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大会上画龙点睛的讲话将七千人大会推向高潮。

    毛泽东一月三十日在大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高瞻远瞩，坦率真诚，画龙点睛，发人深思。他不仅要求各级干部都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还以身作则地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又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将七千人大会推向高潮。

    毛泽东在讲到开会的方法时说：“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84]

    他在讲话中讲了六点内容，中心是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其中第二点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和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是这次讲话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在这两个问题上讲了些什么内容呢？

    （1）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

    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毛泽东讲了些什么内容呢？

    从讲话中可以看到，他结合实际情况，由感而发，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了党内在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在对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严肃批评的同时，还做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希望他们通过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全党在思想上统一起来。

    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有些同志虽然是参加革命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了，但是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上。他问道，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批评的道理呢？

    他说，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工作中的是非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矛盾的性质，就决定着我们应该采取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民主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

    采取这种方法来解决矛盾，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

    毛泽东说，这就必须使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实行民主集中制，要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机关去做工作了。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毛泽东说他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然后，他向大家建议，不信你们可以试试看。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又引用了司马迁《报任安书》里的一段话。周文王被拘羑里的时候，推演出了《周易》。孔子困顿的时候，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的时候，写出了《离骚》。孙膑被剔去了膝盖骨，著了《孙膑兵法》。吕不韦被谪迁到蜀地，给世人留下了《吕览》。韩非子被秦囚禁，愤而著述了《说难》、《孤愤》等名篇。诗三百篇大都是圣贤发愤所作的。这些人在被当时的上级领导作了错误的处理以后，并没有怨天尤人，一蹶不振，而是不平则鸣，发愤图强，将满腔悲愤诉诸于笔端，写出了炳垂于世的精彩华章。

    毛泽东引用这段话，是想说服党内干部，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上，不要患得患失，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要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要敢于进行自我批评，即使被错误处理了，身处逆境，经过自我奋斗，也仍然可以做出成绩来。

    毛泽东又讲到，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接着，他又谈到即便是错误处理，也在客观上具有锻炼干部的作用。他说，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当然，这不是提倡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地作出错误处理，而是说这种错误处理既然造成事实了，客观上为干部的锻炼创造了条件罢了。

    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错误处理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是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候，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这是做那些在反右倾及整风整社斗争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不要怨声载道，心存芥蒂，而要甩掉包袱，坚定信念，把这看成革命者的寻常人生，当作一次对自己考验和锻炼的机会。

    这是讲的被错误处理的干部，至于自己犯了错误的干部，毛泽东说，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毛泽东又讲到，本来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和宪法的，但是有些同志现在就是不实行。他们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

    毛泽东又向这些同志做思想工作。他说，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又是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自己作检讨。

    那么，如何作检讨呢？如何才能够作令人信服的检讨呢？

    他说，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

    他又进一步分析了各省在这方面的检讨情况。他将各省在这方面的检讨分为四类：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这是因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呢？

    毛泽东首先谈到了在党外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问题。

    他说，我们现在有许多困难，要克服困难，就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也就难以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在谈到民主和集中之间的关系时，他说，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集中，首先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由此看来，民主是集中的先决条件。

    接着，他谈到领导机关如何实行民主的问题。他说，我们的领导机关是一个加工厂，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统一，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毛泽东又谈到了党委内部的民主集中制问题。

    他说，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

    他接着又讲述了他和其他常委之间的关系。他说，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内，我讲的话，不管对不对，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接着，他又批评说，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算。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他又进一步指出，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

    他强调指出，大事就得经过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否则的话，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是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毛泽东接着用生动的语言，讲了《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刘邦听取郦食其意见，夺取陈留县的故事。用以说明刘邦礼贤下士，能够听取不同意见，最终取得天下，而西楚霸王项羽听不进不同意见，导致最后垮台，演出了“霸王别姬”的悲剧。他用辛辣的语言，批评第一书记中的有些人，说他们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如果他们不改，最后是要垮台的，难免要“别姬”就是了。

    接着，毛泽东又列举了一个没有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例。他说，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

