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九日，开始修改条例第二稿，吸收了每个大区一至三人参加。毛泽东指导着条例的修改进程。三月二十一日，工作条例改出第三稿，印发会议。第二天，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共六十个条文，故称“六十条”。同时，中共中央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

    “六十条”虽然将人民公社的社、队规模划小了，把原来的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生产队改为生产大队，规范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由于与会人员的反对，还是没有能够改变相当于高级社的生产大队在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

    三月二十三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毛泽东再次讲话，主题仍是调查。这是自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以来，第三次讲这个问题。他讲述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贯彻执行上级（包括中央）的指示，必须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订出具体措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调查研究。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会议闭幕那天，通过了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把深入基层，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要定出制度，造成风气。

    广州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广州会议的主要成果就是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广州会议和“六十条”草案，从纠“左”的程度来看，超过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历次会议和文件。“六十条”的制定，在重新纠“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并不是人民公社所有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供给制、食堂这两个直接影响群众积极性、关系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就没有解决，基本核算单位仍然是相当于高级社的生产大队，而不是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但是，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作了一定的准备。

    广州会议虽然存在重大分歧，没有在食堂、供给制和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上做出决定，但是却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为了进一步验证“六十条”草案的相关条款，以作为下一步修改的依据，会后，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毛泽东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的、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不断听取地方领导人和三个调查组关于“六十条”草案实行的调查汇报，根据调研成果，准备进一步修改“六十条”，以使制定的政策措施更加符合农村的社会生产实际情况。

    广州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在广州住了几天，在他听取了陶铸、陈伯达到番禺大石公社调查群众对“六十条”意见的汇报后，才于三月二十九日乘专列北上，准备到长沙再听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反映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

    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停靠于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张平化反映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群众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五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最后，他嘱咐张平化“以下乡为主”。

    四月九日，在长沙专列上，毛泽东先后与张平化、胡乔木谈话，从晚上七时半谈到十一点二十分。他们俩都刚从乡下调查回来，带来许多具体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张平化反映，在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争论比较多的是三个问题，一个是供给制，一个是食堂，一个是粮食定购问题。

    毛泽东对张平化说，湖北在群众中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也集中在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体制问题这四个问题上。他说：“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把供给制和食堂看作平均主义的东西。他还说：“就是要恢复一九五七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要恢复那一套。”

    胡乔木是刚从韶山大队调查回来向毛泽东汇报的。胡乔木反映了群众最关心的三个问题，超产奖励问题，分配制度问题，食堂问题。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说，除去保五保户和酌量照顾困难户外，其他统统按劳分配。基本上就是这么个原则，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付酬。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供给制。谈话结束的时候，胡乔木问毛泽东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没有什么指示，要他们真正听群众的意见。

    毛泽东听取了张平化、胡乔木的汇报以后，敏锐地察觉到湖南工作有些问题。四月十一日，他致信汪东兴，要他打电话给湖北的王任重、王延春到湖南住三五天，帮助湖南解决一些问题。毛泽东觉得，湖南同志对于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似乎还不大懂。当时，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几天，主要是为了了解湖南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

    四月十四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有四份材料。四份材料中最显眼的是关于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报告反映公共食堂问题是调查中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报告在列举公共食堂种种问题之后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没有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这是毛泽东收到的第一个主张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随后，毛泽东批示将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印发湖南三级会议讨论。十六日晚，毛泽东又召集刘少奇、陶铸、胡乔木、王任重开会讨论食堂问题。而后，又以中央名义将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转发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研究食堂问题的参考。

    毛泽东四月十八日离开长沙，经南昌到达杭州，住在刘庄。浙江调查组的全体人员也都搬到刘庄，同毛泽东住在一起。毛泽东听取了他们的调查汇报。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要邓小平与田家英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会议定于五月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说，这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因而他要求与会同志利用这段时间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会议通知于当天晚上发出。

    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收到会议通知后，按照通知的要求，纷纷到农村作调查。随后，毛泽东将调查过程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调研报告转发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

    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于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召开。前一段的调查研究工作，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

    这次会议根据调研成果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修改，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经过反复调查，充分酝酿，这两个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终于彻底解决。如果没有这样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是不可想像的。

    会议还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本年内减少一千万。

    会议结束时，六月十二日上午，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又一次回顾自郑州会议以来的这段历史，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经验。他说：“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毛泽东对郑州会议以来的历史作过多次回顾和总结，而这一次比过去任何一次讲得更加系统而深入，对一些重要问题（包括所犯的错误）作出明确判断。

    第二次庐山会议，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到九月十六日，共二十五天。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高等学校工作问题，干部轮训问题。

    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都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更是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起草了一系列提交会议讨论的文件。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几次话。关于经济形势，他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低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达于极点，天下大乱，要转向治了。困难是暂时的，会逐步好转的。我们碰了钉子，有了经验，这是最宝贵的，现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了。他说：“这次会议搞了几个好文件，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证明我们的经验比较多了。”

    毛泽东认为，经济形势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从此一天一天向上。这是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并且一直坚持这个估计。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发生过分歧。

    毛泽东在第二次庐山会议的第一天，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就曾讲到，“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事实确是如此，至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六十条”就没有解决，而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念念不忘。九月二十一日到武昌，他同王任重又谈到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回京路经河北邯郸时，听取了河北省委、山东省委的汇报。参加汇报会的有：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河北省委分管农业的候补书记王路明、山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石家庄、邯郸、张家口、邢台、保定五个地委的书记。

    毛泽东说，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在全省实行小队核算，山东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批了一个文件，让大家议一议，大家议的结果都不赞成。第二天，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加以整理，形成《邯郸谈话会记录》，日期署为九月二十七日。

    关于以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上就提出，经过半年的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多方商量，主意已定，认为非走此路不可，不能再拖了。他回到北京，九月二十九日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有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阐明他对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并附有若干份材料。

    过了四天，十月四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彭真，要他们通知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到北京来谈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

    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十月六日晚召开，专门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当时，在中共党内，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认识，并不一致，包括一些省委书记和相当数量的地委、县委书记在内。

    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

    又一轮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党兴起。毛泽东派田家英率调查组再次去农村调查。田家英通过在长治的调查，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受中央委托，田家英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示提出大体上以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以二三十户为宜。在十二月十二日写出初稿后，毛泽东提议将初稿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后经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发出。

    自一九六一年二月上旬，毛泽东提出以生产队（当时称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正好一年的时间。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是在说服了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以后，才将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确立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是公社体制上的重大调整，是对“六十条”的重要突破。

    虽然生产队在规模上与初级社相似，但是在分配方式上却与初级社有着重大不同。因为初级社是按生产资料和劳动来进行分配的，而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却完全是按劳动来进行分配的。因而我们说这是前进中的后退。

