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21年4月8日电（孙维本）

    1、孙维本：深化改革的谏言  为人处世的启示——《征途之光》序言
    2、武培真著：《征途之光》第一集（部分）
    3、王惠正 冉淮舟 刘品青 龚达发：反映生活主流 服务社会发展——《征途之光》后记

    我很少有功夫能够阅读长篇大作，但面对培真同志的《征途之光》，倒觉着爱不释手，不禁有些惊叹。作者不怕是否会遇上政治或艺术的碰瓷，不是远离风起云涌的社会矛盾，而是从推动社会文明建设的责任出发，直面新时期主流社会红与黑、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搏击，把以正压邪处理得恰如其分，既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广大老百姓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又鲜明地展现了华夏崛起的长征路上给人带来的希望光芒，使人由衷地信服和感到十分敞亮。

    众所周知，伴随着国家的复兴，社会上生发了较多的矛盾，有些使群众反映十分强烈。如何对待这些矛盾，怎样才能推动社会前进，这是每个公民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征途光芒》的作者，以波澜壮阔的社会画卷和以爱国家、为百姓的壮志情怀，活生生地塑造了改革开放年代切实战斗在群众前列的一批雷锋、焦裕禄式的人物。这些人物是现实生活中公平正义的灯火，是勤廉处世的榜样，是扼制不正之风的堤坝。现实环境中，正是这批有着天地良心、不忘革命初衷、自觉抵制社会逆流、维护和坚守社会主义方向、严于自律和有着‘以民为本’的社会脊梁，与人民大众共同奋斗，创造了今日的社会新貌。作品抓住了社会的主流和本质，客观地反映了给人带来希望的现实，对于正视听、鼓民心、启发人们实事求是地看到光明和正确把握人生是十分有益的。整部作品不受左、右思维的干扰，叩准了华夏新时期的主旋律，从始至终展示光明前景，呼唤人们应该怎样做人做事和明辨是非。阅读这部作品，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客观地认识现实，促使人们坚定正确的信念，思想情操上使人深受感染，而且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决策和举措上给人带来了明显的启示，同时还能使人收获不少知识。

    为深化改革谏言献策

    《征途之光》是一部推动社会深化改革的谏言书。人民追求幸福，社会依赖公正，序 言孙维本8国家需要富强。而这，要靠深化改革和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地奋斗来实现。《征途之光》着眼于化解社会矛盾、服务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促进社会风气的文明，热情洋溢地赞扬了改革开放的进展，展现了众多领域的英模典范。同时，又从党心民意出发和社会建设者的角度，指出了一些领域和行业需要改进的地方。

    社会进步，依靠深度改革。改革没有深度，则难以为继。怎样对待改革，中央早就指出，改革就是探索，改对了的要坚持，改错了的再改回来并进行新的探索。在改革大潮面前，文艺又怎样面对生活现实，鲁迅先生说：“文艺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地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转而影响社会，便有变革。”“文艺是国民精神发出的火光，又是引导国民前进的灯火。”伟大先驱的真知卓见，对今天仍有宝贵的指导价值。现今，国家正处在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逐步进化的过程中，文艺创作理所当然地应该围绕着人民大众参与的改革开放以及与之连带的社会变革和广大老百姓的期待，对推动社会前进的斗争和日新月异的发展进行重中之重的选材、描写、讴歌，点燃启示的灯火，通过对时代精神的展示和对矛盾发展的剖析，告诉读者和观众：人该怎样做、官该怎么当、方向道路如何把握的道理。

    《征途之光》正是从推动社会进步出发，着重写了工厂改革、农场改革、房改、外经外贸、舆论文化宣传和党政干部队伍建设。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时代前进的风貌、正义战胜邪恶的发展脉络，再现了一大批不忘初心的优秀干部群众的光辉形象，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倒行逆施行为的必然规律。而且，对于诸多领域如何深化改革和调整社会关系，作品通过塑造艺术形象和故事发展，提出了一个个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毛主席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从这一指导思想看问题，《征途之光》决不为了渲染虚华和表象的稳定而远离现实生活的主要矛盾冲突，而是通过展示以正压邪的矛盾斗争，正确揭示、剖析，对其发展规律进行本质描述，令人信服地告诉人们社会生活的光辉所在和怎样才能把现实生活建设得更加美好。作品正是从这个意图出发，在政治方向上和着时代的脉搏，在思想情操上起着陶冶人们心灵的作用，而且在重大举措上对促进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舆论宣传等等方面的发展，又增加了谏言和献策的功效。这样的作品，恰恰是比较稀少而又是社会发展十分需要的。

    树英模丰碑 唱先进赞歌

    《征途之光》又可看成是一部思想和道德建设的启示录。从始至终，它把弘扬先进、大树正气浓墨重写。作品塑造了省委书记薛英华、周志远、省长王业丰、科学家邹儒将、全国劳模关永盛、资深记者吴敬德和以他们为代表的众多闪光典型。这些人物，虽然不是照搬生活中的原型，但都有合乎情理的生活依据，是对广泛社会生活的归纳与概9括。它不是凭空捏造，而是体现了时代宏观的真实和客观实际的存在，是来源于生活的成功之作。