    在批评了这种现象以后，毛泽东又在大会上讲了自己的错误。他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批评了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他在自我批评中讲的缺点错误，重申了自己对中央犯的错误应负的第一责任以后，他又向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提出了要求。他说，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毛泽东又进一步论述了民主集中制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

    他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他还说，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

    他又进一步讲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说，虽然剥削制度已经被消灭了，但是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因而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公安系统要掌握在正确同志的手里。公安工作要依靠群众，依靠党，在肃反中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不是只依靠秘密工作和专业工作。对反动阶级实行专政，不是说要把他们消灭掉，而是用适当的方法，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没有民主，就不能发动群众，也就不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无产阶级专政也就难以巩固。[85]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讲话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决不是偶然的。其实早在十一月十二日晚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毛泽东就表示要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虽然他没有说明讲话的主题，但是通过对一九六一年全党大范围的调查研究和进行的纠“左”历程的深入思考，毛泽东发现了党内在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问题上存在着的严重问题，同时也由于七千人大会上“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的具体要求，就构成毛泽东发表民主集中制讲话的主要背景。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到，在起草刘少奇书面报告过程中，在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上，中央与省委之间发生的激烈争论，不过是毛泽东发表民主集中制讲话的导火线，并非决定性原因。

    毛泽东在讲话中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就必须具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这就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践，从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发生的一些错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恰是由于没有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造成的。不少领导干部，要不就是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依据报上来的华而不实的材料，坐在屋子里凭着主观想象制定政策；要不就是下去了，走马观花式的调查，被基层干部布置的假象所迷惑，在所谓“样板田”中徘徊，没有深入地了解情况，头脑发热，这样也就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

    在制定政策和做出决策的时候，不少领导干部没有去深入地征求意见，甚至在实践已经证明行不通的情况下，也不去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根据调研结果来调整政策，改变决策，而是依然长官意志盛行，个人说了算，听不进不同意见。还拿起组织处分的大棒，动不动就给人“戴帽子”，结果闹得人人自危，弄虚作假，不敢讲真话，报喜不报忧。这样更难以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及时采取适宜的政策措施进行调整，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在出现了缺点和错误以后，有些干部还从个人利益出发，患得患失，不仅不做自我批评，还不许别人批评自己。本来小组会开得生动活泼，可是有的省委书记到场后，大家却不敢讲话了。毛泽东在讲话中对这些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说他们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要正确地对待批评，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他引用刘邦和项羽能否听取不同意见而导致胜负的例子来说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批评有些领导干部连古代的刘邦都不如，说他们如果不改正错误，迟早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在对违反民主集中制的作风进行严肃批评的同时，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让与会领导干部主动进行整风，不仅自己作自我批评，还要让别人批评自己。他说要让人家讲话，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个工作了，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做工作了，这对自己来说是一种锻炼。为了增强说服力，他不仅引用了司马迁《报任安书》里提到的被上级错误处理，却在逆境中作出了成就的几位历史人物的故事，还用自己的切身经历来对此予以说明。

    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当然是一经发现，立即平反，这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对这些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做思想工作，不论是引用司马迁的话还是谈自己的经历，都是希望他们要正确对待这个问题，须知不论在什么社会里被错误处理都是难免的，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某些领导干部进行批评和开导的同时，还以身作则，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对出席会议的各级干部说，中央应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负首要责任，而在中央又是他自己负第一责任。他坦承自己在农业方面懂得一点，在工业、商业等方面不大懂，表示自己要继续进行学习。这种推心置腹的交流，语重心长的讲话，自我检讨的话语，表明毛泽东在和他们谈心，一下子拉近了领袖与干部之间的距离，成为自我批评中的典范。

    当时会上就有这样的评价：“有些事办错了，也是歪嘴和尚念错经，是下面的错。”福建有人当场表示，“听了主席的讲话，只有一条意见，就是他老人家不该检讨，我们把工作做坏了，为什么叫他老人家检讨呢？说到这里，流了眼泪。会上的很多同志也感动得流下眼泪。”还有一些地委书记、县委书记激动地说；“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86]

