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红西路军进占永昌、山丹，并在东起凉州西四十里堡西至甘州附近的300余里狭窄地段上一字摆开之时，也即在徐向前一心想着“趁天气还不太冷，河西走廊敌人兵力空虚，一鼓作气插过去”①打通国际路线的时间点上，由于受新疆路途遥远以及苏联援助的具体情况和盛世才②是否配合或能配合到什么程度并不明朗等一系列问题的制约和影响，更加之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蒋介石对河东红军实施的重兵“围剿”， 在继9月下旬的静（宁）会（宁）战役、10月下旬的海（原）打（拉池）战役相继流产后，中央又下决心要在11月份发动一场在豫旺堡、山城堡一带 “击退南敌”的战役。要知道，这可是河东红军在甘北的最后一块回旋之地了。战役之重要，客观上需要红西路军的全力策应（在布局上让红西路军尽量别离河东太远，从而对河东敌人形成一种牵制，使之无法也不敢腾出手来单一目标地对付河东红军）。也正是这多重因素的影响，在红西路军急需快速西进的情况下，中央对之提出了策应河东红军行动的任务，即“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③的作战方针。于是，为了配合河东红军打碎蒋介石反共灭共“最后五分钟”的迷梦，红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硬是在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的情况下，以坚决顾全大局、服从命令的精神，驻足永昌、山丹一线，并在此与马步芳、马步青近十万大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杀。

    本来，对于也承担着策应河东红军“击退南敌”任务的红西路军来讲，即便此时有些被动和失利，也是可以理解的，并也完全是可以在此后的某个时段进行补救和调整的，但众所周知，就在这极其关键的时刻，“西安事变”爆发了……

    今天来看，“西安事变”的爆发以及和平解决，虽然意味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和河东战事的彻底结束，但对红西路军来讲，影响却是致命的。换句话说，也正是西安事变，让红西路军从此失去了选择一切行动方向的权利。此后，无论是东返、西进，还是建立永(昌)、山(丹)根据地和临（泽）高（台）根据地等，一切都与之息息相关。

    总之，各方面的反差就是如此之大，失败的种子深埋在这里。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2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②盛世才（1895—1970），奉天开原（今辽宁开原北）人。时任新疆临时边防督办，曾在新疆实行亲苏政策。1942年后转投国民党，历任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国民政府农林部长。在新疆推行反苏反共政策，杀害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和进步人士杜重远等。1949年去台湾。
    ③1936年11月18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致徐向前、陈昌浩电。郝成铭、朱永光、麻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25—42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河东红军需要西路军策应

    正如前面提到的，正当我们捏成拳头打通国际路线之际，蒋介石也开始抽重兵要彻底解决中共问题，一场空前的生死较量再度拉开历史帷幕。1936年10月22日，几乎就在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的同时，蒋介石也亲自赶到西安督战，加紧部署对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进剿。蒋在西安对记者发表谈话，宣称“政府坚决贯彻戡乱方针”。同时，还组成由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的“西北剿总”，企图乘着红军从会宁及其东西地区北移时，一举灭之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①

    无疑，这就是红西路军从河西方向打通国际路线的历史背景，这就是中央要求红西路军暂驻河西执行创建河西根据地和策应河东红军的任务的历史背景。时代的残酷性和时机的严峻性均让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无法做出其他决择。何况，就在这前后，我们知道，伴着蒋介石这一紧锣密鼓的进剿计划，我们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我们的海（原）打（拉池）战役计划也没能取得预想的结果。怎么办呢？如果一一翻开有关记载这段历史的书籍，如果详细地查阅当时反映这种较量的历史文献，不难发现，总的形势就是这样间不容发、难于二择。在《陈伯钧日记》中，从1936年10月25日开始到11月22日这段时间，出现最多的字样就是行军。如：

    “十月二十五日：晨霜，晴。行军……”
    “十月二十六日：晨霜，继晴。驻军休息……”
    “十月二十七日：晨霜，继晴。行军……”
    “十月二十八日：晨霜，晴。行军……”
    “十月二十九日：晨霜，晴。行军作战……”
    “十月三十日：晨霜，晴。行军……”
    “十月三十一日：晨霜，晴。行军……”

