巩固治安地区，隐蔽准治安地区的兵力，有计划进入治安地区，并以剩余的兵力向未治安地区挺进，使之向准治安区发展。最终目标是把华北1亿民众拉到日方。按照这样的步骤去做，于是有了冀中平原的大扫荡，有了山西八路军总部和129师的大转移。而今没了兵力，冈村宁次要搞扫荡，已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抗战时期，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等人在山西太行山战斗。八路军总部成为华北各解放区的指挥中心。太行山位于晋冀豫三省边界，重峦叠嶂，地势险要，西有吕梁山，北有五台山，南临黄河，东接冀鲁平原。毛泽东指出：整个华北战场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在日寇深入山西时，八路军的3个师，要分别深入太行山、吕梁山、五台山诸山脉，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战略基地。

    1937年8、9月间，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进入山西，奔赴抗日前线。从此，太行山上、长城脚下，燃起了熊熊的抗日烽火。八路军总部辗转驻扎在太行山的砖壁村、王家峪、北村、八路军兵工厂黄崖洞、麻田村。

    砖壁村座落在山西武乡县东部，距县城45千米，地处太行绝顶，山势雄伟，奇峰竞峭。登高远望，榆社、襄垣、沁县和武乡县城历历在目。1938年-1942年，八路军总部三次在此驻扎。砖壁村，前临沟壑，有一条便道，可缘崖盘旋而上，也可沿河迤逦而下，进约10千米就是交通要地蟠龙镇，素有“破壁天险”之称。八路军总部在村东北一组由玉皇庙、佛爷庙、娘娘庙、李家祠堂组合的建筑群中，坐北向南，占地1万平方米。1939年6月，八路军总部转迁至此，将庙宇略加整修使用，成为华北各解放区的指挥中心。1940年秋百团大战，就是由彭德怀、左权等在此部署和指挥的。中院有彭德怀亲手植的“将军榆”。左权住在奶奶庙正殿，他的小女左太北就是在这里过的满月。殿中一张简陋的木床上，整齐地放置着一套整齐的真丝织锦棉被，棉被上放着朱德赠给左权结婚时的—条草绿色军毯，床上方挂着一张左权全家照。奶奶庙外、朱德窗后，有一个朱德帮村中百姓碾米的“连心碾”，村北绿树丛中有一个“八路池”，山崖下有一口“抗日井”，村南沟有一条“军民坝”。这些都是朱德利用战争间隙，带领总部指战员为百姓修建的。

    王家峪村在武乡县东部胚县城35千米处。周围崇山峻岭，沟壑深幽。朱德、彭德怀和左权，还有129师刘伯承、邓小平，均于1939年11月至1940年6月在此驻扎。中共中央华北局也在此配合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开辟、创建、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正是在这里，朱德、彭德怀等接见了毛泽东派来的柯棣华、爱德华等国际友人，指挥了135次大大小小的战斗，震撼全国、闻名世界的“百团大战”作战方案也是在这里研究制定的。朱德在此奋笔“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

    潞城县石窟乡北村有一座四合院。那是八路军总部。

    八路军兵工厂黄崖洞。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个战斗班只有三五条枪，有的战士不得不用古老的长茅和大刀同敌人拼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5月成立了军工部，决定将韩庄修械所搬迁到地形非常隐蔽的黄崖洞，扩建八路军兵工厂。 黄涯洞兵工厂的位置非常隐蔽，从两山之间的缝隙走进，进入眼帘的就是削壁千丈的悬崖。这是左权寻遍了太行山的每一座大山，最后看中，才将兵工厂厂址选择这里的。八路军的55式步枪、81式步枪、79式步枪、50炮、马尾弹、手榴弹、迫击炮等都是在这里生产出来的。

    麻田镇地处晋冀豫三省要隘，东出邯郸，西达太原，北上阳泉，南下长治，易守难攻，有“晋疆锁钥，山西屏障”之称。1937年11月，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率领八路军进驻辽县(今左权县)西河头村，麻田镇就成为根据地的前沿。1940年11月7日，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军工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局党校、新华社华北分社、鲁艺艺术学校以及129师司令部等机关，移住麻田镇周围，使这里成为前方抗战的活动中心，被誉为太行山的“小延安”。麻田镇南端是八路军前方总部、总部机关、邓小平住居、左权住居和杨尚昆住居。朱德、彭德怀、左权、滕代远、罗瑞卿、刘少奇、陆定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杨秀峰、薄一波等都在这里领导人民进行过抗日斗争和革命活动。

    1938年4月初，日军以3万兵力分9路向晋东南地区进攻，企图消灭八路军主力，吃掉八路军总部，摧毁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八路军129师避其锋芒，于16日在武乡县长乐村将钻进口袋阵的3000日军截为数段，围而歼之；然后又乘胜追击，在高平县附近歼敌千余。此役歼敌4000余人，收复18座县城，粉碎了敌人9路围攻，为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敌后武工队】

    1942年，日寇10万精兵，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给这里的军民造成很大损失，使这一带的抗日活动转入地下。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冀中军区九分区派遣魏强、贾政参加敌后武工队，杀回冀中，钻进敌人心脏，开展敌后工作。魏强、贾政在南峪找到武工队队长兼政委杨子曾。魏强被任命为第一小队队长，刘文彬为指导员，蒋天祥为第二小队队长。他们看到：三光地区的哈巴狗、侯扒皮和刘魁胜三个汉奸，是保定宪兵队队长松田的心腹；在东王庄，一次就杀害了170多个村民，罪行累累；必须首先打击他们，搞个政治攻势，动员群众积极抗日。于是，40多个精悍的武工队员，首先闯到侯扒皮所守的中间镇，决定炮轰炮楼，狠狠打击他的气焰，使他恐慌不安，也使百姓们精神振奋。这时，魏强率领的小分队，与杨子曾和蒋天祥等分别来到号称“小延安”的西王庄住下来，得到堡垒户赵河套及群众的精心掩护。三个多月，他们频频打击敌人，搞得敌人日夜不宁，而松田和刘魁胜组织的联合清剿队，连一点武工队的影子也摸不到。有一天，武工队刘太生出去刺探敌情，同联络员取得联系，在回来的路上结识了黄村的何殿福，知道他弟弟也是八路军。他们正走着，却被两个清剿队员盯上了。刘太生机智地打死一人，活捉一人，占据了井台上有利地形，同四面围上来的敌人英勇拼搏，打死许多敌人，然后下到井里，从地道回到村里。松田亲自率领日伪军向井台猛烈轰击，井台四周火光冲天。当他们攻至井边，一无所见，下井捞尸，一无所获，松田只得沮丧而回，心中却对刘太生的下落疑虑不定。刘太生安全回到魏强的住所，看到区妇救会长汪霞等皆在，就讲了刚才的情况，并把取回来的信交给魏强。

