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期间中央领导层在经济形势问题上的分歧，在陈云没有发表讲话上也表现了出来。

    七千人大会上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六位都发表了讲话，陈云是唯一没有在大会上讲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曾请他在大会上讲话，陈云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婉拒了。[119]毛泽东说：陈云“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这一次我说请他讲话，他说不讲。我说你哪一年讲？他说过半年可以讲。”陈云所以没有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主要原因是他感到“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后来，他是这样回忆的：“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120]

    从中可以看到，陈云以没有搞好工业调查为由拒绝在大会上讲话。当毛泽东问他什么时候可以讲时，他说半年以后。其实，这不过是一个托辞罢了，因为只过了十四天（并非他说的半年），他就在中南海西楼会议上就经济形势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121]这表明他当时并非没有调查好，只是不愿意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而已。

    陈云后来的回忆也进一步表明，他并不同意毛泽东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既然他不赞同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又不愿公开表示反对意见，因而拒绝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也就成为他的首要选择了。

    从刘少奇的讲话和陈云婉拒发表讲话可以看出，当时在经济形势的认识方面，他们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对此，毛泽东也不是没有察觉。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4、5月更讲得严重。”[122]这表明毛泽东对于他们的不同意见是有看法的。

    当然，这种不同意见是以委婉的方式反映出来。这还是由于认识的分歧所致。这种认识的分歧影响到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并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因而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样我们看到，在对经济形势的认识上，党内高层是存在分歧的。从文献资料中看到，这种分歧表现在毛泽东、林彪和刘少奇、陈云之间认识的不同上。这种对经济形势上的分歧，又会影响到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并进而波及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也就不难理解，几个月后当“黑暗风”、“单干风”刮起的时候，刘少奇、陈云不仅不加以制止，而且还推波助澜，积极参与其中了。

    5、对七千人大会的简短小结。

    七千人大会决定举行后，毛泽东要求中央书记处专门研究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中央发出的文件，系统地看一看，究竟中央的责任在哪里，毛病出在哪里。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告诉陈伯达，要他抽调人员来解决这个问题，看一看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以来的中央文件，究竟有哪些指示不对，开个帐单子，并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一个报告。

    陈伯达带领一部分工作人员，将这些文件清理、归纳、整理以后，编了两个本子：

    一本是毛泽东在这个阶段的语录，反映总路线及其方针政策的议论，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在这方面研究的结果表明，这个指导思想是正确的，而这个时候制定的若干具体政策措施，是与其相违背的。这个本子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后，以《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名义印发会议；

    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这是中央各部门制定后，经中央书记处批转全党执行的，问题主要出在这个方面。邓小平检讨了中央书记处在这方面的责任问题。[123]

    毛泽东要求对中央发出的文件进行系统清理，就是希望借此检讨中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缺点错误，以便于通过七千人大会的讨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继续前进。

    这是因为经过一九六一年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条例，调整了人民公社体制，农业生产在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思想，鼓足干劲，坚定信心，克服困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空前规模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

    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政治生活会，也是一次整风会，从中央到地方的五级干部，共七千多人参加。除陈云外，中央政治局的六位常委都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毛泽东讲话的中心是民主集中制问题，高屋建瓴地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大会上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向与会干部说明了中央和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责任问题。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分析了民主集中制，还以实际行动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为全党做出了表率。为了消除省委和地、县委领导之间的隔阂，打通他们之间的思想联系，进一步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好这次政治生活会，根据会议期间的实际情况，他又提议召开了“出气会”。

    大会通过的书面报告是在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报告草案事先没有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充分讨论就直接下发到与会干部手中。为了进一步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报告起草委员会还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及若干省委第一书记参加。报告就是在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过程中，经过反复修改才最终定稿的。

    这次大会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决了全党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面的认识问题，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践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统一了思想，鼓足了干劲，探索了在新形势下改进党内民主和作风的新途径。通过这次大会，在对三面红旗的认识方面，初步达成了共识，取得了巨大成效。这是在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方面的重要尝试。

    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央高层在对形势的认识方面仍然存在着分歧。刘少奇在大会上的讲话和陈云婉拒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就是这种分歧的重要表现。这种分歧又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联系到一起，直接影响到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随后在发生的“黑暗风”、“单干风”的问题上反映了出来。

