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作为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关键步骤，中央决定：由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等部率先执行夺取宁夏的《十月份作战纲领》①。在“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声中，渡河西征拉开帷幕②。但遗憾的是，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终于有力量捏成拳头打通国际路线之际，国民党蒋介石也以“毕其功于一役”及“反共灭共新东方非常”之决心③，调集胡宗南、王均、毛炳文、关麟征等部，加上东北军、西北军（尽管此时中共已与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了初步的同盟，但这种同盟关系毕竟是初步的和保密的，也就是说，起码在蒋介石眼里，此时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仍是两支重要的“剿共”武装），加大了对河东红军的进剿。恰如长征时期的情况一样，形势一下子变得十分危急，甚至更加危急。加之，胡宗南部也很快接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共产国际又变更了武器援助的地点，绥远事件也在这前后爆发④，因此，不仅原定的由红一、四方面军各一部共同执行的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只能改由已渡河的红四方面军主力来单独承担，而且具体线路也不得不从宁夏方向改为新疆方向，同时还肩负起了建立河西根据地、策应河东红军的军事行动、以及随后策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配合同国民党进行的红军改编和划分防地谈判等多重远远超过其自身负荷能力的历史任务。由此，西路军的命运一步步展开，其变化和结局让人步步揪心，甚至步步惊心……

    ①即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于1936年10月11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之际致朱德、张国焘两总(总司令、总政委)并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电。主要内容是要求红军经过短期休整和准备后，即以主力（主要是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见郝成铭、朱永光、麻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287-28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②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1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③这一时期，蒋介石颇为自信的认为，“剿共”已到“最后五分钟”。如在1936年11月24日的日记中写下：“汉卿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是其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力也。”（见美•陶涵著《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第89页，中信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2年8月第1版）。又：1936年12月8日，蒋介石在西安机场降落后，就在召见部分东北军和陕西部队的部分高级将领时，明确告诉他们，长久的剿灭共军作战，已到了“最后五分钟”。（同上书第90页）。另，在《西安半月记》引言中，蒋介石更是写道：“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所以，学界也有人把这一时期蒋介石“剿共”的“最后五分钟”之说，统一归纳为“剿共灭共”之“两星期理论”。
    ④1936年8月2日，伪蒙边防军李守信部在日军支持下进犯绥远，绥远省代理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部奋起抵抗。11月14日，在日军的配合和直接参与下，李守信、王英又再次率领内蒙古伪“蒙古军”和“西北防共自治军”向绥东大举进攻。傅作义率部再次奋起抵抗，11月18日在红格尔图将敌击溃，毙俘敌官兵数百名。11月24日，一举收复百灵庙，毙敌300余名，伤敌600余名，俘敌400余名，取得“百灵庙”大捷。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打通国际路线仍坚持原先设想的线路，就很可能会与正在抗战的傅作义部发生冲突，显然在政治上是十分不利的。

    打通国际路线的始末缘由

    什么是打通国际路线？为什么打通国际路线？了解西路军历史，这是首先应搞清的问题。

    说到打通国际路线，似乎最早还应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后来的八一南昌起义说起。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固然是中国先进分子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结果，但同样也是深受苏联十月革命影响和共产国际帮助的结果。其实，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从建党伊始，如何取得苏联援助就一直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可惜，由于建党初期人数极少，加之又很快在苏联的协助下进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因此如何接受苏联援助就很难提上日程。即使有援助，也因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那种特殊局面而直接给了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①。直到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这个问题才再次显现出来。实际上，这也是“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向广东海陆丰一带进发的主要原因。可惜，由于站不住脚，部队后来不得不辗转上了井冈山。而无论是井冈山还是瑞金，都深处内陆，所以取得苏联援助的问题就只能搁置。

    直到1933年3月，针对红四方面军因移军川陕而受到中共中央批评一事，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说：

    “我们肯定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转入四川是对的，认为在四川、陕南和尽可能在通往新疆的地区扩大苏区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②