    第二天，魏强与刘太生化装成商人，一前一后，按信上的要求去见杨子曾。路上，前边的魏强被20来个警备队员纠缠住，魏强乘机拽出暗藏的手枪，打死敌人的小队长和几个队员，趁敌慌乱之时，滚进旁边的交通沟。后边的刘太生立即朝追击魏强的敌人开了火，与魏强夹击敌人，没被打死的伪军慌忙逃命而去。魏强见到杨子曾，才知道，为配合山里八路军的反扫荡，县委命武工队吃掉增援日军的侯扒皮和哈巴狗的队伍。在回来的路上，魏强和刘太生机智地救出一批被伪军抓去的民夫。第六天拂晓，魏强的小队埋伏在一片坟地里，躲过了日伪军两辆警车的武装侦察，消灭了打前阵的10多个鬼子兵，刺死曹长一撮毛，几乎活捉哈巴狗，待松田和津美联队长率领400多日军前来增援时，小分队已无影无踪。津美看到一个接受小分队包扎的日军伤员，气急败坏地一刀刺死了他，下令将高保公路两侧200米内的树木、麦子、坟丘全部除掉。魏强让表面上给敌人当伪保长、实为我军联络员的李洛玉去挑拨大冉村的警备小队长王一瓶，抗拒了津美的指示。不久，敌人向百姓征收新粮，给百姓带来巨大负担。魏强先是领人智夺了粮车，后又去哈巴狗新到的中间镇，通过关系，内外结合，偷偷运回了被敌强征的新粮、交还百姓，保住了人民的劳动果实。这时，哈巴狗和侯扒皮被调到黄庄，仍然敲诈百姓。魏强和贾正等人，在市集上打死正在欺压百姓的侯扒皮，并向哈巴狗发出严重警告，令其取消征收红松木料的决定，被欺侮的伪保长和百姓都受到了鼓舞。日伪军不断遭到打击，松田任命刘魁胜为队长，成立夜袭队，专在夜间搜寻武工队，骚扰百姓。由于对夜袭队的活动一时摸不到头绪，武工队在几次遭遇中都有损失，只好暂时撤离三光地区。不久，他们又在保定南边的马池村成功地打击了夜袭队。战斗中，刘太生临危不惧，拉响手榴弹，同围攻他的3个敌人同归于尽。刘魁胜在我军地下联络员郭洛耿家埋伏起来。敌人没有抓到一个武工队员，便来到平康里的妓女贵妃那里。当场和保定南关车站副段长万士顺发生矛盾。万士顺怀恨在心，挑拨刘魁胜和站长小平次郎的关系。小平次郎乘刘魁胜再次去贵妃家时，与万士顺一起，痛打了刘魁胜。魏强和刘文彬利用敌人的这种矛盾，由魏强率领贾正、李东山、赵庆田等8名武工队员，冒充夜袭队为刘魁胜报仇，奔袭车站，打死副站长万士顺和另一个日本人副站长，还打死了一些日本士兵，然后教训全体俘虏，让他们转告小平次郎，待他开会回来后一定去找刘魁胜。代理宪兵队长坂本听了小平次郎的报告，立即带兵血洗了夜袭队的队部。当他知道中了武工队的计后，心中懊悔莫及，被松田队长调出了保定。冀中军民却欢天喜地，庆贺武工队的成功。不久，魏强等人协助汪霞等区县干部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范村治服了阳奉阴违的不法地主周敬之，打击了他的反动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争勇气，巩固了运动的成果。敌人重新组建夜袭队，但在黄庄渡口却又遭到魏强等人的沉重打击。松田大骂刘魁胜无能，亲自去清剿武工队。然而，这时的武工队却早已闯进了保定，住到了警备队旁边的铁路工人金汉生家里。这时，革命后代郭小秃已混入黄庄炮楼当了勤杂工，并取得了哈巴狗的信任，当了他的随从，为魏强获得了许多情报。魏强领着武工队，让小秃作内应，机智巧妙地拿下了黄庄炮楼，活捉了哈巴狗和王一瓶等。可惜哈巴狗乘夜逃跑。汪霞在黄庄渡口受伤后，在田家桥梁玉环家养了两个月的伤，得知梁玉环的母亲被日本兵杀害了，而她弟弟梁邦却在不久前被逼，当了夜袭队员。她与魏强商量后，决定争取梁邦反正。梁玉环和丈夫田常兴非常高兴，决心协助魏强和汪霞作弟弟的工作。梁邦回田家桥奔丧，终于被说服。他与武工队积极配合，借路祭的机会，一举打死杀害梁邦母亲的日军曹长，打死许多日军，没死的日军全当了俘虏。武工队夺取了炮楼，缴获大量战利品。哈巴狗逃回保定，通过老婆和刘魁胜的关系，受到松田赏识，当上了夜袭队员。这时敌人在平汉线上集中重兵进行清剿，松田让哈巴狗领人破坏他逃跑时见过的地道。魏强和刘文彬决定借刀杀人，让鬼子去杀哈巴狗。这天，哈巴狗领着龟尾少佐进了他逃走时的小庄子，早已做了充分准备的武工队，领着百姓安全转移，又巧妙地到处打击敌兵，4、5十名日军被打死，敌人仍然摸不到武工队的影子。龟尾的一条胳膊被打断了，帽子被打掉了，他见哈巴狗拾起帽子的谄媚丑相，想起今天的惨败，想起松田暗中怀疑哈巴狗已投降八路军的指示，一枪打死了这个死心塌地的汉奸。而这时魏强领导的小分队却化装成日军，在敌群中从容走掉，并且火烧了梁家桥炮楼子，给敌人沉重打击。松田恼羞成怒，百般挣扎，亲自率领几百名鬼子兵包围了酉王村，集合全村百姓，让他们交出武工队。刘魁胜当场杀死了不肯说出武工队下落的一位老大娘和河套大伯。没有来得及转移的刘文彬为了保护乡亲，便从群众中走出来，说自己是武工队员。一时间，群众纷纷说自己是武工队，以保护刘文彬和没有来得及撤走的汪霞，使敌人辨不清真假。然而，夜袭队突然送来被痛打而叛变的武工队员马鸣，致使刘文彬和汪霞被捕。敌人对他俩软硬兼施，却无法让他俩投降。于是敌人就放出风说他俩叛变了武工队。实际上他俩一直在揭露和痛斥松田、刘魁胜，大闹“宴席”，痛斥马鸣，敌人无奈，把他俩改押到南关监狱。魏强对他俩在狱中的表现一清二楚，在上级的指示下，在内线关系的协助下，一举劫持了押解警车，救出了刘文彬、汪霞和另一个因马鸣告密而被捕的同志。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接近了。魏强根据上级指示，决定逼近保定市区活动。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控制了15号炮楼，在炮楼头目田光的配合下，把巡视途中前来炮楼避雨的松田和刘魁胜活擒了。松田在被押解途中，投河自杀，刘魁胜在东、西王庄召开的公审大会上被枪决。正在这时，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人们沉浸在欢乐之中。

    在抗日战争中，由于有敌后武工队，中国的民兵在战争史上创造了奇观。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游击战，大显神通，大显神威。在党的领导和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在主力部队的指导和帮助下，各根据地的广大民兵和自卫队，活跃在敌后广阔的战场上，依托高山密林、江河湖泊、平原地道和青纱帐，到处摆开了杀敌的战场。原始的大刀、梭标、斧头，自然界的水、火、石头，都变成了杀敌的武器。他们以惊人的胆略和无穷的智慧，在人民战争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生动活泼的活剧，创造了许多灵活巧妙、神出鬼没的独特战法，把日本侵略者打得晕头转向、丧魂落魄、顾此失彼、疲於应付，像一条野牛陷入人民战争的沼泽泥潭不能自拔。

    麻雀战。这是民兵在抗战中经常运用的一种主要和基本的作战方法，也是最能发挥民兵特长的游击战法。其基本特点是以少量民兵组成战斗小组，出没在山野密林、狭窄隘口、街头巷尾、地道暗洞、青纱帐里，像麻雀啄食一样，东一枪、西一枪，忽聚忽散，忽来忽去，一会跳到这里，一会跳到那里，出敌不意，扭住敌人，一阵猛打。敌人反击时，就立即撤离，消失得无影无踪；敌人撤退时，就呼啸而来，枪声大作，杀声四起，使敌人打又打不著，追又追不上，甩又甩不掉，吃又吃不好，睡也睡不著，陷入心神不宁、狼狈不堪的苦境。

    麻雀战打得最出色的，就是全国民兵战斗英雄李殿冰领导的北岳区曲阳县尖地角村民兵游击小组。在1943年的3个多月里，他们先后对敌作战27次，打死打伤日伪军200多名，缴获步枪3支、电话3部、牲畜47头，战利品一批。

    【冀中地道战】

    一、冀中的地道战发源于冉庄。

    抗战中期，由於日寇加紧对抗日民主根据地残酷的“扫荡”、“蚕食”、“清乡”，处在平原地区的抗日军民，没有山林和水泽可依，於是就发明了纵横交织、户户相通、村村相联、不怕水淹、不怕毒气，既能藏，又能打的地道战，成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一大法宝。仅1944年冬季，各抗日根据地的平原地区就挖地道达1.25万千米，成为抗击日寇的一条伟大的地下长城。冀中清苑县冉庄民兵，就是因为运用地道战打了许多漂亮仗而驰名中外。他们先后作战157次，其中进行地道战17次，依托地道进行伏击、追击战斗55次，配合地方武装出村作战85次，共毙伤敌267名。当时，日伪军曾传出这样的禁令：“宁绕黑风口，不从冉庄走”。