    总起来说，七千人大会既是一次政治生活会，又是一次整风会，使全党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统一了思想，取得了共识。通过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全党在党的民主与作风乃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进行了一次有益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样的政治生活会和整风会，能不能作为一种经常性的制度稳定下来，并取得根本性成效，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五、七千人大会后，在经济调整和恢复的过程中出现了右的倾向。毛泽东领导全党通过党内整风的方式，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反击了右倾，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七千人大会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党内高层在对经济形势的估计上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七千人大会以后，在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当发现了一九六一年存在着三十多亿元的财政赤字以后，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在党内高层会议上明确表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严重，甚至还说这是非常时期。鉴于此，刘少奇、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认为要采取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方式来克服困难。这个时候，彭德怀向中央写了“八万言书”的长信，要求中央对他的问题重新进行审查，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也有为高岗翻案的意向。于是在党内出现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反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毛泽东召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及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党内整风，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打击了党内业已出现的右的倾向，坚持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保证了调整工作的顺利完成。

    下面我们对七千人大会后党内出现的右倾及反右倾作一简要的回顾。

    按照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对形势的估计，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一九六二年要抓紧的工作环节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到一九六三年就有可能在农业和工业方面扭转被动局面，争取更多的主动，为实现十年的奋斗目标创造有利的条件。但不久，刘少奇发现一九六一年实际上存在着三十多亿元财政赤字，如不采取措施，一九六二年的财政有出现更大赤字的危险。他感到有必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当前形势和存在的严重困难重新进行研究。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应刘少奇的要求，陈云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就目前的财政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了讲话。

    陈云分析了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同时提出六条克服困难的意见。陈云的这个讲话，成为西楼会议和随后出台的进行大幅度调整的一系列政策的基础。

    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的意见。他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里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西楼会议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它在七千人大会认清形势、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初步检查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特别是当前的国家财政收支情况，摸清了多年来想搞清楚而没能搞清楚的家底，使党中央和国务院真正认识到当时面临的财政赤字的危险性。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有意义的。

    我们也注意到，在七千人大会上以没有搞好调查为由婉拒发表讲话的陈云，仅仅隔了十四天就在西楼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提出了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和经济工作的系统意见。刘少奇同意陈云的讲话，而且还说现在处于“非常时期”，要用“非常的办法”来解决。这表明西楼会议推翻了七千人大会上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也为将要采取的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开了绿灯，为后来党内斗争埋下了隐患。

    会议作出三项决定：一，现在经济上处于非常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二，今后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三，由陈云、李富春和李先念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和中央的方针。

    二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召开有各部委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陈云、李先念、李富春分别作了讲话。三月十八日，在刘少奇的建议下，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三个讲话。

    三月七日和八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会议。中央财经小组是在西楼会议开过不久酝酿恢复成立的。由陈云担任组长，李富春、李先念担任副组长，周恩来等为财经小组成员。

    在七日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再次就如何恢复生产、克服困难问题讲话。他强调，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是恢复阶段。对一九六二年计划要进行相当大的调整，把重点放在农业和市场上，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指标，要“伤筋动骨”。

    三月八日，周恩来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又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在对形势的估计方面，他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三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批语等。刘少奇在会议上表示，通过的这些文件在毛主席同意后就下发，否则，回来再议。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月十六日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这次会议情况。毛泽东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十七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同意转发三人讲话（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从文献资料中看到，毛泽东同意西楼会议，只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而没有说对形势的估计问题。刘、周、邓向毛汇报时，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有保留的。

    这种保留还表现在毛泽东对刘少奇要印发陈云关于经济问题的意见和讲话的态度上。

    四月十六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信中谈到，他最近要邓力群将陈云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搞了一个摘要，今年三月七日陈云在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值得一看。这几个文件已经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毛泽东看了陈云三月七日的讲话，重要之处还画了杠杠。但对刘少奇的信没有表态。

    虽然毛泽东没有表态，但是刘少奇根据他和陈云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为了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调整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五月七日至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

    中央一线领导同志对经济形势判断上的分歧在周恩来和刘少奇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

    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书面报告所作的分析，即从全国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他估计，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时期。

    刘少奇在讲话中重申了自西楼会议后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他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

    这次会议确定进一步调整一九六二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中央财经小组吸取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和充实了《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