    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体制适应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表现在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粮食生产以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六十亿斤的速度、棉花以平均每年增加六百万担的速度增长着。虽然这是恢复性的增产，但增产的幅度是相当大的，而且是连年增产。农业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实施，为整个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此看来，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改变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方面，毛泽东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缩小社、队规模；第二步，取消食堂、供给制；第三步，改变基本核算单位。这三个步骤，加上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等规定，对于解放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7]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国家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并没有动摇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信心。他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从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要求全党同志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探索人民公社体制的实现形式。

    毛泽东通过召开会议、谈话等方式，听取党内高级干部的汇报，与他们交换意见，一起商讨恢复农业生产的具体办法和措施。为了了解真实情况，毛泽东还派在自己身边工作的秘书领导三个调查组，分赴三个省份，到一线去进行实地调查，掌握生动、真实、详细的材料，作为调整政策的依据。

    在人民公社体制调整的过程中，毛泽东是在这些调查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在征求了党内高级干部和调查组成员意见以后，才做出了缩小社、队规模，取消供给制和食堂，将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确立为基本核算单位，在人民公社体制上进行了重大变革。这些调整归根结底还是立足于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才做出的。

    文献资料显示，毛泽东在作出这些决策的时候是慎重的，这鲜明地体现在将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确立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上。当毛泽东的提议遇到重重阻力的时候，他既没有力排众议去擅自做出决定，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而是经过了一年的时间，通过反复调查，在说服了党内持不同意见的高级领导干部以后，才最终做出了决定。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民主作风。

    通过农村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发现了不少严重问题。一些县、社、队的领导已经滥掉了，变质了。同时在干部队伍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不少干部对如何搞社会主义还不明白。这种动向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注意。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开展阶级斗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坚定干部的社会主义信念，增强干部的社会主义意识，使他们能够践行群众路线，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这仍然是一个艰巨的工作。

    四、为了坚定信念，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鼓足干劲，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召开了空前规模的政治生活会——七千人大会。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当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食堂，缩小了社、队规模，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确立了适应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农业生产开始得到恢复与发展。

    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大会有七千多人参加，级别之高，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这就不仅使人发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次空前规模的工作会议呢？

    1、为什么要召开七千人大会？

    鉴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出现了不少问题，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时通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和一九六○年冬至一九六一年的两次纠“左”，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经济开始走出低谷，出现好转的势头。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28]

    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十一月六日至十日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定下来的。这次会议召开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在会上讨论一九六二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粮食调不上来。陶铸提出一个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十一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又进一步提出还要把县委书记召集来开个会。他说：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市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会上讲话，还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说两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八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道理，好坏经验都找。[29]

    从中可以看到，在讨论一九六二年粮食上调方案出现分歧的时候，为了打通思想，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议将全国地委书记召集到北京来开个会。后来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又提议这个会还要包括全国县委书记。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次会议的性质是整风，目的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中央、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要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摆事实，讲道路，互相交心，以便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凝聚人心，摆脱困境。

    在起草会议通知时，邓力群觉得人们对《工业七十条》的争论较大，尤其厂矿一级的党委书记有抵触情绪，认为“七十条”削减了他们的权力，这对贯彻“七十条”是个困难问题。为此他建议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也来参加大会。杨尚昆同意将邓力群的建议写进会议通知。十一月十五日，杨尚昆将起草好的通知报送邓小平，并特别说明他们讨论时增加了重要厂矿负责人参加会议一项。邓小平同意了这个建议，接着送毛泽东、周恩来、彭真传阅，他们也分别画圈同意。这样原来六千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七千多人的规模。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才有了与会的机会。[30]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31]

    鉴于七千人大会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工作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就有必要将会议的议题首先在党内省部级干部中间进行讨论，以便于统一思想，取得一致意见，因而在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举行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开始，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结束，为七千人大会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一九六二年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等六个问题。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中共各部委负责人。

    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和周恩来报告这次会议的议题和开法，毛泽东讲了话。

    邓小平讲到这次会议要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出戏。”

    周恩来谈到需要集中统一的时候，毛泽东说：“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

    周恩来谈到他对形势估计的四句话“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的时候，毛泽东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一百条，这就有办法。”

    接着，毛泽东讲话，着重讲对过去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问题，以及对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的基本估计问题。他说：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

    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得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荔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就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

    这十二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占第二位。我们十二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32]

    从中看到，毛泽东关照中央工作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休闲一些，以便于与会的高级干部能够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讨论的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首先是中央负责，其次才是省市自治区负责，然后才是地、县负责。他又进一步解释说由中央来负责的原因，是因为“四高”和几个大办都是在中央号召之下搞起来的。建国以后的十二年，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人的认识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在总结了经验，汲取了教训之后，我们不是更弱了，而是变得更强大了。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以及他在十一月十二日晚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汇报会上的讲话，就为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定了基调。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也反映了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原因。

    十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七千人大会时也说：这次七千人大会搞什么？主要的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在谈到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问题时，他说：准备在会上作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正在准备，来得及的话，最好在我们的工作会议上来讨论一下。报告想讲三部分问题：第一，讲形势和任务，包括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规划要搞个什么样子，这样来鼓足干劲。第二，讲集中统一的问题。第三，讲党的问题。总之，我们这个会实际上也就是为那个会做准备。邓小平提到的规划，就是后来刘少奇在书面报告第一部分，代表中央提出的关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也称“十年经济规划”。[33]

    刘少奇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中也说：“中央召集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这次会议，是一次动员全党为胜利地完成一九六二年的建设任务和逐步地实现十年长远规划的目标而奋斗的会议。”[34]

    由此看来，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党内政治生活会。毛泽东特别指出了党中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犯错误的责任问题。中央和地方的七千多名干部坐在一起，以整风的形式，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检讨错误，探究原因，分析问题，谋划未来。这是为了进一步总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增强全党特别是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以便于统一思想，鼓足干劲，凝聚人心，坚定信念，群策群力，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促进经济的恢复与好转。

    七千人大会是经过了一个酝酿的过程才决定召开的。起初是由于一九六二年的粮食上调出现困难，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将全国地委书记召集到北京来开了会，以便于打通思想。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又提出将会议扩大到县委书记，一个县来两个人。起草会议通知时，邓力群感到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和党委书记对“工业七十条”有意见，为了打通他们的思想，为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创造条件，因而建议会议扩大到重要厂矿的厂长和党委书记。这就是七千人大会的由来。

    2、七千人大会的性质及其原因的重要表现。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整风会，特别谈到了党中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犯错误的责任问题。他主张中央要与地方的干部交心，近几年所犯的错误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的账要讲清楚，召开这次大会就是要统一思想，鼓足干劲，因而这次七千人大会是一次党内空前规模的政治生活会。

    （1）七千人大会是政治生活会的原因之一，表现在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书面报告的起草上。

    一般来说，会议召开前，就要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起草出会议报告。而后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再在大会上做报告。而后经过与会同志讨论，再做若干修改后，就可作为会议文件最终定稿。但是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报告却不是这样。

    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报告，在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定稿，而是在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情况下，就由毛泽东提议，下发与会同志进行讨论的。报告起草人员，在吸收了讨论过程中提出来的意见以后，经过反复斟酌，对报告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以后，才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最后以书面形式下发会议的。

