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河北石家庄2016年1月22日电（郭建波）

    编者按：一九五九庐山会议以后，由于工作安排上的失误，中断了纠“左”进程，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在困难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召开党内政治生活会，在纠“左”反右中继续沿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不仅迅速摆脱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还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郭建波同志的这篇文章就是对这段历史进行的考察。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一卷《文革溯源》下册的一部分，现在征得作者同意，我们在这里发表，以纪念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

    在纠“左”反右中形成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目录

    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理性思考——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二、《十年总结》是毛泽东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思想结晶。
    三、毛泽东领导全党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继续纠正“左”的错误，确立了适宜于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
    四、为了坚定信念，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鼓足干劲，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召开了空前规模的政治生活会——七千人大会。
    1、为什么要召开七千人大会？
    2、七千人大会的性质及其原因的重要表现。
    （1）七千人大会是政治生活会的原因之一，表现在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书面报告的起草上。
    （2）七千人大会是政治生活会的原因之二，表现在大会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所犯错误的自我批评和责任的担当上。
    （3）七千人大会是政治生活会的原因之三，表现在会议期间与会干部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上，这更鲜明地表现在地、县干部对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批评以及省委负责人的自我批评上。
    （4）七千人大会是政治生活会的原因之四，表现在与会干部的构成和会期的不断延长上。
    3、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大会上画龙点睛的讲话将七千人大会推向高潮。
    （1）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
    （2）关于认识世界的问题。
    （3）对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若干认识。
    4、在对经济形势的认识上七千人大会期间党内高层仍然存在分歧。
    5、对七千人大会的简短小结。
    五、七千人大会后，在经济调整和恢复的过程中出现了右的倾向。毛泽东领导全党通过党内整风的方式，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反击了右倾，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六、在纠“左”反右中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更进一步凸显了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现形式之三：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践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通过调查研究，领导全党在纠“左”反右中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这个时期发生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了党内乃至领导层在方法论和世界观上存在的严重问题。

    ——作者手记

    庐山会议以后，由于工作安排上的失误，中断了纠“左”进程。反右倾斗争在全党开展起来以后，又掀起了新的跃进，出现了比一九五八年更严重的“左”的错误。这与当时出现的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等因素结合到一起，酿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个时候，毛泽东领导全党读书学习，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既纠正“左”的错误，又排除右的干扰，不仅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进一步深化了对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庐山会议以后，鉴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的经验教训，需要毛泽东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因而他专门抽了一段时间进行读书，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而我们的研究就从毛泽东的读书生活谈起。

    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理性思考——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创举，没有经验可供借鉴，因而失误和挫折在所难免，这就需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将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向前进。

    为了深刻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和说明，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从理论上得到武装，用以指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毛泽东多次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来读书，以便澄清思想，明辩是非，坚定信念，纠正错误，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前进。

    其实，早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的错误的时候，毛泽东就要求党内高级干部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来进行读书。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就谈到斯大林的《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九日，他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这封信，提议大家都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许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他还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1]

    他在信中还谈到了读书的方法，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2]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谈到读书时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县、社党委委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缺点如第一章讲和平过渡，通过议会夺取政权，哪有那回事？在西藏都不可能，一定要有武装。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3]

    从中可以看到，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要求对党内领导干部进行轮训，还要他们用八月份一个月的时间去读书。他要求党内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出发，用三至六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以便摆脱事务主义，了解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提高理论素养。

    毛泽东不仅深感各级领导干部存在一些混乱思想，非常缺乏经济学的知识，要求他们来读书，而且他自己也觉得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思考。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以身作则，组成一个读书小组，来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分上下两册：上册十九章，主要讲资本主义部分；下册从第二十章至第三十六章，共十七章，连同结束语，讲社会主义部分。这次读的是下册社会主义部分。

    毛泽东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他一起读书。毛泽东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轮流诵念，边读边议。他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胡绳、田家英轮流读，邓力群作记录。十二月十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泽东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泽东起初未注意他们的分工，问邓力群：你怎么不读？邓力群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泽东看看邓力群，知道他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这次读书活动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起，到一九六○年二月九日结束，历时两个月，是在杭州、上海、广州三地进行的。

    在杭州前后二十五天，除去三个星期日和一九六○年元旦，实际读书的时间是二十一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时左右起到九时左右吃晚饭止；也有时从二时、五时、六时开始读，到七时、七时半、十时结束。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六十六岁生日，也没有中断读书。