    这样可以看到，就是中央一线领导同志在对经济形势的认识上也存在着分歧。其实地方负责同志也有不同意见，这在七月二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表现了出来。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据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说：“我倾向这样。”

    在对形势的判断上，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看法是一致的，而刘少奇和陈云的看法是相同的。到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在形势估计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就十分清楚了。虽然刘少奇和陈云对形势的认识，是从应对最困难的局面出发的，但是从后来经济恢复的实践情况看，他们还是对困难和黑暗看得过重了。这就是后来被批评的黑暗风的由来。

    下面我们来看为克服困难采取的措施上的分歧。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仍然牵挂着农业问题。农业“六十条”下发快一年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工作，各地正在抓紧进行，农村和农业的情况究竟怎样，“六十条”贯彻执行的情况如何，毛泽东非常希望了解这方面的真实情况。

    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要田家英再组织一个调查组，主要是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他指定了四个调查地点，都在湖南。一个是毛泽东的家乡湘潭韶山，一个是刘少奇的家乡宁乡炭子冲，还有湘乡唐家圫（毛泽东的外祖家）和长沙天华大队（一九六一年刘少奇蹲点的地方）。很快，田家英组织了一个十七人的调查组。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招待所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向调查组提出了几点注意事项。三月底，田家英带领调查组分别去了韶山、炭子冲和唐家圫。天华大队一直没有去。

    田家英在调查中间，遇到一个突出而又出乎意料的情况，就是一些地方的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因而他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五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曾反映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反应冷漠，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田家英回到北京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同意田家英在汇报中提出的分田到户的意见。还说，再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毛泽东七月六日清晨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等到田家英讲完了，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毛泽东接着又问：“这个你个人的意见，还是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再没有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直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意见的，还有陈云。陈云六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据陈云后来回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当时赞成分田到户的意见，周恩来第一天说要考虑一下，第三天又说既然耕牛农具已经合了，不应再散。[124]也有资料显示周恩来未置可否。）七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把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七月十七日，邓子恢向毛泽东陈述了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他说， “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不是单干，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据后来毛泽东说：他（邓子恢。——引者注）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他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

    我们看到，田家英、陈云、邓子恢向毛泽东提议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田到户。具体说来，陈云、田家英主张实行分田到户，邓子恢主张实行包产到户。而且这已经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同意和支持。这种动向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当时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把刘少奇找去，责备他没有顶住。还说，要是我不在世了，“你怎么办？”。[125]

    毛泽东为什么对此产生了高度的警觉，对这个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呢？

    这是因为分田到户就是否定农业合作化成果，又使农村回到了小农经济时代，这会对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乃至国家全民所有制经济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实行包产到户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126]这是一种严重的动向。毛泽东不仅洞悉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后会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他还了解到，在制定了农业“六十条”，重新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后，农业生产在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六月三十日离开武汉。在返京途中，向几个省的负责人着重了解他十分关心的夏收情况。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四十二亿斤，比原来估计的二十九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而河南、山东是几年来农业减产最严重、经济最困难的两个省份。此前，六月十八日，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时，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十亿斤。他七月五日到了天津，听刘子厚汇报时也说：“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这些情况，对毛泽东作形势估计是很有影响的。

    鉴于此，毛泽东召开一系列会议，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这时，中央常委的同志都已经清楚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明确态度。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讲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同一天（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

    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谈到是走集体道路还是走个体经济道路？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提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高度，要人们想一想现在形势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的问题。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印发中央工作会议。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会议。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从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整整开了一个月。会议通过的文件，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都参加了。

    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参加。
    八月三日，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八月四日，同西南地区负责人谈话。
    八月五日，毛泽东找来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瘳鲁言、王观澜参加。这一次，比较系统地讲了他的意见，问题越来越集中到阶级和阶级矛盾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又主要是从包产到户引发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了有没有阶级的问题。他还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彭德怀的信，是指一九六二年六月中旬，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达八万字的信，对庐山会议问题、高饶联盟问题、“里通外国”问题、军事路线问题以及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申诉，要求组织专案小组对这些问题逐一审查。

    毛泽东在会上说，如果全部闹单干，或者大部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最后，他又提出了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这次谈话，是为八月六日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作最后的准备。

    八月六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

    关于阶级问题，毛泽东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他说，赫鲁晓夫提出了“全民的党”、“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这些问题，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没有什么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哪一种对？或者都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也不少。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