    冉庄位于河北省保定市西南30千米处，属冀东抗日根据地领导，是通往平西、平北根据地的必经之路。1937年七•七事变后，9月日寇占领保定，在冀中平原各村横冲直闯，抢夺粮食，抓鸡捆羊，哪个村反抗就用武力制造惨案。因怀疑蠡县村民破坏公路，日军把附近村的青壮年关在一起，投放瓦斯，两次共毒死80多人。蠡县惨案发生后，附近各村村民开始四处躲避日军。冉庄村民挖地道就是因此而起的。有次鬼子进村，一位老大娘来不及跑，就下到白薯窖躲起来。后来，村民们发现藏地洞比上山还保险，于是家家晚上偷偷挖洞。但由于汉奸告密，村民挖洞的事很快被日本人发现。藏在野外洞里的党员、干部很多被抓，藏自家地洞里的村民，也被日军拉出来毒打。冉庄人为了保存自己，抗御日伪军，派人站岗放哨挖地洞。1938年秋收过后，田里只剩下光秃秃的麦茬。广阔的冀中平原，几里之外就能看见人影，没处藏躲。不到10岁的李恒彪带领抗日儿童团，每天在村头高房上站岗放哨。他们知道，此时大人们正在家里挖地道。

    单口洞没有出口，一旦被发现了就像被拎的小鸡，没法扑腾。单口洞行不通，村里相熟的两家尝试把自家的地洞连起来，形成双口洞。这样即使敌人发现一个洞口，还可以从地道的另一头跑掉。后来参与的村民越来越多，双口洞演变为多口洞。从单口洞到双口洞，再到多口洞，是敌人逼出来的。地道由简单到复杂是人民与日伪军反复较量的结果，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1939年初，中共蠡县县委书记王夫指示，选群众基础好的村，在偏僻院落挖多条秘密地道，且院院相通、家家相连，敌人来时便于躲避。村民们在挖掘过程中也不断改进，有的村发明了连环洞，即洞下有洞、洞中有洞、有真洞、有假洞；敌人逼问时，领敌人去假洞，藏在真洞里的党员、干部趁机转移。

    1940年5月，冀中大地到处是一片片金色的麦浪。夏收在即，但冉庄村民却高兴不起来。每天听到的消息都是哪个村被占领了，哪个村遭到屠杀，家家忧心忡忡。此时，日军在冀中已占绝对优势，近三分之二的根据地变为敌占区，日本集中兵力进行“大扫荡”，在冀中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李恒彪的父亲也在大扫荡中被杀害。老百姓人心惶惶。但倔强的母亲将李恒彪送到民兵连，成了村里最小的民兵。在日军的高压下，游击队和民兵坚持斗争。1941年春，蠡县辛桥据点30多名日伪军出动扫荡，刚进辛桥村口，埋伏的游击队一阵排子枪和手榴弹打倒了7、8个敌人；待敌人拉开架势准备反击时，游击队已钻入地道无影无踪。当敌人撤退时，游击队又从野外的地道钻出，从背后一阵猛打，将这股敌人击退。不久，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派工作组到蠡县考察，随后冀中党委书记黄敬、司令员吕正操把蠡县地道战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对地道战大加赞赏，指示要从当地实际出发，把地道战战术发扬光大。
  
    1942年之前地道挖掘主要是群众自发。3月冀中军区发布《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后，冀中各区开展群众动员，掀起了挖掘地道的高潮。至1943年底，冀中五个分区70个村庄打洞164个，其中24个村共挖掘29条地道，总长约4400米。县委干部在冉庄临街的高房上召开“指划会”，指导村民按画好的地道走势图挖。地道既能藏身，还能打鬼子！在党员、干部的动员下，冉庄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挖地道挖得连饭都顾不得吃，墙边地头放着贴饼子、窝窝头，累了、饿了，吃一口继续挖。少年李恒彪已是挖地道的主力了。他总结挖地道的方法：先掏一个斜坡，右脚往前一步挖土，后退一步出土。地道挖出后，两肘向两边伸平，低头能在里面跑，就算合格了。地道经常两边同时开挖，快打通时，能听到对面镐头咚咚响。这时候两边都铆足劲抡镐头，都想自己一镐凿出个窟窿来。窟窿凿出来了，两边的人争着探头，乐得哈哈大笑。冉村的地道越挖越多，主干线连接所有的高房工事，支线延伸到村里的胡同小路，所有村户都能就近钻入地道。地道内的卡口、翻板、地堡、暗室等工事按地形和距离定位，锅台、炕面、水井等都是伪装的出入口。有了战斗地道，老百姓心里有底了。李恒彪说，从此部队回来了，工厂、医院、报社、电台也搬进了地道。

    那年夏天，冀中24团作战参谋刘居仁与日军扫荡部队在中闾一村子狭路相逢，他匆忙躲进地道。日军骑兵从地道上方驰过，嗒嗒的马蹄声如同雷响。人们担心战马把地道的顶盖给掀起来。24团分散在各村地道中，战斗时集中，打完又散开，让日军摸不着行踪。参谋刘居仁说：“一次要向团长汇报，换了三次接头地点，最后在一个水井地道里找到他。”日军报告中称：“部队在行动中经常受到来自住房窗口、墙上、丘陵树林中的突然射击。偶而发现敌人，紧追过去，却无影无踪……总像是在和鼹鼠作战，旷费时日，真想举手服输。”日军采用放火、放水、放毒等办法对抗地道战。定南县北疃村，日军向地道入口充放窒息瓦斯，隐藏在地道的800多村民全部遇害。抗日军民总结“血的教训”，在洞口修筑陷阱、埋设地雷、插上尖刀；还在洞内设有卡口、翻板和防毒、防水门，敌人放水时将水引入地下井，敌人放毒时直接将通道堵死，从另外出口逃生。这样，地道便成了进可攻、防可守、退可走的地下长城。

    1943年，地道的战斗功能逐步完善。地道中设置射击孔、陷阱、翻口，使地道从军民的隐蔽所发展为奇袭敌人的战斗设施。射击孔分布于地道支线连通的墙基下、夹墙里、门槛后等交通要道处，备有立射或坐射的单人射击设备，为保证射击准确还备有掩体。地道入口的下端往往设有陷阱，陷阱上面覆盖一块活动翻板，底部倒插着尖刀或埋着地雷等爆炸物。翻板平时用木棍支撑，可以走人，但敌人进入地道时就将支撑翻板的木棍抽开，敌人踏上翻板则掉入陷阱。两条或多条地道的连接处设有翻口，即带轴的木板或石板盖，当翻口翻过一定角度后，即堵死某地道而开通另一地道。利用翻口，可诱导敌人进入陷阱或死胡同，再通过两侧的枪眼狙击敌人。3月，灵寿的日伪军200多人包围了正定县高平村。拂晓，敌人开始进攻，群众已进入地道，民兵游击组、爆炸组利用地道工事监视敌人。当敌人进入地雷阵时，先后两次拉响4枚地雷，炸死20多个鬼子。敌人吓得在街上乱跑，又接连响了9个地雷，加上手榴弹和冷枪，打得敌人乱跑乱窜，防不胜防。至中午，敌人伤亡40多人，狼狈逃回据点。从此，地道战进入一个新阶段。冀中和冀南一些地方，逐渐形成了房连房、街连街、村连村的地道网，不仅能藏能躲，还实现了地道与地道、地道与村落、村落与村落的联防作战。在游击队的配合下，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战遍地开花，正定、北侯、饶阳等地均出现以少胜多的战例。李恒彪经过这几年战斗的磨练，也成长为一名村民兵连骨干。他脑子快、身手灵，经常“猫”在暗处等敌人进入射击范围，一打一个准。1944年底，冀中地道以保定中东部为中心，覆盖周围直径130千米。