    从前文中可以看到，早在十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了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问题。他表示要为会议准备一个报告，来得及的话，还要在工作会议上讨论一下。他还谈到报告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形势和任务，第二部分讲集中统一，第三部分讲党的问题。[35]

    可是，离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只有两天了。按照预定的会议议程，第一项就是听取刘少奇的报告，而报告还没有最后定稿，时间相当紧迫。[36]

    这个报告是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起草的。一月九日、十日，毛泽东审阅报告稿（通称第一稿或初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十日上午十时，毛泽东批示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报告的前“两部分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其他一百多同志，可能也是这样。因此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在此三天内（一月十一，十二，十三），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报告的二十二大问题）。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

    稍后，毛泽东又同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谈报告稿，说：这个报告的中心（反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刻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讨论，提意见，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作报告。这样，就更能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把革命干成功了，不怕讲缺点，要有信心。报告中，你们把我看成圣人了。这次会议，其他的问题不搞，就是搞报告这一个问题。

    十日当天，中央办公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中央的报告（第一稿）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并通知：“请你们在十一日仔细阅读一天，十二日、十三日两天，组织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这个报告稿子，还准备再作修改。”[37]

    从毛泽东的批示中可以看到，他阅后觉得这篇报告是好的，看了一遍以后还难以提出修改意见。他对报告中没有写出自己的错误表示了不同意见。从他说的“这次会议，其他的问题不搞，就是搞报告这一个问题”来分析，他是非常看重正在起草的这个报告稿的。这是因为能不能搞出一个高水平的报告对这次会议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性意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希望在认真阅读报告草稿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将报告修改得更加完美一些，以使与会的各级干部能够在报告的基础上统一思想，鼓足干劲，克服困难，实现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随后不久，毛泽东又建议将报告稿直接发给与会各级干部，不必再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然后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再作修改，提交政治局通过后做正式报告。报告稿连夜赶印出来，一月十一日及时发到参加大会的同志手中。大会没有举行开幕式。七千多人的全体与会者拿到文件以后，在十一日利用一天的时间阅读文件，十二日起，分组进行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毛泽东的这个建议出人意料。不仅起草报告的人没有想到，就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没有想到。[38]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情况下，就将报告发到与会各级干部的手中呢？

    从毛泽东同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的谈话中可以看到，这样是为了更便于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比较各种看法，使会议更显得生动活泼。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39]

    从毛泽东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他已经将这样做的原因清清楚楚地说了出来。鉴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中央制定的许多计划和指标脱离实际，结果颁布下去以后，造成了不少损失，因而这次能否搞出一个符合实际情况的报告，是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的重大问题。因而将报告发给与会的各级干部，就是向他们征求意见，进行调查研究，以使报告的内容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之上。只有在这样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才能够写出一个切合实际、有血有肉而又为各级干部接受的报告来。

    自毛泽东做出将报告直接发给大会进行讨论，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的决定之后，一月十一日，杨尚昆同徐子荣商量决定，由中央办公厅组织三十五个人派往各个组收集意见，以将会议动态迅速反映给中央常委各同志。

    一月十二日，大会开始讨论报告。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大会对报告的反应十分强烈，“果然议论纷纷”，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晚上，刘少奇亲自听取各组讨论报告的情况汇报，从二十时三十分一直持续到零点三十分，整整四个小时，可见内容很多。陪同刘少奇听取汇报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当时自己已是“倦极”。[40]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讨论情况。针对会议在讨论报告过程中出现的争论，他又做出了新的决定。

    一月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同杨尚昆、田家英谈话，对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提出意见，说：可延长会期，对报告稿进行充分的讨论。报告稿经大会讨论定稿之后，直接发给大会，少奇同志在大会做报告时，不念这个报告，只对报告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下午，刘少奇、邓小平等在钓鱼台八号楼开会，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对会议进程重新作了安排，会期准备延长至一月二十八日，以小组会议为主讨论报告。晚上，毛泽东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谈了他对这次会议以来听到的和个人想到的一些意见。[41]

    毛泽东是在看到了会议讨论过程中存在着严重分歧以后，为了发扬民主，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讨论，才决定延长会期的。鉴于这个报告稿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是与会各级干部集体智慧的结晶，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因而毛泽东建议将这个报告以书面形式发给与会同志，刘少奇就不必念这个报告了，另做一个口头报告，对书面报告中涉及的若干重要问题，作出发挥和说明。刘少奇、邓小平落实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会期延长至一月二十八日，讨论报告以小组会议为主要形式。毛泽东还与王任重谈话了解会议的相关情况。

    从前文一月十日毛泽东在同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这个报告的中心（反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但是当着报告发给与会干部讨论以后，在报告提出要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意见分歧。针对会议讨论中发生的这种情况，毛泽东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方法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讨论中，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刘少奇的报告里，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分散主义严重存在，但有人不赞成。一月十五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特别着重看了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见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晚间，“开汇报会议，听了各组的意见。前面所说的感觉更加证实。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

    十六日，杨尚昆向刘少奇和邓小平谈了自己的看法。刘少奇同邓小平商量，决定向毛泽东汇报。晚上，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在不同意见面前，毛泽东没有表态，而是鼓励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42]

    毛泽东提议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他说：委员会可以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同志参加，在委员会内充分讨论。先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原报告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当晚，报告起草委员会组成，共二十一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林彪、彭真、李富春、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陈伯达、薄一波、陶铸、乌兰夫、刘澜涛、宋任穷、杨尚昆、王任重、胡绳、田家英、吴冷西。[43]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慎重的。反对分散主义，就是要强调集中统一。虽然毛泽东认为反对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但是面对会议讨论期间出现的不同意见，他既没有提出批评，更没有去压制，也没有再直接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强调集中统一，而是因势利导，建议成立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同志参加。为了深入地探讨问题，消除大家的顾虑，统一思想后再写稿子，毛泽东表示对报告中不合理的，不符合实际的内容，可以推翻，乃至于全部推翻。这样就便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集思广益，发扬民主，抓住主要矛盾，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写出一个立足实际、内容充实、逻辑严密而又为与会各级干部接受的报告。毛泽东将民主和集中结合起来，在民主的基础上来反对分散主义，强调集中统一，而不是脱离民主，孤立地反对去分散主义。这是毛泽东在实践中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体现。

    十七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报告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刘少奇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对成立起草委员会的意见。

    他说：到主席处谈了修改稿子问题，怎样修改还是个问题。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主席主张成立起草委员会。稿子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到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有个稿子。虽然有不同意见，对稿子有各种不同看法，凡是问题没有决定的意见时，都可以自由发表，决定后遵守。现在是发表意见的时候，要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首先讨论这个稿子是否可以作为基础？分散主义是否要反？目前形势和任务是否重新估计？然后讨论其他问题。主席说，起草委员会内部要充分讨论问题。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