    一语中的地把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武器援助的可能性、可行性揭示了出来。长征开始后，情况就更是日趋明朗。特别是1935年5月北渡金沙江以后，由于长征的北上指向已经越来越明确，并且明显地是从一个（严格讲是从一个个）比较富庶的地区转向较为贫瘠荒芜的地区，因此，不管从解决生存和进行抗日哪个方面计，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的问题都不得不提上日程。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早在1935年6月16日，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的第三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与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等人还尚未见面时，就迫不及待的电报告曰：

    “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利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③

    可见，总的迫切性已达到什么程度。此后，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俄界(今高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更是由此明确指出：

    “今后的行动方针，就是要通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在靠近苏联的地区创造根据地，以便获得援助，尔后向东发展。”④

    尽管接下来，无论是榜罗镇会议⑤，还是中央红军（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虽对俄界会议内容都做了稍许修正，但随着与张（学良）杨（虎城）达成取得苏联武器援助、进行西北大联合和成立西北国防政府的基本约定⑥（也可称做口头协议），以及1936年6月以后的红二、四方面军携手北上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的胜利会师，都从方方面面共同勾勒出了一个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军事援助的目标。

    虽然因战事变化和各种其他因素，打通国际路线并取得苏联援助的目标最终未能达成，但当其时也，这却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生存发展的不二选择。

    ①据不完全统计，1923年，苏联就向国民党提供200万卢布的款项和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火炮、2辆装甲车的援助；1925年又一次向国民党提供56.4万卢布的军火；1926年又将武器弹药分四批运抵广州，计第一批来复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第二批来复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第三批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个，大炮12门，炮弹1000发；第四批来复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还大力援助了冯玉祥国民军。其中，仅1925年3月至7月，就有俄式步枪38828支，日式步枪17029支，德国子弹1200万发，7.6毫米口径步枪子弹462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附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大量药品等。1926年10月又给冯玉祥国民军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3架飞机，4000把马刀和10支火焰喷射器等。金一南著《苦难辉煌》第27-29页，华艺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②金一南著《苦难辉煌》第412页。也可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13辑第354页。同一电文，两本书在个别词语翻译上稍有不同，如前者把“四方面军”翻译为“第四军”具体为：“我们积极评价第四军主力向四川转移。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面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
    ③1935年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页。
    ④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在通过了毛泽东作的《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报告同时，一致同意“继续北进，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在靠近苏联边界的地区创造根据地，以便获得援助，尔后向东发展”的战略方针。为此，甚至做过最坏的打算：“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毛泽东语）。
    ⑤1935年9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占领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与任务。会议根据了解到的陕北苏区和陕甘红军的情况，改变了俄界会议关于红军经过陕北到靠近苏联边界创造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⑥朱永光《试论西路军的政治与军事负载》，《甘肃社会科学》2009第4期。
    
    宁夏战役计划(即《十月份作战纲领》)的提出

    既然打通国际路线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生存发展，既然也前所未有的建立了与身处西北的张学良东北军及杨虎城西北军的统战关系（约定通过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以形成西北抗日新局面），加之又有了一个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和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在即的前提，那么身居陕北(确切说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中共中央在红二、四方面军刚刚进入甘肃的1936年8月12日就提出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便不难理解了。尽管后来10月11日正式发布时因情况变化做稍许修改，但基本框架已然具备，其要点是：（一）红军同东北军合作，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出兵绥远，以推动全国大规模抗日战争的实现；（二）在9月底以前，红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县或其附近地区作为临时根据地，以有力一部，分别攻击陇西和河州（即临夏），相机消灭毛炳文部和调动马步芳部东援，以支援东北军于学忠部占据兰州，进而控制河西走廊；（三）10月和11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完成进攻宁夏的准备；（四）以红一方面军保卫陕甘苏区；以两个方面军乘冰期过黄河，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五）宁夏占领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一部，合组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直接抵抗日军和伪蒙军的进攻，以此将全国抗日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①。

