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军委电令西路军在现地区加紧休整

    风云起，涛声急，中国革命的航船由此驶向哪里？就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中共中央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肯定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推动抗日的，并于之后决定：采取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中共中央暂时不发表宣言；同时，由中革军委将蒋被扣一事随即通知各军团，令各军团加紧准备，待命行动。同日夜，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快速调集到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西北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鄜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红军决不进占寸土。另告，拟派周恩来等去西安协商大计。15日，更是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人的名义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呼吁南京政府“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建议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士，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①

    随着这样一种部署和思路，中央在电告红西路军西安事变的详情后，于12月15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后的第三天，先是以中央军委主席团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称：

    “关于情况和我们方针已详另电，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并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②

    接着，又于18日，再次以中央军委主席团名义，电告徐向前、陈昌浩，说：

    “甲、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乙、试与诸马谈判下列问题：永昌以西之马军准其安全东退，永昌以东之马军不向永昌以西进攻。红军以不向永昌以东进攻。丙、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③

    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虽然红西路军此时处境非常艰难，虽然西安事变的爆发也让惊惶失措的马步芳、马步青有那么两天停止了对红西路军的进攻。但此时的西路军毕竟也因数十天的血战不止、减员7000而战斗力大不如前，只能从“准备接通兰州”、“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以及“任务应基本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等诸多任务项中选取一项来执行。当然，如果真是具备了能够“争取凉州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的行动前提，并做到“永昌以西之马军准其安全东退，永昌以东之马军不向永昌以西进攻。红军不向永昌以东进攻”，也许数项任务可以同时完成。但当其时也，一切显然极难预期。

    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央给红西路军以这样的任务指示也是很有道理和完全正确的。因为，就在西安事变的当天，何应钦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及中央政治委员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孔祥熙任行政院代院长；何应钦以军政部长名义负责指挥调动军队，武力‘讨伐’张、杨；褫夺张学良所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这就是说，何应钦要以讨伐张、杨之理由发动大规模的内战了。而接下来，13日，第十七路军（西北军）师长冯钦哉叛杨，国民党中央军占领潼关，内战真是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与之相应，为了应变，张学良、杨虎城计划举行西安会战，并为此提议河东红军出击胡宗南，同时为巩固西安侧后方安全，张学良、杨虎城还希望红西路军能东出靖远，在牵制马步芳、马步青和毛炳文部的同时，协助河东各军侧击胡敌。

    总之，情势之危急也真的让人别无选择。何况，再从统一战线的角度讲，既然和南京方面及蒋介石的交涉都能以“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为前提，那么，与马步芳、马步青的交涉也当然可以进行这样的预想了。真是应了那句古话，时则势也，势则时也。凡事，谁能说不是事后分析起来要稍稍简单些呢！一味假设，并在假设前提下进行苛责，何益之有？

    ①1936年12月15日，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电。《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319-320页。转引自杨奎松《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33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②1936年12月15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80页。
    ③1936年12月18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86页。

    马步芳与《剿匪概述》

    河东局势瞬息万变战云密布，统战前景扑朔迷离，那么河西情况如何呢？下面让我们就从《剿匪概述》这本书的有关记述再来看看西安事变后红西路军的真实处境吧。

    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二军《剿匪概述》是马步芳组织所部陈显荣①编撰的一本记述马家军在河西与红西路军作战情况的小册子，尽管这本书是敌人为了向蒋介石请功和宣传其所谓的尚武精神，其中颇有些杜撰和虚拟成份，但作为敌方资料，毕竟也是我们了解红西路军的一个重要参考②。

    先看马步芳其人。马步芳，河州人，祖父马海晏早年曾参与回民反清的武装斗争，1872年率部投降左宗棠，1894年以一个旗指挥官的身份随董福祥率军入京，并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北京逃往西安途中充当随驾扈从。后，马海晏在前往西安途中死去，其子马麒接统旧部，并一度驻军循化、河州一带。1911年率部前往西宁，开始在西宁一带发展，并很快成为这一地区军事和行政事务中最有权势的人物。1926年至1930年期间，虽受冯玉祥部入甘的冲击，但夹缝中生存，还是躲过了一劫又一劫。不久，倒向蒋介石，并在1930年的蒋、冯、阎大战后，颇为侥幸地获得了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一职，直到1931年9月去世。正是乃父的政治军事势力及其庇护，马步芳1922年投入军界，并很快于1930年当上了国民政府西北镇守使顾祝同属下的旅长和暂编第一师师长，1931年当上了暂编第九师师长，此后不久又成了暂编第二军（后称新二军）军长，成功成为整个青海超越乃父当年的权势人物。

