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生活艰苦,孩子剧团穿插于敌人的火线下,生活条件当然更恶劣。他们常常几天吃不上饭,几夜睡不上觉。卫生条件差,几乎所有的团员身上都长虱子,生疥疮。在这种情况下,剧团团员的衣食住行,常常是当地老百姓帮助解决。老百姓在保护这群小战士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1941年,徐非光和孩子剧团的部分成员为宣传减租减息、优待抗属等工作,跟随组织的一个工作团住进了离敌人据点只有20多里路的一个山村。他们白天教村里的孩子唱抗战歌曲,晚上住在一位姓吕的大叔家里。半夜时,敌人突然袭击。吕大叔惊醒后,首先把身边的徐非光抱起来,把他藏到杂物间的一口空棺材里。直到拂晓,敌人离开后,吕大叔才急忙偷偷地将他送出村口。当他独自一人跑到另外一个村庄时,村里的老乡听说他是剧团的“小同志”,二话不说,又把他领进家里保护起来,最后徐非光终于安全脱险。正是因为和老百姓有着这种鱼水关系,孩子剧团在敌人那样疯狂的“扫荡”、“围剿”中,不仅没有萎缩,反而日渐壮大。
同样,孩子剧团的小团员们也始终以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有一次夜行军,突然响起了枪声,大家立即转移,由于奔跑匆忙,又是夜里,在穿过一片萝卜地的时候,一个团员不小心将一棵露出地面约半尺高的萝卜踢断了。由于敌情所迫,所有人不能停下脚来,但这个团员还是一路奔跑,一路不断自责:“我破坏群众纪律了!我破坏群众纪律了!”由此可见,当时团员们年龄虽小,但觉悟很高。
孩子剧团的工作,并不仅仅是做文艺宣传,按照上级指示,他们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抗敌工作中,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剧团本身也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革命干部。
据陈志昂回忆,当时的少先队、孩子剧团,同时兼做地方儿童团的组织发展工作。他们经常三四人一个小组,跑五六里甚至十几里地,到驻地附近村子的小学校,给小学生们讲抗战救国的道理,教他们唱歌等。他们每到一处,都撒下抗战的火种,留下新生的嫩芽。
孩子剧团还积极提倡所有团员学习革命理论,学习文化知识。徐非光就是在孩子剧团里读到了第一本革命理论书籍——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组织上十分重视文化学习,剧团里的孩子们也如饥似渴地学。除了学习,剧团的孩子们还自己动手,创作剧本、写歌谱曲、编排舞蹈,这对于他们的锻炼是巨大的。陈志昂来到这个剧团后,酝酿编创了一本手抄本杂志《香草》,发表孩子们自己写的文章、诗歌、斗争日记。徐非光写了一首小诗《行军路上》,陈志昂做了一点修改后,马上在《香草》上刊登出来,后来还在《胶东大众》上正式刊登。
孩子剧团锻炼出来的孩子,个个能文能武,几乎都成为日后革命战线的骨干分子。最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集体里,他们对党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得到了最坚实的锻炼、最大的巩固,这信仰,在日后的革命工作和生活中,从来没有丝毫动摇过。
■ 从少年到老年,革命精神永远保持
1942年,因为更多新力量的加入,成员年龄层次发生变化。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上级决定把胶东孩子剧团改名为“大众剧团”,继续配合党组织进行抗敌文艺宣传。1943年,由于工作的需要,“大众剧团”解散,剧团成员按照上级分配,奔赴各条战线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后来,这些人中有的成为党政军领导干部,有的成为文化部门领导,有的成为文艺家,足迹遍布祖国各地。
孩子剧团这样一支文艺战线的少年劲旅,在敌后胶东半岛的抗战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抗日战争所做出的牺牲与贡献永远不会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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