    毛泽东在作自我批评，对某些省委书记进行批评和教育的同时，还召开“出气会”（生活会）发动地、县干部对他们进行批评，以整风的形式来开民主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践行民主集中制，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会出现了从中央主席到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到各中央局书记、省、地、县委书记纷纷检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热烈场面，人人进行自我批评，人人承担责任，这对解除全党的疑虑，增强党的凝聚力起了重要作用。由批评（出气）到自我批评，毛泽东成功地把握了这一转折，从而使七千人大会实现了克服歧见，上下同心的既定目标。[87]

    毛泽东还要求全党在党外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在党委会内，要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遵守党的民主制度。这是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由于没有践行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造成的。

    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就必须立足于群众的根本利益，从群众中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集中群众的智慧，制定出方针政策。然后再到群众中去，将制定出的方针政策通过实践的检验不断得到纠正、充实与发展。这就是党的群众路线。

    在党委会内，要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毛泽东讲了自己在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内遵守组织原则的情况，希望党的第一书记要遵守组织纪律，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不能自己一个人说了算。

    没有高度的民主，就没有高度的集中。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而践行民主集中制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

    由此看来，毛泽东在讲话中既对违反民主集中制的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又做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通过召开“出气会”使批评和自我批评生动地开展了起来。他希望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能够充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化解内部矛盾，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继续奋斗。

    （2）关于认识世界的问题。

    毛泽东在讲话中又一次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错误作了分析。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历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历程中来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出现曲折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使人们能够正确看待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挫折和失误，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把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毛泽东认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就是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党在对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认识上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党的认识才统一起来。

    为了正确地总结经验，使全党的认识取得一致，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我们党用了三年半的时间进行了延安整风，采取民主的方法，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形成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通过整风，才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就是在那个时期完全解决的。

    毛泽东进一步说，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经过了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遭到挫折，长征后缩小到两万多人。经过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以后，才纠正了错误路线，确立了正确路线。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经过了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毛泽东说，经历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以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个时候，中国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

    他在讲话中感慨而又坦诚地说，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毛泽东为什么要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认识中国革命规律方面经历的曲折历程呢？

    他说，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从历史的类比中，毛泽东进一步谈到了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我们还没有经验，经过曲折的历程我们也一定会逐渐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一九六○年美国记者斯诺访华时，当斯诺要毛泽东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时，毛泽东说不晓得。斯诺说毛泽东讲话太谨慎了，毛泽东说，不是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就是没有经验呀。毛泽东在大会上坦率地说，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随后，毛泽东又回顾了一九六一年他同蒙哥马利谈话时，也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侵略别人。到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会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

    毛泽东进一步在大会上坦言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88]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他还说，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实去调查它，研究它。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工厂，商店，去蹲点。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毛泽东接着又对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他认为我们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错误，是因为我们虽然有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但是还没有贯彻这条总路线的方针、政策和办法造成的。

    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初步总结了后四年的经验。

    他进一步说，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接着又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头八年的历史来作出说明。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当时的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头八年内，不论是在农村完成土地改革还是农业合作化，在城市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方面，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做得比较好。但是那个时候，在经济建设方面，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照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

    然后，毛泽东又接着讲了一九五八年后全党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他说，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他进一步分析说：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他说，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这些条例或者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军队也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使他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他最后谈到了党的队伍问题。他说，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党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毛泽东提醒全党，党内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为了鼓足全党的干劲，坚定全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信心，毛泽东在讲话中豪情满怀地说：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89]

    我们看到，毛泽东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错误作了系统的分析和说明。他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他从理论上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问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自由王国的到来，是对必然王国的认识，并利用这种认识通过对世界改造来逐渐实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我们还处在必然王国，还没有认识客观规律，错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在对出现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总结了经验教训以后，才会逐渐认识到了客观规律，进而利用客观规律来为人类造福，这样就由规律的奴隶变为规律的主人，进入到自由王国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并利用这种认识去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来逐步实现的。在此期间出现的曲折、错误、缺点和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革命党人不是不犯错误，而是要避免犯以前犯过的错误（即所谓“君子不二过”），特别是要尽可能避免犯大错误。