    从十七日起，起草委员会进行反复讨论修改，吸取了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几易其稿，二十四日拿出了一个报告修改稿。刘少奇和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后，决定二十五日下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稿，并规定大会一定要在本月底结束。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看完这个修改稿，但他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报告修改稿。与会者表示基本赞成这个稿子，同意提交大会。[44]

    我们看到，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从一月十七日开始，起草委员会经过反复修改，吸收了各方面不同意见，二十四日终于拿出了一个修改稿。这个修改稿报经毛泽东批准，二十五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提交大会。那么，这个修改稿与原稿相比，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报告修改稿，同十日印发的草稿相比，三个部分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报告的基调也没有改变，仍然是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但前两个部分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

    第一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增加了一个问题“基本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这十六条，是对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十二年中，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四年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取得的经验教训的基本总结，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这是修改稿最重要的补充修改。

    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在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中间，对于反分散主义问题，仍有一些地方负责人提出一些意见。这个部分也做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主要对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几个关系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包括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发挥各地方积极性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各地方因时因地制宜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分级管理的关系；对正确地反对分散主义提出了一些政策上的界限。

    报告修改稿，集中各方面的意见，终于形成一个为各方面能够接受的，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动员和鼓舞全党同心同德地克服当前困难、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起了积极作用的文件。[45]

    从修改中我们看到，报告增加了建国以后十二年，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四年来的十六条经验教训。从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可以看到，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也有过沉痛的教训，是前进中出现的曲折。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思想结晶。通过对过去实践经验的总结，既可以说明我们进行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也昭示着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道路会越走越宽广。

    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以及反对分散主义方面，如何加强中央集中统一和调动地方积极性方面，报告对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几个关系问题在作了详细说明的基础上，又从政策上作了重要界定，进一步规范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样在保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了地方的积极性。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审阅了报告草稿后，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以便对报告进行讨论修改。随后他又建议不再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直接将报告稿发给与会干部征求意见。在讨论中议论纷纷时，他建议延长会期，经充分讨论后形成书面报告，另由刘少奇做一个口头报告。当有人对反对分散主义提出不同意见时，他又建议成立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委一书记和中央的同志参加，还表示可以将报告稿推翻再来。

    正是根据会议形势的不断变化，毛泽东及时变更会议的议程，调整着策略，引导与会干部在发挥民主，充分讨论，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统一思想，形成一个实事求是的报告稿。报告起草和修改的过程，不仅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党内干部政治生活会。而毛泽东正是这次政治生活会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谈到这个书面报告产生的过程时说：“这次会议没有你们，这个报告制定不出来。第一章、第二章全靠同志们。常委、政治局、书记处都没有开会。我只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完，提出干脆统统发下去，让大家去讨论。后来组织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员会，整整搞了八天，每天开一个下午的会，有时六个钟头，搞七八遍，才搞了出来。从群众中来嘛！不从群众中来，这个报告就搞不出来。全靠大家帮助，集体的智慧，共同创造了这个文件。”[46]

    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对这个报告稿的产生过程作了一次说明：“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完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47]

    （2）七千人大会是政治生活会的原因之二，表现在大会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所犯错误的自我批评和责任的担当上。

    七千人大会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面对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央、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地、县五级干部，在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还明确指出中央应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负首要责任，为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作出了榜样。

    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态度是真诚的，分析是深刻的，语言是诙谐的。他不仅和与会干部交心，还坦言自己所犯的错误，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成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光辉典范，将这次政治生活会推向高潮。

    其实，早在七千人大会召开前，毛泽东就在听取汇报和讲话中表示，中央要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所犯的错误负首要责任。

    十一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他说：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会上讲话，还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48]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在周恩来、邓小平报告了为七千人大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和开法后，毛泽东着重讲对过去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问题，以及对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的基本估计问题。他说：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49]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所犯的错误，中央要负首要责任，要在这次大会上把中央的责任讲清楚。中央的责任主要表现在“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和“食堂”上。把中央的责任讲清楚了，才能要求各级党委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将这项工作推向深入。

    毛泽东不仅在小会上这样讲，在七千人大会上仍然这样讲，而且还着重谈到了自己的错误和责任问题，并向大会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

    一月三十日，他在大会上讲话时，针对当时有些干部不让群众讲话，压制民主，怕讲错误，个人专断的情况，毛泽东说：“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50]

    这是毛泽东在向与会的各级干部做思想工作，让他们能够正确对待群众批评，放手让群众讲话，这样做，无非是自己倒台，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这可以锻炼革命意志，获得新鲜情况，增加见识。他向与会同志坦言，自己过去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这是因为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占支配地位的时候，毛泽东多次被撤职、降职甚至误传开除党籍，但毛泽东并没有消沉，更没有气馁，而是正确对待错误的批评，服从组织安排，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毛泽东在大会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在谈到党委书记和党委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时候，毛泽东说：“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51]

    毛泽东在讲话中重申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批评了在党委内部民主生活不正常，第一书记说了算，不能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现象。他在大会上坦言，自己作为中央主席，不论是在中央常委还是在中央政治局内，不管自己讲的对不对，只要大家不赞成，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毛泽东在大会上这样讲，还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希望各级党委能够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毛泽东并没有讳言自己的错误，在大会讲话中又一次向从中央到地方的七千多名干部公开谈到了自己的错误和责任问题。

    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时说：“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52]

    一月三十日，他在大会上讲话时又谈到自己的错误和责任问题时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53]

    毛泽东要求向全党全国传达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要隐瞒，对许多地方去年没有传达他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批评。他表示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他负责，间接的他也有份。因为他是中央主席。在中央他应负首要责任。毛泽东对待缺点和错误的态度为省、地、县、区、公社乃至企业的党委书记做出了榜样。他希望这些党委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做自我批评，担起责任来。否则的话，是要栽跟头的，失败的。

    谈到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应负的责任时，他又一次说道：“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帐，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帐，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帐，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帐，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帐，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帐。”[54]

    从中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又一次谈到了中央和自己的责任问题。他谈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负有责任，但是中央应负首要责任，而在中央又是由他自己首先负责。

    毛泽东还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所犯的错误。为了使全党同志认识这个问题，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勇气，他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历程来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生缺点和错误的必然性，向与会的七千多位同志说明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是未被我们认识的必然王国。在称赞别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同时，毛泽东坦率表明自己对工业和商业还不大懂，表示要继续进行学习。

    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55]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56]

    从这段讲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并没有讳言自己在社会主义经济方面认识的不足，而是态度坦诚，虚怀若谷，称赞同志，正视困难，一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油然而生。他表示要和全党同志一道共同学习和实践，来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摆脱必然王国的束缚，进入自由王国的境地。

