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编者按】今年2月2日，是洪学智上将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洪学智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工作杰出的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后勤工作卓越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1913年2月2日出生，15岁投身革命，戎马一生，功勋卓著，于1955年和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洪学智同志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为新中国军队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病医治无效，于2006年11月20日22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现将洪虎和洪晓狮的两篇回忆父亲的文章刊登。

    在保障中战斗，在战斗中保障——回忆父亲洪学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开拓现代后勤工作

    洪虎

    2023年，是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也正值我父亲洪学智诞辰11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艰苦卓绝的胜利，同时缅怀我心中挚爱的父亲。

    我父亲洪学智于1950年10月奉命奔赴朝鲜前线，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分管司令部、特种兵和后勤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经历的第一场现代化战争，遇到自创建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对手和从未经历过的作战方式，尤其是后勤工作，与国内战争时期完全不同。广大志愿军后勤官兵边保障边战斗，付出了极大牺牲，完成了繁重的后勤保障任务，有力保障了战争的最终胜利，用生命和鲜血书写了对祖国的忠诚。我父亲也是从这场战争中开始认识和探索现代后勤工作。

    他善于适应形势任务变化，着眼新的作战样式，探索建立集中统一后勤指挥体系，形成了合成军队后勤组织结构。相较国内作战，抗美援朝战争远离后方，补给方式由分散就地筹措、就近保障，发展为依靠国家、统一供应。面对陌生的战场、陌生的敌人、陌生的作战样式，父亲深入分析战局，及时向彭德怀司令员、军委提出后勤要加强组织领导、实行集中统一指挥的建议。军委批准并决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以下简称志后），任命父亲兼任司令员，同时调配诸兵种协同后勤作战。志后除负责统一管理朝鲜境内我军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还统一指挥配属后勤系统的各部队。根据作战后勤保障需要，在兵站、分部以及财务、军需、卫勤、军械等专业做了充实完善，制定了工作机制和标准，形成了统一指挥、上下衔接、前后贯通，能打、能防、能运、能供的全能保障体系，实现了由单一兵种后勤向诸兵种合成后勤的转变，提高了志愿军后勤保障能力。

    他善于透过现象抓本质，针对战争初期后勤保障的被动局面，提出实行划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把战役后方的稳定性与战术后方的机动性紧密结合起来。战争初期，志愿军后勤分部按照作战方向部署兵站，对部队实施跟进保障，分部与各兵团后勤之间缺乏明确分工，一定程度上造成保障工作的被动。通过调查研究和实战摸索，志后及时对后勤供应保障体制作出调整，把祖国口岸到一线各军之间划为战役后方，划分若干供应区，取消各兵团后勤，设立分部直接对各军实施供应；再把各军后勤至前沿阵地划为战术后方，由军以下部队按建制供应。这种体制符合与作战指挥体制相一致的原则，理顺了供应关系，提高了保障效率。与此同时，根据战场需要实行后勤保障战斗化，履行“指挥战斗、组织供应”的双重职能，确保志愿军后勤“在保障中进行战斗，在战斗中实施保障”，扭转了刚入朝时的不利局面。与战争初期相比，车辆损失率由42.8％下降到1.8％，物资损失率由13.4％下降到10.8％，运输效率提高76％。

    他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坚持“千条万条运输是第一条”，奇迹般地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抗美援朝后勤保障的困难和挑战超乎预料，出国部队粮食被装供应、弹药武器补充、伤病员救护治疗等都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在每天几千架次敌机狂轰滥炸的情况下，即使后方物资再充足，运不上去也没用；前方伤病员不能及时运下来，许多战士会失去宝贵生命，运输就成了主要矛盾。志后抓住运输这个关键，采取构建运输网络、组织接力运输、开展对空作战、随炸随修随通等针对性措施，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粉碎了敌人的“绞杀战”“窒息战”，取得了最大保障成效。1951年1月到1952年2月的一年多时间里，敌机轰炸量增加了7倍，我军物资运输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两倍以上，前线官兵称赞志愿军运输线是“钢铁运输线”“生命线”。