    毛泽东还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历程进一步从实践上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的时候如何进行革命，我们党是没有经验的，走过了曲折的历程。在经过了两次革命胜利和两次失败后，到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才走向成熟，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革命由此走向胜利。毛泽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自己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后来是在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到抗战前夕和抗战时期才写了一些文章，为中央起草了一些文件，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这些认识只有在总结了革命的成功经验，汲取了失败的教训以后才会产生，在以前则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以此来说明我们党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出现曲折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进一步分析说，遵义会议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头八年，我们之所以比较顺利，不仅是因为有一个总路线，而且还有一套在总路线指导下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现在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但是还没有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是我们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错误的重要原因。因而我们要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样才能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前进。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不论是讲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时候，还是谈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回答得很坦率，说自己当时都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毛泽东的讲话是真诚的，实事求是的。他既没有粉饰，也没有回避，更没有放弃，而是从头开始，和全党同志一起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是这样。这种对革命和建设的执着精神，诚实的态度，是令人敬仰的。

    从中看到，毛泽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错误，不论是对自由和必然进行的论述，还是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历程所作的说明，是为了使全党同志认识到，新生事物虽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其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逻辑。这样就能够正确认识和对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出现的错误，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形成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继续奋斗。

    （3）对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若干认识。

    毛泽东一月三十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虽然讲了六点，但主要是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和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中心是一个民主集中制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高屋建瓴，立意深远，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坦诚责己，感人肺腑，批评同志，语重心长。他的讲话赢得了与会同志由衷的掌声。

    毛泽东以民主集中制为主题发表讲话，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在经过调查研究以后，反复思考后才决定的。他认为这是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因而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阐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

    既不能没有民主，只有集中；也不能没有集中，只有民主。没有民主，只有集中，就会出现长官意志盛行，个人专断；没有集中，只有民主，就是极端民主化，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什么事也办不成。只有高度的民主，才能有高度的集中，只有高度的集中，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而且联系党内践行民主集中制的实际情况，他在对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现象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并作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在讲话中，他引经据典，谈笑风生，朴实无华，入情入理，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说明了践行民主集中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错误问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大谈特谈这些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关键是要运用辩证唯物论对这些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找出致蔽之因，将错误改正掉。当时确实有些人对谈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颇有兴趣，却难以对这些错误的性质及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说明，这样下去必然会导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否定。因而如何正确对待这些错误关系到是肯定还是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还用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进行类比，就是为了说明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这些错误是难免的，从而使人们正确认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以便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纠正错误，坚定信念，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

    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具体问题，主要立足于民主集中制和认识论两个方面，从宏观上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说明，立意高远，见解深刻，深深地打动了与会干部的心。直到今天我们重读这篇讲话，仍为当年毛泽东执着的信念、睿智的语言，坦荡的胸襟，非凡的气魄所折服。但是有些人却不这样看。当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邓力群后来回忆说：“对主席的讲话，有些同志评价不高。说老实话，我当时也觉得不过瘾。但事过几十年后，感觉他的讲话确实深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实践的检验。”“当时觉得毛主席讲的不如少奇同志那么有切肤之痛。过后看，主席讲话非常重要，十分深刻。”[90]这种评论是中肯的，也是公正的。

    4、在对经济形势的认识上七千人大会期间党内高层仍然存在分歧。

    七千人大会虽然是本着“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的目的召开的，会议通过开诚布公的讨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参与七千人大会的绝大多数干部一致认为，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出现的缺点和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而并非路线问题，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在这些问题上党内基本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致意见。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与会绝大多数人同意报告对三面红旗的估量，认为应该以整个历史时期的工作来估量，而不应该只从局部或者从短暂时间的工作来估量它。还有的说，三面红旗虽然出现一些问题，但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逐步地规定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例如《农业六十条》、《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等等，这些具体政策的逐步制定和形成，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调动了全体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也促发了总路线的无限生命力。这是会议的主流看法。