    他们读书的地点是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上丁家山只能步行。三十日，下雨，毛泽东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从下午六时读至十时，读了二十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这一天，毛泽东在给女儿李讷的信中还谈到了自己的读书情况，他写道：“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4]一九六○年一月三日是星期日，照常读书。

    在杭州的这段时间，读完了下册第三十三章以前各章，第三十三章开了头。邓力群每天记录，并在梅行帮助下，当天整理一遍。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并冠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

    因为毛泽东要去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月四日读书小组成员随同毛泽东离开杭州，前往上海。

    五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读完了第三十三章，邓力群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分组讨论时，各组要求参加毛泽东读书小组的人传达毛泽东读书时的谈话内容。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分别到各组传达了毛泽东读书的谈话内容。

    毛泽东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记号。当时邓力群坐在毛泽东身旁，也跟着毛泽东在他读的那本书上照样画。从头到尾，都这样画。有的段落，毛泽东画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邓力群把毛泽东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的段落，毛泽东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了“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者否定的评语，邓力群就记在自己读的教科书上。有的段落画了以后，毛泽东没有发表议论，也没有说对与不对。

    胡乔木在上海会议上听了传达后，把毛泽东读书的谈话记录和邓力群读的那本书一起拿去看了。看完以后，他对邓力群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毛主席画了杠的地方，有毛主席的简单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据他看，整理的记录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毛主席读书的见解。胡乔木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上海会议结束后，他们随毛泽东去广州，在白云山读完了第三十四章至三十六章和结束语，至此“教科书”下册读完，时值一九六○年二月九日。陶铸、胡乔木参加了这段读书活动。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经邓力群等人进行整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近十万字的谈话记录。由于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本身自成体系，因而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随感而发，也发表了系统的看法。谈话内容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问题、当前国内的一些政策问题，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

    毛泽东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例如：关于怎样掌握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关于如何认识规律的问题；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关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而不是生产关系改变之前的观点；关于要进行经济、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关于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对待物质利益原则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观点；关于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提法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关于在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的问题。[5]

    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一下毛泽东是如何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为纲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以及他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评价。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运动才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他认为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时候，应该以社会基本矛盾为纲，因而批评“教科书”的作者们虽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问题，却不承认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不以基本矛盾为纲来研究经济问题。[6]

    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他根据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阐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7]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出发，运用对立统一规律，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在肯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又指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作用，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只有建立了适宜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途径。这样在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同时，还明确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能动性，批判了唯生产力论，从思想上和机械唯物论划清了界限。

    既然毛泽东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那么他是如何研究这一矛盾体系的呢？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否也就基本完成了呢？还要不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呢？

    毛泽东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生产关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结束，还要解决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方式问题。

    他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的性质总还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当然将来还会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达到了这一步，它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又会没有多大变化。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还是全民所有制，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度，时间很长，多少万年都是同样性质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却有很多变化。可以设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

    “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8]

    毛泽东认为，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公有制经济有两种形式，也就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要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也要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但是在一定时期内，这种所有制形式是稳定的，这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可以改变的，当然也要注意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下的分配方式问题。

    我们知道，生产关系包括三部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配形式。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下，还要解决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形式问题。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管理问题是最重要的。这就要通过整风，使管理者丢掉官僚作风，以平等态度待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采取领导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形式，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是靠物质刺激，而要靠政治挂帅，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真正落到实处。至于分配形式，当然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但是也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给予资产阶级法权以必要的限制。要强调艰苦奋斗，处理好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把国家、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经济基础与生产关系虽然名称不同，但其内涵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后，还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保证人民群众（主要是劳动者）当家作主。这是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毛泽东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9]
由此可见，毛泽东批评了“教科书”讲到劳动者权利时的局限性。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主要是劳动者）当家作主，就要使他们能够管理上层建筑，具有广泛的权利，能够管理国家、军队、企业和文化教育，这是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和无产阶级政权永不变质的可靠保证。这也是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还意识到，虽然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资产阶级思想仍然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既得利益集团”问题。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思想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10]

    毛泽东认为虽然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又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问题。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就会结合起来，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现实力量。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率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提出：“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用社会主义思想训练人和改造人的问题，在我国是个大问题。”[11]

    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要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坚持两条腿走路，逐步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因而毛泽东说：“我们的政治挂帅，就是为了提高居民的觉悟程度。”[12]

