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远征军原计划主攻腾冲，以便尽快与中国驻印军取得联系，而对龙陵方向以防御日军增援为主。但进攻计划数月前已泄密，日军早已做好准备，将龙陵和松山日军主力部分调往腾冲，而龙陵方向较为空虚。对此，滇西远征军毫不知情，继续按原计划攻击，在高黎贡和腾冲方面损失惨重。1944年5月16日，在龙陵方向作战的11集团军71军88师262、264团在平戛方向的勐糯三村缴获日军作战命令一份，方知攻势计划泄密。远征军总部遂令右翼12集团军继续攻击腾冲，左翼11集团军由防御转为主动攻击龙陵、芒市，展开全线反攻。因松山久攻不克，弹药粮草等只能靠人力、畜力从保山大后方，翻越山路转运；加上雨季影响，根本无法保障前线需要（运弹则无法运粮，运粮即无法运弹）；再加上被调往腾冲增援的原松山守备队113联队长松山秀治又率1500人于6月11日增援龙陵，使得滇西远征军本已攻占的龙陵城区一部之防线被攻破，不得不退守相持。腾冲攻势亦陷入胶着状态。至此，滇西战局全线告急。松山战役遂成扭转滇西战局之关键。

    松山工事。1942年5月，日军进驻怒江西岸后，将松山作为警备中心、进攻据点和防御支撑点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开始阵地建设。1943年太平洋败退中，日军战略专家预见松山作为支撑滇西和缅北防御体系重要支撑点的作用，凸显为首位，将松山建设为永久性防御要塞。日本驻缅甸方面军15军令第56师团派出工兵联队，并从中国滇西、缅甸、印度等地强征民夫1670余名（其中印度人80余人，东南亚华侨138人），昼夜施工。为保密，仅允许他们到大垭口为止。工事完成后，为完全保密，1944年2月21日至25日，日军将抓来的民夫以打防疫针为名，全部秘密注射处死，并焚尸掩埋在大垭口“千人坑”。松山战役期间，驻防日军还经常活体解剖、虐杀中方战俘，手段极为残忍。1942年底完成第一期施工。后又以防御为主，对松山腹部阵地加固、扩建。至1944年5月，于远征军反攻前夕，完成松山地区的准要塞式堡垒防御阵地体系：在滚龙坡（日军称本道阵地）、大垭口（日军称中间阵地）、松山、小松山、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日军称横股阵地）、马鹿塘编成7个据点群，每个均以数个最坚固的母堡为核心，四周有数个子堡拱卫，共有子母堡40多座，堡垒互为侧防。敌堡垒主体构筑，大部分为三层，上作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食仓库；更于下层掘斜坑道，其末端筑成地下室，又有于下层之四周筑地下室者。堡垒上掩盖圆径至70厘米之木桩，排列成行，积四五层，上铺30毫米厚的钢板数层，积土厚逾1米，虽山炮命中，亦不能破坏此坚固工事。堡垒出地面之四周，安置盛满沙石之大汽油桶，排列三重，桶间复加钢板数层，桶外被土，故150毫米榴弹重炮命中不能破坏，内部所受之震荡亦微。堡垒内三层之间，亦盖以圆木径50厘米者二三层，故上层倒塌不致影响下层。堡垒外围遍布蛛网状交通壕，以连接各主要阵地，甚至步兵炮亦可移动。交通壕侧壁凿有大量洞穴式掩蔽部，并连缀大量散兵坑。部分据点外设有铁线网两三道，纵深4米。随着堡垒阵地群的建成，整个松山将近挖空，状如大型蚁巢，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电灯、供水俱已解决。因伪装良好，无论空中还是陆上，均不易查觉也不易破坏。阵地建造过程中，日本南方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日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都曾在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中将陪同下亲临视察。他们现场观看了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试验表明数枚500磅的重型炸弹直接命中，亦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日军司令官们极为满意。河边正三写给南方总军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强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建成后的松山阵地枢纽部可承受中口径火炮直接命中，阵地内储存了作战物资，可坚持至少三个月战斗。

    作战经过。1944年6月1日，怒江东岸滇西远征军重炮射击松山、音部山日军阵地。第11集团军71军新28师强渡怒江，向竹子坡攻击前进。远征军突然发动的左翼攻势，令日军陷入被动。但因情报严重缺失，故非常轻敌，在71军新28师移交任务时，转给第8军的情报仍是“敌仅三四百人，炮一二门，据有坚强之工事”。而日军却熟知我方情况。于是出现了十战松山的情况。

    一战松山。1944年6月4日-7月1日。71军新28师副师长王治熙、第71军军长钟彬率部（主力为71军新28师各团、第6军新39师第117团）夺取松山外围阵地竹子坡、腊孟街、阴登山。6月4日，新28师82团（团长黄文徽）占领竹子坡，并报告师部日军夜袭伎俩，但未获重视。5日，82团攻击阴登山阵地。阴登山有六七十度陡坡，到处是暗堡，为松山主峰屏障。远征军进入阵地100米内，日军才突然开火。冲击山顶的第3营仅1个排的人生还。在东岸山炮营支援下，82团另两次山顶冲峰均遭失败。83团一部破坏了淘金河公路桥梁，切断龙陵日军增援通路。82团再次报告日军偷袭未遂险情，建议通报各部保持高度警觉。6日，82团调2具美式“巴祖卡”火箭筒、3具M2火焰喷射器；步兵越过铁丝网，冲上山顶，与日军肉搏。但反斜面及松山日军炮火向山顶轰击，我方撤出战斗。7连梁连长、9连李连长阵亡，全团伤亡50余人。83团3营此时推进至滚龙坡前。7日82团夺取阴登山阵地，日军队长被炸断腿自杀。83团攻击滚龙坡。滚龙坡为竹子坡后最高点，如能占领则松山日军腹背受敌，故战事激烈，不下于阴登山争夺战。8-20日，总体战事陷入僵局。11日，第6军新39师117团划归新28师。13日，我方在向导带领下，破坏日军由黄土坡至大垭口、阴登山供水管。15日，83团3连占领阴登山侧防的小堡垒3个。17日，82团占领阴登山山顶大部，83团夺大垭口堡垒2个。松山攻势无大进展，龙陵反现危局。卫立煌被迫调总预备队新编第8军的荣1师2团3营、荣3团，拨给71军攻打松山。20日，82团完全占领阴登山，但已无力攻松山。83团、84团2营攻滚龙坡。我重炮无意间命中大垭口敌炮兵弹药库。至此，松山攻击中，我方各部伤亡1600多人，其中新28师伤亡逾千。6月中旬雨季来临，山洪暴发，怒江江面涨宽一倍，交通断绝，山道泥泞，骡马、飞机均不能行。无后勤保障。远征军军心动摇，攻势颓退，虽人数占优，但天时地利不利，背水一战，交通受阻，大雨滂沱，进攻困难。21日，卫立煌、宋希濂都认识到原计划中处于次要位置的松山已成为关键。松山不克，则可能全线崩溃。遂令71军钟彬军长率新28师84团主力，转至松山督战指挥。22、23日，71军军长部署第6军新39师117团、71军新28师82、83、84团1营、71军山炮连攻击松山日军，伤亡甚重。27日，钟彬令刘又军为前线指挥官，以117团、炮1团最后一次步炮协同攻击，失利。到7月初第8军接防为止，攻下了日军竹子坡、腊勐街、阴登山几个支撑点。71军28师、第6军新39师117团伤亡近1700人（士兵阵亡805人，伤763人；军官阵亡50人，伤108人），毙伤日军596人。28日，日军第240飞行战队的6架飞机给守备队空投了弹药补给。这是松山战役以来日军飞机首次出现。日军士气大受鼓舞。30日，卫立煌决定由远征军总预备队新编第8军担任松山攻击，令第8军军长何绍周接替71军军长钟彬，完成指挥权交接。7月1日，何绍周抵达。怒江简易桥修复通车。第6军新39师117团转调龙陵。

    二战松山。7月2-6日，荣3团第1、2营主攻松山子高地未果，但占领北侧阵地，后爆破子高地坑道即由此处往前开挖。何绍周召开营以上作战会议。最重要的决定是，由直攻改为从滚龙坡侧击。此后一劈到底，再未改变。

    三战松山。7-11日，第82师246团、荣3团主力、荣2团3营进攻滚龙坡、大垭口和子高地，未果。何绍周在前线召集师、团长会议。战术改进：不能仅以占领制高点为目标，须攻克堡垒，全歼守敌。具体方法是：采取限制目标攻击法，逐步攻略，避免一举突贯；以占领高地棱线为满足，绝对禁止突下反斜面，以免被袭；以有力之兵占领敌工一中，逐步严密肃敌；必以炮火先行破坏敌堡。进攻重点仍是滚龙坡，再逐步推进。松山战役和密支那、腾冲战役成为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全胜的攻坚战。第8军103师307团奉令抵达腊孟街。10日，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调71军山炮第1连赴平戛，何绍周请示暂缓，未得允许。第8军向第11兵站分站借到步机枪弹2万发、炮弹1379颗。

    四战松山。12-19日，103师307团，82师246团，荣3团、荣2团第3营，攻击滚龙坡、大垭口、子高地未果。14日，何绍周电告东岸炮兵调整战术，改区域性轰炸为限制目标、精度射击、定点破坏。至此确立对敌阵地“先行软化，再行攻略”方针。

    五战松山。20-25日，103师307、308团，82师246团，荣2团第3营，夺取了滚龙坡丙、丁、庚高地。军长何绍周将指挥所设在竹子坡，卫立煌也2次亲临，总结经验：不能急于求成，应弄清敌情，步炮协同，逐一破坏；昼夜对壕作业，蚂蚁啃骨头。20日，日军联队长要求113联队副官真锅邦人必要时烧掉军旗；打算偷袭我军指挥部，但未成功。21日，本道阵地守备队长井上要次郎中炮毙命。23日，15架日机空降物资。我方展开中国近代战争史上罕见的步、炮、空等诸兵种联合攻击作战。何绍周要求各师指挥部于阵前1000米内；团指挥部于500米内；军指挥部距中央阵地1000米内，均在敌重武器有效射程内。战术总结：推进山炮于最近距离，集中一点续发，迫敌下行，我方再封堵、喷火。

    六战松山。7月26日-8月2日，103师308团、中央队246团夺取了滚龙坡戊、乙、甲高地。26日，日机空投轰炸。我炮兵击伤敌轰炸机数架，击落1架。29日，李弥副军长从龙陵转至松山协助何绍周。31日，308团2营占领滚龙坡戊高地。8月1日，307团破坏日军第二蓄水槽，炮毁敌仓库。何绍周令71军山炮营2连组成单炮敢死队，推进至阵前300米摧毁堡垒。2日，何绍周又下令炮击乙高地。我军246团几十名士兵与日军同归于我方炮火，终于占领滚龙坡，斩断敌阵之首。

    七战松山。8月3-19日，荣2团3营，246团主力，308、307团，攻击小松山巳、午、未高地，未果；夺取大垭口已、壬、癸、辛高地。3日，蒋介石严令卫立煌转第8军于9月上旬克服松山，“如果违限不克，军、师、团长应以贻误戎机领罪！”何绍周召集众将开会，决定对子高地实施“坑道爆破”。7日，为掩护坑道作业而进行牵制性攻击，伤亡颇重。日军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下令重伤员自杀，遭抵制。日军派出小队夜袭，炸毁我方4门火炮。12日，击毁敌机1架。13日，307团前锋夜袭大寨，班长张学成带3名战士冲入敌113联队司令部，缴获日军113联队关防印鉴。15日起，敌预感我方爆破子高地意图。17日，原守保山机场的荣3团3营归建。18日，敌机21架轰炸惠通桥。19日晨，我方将美军从加拿大用飞机调来的120箱、共3000公斤美制TNT烈性炸药，装入子高地敌堡下两个药室。

    八战松山。20-27日，松山战役子高地大爆破。20日，卫立煌、宋希濂及美国将领至竹子坡督战。预定9：00起爆，因荣3团佯攻未撤而推迟。9：15，军长何绍周在竹子坡通过电话下令起爆。敌主峰碉堡被冲起数米，烟柱1、2百米高。荣3团、82师245团、103师308、307团，夺取松山子高地，并击退两次敌偷袭。其中21日误传丢失子高地，实际上自20日9点半起，荣3团1营2连、7连以及8连高建国排长所率18名士兵，一直坚守子高地两昼夜，并与21日后来者共同巩固了阵地。23日，日军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销毁并掩埋了光学器材、被服、阵亡者遗骨、文书。24日，原驻祥云的103师309团到达，作为最后生力军，对松山之战有决定意义。军长何绍周指示熊绶春统一指挥该团主攻丑、寅高地，攻击部署必须：牺牲少、效果大、时间短。25日蒋介石发了封刺激性电报给卫立煌。卫遂派督察组至松山。第8军提出弹药不足等问题，请督察组把军队态势、兵力概要及不能孤注一掷攻击的理由转报卫立煌，并表示绝不违命。

    九战松山。8月28日-9月1日，309团、82师245团、荣3团、荣2团3营、307、308团夺取松山主峰诸高地及大寨一部。29日，日军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被我方炮击活埋。309团损失颇重。30日，拉孟守备队向56师团发出求援电报。31日，我军清剿隐蔽工事内之残敌。309团占领4、5号高地。晚10时，何绍周转卫立煌限即日肃清残敌令给熊绶春，然何、熊等均觉此类限日限期不切实际。

    十占松山。2-15日，103师各团及直属队、荣3团、245团、246团，夺取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马鹿塘，收复松山。9月2日，第8军指挥部推进到子高地。清晨6点，何绍周电话命令各部限本日肃清松山之敌，准备通车。午后1时，何绍周转各部卫立煌“申未冬”严令：“松山残余之敌为数甚少；目前全局成败，转折点全在松山；限该军于本日将松山及大寨之敌全部肃清，不得藉口先后及顾虑任何牺牲；如逾限未能达成任务，着将负责之师长、团长一起押解长官部，以军法从事，该军长亦不能辞其责！”307、308团完全攻占大寨。深夜，第8军司令部下达次日最后歼灭全部日军令。103师师长熊绶春为左兵团指挥，82师副师长王景渊为右兵团指挥，另以245团为松山既占地区守备队，副军长李弥统一指挥守备队及右兵团。3日，第309团占领3号高地一座堡垒。当夜，日军组织兵力猛烈反扑，阵地得而复失。卫立煌电令第8军枪毙第309团团长陈永思。4日，何绍周令王光炜代理第309团指挥，与陈永思一道率敢死队攻占3号高地堡垒。是夜，再次遭到日军偷袭，阵地丢失，部队被冲散。荣3团团长赵发毕率20余名兵力驰援。5日，荣3团与第309团将3号高地反扑之敌击退。307团（附第246团加强连和第103师工兵连、搜索连）、308团攻克黄家水井。第8军调怒江东岸244团1营增援。那夜，松山日军陆续向第56师团发出“最后处置”情况和“诀别”电报。6日，第244团1营抵达战场，接替完备阵地。第245团与荣3团合力攻占3号高地。日军命令重伤员自杀，并残忍杀害部分朝鲜慰安妇。少数慰安妇逃走后获救，其中包括怀孕者慰安妇朴永心。慰安妇问题从此为国际舆论关注。7日凌晨，真锅邦人命令木下昌已准备出逃。我军全力聚歼1、2、3号高地及马鹿塘残余之敌。真锅邦人焚烧军旗后，独自发起“死亡冲锋”，被我击毙。松山战役取得完全胜利。

    9月9日，蒋介石发电称“获悉松山阵地于9月7日为第8军攻占，心中极为欣慰”；令第20集团军务必在9月18日前攻克腾冲。

    【腾冲攻坚战】

    腾冲战役，1944年5月11日-9月13日，滇西缅北战役之一。驻守云南腾冲的守军是日军步兵第148联队藏重康美所部及步兵第113、114、146联队、捜索第56联队、野炮兵第56联队各一部约7000人(实际参战为步兵第148联队，主力约1800余人，并胁迫扣留慰安妇、印缅籍军夫数百人于来凤山和腾冲城内)。攻击部队为中国远征军霍揆彰率领的第20集团军。绝对优势的兵力在盟军空军支援下，经过重大牺牲后，歼灭了孤立无援的日军。这场攻坚战是抗日战争以来，国军收复的第一个有日军驻守的县城。

    战役概况。1944年5月11日，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辖第53、54军的预备第2师、198师、36师、116师、130师)实施腾冲反攻战。高黎贡山由日军56师团148联队主力、146联队一部凭险死守。我军猛烈攻击，经9日血战，日军溃退，攻占了高黎贡山顶之南、北斋公房；又经10余日的激烈战斗，进至腾北马面关、界头、瓦甸、江苴附近。日军深知丧失高黎贡山及桥头、江宜等重要据点在战略上的意义，急调113、114、146、炮56、搜56等5个联队各一部火速增援，猛烈反扑。中国远征军将士士气高昂，锐不可当，奋勇冲杀，白刃格斗，经22日血战，终歼敌半数，继而乘胜攻下腾北敌军中心据点桥头、江苴，并沿龙川江南下，一部扫清固东以北至片马的残敌，另一部扫清龙川江两岸残敌，形成迫近腾冲城、合围腾冲城之势。此时，所有由北而南溃逃的日寇与腾冲守城日军合编为一个混成联队，由148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佐指挥，死守来凤山及腾冲城。腾冲城是滇西最坚固的城池，兼有来凤山作为屏障，两地互为依托。日军于两年中在两地筑有坚固工事及堡垒群，准备了充足的粮弹，奉命死守至10月底，以待援军的到来。我军决定先攻占来凤山，最后围歼腾城守敌。7月26日午时，在空军掩护下，远征军以优势兵力向来凤山的5个堡垒群同时猛攻，血战3日，付出重大牺牲，攻占来凤山，旋即扫清南城外之敌，对腾冲城形成四面包围之势。腾冲城墙全系巨石，又高又厚，城墙上堡垒环列，城墙四角更有大型堡垒侧防。8月2日，53军116师346团向东门外帮办衙门和东方医院进攻，连续攻占日军4个堡垒，占领帮办衙门。348团下午4时，由东南城角、空军炸开10余米宽的缺口处，攻入城内，击退日军反扑，在城内据地防守。3日，城内日军一再向东南城角缺口反扑，均被348团打退。同时由工兵爆破，将缺口扩大到50米。4日，空军投弹，在拐角楼和西南城角各炸开一个缺口。198师、36师分别乘机冲进城内。经12日激战，始将城墙上的堡垒群逐次摧毁。14日，我军以4个整师兵力从南城墙突进市区，展开激烈巷战。因腾冲城内街巷稠密，房屋相连，顽敌利用民房家家设防、巷巷筑堡，战斗异常惨烈，每前进一尺，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20集团军“攻城战役，尺寸必争，处处激战，我敌肉搏，山川震眩，声动江河，势如雷电，尸填街巷，血满城垣”。由于牺牲惨重，又将防敌增援的130师投入攻城战役。经42天的焦土之战，将日本守敌全歼。9月14日光复腾城。沦陷了两年零四个月的腾冲，重新回到了腾冲人手中。

    战役结果。从1944年5月11日远征军20集团军强渡怒江，至9月14日攻克腾冲城，历时127天，大小战役40余次，俘获敌军官4员、士兵60余名；毙敌少将指挥官及藏重康美大佐联队长以下军官100余员、士兵6000余名；虏获野山炮7门、步兵炮6门、迫击炮10门、重机枪19挺、轻机枪47挺、步骑枪1000余支，汽车20余辆、有线和无线电机25部，其他军用品若干。远征军亦伤亡军官1234员，士兵17075名。腾冲战役之艰苦与惨烈，远征军将士拼死牺牲的爱国精神，永留史册。

    人民支援。任何一场战争，如果不依靠当地民众，都将难以取得胜利。从1944年远征军开始反攻时，抗日县政府便发动46000多民工，运送弹药粮秣，抢修桥梁公路，当向导、救伤员、搞侦察。年青人上去了，老弱妇孺也没有闲着，从保山户帕运送60万斤军粮的任务，就是由他们完成的，前后仅用了不到6天时间。远征军和美军的官兵都赞叹说这真是空前罕见。在军粮供应不上时，当地民众宁可自己不食或少食，也要将煮好的饭菜，冒着枪林弹雨送到前线。卫立煌感慨地说：“反攻腾冲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一半由于将士用命，力摧强寇；一半由于腾冲民众大力支援。”

    盟军支援。盟军空军。腾冲大山里的老百姓怎么也想不到，在腾冲抗战中，和他们并肩而战的竟然还有一批金发碧眼的西洋人。盟军从地面到空中都加入了这场战斗。在中国远征军部队中有一个美军参谋团，参与战役策划；在空中，有以陈纳德为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后为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参与腾冲战役。从1943年8月17日盟军空军第一次轰炸腾冲城内日军，到1944年9月11日的390天内，盟军空军共出动约20多次，共300多架飞机，先后在高黎贡山、来凤山、腾冲城内外，对日军进行轰炸。1944年的8月22日，盟军空军出动60架分5批轰炸扫射腾冲城西北角的日军堡垒群，为地面部队攻克城西北及拐角楼创造了有利条件。在9月10日的空战中又击落日机4架。在整个腾冲抗战中，盟军空军出击的重点目标是日军设防最坚固的来凤山及腾冲城。这些出击减少了远征军地面部队的伤亡，摧毁了日军的大部分堡垒；杀伤了相当数量的敌军，为战役的最后胜利争取了时间及机遇。盟军空军还承担了空运任务。腾冲在战前修有一座机场，战争中又修了5座临时机场和空投场供盟军空军使用。远征军大举反攻期间，盟军的空运异常繁忙；日夜飞行，将大批弹药、粮食等军需品运抵腾冲，支援地面作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腾冲抗战中，由于日军的炮火攻击、天气因素、迷航等原因，部份盟军战机和运输机失事坠落，飞行员有的壮烈牺牲，也有的被老百姓及时救援，帮他们治病疗伤、寻找部队，给予了亲切的善待，令他们终生难忘。有的飞行员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专门嘱咐他们的儿女，万里迢迢来到腾冲，寻觅当年的救护者，表达感激之情。中美两国人民将永远记取并珍惜这份在反法西斯的共同战斗中凝成的深情厚谊。