    而此后，几乎整个11月份，也仍然是这样，最多的还是“行军、行军、行军”②。

    你想想，这么多的行军，敌人该是如何近迫，军情该又是如何紧急啊！眼看着红军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我们又怎么可能再容忍敌人在我们自己的根据地里就这样无休无止地把我们给逼得无处容身呢？

    于是，大战临近了。

    而局部当然要服从和服务于全局了，为了能在战前充分的迷惑和调动敌人，中央也就多多少少把目光同时投射在了身处河西的红西路军身上……

    ①具体部署：以胡宗南第一军的四个师、毛炳文第三十七军的两个师、王均第三军的两个师和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共九个师组成“追剿”集团，从秦安、天水、武山一线向北推进；以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部、骑兵共九个师组成右翼集团，由隆德、固原地区北进；并令马鸿逵、马步青等部沿兰州至银川段黄河进行防堵。10月23日，敌第三十七军攻占会宁，继续向靖远方向进攻；敌第三军和第二十五军攻占通渭，经会宁向郭城驿、靖远方向进攻；敌第一军进占静宁、界石铺，向打拉池、海原方向推进。
    ②陈伯钧著《陈伯钧日记•文选》（上），第293—294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中央要求红西路军留驻永昌、山丹

    各种条件都不容许红西路军尽快西进。因为，一方面，蒋介石集重兵妄图就在这个时期“最后五分钟”地解决中共问题，所以河东红军的压力空前加大，要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这一重兵“围剿”，中国共产党人也只能把河东红军和河西红军统盘布局，并考虑怎么尽可能的通过河西红军来调动河东敌军的西向，以为河东红军伺机歼敌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还由于张学良在得知《作战新计划》的内容后曾央求中共放弃执行，并通过潘汉年之口转告中央说：

    “从各方面看，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联军可成矣” 。①

    为此，从牵制敌军西向、减缓河东红军压力和最终建立三位一体的西北国防政府的大局出发，中央在11月18日的这一天向全体河东红军发布了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决战动员令》称：

    “从明日起，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各首长务须以最坚决的决心、最负责的忠实与最吃苦耐劳的意志去执行，而且要谆谆告诉下级首长转告于全体指战员，每人都照着你们的决心、忠忱与意志，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克服任何的困难，并准备连续的战斗。因为，当前的这一个战争，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而敌人的弱点、我们的优点，又都是很多的。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敌人的）这一次进攻，开展新的局面，以作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苏区的第一个赠献给胜利的全苏区的人民的礼物。红军胜利万岁！苏维埃胜利万岁！抗日民族战争万岁！”②

    同时，电告西路军：

    “十七日电悉，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肃州（今酒泉）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③

    接着，19日、20日，更是连电徐向前、陈昌浩，要求：

    “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的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④

“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⑤

一句话，各种主客观条件就是如此，西路军的任务只能是先配合河东红军全力进行“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

    ①1936年11月31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彭德怀、任弼时电。杨奎松著《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292—29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此虽尽可看作是此后西安事变的起因，但若从次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联名致彭德怀、任弼时的另一份电文看，中共领导人对之的解读则似基本完全放在河东具体的战事进行和绥远方面战事的变化上，即：“(甲)李毅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止，但又谓无法长停，似蒋尚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仍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乙)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李毅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立足这样的分析和对大局的总体认识，也就顺理成章的必然有了接下来的部署和铺排。
    ②1936年11月18日，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张国焘致一、二、四方面军各兵团首长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24—425页。
    ③1936年11月18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25—426页。
    ④1936年11月19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31页。
    ⑤1936年11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33页。

    在红西路军的全力策应下，河东红军取得山城堡战役大捷

    正是由于红西路军留驻永昌、山丹，也即在红西路军的有力策应下，历史终于写下了重重的一笔。11月14日至16日，根据胡宗南部孤军深入向豫旺县进攻的情况，中革军委接连下达指示：