    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看到，他向与会同志公开表示虽然各级党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错误都要负责任，但是中央要对这些错误负首要责任，而在中央又是由他负首要责任。他要求各级党委及其成员不要隐瞒自己的错误，要以坦荡的胸怀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他重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求各级党委书记要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他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说明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批评，还要经得起批评，要能上能下，把这当成对自己的一种锻炼。他坦言自己的缺点错误，向与会同志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还批评了没有将自己在去年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所做的自我批评传达下去的同志。毛泽东以坦荡的胸怀，真诚的态度，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光明磊落的行为，为这次政治生活会的成功举行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不仅毛泽东在这次会上代表中央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中说：“中央认为，有必要在这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对于这几年来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最近，中央书记处检查了这几年中央发出的文件，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肯定了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央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和中央书记处应负的责任。报告中说到的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这里所说的中央首先负责，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

    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因为这几年来，省一级在许多工作上负了很大的责任。当然，这不是说，省以下的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没有缺点和错误了。

    应该指出，在这四年中间，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很辛苦的，是想把工作做好的。的确有许多同志，有不少地方、不少单位，工作做得很出色，很有成绩。也有不少同志，尽管有良好的愿望，但工作没有做好，把事情办坏了。”[57]

    二月三日，周恩来在福建组会议上就检讨的原则、方针、方法和目的作了说明。在谈到错误的责任时说：中央责任第一，大区和省委第二。中央、中央局、省委三级是盾，地、县两级是矛。矛是攻盾的，这几天攻得好。[58]

    他还说：“你们已经说了很多，主要是对省委说的，但也说了许多是中央的事情，这一点我是心中有数的。”[59]

    二月七日，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几年来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进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高速度，不重视按比例；只顾主观需要，不顾客观可能；只顾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结果是欲速则不达。[60]

    邓小平二月六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带个头，通气也是带个头，把民主集中制恢复起来，坚持下去。我们提出，对中央、对省，提出批评和意见，出出气，也是为了通气，也是为了恢复和坚持民主集中制。

    我在这里总的交代一下，在这次会议上，各个小组批评省委的，或者批评地委、县委的，有不少事情应该由中央负责。这个问题，在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已经讲了。中央有中央的帐，主要应该由中央负责的，还是应该由中央负责。当然，也有省委的帐，地委、县委的帐，省委、地委、县委自己应该负责的，自己在自己的那个帐本里边去写。但是，有不少是应该由中央负责的。比如，由于高指标所形成的一套连锁反应，（毛泽东：几个大运动。）几个‘大办’、大运动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中央负主要责任。当然，这不是说，在执行当中，省委没有自己的责任，地委、县委没有自己的责任了。”[61]

    从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和发言中可以看到，他们纷纷表示，虽然省、地、县都有自己的责任，但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还是首先要由中央负责，书记处和国务院作为中央一线的党政领导机关负有很大责任，为此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从以上分析中看到，在七千人大会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向从中央到地方的五级干部作了自我批评，他们坦言中央应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负首要责任。这尤以毛泽东一月三十日在大会上的讲话更为感人至深，经久难忘。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诚恳的态度，睿智的语言，不仅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说明了中央和自己在这些错误中应负的责任，还从认识论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坚定了全党同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这些中央领导同志以自己实际的行动，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严肃的自我批评，为全党干部作出了表率，将这次政治生活会推向高潮。

    （3）七千人大会是政治生活会的原因之三，表现在会议期间与会干部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上，这更鲜明地表现在地、县干部对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批评以及省委负责人的自我批评上。

    七千人大会是政治生活会，表现在会议期间各级干部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上。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有的与会干部还对毛泽东作了指名道姓的批评。[62]当时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了错误的中央部门领导人也在大会上写了检讨，作了自我批评。比如冶金部的负责人就检讨说，主席是听了我们的意见作出决定的，我们头脑发热，致使主席犯了错误。[63]

    这里我们简要介绍大会期间谭震林作自我批评的情况。

    谭震林，绰号“谭老板”，当时是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工作的书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他冲锋陷阵，到处视察，走马观花，十天跑了三十个县，鼓动放“高产卫星”，宣传“万斤田”。在文章中第一次引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宣传和推广“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对有些地方提出的“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等错误提法表示赞成，被人称为大跃进年代的“风云人物”。

    大会讨论时，谭震林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对他进行批评的会议简报上。会议期间，他专门写了书面检查在大会上下发。

    他在检讨中说：“中央书记处分工我管农业，我没有管好。虽然‘大跃进’了，可是过了五关，斩了六将，最后走了一个麦城。”“去年刮‘共产风’这是我要负责的，过去做过的一律不算，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都是应该的。我毫不推脱这个责任”，“‘五风主要来自上面，来自中央各部门，来自中央作具体工作的同志，我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检讨，从四个方面回顾了自己的错误，强调说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

    然而在大会讨论时，人们虽然对他的检讨表示欢迎，却仍然认为他检查的还不够，对他提出了不少意见。还有人提出应把他定为路线性的错误，说他是我们党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官僚主义者。[64]

    由此可以看出在会议期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比较激烈的。中央部门的不少领导人在会议期间作了检讨，谭震林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已。那么，地方党委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会议期间又是如何开展的呢？

    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做完报告后，毛泽东在这天的讲话中还表示，这次会议要在这个月底搞完。他说，我们争取三十号搞完，如果三十号搞不完，三十一号无论如何要搞完，三十一号晚上就可以离开北京了。

    可是，仅仅过了两天，毛泽东却又宣布延长会期。这是因为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从几天来，小组讨论的情况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65]

    有的与会干部还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诉说隐衷，希望能够真正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对省委领导提出批评意见。这种情绪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安徽和四川干部给中央的两封信件上集中反映了出来。

    我们先看安徽省干部给中央的信件。

    七千人大会时，定为重灾省的，有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四省。安徽没有包括在内。在一月底中央准备结束会议的时候，一封来自安徽的匿名信和另外的几封来信，引起了中央对安徽问题的注意。几封信几乎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许多代表和他们一样，话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省委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

    曾希圣在安徽是一个人说了算，大家都是看他的眼色和脸色说话做事。不少人对曾希圣有意见，但没有人敢讲。他们是抱了很大的希望，想在中央的会议上把安徽的问题讲出来，看来现在没有法子讲了，因此很失望。[66]

    我们再来看四川省干部给中央的信件。

    在刘少奇发表大会讲话前后，中央收到一封来自四川的匿名信（这封信是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明朗写的。明朗一九六一年九月到四川重灾区之一的梁平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他当时以县委第一书记身份参加七千人大会。），信中反映的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信中说：“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个干部，第一次到北京来参加会议，来的时候抱着很大希望，希望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现在，会已开了十几天，看起来，这个希望是不能实现了。

    中央提倡说老实话，所以我想写这封信，把我知道的情况反映到中央。

    这次开会，头几次叫我们体会文件精神，不联系实际。后来允许联系实际了，但又叫个人联系个人的，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这几天有人给省委提了点意见，又说发言要端正，于是又像在四川开会一样，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不许讲话，不许讲批评省委的话，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领导这次会议的方针，这不过是李井泉闹分散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