    他还进一步批评“教科书”“不强调政治挂帅，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书中有时也讲发动群众，也引了一些列宁关于发动群众的好话，但是没有展开，不敢像我们这样大搞群众运动，不讲两条腿走路。这事情也确实很难。”[13]

    同时，毛泽东还强调要用辩证唯物论来改造人的世界观，通过发展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来创造改造世界观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说：“辩证唯物论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们要用这种世界观教育全体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改变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14]

    “在农村来说，基本社有制实现了，社有进一步变成国有了，全国布满了新的城市和工业，全国的交通运输都现代化了，经济情况真正全面改变了，农民的世界观才能够逐步地以至完全地改变过来。”[15]

    世界观的改造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这就要通过上层建筑领域也就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的社会主义革命来逐步得到解决。

    由此看来，在生产关系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就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没有完成，因而毛泽东提出“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6]这就要继续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正是由于一九五六年后虽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不论在生产关系的其它两个方面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而如果不能完成生产关系的其它两个方面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复失，资本主义还存在复辟的危险，因而这个时候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这是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的划分标准的。

    毛泽东在读完“教科书”后，对这本书做出了评价，既肯定了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又指出了这本书存在的严重缺点和不足。

    他说：“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

    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17]

    毛泽东除了批评“教科书”宣扬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的观点外，这里又指出了“教科书”在分析方法和写作方法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时候不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从现象的分析入手，而后揭示出本质特征，再用本质来说明现象，也就是采用从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来特殊的方法。这样“教科书”也就难以具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读起来味同嚼蜡，如听蹩脚的书生在讲枯燥的经济课，索然无味。这是由于作者们缺乏丰富的实践经验，没有找到正确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造成的。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又是如何整理出版的呢？

    邓力群作为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的原始记录者，先后六次对它作了系统整理，最后一次是一九九五年夏季在北戴河整理定稿的。经过邓力群多次整理编辑的这个谈话录，和与之相关的若干文献，冠之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的书名，于一九九八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以国史研究学习清样本的名义出版。这本书包括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四篇文献。《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是该书的主要部分。另有一篇附录，是邓力群所做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论点索引。

    这个索引分为十二个部分：一、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若干重要问题；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三、民主革命；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五、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六、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七、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八、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九、社会主义的流通过程；十、积累和消费，消费品的分配；十一、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十二、国际问题。[18]

    邓力群为什么要搞这个论点索引呢？

    邓力群曾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的后记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1991年秋到1992年，我抽时间陆续把上送的本子按照论点索引的顺序，分别把旁批、谈话记录按问题分类整理了一个本子。这个本子的好处是，把先后几次讲的有关同一个问题的内容集中在一起，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曾经先后发表过一些什么意见；不过，谈话是针对原著有感而发的，只有追踪整个读书过程，联系触动主席发生感想、发表议论的原著内容，才能完整地把握他谈话的主旨。按照问题归类，观点虽然是毛主席的，但这些观点得以产生的过程不见了。当然，这个本子对研究谈话记录的人有参考作用，至少可备作索引。”

    由此看来，原书正文的编排虽然忠实地反映了毛泽东批注和谈话的本来面貌，反映了毛泽东谈话产生的过程，但毛泽东的观点散见于全书各处，读者不容易把握这些观点的内在联系和毛泽东理论的完整体系。因而邓力群才将毛泽东在谈话和批注中的观点，按其内在联系，归纳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对研究和把握毛泽东的理论是非常有用的。这就是邓力群所作的论点索引的价值所在。当然，作为索引，不可能反映论点产生的理论环境，也不可能照录谈话的原文。

    由于原书收入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几乎全部内容，因此篇幅较大。这是供研究用的本子，一般读者读起来仍显体例庞大，力不从心。于是在邓力群指导下，由杨德明执笔，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一书为基础，编写了简本。简本对原书文字的简化原则是：凡是毛泽东批注所涉及的文字一律保留，毛泽东没有批注的文字酌情删除，以缩短简本的篇幅，同时保留原书的基本框架和理论体系。

    由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是原书的主体部分，因而在简本中该篇采用了邓力群所做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论点索引的体例，将毛泽东读教科书的全部谈话分为十二个部分，每一部分涵若干问题，问题下分条目，条目即论点。每个条目分三个层次：一是条目的名称，亦即该论点的核心内容；二是与该论点有关的教科书的段落所属的章节和简要内容；三是毛泽东有关的谈话（包括重要的旁批）。教科书原书文字用宋体字，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用加黑宋体字。问题和条目后面的数字注明《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原书的页次。[19]