    “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为我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①”

    因此，我军主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迅速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第一仗。”②

    中革军委还要求：

    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之命令，军委及红军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

    11月16日，红军各部开始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11月20日，毛泽东还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进一步致电彭德怀说：

    胡宗南系的丁德隆第七十八师，“有经山城堡、青岗峡向定边之可能”。“打时以首先消灭其一个师取得确定胜利后，再打第二仗为原则。”③

    果然，11月20日，丁德隆的第七十八师进占山城堡等地。21日，彭德怀、周恩来指挥设伏的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突然向从山城堡东出的丁德隆师发起攻击，将敌大部压迫在山谷中，经一天激战，全歼该师一个旅又两个整团，取得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同时，红二十八军也击溃了向盐池、定边方向进攻的敌左路军第一师之第一旅，迫使余部仓惶西撤。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对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和减缓河东红军的压力起了积极作用。

    ①1936年11月15日，中央军委致朱德、张闻天、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关于由彭德怀同志统一指挥各兵团打破进攻之敌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14页。
    ②1936年11月15日，中央军委致朱德、张闻天、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关于在豫旺、山城堡地区消灭敌北路纵队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15页。
    ③1936年11月20日，毛泽东致彭德怀关于胡宗南部的行动及我军部署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34页。

    武威西四十里堡之战

    为配合河东红军打好山城堡之仗，红西路军停止西进，并首先在凉州(今武威)西四十里堡开始了艰苦搏杀。

    凉州西四十里堡，是一个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方形堡寨群，从东南到西北依次由高家磨、沈家庄、南魏家庄、北魏家庄、历家寨等几个堡寨组成，也是凉州通永昌、张掖的要道。敌之进攻首先从这里开始。11月22日，敌人以5个团的优势兵力发起进攻。战斗一开始就非常激烈，马元海命令骑五师马如林团和一百师刘呈德团打头阵，正面进攻红八十八师二六三团阵地高家磨，其他部队侧翼围攻另外几个村庄的堡寨。战斗打响后，整个四十里堡尘土飞扬，数不清的马家军骑兵步兵从四面八方扑来。仗着有重火器掩护，冲在前面的敌人一个个挥舞着大刀狂呼乱叫朝前扑，打下去一拨又上来一拨。每当冲上来的敌人接近堡寨围墙时，据守堡寨的红军战士便一起开火，打得敌人再次退下阵去。激战就这样一直持续。午后，敌人又组织了一拨拨敢死队，在机枪封住后路的情况下，一度有上千人冲进了围子。危机时刻，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一声怒吼，亲率交通队①冲入敌群，经拼力砍杀，并在二六五团的有效出击下，才将敌人一举击溃。是夜，红军又组织人员悄悄向临近的敌驻地戚家寨院摸去，并取得夜袭胜利。战斗就这样进行了整整三天。特别是后两天，“子弹、炸弹耗尽，都用大刀拼杀”②，战事进行得更加艰苦。24日，由于敌人大量增兵，战至晚11时左右，红三十军借着夜色掩护，放弃了四十里铺的这几个堡寨阵地，悄然向永昌方向靠拢。此战，共毙伤敌2400余人，其中仅大刀砍死者就多达700余人，另缴获敌两辆卡车并所载物资，战马百余匹；自身伤亡500余人③，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一个连全部拼光，三十军政治部常务书记蔡仁年④及营连干部10多人牺牲。

    另，关于四十里铺战斗三十军牺牲人数现有两组统计数字，一为500人，一为2000人。大多资料记载为前者，即“500余人”，但在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1936年11月25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也出现过另一组数字，即：

    “三十军前进四十里铺，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的三次战斗，共伤亡约两千” ⑤。

    据笔者分析，这两组数字似应以“约两千”说更为准确。因为，“500人”说虽也是徐、陈给中央电报中的数字，但这毕竟是24日的一份电报，且具体的发报时间不详，因此很难说是一天还是三天的统计数字。何况，大战当天，就是再怎么进行统计也该有点时间差吧，怎么可能一下子就那么的准确和到位呢？再则，从常理上推敲，如果三天血战自身伤亡500余人、歼灭敌人2400余人，那就已经是真正的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了。
而这，不也正是中央反复电示的：