    1945年春，日伪军调集2000兵力，进犯冉庄。进村后，见四处空无一人，东冲西撞的日伪军盲目射击。此时，李恒彪与战友正躲在学校东门的工事里，从射击孔观察敌情。见敌人到了，李恒彪突然猛拉地雷绳索。“轰”的巨响，李恒彪和战友们迅速分头绕到敌后的枪眼射击。经过6个小时激战，冉庄民兵以轻伤1人的代价毙伤日伪军33人。8月，日本宣布投降。冉庄附近的日寇据点几乎都被八路军和民兵“拿下”，只有聚集在张登据点的日军还在负隅顽抗。县武装队得到任务：拔掉张登据点，为解放保定扫平道路。张登据点的防护极为严密，炮楼周边的沟4米深，4米宽，高处还有敌人监视射击。没有重武器，攻打炮楼几乎不可能。县武装队想出一个办法：把地道挖到炮楼下，用炸药轰倒炮楼。村里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轮流上阵，只花了两个昼夜就将地道挖到炮楼脚下。地道挖好了，但谁去点火？如果人还没钻出来，炸药就起爆，人很可能会牺牲。最后是李恒彪、张炳奎和刘大雨主动请战去的。他们做好了牺牲的心理准备。凌晨时分，进地道前，三人向乡亲们招招手，说：“如果我们出不来，一定要把我们挖出来送回冉庄。”2千米长的地道，漆黑一片。三个人一人抱一桶炸药，深一脚浅一脚走着，边走边聊，议论着抗战胜利后干啥，一会就走到头了。准备点燃导线时，三个人都沉默了。导线看着挺长，但谁也说不好啥时候烧完。三人谁也不肯先走，他们决定一起撤。“跑！”三人同时点燃了导线，然后使出浑身力气猫着腰猛跑。刚刚钻出地面，一声闷响，大地震动，不远处的炮楼摇晃起来，将倒未倒。炮楼内的伪军和鬼子大乱，纷纷外逃。区小队、县大队早在路上等着呢，打了一场痛快的伏击战。那是冉庄人和日本人打的最后一仗。

    胜利了！迎着初升的太阳，李恒彪唱起了《东方红》，田边的麦叶上，亮晶晶的露水闪烁着胜利的喜悦。

    此外，太行地区磁县山底村民兵、晋察冀地区满城县石井村民兵、北京市顺义县焦庄户民兵，都是利用地道战取得辉煌战果的英雄群体。民兵们曾用打油诗颂扬地道战：“地道好，地道妙，打了敌人钻地道；明里打，暗里挑，消灭敌人最可靠；鬼子气得干瞪眼，抗日军民哈哈笑”。

    二、美国记者眼中的冀中地道战。

    地道的出入口、出击口、翻口、陷阱、暗枪眼……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哈里逊•福尔曼怎么也不会相信，静谧的村庄下，竟有一个庞大的阵地体系。福尔曼是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1944年9月中旬，他随采访晋绥根据地的中外记者参观团观摩了八路军发起的汾阳战斗。“地道由许多人工洞口连通起来，形成一串竖直或倒置的U字形。在里边自卫，只要一根垒球棒就够了。”福尔曼用美国式的想象对地道战赞不绝口。

    地道战最初出现在艰苦的冀中敌后。冀中的“吕司令”吕正操，正是这一特殊战法的倡导者。日军在占领区大筑碉堡、炮楼和公路。冀中根据地军民“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不得不创造出这种特殊的战法。1938年前后，冀中的蠡县、清苑等地出现了地道。开始是只有一个洞口两三米深的地洞，修建在野地，俗称地窨子。地道战模范村冉庄的地道越挖越深，防护越来越强。1942年，地道战在平原上星火燎原般地开展起来。1944年冬，冀中地道已超过1万千米，从冀中到晋绥乃至整个华北敌后。仅宋庄利用地道就打死打伤日伪军1200余人，其中包括真渤特区新任司令官坂本旅团长。吕正操说：“大地变成了日伪军的死亡陷阱。”日军惊呼：“冀中出现了奇幻战争！”冉庄附近的日军经过多次失败后哀叹：“宁绕黑风口，不从冉庄走。”采访过晋察冀根据地的美国记者亚•诺尔曼在文章中说：“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战争是一种坦克、飞机、舰船和大炮的史诗式的斗争。我却从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归来，在那里，他们是从布满机关门洞和秘密入口的隧道进行战争的。”谁也没想到的是，不出10年，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也遇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道战”---杨成武把这一战术用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挖了长达1250千米的坑道和6250千米的各种堑壕、交通壕，在阵地战中歼敌53.32万敌人。

    三、破袭战是广大民兵和群众创造的又一战法，它不仅适用於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信联络，如公路、铁路、桥梁、车站、码头等，而且适用於对敌人的仓库、工厂、矿山等进行破坏和袭击。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民兵经常以隐蔽、突袭的战斗，配合正规军对敌人的铁路、公路和交通枢纽进行破坏，挖路基、扒铁轨、炸桥梁、打火车、割电线、平围墙、阻河道、毁码头等等。有些地方在一夜之间就出动几万或几十万民兵和群众，把数百千米长的铁路、公路全部破坏，将电线割断，电杆锯倒，使敌人的交通和通信联络陷於瘫痪。

    1939年，安徽省肖县出动20多万民兵和群众，参加了陇海铁路大破袭，一夜之间将50多千米的铁路全部拆掉，枕木、铁轨、和电线、电杆一起运回根据地，日寇被迫停车10天，使其西运计划流产。

    在著名的百团大战中，仅冀中的民兵和群众，就有35万人参加了破袭敌交通线的斗争。1941年至1945年间，晋察冀全区共捣敌伪碉堡1140多座、炮楼300多个，炸毁敌汽车360多辆、火车头40多个，破坏公路3.76万千米、桥梁730多座。
四、围困战是民兵对敌人的据点和碉堡实行封锁，把敌人围困在据点和碉堡里，使其没吃没喝、走投无路，最后将其挤跑、赶跑或歼灭。太岳沁源围困战，就是广大民兵和群众围困封锁、制服敌人的一个典型战例。1942年9月，日寇纠集了1万多人，分14路进犯只有8万人的沁源县抗日根据地，并在沁源县城安了据点，妄图把沁源划为“剿共实验区。这里的民兵在敌人到来之前，一面把人民群众转移到山里，一面实行“坚壁清野”。敌人占领沁源县城后，见不到人，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一切供应全靠外地。广大民兵和游击队又密切配合，到处截击、袭击敌人的运输队。无奈，敌人只好外出四处抢粮，可又遭到游击队和民兵打击，只好呆在据点杀马充饥。这场围困战，经过两年多的时间，终於把敌人困出了沁源县城。期间，沁源民兵共作战2700多次，毙伤俘敌4250多名，涌现出了民兵杀敌英雄100多人，爆破能手200多人，沁源县获得了民兵对敌斗争“模范县”光荣称号。

    五、伏击战。一般分为待伏与诱伏两种。待伏，是在得知敌人出动的兵力、时间和必经之路后，预设埋伏，待机歼敌。1944年农历4月的一天，太岳区安泽县风池、高壁等地的民兵，获悉日寇骑兵运输队要给府城的敌人送粮弹，便在距府城西12千米的柳寨村做好埋伏。当鬼子的运输队进入伏击区时，地雷轰轰地爆炸起来，一时浓烟滚滚，杀声四起。仅七八分钟时间，33个鬼子就被消灭了32个，只有一个受伤的逃进了府城据点。诱伏，就是先以主要力量在有利地域设伏，然后以少数民兵诱敌深入，等敌人进入伏击圈将其歼灭;或者佯攻一个方向，引诱敌人前来增援，在路上伏击敌人。冀南区隆平县民兵自卫队在河上伏击鬼子汽艇。山东平原县塘坊民兵伏击日寇一小股机械化部队。他们都是采用伏击战法。

    抗战8年中，广大民兵和游击队还创造了窑洞战、联防战、捕捉战、水上游击战、拔点战、攻心战。这些神奇巧妙的战法，对於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主力作战，粉碎日寇的清乡、扫荡、蚕食，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民兵地雷战】

    冀中平原除了地道战，还有地雷战。地雷战花样百出，吓得日伪军胆战心惊。

    随着日寇扫荡、蚕食的日益残酷，1940年冀中人民又创造了新的游击战---爆炸战。最初，安新县东寇村、西寇村的民兵把手榴弹埋在公路旁，用绳索拉火，炸死日军数名。此后各地注意研究用生铁、废铁、水壶和坏手榴弹制造地雷，开展爆炸战。因为地雷战需要技术，所以必须加强训练，开办训练班。