    后来有的研究人员对于这种主流看法感到不解，带着疑惑访问了十多位仍然健在的当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老同志，反复地追问他们：当时您是否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大多数人回答说，没有怀疑过它的正确性。这其中包括后来积极主张分田单干的杜润生，当时他也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他们表示，毛主席和党中央说是正确的，我们也就不怀疑了。当时是真心实意地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91]

    尽管在会议上达成了这些共识，统一了思想，但并非党内在这些问题上认识就完全一致了，与会的极少数人仍然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就是在党内高层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着重要分歧，不过这种分歧还是停留在隐性状态，不太明显而已。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高层分歧在毛泽东、林彪与刘少奇、陈云之间出现了，集中在对经济形势的不同认识上。我们先看毛泽东、林彪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前面我们介绍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那么，七千人大会期间，毛泽东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如何呢？

    毛泽东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正在走出低谷，全党同志要齐心一致，统一思想，鼓足干劲，为促进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而奋斗。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一九六一年秋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就认为，经济形势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从此一天一天向上。这是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并且一直坚持这个估计。[92]

    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到地方进行了一次视察，了解到的情况，更进一步坚定了他的这种认识。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来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十四日上午，听了江苏省委的工作汇报。第二天，又找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汇报。江渭清汇报说：今年农村粮食计划分配比去年少，但加上自留地、十边田，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比去年好，百分之十五差不多，百分之十五有困难。江苏征购任务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棉花超产，原定征购一百五十万担到二百万担，实际完成二百二十万担。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

    在谈到形势时，毛泽东兴奋地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93]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路过天津，又听了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等人的汇报。毛泽东着重谈了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他说：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94]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藐视困难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体现出了非凡的革命气概。有了困难，就要想办法去战胜，有了错误，就要想方设法去纠正。将困难和错误讲得再严重，对于战胜困难和纠正错误来说也是无济于事的。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对于党内有些人在看待缺点和错误问题上的不满。

    毛泽东认为一九六一年已经到了谷底，经济形势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地方了解到的情况，更进一步坚定了他的这种认识。这是在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关于经济形势问题的基本判断。

    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和判断在林彪的讲话中得到了呼应。林彪在讲话中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进一步坚定了人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鼓舞了士气，增强了人们战胜困难的信心。

    一月二十九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林彪谈到了三面红旗、如何看待出现的困难、困难的原因及军事方针问题。他在谈到三面红旗的时候，说：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的做法，不争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费的做法。……总路线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化（社）、高级化（社）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95]
从讲话中可以谈到，林彪认为三面红旗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多快与好省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两者缺一不可。这几年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不是总路线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问题。

    大跃进也是正确的。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的。不要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去衡量是否大跃进，而要从我国具体的实践状况出发来界定大跃进的速度，有时快一点，有时慢一点，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要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即使指标低一点，从整个历史阶段来看，也是大跃进的。

    人民公社集中了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开始阶段，我们没有经验，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今后将会被实践经验证明是正确的，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从中可以看到，林彪在讲话中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就从具体的错误中解脱了出来，引导人们要正确看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进一步分析了近几年来出现的困难。他说：“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96]
其实，困难出现了，就要有藐视困难战胜困难的勇气，正确估计遇到的困难，而不能被困难所压倒。从林彪的讲话来看，他并没有将困难看得有多么严重，而是举重若轻，淡然话之，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藐视困难战胜困难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这是值得称道的。

    他又进一步分析说，困难是由多方面造成的。他着重强调了自然灾害在造成困难中的重要作用。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中国确实遇到了严重的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正在实现工业化，农业要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而当时中国农业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还比较薄弱，因而一旦遇到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就会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因而林彪的说法不是没有依据的。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错误。这是工作中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应该如何看待这几年出现的错误，如何从错误中汲取教训，林彪说：“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上大学毕业，十七、八岁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我们的军队现在不打仗，也经常要打枪、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弹、子弹，飞机、坦克、兵舰上花了不少的汽油。人就在那里练，而且弄得很疲劳，半夜起来练，练了之后还不是那个人？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相反还消耗了很多物质。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97]