    “你们作战方法应改变一下，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 ⑥

    “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 ⑦

    “不打则已，打则必包围消灭一部”。 ⑧

    “全军集结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 ⑨

    显然，红三十军是绝不会以这样一个敌我双方的损失对比还主动撤离武威西四十里堡的。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徐向前、陈昌浩24日给中央的电报中也可分析得清清楚楚，即：

    （甲）马敌现伤亡已约五千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迅速补充，人马、子弹均有。凉州即能抽壮丁三万。因此仍能继续与我拼战。
    （乙）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处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即又集兵猛攻另一点。敌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即无生还。
    （丙）这一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木、房屋，尽有堡垒，不便迂回抄击。
    （丁）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兵力，枪弹少，难阻敌攻。激战终日，部队即可耗尽子弹炸药。矛刀、刺刀极少，又难补充，弹尽致陷，损失更多……”。⑩

    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计，四十里堡战斗红三十军牺牲人数都似应以“约两千”说更为准确，也更能把地形、地势、各种作战条件、作战环境以及红西路军的处境等诸因素充分地揭示出来。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和出于对这种现实的考量，徐向前准确地进行了上述分析，并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这些情况逐一上报中央。

    ①所谓“交通队”，似为红四方面军独有的并且类似警卫排、警卫连的建制。一般说来，均是由青一色的身手最敏捷、做战最勇敢的毛头小伙子组成，且装备也好于普通连队（人均一支短枪、一支长枪、一把大刀），正因其主要作用和目的就是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冲锋陷阵，故名。
    ②《徐向前传》编写组著《徐向前传》，第16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
    ③1936年11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致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49页。
    ④蔡仁年（1909—1936）湖北红安县人。时任三十军政治部常务书记。曾任红三十军政治部党务委员会书记、组织部副部长。
    ⑤1936年11月25日，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50页。
    ⑥1936年11月23日，张闻天、毛泽东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47页。
    ⑦1936年11月26日，毛泽东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52页。
    ⑧1936年11月28日，毛泽东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56页。
    ⑨1937年1月5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及军政委员会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23页。
    ⑩1936年11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致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48页。

    关于先西进还是先创建根据地，徐、陈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

    正因为有着上述理由，究竟是停下来不走，还是抓紧时间继续西进，总指挥徐向前和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曾有过不同的考量，并因此也发生过激烈争论。关于这一点，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这时，中央军委来电，要我们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陈昌浩满有把握，劲头十足，要建立永凉根据地。我呢？不以为然，对中央要我们停止西进的意图，百思不得其解。我对陈昌浩说：现在可得好好估计估计形势哩！九军被搞了这一家伙，马家军整天进攻我们，毛炳文部又要西进，形势和过去大不相同，弄得不好，我们还得吃亏。陈昌浩却漫不经心地说：现在是形势大好，马家军被我们基本击溃，有什么可顾虑的?!我听了这话，真是火冒三丈。我说：什么叫‘基本击溃’？基本击溃敌人有个标志，就是我们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现在恰恰相反，敌人在进攻，我们在防御；敌人是优势，我们是劣势；敌人有后方，有补给，我们没有。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徐向前还写道：“和陈昌浩共事几年，我从来没有与他面红耳赤地争吵过。这次破了例，吵得很凶。他强调形势大好，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我强调形势困难，在这里被动挨打，无法周旋，要吃大亏。我俩住在间民房里，围着炭火盆，边烤火，边争论，谁也说不服谁。天气很冷，门窗都是破的，寒风嗖嗖地往屋里灌。我的脚尖烤得暖和，脚后跟却冻得生痛。大西北的冬天。就是这般滋味。”“争来争去，陈昌浩固执己见，拿‘尚方宝剑’压人。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我拿他没办法。就说：你说能建立根据地就建立吧，给部队作动员，我可以照你的口径去讲，但保留自己的意见。陈昌浩认为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事后曾找军政委员会的成员做工作，准备召开会议，向我‘开展斗争’。因曾传六他们反对，只好作罢。”①