    他在讲话中还说，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这句话虽然讲的比较含蓄，但是却有极强的针对性。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实际上是起到了点题的作用。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在会上我只是提了个题目，没有表示态度。只是在光明和黑暗的问题上露了一点。等一两天再讲一点。”讲话后，会议转到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三个基本问题，这成为会议的主导意见。

    为了更深入地讨论和研究一些问题，刘少奇提议、中央常委一致赞成，由中央和地方的部分负责人成立核心小组（又称中心小组），名单经毛泽东批准。

    八月九日中心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从八月九日到八月二十日的十二天内，中心小组共召开八次会议。每次中心小组会一结束，参加会议的中央局第一书记就在小组会上分头传达，组织讨论。毛泽东通过这种办法，来指导和推动中央工作会议的进行。

    八月十一日，中心小组继续开会。在听取了各组汇报以后，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发言。刘少奇作了检讨式发言，承认五月会议对形势的估计过分了。毛泽东在插话时，不点名批评了陈云，点名批评了田家英，还说：“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对他提出严厉批评，说他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并且提到砍二十万个合作社的历史旧帐。

    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罗瑞卿、彭真等作了发言，邓子恢再次作了检讨。

    八月十五日，中心小组会议上，李富春、谭震林和康生发言。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

    八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心小组会议。李先念、周恩来发言。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刘少奇就会议传达问题讲了话。他建议对会议讨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应该规定一个传达范围。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提议写一个决定。

    毛泽东还在会上讲了话，中心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陈毅作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至此，历时一个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从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为八届十中全会作了准备。

    八届十中全会先开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十三日。预备会议的前期，主要讨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主张的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等问题。从九月六日、七日起，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六个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等人刮起的翻案风。

    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批判彭德怀翻案风期间，康生提出了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有严重政治问题，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支持这部小说，是在为高岗翻案，向党进攻。毛泽东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这是搞上层建筑。”接着，他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这个理论观点具有重要意义，反映了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的开法基本上是大会发言。

    二十四日的全会，毛泽东主持并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到五天。”他在讲话中对八月六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在谈到阶级问题时，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代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在谈到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各种的瞎指挥，农业的瞎指挥，工业的瞎指挥，几个大办。一九六○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现在都在好转。”

    在谈到矛盾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北戴河和北京这两个月的会议，讨论了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在谈到如何对待修正主义问题时，毛泽东说：“我现在再讲一点，关于我们怎么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就跟你团结。在座的有几位同志就是这样。”在谈到平反问题时，毛泽东说：“近来有一股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要平反。”

    毛泽东最后还提醒大家，要正确处理好工作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

    毛泽东讲完话，由陈伯达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说明。毛泽东又有一些插话。

    九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继续举行全体大会。二十五日的大会，由李先念对《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作说明。随后，董必武、薄一波、朱德相继发言。二十六日的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讲话。二十七日，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通过十个文件前，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先后发言。

    在这些讲话和发言中，以及在全会的其他发言中，一致赞成毛泽东所讲的关于形势、阶级和矛盾这三个问题的意见和观点，特别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表述，在他九月二十四日讲话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并经他修改审订后，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作了完整的表述。其要点是：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127]

    由此我们看到，七千人大会后，由一九六一年三十亿元财政赤字引发的关于经济形势的重新估计，使得中央领导层在对形势的认识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主要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之间展开，集中在当时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的基本判断上。

    在对经济形势认识上的分歧，又导致了克服困难方法上的不同。毛泽东主张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来克服困难。而刘少奇等多数常委认为应该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彭德怀的“八万言书”和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又显示出为庐山会议和高、饶事件翻案的意向。这样以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为标志的右倾就在党内出现了。

    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清醒地认识到，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实质上是要不要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问题，这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在长达两个多月的马拉松式的会议期间，他听取汇报，交换意见，在不同层次的会议上多次发表讲话和谈话，作了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反击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进行了党内整风，解决了党内的右倾，最终使全党取得了共识，继续沿着大跨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一九六四年底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事实，业已雄辩地证明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和采取的克服困难的措施是正确的。这种斗争的结果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六、在纠“左”反右中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更进一步凸显了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庐山会议以后，为了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来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通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发表了重要谈话。