    当然，介绍到此也只能是大概，尽管要从这样的角度让人了解马步芳军事集团的特点和马步芳这个地方军阀的特点还颇为差强人意。但在此基础上需指出的是，这个马步芳还真是颇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地方军阀的特点。我们知道，地方军阀的产生是民国初期乃至整个国民政府时期的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就像历史上所有朝代的过渡期一样，权力交替时期就是乱象纷呈时期。一样，在国民党统治的整个时期，允许军阀完整无损地带领他们的军队进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几乎成为一种惯例和定势。作为一种政治统治的策略和手段，这样做尽管可以避免暂时的打仗流血，看似也不危及终极统治，但实际上却在孕育和造就着一个个的独立王国，并最终埋下国民党政权失去民心和走向灭亡的种子。特别是马步芳，由于地处偏远，更让蒋介石鞭长莫及。与之相应，他那独霸一方要当“西北王”的梦想便时时发酵、日日膨涨。而与广东的陈济棠③、广西的白崇禧④、贵州的王家烈⑤、山西的阎锡山⑥、云南的龙云⑦、四川的刘湘⑧、西康的刘文辉⑨们不同，⑩为了充分利用自身地域偏远的优势，马步芳一面努力以坚决的反共来搏取蒋介石的信任和欢心，另一面，也以此在夹缝里努力为自己换取一个尽量不受触及并能够的的确确当上“西北王”的政治军事环境。所以，在与红西路军的这场军事较量中，他不仅不惜一切、非常坚决，同时也坚决不管不顾西安事变后连国民党中央军都不得不停止剿共的那样一种局势，特别是当他了解到红西路军要在自己的地盘上扎下根来的时候，简直就疯了一般的要拼个你死我活。那么，这种疯拼到底有没有底气呢？并究竟依靠什么呢？说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其早年就执行的一种征兵制度——马步芳把其治下凡18至50岁的男性全部都纳入了他的征兵范围，并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据美国学者默利尔•亨斯博格在《马步芳在青海》一书中记述，作者1972年到台北市采访马呈祥并谈及这个问题时，马呈祥曾说，马步芳最著名的一个口头禅就是“让青海的每个人都成为兵士” ⑿。另据资料记载，就是因为有这个基础，在河西的具体作战中，不管仗如何去打，以及情况如何紧急，从永昌开始，马元海就很少把部队整团、整旅使用，而是每每留足后备，从军官到士兵，基本架构一应俱全。目的就是为了万一损失了，也不管损失多大，都可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将部队按原编制和原人数给补足凑齐。⑿这真是可怕呀！这说明什么？说明敌人的兵源充足，甚至能充足到了几乎需要多少就补多少的程度。这对兵力有限且有耗无补的红西路军来说，的确是致命的。也就是说，你很难把具有这样特点的敌人给彻底打垮。二是利用伊斯兰教教义并以“保种护教”为号召。这就更具欺骗性蒙蔽性了，危害显而易见。

    正因为马步芳及马步芳军队具有上述特点，所以，永昌、山丹一线就几乎成了西安事变后全中国唯一仍在打内仗的地方，而且休战和沉寂的时间非常短暂。据《剿匪概述》记载：

    “十二月十二日……本部一面日夜加紧剿灭残匪速度，一面迭向中央请缨声讨张、杨……”。

    “十二月十四日，永昌十里铺之役。河西战事侧重于永昌十里铺，我军马元海指挥各部队向十里铺伪九军盘踞之堡攻击，先用大炮向匪阵地猛力压迫，已将堡内外院占领，正向里院进攻之际，忽逢匪援二千之众扑到我伏兵线内，我军猛起，即与之肉搏夜战，并诱匪出村外，采取大包围形势……”。