    林彪并没有讳言这几年工作中出现的错误，他承认工农业生产中减少了一些收入，但他并不是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待这个问题，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他用小学生付学费和军队训练演习来作比喻，旨在说明失与得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一个时期内，似乎失大于得，但是在总结了经验，取得了教训，认识了规律以后，必然是得大于失。应该说，林彪的这个观点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

    林彪在讲话中强调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他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98]

    林彪在这里强调了克服困难的关键是加强党的团结，全党自觉团结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周围，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这样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这是因为在困难的时候，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只有维护党的团结，才能增强全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集中全党力量，来战胜困难，走出低谷。这是从政治上来分析问题的。

    关于犯错误的原因，林彪又进一步分析说：“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99]

    林彪还详细地阐述了党的军事方针。林彪介绍了我们党与修正主义者对于战争能否避免、战争的前途的分歧，然后又详细阐述了我们党的战争方针及为了贯彻这个方针所采取的措施和庐山会议以后军委工作指导思想等问题。[100]

    后来，有人说林彪的这段讲话是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的错误文过饰非，讨好毛泽东，鼓吹个人崇拜，为毛泽东歌功颂德，怀有个人野心，是不是这样呢？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我们认为还不能这样说。林彪在讲话中敬仰毛泽东的话在当时是党内的共识。这里我们引用两则史料来说明这个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薄一波的秘书董宏告诉李慎明说：“周恩来总理曾对薄老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确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张鼎丞的女儿张延忠告诉李慎明：“1981年决议作出后，几个年轻人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多磨难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那么坚定地维护毛主席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很不理解，便去请教叶剑英元帅。叶帅对他们说，‘毛、刘、周、朱、陈、林、邓中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101]

    从这两则史料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声望如日月经天，江河流地，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论是周恩来还是叶剑英，他们都认识到毛泽东指出的方向，就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跟着毛主席走就能取得胜利。这在党内是存在共识的。

    其实，文革后邓小平也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的话。[102]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并非他的谄媚之言，而是讲的历史结论。这反映了党内的共同心声。

    当时参加七千人大会的人当时是如何看待林彪的讲话的呢？

    时任经委副主任的袁宝华后来回忆说：“具体对林彪的报告怎么看？情况是这样的：1月29日下午开大会，林彪做报告。林彪的报告大家听了感到很新奇。怎么很新奇呢，他说了很多部队里边大家想不到的事情，而且他讲了以后，毛主席即席讲了几句话，对他很赞赏，所以30号大家讨论林彪的讲话时，对他的讲话还是挺感兴趣，感觉林彪这个人还是实事求是的。因为，我们在战争期间都是从最困难处着想的。当时是这么一个看法。没有感觉到林彪与少奇的讲话有什么不同。林彪说了一句犯错误是因为没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成功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做了。这个话大家也赞成，这是个原则话。”[103]

    杜润生后来也说：“毛主席提倡搞‘大跃进’，后来居上，有道理，毛本人没有提倡搞浮夸。”“我想林彪是个很复杂的人，我和他在中南局一起相处过，他是中南局的第一书记，我是秘书长。我接触他，只知他是讲话简明中肯。他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主要是反对刘少奇——这是后来的感觉。”“当时觉得林彪说得对，那么是不是觉着刘少奇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对呢？不是的，也觉着刘讲得对，因为这是实感，真正的感觉。但认为‘人祸’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问题，是集体行为。当时党内有不少人搞浮夸，说大话，人祸是实。”[104]

    从袁宝华与杜润生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他们对林彪的讲话是称赞的，并没有觉得林彪的讲话与刘少奇的讲话不什么不同，感到林彪还是实事求是的，他的讲话言简意赅，切中要害，也是对的。林彪在讲话中说的几句对毛泽东敬仰的话，也是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他们也是赞同的。那么，其他与会者对林彪的讲话是什么态度呢？