    这样简本的编写既能够让读者把握毛泽东谈话和批注中的内在联系和毛泽东理论的完整体系，又使读者明晰毛泽东观点所产生的背景及其过程，从而认识到毛泽东是怎样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以“教科书”为依托，由感而发，深入思考，产生精辟见解的。这不仅对我们研究毛泽东的读书方法，同时也对我们认识毛泽东在新的条件下是如何继承、发展、创新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部分内容也编入了一九九九年六月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该卷节录了这个谈话五分之一左右的文字。

    关于这件事，邓力群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与李力安、有林等人的谈话中说：“文献研究室的逄先知同志打电话给我，说他们编的《毛泽东文集》里收入了毛主席的笔记，不是全文而是选登，选登的标准是内容基本正确。我说，你认为是不基本正确的，我认为是好的，怎么办？他说那就难说了，只能按我们的标准来搞。等到《毛泽东文集》出了以后，我们搞的笔记再出全文的。全文的我想也先出内部赠阅本，然后再出公开的正式本，印数到时再定。”“把它留给后人，昭示后人，也由后人评价。哪些对，哪些不对，留给后人评论。”[20]

    从这里可以看到，邓力群对逄先知节录毛泽东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谈话是有不同意见的。由于《毛泽东文集》的选编标准是以特色路线为准绳，尽管邓力群有不同意见，也不好再说什么。他想先出赠阅本，然后再正式出版，把毛泽东的这个《批注和谈话》留给历史，由后人对其作出评价。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实际上这本书只出了赠阅本，却没有能够公开出版。尽管这样，这本书还是以“清样本”的形式流向了社会，成为中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思考和批判当今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这样邓力群就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和毛泽东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此看来，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是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为鉴戒，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理论探索的过程中形成的。这是毛泽东建国后可与《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相媲美的重要著作，是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结晶。

    这个《谈话》虽然是毛泽东在读书的时候，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针对“教科书”的相关文字，由感而发进行的评论，并没有通过严密的论证，写成学术严谨的论文，但正是这种随机式的谈吐，口语化的表达，更能够透射出毛泽东研究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更容易让我们看到毛泽东分析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从而把握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的思想发展脉络，这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为借鉴，对取得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理性的思考，从中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规律。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就是他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初步总结，是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结晶。这些从经验教训中创造出来的理论成果，凝结着全党全国人民的血汗，也是今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

    二、《十年总结》是毛泽东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思想结晶。

    前文我们介绍了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时候，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不仅如此，他还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论的角度来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党内在思想战线上存在的严重问题。

    一九六○年六月十四日至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结束这一天的上午八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十年总结》的文章。这篇文章虽然是毛泽东用两个钟头写成的，却是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长期思考的结果。

    毛泽东在文章中讲了哪些问题呢？

    毛泽东在文章中首先对建国后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状况作了一个回顾，他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代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年八月发现人民分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乡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这个章程是基本正确的。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了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一个一六五○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一三○○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马鞍形。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21]

    从文章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十年建设社会主义作了一个回顾和总结，他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开始，要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五八年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随即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后，他又回顾了五八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十二月武昌会议、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四月上海会议、五月北京会议进行的纠“左”历程，当时毛泽东是顶着压力来纠“左”的。毛泽东在回顾和分析后得出结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所以犯错误，是由于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形而上学思想造成的。

    毛泽东进一步写道：“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年六月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22]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肯定了庐山会议反右倾的必要性，指出一九六○年六月上海会议规定的指标仍然是高的，没有留余地，超过了当时实际的可能性。毛泽东表扬了一九五六年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说除了农业指标定得高了以外，其中的大部分指标留下了余地，现在要把过高的农业指标改过来。这就要求在制定计划和指标的时候，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主动地位。

    毛泽东还写道：“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23]

    毛泽东认为要获得主动权，就必须做到实事求是，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现在党内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许多人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能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因而要帮助他们，通过对错误的纠正，逐步回到马列主义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并不讳言自己的错误，他又写道：“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帐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帐。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以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的、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24]

    毛泽东在文章中谈了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为什么会犯错误呢？毛泽东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认识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因而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要正确对待错误，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要分析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原因，一旦发现，就要立即公开改正。