    盟军陆军。地面作战中，美军参谋团(代号Y部队)，原本他们是不必参与一线作战的。但其中一些美国军人自发地加入了一线进攻，以夏伯尔中尉为首的14名美军官兵永远倒在了中国的土地上，第一个阵亡的夏伯尔牺牲于渡江后第二天对灰坡的正面冲锋中。另一位腾冲人民的老朋友就是史迪威将军了。在他主持下修筑的“史迪威”公路(中印公路)，一直是腾冲人民的骄傲。在这条“血线”上，曾经留下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宝贵生命。它对粉碎日军的封锁战略、保障国际援华物资的通畅，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堪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大动脉。

    【龙陵攻坚战】

    龙陵战役系整个滇西反攻战中，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牺牲最大的攻坚战，也是歼灭日军最多的战役。1944年6月4日-7月9日，中国远征军先后投入了11.5万兵力，经过三次拉锯争夺，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共歼灭日军13200多人(除400余名残敌突围后溃逃芒市外，其余被全歼)。中国远征军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伤亡代价29803人。

    战斗历程。1943年冬，德国法西斯在苏联战场遭受沉重打击，节节失败；日寇在太平洋逐岛与美军作战，处处掣肘，情况不佳。日本兵力因战场辽阔分散，早已不敷分配，遂将滇缅路上的兵力，多数转移他调，对滇缅公路则死守沿线据点。

    龙陵县城毗连芒市，滇缅公路穿境而过。龙陵自古皆是兵家必争要地，日军侵入滇西，龙陵县城则是重兵集结的地点。日军33军团第56师团长松佑三，参谋长川道高士雄亲临龙陵指挥作战。56师团146联队一部，148联队第3中队，18师团114联队一部，229联队一部，56工兵连队，56炮兵联队，共8000多日军战于龙陵。战略对峙期间，日军田岛大尉进驻龙陵，组阁龙陵县伪政府，任赵鹏程为伪县长。在龙陵发生的战争大大小小概括起来，可称三战龙陵。

    一战龙陵。1944年6月4日-7月9日。中国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率主力第71军张绍勋的87师、胡家骥的88师，第6军洪行的新39师，第2军新33师，由美军14航空队配合，分路进击松山、腾冲。负责右翼攻击任务的第11集团军，即从第2军和第71军中抽出精锐部队，共同组成突击队，绕过松山侧翼直插龙陵，于6月6日兵分三路，向驻守龙陵县城一线的日军发起了猛烈进攻。经过两个昼夜的激战，截断了龙陵与芒市之间的公路联系，肃清了龙陵城外大部分据点中的据守之敌。8日晨，71军87、88两师主力部队开始向日军重兵防御的龙陵东南郊、敌阵进击，力图抢占猛岭坡。日军也拚死抢夺被远征军攻占的阵地。异常激烈的战斗打成了拉锯战，猛岭坡阵地9次易主，第88师263团最终以团长傅碧人负重伤、全团官兵伤亡500多人为代价，直到下午5时才将该阵地完全攻克。此后两天中，远征军将士在猛岭坡大捷的鼓舞下，分路向龙陵城外的日军发起猛攻，87师攻克赧场、大坝、文笔坡和龙陵老城，克复龙陵以东的公路要点；88师攻克广林坡、老东坡、风吹坡、三关坡；新33师攻克云龙寺。10日，龙陵城郊的所有高地都被远征军克复，3个师的雄兵对城内日寇重重围困，攻城在即。残余日军只得退回到城内坚固工事中负隅顽抗。眼看在龙陵苦心经营的核心据点即将失守，外围日军立即组织大股力量增援，一心解龙陵之围。13日，正当远征军着手攻打龙陵县城之际，驻守腾冲的2000多名日军南进驰援龙陵，驻守芒市的1000多名日军也沿滇缅公路北上，驻守象滚塘的500多名日军也急速东进龙陵，同远征军发生了激战。在日军精锐部队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远征军第71军主力部队被敌军从中截断，腹背受敌的87师伤亡惨重、险遭覆没。迫于情势，远征军只得于16日退回到城郊一线，保存实力，准备再战。远征军首攻龙陵因此失败。

    二战龙陵。7月13日-8月14日，第71军各师，新荣1师，新28师，新39师，美军14航空队，兵力从1万多人增至3万多人。从6月16日夜起，驻守在龙陵县城附近各据点中的5000多名日军，经常在坦克的掩护下，沿滇缅公路两侧向远征军发起突袭，双方伤亡都十分惨重。7月13日，第71军又集结了87、88师、荣誉1师、新28、39师共3万兵力，从东、北、南三面向龙陵县城一带日军据点发起第二次围攻，再度占领了赧场、长岭岗、猛岭坡、广林坡、三关坡等日军阵地，控制了龙陵至芒市、腾冲的公路。但因松山未克，各类军需物资无法通过滇缅公路运抵军中，造成围攻龙陵的部队给养困难。日军为了尽快打通芒市至龙陵的公路，向龙陵增派了第56师团、第2师团主力1.5万多人，向远征军发动了疯狂反扑。在敌人炮火的猛烈攻击下，驻守龙陵城外的新39师所剩官兵不到百人，新37师也遭受重创，其死守阵地的117团3营将士全部殉国，不少阵地重新陷落敌手。因将士伤亡惨重，远征军只得于9月10日再度退回到龙陵城北近10千米的赧场一带堵击，第二次进击龙陵失败。

    三战龙陵。8月14日-11月3日的第一阶段，8月14日-22日，由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指挥；第二阶段，8月23日-11月3日，由第11集团军副司令兼第6军军长黄杰指挥。主力是71军，2军，5军36师，6军，8军荣1师，美军14航空队。

    9月中旬，中国远征军围攻松山、腾冲的战斗都取得了全面胜利，左、右两翼主力部队相继汇聚龙陵。时逢8月22日，蒋介石将宋希濂调离龙陵到重庆受训。原因是蒋介石在重庆已发布龙陵光复的新闻，结果残敌尚未肃清。宋希濂职务由副总司令黄杰代理。远征军对围攻龙陵的战略进行了调整，一面进袭龙陵至芒市之间的交通阵地，防止敌兵增援；一面集中了10个师的强大兵力，于10月29日向龙陵城区发动了第三次总攻。经过为期5天的激烈战斗，终于在11月3日将据守龙陵的日军大部歼灭，夺回了龙陵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塞。紧接着，远征军派出第88师沿途追剿向芒市方向逃窜的残敌，连克团坡、张金坡、南天门、放马桥一线的日军阵地。11日，龙陵全境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

    战役结果。龙陵战役系整个滇西反攻战中，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牺牲最大的攻坚战，也是歼灭日军最多的战役。在长达4个多月的战斗中，中国远征军先后投入了11.5万人兵力，经过三次拉锯争夺，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共歼灭日军13200多人(除400余名残敌突围后溃逃芒市外，其余被全歼)，而中国远征军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伤亡代价29803人。

    在整个滇西反攻战中，国军共投入兵力16个师16.2万人，其中，龙陵为12个师11.5万人；全役历经236天，其中，龙陵156天；全役国军伤亡官兵5万余人，其中，龙陵伤亡近3万人；全役毙敌2.5万余人，其中，龙陵1.3万余人。

    战役意义。龙陵战役是抗日战争中的一次重要反击攻坚战，同属于滇西缅北大会战的一个重要战役。该战役将在中国滇西的日军基本歼灭，成功收复滇西4万平方千米土地，为打通中印缅国际交通线创造了条件，更好地支援了华中、华南战场。克复龙陵后，日军赖以盘踞滇西的强固阵地均被扫除，日本侵略者被驱赶到了芒市一线(今德宏州境内)的一马平川之地，自此再也无险可守了。

    缅北滇西战役胜利结局。远征军第20集团军攻占腾冲，第1l集团军攻占龙陵。日军大部被歼，少数向芒市撤退。尔后，第11集团军向芒市、遮放、畹町、芒友进攻。驻印军攻克密支那后，将所属部队分编为新编第1军(辖新编第38、第30师)和新编第6军(辖新编第22、第14、第50师)，经过整训补充后，于10月15日开始南进。11月14日，新编第38师抵达八莫附近，在新编第22师和空军的配合下，经过20余天的战斗，击溃日军第2师团一个加强联队，攻占八莫。新编第30师于1945年1月15日攻克南坎，日军大部被歼，残部向腊戍撤退。第50师在芒卡附近接替新22师任务后，向南进攻，在万好击破日军一部，继续向茂罗前进。英印军第36师一部向乔梅方向前进。攻克南坎后，新编第38师、新编第30师分别向芒友、老龙方向进攻。新编第38师连克滇缅路(从昆明起经南坎到腊戍)沿线残余日军据点，27日攻克芒友，与远征军会师，完全打通了中印公路(从雷多起经南坎到昆明的统称)。新编第30师在新编第38师一部支援下，经50余天的战斗，于3月8日攻克腊戍，向康沙追击，27日与第50师一部会合。第50师另一部与英印军在乔梅会师。残余日军向景东方向溃退。至此，缅北滇西战役胜利结束。

    【豫中大会战】

    豫中会战，是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1号作战”的一部分。日方称该阶段为京汉作战或河南会战。中方称豫湘桂会战。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14.8万日军、坦克装甲车691辆(内坦克225辆) ，击溃了中国第一战区蒋鼎文、汤恩伯部8个集团军约30万军队，占领了河南大部。其中许昌保卫战成了当时这场战役最为惨烈的战斗之一 。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日本投降前一年与日军交锋中的一次惨败。

    一、日军“1号作战”计划。

    日本驻中国派遣军《1号作战计划》的主要内容为：1.日本方面军大致于4月上旬以前，进行新建部队的组织及警备交替，命作战所需兵团在驻地附近集结，进行训练。2.与此同时要修复霸王城附近黄河铁桥。3.在4月中旬，命第12军主力集中于新乡南方地区，一部集中于开开封西面黄河左（北）岸地区，完成作战准备。4.第12军大致于4月下旬发动攻势，击溃敌军后，进入郾城附近，做好向洛阳方面作战的准备，同时以一部兵力进攻信阳信，配合第11军打通通往武汉地区的陆地连络线。5.第12军主力迅速由郾城向右迂回，突入洛阳方面，击溃敌第一战区部队。6.华北方面军在发动本作战前，令第1军向西佯动，并于作战开始后，命第1军一部及时由垣曲附近渡过黄河，切断陇海路，支援第12军主力作战。7.第11军大致于5月上旬，以一部兵力由信阳附近向确山附近采取攻势，支援华北方面军作战。8.第13军于4月底前后，以一部兵力在阜阳附近作战，牵制敌人，使华北方面军作战顺利进行。9.由关东军调用的第27师团，先在黄河左岸待命，随着本作战的进展，经陆路向武汉地区推进。10.作战完成后，华北方面军应即派遣第37师团和战车第3师团各约半数，经陆路开往武汉地区，划归第11军指挥。11.作战完成后，华北方面军将洛阳、临汝、舞阳及泌阳东方一线作为对敌第一线，确保京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地。12.用于确保新占领地区的兵力，预定为第62、110师团，坦克第3师团（欠一半），独立混成第7旅团。13.华北方面随着作战的进展，应抓住时机在郑州、洛阳、郾城附近建设飞机场，同时迅速修复京汉铁路南段。

    按此计划，准备以现有兵力的一半、至少65个大队投入作战。主要作战由第12军的第62、110师团及机动力强的战车第3师团、骑兵第4旅团担任。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受降突破正面中国守军的阵地，将主力集结于黄河南岸，随后佯攻，沿京汉线南下。至郾城附近时，主力朝西方、向右迂回，围歼第一战区部队，特别是汤恩伯军。作战目标为洛阳；根据情况，也可能在许昌附近向右迂回。在此期间，以部分兵力打通京汉线，与武汉连接起来。

    日军第12军接到担任主攻任务后，对方面军由正面突破守军阵地的设想不同意，认为黄河铁桥正面及霸王城（原京汉铁路黄河大铁桥南桥头西侧）桥头堡以南的防守力量必然较强，不易攻占，而且伤亡较大，并延误时间。因而决定先由在中牟地区的部队渡过新黄河（即黄泛区，原贾鲁河河床）西进，进攻郑州、密县、新郑地区，进至防守黄河铁桥两侧守军的背后，尔后再令霸王城地区的部队发起进攻。这样形成前后夹击，易于突破守军防线。他的作战计划为：4月20日左右，主力自黄河河畔平汉路沿线地区，以一部自开封西南方正面发动攻击，击溃第一战区为主的敌人后，占领平汉路南段沿线之要地。1.以第37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集结于开封及其东方地区；第110、62师团，集结于黄河郑州铁桥北岸两侧地区；独立步兵第9旅团集结于汲县附近；为欺骗敌人，第27师团集结于新乡以西之博爱、沁阳地区，战车第3师团在汲县及其以北地区集结；骑兵第4旅团在商丘现警备地区进行战备。2.作战开始前，第27师团在黄河以北之孟津，骑兵第4旅团主力在霸王城与开封间之黄河北岸分别进行牵制性佯动，并适时推进军主力，准备对霸王城及中牟正面敌阵地实施攻击。3.第37师团指挥独立混成第7旅团4月18日拂晓，在中牟正面渡过新黄河，向郑州及其以南地区突进；军主力第62、110师团，独立步兵第9旅团，突破霸王城正面敌军阵地，迅速向以南之郑州、汜水、密县、郭店、新郑等要地推进，将敌军捕歼于郑州平原。为使霸王城正面敌军阵地能在作战一开始时就遭到沉重打击及被突破，战车第3师团应以一部协同。军主力预定4月20日拂晓开始进攻。进攻开始前先占领鸿沟以西汉王城附近高地。4.军主力到达郑州附近时，战车第3师团、骑兵第4旅团即应迅速向黄河以南开进；军主力继续击溃所在地区之敌，直趋郾城，准备向西回旋，同时以一部迅速向信阳方向推进，与第11军之部队会合，打通平汉路。尔后随平汉路之打通，将预定使用于湘桂作战之第27师团向武汉地区前进。5.军主力到郾城后，应以极迅速之突然行动向右回旋，向洛阳地区突进，寻歼第一战区主力部队。6.第5航空军除以一部支援此次作战外，必要时应以有力之战斗、轰炸部队，进行直接支援。7.作战开始后，第1军将于山西之蒲州、第13军将于安徽阜阳地区进行牵制。8.此次主要作战结束之时间，大致在5月下旬。

    日军第12军原辖3个师团又6个旅团（内3个旅团为1944年2月1日下令新编的部队）。为进行豫中作战，1944年3月3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第12军新的战斗序列命令。列入第12军战斗序列、参加此次作战的第37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分别由山西运城和山东张店、博山到达开封以东地区集结；第62师团由山西榆次、第110师团由河北石家庄、战车第3师团由包头、独立步兵第9旅团由天津、第27师团由锦州，先后集结于郑州黄河以北地区。早在1941年10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日本华北方面军为策应第11军作战，即以第12军的第35师团于10月2日强渡黄河，进攻郑州。第一战区沿黄河南岸虽有12万大军，并筑有防御工事，但日军当日即突破守军阵地，渡过黄河，4日即攻占郑州；10月31日方撤回黄河以北。撤退时，为便于尔后再次进攻，除留置一部兵力据守中牟县城外，在第一战区第一线阵地要点霸王城附近的邙山头，派2个步兵大队与1个炮兵大队构筑了桥头堡阵地。两年来，第一战区竟未向此孤悬于黄河南岸的这个日军桥头堡进攻，一直对峙至这次作战。

    二、国民党军战役部署。

    1944年初，当第一战区发现豫东北的日军大量集结并修复黄河铁桥时，判断其可能南进，遂以汤恩伯指挥所属4个集团军（第15何柱国、第19陈大庆、第28李仙洲、第31王仲廉）沿黄河南岸，由汜水经柴桥，再改沿新黄河西岸，经中牟以西尉氏、林沟、周家口及其以东河防，面对黄河铁桥、中牟方面部署防御，准备由正面迎击沿平汉路南进的日军。第一战区其他4个集团军（第4孙蔚如、第14刘茂恩、第36李家钰、第39高树勋）及第40军，由战区直接指挥，沿黄河南岸，东起牛口峪，西迄闵底镇，占领河防阵地，与第八战区右翼衔接。第一战区备战期间，军事委员会于3月4日先电示作战指导要领；当日又在原案基础上再次补充，下发了更为详细的作战方案。指明敌如以主力由豫南北犯，一部由北南犯，并由汛区（黄泛区）策应，企图打击我豫西野战军，或乘机打通平汉路时，我军作战方案为：1.依内线作战要领，区分为南、北两地区作战。2.我军预计使用作战之总兵力为第一、第五战区现控置之机动兵团，共计26个师，及枣阳、信阳、阜阳沿黄泛、邙山头附近原第一线守备兵力17个师，合计43个师。3.集结机动兵团主力14个师，荫蔽于临汝、登封、禹县、襄城、宝丰、叶县地区，并特派有力之一部确保北地区右翼支撑点之许昌，及左翼沁水连接嵩山东南麓密县、登封之线，协同第一线部队，侧击包围侵入嵩山南麓之敌而歼灭之，并乘机收复邙山头。4.使用机动兵力一部7个师于南地区，在遂平、泌阳、枣阳一带，先行持久抵抗；并另以一部固守遂平要点及确保桐柏山地，击破由豫北南犯之敌，乘机收复信阳。5.泛区方面，应固守扶沟以南泛防，并指定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统一指挥临泉以东泛区之第一线部队及敌后各挺进部队，牵制当面之敌，并破坏敌后交通。其余第一战区河防部队及第五战区第一线部队，应各派有力之一部袭击当面之敌，以策应大别山区李品仙集团；另以一个军及桐柏山方面之第39军（其5个师），以钻隙行动向汉口挺进，协同第六、第九战区策应部队，乘机袭攻武汉。6.如敌由南、北两方面及泛区深入豫西时，我应立即调整态势，集结主力于临汝、禹县、襄城、叶县、宝丰、方城一带，侧击、迎击合围敌决战，而包围歼灭之，并续向武汉追击。

    第一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作战指导，于3月14日命令下发了关于在嵩山附近与敌决战的作战方案：1.扶沟、汜水间河（黄河）、泛（新黄河）部队，应力阻敌人渡泛及突围，阻止日军强渡黄河突破河防阵地。2.如敌渡泛突围成功时，河、泛部队应凭借许昌、洧川、长葛、新郑、郑州、荥阳一带据点，疲惫敌人。3.同时汤兵团及第4集团军应以其控制部队于登、密北侧山地迄汜水间构成守势地带，于襄城、叶县、临汝、登封、密县、禹县地区构成攻势地带。如敌向我守势地带进犯时，守势地带之部队应坚强抵抗；攻势地带之部队应向左旋回，侧击敌人。如敌主力向我攻势地带进犯时，攻势地带之部队应与敌即行决战；守势地带之部队即转移攻势，向右旋回，侧击敌人。4.汤兵团以第12、13、78军、新1师、第20师隐蔽配置于登封、临汝、禹县、襄城、宝丰、叶县攻势地带，并抽集1个师固守许昌。临泉附近部队，应有西移参加平汉路以西作战之准备。5.第4集团军除固守原河防外，应以1个军固守老饭沟迄金沟主阵地，并以一部占领张庄、铁山、高山寨前进阵地，并确保虎牢关据点。

    3月16日，军事委员会又连续两次要求79、89军准备固守许昌、漯河、遂平、舞阳4个据点；第12、13、29军秘密控置于密县、临汝以西地区，限3月底集中叶县、宝丰、禹县、登封、临汝，汤恩伯直接掌握。但汤恩伯的作战计划及兵力部署，第一战区认为与军事委员会及战区的指示均不符合，遂于3月31日予以修正：1.如敌以主力由北南犯，而南区敌以一部窜扰牵制时，贵兵团应以主力在襄城、禹县、许昌附近地区与敌决战，惟为期与第4集团军密切协同及利用嵩山山地有利地形起见，应将登、密地区亦划入决战地带，并为攻势之重点，期收夹击、侧击之效。2.如敌以主力由南北犯，而北区敌以一部窜扰郑州、新郑、密县一带牵制时，为排除我主力侧背之威胁，使尔后之决战有利计，应于南区会战之先集中必要兵力，将北区渡犯之敌击退，并收复邙山头、中牟，再转兵南下，协力该地区之决战。在北区击敌之同时，南区部队应竭力迟滞敌之前进，以空间换时间，俾导决战有利。

    三、战役经过。

    日军突破河防。作战开始之前，防守毕口（周家口北侧）至牛口峪间黄河南岸及新黄河西岸之线约100千米正面部队为第28集团军（附泛东挺进军）。其兵力部署为：泛东挺进军担任毕口、柴桥间沿新黄河西岸之守备，控置有力一部于鄢陵附近，准备策应中牟、郑州、许昌方面的作战；暂15军以暂27师担任柴桥、后陈间沿新黄河西岸的守备，新29师防守许昌，并以第86团为军预备队，控置于新郑附近；第85军（附暂1旅）以暂1旅、预11师及第110师的第329团担任后陈、牛口峪间河防及邙山头监、围任务，第23师控置密县附近，为机动部队，第110师（欠2个团）防守郑州及后陈至包河桥间河防，第110师的第328团为军预备队，控置于荥阳附近。4月17日夜，中牟方面日军第37师团及独立混成第7旅团首先从三王、中牟、傅庄强渡新黄河，守军暂27师奋起应战。战至18日凌晨5时许，正对中牟的第2团阵地被突破，暂27师被迫南撤。此时日混成第7旅团由傅庄渡河，占领界马，并沿新黄河西岸向泛东挺进军柴桥阵地进攻，第37师团则分路向郑州、新郑、洧川、尉氏进攻。担任郑州挺进队的日军第22联队先遣第1大队（欠第4中队），于19日拂晓即以急行军秘密进至郑州车站，并以偷袭占领了郑州北门附近城墙一角。日军第37师团主力及混成第7旅团亦于19日晚进至尉氏以北。守军暂15军遂突围南退，至薛店集结整顿。

    铁路桥方面。日军第12军主力在中牟方面日军开始进攻后，乘守军注意力集中于中牟方面之机，于18日夜利用夜色掩护，逐次经黄河铁桥潜至南岸邙山头桥头堡阵地，接近攻击准备位置。为解除南进时的侧背威胁，进攻开始前一日（4月19日）晨，第110师团第163联队的第2大队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邙山头西侧高地上的汉王城据点发动猛攻。守军预11师1个营奋起抗击，激战至中午前后，阵地全被摧毁，营长王鑫昌以下300余人全部英勇牺牲。守军第85军当即令预11师控置的预备队第33团向汉王城反击，同时令军工兵营增援摩旗岭，令特务营增援牛口峪，以加强防守力量。但由于日军后续部队不断增加，反击部队伤亡极重，团长余子培身负重伤，反击失利。摩旗岭高地当夜失守，守军第110师撤向乐阳。摩旗岭高地失守后，日军邙山头右侧已无顾虑。守军炮兵失去设于该高地的观测所，炮火威力无从发挥，对战局颇有影响。20日，守军第85军奉令向塔山、万山地区撤退。于是日军第62师团沿平汉路及其西侧地区直趋郑州，第110师团则向密县突进，战车第3师团及独立步兵第9旅团等均于20日拂晓进至黄河南岸。至22日，郑州、新郑、尉氏、洧川、荥阳、广武、汜水、塔山、万山等地先后被日军占领。日军第110师团及第37师团第225联队分由北、东两面向密县进攻，24日占领密县，继续向登封推进。25日，第110师团攻占虎牢关，守军第96军一部退至巩县。