    这封信还说：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不敢讲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接着，他举出一些具体事例，陈述了李井泉的错误。这些错误是：毛主席的六条指示，四川省委不准传达，不准贯彻，叫下边从积极方面理解；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指示，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行；中央关于甄别干部的指示不执行；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没有发到县，不许县里试点，现在中央做了决定，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等等。

    从这封信所反映的信息来看，四川在遭受重挫之后，不但缺乏积极主动纠“左”的意识，而且在中央有了纠“左”的指示之后，还大打折扣，消极对待。[67]

    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到，当时安徽和四川省委并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而是仍然独断专行，压制批评，这就引起了这两个省参加会议的地、县干部的不满。他们以给中央写信的方式来反映意见。

    当然，这两个省反映的情况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普遍性。这从会议简报和中央办公厅派出的会议工作人员的反映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状况引起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重视。如果在北京开会还不能发扬民主作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么到地方就更难开展了。这样也就难以统一思想，鼓不起干劲来，七千人大会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与几位常委商量后，又一次改变了会议的进程。

    一月二十九日，林彪在大会上讲话结束后，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这一宣布，获得了全场极为热烈的鼓掌。

    毛泽东说：“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做检讨做了几年了。有好几个省从一九五九年就做自我批评，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不过这样有个问题，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热烈鼓掌）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每天大会不超过三个钟头。这可能违反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笑声）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工、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

    “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帐，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实际上，我们现在开的是五级干部会议：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们赞成，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说的办法。（鼓掌）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如果你们想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就趁此机会，就在这里解决，舒舒服服回去。（热烈鼓掌）如果你们赞成，就这样做。（热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个同志讲话，上午讨论，开出气大会。”

    当天晚上，各中央局召开会议，对如何开好“出气会”进行部署。[68]

    从中看到，毛泽东豁达开朗，谈笑风生，践行民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讲话，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和回应。当他发现会议期间有的省委领导人不仅没有进行自我批评，而且还压制批评，致使地、县干部对省委负责人有不少意见时，就与其他中央常委商量，决定延长会期，解决“出气”问题，在省委与地、县之间开好政治生活会。

    因为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如果采取这个办法就回不去了，因而毛泽东建议七千多人在北京一块过春节。毛泽东虽然和其他中央常委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但他还是担心与会各级干部有想法，因而就用商量的口气征求他们的意见，说如果他们愿意回去过春节，明天就结束会议，否则就延长会期，解决“出气”的问题。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民主作风。

    为了开好“出气会”，毛泽东劝告省委负责同志要让人家批评自己，最好还是自己做自我批评，思想要端正，态度要诚恳，直至人家不愿意听了为止。他还特别强调，不管批评的正确与否，一律不挂帐，不准打击报复，日后整人。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切实解决干部之间的思想障碍问题，以便于消除分歧，增进共识，沟通思想，提高修养，使民主集中制原则真正在党内生活中落实下来。这实际上就是一次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探索活动。

    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提出开“出气会”，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又做了坚持民主集中制、让人讲话的报告之后，大会正式转入第二阶段——“出气”阶段。

    为了开好这次“出气会”，解决省委与地、县之间的思想隔阂问题，而不致于走过场，毛泽东还专门召开会议对这个问题作出安排。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月三十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就如何开好“出气会”作出安排，决定政治局常委几个同志分别参加几个省的会议，以三天时间开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

    毛泽东说：一月三十一日、二月一日、二日专门进行讨论，先放，上级不忙于作自我批评，有的上边先讲一讲也可以。如果省委书记妨碍下边同志讲话，就先回避一下。晚上，省委要召集地委书记谈一谈。省委要检讨，态度要老实诚恳，要抓住本质，简明扼要，关键性的东西讲一个小时就够了，讲长了反而有坏处。有“左”讲“左”，有右讲右，有多少讲多少。对于人家讲的，即使不对，也不要忙于解释。如果你检讨的时候，说你负责，回头又说，你当时不在，这就不诚恳嘛。

    毛泽东又说：我劝同志们对过去发的文件、讲话，仿照中央书记处的办法，清理一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当然不是错的不要承认是错的，不要为了过关，对自己乱戴帽子。你有十条错误，你就承认十条，人家多讲了十条，他讲错了，他就要改变，因为他冤枉了你十条。对检讨自己错误的人，不要勉强，检讨不彻底的人也不要勉强，因为检讨总要觉悟到了才行，能检讨多少就检讨多少。过去我们犯错误的同志，一犯错误就过不了关，总说是不彻底，没有彻底的。不要怕开除党籍，只要你对，你就不要怕。我就曾经三次被迫离开红军，结果还不是回来了。在会议上讲的话，不管错误和正确，一律不许追究；凡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只要是能改正的一律要使用。[69]

    我们看到，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如何开好“出气会”作出了安排，会议决定以三天时间开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为了及时了解情况，推动“出气会”的开展，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还要去参加几个省的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还谈了“出气会”的方针和开法。他建议先用三天的时间进行放，也就是让地、县干部提意见，当然由省委负责人先讲一讲也可以。如果省委书记在场妨碍下边同志发言的话，可以先回避一下，以便让地、县的同志没有顾忌的提意见。即使对方讲的不对，也不要忙于解释。后来他也说过：有气的让他们出。出错了不怪人家。出得对，你应该接受；出错了，你怪人家也不好。[70]

    晚上，省委再找地委书记谈一谈，了解会议动向和地、县委书记的思想动态，就检查的内容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再抓住要点，做一个简明扼要，诚恳老实的检讨，关键的问题讲一个小时就够了。

    他还建议对过去的文件、讲话作一个清理，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误的，对的要坚持下来，错误的要纠正。他劝提意见的人，检讨关键是觉悟了才行，能检讨多少就让他检讨多少，对检讨不彻底的人也不要勉强。他劝检讨的人，要实事求是，不要为了过关，给自己乱戴帽子。如果自己认为对，别人认为错了，彼此有分歧，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的时候，对的，你就要坚持，只要你对，就不要怕。即使党籍开除了，还可以再恢复嘛。他以自己过去三次被迫离开红军最终又回来的亲身经历来予以说明。他还特别指出，在会议上讲的话，不管正确与否，一律不许追究责任，犯了错误的干部，改正了的要一律使用。

    当时有一些省的省委书记压制批评，因而会议决定中央几位常委要分别参加几个省里的会议，来揭开盖子，让地、县干部提意见，开好政治生活会。刘少奇参加了安徽组，其他几位常委，如周恩来到的是福建组，朱德到山东组，陈云到陕西组，邓小平到四川组，听取各省讨论情况。

    由于安徽和四川的与会干部给中央写信，反映省委压制批评，他们难以讲话。因而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安徽和四川省委的政治生活会情况。

    我们先介绍安徽省委的政治生活会。

    毛泽东讲话时，批评有的省委书记不让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在这些摸不得的“老虎”中，就包括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刘少奇代表中央参加安徽省的政治生活会。很快，在大会“出气”阶段，就传来了曾希圣被免职（当时叫调离）的消息。