    东北有人说：听林彪的讲话，大家反映是上了一次毛泽东思想的课，特别是对林彪所讲的三年大跃进的得失问题，付学费问题和坚决跟毛主席走的问题，大家认为讲得十分深刻透彻，是马列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很有说服力。

    会上还有不少人反映，对林总提出的“跟着毛主席走永远不会犯错误”感受很深。还有人说，林总的报告，是一个根据毛泽东思想，从实际出发，具体地解决各项实际问题的范例。

    会上还有人说：听了林总的报告，感受很深，使大家更进一步认识到1959年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105]

    由此我们看到，在林彪发表讲话以后，影响很大，反映了与会干部的共同心声，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强烈共鸣，于是纷纷称赞林彪的讲话，认为是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当然，也有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比如大跃进期间被定性为右倾的杨国殿，当时以河南鲁山县县委书记身份出席会议，他说：林彪讲话是袒护毛主席的，什么交学费了，毛泽东离正确总是八九不离十了，我心里清楚，有很多错误的东西是毛主席提出的嘛！林彪在那里讲得天花乱坠，不实事求是呀！[106]

    有杨国殿这种想法的人，不仅他一个，在七千人大会上还有，但这是少数人的想法，在当时不占主流地位。这反映了七千人大会期间的一种动态，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林彪在讲话中颂扬毛泽东的话，并非谄媚之言，而是在党内在着深厚的基础的。他的讲话有着历史依据，反映了与会广大干部的共同心声。

    我们不能因为林彪后来在文革中走向叛党叛国之路，就由结果去逆推原因，说他这个时候谄媚于毛泽东，就有个人野心，要攫取党和军队的领导权。而是要着眼于当时客观情况，看到林彪当时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面进行的精彩分析，弄清林彪讲话的真实态度，对林彪讲话给予准确的定位。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的指导思想的某些方面，虽然还要随着实践的检验不断得到修正、充实与发展，但是这个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当然，这个时期毛泽东也提出或同意过一些错误主张，比如说一九五八年钢铁翻一番，“四高”和几个“大办”。毛泽东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而是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但是，作出这些决策的原因还是复杂的。比如决定钢铁翻番就与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多次提供的钢铁生产顺利发展的材料有关，也与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的报告和汇报有关，还受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的一九五九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的影响。[107]几个大办也是这样。这是具体工作中的问题，执行方面的方面。如果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多数干部都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向上级准确反映情况，又怎么会发生那样严重的问题呢？因而林彪说出现的这些困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恰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不是没有依据的。

    林彪在讲话中透射出一种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是因为出现困难以后，大讲特讲困难是没有意义的。要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分析造成困难的原因，找到克服困难的方法。他以乐观的态度，恢弘的气势，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出发，联系党史和军史的发展历史，在讲话中条理分明，侃侃而谈，分析了当时我们遇到的困难及出现这些困难的原因，进一步统一了人们的思想，鼓舞了人们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林彪的讲话是有着历史和现实依据的，他具有社会主义的宏大眼光，以乐观自信的态度，对当前出现的严重困难及军事方针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种在困难面前不弯腰，对社会主义的执着信念是令人赞赏的。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林彪讲话之后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108]

    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审阅了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的整理稿后，写下批语：“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109]

    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经济形势的估计，并不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完全取得了一致意见，而是仍然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在刘少奇发表的大会讲话和陈云婉拒发表讲话上反映了出来。

    我们先看刘少奇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

    刘少奇一月二十七日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谈了当面遇到的困难、造成困难的原因、成绩和错误问题及如何看待三面红旗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分析和说明。

    在谈到当时面临的形势问题时，刘少奇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一九六二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110]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承认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111]，他却又说当前经济形势还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这种困难表现在吃、穿、用的不足上。这是因为农业连续三年减产和一九六一年工业减产造成的。他认为应该承认事实是这样。

    刘少奇在讲话中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他说：“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一九六○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112]

    在谈到我们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原因时，刘少奇说：“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113]

    从刘少奇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出现困难的原因是由于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造成的。不论从他关于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论述，还是从他引用农民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评价中，显然可以看出他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