    “十八日，我马步銮团令第四营、第二营暨刘呈德一营与匪相近咫尺，分占两堡，其余部队距匪尚远。马指挥元海于是日晚间密令远处部队乘黑夜之际衔枚疾走，潜进我驻军之两堡内。次早，我军在此堡内各留一百余人，其余均由堡内退出佯作全部移动模样，匪见我军他往，遂派侦探二人在堡之周围观察甚详，见堡门大开，我军士兵化作民众模样在城头上诈云，军队已去远，你们再不要怕了。匪侦探信以为真，至正午时，来匪两连，欲占据此堡，我军俟其接近，即开枪射击……”。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军占领永昌城外北海子……”。
    “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在北海子附近水磨内夺获足供我前防部队埂日给养之麦面……”。
    “十二月二十四日，匪被我攻击，狼狈不堪……”。
    “十二月二十六日，永昌城西南匪据各堡，匪均自行焚毁，匪全部撤退城中，我军即将永昌城四面包围。”
    “二十六日夜间，永昌城西南匪据各堡被匪焚毁，于是，匪尽撤退城中，我军即在所焚毁堡内设法搭架驻扎。是时，永昌城四面堡内均为我军占领，将窜进城中之匪取大包围势，我军即预备云梯四十架，相机总攻。”⒀

    可见，就是马步芳以及马步芳不同于其它地方军阀的特点，使红西路军的处境并未因西安事变的爆发而改变。相反，具体危机真是时时升级且日见加剧。

    ①陈显荣，时在青海马步芳手下供职。所编《剿匪概述》分上、中、下三编，起自1935年7月，终至1937年6月。
    ②《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476—511页。
    ③陈济棠（1890—1954）广西防城人，粤系军阀代表，中国国民党一级上将，曾长时间主政广东，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有“南天王”之称。红军长征时期，曾与红军相约，只要不占其地盘，便可让红军借道突围。后因发动“两广事变”于1936年下野。1949年任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50年海南岛解放前夕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
    ④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广西临桂县人，回族，国民党桂系中心人物，地位仅次于李宗仁，与李宗仁合称“李白”。系陆军一级上将，有“小诸葛”之称。红军长征时期，不仅一度从湘江一侧的全州一带撤兵，留出一段约60公里的缺口让红军通过，而且还制定了“不斩首、不拦腰、只追尾”的追堵方针。并为此遭到蒋介石怒斥。在抗日战争时期，指挥过诸多著名战役。国共内战的最后阶段，在武汉与四野周旋，终不剩一兵一卒，退撤台湾。
    ⑤王家烈（1893—1966）贵州桐梓人，原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旧中国著名的地方军阀。因1935年春被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击溃，被蒋介石免去贵州省政府主席一职。说来有趣，唐德刚先生曾在他的《李宗仁回忆录》一书中对此做过十分精到的评价和颇为详尽的论述，他不仅写了李宗仁是如何像孩子一样忘情的拍着大腿连称蒋某人高明，而且还具体写了蒋介石是如何或“以剿共为借口，向商人筹得巨款”，或“对共产党养以自重，对党内异己设法锄除”的政治家手段。也就是以王家烈为例，唐德刚写道：“1934年底，共军入黔，贵阳吃紧……后共军乃舍贵阳……事毕，蒋先生即原机返宁，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亲赴机场送行。当飞机正发动时，蒋先生忽命王主席上机，告诉他说‘你随我到南京去！’王氏无奈，只得到机舱口吩咐了善后事宜，随蒋先生前往南京。不久，国民党中央便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所以共军西走，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一个贵州”。言外之意，蒋介石对长征红军的围追堵截，完全是个“一箭双雕”的把戏。之所以驱之赶之，目的就是要搂草打兔子借机解决一些过去没机会下手解决的地方势力（军阀）问题。当然，唐德刚的这种观点能否成立虽值得商榷，但仍属一种颇有深度的思考。
    ⑥阎锡山（1883—1960）山西五台人，字百川。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辛亥革命后，表面上为国民政府任命在山西的执政长官，但实际上却一直都是地地道道的地方军阀，并历任山西都督、省长等职。1927年5月起，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陕西省政府主席。1930年联合冯玉祥发动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后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曾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和推动下，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建立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进行抗日。1939年发动十二月事变，此后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抗战胜利后，积极参加反人民内战。1949年6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后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
    ⑦龙云（1884—1962）字志舟，彝族。1928年至1945年，共主政云南18年，被人称为“云南王”。新中国成立后，做为重要的统战对象，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
    ⑧刘湘（1888—1938）中华民国时期四川军阀。汉族，四川成都大邑县人，一级陆军上将。他是四川近代一世枭雄，在战事中勇猛，外号“巴壁虎”，又名“刘莽子”，1925年起盘踞四川，手握军政大权，与蒋介石虚与委蛇，生前始终保持四川的半独立状态。在担任四川省主席期间对四川的交通、工业、文化、教育比较重视，创建重庆大学并任校长。卢沟桥事变后，刘湘出川抗战，1938年因痼疾复发在汉口去世，逝前留有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⑨刘文辉（1895—1976）四川大邑人。保定军校第二期毕业。曾任川军刘湘部师长、成都卫戌总司令。后投向北洋军阀，帮办四川军务。1926年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西康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西康省党部主任、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等职。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12月在四川彭县（今彭州）起义。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林业部长、民革中央常委。
    ⑩这些军阀虽然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本质一样，但在一定条件下，也是极不愿和红军拼消耗的。这就是国共战争史上除了“二马”占据的河西走廊外之所以屡屡出现“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的原因所在。
    ⑾默利尔•亨斯博格（美国）著《马步芳在青海》第68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⑿刘呈德《我在河西堵击红军的经历和见闻》。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577页。
    ⒀陈显荣《剿匪概述》。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492-495页。