    日军围攻许昌。4月26日，日军第12军在新郑战斗指挥所召集师团长、旅团长开会，讨论进攻许昌、郾城及向左迂回的问题。27日晚，正式下达了作战命令，令第62师团进出至许昌西南颍桥镇一带，阻截守军向西南山区撤退和由西南方向向许昌增援的通路，尔后准备向禹县进攻；令第37师团从北、西、南3个方向攻击许昌城，尔后主力向舞阳进攻，以1个联队归第27师团指挥，向郾城方向追击，占领郾城后，留1个大队守备，主力归建；令第27师团在攻占许昌后指挥第37师团的1个联队攻占郾城，与第11军派出北上的部队会合后转归第11军指挥；令独立混成第7旅团由东面攻城，攻占许昌后留一部兵力守备许昌，主力准备向禹县前进；令骑兵第4旅团在许昌战斗后进出至北舞渡附近，准备沿旧县、宝丰向临汝前进；令战车第3师团以2个中队配属第37师团攻城，主力在攻占许昌后准备向临汝推进。预定30日晨开始攻击。

    当日军部署进攻许昌时，第一战区组织反击，令汤恩伯以第29军全部、以第13军两师击灭密县之敌。汤恩伯令第13军配属暂16师由禹县北向密县实施反击。这次反击虽然使日军第110师团暂时转为守势，但对日军第12军主力围攻许昌并未产生影响。4月29日夜，日军第62师团首先行动，迅速攻占第20师防守之颍河两岸阵地，掩护其他部队进入攻击出发地位。4月30日拂晓，在炮兵、航空兵火力支援下开始攻击。守军新29师依托工事顽强抗击，日军伤亡甚众。激战至17时30分左右，守军伤亡惨重。日第37师团225联队及战车第3师团13联队分别由许昌城西和城南突入城内。巷战后，新29师于当夜在城东北角突围。突围过程中师长吕公良阵亡，残部逐次向叶县方向转移。5月1日上午，日军占领许昌。

    日军打击汤恩伯兵团。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重庆军中，第八战区的第1军和第一战区的第13军是各该战区中的精锐核心兵团。重庆军的特点之一是，核心兵团一旦被打垮，全军就要支离破碎。因此打垮第13军，就等于打垮汤军。当得知汤恩伯的第13军正在登封地区反击密县日军第110师团的情况后，认为围歼第13军的良机即将到来。方面军参谋部于是不断以电话、电报指示第12军赶快咬住第13军，予以围歼。日军第12军根据方面军的指示，不待许昌攻下，就于4月30日10时30分下达了攻占许昌后向登封转进、寻歼第13军的命令。攻占许昌后，第27师团及第37师团227联队（配属1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中队）于5月1日夜由许昌南进，5月5日下午攻占漯河和郾城。守军第89军新1师向东撤走。武汉地区日军第11军根据派遣军的命令，在日军占领许昌时，派独立步兵第11旅团（7个大队）于5月1日夜由信阳北上，2日至明港，3日拂晓至新安店。由于防守确山一带的第五战区第68军部队不战而走，日军第11旅团当日占领确山。日军第27师团先头部队仅受守军第29师的轻微抵抗，即于5月7日占领遂平，9日进至确山，与第11旅团会合。平汉路南段被日军打通。当日军第12军南进时，驻于上海地区的第13军奉派遣军之命，派第65师团师团长率其步兵第71旅团和第64师团的步兵第69旅团，于4月25日开始从安徽凤台、正阳关向颍上、阜阳进攻，以牵制位于平汉路以东的第15、19集团军，策应第12军的作战。该师团的师团长惟恐过早深入而被歼，27日占颍上后即缓慢前进，至5月6日，9天时间仅前进约30千米。8日，日军27师团因已占领遂平，京汉路又基本打通，故返回原防。

    与此同时，日军第12军主力于5月2日开始向登封转进。该军围歼汤恩伯第13军的作战指导大致为：派第110师团由北方、第62师团由东方，包围歼灭第13军。再派战车第3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主力由临汝及其以西地区，向大金店方向前进，以便歼灭敌军。此外，派战车师团部分兵力和第37师团主力确保临汝至长埠街道路附近要冲，尽力围歼向南撤退的重庆军。3日，日军战车第3师团已突抵郏县。汤恩伯急令第85军将登封防务移交刚到的第9军，迅速增援临汝，协同47师守备城防。守军第38军亦令第17师一部协同新35师向已拥入至方家岭附近的日第110师团进攻。但在守军部署尚未就绪之际，日军第110师团已于4日突进至登封西北约16千米的圣水附近，切断了登封与偃师的交通线。第4集团军巩县以东阵地的侧背因之完全暴露。日军战车第3师团在守军第85军到达临汝之前，也于4日拂晓占领临汝。守军第47师与第85军向临汝以南退走。日战车师团继续西进，当晚即进抵伊川以东附近渡河，切断了第31集团军的后方联络线。其机动步兵第3联队及战车第13联队一部，于当晚突进至洛阳南方的龙口附近，形势急转直下。至此，守军第9军与第13军已被日军分割，而第9军更陷于包围之中。5日，第9军突围，向颍阳镇撤退，途中遭日军节节截击而溃散，损失重大。得悉颍阳一带已为日军占领，第9军6日夜退向嵩县东北收容整顿。原在告成、白沙地区的第13军、暂16师、预11师亦于5日黄昏前突穿日军白沙以南的封锁线向临汝方向撤退，沿途遭日军战车部队的不断冲击，损失奇重，后在第85军掩护下，才得以穿越临汝以东封锁线南下，向半扎附近集结。防守巩东、金沟至老饭沟一线的第4集团军在第9军和第13军等突围溃退后已形成孤立突出，旋奉命向洛阳西北地区转移，8日退至陈凹附近。至此，汜、登主阵地全部被日军占领。

    国民党守军河防的崩溃。为了策应第12军作战，日本华北方面军令第1军派第69师团师团长率其第59旅团5个步兵大队及独立混成第3旅团3个大队于5月9日夜由垣曲渡黄河攻略渑池，阻止第八战区东援；为加强进攻洛阳的进攻力量，还调防守北平的第63师团师团长率所属步兵第67旅团及3个独立步兵大队赶至郑州，并指挥独立第9旅团及第12野战补充队（称“菊兵团”或“野副兵团”）参加进攻洛阳的行动。10日，华北方面军下达命令：“第12军应以一部兵力歼灭临汝西南和嵩县方面的重庆军，同时以主力迅速向宜阳、新安方面挺进，进入洛阳西北方；第1军应迅速渡过黄河，向洛阳方面挺进；野副兵团应击溃洛阳以北的重庆军，向新安方面挺进；以上东、西、南互相呼应，围歼第一战区军，进而攻占洛阳；敌军退却时，应立即朝陕县或向洛宁方向急追。”日方面军虽然下达进攻洛阳的命令，但第12军对此有不同的见解，认为当前主要的任务应该是追击刚被击溃的汤恩伯部和第31集团军，在它们整顿以前予以击歼，进攻洛阳及其周围的蒋鼎文部应视为次要任务，遂不按方面军的命令进围洛阳，仅以独立步兵第9旅团、第110师团及战车第3师团各一部对洛阳保持监视，而以主力分沿黄河南岸，朝颍阳至新安、龙门街至嵩县和宜阳方向追击前进，另以第62、37师团分别尾追撤退的各守军部队，在临汝以北，西向伊、洛河上游河谷追击。

    同在10日，第一战区转发了军事委员会的作战指导大纲：1.第15军及第94师仍固守洛阳。2.第4集团军及第9军（目下集结于洛阳以北之陈凹）应迅速南向宜阳附近增援汤兵团。3.汤兵团以主力固守伊阳（今汝阳）、宜阳，派一部守洛宁，俟第4集团军到达后，再行转移攻势。4.刘戡兵团应集结磁涧（洛阳以西约17千米）以南地区，准备侧击由渑池向洛宁或向洛阳前进之敌，并策应第36集团军之作战。5.第36集团军应以一部酌留河防，抽调主力打击渑池之敌。6.第39集团军应速集结主力，阻击南渡之敌，相机转移攻势。7.该战区应先控制伊阳、宜阳、洛宁、嵩县各据点后，再图反攻。8.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指挥所可转移洛宁第14集团军总部附近。各部队奉命后，乘日军尚未迫近时，于10日进抵指定地区。

    日军第1军69师团于5月9日夜从垣曲及其以西一带强渡黄河，担任河防的新8军暂29师及河北民军一部稍战即退。日军于11日攻占英豪、渑池。守军新8军军部稍一接触即行南撤。日军在渑池获得了大批粮食、弹械，并切断了陇海路的交通，洛阳守军从此陷于孤立。5月12日，日军第37师团第225联队击败第12军第81师，接着占领嵩县。汤恩伯兵团各军间的联络被割断。13日，日战车第3师团一部击败刘戡兵团的暂4军，攻占磁涧。第47军亦放弃新安南退，撤向洛宁。日军紧紧追击，14日占宜阳，15日占韩城，17日占洛宁，20日占卢氏。第一战区的第4集团军、第36集团军、刘戡兵团等部队均退至闵乡附近地区，战区司令长官部移至闵乡东南的官庄。此时汤恩伯兵团早已溃退至伏牛。洛阳完全孤立。

    洛阳攻守战。防守洛阳的第15军及第94师共7个团的兵力（第64、65师各2个团，第94师3个团），分为城厢、邙岭（城北）、西工（城西）3个守备区。第94师担任城厢区守备，第65师担任邙岭区守备，第64师担任西工区守备。日军在第12军及第1军追击第一战区各部期间，对洛阳采取了封锁措施。第12军在洛阳周围的部队和炮兵等，凡属不参加洛河追击的部队，全部配属给菊兵团，负责执行此项任务。划归菊兵团指挥的有第110师团163联队第1大队、独立混成第1旅团的步兵第74大队、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步兵第5大队、独立混成第9旅团的步兵第38大队及野战重炮兵第6联队的1个大队，连同菊兵团本身的10个大队，总计14个步兵大队、1个重炮兵大队。17日，菊兵团各部队全部到达洛阳周围。兵团长野副昌德决定18日开始进攻洛阳。当天，除城北邙岭区仍为第65师防守外，城西、南、东三面日军均已迫近城垣。在守军坚强抵抗下，日军的多次突击均被击退，激战终日，毫无进展。日本华北方面军20日晚下达命令：“应以目前态势继续进攻，并纳入第12军司令官指挥。”21-23日，日军先后攻占邙岭区内后洞、上清宫、苗家岭等要点，守军退入城中。24日13时，日军在航空兵、炮兵及坦克支援下，对城垣发起猛攻。激战约1小时，日军战车第3师团及其机动步兵即突破城西北角。17时，第63师团亦突破城东北角。18时20分左右，日军的坦克冲入城内，中、日双方军队展开激烈的巷战。第15军军长武庭麟下令各部队各自夺路突围。黄昏后，大部撤出，未接到命令及未及撤离的官兵仍英勇地进行逐屋争夺战。激战彻夜，至25日8时，日军完全占领洛阳。

    四、检讨豫中会战失败原因。

    豫中会战仅30余天，日军即打通了平汉路南段，占领了沿线各要点及古城洛阳，击溃了第一战区的主力部队，实现了战役企图。第一战区的军队损失严重，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撤退中牺牲，此次战役中伤亡官佐817员、士兵18327人，日军伤亡4000人。第一战区在战役结束后所作《会战之检讨》中说，此次中原会战，挫师失地，罪戾难辞。为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均被撤职。

    造成此次失败的两条主要原因：一是河防部署不合理想。黄河重要渡口及岸防部署的都是新部队，而且是后退配置；加以未能破坏日军修复的铁桥，黄河天险丝毫未起地障作用，既未能歼敌于半渡，又未能歼敌于岸边。日军渡河及序战均未遭打击，轻易地渡过黄河，占领有利地域，装甲部队得以长驱直入。二是作战部署不适合指导方针，主力部队未能集中控制，极度分散，配置重心过偏于南，以致日军进至郑州、密县附近时，临时调集，逐次使用，既不能适应战机，且蒙受各个击破。此外还有未能及时掌握战机、缺乏控置机动兵团、部队不执行命令和互不协同等等。

    上述各点，都是导致失败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军队的腐败。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抗战意志衰退，从军事委员会主要决策者到战区各高级将领，都是以保存实力、坐待胜利为指导思想，失去了抗战初期的积极性。1941年10月日军为策应第二次长沙会战，在进攻郑州时，仅留置少数兵力据守中牟县城外，在霸王城附近的邙山头派2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构筑了作为以后再次南侵时的桥头堡阵地。但因霸王城地势险要，黄河北岸日军炮火压制，我军缺乏重火器和空中支援，于是不得不挖壕固守，长期监围。2.军官贪污腐化。汤恩伯的部队最为严重。汤部每个单位均有空缺，特别是汤恩伯本人及其军队将领都与日伪方面有密切的贸易关系，从中牟取暴利，大发国难之财。这样的军队不可能全心致力于抗战。一经与敌接触，立即南撤”。汤恩伯副司令长官部总参议宋涛说：临汝一陷于敌手，我前线许多“部队都不战而退，望风披靡。3.汤恩伯军队的纪律太坏，当地人民恨之入骨。1943年河南大灾，河南参议会和人民群众说：“河南灾荒除水灾、旱灾、蝗灾外，还有汤灾。”这样的军队不仅得不到民众的支援，而且豫西的民众到处截击军队，甚至围击部队，枪杀官兵。军队所到之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第13军89师266团团长方耀说：“由于汤恩伯的军队几年来驻扎在河南，军纪不好，所以当汤军突围时，几乎每个村庄都向军队打枪，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率领总部直属部队突围，被武装民众包围缴械，汤恩伯亲自带领的直属部队，损失得更惨。

    第13军突围撤退途中，行军十多天，开始时沿途百姓还表示欢迎，在路旁端着茶水给过路的官兵喝。由于官兵抓了十几个民夫，进入民房翻箱倒柜，强取民间粮食、燃料、蔬菜、杀猪、杀鸡，分文不给。老百姓牵着牲口带着东西上山避难，军队路过时上山搜索，牲口拉走以作军用，贵重物品抢走。沿途百姓闻风而逃，弄得十室九空，民众恨之入骨。

    豫中会战结束后，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在豫陕边界附近的西峡口召集汤恩伯部师以上长官和河南专员以上行政官员检讨失败原因，说：“会战失败是由四不和造成的。一是将帅不和，蒋鼎文与汤恩伯争权夺利，不仅同一战区指挥不能统一，而且实际形成两个战略集团，相互勾心斗角。二是军政不和，作战时地方不支持，且多掣肘。三是军民不和，四是官兵不和，大量士兵是硬抓来的，不仅官压兵、兵恨官，而且逃亡率极高，影响士气、战斗力。这一总结虽然未触及本质的问题，但所归纳的几个因素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战役开始前，一战区将部队全部部署在黄河岸边，对抗日军渡河。一战区的两个战区级指挥所分设于洛阳和叶县。可战役打起来后，中牟很快被日军突破，随之日军主力从这个方向全力渡河。日军从这里抢渡是有周密准备的，而守备这个地方的部队就是暂15军的一个师。等暂15军调集人马来堵日军的时候已经晚了，日军的大批坦克也过了河，阻击部队一下就垮了，造成郑州失守。由于国军将主力全部配置在河岸，一旦日军突破一个点，国军后方便无可用之部队，整个防线就垮了。战役中途，暂15军的一个师在许昌与绝对优势之日军打了将近四天，全师殆尽。许昌失守后，日军转身打击集结在河南登封的第13军。10万配有坦炮兵的日军对付13军。原先战区交给第13军侧击日军的任务告吹。这个阶段，过河的日军主力大部被暂15军与13军吸引在中牟、许昌一线。而在这个阶段，黄河岸边10几个军的国军竟然没有上，看着等着日军解决了许昌，后来他们也被日军痛打。战役后期，日军集中起来攻击洛阳。位于洛阳的一战区长官部这时候后悔都晚了，他也只有跑了，跑进大山中。而在河边的国军，这时候已经被日军全部割断，长官部也跑了，他们能做的就是各自怎样把自己的部队带出死地。

    五、河南民心。

    豫中会战期间，国民党军队畏敌如虎，一触即溃，逃至豫西伏牛山区，杀人放火，抢劫民财。豫西民众在求生不得的情况下，纷纷揭竿而起，围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军队，收缴其枪支弹药。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军队整团整营被缴械，也有不少国民党官兵乘机持收集的武器变卖给民众。汤恩伯的卫队、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的总部直属队就是这样缴了枪。一向暴虐的屠夫汤恩伯唯恐被激怒的民众活捉，吓得化装成伙夫只身潜逃。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在洛宁西张村被民众生擒，不敢乘坐小汽车，偷偷地骑个小毛驴灰溜溜地逃命。新八军军长胡伯输佩带的白金左轮手，系何应钦馈赠，也被民众缴获。汤恩伯嫡系第13军，民怨最大，不管到哪里，民众认出来就打。后来13军的官兵每到一地就诈称是第85军。民众一想：“八五一十三，八加五等于十三，还是这帮坏蛋，仍旧照打不放。”就这样，13军残部按群众打得无处藏身。豫西民众在不到一个月的短短时间内，收缴国民党军队枪支10万余支，组成了一支支抗日自卫武装。在洛宁，进步爱国人士李桂五组织了一支1000人的抗日游击队。进步人士贺澎三也组织了一支近千人的洛宁支队，此外，他们还成立了数干人的抗日后备队。这一时期，豫西各县组织起来的抗日民众武装有数万人之多。在豫中叶县，数千农民为求生存，发起抢粮斗争，将国民党第31集团军搜刮来的200多万斤军粮一抢而光，分发给附近乡村的农民度荒。

    1942-1943年冬，河南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还有吃人肉的。大约有2、3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这条沟最后证明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夏，豫南久旱无雨，河流干枯，田园龟裂。群众到处寻找水源，挖掘地井，仍不能栽上秧苗。可是国民党第五战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部，仍在桐柏山区增派苛捐杂税。当国民党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溃退到桐柏山区的国民党军队更是抓丁拉夫、摊派钱粮，敲诈勒索，逼得豫南、鄂北人民喘不过气来。官逼民反。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国民党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7月21日，桐柏山南的四十里冲，有一个叫王川的小学教师组织了7000余农民，攻入驻扎在豫鄂边天河口的国民党第五战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部。总部的特务连、工兵连、机枪连和第一大队全部被缴械。总指挥何章海披暴动的民众活捉，作恶多端的主任副官何枋等10多名官兵披民众当场处决！

    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闻知豫南民变，立即命令第69军28师前往镇压，第28师在桐柏山区大肆屠杀民众。天河口一带，凡在十岁以上的男女，均不能幸免，被杀害的民众达5000余人。被烧、被抢的人家不计其数。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制造的镇压民众的最大惨案。但是，不畏强暴的豫南鄂北人民没有被国民党军队的屠杀所吓倒，他们埋葬了乡亲的尸体，开始了新的反抗斗争。7月底豫南数万民众不约而同，群起反抗，将国民党第28师全部缴械，杀死该师师长，组织起了豫南农民救国军。他们以“反对军队勒索壮丁，反对不抗日的军队”为号召，活动于四望店、吴家大店、汪溪店、天河口、应家店一带，开展抗日救国、保境安民的斗争。河南民变是由国民党军队和政府残酷压迫和掠夺人民造成，也是国民党长期推行不顾人民死活的反动政策带来的必然结果。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心的向背。古往今来，得民心者得天下！

    【长衡大会战】

    长衡会战，又叫湖南会战，1944年5月底-9月初，历经3个多月，是“1号作战”中敌我双方伤亡最多，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

    1944年，日军发起了一场纵贯中国南北、代号为“1号作战”的大规模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日军总计动员兵力约51万，参战兵力之多、作战地域之广，打破了日军侵华以来的空前记录。对中国军队而言，也是1938年以来所遭遇到的规模和破坏力最大的一场战役。数十万士兵及无数的平民伤亡；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被日军的南北通道切成两半；在失去1/4的工厂的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亦随之锐减。此次军事败挫，暴露了国民政府军队的诸多弊端。它与同时俱来的经济萧条与政治危机一起，使抗战胜利前夕的国民党政权遭到一场灾难性的打击。蒋介石慨叹：“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是从事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受过现在这样的耻辱。我今年五十八岁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

    日军“1号作战”的战略目的，一是要摧毁在中国大陆的美国空军基地，截断中美、中印、中缅运输线，防止美空军袭击日本本土；二是要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铺设一条纵贯中国大陆南北，并连接东南亚的陆上交通动脉；三是要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队，摧毁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力。由于日本当局主要担心设在广西桂林的美空军基地对其本土发动空袭，故将桂林作为此次作战的最重要目标，并由北而南打通平汉线、粤汉线及湘桂线的交通。

    5月上旬，日军的战略企图日趋明朗。6日，蒋介石致电驻守湖南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由赣北直攻株州与衡阳情报甚多，务希特别注意与积极构筑据点工事，限期完成，以防万一。”7日，得知日军南犯部队前后共准备10个师团。14日，蒋介石再次致电薛岳，明确指示：“敌军打通平汉线后，必继续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以增强其战略上之优势，务希积极准备。”同日，蒋介石还致电驻守广东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指示敌人企图打通粤汉路，发动之期将不在远；敌将在广州大举增援，务希积极准备。28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报，研讨对湘鄂及全国军事计划，认为：“敌寇在湘北与鄂西分别进犯，共集中9个师团以上兵力，其必欲打通粤汉路，乃为预料之事，盖以兵力而论，或可达其目的，但以地理与空军及运输而论，当不能如其预计之易，吾人亦惟有针对敌之缺陷，着手抵抗，以冀补我兵力之不足也。”最高当局已初步揣测了日军“1号作战”的战略意图。

