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李大钊精神历经磨难写忠诚

    台城党支部成立后，弓仲韬率领支部成员积极工作，成为贫雇农的主心骨和依靠。1924年秋，针对全村长工工钱每年只有30元的低水平，党支部发动一次加薪斗争。长工们行动起来，逼使地主增加了工钱。1925年6月，已经是安平县委书记的弓仲韬于麦收季节，又领导了一次“麦客”斗争。“麦客”指临时短工，在麦收时节到地主家收割小麦。他们的劳动强度大，可是干五天才能挣七毛钱。在党支部的组织下，“麦客”们统一罢工，不涨钱不下地。眼看熟透的麦穗儿要脱粒了，地主们只好将五天工钱由七毛涨到一元。斗争的胜利令贫雇农们觉悟渐长，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

    然而，农村的革命行动引起反动当局的恐慌，1926年夏开始公开缉拿共产党人。弓仲韬不得不转入更隐蔽的地下斗争。但由于叛徒出卖，中共保属特委所辖二十多个县的组织俱被破坏，仅三个月，一批骨干和领导成员陆续被捕，坚贞不屈者被残忍处决。敌人又组成多路人马，依据叛徒提供线索，搜捕弓仲韬和一切可疑的“共党分子”。

    家乡也无处藏身了，弓仲韬设法和李大钊联系，这时，才知道李大钊已于1926年4月28日惨遭军阀张作霖绞杀，年仅38岁。这消息无疑雪上加霜。弓仲韬擦干眼泪，决心继承李大钊先生革命遗志，为插遍赤旗世界继续奋斗。

    时间追溯到1937年9月，在西安市郊区的一家鸡毛小店，住进三个满脸忧虑、行囊零碎的落魄之人。看得出是一对年龄较大的父母携带一个女儿。这正是弓仲韬夫妇和二女儿弓乃如。逃避追捕的弓仲韬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报纸上刊登共产党在延安落脚生根的消息，大喜过望，决定投奔延安。他哪里想到，兵荒马乱年代，交通阻绝，饥民遍野，盗贼横行，苦不堪言。那时西安有一个八路军办事处，可是，没有熟人引荐，没有组织的介绍，是不能随意安排人到延安去的。他们只能慢慢地等待。

    夫人嗔隆弓仲韬，你要做大事，我不责怪，可我们好好的一个家，如今落到逃亡地步，想来心酸啊。

    弓仲韬默默无语。他是追随李大钊先生走上革命道路的。当年大钊先生从每月薪金中捐出八十元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他便以此为榜样，将教书所得用于办平民夜校，后来又变卖家资开办毛巾厂收入所得用于党支部活动。成立中心县委后，他把家院腾出一部分，用于机关办公用房，办公的一应用品，也是自掏腰包。白色恐怖来了，弓仲韬年迈的父母经不住接二连三的搜捕、恫吓，在惶恐不安中相继离世。他的小儿子也因误食特务投放的毒药煎饼而死去。他对这个家，只有负疚，没有奉献。然而，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激励他坚持自己的理想。虽然身处逆境，老伴又重病缠身，他还是不断地鼓励她，要挺下去，前头有路可走。

    终于有一天，女儿弓乃如联系到一个熟人，他曾是安平的地下党员，全家人又燃起去延安的希望。经过商议，决定弓乃如先去，与组织联系好之后再接二老赴延安。

    这里，要简略介绍一下弓乃如。受父亲革命思想熏陶，弓乃如思想进步，升入安平乡村师范学校后，就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在她努力下，女师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她任支部书记，并发展一个外围组织“姐妹团”。她们还将一个侵吞学生伙食费、猥亵女生的段姓后勤主管驱逐出校园。弓乃如是“倒段”学潮的领导者。这些，自然引起反动政府的注意，追缉“共党分子”的名单上，弓乃如榜上有名。