    毛泽东又进一步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

    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上述这些话，只是一个伦廓，而且是粗浅的，许多问题没有写进去，因为是两个钟头内写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讲一下。”[25]

    毛泽东又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上进一步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认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我们只有从实际出发，在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下，才能逐渐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王国，掌握其运动规律，并且能够熟练运用它，完成对世界的改造，进入自由王国。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第二个十年就要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

    由此看来，要想做出正确的决策，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事物运动的规律，把握运动着的事物的矛盾的各方面的特点。一个正确认识的形成，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而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要求人们必须掌握辩证唯物论这一思想武器，用它来武装头脑，投身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中，发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回顾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纠“左”历程，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是因为没有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实践，调查研究，离开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真理不是一次就能完成认识的，一个正确认识的形成 要经过从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

    这就要求正确认识和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既不能因为出现了错误，就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也不能因为要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讳言乃至漠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既不能放大，也不能缩小，而要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找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发生错误的原因，而后改正掉。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党内出现了两种思想倾向：一种是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错误，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了质疑，要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一种是讳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甚至还有意或无意地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进行辩解，严重影响了纠“左”进程。这两种思想倾向之间的分歧越来越严重，以致于在庐山会议期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审时度势，在纠“左”反右中领导全党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

    这两种思想倾向的出现，都是由于在思想方法和认识论方面存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上的错误观念造成的。他们没有认识到要真正把握真理，就必须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他们只是看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表象，而没有真正深入到实践中去，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深入的剖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把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特征。这是他们的共性。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这两种思想倾向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立场上，还是有着重大不同的。

    这两种思想倾向的存在说明，党内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及其应用上还是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鲜明地体现在思想方法和认识论上，并进一步在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上表现了出来。这反映出在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仍然存在着繁重的任务。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就是要通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纠“左”反右的回顾，来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的。他特别强调要获得主动权，而这个主动权就是来源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他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出发，阐述了真理发现的规律，从而拨正了人们的认识，坚定了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毛泽东从纠“左”反右的历程中使人们认识到，党内在思想方法和认识论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三、毛泽东领导全党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继续纠正“左”的错误，确立了适宜于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由于工作安排上的失误，将反右倾斗争的决议传达到了县以下，从而中断了纠“左”的进程。一九六○年一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认为，一九六○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确定一九六○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八年的总目标是，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会议还要求本年内大办公共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

    上海一月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浓厚气氛中召开的，对形势的估计和指标的确定都不切实际。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地泛滥起来。这段时期，一九五九年冬与一九六○年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26]

    在困难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将克服经济困难的重点放在农业上，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食堂，缩小了社、队规模，以解决两个平均主义为突破口，重新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困难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是如何通过调查研究来继续纠“左”，确立了适合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的呢？

    在中国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议程有：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会议首先讨论农村整风和纠正“五风”问题，毛泽东先后听了五次汇报。参加汇报会的，除中央常委外，有彭真、谭震林、陈伯达、柯庆施、曾希圣、陶铸、李雪锋、乌兰夫、刘子厚、李井泉、廖志高。毛泽东一面听汇报，一面插话。别的人也有一些插话。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大家头脑都比较冷静，能够面对现实，和衷共济地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共谋大计。毛泽东的许多插话，反映了他对当前农村形势的估计和一些政策思想。

    十二月二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听取第一次汇报。毛泽东在插话中，对全国县、社、队的情况和干部队伍情况作了一个分析。

    他认为，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他把干部分成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然后，他又讲了对不同类别的干部要采取不同的政策，以及如何帮助干部改正错误等问题。他表示一定要坚决退赔，建议自留地要按百分之七来算，养猪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他还表示，中央和省两级要帮助下边，担一些责任。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听第二次汇报。他在谈话中又一次谈到了整风整社问题。毛泽东说，摸底排队很重要，不然心中无数。他肯定县、社、队的干部百分之九十基本上是好的，百分之十是坏的，包括打进来的、变质的和死官僚。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没有想到会是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就不会那么办了。

    毛泽东肯定江苏省一个报告的提法，叫作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毛泽东在插话中提出，有些地方，县合并得太大了。从有利于抓好农业生产着眼，以小县制为好。

    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听第三次汇报。

    他建议提高粮食收购价，来减小工农业产品不等价的问题。关于退赔，这一次毛泽东讲得更严厉，更坚决。他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讲到“共产风”，毛泽东再次承担了责任。在汇报中涉及省委作检讨的问题，毛泽东说：“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