    尽管期间一度出现了一个张国焘想让红四方面军直接单独西进以打通国际路线的插曲，但由于最终未能成行，并更多属于一种意见交换，故不展开细说。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一种意见交换并考虑到事态发展的各种可能，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以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毛泽东的名义长电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称：

    “二、四方面军已经全部集中甘南，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

    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统一战线)，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或宁夏、绥远一带。我们这一企图，除在九月以下三个月中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须解决一个具体的作战问题，因为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这一带的特殊地形条件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束缚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即使蒋介石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但不见得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的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少的)。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但要取得这一地带，没有新的技术之及时的援助是很困难的。在时机上，进取这一地带，仅能利用冬季黄河结冰之时。红军虽能奋勇抵抗最冷的天候，因地冻，也不利于坑道方法攻城，在坚城前面，即在平时坑道法也是不能必克的。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够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其部署拟略变前电计划，大致可定为：

    (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其余担任保卫苏区，十二月开始渡河。因宁夏地形狭小，不利回旋，城寨甚多，守备坚固，估计红军本身只能占领其一部分，主要的多数的城寨，非借助从外蒙来之飞机与炮兵没有攻克之把握，如机炮能在十二月下旬或明年一月确实到达宁夏附近，则可及时占领宁夏。宁夏占领，则陕北与甘北苏区均有保障；如不能及时占领，则红军乘河冰未解之际退回甘北，以后发展方面亦不得不往甘南与陕南，因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故势必向甘南、陕南一带发展。然主力向南之后，苏区必被汤恩伯、马鸿逵、高桂滋、高双成等，用堡垒主义逐步侵占而化为游击区。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的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

    (乙)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约于夏季到达肃州附近。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或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

    (丙)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成为苏区与陕甘南部的联系。

    以上是基于从今年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之作战计划。如此方针为苏联方面所赞同，则请兄代表红军，直接向苏联方面谈判许多具体准备之问题，主要的是援助中国之技术兵种组成、输送与按时到达，以及到达后使用的问题。因为我们即使得到技术，在开始阶段也不善于使用。此方针与准备问题，希望早些解决。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定，或协定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西土著统治者自动让防之程度，红军攻取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心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

    但这种做法我们认为有下列的损失：

    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这是非常不利的。
    (乙)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在相反的方向，即不是抗日方面而是内战方向。
    (丙)因此也就无法避免与南京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冲突。
    (丁)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时机，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
    (戊)宁夏、青海、甘肃等反革命也将利用明年，大大加强其堡垒主义，将更加投靠日本，使得尔后红军西进发生困难。

    邓发同志为此使命赴苏，但时机迫促，拟请兄全权代表红军进行交涉，并以结果见告。我们希望同南京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结果，能够与向苏联提出的问题在大体上不相抵触，使国际与苏联对中国的方针，不致因红军局部要求而破坏其统一性。我们是想两方面同时进行交涉，以期不失时机的解决此问题。②

    可见，需权衡的方面之多和情况本身之紧急程度。而接下来，就在按照这样一种预设紧锣密鼓地进行交涉的同时，也就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的同时，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打通宁夏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其中稍有变化的是，因张学良颇有些暂时隐蔽的想法③，故攻取宁夏的部队也就随即调整成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主力，具体为：

    “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④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二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立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⑤