    西路军致电中央准备西进

    战事之激烈超乎想象，战事之频仍一如既往。而对此时红西路军来讲，尤为严峻的是，即使是一度僵持，敌人采取的方针也岂是一个“困”字了得。如12月20日，民乐县县长张铸荆就在给时为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兼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的于学忠电报说：

    “据报共匪仍盘据山丹，其伪军长为董振堂、程世才，政委为黄超，主任为杨克明、李天焕，率匪众踞城固守，我军现四面包围，隔绝粮道，导穿城河他流，断其饮水。刻正在积极计划攻城中。”①

    实际上，正是由于这种“围困”和“隔绝粮道”式的僵持，让红西路军不仅东返和西进均困难重重，而且也从此再不具备任何在原地待下去的条件了。于是，12月22日，徐向前、陈昌浩曾致电中央提出西进问题，电文称：

    “（一）马步芳（受）西安事变影响，急欲速战，故企图攻取永昌。因我粮紧迫（欲）西进，近便抽集兵力于凉州，应付时局。敌约两团，昨占永乐关（应为永安堡）附近堡子，另调马彪部由山丹开永昌。（二）西路军为按期完成任务，决逐渐西移。已令三十军四个团位永昌附近，两团位水磨关一带侦察，与九军均在水磨镇西南三十里之新城堡一带，再争取相当时间休整。拟于明年一月中，九（军）、三十军抢占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②

    也就是说，迫于情势，红西路军必须西移了，再加上中央15日电要求的“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并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③的任务，以及18日电强调的“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④的内容，经反复权衡，红西路军只能举大部“逐渐西移”，而东返方面则只好“近便抽集兵力于凉州，应付时局”⑤了。

    多么无奈啊！一部东返，敌兵重重，敌骑速速。大部西移，却时逢严寒，而且连远方物资什么时间能准备好，并在一个具体的什么地方交接都无从知晓。真是不统兵，又怎知统兵之艰之难啊！明知最关键的还是西安事变的局势演变，明知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此时的全部精力和重点都放在如何应变西安事变后的局势发展上，但徐向前还是就红西路军能否“逐渐西移”进行了请示，并也同时做好了服从大局的准备。

    接下来，当然是等待中央的具体指示了。

    ①民乐县长张铸荆致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438页。
    ②1936年12月2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93页。
    ③1936年12月15日，中央军委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80 页。
    ④1936年12月18日，中央军委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86 页。
    ⑤1936年12月2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93页。

    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准备东返给中央的电报和毛泽东给周恩来关于准备调西路军东返的电报

    由于此时的何应钦重兵进抵潼关，胡宗南、毛炳文部又企图进击天水、宝鸡，为举全力帮助张、杨这两个朋友并同时确保西安事变有一个和平前途，中共中央改变了红西路军的西移决定，准备适时下令让其东返。

    对此，徐向前曾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这样写道：

    “二十二日，来电征询我们的意见。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当即开会，讨论是否东进的问题。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东进和西进比较，前者的困难更大些。因为马家军的主力集中在东面，西路军东进，势必与敌决战。从山丹、永昌至兰州，近千里行程，沿途多堡，缺少补给，夜间气温达零下二十度以下。西路军彩病号又多，约两千名，不便就地安置，带上则更增大行军、作战的困难。据此，东进取胜的把握不大。且放弃河西走廊这一抗日后方基地，不论从策应西安会战上、打通苏联上、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上来说，都是不利的。陈昌浩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东进兰州附近，取得物资补充，向河东进击。我赞成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我军乘虚西进，把握大，损失小，最有利；东进，难免付出大的代价，能否突破马敌的重兵防堵，还是个问号。我说：既然军委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可以如实反映情况，反映看法，但要作好东进的思想准备。如果上面最后决定东进，我们当然无条件地执行。”①