    日军是在太平洋战争屡遭败绩、南洋日军补给时常中断的情况下，发动长衡会战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投入兵力36.2万于豫湘桂战役。这是日军自卢沟桥事变后进攻一个地区使用的最大兵力。1904年日俄战争才动用过这样多兵力。日本“1号作战”选择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打败沙俄波罗的海舰队的胜利日---5月27日作为这次战役的发动日。

    一、双方部署。

    为了发动长衡会战，日本大本营和驻中国派遣军决定由第11军担任主攻，从关东军和其他方面抽调5个师团和1个铁道兵联队共17万拨归第11军指挥。日军在大举进犯豫中的同时，为打击湘中中国守军，贯通粤汉铁路，由第11集团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日军10个师约20余万人，兵分3路，开始向湖南发起进攻。其部署是：中路，第34、58、68、116师由岳阳东南沿粤汉路作主要攻击；东路，以第3、13师自崇阳附近，西路以第40师及第17旅自华容实施辅助进攻；另有第37、64、27师位于临湘、蒲圻一带担任增援。

    中国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6个军54个师，共40余万人，仍采取长沙会战的战法，策定以一部兵力利用既设阵地，节节阻击日军，迟滞其前进，主力集结于后方，诱敌于有利地区实施包围攻击，粉碎日军企图。

    二、战斗经过。会战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第四次长沙会战1944年5月27日-6月18日，长沙失守。27日，日军分三路南犯：东路第3、13师团于29日分别从崇阳以西、咸宁以南进攻平江、浏阳；中路第116、58、68、34师团从蒲圻西南、监利之间，岳阳以东分6路强渡新墙河；西路第40师团从华容、石首出动，在海军配合下攻洞庭湖地区。东路日军6月1日陷平江，14日占浏阳；西路日军6月6日占沅江，16日陷宁乡，完成了对长沙的两翼包围；中路日军于8日向捞刀河、浏阳河攻击。此次日军进攻长沙与以往三次只限于湘江东岸不同，此次在湘江西岸亦部署了相当兵力。长沙守军指挥官张德能判断错误，指挥所设天心阁，在长沙城区配2个师，岳麓山仅配1个师。6月9日，日军三路进逼长沙：一路由西部向岳麓山进发，一路从城北捞刀河进攻，一路从东部直奔城南。13日，日军在10余架飞机掩护下向银盆岭、望城坡猛攻，被守军多次击退，伤亡惨重。银盆岭失陷；城南金盆岭也失守。16日，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军储库等地进攻被击退；日军用飞机20余架将岳麓山等阵地工事炸毁。17日，日军迂回到山左侧攻击，战局危急，守军只得向张德能求援。当晚12时，张德能派部队增援岳麓山，因人多拥挤，敌军攻击而不能前进，转向东南方向突围，守城的团长只身脱逃，副团长率部从城南突围出城。18日，日军第68、58师团占领长沙城区和岳麓山。由于第九战区麻痹轻敌，不察敌情变化，套用“天炉战法”，分兵把守，被各个击破；加上敌强我弱，特别是各部缺乏协作，造成5.6万人伤亡，长沙失守。张德能被判处死刑。

    第二阶段。1944年6月20日-8月8日。日军占领长沙后分三路南进，直指衡阳。中路由湘潭出衡山，攻衡阳正面；右翼出湘乡，攻衡阳西北面；左翼由醴陵出攸县、茶陵、南犯安仁、耒阳，包围衡阳东南面，并切断援救衡阳的中国军队。衡阳是豫湘桂大会战的第二阶段，长衡会战的主战场。中国守军是第10军，下辖第3师、190师、预备第10师，实际兵力是7个团，加上配属的暂编54 师1个团，总兵力为8个团、1.7万人。进攻的日军先后共投入的是横山勇11军的4个师团，68、116、58、13师团共约9万人，第5航空军全力配合。

    中国第10军1.7万英勇健儿奉命死守衡阳。衡阳会战分四段进行。第一段为6月23日至27日。日军挺进衡阳并占领衡阳机场。23日守军190师杨济和营在五马归槽毙伤日军300人以上。25日敌军攻占五马归槽和飞机场，守军596团反攻，激战5个小时，歼敌400多人，夺回机场，次日机场失守。27日，日军飞机10余架，重炮10多门，猛轰五桂岭、江西会馆等阵地。同日，守军在高岭等地击退敌10多次进攻，毙敌600多名，敌军进展缓慢。第二段为6月28日至7月2日，日军发动第一次总攻击。28日，敌先以排炮猛轰，继以飞机对守军反复轰炸，并施放毒气和硫磺弹。守军不断反击，从山上投掷铺天盖地的手榴弹，第68师团长及参谋长在黄荼岭被守军预10师迫击炮连击伤。30日日军向五桂岭炮轰后又施放毒气，使守军全连80余人中毒身亡。至7月2日，为期5天的第一次总攻击，除占领停兵山、高岭、瓦子坪、辖神渡、来雁塔等据点外，守军一线阵地均屹立不动，但守军已伤亡4000余人，弹药消耗60％以上。第三段为7月11日至20日，日军二攻衡阳。敌重新组织炮兵和航空兵支援，重点攻西南方，并用飞机投掷大量燃烧弹，使全城变成火海。守军顽强抵抗，击毙敌旅团长1人。预10师在张家山、虎形巢两个重要据点，与敌反复争夺数十次，全师主力伤亡殆尽，至20日，日军占领守军第一线阵地，但伤亡过大，被迫停止攻击。第四段是8月4日至8日，日军三攻衡阳。日军除原有两个师团外，又增调3个师团对衡阳城西、北、南三面发动猛攻，重炮倾泻炮弹4万多发。8月6日日军突破小西门附近演武坪阵地，双方展开巷战，中午敌旅团长被击毙，几处主要阵地虽然保持，但守军已无兵力反击了。8日晨，第10军军长方先觉举枪自杀被部下拦阻，随即被俘，后逃回重庆，衡阳失陷，会战结束。其中，还有4个军在外围开展解围战，在茶陵进行反击战，均未成功。

    三、战役评判。

    第10军以孤军对抗日军4个师团的围攻，坚持达47天之久。军委会战前命令只须守住衡阳10-15天。从某种意义讲，方先觉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衡阳的陷落，非战之罪。期间，第10军未得到一兵一卒的增援和粮弹补充。日军第一次总攻后，第10军炮兵的炮弹己基本耗尽。纵观抗战史，从淞沪会战开始，中国军队与日军的大规模会战，都是我众敌寡，无论胜负，中国军队的伤亡都大于日军。如南京保卫战，中国守军16万，日军2个师团5万多，只打了一周，就弃守了。第10军在日军兵力、火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却杀伤了超过自军总兵力的日军，并坚守孤城47天，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方先觉功篑一亏，未竞全功，是个悲剧人物，后人称他是“惟欠一死”，以致晚节未保。方先觉后来历任国民党第206师师长、第88军军长，但因投降日军，始终没有得到重用，也始终没有机会再与日寇作战，一雪心中的耻辱。第10军在湖南衡阳以孤立无援的疲惫之师抗击数倍于己的日军，血战整整47天。这一仗的影响，震动了日本朝野，近卫内阁为之下台。纵观整个中国抗日史，这一仗持续之弥久、战斗之惨烈、影响之深远，中国战场所有的城市防卫战，似乎没哪一仗可与堪比。

    总计长衡会战，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指挥上一误再误，加上敌强我弱，中国军队伤亡9万多人，其中有第79军军长王甲本。日军伤亡6.6万余人。国军以失败告终，不仅造成长沙、衡阳两大城市失陷，而且造成数十座县城沦陷，给湖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大西南失去了屏障。

    【桂柳大会战】

    桂柳会战。1944年8月日军攻陷湖南衡阳后，由湖南、广东分兵向广西进犯。8、9月间，蒋介石严令第四战区(广西属第四战区作战区域)司令长官张发奎(广东人)在广西的桂林、柳州等地进行防御抗敌。这次桂柳会战是豫湘桂会战的第三部分。

    一、桂柳会战的背景。

    1943年秋季起，美国、英国在二战转入战略反攻。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上屡遭失败，使南洋各地军队的海上交通线受到威胁。日本大本营为保持本土与南洋的联系，决定夺取中国南方和西南方的空军基地。由于这些中美空军基地已严重危及日本本土至南洋之间的海上交通线。那条海上交通线是维持日本继续战争的生命线，战略物资必须经由海路方得至日本本土。为打通由平汉路经湘、桂两省至越南的陆路交通线，使关东军、驻中国派遣军和南方军结成一体，不但使相互间能够支援，更可充份利用亚洲大陆战略空间作持久战。为此，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田俊六拟定了一个由北而南、全面进攻的“1号作战”计划：第一期作战由华北方面军发动攻击，打通平汉铁路，同时歼灭国军于河南的主力（主要为汤恩伯部）。第二期作战由驻武汉的日军第11军攻击衡阳，摧毁国军第九战区主力。第三期作战由第6方面军与华南第23军配合，从广州北上，以打通粤汉铁路为目标，并与第11军会师。第四期作战于打通平汉、粤汉线之后，再出兵攻占广西和越南的通路。此次作战期间日军亦需尽量攻击并摧毁重庆军于江西、湖南和广西的机场。这份计划第一期作战计划即为豫中会战，第二期为长衡会战，第四期部份为桂柳会战。若日军达成其战略目的，中国将被分为两半，重庆基地有可能被其占领，这也是抗战伊始，中方最为担心的日军战略方针。

    日军为实现其“1号作战”目标，继发动豫中会战、长衡会战后，又调集9个师团、2个独立旅团约11万兵力，在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发动桂柳作战。第4战区集中3个集团军12个军、2个纵队约10万兵力，在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指挥下，采取确保桂柳，固守桂林，尽速集中有力部队，先行击破西江方面前进之敌，尔后以主力于湘桂路方面乘敌深入后击灭的方针，打破日军的企图。

    二、桂柳会战的经过。

    9月初，日军由湘桂路、广东西江和雷州半岛，向桂柳地区攻击前进。第4战区在部队尚未集中的情况下仓皇应战。10日，冈村宁次奉命指挥第11、23军、第2飞行团(飞机约150架)和第2遣华舰队一部，共约16万人，在南方军一部配合下，以打通桂越(南)公路为目标，向桂林、柳州进攻。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第27、16、35、27集团军和第六战区孙连仲第24集团军、汤恩伯兵团，共9个军、2个桂绥纵队、空军一部(飞机217架)，共约20万人，在黔桂湘边区总司令部3个军支援下，分区防御抗击日军。14日，日军第11集团军攻占全州，随后调整部署，准备攻击桂林。22日，日军第23军陷梧州，至10月11日相继攻占平南、丹竹和桂平、蒙圩。

    第四战区鉴于全州地区日军尚无行动，遂调整部署，将所部编组为桂林、荔浦、西江3个方面军，南宁、靖西2个指挥所，以第31军桂系贺维珍部2万兵力固守桂林，集中一部兵力先击破西江方面之敌。10月21日，第64军配属桂绥第1纵队向进占桂平、蒙圩之日军独立混成第23旅实施反击；另以第135师等部向平南、丹竹攻击，策应反击。战至28日，日军第23军主力逼近武宣，中国军队遂停止反击，退守武宣。与此同时，日军第11军突破桂林、荔浦方面军的防御阵地，主力于11月4日进抵桂林城郊；一部向柳州进攻。7日第四战区将3个方面军编组为左、中、右兵团，集中兵力保卫桂、柳。9日，日军第40、58、37师和第34师团一部，向桂林城发起总攻。同日，日军第23军104师团、第11军3师团、13师团突破中央兵团的防御阵地，攻向柳州。11日，防守桂林城区的中国军队撤退，部分在撤退途中被俘，桂林陷落。守军除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第31军军长贺维珍率一部分幕僚逃出以外，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恒、第31军参谋长吕旃蒙、第170师副师长胡原基、第131师392团团长吴展等以下官兵240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31军131师师长阚维雍拒绝撤退，于阵地拔枪自尽，忠烈殉国。

    桂林战斗中，中国军队阵亡5665人，被俘13151人，被日军缴获各种口径的火炮156门、重机枪110挺、轻机枪359挺、步枪2737枝。第27集团军接到战区11月7日改为中央兵团固守柳州的命令后，以急行军于当夜到达指定位置，当即进行防御部署：令第37军在象县以北掩护主力向柳州转进，第188师在柳州以北、以东的长塘、东泉附近掩护柳州侧背安全，第26军防守柳州，第20军控置柳州西车站附近待机。第26军以41师守备柳州东面和北面，第44师守备西面和南面。8日，日军第13师团和第3师团分别进至柳州以北6千米处和柳江东岸，第23军104师团先头161联队进至柳州南约18千米的四方塘（第22师团仍在贵县北龙山地区）。杨森急令第20军134师在柳州西岸担任河防，并以一部占领鹅山，加强防守力量。9日，日军第13师团、第3师团分由柳州以北、以东和东南发动总攻。当日中午，日军第3师团34联队由三门江附近强渡柳江，进至西岸；第13师团先头104联队攻入柳州北部；第104师团先头161联队第3大队亦进至柳州机场南侧。10日凌晨日军第3师团34联队与第104师团161联队第3大队攻占柳州飞机场。美国陆军航空队支援的30架战机及桂林机场遭日军击毁。坚守柳州城区的第26军伤亡过半，奉命撤离，柳州失守。随后，日军第3、13师沿黔桂铁路(都匀-柳州)向西北进攻；第23集团军沿柳邕公路(柳州-南宁)向西南进攻，24日攻占南宁。28日，日军南方军第21军一部从越南突入中国，向广西绥渌(今属扶绥)进攻。沿黔桂铁路进攻的日军至12月2日攻至贵州独山，遭黔桂湘边区总司令部部队的反击，撤回广西河池。10日，日军第21军与第23军各一部在绥渌会合。至此，大陆交通线全部打通。日军伤亡约13,400人。

    三、桂柳会战的影响。

    战术上日军在初期订定战术正确，因此在整体作战上几乎达到成功，就结果而言也达到了一开始预定的作战目标。但是日军从开战时即出现的兵力不足问题在此场全面性会战中再次暴露，虽然有效打击了重庆军的战力（以中路作战击溃第九战区薛岳所驻防之长沙最为明显，第九战区到战争结束前再也无力作战），但是无法有效占领领土，最后仍然自行撤出部分地区。日军于南路没有击溃第四战区兵力的结果种下了隔年湘西会战日军惨败的种子。

    二战尾声，中国战区相较于盟国欧洲方面同一时期的情形，如苏军白俄罗斯歼灭战，和英美联军之诺曼地登陆，显然成就远不可比拟。此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战略上指导失误，对于日军主攻方向虽已大致知悉，但终因支援滇缅
    作战，主力和预备队配置不当，重以错估，致使豫、湘、桂大片国土被占，空军基地、场站被毁。

    日军尽管达成作战企图，却无力保障大陆交通线畅通。在日军发动“1号作战”的同时，美军攻克了塞班岛。在中国的B-29轰炸机全部转场塞班岛，因此日军未能阻挡美机空袭日本本土。中共延安则在潘汉年通知下早获情报，在“1号作战”中几乎未与日军正面抗战。重庆国民政府在与日军“1号作战”中连番受挫失地，极大地损害了美国对中国（尤其是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政府）的观感；史迪威与蒋介石在此役之前即恶化的关系，更因此达到临界点。史迪威以此役中国军拙劣的表现与辖下印度蓝迦滇缅远征军的精强做对比，直指蒋政权腐化无能是导致战争延长之主因，甚至进而主张由其取代蒋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几近愤怒地要求美方撤换史迪威。这场中美指挥权的冲突最后以美方退让，在1944年底撤换史迪威告终。但美国政界及民间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印象已转趋不信任与轻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后国共内战的结果。

    桂柳会战持续近8个月，国民党军损失兵力5、6十万，致使豫、湘、桂大片国土被占，空军基地、场站被毁，丢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省的大部或一部，20余万平方千米的国土沦丧敌手，6000余万同胞处于日军铁蹄蹂躏之下。这次大溃败中，中国人民生命财产所受的损失无法计算：河南损失88家工厂；湘桂粤3省的工厂占大后方工厂的三分之一，全部落入敌手；湖南著名的钨、锑等重要战略物资，全被日军攫夺；豫湘桂是重要农业地区，粮食棉花油料都被日军掌握。日军所到之处残暴地烧杀抢掠，仅江西萍乡一地，被杀害者1.9万余人，被虏者2万余人，妇女被侮辱者6000余人，房屋被毁700余间，农具被毁4700余万元，米谷被劫5万余担，棉花被劫9500余担。战争中几十万难民颠沛流离。这是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第二次大溃退。

    【雪峰山战役】

    雪峰山战役，亦称芷江会战或湘西会战，1945年4月9日-6月3日，历时55天。主要战场绵亘洞庭湖西南，包括常德、益阳、湘潭、邵阳、零陵、东安、新宁、武冈、洪江、芷江、辰溪、沅陵、安化等地。雪峰山战役共毙伤日军28174人，俘敌447人，是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的最后一次会战。这次会战以胜利告终。

    侵华日军“1号作战”中雪峰山战役的目的是争夺芷江空军基地。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余千米。在王耀武指挥下，湘西会战取得了大捷。此战最后一仗的主战场是怀化溆浦县的龙潭镇、温水乡和邵阳市洞口县的高沙、江口、青岩、铁山一带。战役以日本军队战败而结束。湘西会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

    一、战役概况。

    芷江地处湖南省西部，云贵高原东缘，东接怀化县，西至贵州省万山、新晃，南与会同、贵州天柱相连，北抵麻阳，距省会长沙市498千米（铁路）。全境东西宽61.5千米，南北长63千米，总面积2098.89平方千米，约占全省总面积1%。整个地貌以丘陵为主，地势由北向东南方向倾斜，四周高，中部低，形成盆地。县境山地分南、北干支，北干支为米公山、西晃山，平均海拔1000米，南干支为天南山。最低点海拔208米，最高处海拔1045米。舞水是境内最大河流。芷江与川黔桂鄂等省接壤，夹在湘、资、沅三大水系中间，东临长沙、衡阳，南瞰 桂林、柳州，西枕芷江盆地。

    湘西芷江地形对中国军队有利，对日军不利。境内雪峰山、武陵山，南北纵列，山脉相连，高峻陡峭，难以逾越，愈向西进，山势愈险愈高，被称“死地”。资、沅、澧诸水交错东流，水深谷险，道路狭窄，汽车牵引的重炮不易运转，只能以轻武器从平川往高处仰攻。中国守军居高临下，从山麓到山顶利用险峻地形，构筑层层阵地。山下系水田。日军很少有可利用的地形，只能沿公路大道徐徐前进，公路两侧有伏兵层层阻击，给敌以重创。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国军强、日军弱。由于美国以现代化武器援助中国，中国国民革命军此次战役的武器装备，无论是陆军火力还是空军火力均超过日军。特别是日军丧失制空权，战斗力因而减弱，不能攻破国军之重要据点，这是克敌制胜的关键。中国空军以驻湘西、滇东、川东的芷江、陆良、梁山等地之第1、2、3大队各一部，联合美国空军频繁出动，仅第5大队即出动飞机940 架次。由于中美空军掌握了制空权，紧密配合陆军突击日军，使敌伤亡惨重。同时，广泛袭击日军汉口、岳阳、湘乡、邵阳、衡阳、零陵等地空军基地、仓库及重要交通线，部分瘫痪了日军的运输补给。另外，国民党有雄厚的后备兵团作为后盾，而日军是孤军深入，无后备兵力。故虽然日军来势凶猛、行动快速、分进合击，但因日军不顾前后之联络，冒险急进，而遭中国守军各方面之打击，最终败北。

    二、战役经过。

    日军为了占领湖南芷江飞机场，维护湘桂（长沙-南宁）、粤汉（广州-武昌）两铁路的交通，于4月初集结7个师团约7、8万兵力，在第20军司令官板西一良中将统一指挥下，采取分进合击战略，向湖南西部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统一指挥下，以第4方面军一部守备新宁、益阳、邵阳之线，以主力在新宁、武冈间与日军决战；以第3方面军第27集团军第26军守备龙胜、城步各要点，另以第27集团军第94军向武冈以东、第10集团军向新化以东地区进击；以新编第6军空运芷江为预备队。

    日本“1号作战”后，国民党惧怕日军进攻内地，规定今后的作战方针是防备日军向常德、芷江、贵阳方面进攻，所以在各要冲都构筑了工事。为了打好这一仗，国民党政府调集了23个师，集结了优势兵力和装备，采取了攻势防御的作战方针，先守后攻。守是为了消耗敌军有生力量，攻是为了进一步歼灭敌人全部或大部有生力量。

    第一阶段，防御。

    第一线兵团各军密切配合空军轰炸，充分利用既设阵地和有利地形，发扬国军优势装备与火力，必要时使用第二梯队兵力对敌进行猛烈反冲击，相互配合作战，节节消耗和杀伤敌人有生力量。

    ---4月初，日军第47、116师团分4路向国军第4方面军进攻：4月9日，第1路由黑田铺发动攻击，遭第73军逐次阻击，29日抵洋溪桥；第2路于12日向邵阳西北石马江攻击，第100军一部逐次抵抗，28日进至上查坪，30日该部日军向现江等地攻击，遭74军阻击，攻势受挫；第3路于11日由邵阳向小塘攻击，受第100军主力阻击，16日，向白马山攻击时，又遭第74军一部阻击，17日进至放洞，第100军一部奋力阻击，其攻势受挫，第100军主力到达后将其击退；第4路于13日由九公桥强渡资水，攻占岩山铺、桃花坪，26日进抵洞口，经守军阻击与打击，其攻势受挫。日军第68、64师团则于14日分路进攻益阳、大成桥，为第18军所阻，成对峙状态。右翼第47师团的重广支队4000余人，策应116师团，于4月9日进攻蓝田。蓝田附近的第73军军长韩璇判断日军兵力尚未集结完毕，数日之后定会发动总攻，决定给日军一个出人意料的打击。于是，第73军在日军尚未总攻之前，使用2个团的兵力首先向日军主力方向进攻。敌47师团措手不及，被打得狼狈不堪，连续两次增兵才抵挡住国军的进攻。这次主动进攻严重打击了日军的士气，也让韩璇判断出了47师团的底牌。14日，敌47师团开始强渡资水。韩璇命令军队象征性抵抗。日军强渡出人意料的顺利，师团长渡边大喜过望。等到日军主力刚刚渡过资水以后，中国军队以重炮予以猛轰，同时出动空军扫射日军还在渡河的部队。渡河的日军小船木筏在中国空军的扫射下一条条地沉没，伤亡惨重。激战一日，日军兵力还是无法集结，尽管各自距离不过几千米。他们在73军的强力打击下各自为政，只求自保。渡边师团长根本无法指挥自己的部队。直到第二天，日军才乘着夜色完成了部队的集结。16日，敌109联队第1中队占领青山界。21日，日军进攻高砂市山门镇。守军第57师和日军激战四天。25日，116师团主力到达，发动猛攻，双方旗鼓相当，战事胶着。28日，中路突破的日军116师团已经遭遇中国军队包围，紧急向47师团求援。47师团接到命令后，全力向国军第73军进攻，试图突破其防线。第73军集中火力抵抗。日军进攻部队全部被阻挡，伤亡惨重。29日，中国军队19师55团组织200余敢死队员与日军肉搏，夺回青山界，毙敌第244联队400余人。30日，战事胶着，第73军军长命令反守为攻，该军77师唐生海师长对47师团展开正面强攻，15师负责侧面奇袭。整个4月下旬，中国军队50师、19师、63师与敌在江口、青山界、松山、圭洞，双方攻守，势如拉锯，激战20昼夜。5月12日，残敌100余人被151团包围歼灭。到13日中午战斗结束，历时27天：毙敌700余人，合葬于倭寇墓；中国军队牺牲400余人，合葬于英雄界。至此，日军各路进攻作战全线失败，大部分部队前进了不到30千米，而前进最前方的日军109联队（6000多人）还被中国军队包围，十分危险。