    弓乃如去延安后，如泥牛入海，再无任何消息。弓仲韬夫妇望眼欲穿，百思不得其解。老伴在忧愁、困苦与重病缠身的情况下，无声地告别这个世界。埋葬了妻子，弓仲韬继续着他飘泊与期待的日子，可是囊中羞涩，不得不找了一份做伙夫的工作。

    这是一家生产铁锅、农具的铁厂青年人不少。刁姓老板对人刻薄，常常要求工人加班加时，对产品吹毛求疵，时时拖延工资，设立种种名堂罚款减薪。工人们怨声载道，心积怒火。弓仲韬见此情景，不失时机地宣传革命思想，以讲故事的形式将大家串联起来，准备抓住机会和老板开展斗争。这时有心腹把“老弓头”的言行报告给老板，这令刁老板大吃一惊。传说中的共产党是不是就在眼前？于是他心生歹意，在弓仲韬吃的中药中暗下手脚。不久，弓仲韬双目失明，世界变得黑沉可怕。刁老板借机解雇了弓仲韬。

    女儿离去，消息渺茫；老伴撒手，生活无助；双目失明，逼入绝境。弓仲韬依然没有屈服。1943年春，他与时常接济他的族侄商量，决定先回老家。但族侄经济拮据，难以负担全程费用。于是他们想出一个接力相送的办法，即朋友托朋友，一程一程地相送。终于从春天走到秋日，弓仲韬在众多好心人帮助下，在历经六年漂泊生活之后，回到了故乡台城村。

    抗战胜利了，安平县对共产党员重新登记，确认了弓仲韬的党员身份。土地改革时，弓仲韬分得五亩地，加上原有的四亩，共有九亩地。村公所派人代耕，以供衣食之用。弓仲韬时时不忘自己是一名党员，虽然双目失明，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把老宅充公，改作村党员的会议室。每当党员学习之时，他便讲李大钊的事迹，以及对自己言传身教的影响，这对年轻人启发很大，也赢得乡亲们的尊重。

    1951年，远在哈尔滨市的弓乃如回台城村看望老父亲。自西安一别已是十三载有余，父女见面抱头痛哭。弓乃如诉说着当年为什么不敢让父亲去延安的难言之隐，弓仲韬这才明白“延安梦”破灭的原因。

    弓乃如到延安时，受到了党组织的严格审查，关于她在1933年12月与党失去联系的情况，她找不到有力证人，因而延安无法确认她的党员身份。她想到父亲，如果此时来延安，受到审查是必然的，搞不好也可能受到处分。与其如此，还不如以后再说。弓乃如经过自身努力，重新入党，并且进步很快。1940年她与东北籍干部田澍结婚。抗战之后，丈夫奉命随工作团奔赴东北建立新根据地，她随军同行。丈夫任锦县委书记，弓乃如任县工会负责人。1949年1月，她调任佳木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5月调任啥尔滨市三区区委书记，后任省委统战部干部处处长。1983年，任省政协常委，离休时享受到厅级待遇。

    1956年，弓仲韬被女儿接往哈尔滨市居住。黑龙江省委得知弓乃如父亲是一位功勋卓著的老革命，非常重视，在确认弓仲韬大革命时期的经历后，于1959年做出决定，给予没有工资收入的弓仲韬每月七十元的生活补助费，以及一些紧俏食品、用品的证券。这是黑龙江省老红军的待遇水平。

    1964年，弓仲韬临终前，把多年积攒下的一千元钱，缴了最后一次党费。弓仲韬去世后，骨灰安放哈尔滨向阳山革命公墓。

    2009年，弓仲韬骨灰回到家乡，安平县委在台城举行了隆重的安放仪式。

    如今，坐落在台城村的“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参观者。纪念馆的正厅，矗立着李大钊与弓仲韬两人携手的白玉雕像。一个是党的创始人，一个是党的宗旨践行者。弓仲韬没有辜负李大钊的培养和信任，在他的指引下，成为中共在全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创建的第—人。

    （注：本文史料来源：《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胡业昌、柏川、李建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