    至此，目标明确，任务既定，渡河的一切准备工作顺理成章地开始了。

    ①《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第342-343页。
    ②1936年8月25日，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毛泽东致王明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163—165页。
    ③据潘汉年报告，张学良此时的基本想法为：“第一，红军应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立；第二，打通苏联及西北发动的时间应考虑在九月日本指使德王进攻绥蒙之际，并将攻击方向指向绥远，如此方能号召时局；第三，打通苏联的实现暂以红军为主，东北军目前暂做隐蔽的配合；第四，欢迎二、四方面军到甘肃来。二、四方面军宜先夺岷州，据此出陇西攻击毛炳文，以便调动东北军于学忠部控制兰州；另以一部出夏河攻击马步芳老家河州(临夏)，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东援，争取使东北军接防河西走廊，如此可便利接通新疆。第五，为便利西北发动起见，红军一部出河南仍是调动陕西中央军出境，确保陕西于我手中的有效策略。第六，目前西北发动的最大问题是东北军自身的统率与改造问题，依目前条件，必须尽快物色和训练一批可靠军官，为此请派有力干部前来协助。”见1936年8月7日《潘汉年报告》。转引自杨奎松著《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16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④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具体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以及1935年11月编入红一方面军的红十五军团。
    ⑤1936年10月11日，中央及军委致朱德、张国焘并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电（即《关于十月作战纲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287—288页。

    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一部

    红四方面军全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正式组建于1931年11月，前身是鄂豫皖苏区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合编之初共两个军五个师近3万人。1932年10月，主力西征转战。此后，在创建中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于1933年7月，组建红九军、红三十军、红三十一军，总兵力为五万人。接着在粉碎四川军阀 “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及歼敌10万余人的过程中，又将部队扩展为五个军（4、9、30、31、33）共8万余人。1935年3月，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1935年6月，与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今小金）会师。此后，虽一度被张国焘裹胁南下，但在历时9个月的南下中，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不断同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做斗争，并于1936年6月在西康甘孜地区同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胜利会师。随后，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红四方面军与由红二、六军团改编成的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辖之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及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等21800多人，即按照中央关于《十月作战纲领》之部署和中革军委之命令，西渡黄河，实施“配合一方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计划”。

    1936年10月24日至29日，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

    虎豹口又称河包口，是黄河靖远段著名的古渡口。1936年10月24日夜11时，中国工农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作为渡河先头部队由此借着夜幕掩护开始西渡黄河。说来，红四方面军还真是一支极具特点的部队，这不，尽管敌人早在红军到来之前就将所有的大小船只和牛羊皮筏搜寻一空，尽管在黄河对岸也早有马步青骑五师修筑碉堡“一字形防堵”，并号称建起了什么“突不破的防线”①，但就是凭着自己一支上百人的造船队伍，确切说是用半个月时间突击打造的十六只木船，肩负在川陕“反六路围攻”中获得的“钢军”称号，承袭出色地完成强渡嘉陵江任务的优良传统，100多名勇士在一营营长赵海丰、三营教导员周纯麟的率领下，乘风破浪向对岸划去。接近了，接近了，由于准备工作充分，直到快接近对岸时，敌人才恍然发觉。然而，对敌人来说，一切都晚了。抓住这间不容发的有利时机，勇士们拼命前冲，以强大的火力狠狠地压制着碉堡里的敌人。据周纯麟回忆，不少战友就牺牲在这里，他清楚地记得，一个叫李国忠的四川籍排长渡河非常勇敢，他把冒烟的手榴弹径直塞进了敌人的碉堡，并用自己的胸膛拼命堵住枪眼，一声巨响，他和碉堡里的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年仅20岁。②

    在红军战士奋不顾身的攻击下，河防敌军溃败了。渡河部队按约定点起三堆火，熊熊火焰宣告渡河成功。

    随着后续部队的不断跟进，阵地很快向纵深发展。只不过，由于白天敌机轮番轰炸、封锁河面，此后渡河只能晚上进行。25日，三十军全部渡完；27日，九军和四方面军总部渡河完毕；五军扼守渡口(三角城渡口)。很快，纵横百里的沿河地带尽在渡河部队掌控之中。

    徐向前传编写组著《徐向前传》第 156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

    周纯麟《血战河西走廊》。转引自郝成铭、朱永光、麻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53—5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渡河时河东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情况及对河西战局的影响