    5月2日，国军第15师在空军掩护下，从侧翼突然冲入日军第47师团洋溪桥的主阵地。日军一线士兵在国军冲击下根本无力抵抗，很快全线溃败，丢掉了洋溪桥阵地。第47师团作战近个月，只占领了黑田铺、月光山、洋溪几个无关紧要的区域，几乎没有进展；在第73军的狙击下伤亡惨重，遭遇完全的失败。

    ---日军主力115师团采用分击合围战术，分三路出击，每路约5000人。第一路4月17日渡过资水，向中国军队100军主阵地发动进攻。日军集中1400人从两侧迂回至桃花坪的东郊及南郊猛攻。守军57团1营3连毫不示弱，和十倍日军巷战，最终全军覆没。日军首先攻击芙蓉山的外围阵地岩口铺。守军只有1个连的兵力。这个连196名官兵遭到5倍于己的1000名日军四面围攻，居然坚守小镇12天，以阵亡排长以下官兵17人，伤31人的代价，击毙敌大尉田丁由五郎以下190余人。直至29日才奉命撤退于毗邻芙蓉山的狮子山据点。10天内，日军始终无法突破国军的芙蓉山阵地，只能绕过芙蓉山。第一阶段芙蓉山争夺战，日军以3000主力，并有独立山炮第2联队、独立工兵第40联队等攻坚部队助战，居然无法突破一个半美械团的外围阵地，而且伤亡惨重。中国军美械装备，斗志旺盛，弹药丰富，自动武器极多，阵地构建巧妙且火力强大。日军即使占领一处阵地也必遭受四周火力急袭。芙蓉山的固守对整个会战极为重要。日军始终不能突破芙蓉山。而利用湘黔公路，兵员、辎重输送必须绕山区崎岖小路，时间、精力耗费严重，补给线更为延长，极大影响了日军战斗力的发挥，从而加速了日军的战败。日军绕过芙蓉山后，全力进攻洞口镇。洞口守军为第19军57团1个营。他们利用极险峻的地形，把阵地如货架子一样层层构筑在山梁上，并设有掩盖枪位的鹿砦，而且阵地的前方是广阔的水田，视野很宽，轻重武器交叉射击，组成极浓密的火网，给日军的攻击造成了极大障碍。日军只得又使出了特攻术。守军措手不及，洞口镇被日军攻陷。此时中国军队已经在洞口周围集结，将洞口守军包围。该联队4月18日因为无法突破芙蓉山，只得迂回到隆回司一带。而此处正是中国军队兵力最为充分的主阵地，最终导致109联队被全歼。坚守芙蓉山的第19师功不可没！21日，日军109联队又进攻第19师防区，中国军队56团正面抵抗，55团则从后迂回进攻。敌军大乱，各部向后退却。因日军占领地形都是连绵高地，中国军队火炮无法准确集中。如果想夺取阵地必须和日军近距离。22日，出动几个营发动白刃战，56团团长刘光宇亲自手持刺刀带两个营士兵冲杀。日军士兵也不示弱。双方激烈厮杀，日军终于不敌溃散。中国军队占领全部高地。23日，100军借助大雾发动进攻。109联队随即反攻。双方激烈交火，第51师师长周志道持手枪去一线督战。一线战士见到师长，士气大振。第51师进攻采用美式战法，首先以重炮轰击，之后步兵冲锋，遭遇日军顽抗，再使用迫击炮精确打击。日军很快不敌，仅仅一天，109联队就被击溃，大部退入山区。

    ---4月12日，日军第34师团主力及第68师团、第58旅团分别由东安、全县进攻进攻新宁。新宁守军第74军58师守城的1个营和日军激战3天。中国军队一个营居然抵挡日军34师团数千主力的3日强攻。15日，34师团得到68师团和58旅团的增援，中日双方又在新宁激战一日。新宁守军1个营就杀伤日军数百人，但是自身也损失过半，被迫撤出了新宁。16日，两路日军陷新宁。日军攻占新宁后，休整数日。21日，68师团58旅团4000多人从新宁出发，进攻梅口。22日攻占其良，23日强渡巫水。尔后一部向梅江、长铺子进攻，主力向水东、关峡进攻，29日陷武阳、白家坊后，进攻瓦屋塘、水口。第74军主力在空军配合下向日军反击，给其以重创。日军第58师团一部于19日向小麦田、峡口进攻，27日进抵武冈城郊，为第74军一部所阻。此时第4方面军命令第8军由常德南下，第27集团军命令第94军主力由湘黔边境向武阳地区急进，准备夹击进攻的日军。中国守军第27集团军44师仍然是等待日军一部渡河以后突然进攻，渡过河的200多名日军几乎来不及抵抗被全歼。日军又几次强渡，还没渡过河的中部，就全部被中国军队优势炮火击退。日军只得转向进攻武阳。27日，68师团进攻武阳。武阳是绥宁、洞口至洪江的交通枢纽。但武阳的守军很少，激战二日以后丢掉了大半个武阳县城。得知武阳受压严重，44师于29日火速增援武阳。武阳日军侧翼突遭中国军队突袭，只得停止武阳进攻，回头对付44师。日军侧翼很快被突破。27集团军汤恩伯判断68师团已经处于强弩之末，决心以27集团军94军首先击溃这股部队。94军立即从贵州黄平、镇远火速驰援武阳。30日，94军开始向武阳附近日军发动总攻。可是94军和武阳附近的日军稍一接战就狼狈逃窜，根本没做有力的抵抗。好在中美联合空军的两个编队“野马式”和14架“P-40鲨鱼式”战机也来助战，连续几天轮番攻击武阳附近据点的日军。5月1日，第13团轻松解了武阳之围。中国军队气势如洪，随即追击并且占领全部制高点。在进攻武阳的同时，日军68师团余下所有主力包括师团的坦克部队在内，全力进攻战役关键重镇武冈县城。第74军紧急加固工事，用老百姓提供的糯米配合三合土在城外建立一道核心防线。该防线由于使用糯米，坚硬无比，连大炮轰上去也只是一个小的缺口。

    ---武冈保卫战。4月27日，日军在坦克和近百门火炮的配合下，从三面对武冈城发起强攻。国军58师针锋相对。一连三天，日军除了丢下大量的尸体外，只突破了城外的简易二道防线。中国军队最后一道防线和武冈城墙都极为坚固，日军炮火根本无法将其摧毁。58师防御火力极为顽强，日军伤亡很重。5月1日，日军集中所有可以使用的火力进攻武冈西门，数百特攻队员在炮火掩护下蜂拥前进。大部分队员在离城墙很远的地方就被击毙，少数靠近城墙引爆了炸药，强大的威力顿时把城墙炸出十多个洞。日军还没有来得及得意，守城的士兵和自发参战的老百姓投出数百个大沙袋，把十几个洞头全部堵死。关根看特攻不成，又命令部队以人海战强攻，一度曾经架起梯子爬上了城墙。守军果断使用美制喷火器，随着四处喷射的火焰，木梯被烧断，同时守军用汤普森冲锋枪对城下日军猛烈扫射。日军成批成批倒下，双方激战一天，日军伤亡惨重，仍然无法靠近武冈县城。此时中国守军1个营也伤亡较重，向上级求援。王耀武命令武阳的44师一部立即增援。日军突遭44师袭击，措手不及。由于44师的士兵冲击极为凶狠，日军一度误为中国数万人来增援，顿时大乱。此时武冈守军也全部出城夹攻，日军大败，各级军官不顾武士道精神，扔下士兵逃跑，士兵也跟随逃亡。中国军队各部追击猛攻，日军殿后部队被打的滚的滚，爬的爬，全军溃败到武阳外靠近绥宁一线。

    在武冈保卫战中，74军有个连为守卫武冈而全部战死殉国。连长周北辰身先士卒，手持冲锋枪，与突入之敌实行白刃肉搏战，夜晚又带领两名战士突入敌阵，杀死数名正在酣睡的敌人，并生俘两名敌少尉军官，但最后身中两弹而光荣牺牲。还有1个营与拥有坦克重炮的十倍之敌血战七天七夜，力保千年古城武冈不失。他们创造了抗战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第一阶段防御作战，第四方面军和第27集团军只投入一线几个军，就已经击退和重创日军。中国军队大量预备队尚未使用。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黄埔四期）认为日军攻势已被阻止，而且日军主力已经被中国军队打散，此时应该立即投入预备队在日军撤退之前将其主力围歼。5月4日何应钦下令第一阶段防御作战结束，各部准备第二阶段的全线反击。

    第二阶段，反攻。

    ---正当日军受到最大伤亡、进攻受挫时，国军第二线兵团及时进出有利地区，断然采取攻势，配合第一阶段作战，将进入雪峰山深谷之敌包围就歼。在战术上，中国军队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步兵炮和火箭筒在公路两侧，准备数道阵地，每一阵地达到预定目的就相机转移，不硬拼消耗。就在中国军队批准反攻计划之时，日军第6方面军和第20军也在激烈争议是否应该退兵。遭遇中国军队严重打击的116师团长岩永汪和第47师团长渡边洋联合发电报给南京的冈村宁次，要求中止芷江作战。他们认为右翼、左翼日军都已惨败，中路日军不但没有攻陷任何一个重要据点，而且119联队被围，其他各部均损失惨重；国军的芙蓉山阵地也无法攻陷，日军只得依靠山间小路少量运输，不时遭受国军游击队和空军打击，弹药和给养基本断绝。

    日军116师团于5月1日开始突围。以120联队和133联队连续向国军青岩、铁山发动猛攻。国军第57师170团抵挡日军15次冲锋，青岩战斗击毙日军1600多人。116师团形势危急。4日，板西司令终于认识到109联队已经无法营救，如果再坚持不退兵，整个116师团很可能全军覆没。在和来了解情况的小林参谋长多次会谈后，板西向岗村发电要求撤军。同时电令116师团准备撤退。6日，蒋介石二次下令何应钦开始总攻。这个电报被日军电台截获，送交岗村。岗村看了以后深为震惊。10日，板西命令116师团全军撤退。该军随即从月溪撤退到洞口附近。此时109联队又向116师团长菱田发电求救，菱田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在退到洞口以后，又下令部队回头向月溪前进，策应109联队突围。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针对日军动向，命令第18军火速开往洞口，第74军协助第18军，务必阻挡住日军116师团；同时以100军为主攻，首先消灭孤军深入的109联队。此时58旅团和34师团已经溃败或被全歼，47、64师团自顾不暇，116师团只能靠自己了。其实100军自4月23日包围109联队以来，已经连续进攻了10天。109联队伤亡超过七成，幸存的1000余人，困守在几个小山上，时刻遭遇国军飞机轰炸和重炮的打击。109联队走投无路，派出一个汉奸试图缴械投降。但是国军不知真假，没有接受。12日，100军发动总攻，首先以重炮压制轰击，之后又以中型、轻型迫击炮精确打击。炮击之后，国军两个师奋勇出击。遭到迫击炮、步兵炮和火箭筒的摧毁性打击的109联队无力抵抗，阵地很快被截成数段，大多数阵地里的士兵全线溃败。13日，国军两个师长以下各级指挥官全部亲临第一线，几小时后，日军主阵地被攻陷。日军已经没有抵抗的意志，各自分头逃生，大多被国军当场击毙，其中就包括109联队长泷寺保三郎。日军只有1大队借助山地躲避。18日，也被国军发现全歼，大队长饭岛也被当场击毙。至此109联队被全歼，第100军回军帮助合围116师团。

    双方都在争夺洞口镇。116师团曾经在4月27日以较大伤亡攻陷洞口、山门。5月10日，国军第74军58师已经开到洞口，和日军外围部队发生激战。同时第18军一路收复白马山和赛市，随即进攻山门，攻陷这两地就封锁了敌军的退路。日军也深知这点，随即派出主力和国军在二地激战。同在10日，第18军11师32团进攻山门。山门是日军右侧交通隘道。133联队数千兵力曾在4月21日猛陷山门。现在，国军攻势凶猛。山门日军声嘶力竭地向116师团总部求援。但是日军增援部队全被32团击退。13日，32团收复山门，缴获大洋马300多匹，歼敌千余人。

    暂74军则困难一些，由于洞口方面是116师团的主力所在，12日，第74军暂6师才攻陷洞口外围全部阵地。此时王耀武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决定让军队休整一天，准备向日军发动总攻。这是本次会战最大的失误。当时116师团已经接到全军立即撤退的命令。于是12日下令全军经洞口后撤。第18军攻陷山门后，也通过战俘得知日军可能近日总撤退。但是，由于对此情报不敢肯定，所以没有告知第74军。13日，第74军休整完毕后，对洞口发动强攻。暂6师仅仅用了5个小时就收复洞口。不过已经来不及了，暂6师士兵亲眼目睹116师团如泰山崩塌一样向东方退去，包括2个步兵联队，3个工兵联队，还有2个炮兵联队和1个骑兵联队，都在溃逃。暂6师师长不顾部队疲劳，立即率部趁夜追击，在途中遭遇日军殿后部队的阻挡。第74军军长施中诚得知情况，大为吃惊，命令所有能动的部队全部追过去。芷江机场也全面出动35架飞机追击轰炸，最终只全歼了日军殿后一个联队的1000多人。错失良机非常可惜。

    ---就在116师团全军溃逃的同时，国军继续打击关根支队和重广支队。关根支队在武阳附近被全歼，旅团长带领全部军官和少量士兵逃出，5月20日与第34师团会合。第34师团分出自己一部分兵力帮助其重建了两个大队（其中有大半是伤兵），并且接受了并没有参战的原属关根支队的217联队，初步恢复了一定的实力。按命令，关根支队残部和34师团应该立即撤退。但是后退的路上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初期没有攻陷的芙蓉山。芙蓉山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为保证116师团残部成功突围，上级命令关根支队派出自己建制完整的217联队夺取芙蓉山。关根支队在第34师团的掩护下，于22日经桃花坪向西南撤退，6月1日夜渡过资水在九公桥附近集结。217联队在20日得到溃逃来的116师团120联队和133联队残部2000多人的支援，21日拂晓出动1000余人开始进攻芙蓉山的狮子山高地。在重炮的掩护下，日军一个大队首先渡江，防守狮子山的9连凭借优势地形反击，中国空军10架飞机也向江中日军扫射。日军伤亡惨重。到了夜晚，日军趁着夜色以全部主力进攻，终于渡过江，开始攻击狮子山阵地。此时国军狮子山工事几乎被日军炮火全部摧毁，守军抵抗几小时以后退守芙蓉山主阵地。22日凌晨，日军连夜将炮兵部队移到狮子山，其中除了12门迫击炮以外，还有4门步兵炮和4门山炮。火炮刚刚准备完毕，日军随即猛烈轰击，很快发射炮弹 2000余发，将芙蓉山工事摧毁过半，并在雷区辟出一条道路。日军以一个大队兵力冲击芙蓉山碉堡。守军奋力抵抗。双方展开白刃战，反复冲杀10次，日军没有成功。22日夜晚，日军集中217联队余下1000人，从三面攻击芙蓉山阵地，此时守军仅有两个连200人，他们凭借阵前30米宽的雷区和2道铁丝网抵抗。日军以人海战术冲锋。国军弹药不足，只得在日军靠近的时候投掷手榴弹，之后以白刃战克敌。日军连续冲锋6次，全部失败。到了夜晚，负责指挥的1连韩连长被一发炮弹击中阵亡，士兵伤亡过半，余下100人。日军趁夜攻陷了芙蓉山大半阵地。此时追击的第74军暂6师一部轻装赶到，向日军发动进攻。一举攻陷日军在芙蓉山占据的三个高地。日军第一大队被击溃以后，不顾同胞死活，自己向后方溃退。日军第二大队残部300余人被国军包围，双方激战2小时，日军死亡83人，其余从小路溃逃。暂6师一部紧追不舍。此时日军第2大队已经到了辰水边上，准备渡河逃往。暂6师随即追到。河边的第2大队士兵只得跳水逃生，被淹死和在水中击毙的就有百人，只有数十人逃走。不过116师团已经连夜从山路逃走，暂6师还是慢了一步。

    至此，历时3昼夜的芙蓉山战斗，以日军的败退宣告结束。217联队当场战死军官17名，士兵300余人；而重建的115大队几乎再次被歼；117大队残部也有大量死亡。国军夺获轻机枪1挺、迫击炮座板2个、步枪7支及其他战利品多件。战后，重庆报纸赞誉固守芙蓉山的该营，可与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齐名，分列抗战一前一后，相得益彰，弥足称颂。为表彰其功，战后颁发营长孙廷简二等勋章一枚。

    ---进犯洞口、现江和江口的日军也分别向守军发动进攻。经过激烈战斗，到5月6日，日军伤亡重大。8日，第4方面军主力在中美空军配合下，向日军举行全线反攻。10日，第74军主力向半江峰以东一线出击，日军3000余人向金龙砦附近地区撤退，遭第18、74、73军和第13师合力截击，日军伤亡惨重，其残部1000余人向东突围，被第73、18军各一部截击于龙潭铺附近地区。20日，日军继续向东溃退，被第18军一部尾追并截击，死伤众多。到6月7日，邵阳方面恢复战前态势。第100军主力在放洞地区包围攻击，日军伤亡甚重。8日，其残部700余人向东南突围至白马山附近，被守军围歼一部，残部400余人继续向东突围，到16日全部被歼。第94军于4月30日由长子向东北攻击，克武阳后，与日军增援部队激战，日军不支，向武冈、花园市撤退，被守军分别在武冈北侧、高沙市、瓦屋塘、茶铺子等地追击、截击和围歼，到5月16日，该路日军全部被歼。第26军一部击破强渡巫水的日军后，于4月29日分两路向武冈、新宁追击，5月6日克复新宁。16日，全县日军3000余人向新宁进攻，被守军所阻。向武冈进击的第26军一部，与守城部队夹击日军，日军付出重大伤亡后向东北溃退，遂解武冈之围。守军集中全力向东追击，中国军队转守为攻。

    ---5月11日，第73军军长命令15师和77师正面进攻，18师迂回到敌人后方。结果47师团立即后撤，只有最前方的重广支队没有来得及撤退被国军困住。12日，国军以团为单位轮番进攻重广支队，重广支队长带领部队拼死向后突围，试图和47师团主力会合。可惜此时47师团并不顾同胞死活，不但没有前进，和重广支队靠拢，反而加速后撤。13日芷江方面出动P-51野马对被包围的日军进攻轰炸，同时国军各部发动猛攻。重广支队全面溃散，各部分头逃窜。余下的被中美空军打的没地方逃，只得跪在地上向机翼上的青天白日徽章挥动白旗以求保命。最终重广支队全军覆没，只有少量残兵与47师团回合。6月1日，47师团余部全线后撤，退回到湘西会战之前地域。

    ---5月1日，第94军奉命向日军第68师团进攻。第94军5师为主攻部队，第26军44师配合作战。此时日军68师团残部已经在武阳附近会合，其中主攻武冈的一部数千人仍然有一定的战斗力。此时日军士兵奉命挖壕固守，但是实际已经毫无斗志。同日，国军进攻部队刚和日军68师团外围部队接触，日军就向后溃退。2日，第5师主力强攻日军马鞍山主阵地，半日内占据大多数日军制高点。日军纷纷向核心阵地退却。第44师也进展顺利，将日军压缩至数千米的区域内。3日，国军发动总攻。日军58旅团拼死抵抗。国军这两个师都只装备少量美械，火力和日军相比，没有优势，于是采用果断的近战。日军很快不支，前线向万福桥狠心阵地退却。此时国军已经组成了一个突击队，由第5师15团组成，副师长邱行湘指挥。他们在当地少数民族山民的带领下，偷偷绕到日军侧面，突然冲入日军万福桥主阵地。国军冲入指挥部当场打死200多名各级军官，日军指挥全然瘫痪。另一部冲入日军炮兵阵地，日军炮兵丢下大炮四散逃跑，国军缴获全部日军大炮，并趁机强攻，日军整个旅团全线崩溃，除了115大队以外，都被国军全歼。而115大队很快又落入了国军的包围圈。6日，115大队在行军中遭遇第94军侧翼袭击。此时日军早已兵败如山倒，没有人再肯继续作战。国军刚一发动进攻，日军就不顾小笠原大队长命令，扔下全部辎重和重武器，四散奔逃。一半的日本兵当场被国军击毙或者刺死，军官几乎全部伤亡。当第58旅团被围时，板西司令命令新宁驻守的第34师团立即营救第58旅团残部。但是建制还比较完整的34师团居然以遭遇国军袭击，无法抽调兵力为理由予以拒绝。第94军在歼灭日军58旅团后，随即回军攻击新宁的第34师团。34师团不敌退却，国军收复新宁。

    三、战役意义。

    在雪峰山战役中，日军伤亡2.7万人，其中死亡1.2万，还有大约1000人被国军围困后失望自杀；日军被全歼1个旅团，还有4个联队，1个师团被重创。国军并俘虏日军447人（军官42人），缴获迫击炮43门，榴弹炮13门，山炮5门，重机枪48挺，轻机枪240挺，掷弹筒260个，步枪无数，还得到了日军洋马1650匹（马在山路行走较慢，日军最后只顾人逃命，丢弃了大量马匹）。此外，国军还夺得日军军旗90多面（抗战中日军军旗必须死死保住，日军方面的命令是只要还剩一个人就必须保住军旗）。当然，国军也付出了代价，伤亡2.6万人，其中阵亡7817人（军官823人）。