    听完汇报，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个总结经验的问题。他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一九六○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他说：我跟好多外国人都讲过，我们搞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我们搞革命，搞阶级斗争有经验，搞建设没有经验。他又说，三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在这里，毛泽东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这可能是第一次。

    一九六○年即将过去。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与会人员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布新。毛泽东特地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笳、黄火青、周林、阎红彦同他坐在一桌，以便同他们谈话。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汇报会，毛泽东想直接听听他们的意见。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第一项议程已经结束，即日起，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晚上，毛泽东听第四次汇报。李富春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就工农业之间的关系、一九六一年钢产量指标和工作方针、粮食定购问题以及搞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问题讲了话。

    一月九日，毛泽东听第五次汇报。刘子厚汇报在整风整社中揭发出两个县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在三类县、社、队不能依靠原来的干部，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前年庐山会议，没有意识到有百分之二十的县、社、队烂掉，被篡夺了领导权。由此，毛泽东提出不要为假象所迷惑。

    从这五次汇报中可以看到，当时有些县、社、队的领导干部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滥掉了，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警觉。这也是后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重新提出阶级斗争的重要背景。毛泽东向地方负责人了解实际情况的同时，也顺便向他们“吹吹风”，使他们思想上有所准备。这样经过五次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逐渐形成。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一月十三日，他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毛泽东说：“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

    历经二十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于一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在北京举行。全会指出，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方面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毛泽东在全会结束的时候，再一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由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也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基础，因而毛泽东认为要克服严重经济困难，就必须从解决农业问题入手，紧紧抓住调查研究这个工作环节。这就是毛泽东扭转整个形势的基本思路。为此，毛泽东决定亲自组织调查组到农村去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农村真实情况，以作为调整农村政策的依据。

    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信，要求组成三个调查组去搞农村调查。调查组成员都是高级水平的，由他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分别任三个组的组长，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田家英去浙江，胡乔木去湖南，陈伯达去广东。去后，每个组再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调查完毕后，三个组都到广州向他进行汇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很快组成，分别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领赶到调查地点。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调查组，到实践的第一线，到最基层，去作系统的历史的调查研究。重点是农村。毛泽东带头作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毛泽东决策的参考。

    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三个调查组要用十天到十五天的时间在三省作农村调查，然后到广州会合，向他作报告。毛泽东在派出调查组的同时，也离开北京到外地视察，通过与沿途负责人的谈话，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一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杭州，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他路经天津、济南、南京时，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三省党委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的汇报，包括调查研究问题，整风整社问题，人民生活问题，轻工业生产和市场问题，这些都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听汇报时，都有一些插话。

    毛泽东再三强调调查的重要性。三个省汇报一些县、社、队的领导已经烂掉了。毛泽东指出，这是反革命分子复辟。死官僚主义分子是他们的直接同盟军，糊涂人是他们的间接同盟军。他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

    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总是讲浙江省的一个例子。这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这个例子对他触动很大，他感到党内对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是非常不够的，对社会主义如何搞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搞法，缺乏研究，所以他反复强调要开办训练班，对干部进行教育。

    毛泽东到达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作了一个星期的调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调查组调查了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调查人员都住在农民家里。

    二月六日，在听了田家英汇报后，毛泽东在住地汪庄，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汇报整风整社和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情况。林乎加是浙江调查组的成员之一。

    讲到社、队的规模时，毛泽东说，县、社规模太大，大了搞不好，管不过来。几年来并县、并社，都是从上面方便着想的，不是从群众要求、从生产有利出发的。毛泽东主张，把生产队改成生产大队，将相当于过去初级社的生产小队改成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

    这是毛泽东关于调整人民公社规模和体制问题的重要意见。特别是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在当时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响应者寥寥无几。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在过了一年以后的一九六二年二月。

    谈到食堂，毛泽东主张食堂以划小、多样化为好。他提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

    二月八日，毛泽东再次与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除江华、林乎加之外，还有薛驹和田家英参加。薛驹当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自始至终参加了浙江调查。

    毛泽东讲了退赔、自留地问题。毛泽东再次谈到生产队规模太大，把生产小队改成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最后，毛泽东又谈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准备问题。这个问题，从北京中央工作会议讲起，一路讲下来，这回是讲得最系统的一次。他讲了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历程，从而说明认识的反复性和曲折性的道理，坚定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在这次谈话中，田家英提出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被毛泽东采纳。