    于是，根据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曾传六联名电告中央，称：

    “（一）迅速取得远方接济，成为目前红军，张、杨及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经过很大代价基本上已无问题。（二）战略方面目前应如何集兵，首先各个击破胡、毛、王部，奠定西北抗日基础，而速消灭扫清抗日后方，巩固兰州，实属重要，西安当较次要……（三）敌方情况，除三个旅在山丹以上外，余部主力同在永、凉线上，要求与我速战或迫我西进，便于集中凉州，以应事变。如我不西进，必难免于决战；过速西进，可能使‘二马’向兰州出兵。由山丹到兰州九百二十里，战备行军须十七日。由永昌到凉州只一条大路，凉州以下可用古浪两条路。沿途多堡，天寒零下二十度，白天有零下十余度。敌骑有数千，行动速。而我军必采夜行军，病员已二千，如我们单独向兰州进，伤亡掉队必大；如绕道，则因天气寒冷，有雪山，路远，更不可能。（四）即令我们在二十天内到兰，至少只能达到巩固兰州的作用，策应主力行动作用不大，且需很大代价，而基地放弃，再打通远方，时机又过，若‘二马’退，我进迫兰州更不合算。（五）我们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不过为牵制‘二马’，可以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永昌城重要，惟现存粮极少，只要粮食有法，可尽力控制。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1、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夹击消灭‘两马’于凉州一带。2、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如何？速示。”②

    同时，积极进行东返准备。

    分析不谓不细，也的确颇有道理，但可惜，大局并不在此……

    ①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中），第534—535页。
    ②1936年12月23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曾传六致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96—497页。

    中央电令西路军东返

    综上所述，东返几成定局。

    12月24日，就在红西路军和中央不断进行沟通的基础上，也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反复交换意见的情况下，并且还是在设想能让张学良“派四个团突然袭占永昌、古浪，策应徐、陈，并为准备棉大衣一万五千件，鞋袜各一万八千双，子弹带一万五千条，补充子弹十五万发”的同时①，中央电告徐向前、陈昌浩，说：

    “（一）时局在发展中，有改组南京政府之可能；抗日联军已经组成，红军为第三集团军。西安有款一千八百万，能支持十个月，东北军、西北军主力均集中西安，准备消灭西进之敌，只要打得二、三个胜仗，局面即可开展。我主力红军并准备出河南，但胡、毛、曾、关准备向固原、平凉进攻，我们以东北军五个师及红军一部固守与箝制其一个月。（二）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三）你们在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②

    为此，红西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曾传六五人共同署名，当即复电中央，并且是一字一顿、斩钉截铁地复电中央：

    “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③

    ①1936年12月24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02页。
    ②1936年12月24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03页。
    ③1936年12月25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曾传六致军委主席团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09页。

    中央电令西路军西进

    东返，东返。也就在红西路军遵照中央电令准备出兵东返之际，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又出现了我们今天尽人皆知的那种戏剧性的变化，即：12月24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的宋氏兄妹宋子文、宋美龄谈判并达成协议：

    （一）孔、宋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撤兵并调离西北。（三）蒋允许回归后释放爱国领袖。（四）苏维埃、红军仍旧。蒋停止剿共，并经张学良接济。（五）开放政权，召集救国会议。（六）分批释放政治犯。（七）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八）联俄，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去后发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职。①

    同日，蒋介石答复张学良，一是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二是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量组成政府的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三是蒋先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四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五是蒋意开国民大会。六是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也还就是当天晚些时候，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并表示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去南京谈判。②

    为此，12月27日，中央以军委主席团名义致电红西路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③

    真是一声春雷。虽然字里行间都透着喜气，虽然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收到巨大的成效，并也确确实实意味着河东红军从此摆脱了内战的困扰和煎熬，以及再不用像《作战新计划》预设的那样再度长征了，但河西红军呢？对他们来说，其更艰巨的任务、更严峻的时刻一个个接踵而至。一切都是那样的沉重、那样的无奈、那样的让人无从决择……　

    ①1936年12月25日，周恩来、秦邦宪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06页。
    ②1936年12月24日，周恩来、秦邦宪致中央书记处电。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382—38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③1936年12月27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并彭德怀、任弼时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