    雪峰山战役能够胜利，是因为得到了湖南各界在人力、物力上的全力支持，特别是获得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密切配合。1944年8月邵阳沦陷后，共产党员尹如圭在邵阳县太一乡（今属邵东县）建立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在衡阳、湘乡、邵阳边境一带袭击日军，开展游击战争。曾在黄龙大山的一次袭击中毙敌30余人，游击队也发展到300多人。武冈县平镇乡（今属洞口）共产党员萧健所领导的抗日自卫队，在雪峰山战役中，多次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日军作战。1945年5月，萧健所率领的抗日自卫队参加王耀武部夹击三角坳日军主阵地，有力地协助了国民党正规部队，共同毙敌1000余人。

    第二个原因是中美空军的配合。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68飞行联队，中美空军混合团第1大队(轰炸机队)，第5大队(战斗机队)和中国空军第4大队驻扎芷江机场，该地区的制空权有力地支持正面战场。

    雪峰山战役挫败了日军企图占领中国芷江空军机场的阴谋，提高了国军反攻的士气，是国民党战场从防御转入反攻的重大转折点。

    第三个原因是日军丧失斗志。在雪峰山战役中，日军第20军在整个战略态势已处于被动的形势下，以冒险的进攻开始，以狼狈的溃逃告终。当雪峰山麓的日军还未撤下战场，冈村即于5月初开始撤退侵入广西的军队，接着又从广州和湘西撤兵。在雪峰山麓遭到惨败后，日军在整个中国战场都陷入混乱溃逃的狼狈境地，从此再未敢在其他地区进行冒险。

    雪峰山的胜利张扬了中国的国威。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败仗多，胜仗少。而湘西雪峰山会战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国际声誉，充分显示了中国官兵高尚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

    ***抗战小资料：喜马拉雅山驼峰空运---驼峰空运是二战中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的大空运。1942年5月-1945年11月，中美两国投入了近万名飞行和地勤人员，1000多架飞机，共运送各种战略物资70余万吨；另有千余架飞机经此航线投入中国战场。驼峰空运最繁忙时，平均每75秒钟就有一架飞机从印度或我国某一机场起飞。驼峰空运为抗日战争胜利打下了重要的物资基础。

    ***抗战小资料：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远征，1942年2月16日出征缅甸失利。孙立人部撤到印度英帕尔、利多。杜聿明率远征军大部撤退野人山。日军攻入中国云南省。中国军队炸断怒江桥，凭借天险挡住日军攻势。第二次远征，1943年3月入缅作战。中国驻印军歼灭日军4.8万余人，滇西远征军歼灭日军21057人，收复滇西全部土地3.8万平方千米。

    ***抗战小资料：国际物资运输线---广州沦陷后，国际物资主要靠滇缅公路、中印公路、驼峰航运。美国的大力援助，远征军的历史功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第二节  七大路线

    抗战建国.反共磨擦.王明其人.稼祥传旨.洛浦让贤.弼时回国.朱德返延.
    皖南事变.前线少奇.芦苇竹笋.张浩功绩.延安整风.少奇重任.文胜千军.
    恩来风格.江青受审.康生其人.泽东道歉.为民服务.历史决议.七大召开.

    【抗战建国】
    
    抗战建国，方向是什么？方向就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没有抗战，何以建国？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八路军、新四军，没有抗日民主根据地，怎么能建成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蒋介石要以三民主主义为蓝板建国，毛泽东要以新三民主主义建国。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为此讲演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2月15日发表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20日于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根据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基本经验，驳斥了三民主义对立于共产主义的种种谬论，指明新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他深入论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首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其次，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再次，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论证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设计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方案：政治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抗日团体联合执政的民主共和国；经济纲领是没收官僚资本主义财产，归人民共和国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节制资本，但容许民族资本的存在和发展；文化纲领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

    百团大战后，日寇、汉奸在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继续加紧进攻的同时，还加剧了对黄河长江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磨擦也更加频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很大的威胁。而思想文化战线上，顽固派阉割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用旧三民主义反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实现其“国内现存一切党派都必然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企图取消共产党。中共中央张闻天在《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一文中指出，真三民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过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政策（孙中山先生当时具体规定为联俄、联共、唤起农工的三大政策）以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的胜利的政治纲领”，强调“共产党人历来就反对一切断章取义，肢解与曲解三民主义的企图与办法，而主张把握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基本的革命精神，基本的革命主张与方法，在革命现阶段的不同历史时期内把它发扬光大起来”。他认为真正拥护三民主义，“必须首先严格地分别清楚真假三民主义；必须纠正把三民主义修正为不彻底的一民主义及曲解它为‘反共防共’的思想武器的错误办法；必须在实际行动上实行三民主义的具体的革命政治纲领；必须实行和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王稼祥在《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文中，专就三民主义的三个方面论述了两个主义的异同，并进一步强调“三民主义当作纲领与马列主义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共产党的最低限度纲领）在其主要的基本的口号与要求上没有冲突，而是一般的一致”。正因如此，中国的马列主义者才认为“三民主义是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共同纲领，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所以号召全中国人民为实现三民主义共和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阐释，不仅正确地阐发了对三民主义的科学认识，同时进一步阐明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在思想上起到了极大的精神动员作用，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建立。

    为了回应“中国向何处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在这个新国家中，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旧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的新中国，而且要把愚昧落后的旧中国，变为文明先进的新中国。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是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或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造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进而造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这些反动的政治、经济、文化，就是我们今天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所谓民主主义，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由此可以断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革命走向胜利。

    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然后发展到第二阶段，建立社会主义。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特点。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已经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所以，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抗战许久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国民”一词中并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国体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进行“抗战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新中国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共和国将采取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容许其存在。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阶段，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在驳资产阶级专政时，毛泽东说，日本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苏联也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那里高叫什么“限共、溶共、反共”，继《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之后，又来一个《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再来一个《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好家伙！这样地“限制”和“处理”下去，不知他们准备置民族命运于何地，也不知他们准备置其自身于何地？我们奉劝这些先生们，睁开眼睛看一看中国和世界，看一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不要再重复你们的错误了。再错下去，民族命运固然遭殃，我看你们自己的事情也不大好办。这是断然的，一定的，确实的。中国资产阶级顽固派如不觉悟，他们的事情是并不美妙的，他们将得到一个自寻死路的前途。所以我们希望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坚持下去，不是一家独霸而是大家合作，把抗日的事业弄个胜利，才是上策，否则一概是下策。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衷心劝告，“勿谓言之不预也”。中国有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人独吞”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行不通的。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决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但人家要排斥共产党，那是不行的；人家要分裂统一战线，也是不行的。中国必须抗战下去，团结下去，进步下去；谁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们是不能容忍的。

    在驳“左”倾空谈主义时，毛泽东说，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武汉后，知道单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国，乃着手于政治进攻和经济引诱。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在抗日阵线中诱惑动摇分子，分裂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所谓经济引诱，就是“合办实业”。在华中华南，日寇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百分之五十一，日资占百分之四十九；在华北，日寇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百分之四十九，日资占百分之五十一。日寇允许将中国资本家原有产业，发还他们，折合计算，充作资本。这样一来，一些丧尽天良的资本家，见利忘义，跃跃欲试。一部分资本家，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投降了。再一部分资本家，躲在抗日阵线内的，也想跑去。但是他们做贼心虚，怕共产党阻挡他们的去路，更怕老百姓骂汉奸。于是打伙儿地开了个会，决议：事先要在文化界舆论界准备一下。于是雇上几个玄学鬼，再加几名托洛茨基，摇动笔杆乱唤乱叫、乱打乱刺，什么“一次革命论”呀，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呀，共产党在中国没有存在之必要呀，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日、游而不击呀，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呀，共产党不听话、不统一、有阴谋、要捣乱呀，来这么一套，骗那些不知世事的人，以便时机一到，资本家们就很有理由地去拿百分之四十九或百分之五十一，而把全民族的利益一概卖给敌人。这叫偷梁换柱，是实行投降之前的思想准备或舆论准备。这班先生们，煞有介事地提倡“一次革命论”，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原来不为别的，专为百分之四十九或百分之五十一，其用心亦良苦矣。“一次革命论”者，实质是不要革命，不要抗日，不要救国。还有另外一些人似乎并无恶意，也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迷惑于“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就叫“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真正的革命者是不能取的。

    毛泽东最后充满自信地说：“新中国站在每个人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反共磨擦】

    全国人民愤怒声讨蒋介石制造平江惨案

    王明的“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影响了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政策的贯彻，限制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壮大，限制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扩大。蒋介石看到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壮大、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扩大，以共产党“争地盘”为由，搞起了反共磨擦。1939年4月-1940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在以军事进攻为主的同时，加紧政治诱降。亲日派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亲英美的蒋介石集团继续留在抗战阵营中。蒋介石不断挑起国民党军与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磨擦。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表明蒋介石在抗日的同时，开始反共。4月，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指使秦启荣部在博山等地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游击支队，惨杀指战员400余人。6月，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指战员又是400余人。同月，湖南国民党军队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杀害了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干部罗梓铭、涂正坤等6人。9月，国民党军队在湖北东部围攻新四军后方机关，惨杀共产党员5、6百人。11月，河南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杀害新四军伤病员及家属200余人。

    12月1日，山西阎锡山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于5日进攻日军。此举将使该部置于日顽两面夹击境地，因此第二纵队拒绝执行命令。阎锡山借此宣布第二纵队为“叛军”，下令“讨伐”。他以6个军的兵力向隰县、孝义一带的新军攻击。3日，王靖国第19军、陈长捷第61军将决死二纵队196旅旅部包围解决。第二纵队苦战突围，部分转入晋西北。阎锡山随即袭击八路军后方医院，惨杀隰县等6个县的政府、牺盟会干部及八路军第115师伤病员1000余人。同时，阎锡山令赵承缓进攻晋西北抗日决死队和第115师358旅。在晋东南，孙楚部暗结日伪军，进攻决死队第三纵队，杀共产党领导的军队600余人，绑架1000人。沁水、阳城、晋城、浮山、长治等抗日政权被摧毁。4日，孙楚捣毁南阳城牺盟会的《新生报》社，编辑王良被活埋。

    12月5日，蒋介石命令陕西胡宗南部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先后占领淳化、洵邑、正宁、宁县、镇原5个县城，并调动大军准备进攻延安。

    对于国民党的反共军事磨擦，毛泽东断然指出：“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要求制止反共磨擦，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建国；并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八路军采取了严正的自卫立场，进行了坚决的反磨擦斗争。

    当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进攻时，中国共产党在派谢觉哉为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未果的情况下，进行了自卫还击，坚决打退了来犯的国民党军队，恢复了陇东大部地区，一举解放了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把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在山西，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对阎锡山部进行反击后，胜利转移至晋西北和太岳地区，与八路军会合。在晋东南，八路军重创来犯的阎锡山部1个师、2个旅。在太行山地区，为维护团结抗日大局，彭德怀副总司令、刘伯承师长先后到冀西同国民党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和朱怀冰等人谈判，申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严正立场，劝告他们立即停止反共磨擦，一致对敌。但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对此，八路军给予了坚决回击，打退了顽军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1940年2月，冀南地区的国民党军石友三部攻打八路军。3月，蒋介石命令朱怀冰部进攻太行山的八路军。针对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命令八路军总部将359旅由晋察冀根据地调回陕甘宁边区，配合留守部队，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摧毁绥德分区5个县的反动政权。而在太行区、冀南区，八路军129师与晋察冀南下部队相配合，奋起还击朱怀冰、石友三部的进攻，消灭朱部3个师，石部被击溃，歼敌万余人，保卫了太行抗日根据地。之后国共两军双方议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该线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防区。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此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局为重，主动提出休战，与国民党重新谈判。3月，中共派王若飞、萧劲光赴陕西宜川秋林镇与阎锡山谈判；朱德与卫立煌谈判。6月，派周恩来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主要内容是四个问题：“党的合法，边区的承认，军队的增加，作战地区的划分。中心是在第四条。”国民党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中共原则上同意划分防区，但要求国民党承认各党派在全国有合法、平等权利，划给八路军、新四军足够的地区和补给，承认中共在晋察冀的行政领导及其他游击区的领导权。国民党拒绝了中共的建议，竟于7月16日抛出“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将八路军、新四军的50万人合并缩减为10万人。周恩来坚决拒绝了提示案的无理要求。

    【王明其人】

    王明，1904年生，安徽六安人，原名陈绍禹。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从苏联回国，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上获得了中央的领导权，至1934年间，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抗日战争初期，又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把抗战领导权送给国民党，使革命又遭严重损失。

    抗日战争爆发后，对如何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苏共领导人斯大林一直有着种种担忧。1937年11月，王明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派回中国。这位“钦差大臣”自恃有强硬的国际背景，根本不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放在眼里。王明是六届四中全会上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扶植上台的。会后不久，他便受共产国际的召唤，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行前，他成立了临时中央，指定博古为总负责人。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正是通过博古等人推行贯彻，使中央苏区蒙受4年之久的危害。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由于他生搬硬套地推行“国际路线”，很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喜爱，因此节节攀升，1935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难怪他回国后，“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执行中，斯大林却有自己的小算盘。那时，苏联在欧洲西线与纳粹德国成生死对头，如果日本又从亚洲东面发起攻击，苏联就会两面受敌，处境极其危险。正因如此，苏联和蒋介石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希望中国能在东面拖住日本。斯大林把宝全都押到国民党政府身上，他也不相信“农民领袖”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武装能够胜利。而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更是斯大林最为忧虑的。为避免这种局面，斯大林想到了王明，决定派他回国。在斯大林看来，王明是“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只有他才能“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让“独立自主”搞得太离谱。行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王明。季米特洛夫叮嘱说：“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国民党，不要提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像法共那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同时，他还提醒王明说：“你回去以后，要谦逊，要尊重党的领导同志。”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夫妇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乘坐苏联军用飞机，经迪化（即乌鲁木齐）和兰州飞往延安。途中逗留几天，29日到达延安。毛泽东、张闻天等来到机场欢迎。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跟着下来的还有苏联同志。大家彼此握手拥抱，欢聚一堂。毛泽东致欢迎词，充满热情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王明在回话中反客为主，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人们听了感到莫名其妙。

    12月9-14日，在王明提议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专题报告。他口口声声说，他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语咄咄逼人，俨然像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一副架子，志大才疏，夸夸其谈，不作边际。王明在报告中批评了中央洛川会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再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他反对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亲日之分，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他反对提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这些意见，显然与中共中央有着明显不同。但由于他有“尚方宝剑”，大多与会者只能表示赞同。毛泽东虽然也作了辩白和解释，但还是采取了忍让态度。会议最后一天，在讨论组织问题时，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并在排列上做了手脚。王明自知此举难免引起猜疑，故一再声明他决无“夺帅印”之意，所提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国的赵云（即康生）、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毛泽东原则上是赞成的，所不愉快的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而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名次却在王明的名单上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分明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张外，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改选书记的问题。会上，王明还和毛泽东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释各执一词，使与会的前线指挥员难得要领，不知如何去贯彻会议精神。彭德怀越听越糊涂，感到会议上的精神不一致，回去不好传达。按照惯例，毛泽东的指示是要一竿子插到底的，可这个王明也不得小觑，他带回的可是“国际精神”。因此，彭德怀在汇报时，只是讲了一些华北抗战情况和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权问题。他并没有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而是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显而易见，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的认可。不久，王明来到了武汉。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合并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叫中共中央长江局。长江局的委员是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这次由王明搅局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降低了，党的政治工作削弱了，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

    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王明目空一切，屡屡违反组织原则，擅自发号施令，公然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他自以为是，独断专行，把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看说：“我们把华中局（即长江局）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 月的决定，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采取的是他自己的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在公开场合，毛泽东虽然表示拥护王明的这条新路线，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讲课以外，却很少露面。”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王明似乎占了上风，但中共中央并没有为这次会议作决议。王明对此耿耿于怀。回到武汉后，自作主张，擅自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一文，片面强调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忽视两党之间抗战路线的区别。他还在中共中央已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后，又提出另外六大纲领，强调“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

    1938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竟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嚣，指出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令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感意外。为防止王明节外生枝，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后来，经会议讨论，同意王明去武汉，但明确规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可王明根本没有执行这一规定，到武汉后一直待到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才回到延安。他自己也承认：“不愿留在延安工作。”王明之所以不愿留在延安，说穿了，是延安有个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中央，他的言行要受之约束；而在武汉就不一样了，他可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王明得知这一消息后，未经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将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送达国民党中央党部，同时也报送延安一份。延安收到这份文件后，感到其中阐述的内容有些不妥，为了补救，中共中央立即起草《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王明收到电文后，并没有立即送达国民党，而是在会议结束后，才给中共中央复电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已闭幕，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写的提议书已经送达，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与国民党。希望你们不要再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党内党外都会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其实，正是王明自己这种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的做法，在党内造成了严重分裂。5月26日-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其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尽快刊登。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中共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其分期刊登，王明仍不理睬。他反对毛泽东对抗日战争三阶段的科学分析，于夏天的一首诗中，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态度：“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王明的心态是：“《新华日报》编辑部是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工作的。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共产党的政策是，中国人民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则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为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论问题，1938年3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委托，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的情况，并递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任弼时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情况有了了解，从而消除了很多误解和成见。7、8月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带回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最新指示。9月14-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筹备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前，王稼祥给王明去电，让他来延安听取并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讨论六届六中全会的准备情况。可王明却给中央回电，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央委员去武汉或西安，在那里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他甚至要王稼祥来武汉，向他透露共产国际讨论问题的细节和传达文件内容。中共中央明确拒绝了王明的无理要求，再次让王稼祥致电王明：“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接到这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后，王明只得打点行装，立即奔赴延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天，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王稼祥所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以毛泽东为首”的政治信息，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了重要保证。毛泽东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强调了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重要性，批驳了针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从理论上阐述统一战线的独立性的道理。王明在会上作《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会议后期，王明又临时要求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这两篇发言稿，从总体上说，对毛泽东的报告表示了“我都同意”的态度。王明说：”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但是，对统一战线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王明仍持保留意见。在会后所作《〈论相持阶段〉与〈六中结论〉》一诗中，王明真实地表现出他的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晦暗心态。诗曰：“相持阶段只空吟，对日屈从是实情；抗战心消反统战，诬加马列教条名。”不过，王明在会议的公开场合，表示已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且再也没有兴风作浪，因此也就得到了中央的理解和信任。毛泽东为此指出：“王明同志在全会上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武汉失守。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组织调整，决定撤消长江局，分别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将原长江局下辖的东南分局改为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中原局，刘少奇任书记。王明留延安，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由此宣告了王明与中央分庭抗礼时期的终结。

    ***抗战小资料：延安整风---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真为主，重点批判王明、博古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宗派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宗派，肃清“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思想，保障抗战建国顺利进行。

    【稼祥传旨】

    1938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王稼祥一到延安，毛泽东就找他作了长谈，关切地询问了他的身体状况，在苏联以及回国路上的情况。王稼祥一一作了回答，首先将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以及由苏联带回的武器物资清单当面交给了毛泽东，然后郑重地将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作出的口头指示，作了认真的传达和必要的说明。毛泽东与其他领导同志商定，由王稼祥在中央的会议上，正式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第一天，先由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这些意见极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季米特洛夫的讲话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说过“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9月24日，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共讲了五个问题。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指示对中共政治路线的估计是“恰当的和必要的”，“这种成绩是中央诸同志和全党努力获得的”。他认为，共产国际指示的要点，“最主要的是党内团结”。他在讲话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指出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军事意义上讲是相持阶段。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以团结全国力量，准备反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是1936年12月初，送去苏联治病的。到达莫斯科后，王稼祥一边治病，一边肩负着党的重任，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目前状况，介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1937年11月11日晚上，斯大林接见将要回国的王明和接替王明驻共产国际代表位置的王稼祥。斯大林问王稼祥，延安究竟有多少兵力？王稼祥说3万多。王明立即接上说30万。斯大林当即看出了王明的夸夸其谈，指示季米特洛夫要注意王明。

    在苏期间，斯大林接见了王稼祥。王稼祥简要地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政策方针，说：“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已经为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很有成效的。我们全党、全军和全体爱国人民，都支持并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斯大林听完作了结论：“共产党人不必担心在民族斗争的浪潮中会被淹没掉，而应该积极参加和领导这场斗争，在伟大的斗争洪流中，显示自己的力量和作用。这就是我的看法。”当时王稼祥还问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有什么意见，季米特洛夫说：“我没什么新的意见，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很正确，大家应该很好地领会和贯彻。”随后，他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全力支持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季米特洛夫说完这段话，又马上补充一句：“也应该告诉王明同志，不要再争吵了！”他接着说：“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依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最后，季米特洛夫又说，他今天说的这些话，责成王稼祥回国以后向中国领导转达。王稼祥说：“感谢国际执委会和您的信任，我一定牢记您的指示，保证负责传达。”

    1938年7月底，王稼祥回到延安。8月3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王稼祥任党内总政治部主任，对外代理八路军政治部主任。1941年10月8日，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公开对王明发言中提到的斯大林讲话提出异议。从表象上看，在1938-1941 年，原国际派中最风光的人物是王稼祥。毛泽东为酬谢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口信”的功劳，在王稼祥返国后，立即封他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两个头衔。原来的国际派人物参与军委，在长征结束后还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由于毛泽东特别防范，王明、博古、张闻天均未能进入军委。王稼祥为军委副主席，至少在名义上，排在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军队第四号人物，表明了毛泽东对王稼祥的特殊感激和信任。但是王稼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不表明他拥有实际的军权。他从未独当一面指挥过军队，在军内毫无根基。虽然王稼祥足以使毛泽东完全放心，但毛泽东仍留有后手。王稼祥在军委的职责主要集中于八路军的政治教育方面，并不能过问军中高级干部的任免事项。