    拿塑造领导干部的典型来说，诚然，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一批贪赃枉法、欺压良民的蛀虫，但现实摆在人们眼前的并不总是司空见惯的低劣官员，应该说确确实实地存在着一批像作品塑造的薛英华、周志远、王业丰那样的为国为民尽职尽责的优秀干部。譬如有些省、地、市级领导干部和解放军将领，退休后不是留在原工作辖区置身于部属的关照下颐养天年，而是主动到穷乡僻壤的乡村居住，日以继夜地帮助农村张罗脱贫办法，帮助群众化解疾苦，实现道徳完美，把发挥余热、造福百姓当作晚年应有的修行。又如，有些革命元勋的后代，担任着管钱管物管人的要职，保持老前辈革命本色，单位分房，总是首先照顾部下和困难户，把自己排在最后边，决不多分一间，并且从政几十年，上下班从来不坐公车，而总是骑自行车。还有些年轻领导者，自愿离开一线大城市，专挑贫困地区去任职，廉洁奉公，秋毫无犯，舍己为人，带头与众多艾滋病患者及贫困户交朋友。更有众多领导者，每逢社会上遇到重大灾害，譬如地震、洪灾、火灾、矿难以及非典和冠状肺炎等疾病流行，带头冲到最前边。如此等等，这种始终把人民和国家放在第一位的真实存在的领导者，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稀少，是可以经常看到的。《征途之光》所塑造的一大批英模，正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概括和客观写照。显然，社会上因为道德风气下滑而流传的“焦裕禄不在了”“雷锋没人学了”的说法不太符合实际，有点太悲观。

    当然，作为正面人物的反衬，作品不可避免地对反面人物进行披露和鞭挞。要反映时代的主旋律，是不能搞无冲突论的。没有矛盾冲突，就无法形成故事，无法在矛盾斗争中展现英模的情怀，正像写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经历的不光是爬雪山、过草地，更有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恰恰是许多艰苦卓绝的斗争场面，才彰显出红军的奋勇、坚定和伟大。《征途之光》的作者，正是直面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以主要笔墨满腔热情地颂扬今天和平长征年代依然是英模辈出的时代，是由无数志士豪杰为国家扛大梁、为社会增光添彩的时代。

    历史告诉我们，今天的大好局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成千上万的赤子骨干、英雄模范在搏击社会风雨、扬善惩恶的实践中团结广大民众共同创造出来的。文艺创作要不要反映这种波澜壮阔的斗争，该不该以塑造新时期英模为主流，在现实生活中，哪些人和场面举措应该浓墨重写，这是文艺工作者和文化宣传部门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远离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和文艺应该体现的功能，文艺的方向就会出轨。前些年，为了表象的歌舞升平，文艺创作领域推行无冲突论，束缚了作者的手脚，阻碍了对英模的表现和歌颂。这种因噎废食的舆论导向，为生活琐事和低级趣味充斥艺术舞台和网络提供了可乘之机，损害了文艺为社会进步服务的职能。甚至不难想象，如果广告宣传所采用的人物形象由撼天地、泣鬼神的英模担当，其效果肯定比只是采用靓丽脸盘的影星充当形象大使更有感召力！现实生活中各条战线的英模们，本应成为广大人民崇拜的偶像和宣传的重点。可是，有些文艺创作和媒体宣传远没有把他们放到恰当的位置。倒是大量的所谓“颜值”、“小鲜肉”的卿卿我我、悲欢离合和富翁土豪的享乐生活以及渲染封建宫廷生活泛滥成灾。这在一定程度上排挤了反映时代精神和宣传真善美，抹煞和歪曲了现实生活的本质，扭曲了文艺和社会舆论的正确方向。一个民族，如果对英雄不予敬重、宣传乏力，甚至为了表现社会景象表面平和，而故意回避社会矛盾、推广无冲突论、人为地压缩对英模行为的宣传空间，必然起不到大长正气的效果，这样的舆论舞台，决不会为民族建设增添文明的希望。前些年，许多演出团体及网络视频搞“娱乐第一”“点击率第一”和偏重对艺术明星及土豪和古人的过分宣扬，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和正确信仰服务的大方向，没有尽到表现时代风貌、大颂英雄豪杰、弘扬民族正气、净化习俗灵魂的责任，对青少年一代形成了不良的导向，助长了许多青少年躲避艰苦、贪图享乐、崇拜金钱、追求名利、自私自利、失去正确政治信仰、不愿尽社会责任的不良倾向。还应该看到，在市场万能论的误导下，愚蠢地把经济管理模式生硬地套用到文化事业上，为了减少财政开支，忽视对社会软实力的扶持，把文化事业强行商业化，让许多公益部门自负盈亏，客观上是在消弱文艺对社会主流生活的反映，不利于对正能量的提倡和颂扬。这种偏向是应该纠正的。《征途之光》站在忧国忧民的立场一反上述不良趋势的常态，大书劳模、大颂改革、大谈文明，正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起着祖国崛起协奏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