    一九六○年六月，为了进一步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又从认识论和思想方法的角度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勾勒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进程，剖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犯错误的原因，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

    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探索适应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为了掌握实际情况，毛泽东派出了三个调查组，到农村去，进行实地调查。毛泽东在听取地方党委负责同志和调查组成员汇报的基础上，取消了供给制和公开食堂，重新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于是，农业生产开始走向恢复和发展。

    在执行“八字”方针，重新确立人民公社体制，经济开始走向好转的时候，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在毛泽东提议下，又召开了党内空前规模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这是一次政治生活会，又是一次整风会。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中，以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为核心，进一步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缺点和错误的原因，并在大会上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会议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党内高层在对形势的认识上仍然存在着分歧。

    当发现了一九六一年存在三十亿元的财政赤字后，党内高层在形势认知上的分歧逐渐走向激化，出现了两种克服困难的方法。党内以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为代表，主张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并一度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赞成和支持。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在党内出现了。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期间，通过广泛的讨论，做了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最终纠正了“三风”，保证了我们党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最终确立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从中可以看到，庐山会议以后，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他既没有因为要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就讳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的错误，也没有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错误，就怀疑乃至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是通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辩证分析，既看到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又正视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从历史的角度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来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向全党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道路。

    不论是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的谈话，还是他写的《十年总结》，乃至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都是这个时期毛泽东思考的思想结晶。

    一九六一年九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写出的“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诗句，就是面对当时出现的经济困难，国内外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批评和责难，表达了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坚定信念和执着精神。

    从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庐山会议以后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中断了纠“左”后出现的“左”倾蛮干倾向，一种是以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为标志的右的倾向。

    这两种倾向的出现，从思想方法上来说，都是离开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下造成的结果。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有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同志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去辩证地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成绩和错误：要么只讲成绩，否认缺点，只讲光明，不见黑暗；要么只讲错误，否认成绩，只讲黑暗，看不到光明。这样就不能辩证地看待光明与黑暗、成绩和缺点，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来抓住事物发展的本质。尤其让人惊讶的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竟然同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这就表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还在党内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要在党内真正占据统治地位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党内出现的“左”的和右的倾向，还是由于没有树立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所致。一般说来，“左”倾的出现，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右倾的出现是一个立场问题。这两者之间虽然是对立的，但也具有统一性。极“左”与极右是相通的。在一定条件下，“左”会转变为右，右也会转变为“左”。属于思想方法上的“左”倾，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转变立场，变成右倾。不管是“左”倾还是右倾，虽然在立场上是有区别的，但都是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为思想指导的。

    由此看来，“左”右两种倾向的产生，既是由于思想方法上的差异，也是世界观的不同造成的。当然，人类对必然王国的认识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在认识的初级阶段，出现一些错误，受一些损失，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这也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这就要使全党同志能够自觉地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要正确地认识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从对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分析中来提高认识，逐渐发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而不是简单地对缺点和错误进行批判和指责，甚至要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

    为了使全党同志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还批示将《中国青年报》上刊载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一文印发八届十中全会参考。为警醒起见，他还写下“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的批示。[128]

    当“左”右两种倾向相继出现的时候，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开展了思想战线上的斗争，采用整风的方式，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纠“左”反右中领导全党继续沿着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一九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一年，毛泽东主要是领导全党纠“左”，确立了适应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纠“左”任务的基本完成。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出现，标志着右倾思想已经在党内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纠正了“三风”，坚持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

    不论是七千人大会还是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毛泽东通过不同层次的会议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探索在新形势下通过整风来解决党内分歧和矛盾的方法。从这几次会议的事后结果来看，应该说取得了巨大成效。因为通过会议整风的方式毕竟达到了目的。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尽管在毛泽东的努力下得到了解决，使得调整工作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得以完成，顺利地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是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竟然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同意，给毛泽东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

    因为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就是瓦解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乃至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星星之火”，给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会造成毁灭性的灾难，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129]可是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常委竟然对些毫无察觉，反而对这种作法采取支持态度。

    当时我们党说苏联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提出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要进行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赫鲁晓夫即使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也没有敢解散集体农庄，可是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常委却同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又一次谈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问题了。