    一月三十日晚上，刘少奇来到安徽同志的住地——北京友谊宾馆，参加安徽大组全体会议（大组，以省为单位；小组，以地委为单位）。用刘少奇的话说，他来到安徽组的目的，是想搞清楚安徽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问题的严重程度怎么样？

    在刘少奇来之前，曾希圣找彭真给刘少奇捎话，请刘给安徽的同志鼓鼓劲。

    刘少奇来到安徽组，就对曾希圣说，你不是请彭真让我给大家鼓鼓劲吗？假如相当多的人肚子里还有气没有出完，越鼓，气就越多，不会有干劲的。要鼓干劲，首先是出气的问题，充分发扬民主的问题。

    刘少奇词锋锐利，毫不留情，一针见血，直指要害。他进一步说：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我在报告中讲了四条缺点错误，安徽有多少条？是多一条两条，还是减一条两条？错误的性质，我在报告中说，不是路线性的错误，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安徽是不是这样？错误的责任，总的来说是中央负责，省、地、县是个什么责任？

    刘少奇的几问，直逼问题的核心，所有与会者震动极大，“气氛十分紧张”！刘少奇认为，安徽的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所以他号召大家围绕这几个问题进行讨论，换句话说，是揭盖子。

    二月三日下午，刘少奇再一次来到北京友谊宾馆，参加安徽大组会议。经过三天半的讨论，人们已经提了不少意见。同时，刘少奇也找了安徽的不少同志谈话，了解情况。这次会上，曾希圣和安徽省省长黄岩先后做了检讨。刘少奇听后问大家对他们检讨的意见，你们满意不满意，众声回答：不满意。

    刘少奇对曾希圣平时不让人讲话的情况也很不满，因而鼓励大家说实话，用刘少奇自己的话说，他当时“生了一点气，发了一点火”。

    刘少奇说：我想了解安徽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大家说真话，说心里话。问题严重的有山东、河南、甘肃、青海几个省，安徽没有算在里面，但安徽问题比河南严重，比河南严重的是把问题一直包到现在，直到这里还不讲老实话。讲假话是不允许的，在今天以后，再讲假话要立即开除党籍，不管是谁，三十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

    他还说：现在别的事情我不抓，专门抓要讲老实话。不管问题多么严重，都可以不处分，批评一下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但是再说假话，非处分不可。因此，我要有点压力。现在有两种压力，一种是不要你们讲老实话的压力，一种是要你们说老实话的压力。共产党员应该说老实话的，三大纪律中的第一条就是要如实反映情况，我的报告中也讲过了，不如实反映情况，是丧失党性的表现。

    讲到这里，刘少奇戛然而止，不高兴地说：今天散会。“整个会议的气氛越加紧张”。

    二月九日，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刘少奇第三次来到北京友谊宾馆。在会上，刘少奇发表了总结性讲话。他说：看来安徽的中心问题是省委的问题，省委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曾希圣的问题。接着，他对曾希圣的问题进行了解说。并宣布，曾希圣同志要求中央把他调离安徽，中央接受他这个要求。中央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到安徽任第一书记，代替曾希圣同志。[71]

    下面我们再来介绍四川省委的政治生活会。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犯了不少错误。当时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毛泽东讲话后，李井泉反映比较敏锐，立刻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会后他找到四川省省长李大章说：主席这次讲话，主要是对我们四川讲的。可见李井泉是很紧张的。这个时候他才赶忙布置召开四川省的政治生活会。

    在毛泽东没有讲话之前，他可以捂着盖子不让人讲，在毛泽东讲话之后，继续捂着显然是不行了。更何况邓小平又亲自到四川同志驻地督阵。李井泉采取的办法是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努力在全省干部面前检讨，争取过关。凡检举信中谈到的问题，他在检讨时都有所涉及。有些事情他推脱不掉责任，如中央的纠“左”指示没有贯彻，或者贯彻得不积极，压制群众意见等等，但有些事情也并不全是他的责任，如调粮太多等问题，因此他的检讨也就显得很不深刻，致使与会大多数同志更加不满，纷纷提出批评。李井泉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检讨，说到动情处，还流了眼泪。当时的气氛是一片声讨声，他的检查也总是过不了关。

    看着生活会开得差不多了，邓小平出来说话了，他说：“李井泉也不要再做检讨了，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账不能都算到某一级头上。”这样李井泉的检讨也算过关了。[72]

    虽然李井泉没有受到撤职和处分，但是对他缺乏民主作风的问题，就是在三年以后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还挂念着这件事。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与李井泉谈话时，对李井泉不善于听取同志意见，致使有些同志对他有意见不敢讲，怕他，而使西南局工作相对较弱的情况，提出批评。[73]

    以上我们简要介绍了安徽和四川省委召开政治生活会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这两个省在毛泽东讲话后，在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位政治局常委的坐镇下，终于揭开了盖子，召开了政治生活会，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地、县干部开始给省委领导提意见了。那么，在进入“出气”阶段以后，整个政治生活会开得如何呢？

    在“出气”阶段，根据中央的统一布置，省、市、部委一方面要充分听取地、县两级干部的意见，一方面要主动检讨过去几年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解决一个上下通气的问题。从毛泽东来说，他很重视“出气”这一阶段。在大会的第一阶段，有关各组讨论的情况汇报都是由杨尚昆听取的（刘少奇听了大会第一天的汇报）；而在“出气”阶段，毛泽东则亲自听取了汇报。

    由于“出气会”是毛泽东直接布置的，再加上毛泽东要亲自听取“出气”情况的汇报，各个省、部委都不敢怠慢，非常重视。他们一方面发动大家提意见，一方面抓紧准备检讨材料。从已知的“出气”情况看，不少人把心中的怨气发泄出来了，有给省委提意见的，也有给地委提意见的，还有给各部委提意见的；有提工作中的意见，也有提运动中的意见，还有提党内政治生活中的意见等等，有些意见则讲得相当尖锐。

    从各省委书记的检讨来看，大体上可以归纳如下：

    在中央已经检讨过去几年到底犯了哪些错误，有哪些经验教训，主动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各省的检讨相对比较细致一些，一般都划分了犯错误的阶段，而且主要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初，他们认为这一阶段主要是缺乏经验；
    第二阶段是一九五九年下半年至一九六○年上半年，无论那一个省都认为这一阶段的问题最大，由于庐山会议反右倾工作安排上的失误，过去已经纠正的“左”的错误又沉渣泛起，给经济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破坏，真正减产的是这一年；
    第三阶段是一九六○年冬。一九六○年冬为什么也成了一个阶段呢？一九六○年十月，中央发现信阳等地出现大面积饥荒，人员的非正常死亡之后，当时作出的第一反应，除了工作上的失误，就是坏人捣乱。于是，这年冬季在全国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整风整社的结果，处分了不少县委书记以下（含县委书记）的干部，伤害了很多人，使人们怨气很大。王任重说，我们向前进的时候，有急躁情绪，在纠正错误的时候，也有急躁情绪，过分的批评人，处分人。王任重此话，就是讲的第三阶段。