    刘少奇在讲话中谈到自然灾害对经济困难的影响时，存在淡化自然灾害的倾向。这是因为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全国发生了大范围的自然灾害，西北、华北、山东、河南发生了连续的大旱。[114]我们还要看到，当时中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还处于初步阶段，没有机械化的抽水设备，大部分农田还是旱地，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薄弱。因而自然灾害对农业收成的影响是极为严重的。

    刘少奇引用湖南农民“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来说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这是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损失称为“人祸”，这种称呼显然是不妥当的。虽然刘少奇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这是由于经验不够，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造成的。但是将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称作“人祸”，就会使人产生如果不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不会发生这些缺点错误的认识。因为在这种称呼里面实际上包涵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否定的因素，会极易造成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后果。

    在谈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成绩和缺点，那一个占主要地位时，刘少奇说：“总的来说，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我们在工业交通建设上有很大的成绩，在农田水利建设上也有很大的成绩。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在商业、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不能否认这些成绩，不能抹煞这些成绩。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成绩。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判断。”[115]

    “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面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二年还可以再讨论一下，又作出一个判断。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还可以再讨论，再判断。”[116]

    刘少奇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当然这也是全党的共识。他在讲话中又进一步对成绩和缺点作出了三七开的评价，七分成绩，三分缺点。这是对全国说的，当然就各地来说，可以根据本地情况再作评价。这个提法虽然没有在书面报告中明确讲，但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分析，是不会引起根本性分歧的。

    在谈到所犯错误的性质及应负的责任时，刘少奇说：“我们这几年所犯的错误的性质，在书面报告上已经说过了。我们犯的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对于好省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只注意数量，对于品种、质量注意不够。多快好省本来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全部照着做，没有做好。全面做好多快好省，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若干次的反复，才能做好。”

    “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我们在书面报告中讲过，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毛泽东：包括中央一些不恰当的东西。）包括中央本身发出的一些不恰当的指示、文件和口号。”[117]

    刘少奇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所犯的错误，其性质不是路线错误，而是执行路线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只注重多快，不注重好省，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和品种造成的。错误首先应该由中央负责，其次是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再其次是省以下各级党委负责。这基本上还是按照书面报告的表述来讲的。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刘少奇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作为党的接班人，当时他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在讲话中他却只是讲到了中央首先应负责任的问题，没有谈到他个人在其中有什么错误，应付什么责任，也没有作出自我批评，这与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的自我批评的讲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发人深思的。

    在谈到应该如何看待三面红旗的问题时，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118]

    虽然在书面报告中，刘少奇肯定了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但是在讲话中他却又对三面红旗发生动摇，说三面红旗还要经过时间的检验。这个说法也与他前文所说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所犯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产生了矛盾。这种心态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刘少奇在讲话中对书面报告的基本精神作了解释和说明。这个讲话显露出刘少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当前形势的真实认识。从刘少奇讲话的基调上来看，他的心情是沉重的，认为当前面临的形势是严重的。我们承认在出现困难的时候，应该对困难有一个全面真实的认识。刘少奇通过实地调查，对这个问题有了切身的认识，在大会上形象地讲了出来，这本来是难得的，也是无可厚非的。

    他在讲话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对当前的经济形势、造成困难的原因、成绩与错误的估计、错误的性质及应负责任和如何看待三面红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应该说他谈到的不少问题还是确实的，他在讲话中直面困难，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造成的损失所作的痛心疾首的陈述，也是感人肺腑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刘少奇虽然指出了当前存在的严重困难，并对此作了分析和说明，但是他对困难的真实情况、造成困难的原因以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他没有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没有真正认识到三面红旗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尝试，反而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错误迷住了眼睛，这样也就难以正确地估计当前的形势。

    虽然在书面报告中刘少奇也说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正确的，但是从他对待产生困难的原因及对三面红旗的表述来看，他似乎已对三面红旗发生了动摇。这到底是他讲话时表述上的口误，还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呢？如果与刘少奇在随后刮起的“黑暗风”、“单干风”上的态度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这个问题也就水落石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