    开局既有极为有利的一面，也有非常不利的一面。严格地讲，宁夏战役计划能否实施固然取决于渡河本身成功与否，但也极大程度地受制于河东战局的发展。因为，按照《十月份作战纲领》中关于“攻宁部队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及其他部队在必要时也“抽一部攻宁”的约定，渡河部队理应还有一方面军主力，甚至还不仅仅是一方面军主力。但显然，能不能腾出手来却是极大的问题。因为这一时期，正如上面曾谈到的那样，就在我们有力量捏紧拳头打通国际路线之时，蒋介石也调集重兵要“毕其功于一役”的解决中共问题。为此，蒋介石亲赴西安，组成由自己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的“西北剿总”，企图乘红军北移时，歼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具体部署是：由胡宗南第一军的四个师、毛炳文第三十七军的两个师、王均第三军的两个师和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共同组成“追剿”集团，从秦安、天水、武山一线向北推进；由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步骑兵共九个师组成右翼集团，从隆德、固原地区北进；由马步芳机动，马步青、马鸿逵等部沿兰州至宁夏段黄河进行防堵。所以，整个战事进行得异常激烈。到10月23日，敌毛炳文部第三十七军攻占会宁，向靖远方向进攻；敌王均部第三军和关麟征部第二十五师攻占通渭，经会宁向郭城驿、靖远方向进攻；敌胡宗南部第一军进占静宁、界石铺，向打拉池和海原方向推进。一时间，河东红军处境危急。

    因此，就在按照《十月份作战纲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同时，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不得不开始把战役重点逐渐转移到了如何先行“击破南敌”上。①显然，不如此也就无法摆脱一时之危局。

    于是，事先的部署发生了变化。不仅红一方面军主力无法过河，就连原先准备过河以加强河西力量的红四方面军所辖之第三十一军，在已经跑步抵达渡河口岸，甚至有一部分已经西渡黄河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又调头东去，按重新下达的命令折向麻春堡，去奋力实施“力歼南敌一部，缓解河东压力”的海（原）打（拉池）战役计划②。

    河东河西的红军部队就此分割为二。

    1936年10月24日，针对河东敌情变化，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首先提出了“击破南敌”问题，并分析说：“胡、毛、王、关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而地形、给养条件又可能给以基本限制，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现虽有各种材料判断，南敌不能持久，但蒋介石在短期内拼命一干之可能仍是有的。因此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很快，关于如何“击破南敌”，就成了当时红军行动的共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13—314页。

    针对国民党军的步步进逼，10月30日，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下达“海（原）打（拉池）战役计划”。该计划规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六个师集结于古西安州、麻春堡、陈家湾地域，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一军集结于打拉池以东干盐池地域，以上两部为突击集团，准备从东西两面求歼胡宗南部先头一至两个师；第四军和第五军主力在郭城驿、靖远、打拉池之间占领阵地，钳制敌人毛炳文、王均两军保障我突击集团的右翼安全；红二方面军主力转移到海原以北和西北地域，保障红军突击集团左翼安全。

    红三十军一部靖远吴家川之战

    兵贵神速，势如破竹。渡河红军2.18万人，最初的意图就是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战役枢纽地段，先行打开北进宁夏的通道并堵住兰州方向的来敌，接着再乘胜攻取中卫和定远营，从而策应红一方面军及后续部队西渡。为此，渡河部队的部署为：以三十军为前锋，在站稳了虎豹口、北湾等沿河一线后，继续猛打猛进，抢占一条山、五佛寺地区；继之，以随之跟进的九军攻占锁罕堡、打拉牌等地，屏障三十军，遏阻西南方向的援敌；五军相机殿后，一则驻守三角城渡口看守船只，以待后续部队西渡黄河，同时也作为警戒兰州方向来敌的机动部队。就此展开后，27日夜，三十军一部在靖远吴家川一举对从河防前线败退下来的敌韩起禄①旅、马禄②旅、马福仓团残部及赶来增援的马长青团发起攻击。当时，真是步枪、机枪、手榴弹同时开火，经一阵穷追猛打，敌各部均抱头鼠窜，或逃向景泰方向，或缴械投降。此战共俘敌200多人，缴获步枪800多枝，机枪10多挺，战马70多匹。