    他善于走群众路线，汲取群众智慧，集聚群众力量，创造性解决后勤工作难题。志后经常开“诸葛亮会”，问计于官兵，总结部队特别是基层一线的有效经验做法并加以推广，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比如，战争初期，志愿军长期吃不到蔬菜，加之基本昼伏夜出，很少见阳光，导致一些官兵缺乏维生素，得了夜盲症。有官兵得到朝鲜老百姓治疗夜盲症的土法子：一个是煮马尾松针汤喝，一个是吃小蛤蟆骨朵（蝌蚪），我父亲发现有效后立即推广，加上供应的食品不断丰富，很快消除了部队夜盲症。又如，在火车运输上，采用“游击车站”和“羊拉屎式装卸”等方式在站外“分散甩车、多点装卸”；对因紧急抢修经不起火车头重压的铁路桥，采取“顶牛过江”的办法，在火车过江时将车头调至列车尾部，用车头顶着较轻的车厢过桥，桥对面再用另一个车头拉走。再如，在公路运输上，将成连成排运输改为分散运输跑单车，实行分段包运制，沿线挖掘隐蔽掩体，减少人员、车辆损失，提高运输效率。

    他善于着眼全局、顾全大局，发挥主观能动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穷尽一切办法保障前线胜利。入朝之前，包括我父亲在内的许多官兵甚至后勤人员，对后勤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产生“后勤工作低人一等”“干后勤没出息”的错误认识。为改变战争初期供应保障的被动局面，志愿军党委责成各级党委加强对后勤工作领导，列入议事日程第一项，指定一名副职领导专门负责后勤工作。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一大批军政干部坚决服从大局，开始从事后勤工作。志愿军全军动手搞后勤，朝鲜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由于特大洪水和敌人的“绞杀战”，道路、桥梁大部被毁，仅靠后勤力量抢修半年都修不好，经报彭总同意，志愿军党委作出除一线部队外都参与道路抢修的决定，加上朝鲜人民军和朝鲜群众的支援，仅用25天就抢通道路。战争期间，志后从大局出发，主动处理好与朝鲜党政军民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保障前线供给。一次，金日成首相找到我父亲，想让志愿军往前方运送弹药的汽车回返时把朝鲜老百姓及其财物一同运回后方，经请示后，我父亲安排志后汽车部队冒着机动性降低、遭受美军轰炸风险增大的危险，毅然将朝鲜老百姓从前线安全转移到后方。当志愿军东线官兵粮食告急，志后及时提议向朝鲜借粮，经彭总批准，征得金日成首相同意后，从朝方借得5万余吨粮食及两个月的马草、烧柴，解了东线部队燃眉之急。

    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于后勤现代化建设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很多高级干部也深刻认识到，在现代战争中，后勤保障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物资供应的多少和及时与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战役的规模和持续时间，成为指挥员定下决心和实施部署的主要依据之一。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实践和经验充分说明：

    一、后勤力本身就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战斗力之外的保障因素。抗美援朝战争是出国作战，远离后方，以前我军所熟悉的主要是“他供”的方式已被“自供”所取代。部队前线作战，后勤力已成为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不是可以忽略的战斗力之外的保障因素。

    二、后勤力是战斗力持续生成的保障。一线部队的战斗力是动态的，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一个持续生成的过程。如果后勤保障不及时，战斗力自然就会下降。这时候，后勤保障显得尤为重要，部队机动开进、粮弹物资补给、伤病员转运救治等后勤力，是部队战斗力持续生成的重要支撑。

    三、后勤运输线是战斗力的“生命线”。抗美援朝战争持续到中后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拼后勤。由于我军入朝初期后勤补给方式落后，加之美军强大的空中封锁，交通线受阻，致使战斗物资主要靠士兵随身携带，往往只能支撑一周的作战行动。血的事实证明，物资再多，运不到前线，送不到一线官兵手上，都是没用的。战争中，后勤运输线是真正的“救命线”“胜利线”“生命线”。

