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20年4月19日电（鲁继元少将）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民族安全、政权安全的基本要素之一。

    国家、民族间的斗争，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表现最为激烈的斗争是军事斗争，军事斗争的最高层级就是战争；国家、民族间的斗争，表现最为经常的是政治斗争，政治斗争是解决分争的常用手段；国家、民族间的斗争，所围绕的主要是经济利益，即使领土主权的争端，说到底也是经济利益的斗争；国家、民族间的斗争，最为隐秘、最不“显山露水”的斗争是文化斗争，而文化斗争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他领域的斗争。文化的斗争，往往出现在其他斗争之前，同时又会延续到其他斗争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

    现在，我国与西方敌对国家的斗争是全方位、综合性、立体式的，其中文化斗争是他们“放得最长的线”，有着极大的耐心、有着长远的盘算，有着全局性的考量。他们处心积虑地占领我们的文化阵地，不失时机地丑化我们的传统文化，无所不用其极地抹黑我们的英雄，千方百计地摧毁我们的价值体系，以实现他们的军事、政治及经济目的。对此，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地予以斗争，以确保我们的文化安全，并为国家、民族、政权的安全作出贡献。

    笔者认为，文化安全，必须建立在国家政权的稳定性、民族文化的先进性和文化传播的有效性这“三性”上。

    一、 国家政权的稳定是文化安全的基础

    “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能够有效地消除和化解潜在的文化风险，抗击外来文化的冲击，以确保文化主权不被威胁的一种文化状态”。（《国家安全学》）那么，“消除风险”、“抗击冲击”的这种能力来自哪里呢？笔者认为，主要来自于国家政权。国家政权的稳定性，是文化安全的最根本的保证。没有国家和政权的稳定，就没有文化的安全。

    凡优秀的文化，从自身的基因来讲，都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但无论多么强大的生命力，都需要有个基本载体。那么，文化生命力的载体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就是民族和政权。没有了民族和政权，也就没有了文化的基本依托。

    世人都知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和中国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其他三国都要在国名之前冠之以“古”字呢？这是因为除了中国，其他“三古国”早已实实在在地“作古”了。

    现在的埃及和古埃及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无论人种、宗教、语言还是风俗习惯，今与古都完全不同。古埃及在公元前525年就被波斯帝国占领，古埃及的本土宗教和文字随之消失。古埃及后又被阿拉伯人占领，并被不断同化。到了12世纪时，埃及的语言消失，全民开始信奉伊斯兰教，古埃及的文明就此彻底消失。

    至于印度，从地理位置上讲，是延续到了今天。但印度在近代被英国长期殖民，国内通用的语言改为英语。而语言文字又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基本内核和主要内容。语言文字被替代了，该国的文明也大半被消灭了。所以，古印度的文明未能完整有序地延续下来。

    古巴比伦就更惨了。它在公元前1595年即被北方的民族所灭亡，其文化也随之立即消亡。

    上述现象在我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也有充分的体现。这三个地区虽与大陆同根、同宗、同文，但现在他们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些文化的基本内涵，都与大陆有了很大的不同，其根源就是这三个地区在近代被列强长期占领，其文化由此也发生了变异。

    所以，文化的安全，是需要强有力的政权来保护的。我们讲文化安全，首先要确保国家和政权的安全，这是基础，这是前提。我们讲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同样是在国家和民族大繁荣、大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同样需要稳如泰山般的政权来保护才能实现。

    二、文化的先进性是文化安全的关键

    一切强大的生命力，均来自于自身的先进性。没有先进性，就谈不上生命力。文化亦如此。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说到底是其自身具有超强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完全是来源于其自身的先进性。

    现在，是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在近代以来展示各自先进性最为全面具体的时期。在这一对决中，我们的政治制度优势、发展道路优势已经全面显现出来，文化优势也逐渐显现。在接下来的对决中，如何保持我们文化的先进性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努力弘扬先进的、摒弃落后的、借鉴外来优秀的是重中之重。

    （一）弘扬中华文明要有紧迫感

    保护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文明，已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大课题。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此，我们既要有紧迫感，更要有责任感。