    1940年春，河北省安国县东赵、西赵两村的民兵，在反扫荡中把两枚手榴弹埋入地下，炸死了两个敌人。於是，各村纷纷效仿，利用废铁壶、瓷瓶子、瓦罐子等，装上炸药，以杀伤来犯之敌，取得了显著的战果。此后，各地民兵就地取材，土法上马，制造了铁、木、石、瓷地雷等，发明了拉火雷、踏火雷、电火雷、定时雷、连环雷、绊雷、跳雷、飞雷等几十种埋雷方法，各式各样的地雷和雷阵，对於打击运动之敌、杀伤扫荡之敌，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取得了赫赫战果。

    北岳区阜平县五丈湾村著名的民兵爆炸英雄李勇和他的爆炸组，利用地雷战先后炸死炸伤日伪军362人，炸毁汽车25辆。

    山东海阳县赵?村的赵守福和於化虎，带领民兵用地雷战炸死炸伤日伪军303名的事迹，全国闻名，威震敌胆。

    1941年2月，蠡县七区人民武装委员会首先开办训练班。5月份七区多数村民都会制造黑色炸药的土地雷了。地雷战的特点是：消耗少，收获大，哪怕敌人再多，也能以少胜多；铁路沿线普遍开展地雷战，是进行破坏交通的有效方法；依靠地道使用爆炸，可准确袭击敌人，用以伏击封锁敌人，易隐蔽自己，不易为敌所伤，并且可以不分昼夜地威慑敌人，有效地阻止敌人的袭击。开展家家户户的爆炸运动，使敌人防不胜防。地雷战有多种形式。当获得敌人的确切情报，知道敌人的出动时间、动向、兵力时，就抓紧时间到敌人必须经过的路口埋设地雷，待敌人经过时炸伤敌人；也可布雷在敌人必须经过的道路两旁，待敌行军到此，以少数民兵鸣枪袭击，敌人必然会抢占有利地形而遭炸。

    同在1941年2月，无极敌人到石家庄去邀戏班，藁城民兵获得消息，即在正无公路埋伏四颗地雷，结果炸毁汽车1辆，炸死、炸伤日伪军20多人。打伏击时，对小股步兵进行武装袭击，在敌人经过的路上埋设拉火雷或者电火雷群，待敌进入埋伏圈、接近地雷，首先拉响地雷，予敌以有效杀伤，而后迅速冲击，很快歼灭敌人。伏击战运用爆炸，多设连锁雷，或子母雷，拉一个响数个，干脆利落地消灭敌人。民兵还创造了诱逼爆炸法。事先布雷于敌据点附近道口或道旁，而后以少数民兵袭击据点，诱敌出动，待其接近布雷区后，利用优势地形抗击敌人，逼敌人抢占已布雷的隐蔽地形，随后拉响地雷。4月，藁城县民兵在滹沱河北岸四公村附近小岗埋设地雷。游击小组占领四公村后，一组民兵去袭扰敌人，打了一阵土炮。敌人果然出来追击。我方向敌射击，敌人即抢占高岗，结果炸伤敌人10余名。诱敌方法还可以晚上到附近敌区开会，诱敌次日出击，从而消灭敌人。无论哪种方法都灵活变换，虚实不定，让敌难以抓到规律。冀中民兵就是这样利用爆炸开辟新地区或反抗敌人蚕食。他们在敌来我往的游击区，或是刚被敌破坏的地区，经常布置地雷，压制敌人，使敌人不敢常来，甚至不敢再来，进而变游击区为我占区。二区唐家庄自1941年2月后就开始被敌蚕食。敌人常到该村抢掠骚扰。后来在人民武装委员会领导下，建立了爆炸封锁线，敌人一来即遭杀伤，逼得敌人不敢再来了。

    广大群众创造了不少巧妙的爆炸方法，仙人脱衣、食盒爆炸、标语爆炸，五花八门。蠡县六区民兵在乡村送礼的食盒里装上炸药，拉火线加在食盒盖上，制成食盒地雷，送到岗楼附近的日伪军据点，当敌人刚一揭盖，即被炸得粉碎。至于标语爆炸，各地民兵在敌区或我占区张贴“打倒日本”等标语，标语后面的墙上设置地雷，装上杠杆触发雷，标语一动就要爆炸。通过政治攻势和实际爆炸，制造强大的爆炸声威，威胁敌人，使敌人感到恐慌。到处都是标语，敌人分不清到底哪里有雷。1941年秋，蠡县日伪军要扫荡三区。消息传出，全区埋雷400余个，还埋了无数的小土雷，上插小旗，写着各式各样的标语“小心地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远远望去到处都是地雷。敌人真假难辨。当几百名日伪军组成的扫荡队进入迷魂阵后，只得用牲口在前面走，大部分伪军跟在后面慢慢前进，结果到处遇上地雷，最后只好败兴而归。

    1944年7月2日，毛泽东看到延安《解放日报》上登了一个很有趣的《地雷小故事》：“去年（1943年）敌人扫荡晋察冀边区时，占领了离阜平城30里的西庄。一天，敌人的哨兵突然发现村口大道上，立着个草人。草人上面还有字。哨兵不敢乱动，马上回去报告小队长。小队长也觉得奇怪，就和翻译一块去看。翻译看了一下，把上面的字译给他听。草人上原文是，‘小孩生得壮，立在草地上，谁要来动他，就对谁反抗。’这是西庄游击小组长的创作，他初小还没毕业咧。小队长听了，气得脸都发青了，骂声八格牙鲁，抬腿就是一脚，轰的一声，小队长和两个寇乡都被炸死了，翻译也受了伤。”隔了几天，毛泽东又看到《解放日报》登载了一篇《民兵英雄》的报道：“晋察冀第一等战斗英雄---阜平五丈湾的李勇，年仅23岁，善于掌握敌寇活动规律，机智勇敢，巧妙灵活，将地雷、步枪结合在一起，创造了惊人的战绩，仅在1943年秋天的反扫荡中，他和他的游击组就毙伤敌人364名，炸毁汽车25辆。行唐青救会模范会员甄某在爆炸运动中，不断配合游击小组在路旁埋设地雷，发明了两种巧妙的埋雷方法。半个月内，先后炸死日本兵3名，炸伤7名，炸毁汽车3辆，荣获了爆炸大王称号。”

    毛泽东放下《解放日报》，眺望窗外的蓝天，更加相信他的《论持久战》，相信“兵民是胜利之本”，相信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几年来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成果。难怪聂荣臻会对他女儿说：“在抗日战争中，尽管我们的司令部距敌人不过几十华里，尽管有许久战火纷飞的场面，但是，我们却有一种安全感。在群众的海洋里，安全得很啊！有一段时间，军区领导机关驻在唐县和家庄，中央分局在阜平易家庄。我每次去开会的时候，只带一个警卫员。我们一人一匹马，一天就跑到了。一路上毫无危险，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都给我们烧水、指路，照顾得十分周到。八路军英勇抗击侵略者，保护了人民，人民同样尽心尽力地保护我们。这就是经过发动群众，在军队和人民之间建立起来的鱼水关系。我们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人民群众又为我们建造了一道十分安全的铜墙铁壁。”

    【铁道游击队】

    活跃在山东枣庄、薛城一带的抗日武装---铁道游击队成立于1940年1月25日。这支游击队，初时称鲁南铁道队，人员最多时200余人，队长洪振海，政委杜季伟，副队长王志胜。他们在百里铁道线上，截列车，打洋行，毁铁路，炸桥梁，与日伪展开殊死搏斗，令敌闻风丧胆。铁道游击队还成功护送刘少奇、陈毅、罗荣桓等千余将士过境，被肖华誉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

    8年抗战中，铁道游击队活跃在敌人的心脏地带，“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他们机智勇敢地打击日本侵略者，书写出无数个传奇。他们的战斗，使敌人的运输线一次又一次瘫痪。他们截火车得来的武器、弹药、布匹、服装，在抗战困难时期成为抗日武装给养的有效补充。

    枣庄产煤，是鲁西南的重要交通枢纽，是中央领导通往延安的必经之地。枣庄的薛城区就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乡。这里的飞虎队，血洗洋行，飞车搞机枪，弄得日伪军心惊胆战。