    四、后方也是前线，后方也要战斗。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现代立体战争，在空中、地面、海上、前方、后方同时进行，战场范围广，情况变化快，人力物力消耗大，不仅在前方打，而且在后方也打。在部队转入阵地战后，美军发动“绞杀战”，主要对我后方实行空中和地面打击。同时，敌人派遣特务、开展“细菌战”等，这些战斗都和前方一样激烈。我父亲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一书中说到，“只有打赢这场后方的战争，才能更好地保证前方战争的胜利”。现代战争前后方的区分不是那么明显了，甚至敌人为了破坏我方后勤保障，可能专门打我后勤保障线，这样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后方了，后方是另外一种意义的前线。

    五、后勤工作也要诸军兵种协同作战，才能实现后勤的战斗化。在战斗中保障，在保障中战斗，是志愿军后勤保障的真实写照。正是由于志愿军后勤部队自身有较强的作战和防护能力，才能突破美军的层层封锁，将弹药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保证了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以上这些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是十分珍贵的，对加速推进我军后勤现代化建设具有开拓性和奠基性的重要作用。

    略带苦涩的幸福回忆

    洪晓狮

    我的父亲洪学智离开我们已经第17个年头，今年是他110周岁诞辰的日子，感到需要把一些记忆还算清晰的往事记录下来，以启后人。

    儿时的记忆，算起来，要从我1962年上中学开始相对完整。1959年我父亲因受彭德怀问题的牵连，下放到吉林省担任农机厅厅长，全家从北京市迁往长春市。初三年级刚一开学，我被检查出右腿膝盖附近长了骨疣（一种良性骨瘤），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父亲对我这件事很重视，手术时他一直在手术台旁边看着。记得当时我病房的邻床来了一个十多岁的农村孩子，他因为打柴火被扇刀割断了腿部跟腱。当时他家里缺钱，他的父母亲是带着两筐鸡蛋和这个小孩儿一块儿来医院的。因为实在没有足够的钱，这个农村孩子最终没进行手术就出院了。我出院以后，在一次家里吃饭的时候说到了这个事，父亲一听说马上就询问母亲：你知道这个事吗？母亲回答：我见过这个孩子，但是具体情况不清楚。父亲马上又问，你为什么不帮助他们？我们应该可以帮忙的。他那脱口而出像是在自责的神情，使我当时一愣，没想到他会对陌生农村孩子是这种认真态度。以后又发生的几件事，使我更深刻的领悟到父亲心里对百姓的关怀和爱护。1965年国庆节前父亲去北京开会，回来以后心情非常好。那是他在北京见到了韩先楚司令员，韩司令转达了毛主席对父亲的问候，表示1959年的事儿，父亲是认识问题。并且，毛主席还表达了让父亲继续出来工作的意思。父亲情绪大好，在交谈中讲述了一些细节。在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去北京开会，在火车上就餐，他总会买两份饭菜，不是因为他饭量大，每每都是一份还没吃完，他就转身出了餐车，他想把剩下的饭菜留给火车上那些讨饭的百姓。在他当时那种政治处境中，可能这是他个人力所能及，且不需要请示能够做到的不多的行为方式了。不管在什么环境中，他心中始终不忘人民，尽力而为。有一年，长春家里院子中的水果结得很多，一些不认识的小孩儿，翻墙过来摘果子吃，家里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不让这些孩子进院采摘。父亲却阻止了工作人员的行为，并让把院子大门打开，请这些孩子进来吃果子。父亲还高兴地和这些孩子聊天。在他眼里这些普通人家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没有区别，他总是想办法，让他们尽量的高兴快乐。当时他的司机，家里孩子多，生活比较困难，父亲就每个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资助这个司机。 并且，不许家里人提起这件事。他始终把给他的职务和待遇看作是为百姓服务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