    在这次检讨中，有些省在估量错误和成绩的关系时，不仅没有坚持“一个和九个”的关系，甚至还突破了“三个和七个”的关系，认为可以是四六开，也可以是五五开。还有的省直接提出，“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他们认为犯错误的主观原因，主要是缺乏调查研究，缺乏党内民主，这两条不纠正，以后还要犯错误。

    看了各省委的检讨，再看中央各部委的检讨，大致可以看出，七千人大会的特点之一是中央担担子，而“出气会”是省委担担子，给地、县委书记减担子，实质上是层层放担子。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丢掉包袱，总结经验，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的目的，而不是简单地处分几个人。王任重说：“中央没有处分我们，我们也不应该处分你们。”王任重的话，揭示了事情的本质，反映了七千人大会的真实情况。出气和作自我批评试图达到的效果是，在错误和挫折面前，大家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吸取教训，跌倒了爬起来，团结一致做好以后的工作。从大会的效果来看，这一目的实现了。[74]

    “出气会”之所以能够达到目的，开得好，不仅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倡议和决定，而且还是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指导分不开的。

    为了及时了解“出气会”的进展情况，推动“出气会”的顺利发展，几位政治局常委不仅分别到几个省去坐镇，毛泽东还专门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汇报，指导着会议的进程。

    二月一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华北、东北、华东三个大区开“出气会”的情况汇报，并决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延长到春节之后。

    二月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西北、中南、西南三个大区开“出气会”的情况汇报。邓小平、彭真提议把党内生活的紧张空气缓和下来，县以下不再搞“出气会”，逐步地恢复党内正常的生活秩序。会议决定在二月三日由各省负责人作一次检讨报告，就结束这一段的会议。[75]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及时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汇报，根据当时生活会的形势，采取适宜的措施，指导着会议的进程。使各省的政治生活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在开了三天会议以后，二月二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纳邓小平和彭真的建议，出气大会告一段落。

    春节临近了。二月四日是除夕，毛泽东和全体与会者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春节联欢晚会。大年初一（二月五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同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全体人员一起出席团拜会，共度春节。[76]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出席大会的七千多名干部，欢聚一堂，共迎新春，辞旧话新，其乐融融，他们不仅共同观看了春节联欢晚会，还一起举行了春节团拜会，这进一步密切了中央领导与各级干部的关系，将七千人大会推向高潮。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七千人大会期间，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了解到有些省压制批评，没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少地、县干部还有许多话没有讲出来，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行在一些省委还遇到很大阻碍的时候，果断决定各省召开政治生活会——“出气会”。为了使生活会能够真正开展起来，几位常委还到几个省去坐镇，毛泽东也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汇报，指导着生活会的进程。虽然出现了一些过激性的发言，但是也并没有受到压制，没有影响到生活会的进程。从大会的效果上来看，生活会的目的达到了。因而我们说这是七千人大会成为政治生活会的重要标志。

    （4）七千人大会是政治生活会的原因之四，表现在与会干部的构成和会期的不断延长上。

    七千人大会作为党内一次空前规模的政治生活会，还表现在这次大会与会干部的构成和会期的不断延长上。

    从与会干部的构成上来看，这是一次中央、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地、县五级干部总共七千多人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规格之高、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空前的。十一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他说：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市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77]这样就使参加会议的地、县级干部占了与会干部的三分之二以上。地、县级干部成为与会干部的绝对多数，这对大会报告的起草与修改，对大会的进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这次七千人大会由五级干部组成，而且地、县级干部占了与会人员的绝对多数，这样的与会人员及其构成状况，就便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通过与地、县级的干部的直接交流对话，在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的同时，进行自我批评，向他们讲明中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问题，使全党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会期的不断延长，也是这次会议成为政治生活会的一个重要体现。

    这次会议本来预计要开十天，实际上却开了二十八天（从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这是因为会议开始后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为了实现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的目的，才不得不一次次延长会期的。

    那么，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期才被一次次地延长了呢？

    十一月十二日晚上，毛泽东在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中央、大区同志都讲讲话，搞思想一致，解决小天地太多的问题、集中统一问题。[78]

    由此看来，当时预计会期十天，采取大会和小组会相结合的方式来统一思想，解决分散主义和集中统一问题。

    报告稿发给大会后，由于讨论中意见纷纷，特别表现在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上。鉴于会议在讨论报告稿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争论，为了对报告稿进行充分的讨论，以便于消除分歧，统一思想，毛泽东建议会议延期。经刘少奇、邓小平开会研究，会期准备延长至一月二十八日。

    一月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同杨尚昆、田家英谈话，对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提出意见，说：可延长会期，对报告稿进行充分的讨论。下午，刘少奇、邓小平等在钓鱼台八号楼开会，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对会议进程重新作了安排，会期准备延长至一月二十八日，以小组会议为主讨论报告。[79]

    到了一月二十五日，根据当时的会议进程，难以按原定计划于二十八日结束会议，不得不再次延长会期，但仍然决定大会一定要在本月底结束。这个决定是在二十五日下午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80]

    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口头报告后，毛泽东对今后几天的会议作了安排。他说：明天不放假，因为我们准备这次会议在这个月底搞完。明天是二十八号，我们争取三十号搞完。还留有余地，留了一个三十一号。如果三十号搞不完，那末我们加一个三十一号。总而言之，三十一号无论如何要搞完，三十一号晚上就可以离开北京。[81]

    从中看到，就是到了一月二十七日这一天，还是决定一月底一定要结束大会。可是，会议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从几天来小组讨论的情况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为此，毛泽东在和其他常委研究以后，在会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讲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这一宣布，获得了全场热烈的鼓掌。[82]于是，在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三日，各省召开“出气会”，地、县负责人对省委及负责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83]

    我们看到，会期本来预计十天，实际上却开了二十八天。会期两次被延长，第一次是因为对书面报告的意见，第二次是因为地、县负责人对省委及负责人的意见。两次会议被延期，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希望与会同志经过充分的讨论，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此来解决矛盾，消除分歧，统一思想，鼓足干劲，团结起来，继续奋斗。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不论是与会干部成分的构成还是会期的延长，其目的都是希望通过召开这样一次空前规模的党内干部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当时面临的形势上取得一致认识。本来，在中央及其部门与省委，省委与地委、县委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在会前难以获得有效解决。会议期间这些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书面报告和地、县对省委负责人的意见上。通过延长会期，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这两个问题才获得了解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政治生活会。我们说这是一次政治生活会，是因为这不仅表现在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书面报告的起草上，也表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所犯错误的自我批评和责任的担当上，又表现在与会干部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地、县干部对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批评以及省委负责人的自我批评上，还表现在与会干部的构成和会期的不断延长上。因而我们说这次政治生活会，是为了在新形势下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改进党的作风，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建设，探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如何进行党内整风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统一思想，鼓足干劲，使我们党继续沿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背景下才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