    1938年5月，日军占领枣庄，在此驻扎了1个团的兵力，进行疯狂掠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转移到抱犊崮山区。总队选派两个排长洪振海和王志胜到枣庄，建立抗日情报站。 洪振海在枣庄潜伏下来后，迅速于火车站附近建立了秘密情报据点。王志胜以搬运工的身份，打入日本人开办的“正太洋行”。1939年11月，洪振海召集6人，在枣庄情报站的基础上秘密成立了一支队伍。因为主要在铁路线上活动，洪振海将它命名为“枣庄铁道队”。1940年2月，苏鲁支队正式将铁道队纳归直属，任命洪振海为铁道队队长，王志胜为副队长，并抽调3营副教导员杜季伟任政委。铁道队开始向临城方向转移，公开打出“鲁南铁道大队”的旗号。初期的铁道队员不多，10来个人。那年9月的一天下午，日本两个兵洗马，返回途中，被设伏的铁道游击队俘虏。起初两人非常顽固，企图自杀。后来在铁道游击队的真诚感动下，他们主动参加了“鲁南在华日人反战同盟”。

    1941年11月，北方已是冬天。战士们还穿着夏天的衣服，部队急需冬衣。得知日军由青岛开往上海的列车上有洋布，铁道游击队就在铁路上从日军手里搞了一大批布，还有几百套军服。老百姓推着独轮车，浩浩荡荡地帮着运到了山里。那时候，老百姓抗日的热情高，拥护、支持游击队在铁道上打鬼子。鲁南铁道大队以山东的微山湖为依托，在附近的3条铁路上，打票车、截货车、扒铁路、炸桥梁，神出鬼没，经常切断日军运输线，给侵华日军造成了不小的威胁。铁道队的队员个个一身是胆，身怀绝技。他们或者事先上车，或者中途上车。火车上、车站里一般都有自己的人(内线)，相互配合截军列、打洋行、扒火车、炸桥梁，一些老队员都是很熟练地在火车上爬上跳下。鲁南铁道大队因为神出鬼没，被日军称作“飞虎队”。1942年6月，日伪军3000余人包围微山岛，敌众我寡。夜里11时战斗打响，打到第二天中午，铁道游击队已牺牲百余人，突围势在必行。关键时刻，岛上的队员化装成日军，然后由参加“反战同盟”的日本人田村伸树、小山口与日军用旗语联系妥当后，从敌人鼻子底下安全通过。8月，铁道游击队忽然接到鲁南军区的通知，要他们护送一个工作队通过津浦铁路去延安。队中有一位代号为“0号”的首长，务必要保障他的绝对安全。铁道游击队派3中队指导员张静波，负责从山里把“0号”首长接送到微山湖。由于当时特别干旱，湖水有的地方干涸。走出1、2千米，湖水越来越浅，船不能负重。“0号”首长卷起裤腿，涉水而行；他边走边问张静波，老家在哪里、这地方熟不熟、用的什么枪等等。“0号”首长平安到达目的地后发来电报，落款是“刘少奇”。张静波说：那会儿我们都称他为“胡服”(化名)，人瘦瘦的。”

    为了沟通苏北、山东抗日根据地与延安的联系，铁道游击队与运河支队等抗日武装一起建立起微山湖秘密水上通道，时常由此护送苏北、沂蒙山区的中共高级干部过铁路线。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仅1943年一年，他们就护送300余名干部安全过境。此前，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人过津浦铁路时，也是由铁道游击队护送的。在微山湖里，有一个叫五柳渡的地方，是通向延安的一个秘密渡口和重要通道。当年陈毅赴延安，在此上船时，写下了“横越江淮七百里，微山湖色慰征途”的诗句。铁道游击队员吃住都在老百姓家，平时就是普通农民，和各村老百姓一起做农活，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扔下镰刀，扛起枪。有时，老百姓也靠铁道队从日军那里抢出来的物资生活。张静波说：“我们铁道队人员少、弹药少，为了方便行动，都是短枪，很少和敌人正面冲突。主要以偷袭敌人、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等方式开展斗争，队员们经常会一个人带着保险拴(短枪)，挎着草叉子(鲁南农民常用的一种篮子)，化装成村民，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和盘查，搜集和传递情报。”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一个日军联队投降时，日军大队长声称只向“飞虎队”交武器，谈判，不要打他们的人。

    【抗日小英雄】
      
    一、抗日小英雄王二小。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那放牛的孩子叫王二小。九月十六那天早上，敌人向一条山沟扫荡，山沟里掩护着后方机关，掩护着几千老乡。正在十分危急的时候，敌人快要走到山口，昏头昏脑地迷失了方向，抓住了二小要他带路。二小顺从地走在前面，把敌人带进我们的埋伏圈，四下里乒乓乒乓响起了枪炮，敌人才知道受了骗。敌人把王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我们那十三岁的王二小，可怜他死得这样惨。干部和老乡得到了安全，他却睡在冰冷的山间，他的脸上含着微笑，他的血染红蓝的天。秋风吹遍了每个村庄，它把这个动人的故事传扬，每一个村庄都含着眼泪，歌唱着王二小放牛郎。

    这是《歌唱二小放牛郎》的歌词。王二小，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中。他排行老二，哥哥叫石头，父亲王贵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给本村大地主刘文勤扛活谋生，母亲王张氏给人做针线活，全家四口挤住在本村奶奶庙中。1939年夏天暴雨成灾，庄稼颗粒无收。9月的一天，王二小和几个小伙伴正在山上放牛，忽听远处传来枪炮声。他们看到一些逃难的老百姓，推着小车，背着包袱，搀扶着老人，有的妇女还抱着孩子，由北向南走进了上庄。这是怎么回事呢？王二小把牛托给铁旦，和几个小伙伴跑进了村子。只听一个中年难民嚷道：“日本鬼子从张家口往这边打来了，你们怎么不跑啊？”王二小一听日本鬼子来了，急急忙忙跑回家。日本鬼子真的打到上庄来了。这天，天刚蒙蒙亮，鬼子一个中队开到了上庄村北头。中队长桥本拿望远镜朝村里瞅了一会儿，就下令开枪开炮。村里一下子像炸开了锅，子弹、炮弹一起飞进了村。好多房屋被炸塌了，着起了火，哭声四起。王二小爹被日本鬼子害死了，哥哥被鬼子逼得逃跑了，妈妈又被活活饿死。华北大地“无村不戴孝，处处有哭声”。无依无靠的王二小开始了逃荒生涯。第二年5月的一天，经过长途流浪的王二小因饥饿昏倒在路边，被狼牙口村主任搭救，安排给一刘姓大户放牛谋生。

    晋察冀军区1分区独立师老1团的骑兵连就驻扎在这一带。王二小喜欢马，常到骑兵连去玩，和八路军战士混得很熟。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很内向，不爱说话，夏天总是穿一件很破的小褂。骑兵连的吴连长非常喜欢这个孤儿，常常给他讲打仗的故事，到了开饭时间就留份饭给他吃。后来，王二小加入了儿童团，他一边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十六)早晨，13岁的王二小，正在狼牙沟门的外崖山坡上放牛，忽然看见一队鬼子进山来扫荡，心里充满了满腔仇恨。

    鬼子佐佐木一伙来到狼牙口村，发现村里一个人也没有，圈里猪也没有，村子里静悄悄的。佐佐木发火了，问道：“八路的没有……老百姓、牲口……统统的哪里去了？”他收起军刀，率领几十个日伪军，从狼牙口向范庄旺村走来。那边的山沟里隐蔽着八路军的后方机关，还有不少乡亲，万一鬼子摸进那条山沟，八路军的后方机关将受损失，乡亲们也将在劫难逃。这时候跑回去报告已经来不及了。