    从这段记载不难看出，真正的潜台词在于陈昌浩的思想包袱②过重。否则，怎么可能不顾事实并一点都听不进徐向前这个军事主官的意见呢？

    而这，才是西路军此后不断出问题的又一原因所在。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25—526页。
    ②做为红四方面军政委，1935年6月至9月，陈昌浩曾经在张国焘和党中央具体的南下北上之争中，把政治天平倒向过张国焘一边，从而犯了极严重的率部南下的政治错误。因此，在这一时期，一直有很重的思想包袱。

    红西路军决定创建永凉根据地并发布《告指战员书》

    根据中央和红军总部的指示精神，为策应河东红军的行动，红西路军开始将创建根据地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由此于11月22日向全军发布了《告指战员书》。次日，红西路军又以电报的形式向中央报告了这份《告指战员书》的主要内容。电文说：

    “第一段：说明在西北创造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光荣历史责任，首先落在我西路军全体指战员的肩上，指明日本进攻绥东战争，是大举进攻全国的开始。中国人民处在抗日图存、屈服即死亡的紧急关头。号召全体指战员以实际回答全国以及全世界的希望，为完成上述光荣的历史任务而艰苦斗争。第二段：指出巩固抗日根据地胜利的条件：（一）甘北物产丰富，人烟密，足够我军目前需用。（二）群众痛恨封建的、民族的压迫剥削，感觉日寇进攻西北的切身利害，斗争易发动。（三）敌人力量弱，我军士气旺。二马已受我的基本打击；尾追的毛炳文①，因生活不惯，物质困难，受日本强盗进攻西北与我党的统一战线的影响，军心动摇，生长着抗日和回家的情绪。毛、马间存有许多冲突。（四）围绕我们的抗日力量，有雄厚无比的苏联、外蒙共和国，我们背靠新疆，接通苏联，均能给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国际的援助。②（五）苏联社会主义最后的永久的胜利，世界人民战线的新发展，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军队，将在日寇的急进中，更有组织的起来参加抗日战争。第三段：号召全体同志认真地积极地加紧创造、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实际工作，坚决战胜敌人，正确运用统一战线。全体指战员要学会做群众工作，自觉遵守纪律，巩固扩大部队，大大提倡国际教育，努力战术的学习，发展正确的自我批评，及时纠正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发扬固有的艰苦奋斗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体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在党与军委意志的周围奋勇前进，大胆工作。胜利定属我们。”③

    总之，在确立了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后，红西路军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在东起凉州西四十里堡、西至甘州附近近三百里的狭窄地段一线摆开，为创建永昌、山丹根据地而继续进行苦苦拼杀。

    ①尾追者时为胡宗南部杨德亮旅，非毛炳文部。
    ②事实上，随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只能给予国民政府并由其分配。
    ③1936年11月2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各军首长并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及萧克、周纯全、陈再道、王宏坤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446—447 页。

    马步芳、马步青做出“三路围攻”红西路军的作战计划

    按说，作为地方军阀的马步芳、马步青之间矛盾重重，一个认为自己是兄长，想总揽指挥权；一个认为自己集青海军政大权于一身，又是第二防区兼第五纵队司令官，其他人理应统受节制。二人之间很难协调。但由于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最担心别人抢其地盘，所以，一看到红军驻扎下来不走，又看到胡宗南部杨德亮旅①向古浪开来，便急急地在武威新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达成一致，即对其所部九万余众的指挥和兵力分配做了如下部署：由马元海为马家军步骑总指挥，指挥全军并直辖中路军。中路军以第一〇〇师骑兵马步銮团、二九八旅刘呈德团、骑五师韩起禄两个团、步兵旅祁明山两个团为主力，任务是“紧随红军，进行攻击”。任命马彪为骑兵总指挥，统领左路。左路军以骑兵马元祥团、马秉承团、骑五师王禄旅两个团为主力，任务是由凉州到张掖公路左侧“阻击红军先头部队”。任马朴为骑兵副指挥，统领右路。右路军以海南警备旅的马占成团、马宗林团、地方五县骑兵民团陈嘉禾团、韩进禄团组成，任务是在公路右侧向“永昌、山丹前进的红军绕道袭击”。