    1941 年7 月1 日，在毛泽东的直接授意和指导下，王稼祥与王若飞合作，起草了针对彭德怀等军中将领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成为毛泽东书案工作的高级幕僚。王稼祥政治上的顺境在1942 年结束，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1942年后，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势已如日中天。2月8日，延安举行“泽东日”，徐特立、萧三作关于毛泽东生平报告，听众千余人。他们称颂毛泽东在理论上的突出贡献。此时，一个原张闻天属下的留苏派、马列教员张如心站出来为之起劲摇旗呐喊，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张如心原名张恕安，于二十年代后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属国民党左派，后转变至中共阵营，三十年代初回国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随长征到达延安，长期在张闻天领导下的马列学院从事理论教学工作。此人政治嗅觉灵敏，早在1941年2月，即在其撰写的文章中首先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可惜当时未引起广泛注意（他的文章名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当时谈“布尔什维克”的文章比比皆是，人们很难注意到张如心在这篇“八股腔”文章里宝贵的“诗眼”。但有一个人却注意到了。1941年12月底，张如心被调至毛泽东身边，任毛泽东的读书秘书。1942年2月8日，张如心为“泽东日”作《怎样学习毛泽东》的报告。18日，张如心又在《解放日报》上第一次对“毛泽东主义”作了阐释。显然未经许可，张如心不可能提出这个概念，而在《解放日报》上提出如此重要的概念，陆定—、博古必定事先将其文章送审，向毛泽东、任弼时请示汇报或打过招呼。

    “毛泽东主义”的概念一登报，马上流播开来。1942年7月1日，邓拓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经过全盘思考，感觉“毛泽东主义”一词不妥，于1943年4月22日复信给凯丰，声称自己思想还未成熟，现在还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在毛泽东看来，称“毛泽东主义”也许有些刺眼，因为斯大林也只是提“列宁-斯大林主义”，还未敢提“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担心此说会引起莫斯科的不快；再说，称“主义”虽然好听、好看，却无什么创新。就在这个时刻，王稼祥似乎觉察到在“毛泽东主义”问题上出现的微妙僵局。1943年7月5日，他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且作了阐释。整风深入后，王稼祥作为原党的领导人之一，处于被整地位，心情压抑。他对由他负责的国际问题研究室的工作不闻不问，对其下属的请求汇报一言不发。此时，王稼祥竟挥笔写文，谈起“毛泽东思想”，向毛泽东献上一份厚礼，明显是企求毛泽东网开一面。但是，王稼祥作为“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又不深刻检讨，仅凭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想溜之大吉，是万难成功的。有资格对毛泽东在理论上的贡献加以总结的人，只能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这个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党的第二号人物、“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的肩上。无论是张如心、邓拓还是王稼祥，资历和地位皆不够格，只有刘少奇才堪此重任。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盂什维主义思想》，继而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即《论党》。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105次，全面地阐释了毛泽东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所做的贡献，正式提出中共的思想理论基础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从此，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首创者。

    自从遵义会议以来，一直扶助毛泽东走进中共中央核心地位的张闻天、王稼祥，在延安整风中，走出了毛泽东的视野。

    【洛甫让贤】

    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这是1928年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第一天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10月12日-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六中全会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包括八个部分：1.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2.抗战15个月的总结；3.抗日民族统一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4.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5.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6.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7.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8.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5日、6日两天，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他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他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对于王明本人，毛泽东采取温和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毛泽东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说得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毛泽东提出“应予平反”。他说：对萧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等的处罚“皆不妥当”；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等等。

    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敌后。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后来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但张闻天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在六中全会上，首先向毛泽东提出“让位”，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己见。张闻天虽然没有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会后却主动将工作转移给毛泽东。王明留在延安工作以后，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开。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

    1939年7-8月的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主要是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不过，毛泽东是大事抓得紧、不爱管具体事的人，所以一般日常工作还是由张闻天处理，中央秘书局也跟着张闻天。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央的一些会议仍由张闻天主持，但中央签发的文件和电报等，排名顺序多以毛泽东居首。可以说，这时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已完全转移到毛泽东方面。

    从组织手续上讲，张闻天、毛泽东党内最高职务交替过程正式完成，是在1943年3月。张闻天对毛泽东是尊重的，大事都同毛泽东商量，听毛泽东的意见，然后开会讨论。毛泽东的主张、方针、策略，在张闻天这里通行无阻，然后写文件、发电报。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起，至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完为止，有张闻天个人署名或者与别人联名的电报一共是451份，其中“毛洛”或“洛毛”联名的就有286份之多，占了将近三分之二。毛泽东当着人们的面说张闻天是“明君”，叫张闻天妻子刘英为“娘娘”。有人对张闻天尊重毛泽东有议论，甚至说张闻天是“泥菩萨”，他也不为所动，总是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张闻天对历史上犯过的“左”倾错误从来不隐瞒、不掩饰。他在1937年5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就检讨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主要错误。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它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后果更惨，其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明确提出要在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张闻天在当天会上就发言表示拥护，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他赞成清算四中全会以后到遵义会议以前的错误，赞成反对主观主义。他诚恳地表示：“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这次会后，张闻天专心致志地研究了党的历史文件和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从党史上认识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对毛泽东更加心悦诚服，对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认识也更为系统和深刻。在9月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再一次诚心诚意地检讨并承担责任。1942年1月26日晨，张闻天率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到晋西北进行调查研究。
正在绥德调查时，张闻天接到中央电报通知，即于1943年3月初赶回延安。张闻天回延安以后，曾去看过一次正在养病的王明。王明对张闻天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尤其是你。1940年3月周恩来从莫斯科治伤后返回延安，传达曼努伊尔斯基的话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泽东听了这句话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所以特别反对你。”王明还说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遭了毛泽东的忌，毛泽东此人实在太厉害，真是睚眦必报。王明妻子孟庆树也在一旁帮腔。张闻天没有附和，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

    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办事机关，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在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张闻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从此，张闻天正式离开书记处。对这次职务变动，他思想上早有准备。实际上在六中全会之前，宣传工作与干部教育工作主要是张闻天过问的。六中全会以后，宣传和干部教育成为张闻天的主要工作了。从1939年2月起，他又兼任了干部教育部部长（1940年初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合并为宣传教育部，部长仍为张闻天）。1941年3月中央决定调整刊物，《解放》《共产党人》两个刊物扩大编委，都由张闻天负总责。六中全会后成立的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主持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西北陕、甘、宁、青、新、蒙各省地下党的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工作），虽由张闻天兼任书记，但日常工作都交给罗迈和贾拓夫负责。所以，从六中全会以后到延安整风之前这3年间，张闻天的主要工作在党的理论建设、干部教育、宣传文化工作等方面，成绩卓著，建树良多。纵观张闻天、毛泽东之间最高职务交替的全过程，是十分顺利的。究其原因，除了毛泽东自身卓越的领导才能而深得全党信赖这一根本原因外，还由于张闻天的高尚品质。张闻天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尊重毛泽东，维护毛泽东，与毛泽东同舟共济，度过了遵义会议后的极端困难时期。在最高职务的交替过程中，张闻天始终是毛泽东的有力支持者，为逐步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最高领袖地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同王震说：“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张闻天听说后道：“这是毛泽东对我最好的评价。”张闻天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的确没有个人野心和权欲。王明于1937年11月底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张闻天主持了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扩大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5人组成。张闻天还因有一篇访问记称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别郑重其事地在1938年4月12日武汉《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张闻天（洛甫）启事》，声明“中共中央设有由少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1943年3月20日，张闻天正式离开书记处，把权力交给了毛泽东。

    【弼时回国】

    1940年3月26日，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任弼时参加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不久又担任党中央秘书长，负责书记处常务工作。从此，任弼时开始参与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之一。
中国革命长期在黑暗中摸索，直到遵义会议前后，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首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全党逐步认识并接受毛泽东为自己的领袖，中国革命才走上胜利的道路。这个过程是曲折而痛苦的。在这个过程中，任弼时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11月，王明受共产国际委派，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自1931年离开上海到共产国际，脱离国内工作整整6年的王明，不首先了解情况，便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洛川会议以来中央政治局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指责党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提出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不同意王明的观点，双方出现严重分歧。由于王明自称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不少同志一时难以明辨是非，产生了某些思想混乱。不久，王明到武汉中共长江局工作，竟推行他错误的一套，公开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唱反调。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的情况。4月，任弼时抵达莫斯科后，先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一份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而后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作详细的口头说明。他两次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做出报告，如实地介绍了8个月来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阐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配合国民党友军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说明了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这个报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共产国际经过讨论，于6月11日做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侵略。”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由任弼时接替他的工作。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明确指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在中共还受共产国际领导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的支持，为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否定和纠正王明右倾错误，承认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提供了重要条件。任弼时为共产国际了解和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承认并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纠正王明的投降主义错误起到了重要作用，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任弼时处理问题周到，待同志和蔼可亲，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中央机关的同志说起任弼时，都认为他正派公道。贺龙感慨地说：康生是外向人物，要名誉、要地位，花里胡俏；任弼时是内向人物，在自己身上多下工夫，提高认识，加强修养。叶剑英礼赞任弼时：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任弼时参与了延安整风的全过程。他认真学习文件，严格检讨自己。任弼时第一次和毛泽东相见，是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当时，北京学生联合会派代表邓中夏来长沙与湖南学生界代表商讨联合斗争。长沙学生运动的骨干纷纷集会，第一师范的毛泽东、蔡和森，周南女中的蔡畅，雅礼学校的柳直荀，长郡中学的任弼时，楚怡学校教师何叔衡等，都于5月27日出席代表会，宣布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6月3日全体罢课。1920年暑假，从长郡中学毕业的任弼时和同学萧劲光经毛泽东介绍，前往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准备以后赴俄留学。在上海，任弼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8月3日，任弼时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次年12月，在这里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24年，回国后的任弼时被党组织安排在当时革命活动开展得很积极的上海大学任教。年冬，任弼时的工作重心开始向团中央转移。1925年1月举行的共青团三大上，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主任；7月下旬，被任命为团中央书记、兼组织部主任。1927年4月27日到5月9日，任弼时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党的五大。会上，他和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一道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在这个会议上，任弼时首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不久，在八.七会议上，23岁的任弼时首次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走上领导岗位。34岁的毛泽东则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1月9日、10日，任弼时出席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国际代表罗米纳兹主持会议。会上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央政治纪律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错误地处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罗亦农、王若飞等。但这并不是任弼时等人的本意，而是国际代表，主要是罗米纳兹的意见。1928年3月15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调任弼时到党中央机关工作。不久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留在国内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任弼时仍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打击，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任弼时刚到苏区，许多情况不了解，甚至有些误解。1931年2月初，共产国际远东局要求中共中央从政治局起，60％的干部要派去巩固苏区的领导，军事干部则90％以上应派到苏区，以充实红军的领导。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到中央苏区工作。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任弼时到苏区后，主持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了中央局由周恩来、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顾作霖、邓发组成。从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战略决策的争论和实际的指挥过程，任弼时深感自己缺乏作战经验。在他未到中央苏区之前，曾认为毛泽东有右倾的观念，而到中央苏区后发现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特别是在大军压境之际，毛泽东深察敌情，临机果断，指挥若定，使他深为折服。3、4月间，苏区中央局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时，发生激烈争论。经过半个月的争论，毛泽东、朱德的主张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任弼时也十分赞同毛泽东的意见。5月24日，在第二次反围剿的中村战斗中，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由毛泽东任临时总前委书记，负责领导作战和前方所有工作。6月中旬，又由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苏区中央句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毛泽东。任弼时等人支持了这个决定。11月1-5日，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举行。毛泽东在会议上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但在临时中央的高压下，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要斗争毛泽东。临时中央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得很不够。临时中央的严厉批评，使赣南会议《政治决议案》的起草者王稼祥和《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的起草者任弼时，既感到压力，又难以理解，只好违心地表示服从。批评毛泽东“狭隘经验论”，任弼时是有责任的。

    毛泽东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任弼时误认为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不重视理论，强调社会调查是忽视理论教育，片面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经验主义”和“事务主义”。他起草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提出要打击狭隘经验论，防止忽视政治和理论教育以及离开实际的空谈主义两种倾向。所谓“狭隘经验论”，就是不指名地指责毛泽东。后来，任弼时不止一次地、坦率地就此事作检讨和自我批评。延安整风时，他承认：“在苏党大会中，提出了狭隘经验论（似乎还有红军中游击习气）。我对于中央指示及（指责）狭隘经验论是完全同意的，这也就成为大会中心领导思想。”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任弼时又说：“听说他反对本本主义，所以（我）对反经验主义很合胃口。党大会政治报告是稼祥写的，组织报告是我写的，搬了许多教条。”1931年11月7-20日，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临时中央的有关决议，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宣告成立，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同时还撤销了红一方面军及其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建制，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及总政委的军事职务不复存在。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民委员会也宣告成立，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副主席。12月底，周恩来从上海到达瑞金，正式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任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局党校校长。

    1932年7月以后，王稼祥作为军委总政治部主任，随毛泽东、朱德在前方。21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赶往前方。后方的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顾作霖、邓发赴闽西参加福建省苏维埃扩大会议，也属于后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在后方主持中央局工作的任弼时、顾作霖和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分歧严重。任、顾不同意前方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的部署，屡次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给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利的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以直接援助。双方频繁地进行电文往来，各陈利弊，互不相让。最后，任、顾于27日提议在前方召开一次中央局会议。项英和邓发从闽西返回后，10月3-8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宁都会议。中心议题是积极贯彻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提出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进攻路线”）。任弼时是主张积极进攻的，这是造成他在宁都会议上犯错误的思想基础。在宁都会议之前，还没有发展到对毛泽东公开斗争的程度，而在宁都会议上却展开了一场“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斗争，打破了过去迁就和平的状态”。后方中央局成员“集中火力”反对“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认为这种错误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毛泽东展开的激烈批评，毛泽东被召回到后方从事苏维埃政府工作。会后，任、项、顾、邓四人还联名致电中央，指责周恩来批评毛泽东态度温和、斗争不坚决。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取代毛泽东，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迫使毛泽东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

    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博古等人大张旗鼓地反“罗明路线”。这场运动是要排挤毛泽东。４月，中共中央局（中共临时中央此时已经和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了中共中央局，直接领导苏区工作）免去了任弼时刚担任不久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派他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由李维汉接替。1934年１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任弼时没有参加，但他和此时受到排挤的毛泽东都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后，任弼时还陆续担任了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政委等职。1935年11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的率领下开始长征。1936年7月，他们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地区会师。随即，中共中央决定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任弼时任政委，贺龙任总指挥，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红二、四方面军会合时，由于张国焘的反党活动，党和红军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危机。任弼时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他和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等一起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维护党的团结，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做斗争，终于使党和红军摆脱危机，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1943年11月，任弼时在延安整风时说：在中央苏区时期“我在政治上是接受四中全会后中央的路线，在军事上是主张积极进攻的，对于苏区红军发展的历史特点不加了解，不懂得战争规律，与毛泽东的思想政策对立，以至于反对。在扫清道路的斗争中成为积极的协助者。整风运动后期，任弼时回顾了他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说：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论著，认为毛泽东在理论上“提问题敏锐、明确，掌握统一战线有功绩”，加上季米特洛夫的嘱咐，提高了对毛泽东的认识。回到陕北后，又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及有关的战略问题的著作，特别是最近几年来，看到毛泽东在处理国共关系问题，思想领导（整风运动），各种政策之掌握，才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毛泽东之所以正确“是基于坚定立场和正确思想方法”。1945年4月20日，任弼时还检讨说：“宁都会议上，我反对分兵准备战场，因此就把毛的军事领导撤销而以周替代”，“这是小资产阶级拼命主义的表现。”

    当整风运动中，康生先是搞“抢救运动”，后又抛出“自救运动”，大搞逼供信。任弼时发现问题后，几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提出必须马上纠正。毛泽东接受了他的意见，两人商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八字方针。随后中央又制定了九条，使整风运动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那个时候，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泽东。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为什么怕任弼时呢？康生说：“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弼时是我的老师。”1941年8月，中共中央将中央秘书长的业务班子和书记处的业务机构合并，由任弼时统一领导。任弼时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准备工作。194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新的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这一决定不仅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而且实现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一元化领导，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七大时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5年4月23日，任弼时作为大会秘书长，代表主席团宣布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任弼时在开幕词中指出：“在24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了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这次大会，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任弼时是以全票当选的中央委员之一。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任弼时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继续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朱德返延】

    中共中央准备尽早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等一再致电前方，希望朱德早日回延安。朱德安排好前方工作后，准备南下。他决定先去洛阳会见卫立煌，然后经西安转回延安，再去重庆。申凌霄见到朱德面交卫立煌信件后，先回去复命。朱德和王藻真一行同去洛阳，随行的有康克清及总部供给部政委周文龙等人。左权抽调了一个较强的连队作为护送朱德去洛阳的随行卫队。5日抵达河南济源县，夜宿在该县刘坪。这里已是太行山的尽头，到了黄河边上。第二天朱德就要离开这座血战近三年的山脉了。他不由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赋诗抒怀。那首著名的七绝《出大行》就是这时写的：

    一九四0年五月，经洛阳去重庆谈判，中途返延安。
    是时抗战紧急，内战又起，国人皆忧。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5月6日，朱德一行离开太行，7日，渡过黄河，卫立煌派人到码头迎接。下午六时许到达洛阳。24日，朱德一行离开西安回延安。为了把一批要去延安而滞留在西安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带走，把一批国民党当局禁运而延安又急需的通讯器材也带去，朱德不坐小汽车而坐大卡车。他们一行由三辆大卡车组成车队，共有四五十人，大多穿了军装，充作朱德的随从。朱德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他坐在第一辆卡车的司机旁边，国民党特务不敢盘查、阻拦。26日，朱德一行回到延安，受到延安干部、军队、民众的热烈欢迎。本来决定在第二天开欢迎晚会，但是，听说朱总司令今天就回来了，许多机关、学校自动整队来到南门外操场上，临时决定当天先在这里举行一次欢迎大会。朱德应邀在会上讲话。他说：华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了，这奠定了华北抗战胜利的基础。尽管敌人“扫荡”、破坏，顽固分子制造“磨擦”，可是华北广大人民已把自己组织成伟大的独立的力量，他们不但不会消灭，而且将日趋坚强。茅盾等也参加了这次欢迎大会。他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热烈而质朴的场面，很受感动。

    第二天，延安各界又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也参加了。

    演出晚会上，鲁艺的200多师生演唱了悲伤幽愤的《松花江上》《长城谣》《黄水谣》，气势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延安颂》《太行山上》《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新四军军歌》。特别是洗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把全场引向了高潮。

    朱德对毛泽东说：“你派丁玲组建的前方战地服务团，也是经常演唱这些歌曲。革命歌曲确实可以唤醒民众，确实能够鼓舞战士奋勇杀敌。”毛泽东说：“革命文艺是号角，是战鼓，服务于抗战，服务于工农兵。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台上歌声气势磅礴：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河西土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
    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
    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
    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前方的同志，包括朱德本人，都没有想到这次回延安，中共中央会让他留下来，协助毛泽东清理党内路线是非，一起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战斗。从此，朱德再也没有回华北前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朱德在党内、军内都有很高的威望。留在延安仍然分管军事工作。这以后，从延安发出的重要军事文电一般由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三人署名。朱德离开前方后，八路军日常工作由彭德怀主持。但八路军总部发出的重要文电仍由他和彭德怀等共同署名。因此，有些由八路军总部发出而有朱德共同署名的电报，收件人中又有“并报朱总”的字样。此外，由于朱德还担任着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因此，同国民党军事当局之间的文电，一般也由他和彭德怀两人或由他们和叶挺、项英共同署名。朱德回延安后还有一项任务：许多需要中共中央领导人出面的活动，往往由朱德担负。这就减轻了毛泽东的工作负担，使他能集中更多精力来研究重要间题。所以，朱德的兼职很多。这一时期的兼职有：筹备中共七大的军事问题委员会负责人，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军事教育委员会和军事学院负责人，整风学习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组组长，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执行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工作委员会成员，延安新体育会会长等。

    毛泽东要朱德回延安的原因何在？首先，毛泽东准备重建最高决策层。1940年3月26日任弼时从苏联回到延安开始工作，对毛泽东来说，增加了一个得力助手。书记处里毛、洛、王、康、陈（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毛泽东还需要身边有人辅佐。因此才数电朱德回来。朱德5月26日到达延安，随即参加书记处、军委工作。朱德、任弼时的到来，大大增加了毛泽东在高层的实力。其次，方便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在延安的除毛、洛、王、康、陈和王稼祥6人，还有邓发1939年冬天从新疆回到延安，加上任弼时，8人，朱德回来就有9人了，就过半数了。延安以外的政治局委员有项英、彭德怀、关向应、凯丰、博古、刘少奇、周恩来7人。朱德不回来就是8:8，不过半数，政治局会议不好办（张国焘叛变。张浩、陈昌浩、周纯全已经不提在政治局的事了）。再次，主要是为了加强军委领导。军委里，主席毛泽东已经是全党领袖，党政军民，事务繁多，不能只管军事，以前主要是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负责主持日常工作，参谋长滕代远协助，后来有一个副参谋长王若飞。晋西事变时，滕代远去指挥，未归；王稼祥、王若飞二人，军事并非所长。这样，朱德回来对军委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为了加强高干整风、学习，提高延安总部的权威性，博古、凯丰11月也召回延安，刘少奇1942年底回到延安。

    【皖南事变】

    1941年1月7日至1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绕道北移时，遭8万多国民党军合围聚歼，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是王明“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右倾错误的必然恶果。

    一、电令北移。

    1940年4月15日，毛泽东、王稼祥电令新四军政委项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不论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于年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刘少奇认为要开辟苏北，建立以苏北、皖北为中心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单靠新四军现在江北的4、5支队，力量是不够的。他在淮南反磨擦以后，向中央提出建议：如果我们要向东发展，解决苏北问题，最大障碍是顽军韩德勤。韩德勤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主席，是24集团军总司令，所属部队号称10万，声势不小。要扫除这个绊脚石，全面解决苏北问题，单靠现有江北部队，显然力量不足。因此建议中央从华北调八路军1个师南下，并令江南陈、粟部队北上，归中原局统一指挥。

    这个电报发出不久，党中央、毛泽东非常同意刘少奇的建议，即要陈毅、粟裕率苏南部队渡江北上，调八路军第5纵队黄克诚率三个旅南下，进入苏北，归中原局统一指挥。7月，江南新四军第1、2支队在陈毅、粟裕率领下，未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战区的同意，北渡长江，并攻占苏北国军驻扎的黄桥等地。10月初，江苏省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和两淮税警总团长陈泰运所组成的国民革命军，与违令进入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辖区的共产党新四军发生严重冲突（国民政府规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韩德勤所辖部队的游击区域为山东以南、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即整个苏北地区和皖东部分地区）。陈毅率领的新四军第1支队，以不到万人的兵力，击败总兵员达3万以上的韩德勤、陈泰运部队。