    1、要有足够的文化自信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而博大精深。中华文明的先进性，古有儒、释、道、墨等诸子百家的精华内容，今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和智慧，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极具先进性、科学性和指导性。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也是对马列主义的极大丰富和发展，是21世纪最为先进的理论，是中国人为全人类的幸福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对此，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文化自觉，一定要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一定要有足够的文化定力，一定要确保自身的文化特质能够强有力地保持和延续下去。

    2、要真正上升到国学的高度去学习。

    传统文化就是我们民族的根，中华文明就是我们民族的魂。中华民族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保住自己的根，守住自己的魂。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是把传统文化真正上升到国学的高度去学。现在，在东西方文化的对撞中，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华文明的智慧性、先进性和科学性，也越来越愿意学习和研究中华文明。在这个有利的前提下，政府要加强引领，教育部门要有具体举措，学校要积极跟进，全民要踊跃参加，使中华文化真正热起来，并不断发扬光大。

    3、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应用。

    用传统文化指导今天的现实，必须是精神和要义的指导，而不是照着“古葫芦”画现今的“瓢”。不能一提传统文化，就穿起长袍马褂，满嘴“之乎者也”地开始“八股”。这是简单的模仿，是鹦鹉学舌，甚至是有害的传播，要坚决予以反对。“古为今用”是要我们与时俱进地学习好、应用好古人的聪明和智慧，在现实的道路上少走弯路，不走冤枉路。

    （二）摒弃落后文化要有足够的勇气。

    我们弘扬传统文化，但又绝不能认为传统文化都是好的。甚至愚蠢地坚守“祖宗之法不可改，祖宗之礼不可变”。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文明既有极其智慧的一面，比如“和则双赢，斗则双输”；“中庸谦合，天人合一，”；还有对世界其他文明影响巨大的《周易》、《道德经》和《孙子兵法》等等。同时也要看到糟粕的一面，比如男尊女卑，贞节牌坊，愚忠愚孝等等。特别是从北宋到清末，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妇女的脚被残酷地缠裹着、摧残着，这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还有清代的辫子文化，也是极其落后愚昧的。现在这些现象虽然都不存在了，但还有其他的，比如现在个别地区的丧葬文化、婚俗文化等等，还存在极其落后甚至野蛮的内容，有的地方结婚闹洞房甚至闹出人命，耍公公、耍婆婆甚至耍出伤害等等。对此，我们决不能视而不见，要努力地、严肃地、认真地寻找和检讨我们文化中的糟粕成分，旗帜鲜明地批判，毫不犹豫地将其摒弃，切不可泥沙与玉石同在，芝兰之室与鲍鱼之肆不分。要力求使我们的文明真正优于西方文明，唯有此，我们的文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三）借鉴外来文明要有选择

    我们既要反对“外国的月亮总比中国的圆”，也要反对“蛮夷文明不可学”的错误观念，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以去粕提纯的智慧，扬弃西方文明，丰富中华文明。

    1、主动学，不是被动守

    学习西方文明，我们要有主动性，向近代以来的贤人志士那样，向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们”那样，睿智地发现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主动地大胆地宣传和介绍西方文明。但决不能被西方的“传教士们”牵着鼻子走，他们传什么，我们受什么，那是极其有害的。也不能被西方的媒体所左右，人云亦云，失去方向，丢了本魂。

    2、选择性地学，不是全盘受

    西方文明，有精华也有糟粕；有普世价值的，也有离开本土就灭亡的；有对其他民族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更有对其他民族的发展极具破坏性的。对此，我们不仅要有清醒的认识，还要有足够的警惕。学习西方文明，要学习真正科学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绝不可崇洋媚外，全盘西化。

    3、实事求是地用，不是教条式的生搬硬套

    我们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但我们强调马列主义必须中国化。学习西方文明也如此。我们提倡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学习西方文明，但同时也要让西方文明中国化。我们要把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有机地进行结合，并通过这种结合，让它来丰富中华文明，服务中华文明，真正实现“洋为中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