    王二小忽然想起八路军骑兵连，为了保护后方机关和群众，已经埋伏在石湖旮旯的石岭子上。经过冷静思考，他决定把鬼子引进埋伏圈，好让八路军打他个措手不及，于是故意暴露自己的目标。正在山谷里瞎撞的鬼子兵一见有小孩，连忙把他抓来问路。佐佐木问王二小：“知道八路军在哪吗？”“知道。”“你的小孩……你的……怎么知道……”王二小沉着地说：“我天天在山上放牛，我怎么不知道！”佐佐木说：“你的……小孩……不骗人……”“不骗人。”王二小机智地和鬼子周旋，骗取了他们的信任，在前边带路。从狼牙沟门往东走是范庄旺村。他带着鬼子从西北沟钻了进去，引向八路军埋伏的石湖旮旯。两个伪军在后面紧跟着。王二小东走西转，把鬼子兵领进了深山沟。远远的看见前面有一个山洞，王二小指着说：“太君！你看，就是那个洞！八路军的伤员、粮食就藏在那儿！”佐佐木逼着王二小：“你先……进山洞……”王二小急忙钻进了山洞。鬼子们慢吞吞地跟着。山洞里的路王二小很熟，他像一只小兔子，连走带蹦，把鬼子甩在后面。左拐右拐，来到一个叫猫儿洞的地方，王二小把身子缩成一条扁鱼似的，钻了过去，气得佐佐木直跳，骂道：“中国小孩……狡猾狡猾……”说着，掏出手枪朝洞里开了几枪。王二小早就钻出洞，飞也似的跑到桦树沟，大声对高主任和乡亲们喊道：“赶紧钻到洞子里，鬼子要来了！”乡亲们安全转移，骑兵连把鬼子和伪军包围起来。鬼子一下傻了眼，直到此时才知上了当。王二小想趁敌人惊魂未定，向灌木林跑去。这时，鬼子军官朝他举起了洋刀，第一刀削去了王二小右手的五个手指，第二刀刺向了王二小的胸膛，把他摔在那块巨石上。与此同时，山头上的部队枪炮声四起，前后没有一袋烟的工夫，八路军骑兵连就全歼了这股敌人。
 
    战斗刚结束，战士跑到巨石前抢救王二小。当时王二小还活着，两名八路军战士也受了重伤。部队将他们护送到刘家庄，因为伤势过重，三人先后与世长辞，永远长眠在了刘家庄的深山老峪里。抗日小英雄王二小英勇牺牲后，他的英雄事迹传遍了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感动着每一个乡亲。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刘家庄的山坡上。涞源县青救会干部张士奎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报道给了边区青救会。《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条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根据这篇报道，立即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

    二、抗日小英雄雨来。

    雨来生长在晋察冀边区北部的一个小村庄芦花村。芦花村有条还乡河。他喜欢游泳，游泳本领可高啦。雨来后来上了夜校，知道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一天，雨来趴在炕上念识字课本，忽然听到街上咕咚咕咚有人跑。他把书塞在怀里往外跑，刚迈出门槛，却进来一个人，抬头一看，是李大叔！随后听见鬼子呜哩哇啦地叫。日伪军又开始扫荡了。李大叔赶紧把缸搬开，跑进洞里，小雨来忙把缸搬回原处。雨来刚到堂屋，鬼子硬闯了进来。雨来为了掩护李大叔，被敌人抓住了。鬼子先是拿糖哄骗雨来，要雨来说出交通员李大叔的去向，无果。鬼子凶神恶煞地狂叫，也没吓倒雨来。敌人无可奈何，就对雨来扇耳光，揪耳朵，咚胸前，推推搡搡，打得雨来鼻青脸肿，一个趔趄撞在桌子角上，鲜血流在课本上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敌人严刑拷打，雨来坚强不屈。敌人气得暴跳起来，嗷嗷地叫拉出去枪毙。河边几声枪响，敌人走了。乡亲们来到河边寻找雨来，雨来的朋友铁头等几人都哭了，老人们都说：“有志不在年高。”铁头说，我们沿着河往下找吧！就在这时，水面上露出了一个小脑袋，向岸上问道：“鬼子走了吗？”大家高兴的叫起来“雨来没有死。” 原来枪响以前，雨来趁鬼子不防备，一头扎进河底，游到远处的芦花丛了。 　　

    提起《小英雄雨来》，作家管桦说，雨来的形象绝不是作家凭空想像的。雨来，是抗日战争年代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这其中也包括管桦本人在内。小说中的芦花戏水，星夜攻读，智护交通员的情节；苇丛雏鸭、五谷飘香的田园风光；鲜活的方言土语，无一不是风起云涌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燕赵大地的真实写照。1940年，管桦离家奔赴抗日战场，长年转战南北。浓浓的乡情，给他留下了无限的眷恋。他从小亲身经历目睹了年长他几岁的本村儿童团团长，带领一群天真无邪的儿童，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上树瞭望，捕捉敌情。从军后，童年时代的情景，总是像演电影似地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就这样，他创作了以雨来为主人公的《雨来没有死》。这成了管桦创作生涯的开端。初稿写成后，管桦首先请鲁迅文学院研究室主任周立波审阅。周立波被小说中主人公雨来的精神所吸引、感动，连连称赞这篇小说写得有骨有肉，非常值得一读，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

    三、抗日小英雄二虎子。

    天快亮的时候，冀中平原的一个村子被100多个日本兵包围了。消息很快传到二虎子家里，二虎子的妈可急坏了，她怕老王被敌人抓走。老王是区上的干部，头天来这里开会，还没走，住在二虎子家里。“大娘，你家有地洞吗？”老王问。“没有。”“有什么地方躲一躲吗？”“也没有，咱们另想办法。”老王从腰里拔出手枪，想冲出去。二虎子的妈忙拦住说：“这样吧，你躺在床上装病。敌人来了，我掩护你。”老王点点头，把手枪插在腰里。刚躺下，枪声响了，村里一片嘈杂，乱起来了。一会儿又平静下来，只听见一阵脚步声，敌人已经冲进了村子。“出来，出来，统统出来！”敌人打着每一家的门，直着脖子喊。全村的人都被赶到场上。敌人站在四周围，闪着明晃晃的刺刀，两头还架起了机关枪。敌人叫男的站在一边，女的站在一边，小孩站在另一边。场上挤得满满的，大家板着脸，一点儿声音都没有。
一个敌人走近孩子一边，说话了：“你们一个一个走出来，把家里的人认回去。不要认错了，认错了就要杀头，一家人统统杀掉！”他转过身，恶狠狠地对大人说：“不许说话，说话就杀头！”他两只眼睛盯着男人们的脸色。老王站在人群里，一点儿也不惊慌。开始认人了。第一个走出来的小孩叫三妞。她走到女的一边，拉着她妈妈的手说：“妈，您出来。”她妈出来了；又走到男的一边，拽拽她爹的衣角说：“爹，您出来。”她爹也出来了。敌人把他们打量了一番，挥了挥手，喝了一声：“滚！”

    许多人都由自家的孩子认回去了。男的一边只剩下10几个人。老王站在那里，还是很镇静。二虎子的妈心里可有些发慌。她想走出来，认老王是她的侄子。可是，刚才敌人说过，大人不许说话！男的一边只有7个人了。老王照样镇静地站在那里。接着又有3个人被小孩领走，只剩下4个人了。老王伸手想往腰里摸，二虎子的妈急得差点喊出来。她知道老王腰里有一支手枪。老王看了她一眼，把手放下了。轮到二虎子认人了。他不慌不忙地走到女的一边，拉着他妈说：“妈，咱们走吧。”他妈出来了；接着不慌不忙地走到男的一边，拉着老王说：“哥哥，咱们回家吧。”老王也不慌不忙地走了出来。敌人拦住他们，指着老王问二虎子：“他真是你哥哥吗？”二虎子看了敌人一眼，说：“哥哥还有什么假的！”“认错了杀头的！”敌人一面说一面做杀头的手势。他转过头来问二虎子的妈，二虎子的妈说“是”。他又问旁的人，大家也都说“是”。二虎子一手拉着他妈，一手拉着老王，回家去了。

    【南下彭雪枫】

    1940年8月，八路军334旅新2旅与新四军第6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1941年1月28日，八路军第四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4师，彭任师长兼政委。

    1944年8月15日，彭雪枫率新四军第4师主力5个团，在泗洪县半城镇大王庄举行西征誓师大会，冒暑西征。23日，他指挥部队首战肖县西南的小朱庄，击毙国民党顽军纵队司令王传授及其官兵300余人，俘敌1300人，并争取了吴信荣部起义，首战告捷。9月上旬，率部继续西进，涤荡各地顽军，基本上收复了豫苏8个县；同月10日，围歼夏邑县八里庄顽军李光明支队，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至11日，全歼顽军一个支队，俘支队司令李光明等千余人。是役，彭雪枫在前线指挥，不幸中流弹牺牲，时年37岁。他投身革命20年，被毛泽东、朱德誉为“共产党人的好榜样”。