    蒋介石看到“黄桥战役”不但造成国军万余人伤亡，而且让本来仅驻安徽、苏南部分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又控制了江苏苏北部分省境，非常恼火。19日，他命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强令新四军、八路军必须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旧黄河河道以北之冀察两省和晋东北及冀鲁交界地区。

    11月19日，毛泽东以上述受令者“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答复国民政府：不同意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全部移到黄河以北，只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

    蒋介石则发手令，宽限新四军的北移期限：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展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期。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参谋总长十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

    中国共产党对此予以严词拒绝，仅答应将皖南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但一直拖延时间。国民党第三战区最初允许皖南新四军采取东进、再从苏南北渡长江的路线。但11月29日，苏北刘少奇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发动进攻韩德勤余部的“曹甸战役”，使得国民党方面更为恼怒，转而拒绝皖南新四军东进、从苏南渡江的方案（怕皖南新四军与苏北新四军会合后再打韩德勤），重新命令皖南新四军必须直接于原地北上，从安徽铜陵、繁昌间北渡长江，并延长最后期限至12月31日。

    毛泽东覆电后，共产党新四军并未如晧电及共产党中央所言随即移防。另一方面，因迟迟未见移防，同年12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过长江，在江北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此电且仍受共产党中央认同。

    不过此军令一出，前往换防的国民党军队（40师）与共产党军队纷争再起；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猛攻曹甸，国军损失惨重。而中共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却仍驻云岭，以“处于第三战区包围之中，对国军可能的突然袭击缺乏准备”为由，不按中共中央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指示的路线北渡移防前进。

    9日，蒋介石下令反击。中旬之后，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再次发电，严令皖南新四军12月底以前过江。受此压力，23日，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郎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26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批评。28日，项英召开会议，决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线，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中共认为，国民党规定的直接北渡方案是阴谋，皖南新四军最终坚持走东、再由苏南北渡的路线。

    二、悲壮七日。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超过蒋介石规定最后日期的4天后，没遵守第三战区规定的由铜陵、繁昌间直接北渡长江的命令，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顾祝同以新四军“违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袭围攻国军第40师”为由，无预警地将新四军包围、袭击。

    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的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在蒋介石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强令“彻底加以肃清”。项英数次发电报给延安，要求中共中央毛泽东向国民党交涉停火。9日，刘少奇电毛泽东，谈起项英的情况，毛泽东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10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泽东：“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12日，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周恩来于13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

    两党交涉期间，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因兵力薄弱陷于绝境。为保全部队，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致书上官云相，指责其背信弃义，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14日，叶挺一到上官处即被扣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突围时阵亡，项英、周子昆被其副官刘厚总见钱眼开而遭杀害。同日，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约9000人，除约2000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阵亡。

    刘厚总开枪打死项英、周子昆(刘当时以为黄诚也被他打死)后，抢走项、周身上的国币2.4万余元，自来水笔3枝，金表1只，钢表1只，手枪3支，赤金8两5钱，仓惶逃窜到泾(县)旌(德)太(平)一带。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责骂国民党蒋介石。

    【前线少奇】

    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着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主动权，不但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而且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后获得新生。蒋介石妄图通过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进而达到取消新四军的阴谋彻底破产。在此过程中，刘少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

    皖南事变发生后，全党全军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反击国民党，为新四军死难烈士报仇。1941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指示，“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要求各地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刘少奇收到中央电报后，15日即向中央建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这是刘少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结合华中的实际提出来的，有很强的针对性。

    从1月7日起，作为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7天7夜没合眼，随时为新四军军部和延安的联系收转电报，以便更有效地指挥新四军斗争。9日深夜，当得知项英自行离开部队后，立即将消息电告中央，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即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12日，刘少奇建议中央用“围魏救赵”的办法缓解皖南军部困境，“请朱(瑞)、陈(光)、罗(荣桓)在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第二天，中央采纳了刘少奇的建议，决定“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电到 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进攻，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胡陈负责，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 1万人之聚歼计划”。14日，收到了新四军军部陷入绝境后的最后一封电报。叶挺被俘，毛泽东怒不可遏。15日，他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强调：“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围魏救赵”变成了“全面反攻”。面对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的严重情况，刘少奇经过认真思考后认为，“围魏救赵”已失去了意义，经过反复考虑、权衡利弊，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及党中央，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国共合作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曾下令制止，即证明蒋生怕乱子闹大；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另外，目前华中根据地很大，但兵力不够，不能巩固；盐阜区土匪亦蜂起，黄桥已被敌占，海安亦有被敌占领可能；我们部队尚须休整补充；故以华中来看，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有利。根据上述情况，刘少奇提议：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他还提出了在政治上实行全面反攻的具体建议：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发宣言和提出立即释放叶挺等条件；在全国全世界实行大的政治反攻，宣传抗议皖南事件，揭破国民党分裂行为。“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可能使蒋、何在半年至一年内，不敢再向我华中进攻，使我能巩固华中阵地，以待变化。”这个从实际出发的建议，对中共中央作出处理皖南事变的正确决策起了重大作用。刘少奇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采纳，党中央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对蒋介石继续采取“一打一拉”的政策，在全国展开猛烈的政治反击，深刻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强烈要求严惩肇事祸首。

    1月19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彭德怀、刘少奇等，对皖南事变后我党应采取的应变措施作了原则指示，明确提出：“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但暂时不提蒋名字)，见《新中华报》社论及中共发言人谈话，惟仍取防御姿态，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必要时打出去，在组织上拟准备撤销各办事处。”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和有理有节的斗争，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支持，各界进步人士和国际有识之士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倒行逆施，陈嘉庚等海外侨胞呼吁“弭止内战，加强团结”，苏美英等国也对国民党表示极大的不满。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蒋介石不得不在3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至此，以皖南事变为顶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被打退了。毛泽东说：“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正确的方针来源于刘少奇的建议。

    二、新四军从损失9千到扩编9万。

    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从此，新四军军部开始重新组建起来了。1937年12月，新四军由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1.03万人组成。皖南事变前的3年中，由于项英贯彻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无法打破敌伪顽的夹击，发展缓慢，到皖南事变时只有2.5万人。而此间的八路军却由组建时的 3万余人发展到50万人。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并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刘少奇针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当天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此间干部提议以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立在苏北成立军部，在队号召，可否望复”。18日，刘少奇又同陈毅联名致电中央，再次提出这一建议，并发出《关于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借口的通报》，运用大量具体事实，逐条驳斥国民党为取消新四军而制造的种种诬蔑，深刻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指出：所谓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听调动”，“不按指定路线由繁昌、铜陵一带北移，而经泾县南向袭击友军的言论，纯属捏造”。中共中央根据刘少奇和陈毅的建议，对组建新的新四军军部人选进行了慎重研究，于是就有了1月20日的任命。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刘少奇开始着手重建新四军军部。24日，刘少奇在新四军干部会议上详细介绍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并针对反蒋情绪明确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对我们、对抗战的中国人民是完全有利的，而不利于反共顽固派与内战挑拨者。因此，我们要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反对内战、反对分裂的方针，以挽救时局的危机，坚持抗战到底。这是刘少奇到华中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并宣布了真实姓名，此前他一直使用“胡服”的化名。为了整顿和统一新四军编制体制，26日，刘少奇同陈毅致电中央：“为整理与统一新四军编制，拟将新四军部队整编为4个师，以苏北部队为第一师，皖东为第二师，李先念部为第三师，苏南为第四师，在师以下设旅、团，均以三三制编制。”29日，毛泽东等复电指示：“应将彭雪枫部编为新四军，共编5个师”，并令黄克诚率八路军南下支援。整编重在统一思想。刘少奇针对 皖南事变后出现的悲观失望情绪，和部分八路军指战员不愿意改为新四军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新四军全军最后共编为7个师，9万余人，并重新划定活动区域。2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第1师师长，刘炎为政委；张云逸为第2师师长，郑位三为政治委员；黄克诚为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为第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为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张鼎丞为第7师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新四军损失9千，整编后扩大9万；军部重建后，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已达到了30多万人。

    三、奠定了共产党在华中的基础。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指出，“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刘少奇创造性地落实这一指示，抓住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机，把皖南事变这一坏事，变成了发展、扩大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好事，奠定了共产党在华中的基础。过去新四军的军长、副军长是蒋介石任命的，现在蒋介石撤销了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重新任命了新四军的军、师班子，完全脱离了蒋介石的控制。刘少奇把这看作是天大的好事，抓住这个机会，把铁的新四军真正建成中国共产党的党军，主要抓了以下三件事。

    一是政治上建立党的统一领导。刘少奇下大力抓好各级党的建设。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新四军统一整编后，部队数量急剧扩大，驻防范围北至陇海铁路，南至皖南、苏南。活动区域远远超出中共中原局的管辖，而中共东南局因项英遇难和情况变化已不能发挥作用，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相应地成立新四军军分会，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兼任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刘少奇注重加强新四军的政治工作，配齐配强各级政工干部和政治机关，不但新四军八路军新合编的部队（彭雪枫部）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得到了加强，而且成建制整编为新四军的八路军老部队（黄克诚部）也进一步加强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使得新四军很快形成全军政治上的一致，解决了各师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二是思想上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武装起来。刘少奇通过写文章、发文件、讲话，反复宣传统一战线主要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既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又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

    三是军事上在反对日伪军的扫荡中锻炼摔打部队。5月下旬，日军发动了目标直指新四军军部的大扫荡。刘少奇同陈毅领导新四军的三个师及地方部队互相配合，“以积极游击动作打击敌人，逼其撤退，并阻止其下乡‘扫荡’和建立据点。”至8月20日，在3个月反“扫荡”中，新四军共进行重要战斗135次，毙伤日伪军1932人，俘日伪军1089人。通过反扫荡的锻炼，新四军越战越强。刘少奇在新四军工作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他在处理皖南事变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在皖南事变后对新四军的恢复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抗战小资料：新四军军部先后地址---湖北汉口，江西南昌，安徽皖南岩寺、泾县云岭罗里村，江苏盐城、淮安盱眙黄花塘，山东临沂前河湾。
    ***抗战小资料：八路军总先后地址---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河北4省35县85个村庄。陕西三原云阳镇，山西五台南茹村、和顺石拐镇、洪洞马牧村、武乡砖壁村、王家峪，辽县麻田、武军寺，潞城北村，河北阜平、西柏坡等地。时间最长的是砖壁村、王家峪、北村、麻田村。

    【芦苇竹笋】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演讲《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引用两句古诗为王明、博古等教条主义者进行了画像：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墙上芦苇，头大头重，眼睛生在额头上，瞧不起人；脚底轻浮，骄傲自满，飘飘然；根底浅薄，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没有一点群众基础。山间竹笋，头尖嘴尖，尖尖转，善钻营，左说左转，右说右转，口若悬河，夸夸其谈；脸皮厚，不知羞耻，死不要脸；肚子里没有一点真才实学，空空如也。毛泽东说：“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毛泽东最痛恨那些死搬“本本”的教条主义者，是他们照搬苏联模式，一味搞城市暴动，一味强调阵地战，给中国革命和红军队伍带来惨重的损失。延安整风时，王明、博古等人照搬洋教条的错误受到批判时，毛泽东说：“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你们的教条比狗屎还没有用！”

    王明刚从莫斯科回国时很喜欢出头露面，曾在延安被称为口才超群的讲演家。此人身高1.5米，在中央领导人中个子最矮，体形稍胖。可能长期在苏联吃洋面包，没有经历过战争和农村斗争的风霜雨雪，他的皮肤保养得极好，一双深闺女子般的嫩手，使与他握手的工农干部往往感到吃惊。王明在延安作大会讲演时，手里总习惯捧着一大摞书，身后的警卫员也抱着一堆书，到讲台前就往身边的桌子上一放，立即堆积起一座书山。虽然带许多书来，王明讲话时却又不拿稿子。在那个年代，照本宣读被认为是低能的表现。他滔滔不绝地讲到某个问题时，总要讲：“正如列宁同志所说的……”“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然后顺手拿起旁边桌上的一本俄文原版的列宁或斯大林著作，迅速地翻到他要引用的一页，流利地念出一段语录来。扔下一本，一会儿又抄起另外一本，动作极为熟练。王明这种引经据典的表演，对于没有多少文化的工农干部和一些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来说，真有唬人的功效。一时对他钦佩不已。可是，急于寻找中国革命战争具体方法的人听了王明的话，却感觉里面全是空洞的口号，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

    王明、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同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四名中共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却在实际斗争中摸爬滚打，有丰富的实际经验。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说：要注重研究现状。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这是要不得的。要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这也是要不得的。要研究马列主义理论。许多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装饰门面。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毛泽东还说，这种作风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为数相当地多，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这种主观主义的态度。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毛泽东用墙上芦苇、山间竹笋给没有真才实学的教条主义者画了一幅恰如其分的嘴脸。

    【张浩功绩】

    1942年2月下旬，张浩的病日益严重起来。3月5日，他用微弱的声音将警卫员、秘书和妻子涂俊明叫到身边，说：“我不行了，革命20年如一日，未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深以为憾。我虽未为我们的党和革命事业作出大的贡献，但尽了力。我死后，请组织上将我葬在杨家岭对面的青年文化沟---桃花岭上，使我能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3月6日凌晨1点15分，张浩在延安中央医院永远离开了他亲爱的同志和战友。得知消息后，中共中央负责人李富春、彭真、邓发和林彪等怀着沉痛的心情前往料理后事。当日下午，中共中央成立了林育英治丧委员会，由李富春、林彪、邓发等人组成。遗体移入延安中央大礼堂，供人们瞻仰悼念。7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员张浩同志积劳成疾病逝》的消息。

    中央大礼堂内设立了灵堂，在礼堂顶端挂着致哀的半旗，灵堂外用蓝、白色布帷扎成的牌坊上面写着：“工人先进，战士楷模”。灵堂四周悬挂着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送的挽联和花圈。吊唁的个人与团体代表，脱帽走进灵堂，向张浩遗体敬礼，然后瞻仰遗容。灵堂两侧，站立着中央直属机关党组织派来的4位灵丧护卫员。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林彪、叶剑英等，轮流为张浩守灵。本来，治丧委员会通知8日开始吊唁，但7日各界人士就自发先期前往吊唁，人数达500余人。许多人在张浩遗体前悲痛得泪流满面，一些同志忍不住甚至号啕大哭起来。8日，陕北高原上飘着毛毛细雨，像是老天爷也在为中国共产党失去一位优秀的领导人而悲伤流泪。上午延安各界人士万余人向林育英的遗体告别。毛泽东亲自为张浩题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朱德、叶剑英、陈云、李维汉、林彪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9日，中央决定公祭张浩。公祭之前，毛泽东对朱德、任弼时等人提议说：“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对革命的贡献很大。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一样的。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抬到桃花岭。”朱德、任弼时都表示赞同。上午9点，张浩的公祭仪式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门前的广场上举行。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仪式。任弼时主祭，李克农宣读祭文。党中央号召大家学习张浩对组织忠诚、英勇不屈、吃苦耐劳、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正派的好品德、好精神。祭礼结束，一万多人自发为张浩送行，参加出殡。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亲自将他的棺柩抬到桃花岭上，又亲自为他执绋安葬。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的战友抬棺、下葬。之后，毛泽东还亲自为张浩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的墓碑。这在党的历史上，只有张浩享受了这一殊荣。

    张浩的最大历史贡献是，1935年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从莫斯科带回陕北向中共中央作了传达，推动了中共中央及时调整政策，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以国际代表名义帮助中共中央解决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问题，让红四方面军走到了陕北，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1937年冬，张浩带病出征，与刘伯承一起率八路军129师开赴山西抗日前线。1938年2月底，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张浩从前线返回延安，边养病边工作。住院期间，每天到医院探望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当人们看到张浩病得这么严重，心里十分难过，纷纷要求党中央想办法挽救他的生命。

    对于张浩的病，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尤其是毛泽东更为挂念。1920年初，毛泽东就与张浩相识，而且毛泽东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时，张浩给过他许多帮助。此后的20年中，他们虽然不在一起共事，但却建立了很深的友谊。特别是在毛泽东与张国焘于长征途中发生分歧后，张国焘仗着党内资格老、军内势力大，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张国焘另立中央时，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致电张国焘，愿意将他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通过自己所掌握的密码，报告共产国际，转告苏联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从而使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会师陕北，使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未能得逞。对此重大贡献，毛泽东和党中央是十分清楚的。

    一天，朱德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商量工作时，毛泽东对他说：“林育英同志的病很重，延安中央医院想了不少办法，因这里的条件有限，仍难治好。前不久，我去看了一下，见林育英病成那个样子，我心里很难过。”朱德说：“很多同志与我谈过这件事，并要求中央再想些办法帮他治疗一下。”“你有什么办法？”朱德摇头道：“还未想到。”毛泽东说：“我看是不是与苏共中央联系一下，请求他们派一架专机将林育英接到苏联去治疗一个时期。”“这个办法可以。”朱德极力赞成说，“而且也只有采取这样的办法，才能治好他的病。”

    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安排下，中共中央有关单位迅速与苏共中央取得了联系。由于张浩在苏联有过工作经历，许多苏共领导人对他熟悉。30年代，他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期间，与斯大林有过多次接触，斯大林对张浩留有深刻的印象。此时，中共中央请求苏方派专机将张浩接到苏联治病，斯大林和苏共当即表示同意。不久，苏联派来的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对党中央请求苏联派专机接张浩到苏联治病的经过，张浩事前并不知道。苏联飞机来了，别人才告诉他，是专门来接他去苏联治病的。知道消息的张浩先是惊奇，感激党中央和苏共的关心，但仔细思考后，他决定不去。张浩认为，他的病难以治好，没有必要去苏联。对于他的这种想法，延安的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但此时的张浩想到的是别人和革命事业，而不是自己的身体。

    得知张浩不愿意去苏联治病，中央一些负责人轮番到医院劝他，但他仍然不同意去。他说：“我的伤病我心里清楚。这个样子了，最好的设备，最好的医生，也治不好的，不要浪费苏联的资金、药品。有很多八路军的伤病员急需治疗，还有一些烈士的后代及其他人要去苏联，让他们去吧。他们的伤病治好了，还可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见无法说服张浩，毛泽东和张闻天只好尊重他的意愿。考虑到飞机已经来了，不能空着飞回去，于是用这架专机将延安的其他伤病员和一些烈士子女送去苏联。许多同志见张浩拒绝赴苏治病，称他是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的确，如果他去了苏联，也许有可能治好伤病，可他就是不去，把生的希望给了其他的人。这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延安养病期间，张浩除非病得特别难受，才会休息。平时只要身体允许，他就尽可能地出席一些延安举办的活动，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40年4月30日，张浩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应邀到延安青年文化沟出席延安各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首先请周恩来作演讲。接着，大会主持人请张浩发表演说。张浩当时身体虽然还很虚弱，但仍振作精神，走到讲台前，用饱满热情的声音发表庆祝五.一节的演说。谁知讲了不到10分钟，张浩突发脑溢血，身体差点倒在地上，好在敏捷的警卫员迅即上前抱住了他，才避免了更大的危险，并立刻送往医院抢救。好在及时抢救，没有发生生命危险。但由于发病突然，而且来得厉害，使他无法站立起来，只能卧床。为了治好他的病，毛泽东和党中央想了许多办法。由于处在战争时期，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他因脑溢血而导致的半身不遂始终无法治好，身体越来越弱，并出现其他综合症状。这是由于他过去在敌人的狱中受到酷刑，留下了较为严重的后遗症，致使大脑、心脏及肝病日益恶化。虽然卧床不起，张浩却时刻思考着中国革命和党的前途，关心形势的变化。

    1941年1月16日，“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许多同志出于对国民党背信弃义的愤怒，要求与国民党决裂。病中的张浩得知这一情况，心里很不平静。他认为，不应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日本帝国主义未打败，国共仍应继续合作下去，国共两党如果在此时破裂，对抗日战争大局极为不利。为此，他抱病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矛盾，皖南事变虽然使我党受到很大的损失，但与四.一二政变、马日事变还是有些不同，日本帝国主义未赶出中国，统一战线仍要坚持。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不可能胜利。”毛泽东阅读了他的信后，觉得他的意见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同时，为他关心党的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的精神所感动，马上给张浩复了信。毛泽东在信中对张浩的病很挂念，特意在信中问起并嘱咐道：“你病如何，甚以为念，请好生保养为盼！”收到毛泽东的信，张浩心里的担心没有了，心情很轻松。之后不久，毛泽东来到张浩住处看望他。在张浩的病床前，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育英同志，你的病情我一直挂记在心，我总想来看看你，因为太忙，一直没有来成。今天，我特地抽点时间来看看你。同时，也感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对于毛泽东的关心，林育英深为感动地说：“主席，我现在是老病号。你太忙，再不要来了。”此后，毛泽东又代表党中央多次来看望张浩，使张浩一家很感动，也大大增强了他战胜伤病的信心。

    一次突发事件，使张浩的病情加重。8月4日，日军飞机轰炸延安。这次轰炸的目标是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日机在延安的城里、城外投下了许多炸弹，其中一颗炸弹落在张浩的窑洞门口爆炸。巨大的爆炸，把窑洞震得天摇地动。爆炸声和冲击波，使本来就有病的张浩的大脑、心脏受到刺激。此后，他的病急剧恶化，身体出现水肿。张浩的秘书、警卫员和妻子见他病情变得很重，连忙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抢救。经过延安名医何穆的彻底检查，发现心脏大了3倍，肝脏扩大，还有肺水肿，肾脏亦有毛病。毛泽东获悉这么严重的情况后，指示中央医院一定要全力抢救。在何穆、金茂岳等名医的悉心治疗下，张浩的病才得以稳定。张浩躺在病床上，时常回忆自己参加革命的艰难历程和党内复杂的斗争，十分怀念已经牺牲、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堂弟林育南和战友恽代英、李求实等人，想到这些同志是牺牲在“左”倾错误路线中，便对王明更加愤恨。

    他与住在一起治病的原120师政委关向应谈话，讲到王明“左”倾路线占据中央领导权期间，为了推行极左路线，王明等人排斥异己，残酷打击迫害为党的事业作过很大贡献、又有很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丰富斗争经验的重要领导干部，如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他的叙述得到关向应的理解与支持，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建议中央给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平反，重新做政治结论，推翻王明强加的不实之词，要肯定他们与王明作斗争的业绩。可惜的是，这项工作刚刚开始，就因病情又突然恶化而耽搁了下来。这次病情恶化使张浩感到自己可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