    与此同时，其余部队按部署全线快速推进。

    ①韩起禄（1902-1951）青海循化人，撒拉族，时任骑五师骑兵第二旅旅长。1949年9月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后于1951年参与叛乱被镇压。
    ②马禄（1895－1946）青海循化人，回族，时任马步青骑五师骑兵第一旅旅长，长期驻防在甘肃永登一带。虽在整个河西“兜剿”红西路军的战事中几乎无役不与，但由于一度与红军谈判，并得到过红军宽大，故后来在对待红西路军被俘人员的态度上还与马家军其他人员有所不同，如放行红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等。抗战爆发后，曾以暂编骑兵第一师第二旅旅长之职率部出征，先后在兰封、商丘等地与日军激战。1939年调防陕西后，能与八路军和平相处。1940年还获赠过由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抗日英雄”锦旗一面。

    红三十军八十九师景泰尾泉之战

    尾泉地处吴家川通景泰之大道要冲，也是马步青骑五师整个河防部署上下连接的枢纽。借助这里的两大堡寨和相对坚固的防御工事，溃逃于此的韩起禄、马禄及驻防于此的马进昌团约定：由韩起禄旅残部置尾泉西北五公里处的脑泉，由马禄旅残部和马进昌团处尾泉，妄图以其坚固的工事和相互间的策应支援来阻止红军的北进。28日22时，推进到这里的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开始向守敌发起攻击。仗一打响，战士们就让龟缩在工事里的敌人饱尝了手榴弹的滋味，加上夜幕掩护，前沿阵地很快地被我逐一占领，而那些被炸得四散狂奔的战马，更增加了守敌的惊恐，敌不得不开始全线逃窜。

    逃窜，逃窜，甚至就连地处脑泉的韩起禄也在所谓的增援中加入了逃窜的队伍。

    说来，还多亏是骑兵，逃起来就是快些。一溜烟的功夫，马禄逃到了锁罕堡，韩起禄逃到了锁罕堡西南约十公里的一个山坳中，马进昌则逃到了一条山。

    此战毙敌90余人，俘敌数十人。

    红四方面军总部进驻景泰赵家水

    在渡河部队英勇顽强的推进打击之下，溃败下来的敌河防部队只能以等待援兵的架势龟缩在景泰县城、锁罕堡等一些兵力相对集中且又有地形掩护的地方，确切说是一些红军攻势还没来得及达到的地方，作继续顽抗。而随着战事的推进，到30日、31日，红三十军、九军已基本占领了景泰一条山一线的大部分村寨。随后，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进驻赵家水、红三十军军部进驻双龙寺、红九军军部进驻福禄水阎家堡子。一场向纵深发展的战事，即攻打景泰城、出兵锁罕堡、进击五佛寺、抢占打拉牌，全面拉开。

    按道理，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线路和这样的排兵布阵架势，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绝无问题的，并且其一击必中的效果和摧枯拉朽的威力也是十分强大和震憾的。但也应该看到，与此同时，专属河西地区的以及与马家军作战的各种新情况也开始相继显现。第一，我们的渡河部队再怎么迅猛推进，此时遇到的抵抗也全是敌人那种“一字河防”式的抵抗，与之相应，取得的胜利也只能是击溃和击垮了敌人河防部队的胜利。至于全力消灭其有生力量，显然暂时还无法达成。第二，我们是步兵敌人是骑兵，我们再怎么迅猛推进，敌人都有抽身撤退的余地，不像步兵与步兵的作战，只要你推进的动作特别迅猛，他就无处逃遁。

    当然，这还远非问题的全部，但即使是这样两个最为显见的问题，也使接下来的战斗很快与以往有了区别，甚至是很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