    彭雪枫，1907年9月9日-1944年9月11日，生于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七里庄，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杰出指挥员，参加了第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组织过土成岭战役，两次率军攻占娄山关，直取遵义城，横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进军天全城，通过大草原。抗日战争爆发后，领导开辟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他演讲的《战略战术讲授提纲》《游击战术》，给新四军将领很大的启发，是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

    1921年秋，彭雪枫投奔天津教书的彭延庆，考入南开中学。1924年春夏之交，学校迁址于北京南郊团河，学校易名为育德中学；秋，中断资助，得校长余心照顾，在该校小学部教国文，每周七小时，月酬10银元，才得以继续上学。1925年阅读《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独秀文存》等进步书刊；五卅惨案发生后，组织同学与校方斗争，取得胜利，建立了育德中学学生自治会，被选为会长；6月下旬，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6月，被派到烟台刘珍年部21师做兵运工作；10月，在《国闻周报》副刊发表《烟台纪行》；12月前往福山做农运工作。1932年春夏之交，指挥2师参加宜(黄)乐(安)战役，歼敌52师高树勋残部；8月，粉碎了2师师长郭炳生的叛变阴谋，荣获红星奖章。1933年5月，调任红3军团4师政委，率部东征，连战皆捷，进逼福州；11月，在浒湾八角亭战斗中负重伤。1935年2月，部队在扎西地区缩编，5师编为13团，任团长；19日，红军回师遵义，在二郎滩二渡赤水河，13团为先头部队，架设浮桥强渡，将敌击溃，保证了大军安全渡江；同月25日拂晓，13团攻占桐梓城；当天，接受夺取娄山关任务，率13团先于主力两日，向娄山关急进，经激战，是日午后五时攻占娄山关的制高点--点金山；晚八时攻占娄山关。

    抗战全面爆发。1938年彭雪枫率部与活动于睢县、杞县、太康一带的张震、肖望东配合，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9月，周恩来、叶剑英指示河南省委将工作重心转向豫东，创造豫皖苏边新局面。27日，竹沟抗日武装隆重举行进军誓师大会。29日，《拂晓报》创刊，彭雪枫撰写发刊词《拂晓报--我们的良友》，并为刊头题字。1939年，彭雪枫率部继续向东挺进，建立了以永城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政权。11月11日，河南竹沟“确山惨案”发生，他撰写《关于竹沟事变》，揭露国民党顽军搞军事磨擦的阴谋；同月，奉新四军军部命令，游击支队改番号为新四军第6支队，彭任司令员兼政委，豫皖苏边区党政军委员会成立，又任主任；28日，为《拂晓报》撰写题为《本报被禁的声明》。1940年8月，八路军334旅新2旅与新四军6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12月9日，在《拂晓报》发表《怎样和敌人斗争与怎样建立敌后根据地》一书的序言；12日，因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6旅17团团长刘子仁、18团团长吴信荣率部叛变投敌，发表《为紧急动员告淮上绅耆书》。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17日发表《誓为皖南事变殉难烈士复仇》，24日发表《纵谈皖南事变--答记者问》的谈话。28日，八路军四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4师，他任师长兼政委。2月10日，汤恩伯率10万反共顽军大举进犯豫皖苏边区，彭雪枫指挥4师进行长达三个月的反顽斗争。11日致函顽军头目李仙洲，敦促其悬崖勒马；18日致函阜阳县警备司令廖运泽，呼吁团结抗战，揭露何应钦利敌误国的罪行。4月2日，发表《为征公粮告淮上父老绅耆书》。19日，顽军124师425团团长陈锐霆率部举行战场起义。22日，4师32团在大、小营集反顽战斗中失利；24日发表《告南阳同胞书》，号召顽军中的南阳同胞拥护抗日的新四军，反对汤恩伯打内战的阴谋。25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奉命率4师主力撤离路西进入皖东北根据地。

    1943年3月17日夜，彭雪枫率部参加山子头自卫反击战。是役大获全胜，活捉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击毙顽军头目王光夏及独立第6旅旅长李仲寰。29日，陈毅、张茜、范长江到半城。30日，为争取韩德勤共同抗日，与陈毅一起对韩德勤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面对面的斗争；并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处理了韩德勤事件，将韩礼送出境。1944年1月1日，发表《一年来的军事工作》。19日在朝鲜独立同盟第二次盟员大会暨朝鲜义勇军华中支部成立大会上作《中韩两民族携手并肩作战》的演说。29日，对4师直属部队作《我们是政府的卫队和老百姓的护兵》的报告。9月11日中弹牺牲。

    彭雪枫从1938年至1944年，率领新四军第6支队进行了大小战斗3760次，累计歼敌4.8万余人，在运皖东北地区，组建了骑兵团，并在洪泽湖地区取得了著名的淮北反扫荡作战(又称33天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取得了敌我伤亡比例5:1的辉煌胜利。

    1945年2月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为彭雪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的挽词是：

    为民族为群众二十年奋斗出生入死功垂祖国，
    打日本打汉奸千百万同胞自由平等泽被长淮。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的共同挽词是：

    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在，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千万里山河破碎，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

    【长江新四军】

    1937年1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建立，第二次国共又开始合作。10月12日，国民党军委宣布：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边界地区（不包括海南岛）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28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此时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四军分会亦告成立，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12月25日，新四军在汉口成立军部，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全军10329人，辖4个游击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下辖第1、2两个团共2300余人。4月，开进苏南，6月进入茅山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8月底，同第2支队紧密配合，先后取得大小百余次战斗胜利。

    1939年4月，陈毅根据周恩来提出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指示，率部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11月，第1、2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主力渡江北上。渡江北上的主力部队，改称苏北指挥部。10月，取得黄桥决战胜利后，与南下支援的八路军第5纵队会师。11月17日，在海安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23日迁至盐城），陈毅任副总指挥。因为黄桥决战大捷，盘踞在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的国民党地方部队，都被新四军军威所震慑，纷纷表示愿与新四军合作抗日。陈毅请爱国民主人士季方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战地党政指导委员会”指导员身份来到掘港，召开南通、如东、海门、启东四县国民党军政负责人会议，成立江苏省第4区抗日游击指挥部，季方任总指挥。月底，应苏4区群众团体电请，陈毅令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3纵队率3000余人挺进通、如、海、启。3纵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刘先胜率队奔赴掘港，一路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新四军到达掘港，纵队司令部就设在掘港，这标志着如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踏上新的战斗历程。

    新四军东进掘港后，以徐承德为首的顽固分子，反动本性不改，时刻伺机反共。12月下旬，陶勇奉命率主力3团（后编为7团）西进海安、兴化，配合曹甸战役。掘港只剩下5团、6团和刚组建的部队共2000余人留守，由3纵参谋长张震东负责。徐承德认为有机可乘，率他的6纵5000多人，加上外围顽军逾万，于12月27日拂晓，向掘港发起猛攻。战斗进行到第三天，陶勇接到陈毅电示，立即令3团驰援掘港。敌人得知援军到来，全都吓慌了，纷纷溃退。为了彻底歼灭徐部，陶勇率3团、5团追击敌人，一直追到启东东南角江边。徐承德只带了几个亲信，渡江逃命去了。掘港保卫战的胜利，为如东和苏中4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当局发动“皖南事变”，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分别改编为新四军第1至第7师和独立旅，共9万余人。先后成立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皖江等军区以及许多军分区，发展地方武装和民兵。2月，将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1师，师长粟裕，原1、2、3纵队依次编为第1、2、3旅，另辖11个地方独立团。陶勇的第3纵队整编为第1师第3旅，他任旅长。3月新四军军部确定，将华中分为8个战略区。苏中是8个战略区之一，成立苏中区党委，建立第1、2、3、4行政区，专员公署也告组成。通、如、海、启属第4行政区专员公署管辖。苏中第4军分区亦建立，司令员季方，陶勇兼任副司令员。4月，苏中军区在栟茶成立。不久，季方因工作变动，陶勇任军分区司令员。3纵东进掘港后，整编后的3旅指挥部及其领导机关设在如东。因形势变化，驻地不太固定，如掘港、沙家庄、丰利、苴镇等地都曾成为3旅指挥部及其领导机关的临时驻地。在新四军的宣传、指导、组织、支持、帮助和影响下，中共中央和军部的方针、政策、指示等能及时得到贯彻落实，军民一心，地方党政军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直至取得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