    毛泽东听完浙江调查组汇报后，即离开杭州去广州，路经江西、湖南时，又听取了江西省委的汇报，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的汇报。

    通过浙江调查，毛泽东对两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一是社、队规模要划小，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二是食堂要多种多样，有的人也可以不参加食堂。

    二月十日，他在江西向塘铁路支线的专列上，听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士平、方志纯、刘俊秀汇报时，主要谈的就是这两个问题。他认为，江西社、队的规模也都太大了，要以乡为单位，一乡一社。

    毛泽东在听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汇报时，集中讨论的仍然是公社体制和食堂这两个问题。另外还谈到了整风整社。

    谈话是在长沙附近铁路支线的专列上进行的。一共谈了两次。第一次，二月十一日，与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和湖南调查组的胡乔木谈的；第二次，二月十二日，单独与张平化和胡乔木谈的。

    关于人民体制问题，毛泽东说，社、队大了，公社还是以乡为单位。他提出基本核算单位以生产队好，还是生产小队好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将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生产队改成生产大队，公社体制形成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

    从能查到的文献来看，到这时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中共领导人，包括负责农村工作的人在内，像毛泽东这样重视生产小队（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的地位和权力。毛泽东的目光，他的注意力，总是盯在生产小队这一级，盯在农业生产的最基层。

    毛泽东几次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但不直说是他的意见，而是说有人提出的疑问。毛泽东似乎在有意地启发对方，然而，在浙江也好，在湖南也好，都没有人作出反应。

    关于公社体制问题，经过杭州、向塘、长沙多次谈话，毛泽东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了。可以归纳以下几点：第一，公社的规模，特别是基本核算单位要划小，分别恢复到原来的乡和原来的高级社的范围。第二，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把它作为一级重要的核算单位，甚至是基本核算单位。第三，生产小队和生产小队之间存在平均主义。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他们还谈到了食堂问题。关于农村整风整社，也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在讲到一些县、社领导班子烂掉了、坏人当道的时候，毛泽东说，你们大家都以为革命成功了，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于是乎他夺取了一个县的几个公社的领导权，夺取了县委的领导权。毛泽东把这些都看作阶级斗争的表现，因此他强调解决这些地方的领导班子问题，必须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

    二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与湖南省委和调查组成员谈话结束后，就离开长沙，前往广州。毛泽东在广州过了春节以后，就通知三个调查组组长各带一名助手去广州。二十二日，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

    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赵紫阳、田家英在鸡颈坑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当时对调整人民公社体制议论纷纷，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了他的主张，并且进一步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他说：“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成为即将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的指导思想，也是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指定，工作条例起草工作，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帅，廖鲁言、田家英执笔。要求三月十日写出初稿。

    三月五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委三号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陶铸。毛泽东着重谈了人民公社体制问题。会议开始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话，回顾郑州会议以来的这一段历史，带有反思和总结的性质。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起草工作，吸收了几个省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和修改，湖北来的是王任重。三月七日，毛泽东在鸡颈坑单独与他谈了一次话，了解湖北农村情况。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三月十一日开始，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分别开会，讨论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前者通称三北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主持。后者通称三南会议，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主持。

    三月十三日清晨，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写了一封信，强调要认真调查人民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大队内部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

    在三月十三日的三南会议上，毛泽东又就两个平均主义和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最后他又讲到食堂问题，对食堂（当然是部分的）作了尖锐的批评。

    为了集思广益，统一思想，中央决定两个会议合并成一个会议，三月十四日参加三北会议的四位中央常委和其他与会人员乘专机抵达广州。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广东省委小岛餐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有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参加。毛泽东讲了话。

    毛泽东主张公社、生产大队要划小，要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两个平均主义问题。由于不少与会同志对将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队持有不同意见，因而毛泽东并没有做出决定，表示可以就这个问题继续进行研究。他确定这次会议要讨论三个问题：公社体制问题、条例问题、粮食问题。周恩来又补充了一个商业和对外贸易问题。

    毛泽东对公社工作条例初稿不太满意，认为太长、太杂、逻辑性不强，要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三月十六日写出第二稿，毛泽东决定印发各小组讨论。

    从十五日开始，各组主要围绕公社体制、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进行讨论。在这些问题上，特别是食堂、供给制问题，意见很不一致。毛泽东又指示印发了河北、陕西省委主张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材料，想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但议的结果，都不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