    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程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究竟应该如何搞社会主义，全党同志是没有经验的。毛泽东领导全党纠“左”反右的斗争历程，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这就要求全党同志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善于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及时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他们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坚决抵制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党内出现的“左”的和右的倾向，不仅反映了党内在思想指导上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仍然严重存在，同时也表明当经济处于困难的时候，党内有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没有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战胜困难，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反而对建设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疑虑和动摇。这表明他们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没有坚定的立场，也没有树立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这就显示出在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通过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改造人的世界观，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分析问题和研究问题，树立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够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错误，力求少犯错误，少走弯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使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能够结出丰硕成果，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越走越宽广。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文献索引：

    1、《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3]，第75页至76页；[8]，第134页至135页，135页至136页；[17]，第138页至140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八月第一版。[2]，第510页至511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4]，第637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一月第一版。[21]，第213页至214页；[22]，第214页至215页；[23]，[24]，第215页；[25]，第215页至216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39]，第16页；[47]，第16页至17页；[50]，第18页；[51]，第22页；[53]，第24页；[54]，第42页；[56]，第32页至33页；[84]，第17页；[85]，第18页至26页；[89]，第27页至37页；[100]，第64页至65页；[109]，第62页；[131]，第193页。
    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国史研究学习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二○○○年版。[6]，第81页至84页；[9]，第139页至140页；[10]，第182页；[11]，第177页；[12]，第241页；[13]，第226页；[14]，第193页；[15]，第192页；[16]，第180页；[18]，第1至2页；[19]，第1至3页（说明）。
    7、《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第894页至895页；[5]，第1036页至1040页；[7]，第1042页；[26]，第1048页至1050页；[27]，第1106页至1183页；[28]，第1184页；[29]，第1184页至1185页；[31]，第1184页；[32]，第1187页至1189页；[33]，[35]，第1090页至1091页；[36]，第1191页；[42]，第1192页；[44]，第1193页；[45]，第1193页至1195页；[46]，第1199页；[48]，第1184页至1185页；[49]，第1187页至1189页；[52]，第1199页；[65]，第1196页至1197页；[68]，第1197页至1200页；[76]，第1204页；[77]，第1184页至1185页；[80]，第1193页；[81]，第1196页至1197页；[82]，第1197页；[92]，第1170页；[93]，第1185页至1186页；[94]，第1187页；[108]，第1197页；[114]，第1025页至1026页，1070页，1072页；[130]，第1207页至1260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37]，第68页至69页；[41]，第72页；[43]，第72页至73页；[69]，第80页至81页；[70]，第84页；[73]，第475页；[75]，第82页至83页；[78]，第47页至48页；[79]，第72页；[83]，第80页至81页，83页。
    9、《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出版，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一版。[34]，第349页；[57]，第355页；[110]，第419页；[111]，第445页；[112]，第419页至420页；[113]，第423页至424页；[115]，第420页；[116]，第421页；[117]，第422页至423页；[118]，第426页。
    10、《周恩来传》（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二月第一版。[59]，第1617页至1618页。
    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58]，第455页；[60]，第455页至456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二版。[61]，第312页。
    13、《邓小平文件》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二版。[102]，第148页至149页。
    14、《陈云传》（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金冲及、陈群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五年六月第一版。[120]，第1292页；[125]，第1322页。
    15、《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107]，第493页。
    16、《邓力群自述（1915—1974）》，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十一月第一版。[90]，第357页至358页；[124]，第366页；[126]，第436至437页；[129]，第440页。
    17、《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四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汇编。[20]，第145页。
    18、《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修订本•大字本），李慎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版。[101]，第161页至162页。
    19、《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马社香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六年十月第一版。[128]，[132]，第151页。
    20、《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八月北京第二版。[30]，第23页；[38]，第54页至55页；[40]，第56页；[55]，第191页；[62]，第81页；[63]，第343页；[64]，第264页至265页；[66]，第268页；[67]，第277页至278页；[71]，第266页，268页至270页；[72]，第273页，278页至279页；[74]，第200页，209页，215页至216页；[86]，[87]，第191页；[88]，第196页至197页；[91]，第83页至84页；[95]，第162页至163页；[96]，第164页；[97]，第164页至165页；[98]，第165页；[99]，第166页至167页；[103]，第342页；[104]，第350页至351页；[105]，[106]，第168页；[119]，第254页；[121]，第255页；[122]，第319页；[123]，第40页至41页，43页至44页；[127]，第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