    而与这种部署配套，“二马”还向所有部属下达死令，要求各部不惜一切投入到与红西路军的厮杀之中。据敌第一〇〇师二九八旅五九六团团长刘呈德回忆，刚刚部署停当，马元海就加紧督促各路攻击，他记得曾接到过传令兵带给他的口信，说：

    “刘团长，总指挥命令你今天要奋力当先，勇敢杀敌，只准前进，不准后退，倘再溃败，先把团长的头提到总指挥部来。”②

    可见，正是发疯般的要夺回永昌、山丹，一时间，上上下下的敌人都急了、开始拼了……

    ①胡宗南部杨德亮旅开抵古浪，使“二马”非常惊恐，他们一面借口杨旅是步兵，不如骑兵善战，一面加大对红西路军的进攻。妄图以此，尽量不让杨旅染指河西战事，从而使其没有占据其地盘的任何理由。不久，杨德亮旅被调回兰州。
    ②刘呈德（1903—1974）青海化隆人，字峻山。时任马步芳第一百师（师长马步芳）第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第596团团长。后于1949年9月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曾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青海省政协常委。1966年10月因“反革命罪”入狱，1974年病死狱中。1979年6月获青海高级人民法院平反。此段文字摘自刘呈德《我在河西堵击红军的经历和见闻》一文。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578 页。

    永昌七坝、八坝战斗

    这是全面铺开的进攻。仗着自身兵力强盛、兵源充足、供给保障、机动性强等多种优势，自武威新城军事会议之后，马步芳、马步青便兵分三路对红西路军各阵地展开了全面进攻。

    先看中路。1936年11月25日，敌马元海亲率祁明山旅、韩起功旅、马禄旅及刘呈德团、马步銮团和青海部分民团，配合飞机、迫击炮、山炮，向八坝、七坝的红三十军防地发起猛烈进攻。红八十八师在此与敌激战两天一夜，弹药消耗殆尽，前沿阵地的程家南庄、王家庄、陈家庄等多处庄院遭敌机轰炸和炮火袭击。红军凭借堡寨奋力据守，以肉搏拼杀将敌击溃。敌遗尸800余具，红军伤亡100余人。战斗之惨烈令人瞠目。对此，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写道：

    “三十军在四十里铺战斗后撤至八坝，又遭敌两个旅的进攻，敌先用山炮、迫击炮猛轰我阵地，将围寨、房舍摧毁，而后以骑兵发起猛烈冲锋。激战两天，我阵地被敌杀进两层，弹药消耗殆尽，全凭大刀拼杀。最后利用夜间出击，将敌杀退，敌遗尸八百余具。”①

    再说马彪统领的敌之左路。也就是1936年11月25日当天，他们绕过红三十军各阵地，直往后插，在永昌县西北水泉子附近向红五军和西路军总供给部一部发起攻击。面对敌疯狂的骑兵攻击，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中，红军始终坚守阵地，将其一一击退。此战，毙伤敌500余人，自己也伤亡数十人，五军参谋长李屏仁②负伤。

    而马朴指挥的敌右路，也在此时全面出动，从公路右侧向我零星阵地频频袭击。至此，从永昌到山丹的红西路军阵地几乎无一例外地笼罩在了战火之中。

    这真是一场场非常关键的战斗。正是通过这些战斗，把红西路军各方面的不利都逐一地表现了出来。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 529—530 页。
    ②李屏仁（1908—1937）江西武宁县人。时任红五军第十三师三十七团团长、红五军参谋长。1936年11月，在永昌战斗中负重伤。1937年3月，退入祁连山后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