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进，西进!从1936年12月28日开始，红西路军15000人全线出动，告别了永昌、山丹——这块缺粮少弹、敌重兵围困、更是艰苦鏖战42天的区域和土地，迈着无比沉重的步伐，开始了第二次西进。要知道，正是在这42天的时间，红西路军执行的主要是名为创建河西根据地实为策应河东红军 “击破南敌”的战略任务，同时还承担着策应西安事变的任务。结果是形成了河东、河西红军遥相呼应的战略格局，并也将由张（学良）杨（虎城）而始的统一战线格局扩展至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政府，但就红西路军自身而言，却早已失去了西进打通国际路线的最佳时机和其原有的全部胜算。概言之，具体的不利因素大体有四：一是第一次西进时的那种河西之地空虚的情形不再。这时，不仅敌胡宗南部杨德亮旅早已推进到了古浪，就连马步芳、马步青的3万多正规军和7万多民团也已齐聚河西，与之相应，其原来的一万多骑兵也更是陆续发展成了（武装成了）后来的六万多骑兵。也就是说，敌人不仅在兵力上绝对占优，而且在机动性上也极大地增强了。这对仅有数百骑兵的红西路军来讲，是极为不利的。二是红西路军本来就有近百分之四十的非战斗人员，经过永昌、山丹的日夜鏖战，不仅先后损失了5000多战斗人员，而且更不利的是就在这剩余的15000人员中还有2000多伤员彩号。无疑，这也使红西路军在战斗力方面大不如前。三是西安事变后又出现了斯大林开始犹豫是否还按原先约定给中国工农红军提供武器援助的新情况，从而使得红西路军的继续西进几乎失去了原有理由和全部根基。也真是的，人家犹豫，你等结果，人家的犹豫也就必然会影响你的行动，由此，一切出人意料也就可想而知。四是恰恰这个时期，又出现了内战爆发的苗头，以及开始了与国民党关于“红军改编和划定防区”的谈判，形势怎么都需要红西路军再度予以配合④。

    真是一波三折，总之，形势的发展一会儿要求红西路军西进，仍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一会儿要求“暂停西进”以“建立临高根据地”来配合有关划分红军防地的谈判，一会儿则要求以“固守五十天”来争取多方面周旋和寻求必要解决方法的时间，加之又有诸如地形地势不利以及缺粮少弹等因素的不断累积叠加，因此，红西路军就只有且只能拼死的一战再战了，并直战得星云惨淡、天放悲色，直战得地动山摇、血流成河。

    一句话，正是为了防止内战再度爆发和全民族抗战有一个巩固的后方，西路军在缺粮少弹、地冻天寒的极端环境中，不得不驻足在临泽、高台、倪家营子一线，一声长啸，与绝对优势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杀……

    ①1936年11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致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448—449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②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中），第 535 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一版。
    ③朱佳木《听陈云同志谈党史》，《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 8 页。
    ④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中），第 540-541 页。

    第二次西进

    情况一开始就特别严峻，在红西路军撤离永昌的前两天，即12月26日，驻守永昌城附近的红西路军各部就已经被迫全员集结于永昌城内，并处敌四面包围之中。同时，敌人还精心准备了40架攻城云梯，准备在隔绝粮道、断其供给后的适当时间随时发动对永昌县城的全面总攻。

    就这样，也实在是不走不行。为摆脱围困，红西路军总部决定：红九军和指挥机关及三十军于12月27日夜从永昌突围而出，红五军相应地于12月30日由山丹突围而出。突围后的部队，以五军开路，九军和指挥部机关居中，三十军殿后，向高台、临泽方向前进。为保证西进顺利，红西路军总指挥部不仅规定了所有行军一律放在夜间，而且还派出了总部骑兵师一部东出扰敌，同时又精心安排了九军的一个小分队于永昌水泉堡附近沙坡头利用地形阻击追敌。虽然在这种周密的布置下总得突围和西进开始还算顺利，虽然从山丹出发的红五军借夜色掩护一路上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但从永昌出发随后跟进的九军、西路军总部和三十军却在敌永昌围城兵力的全力“截追”和敌山丹围城兵力的拼死“堵截”下，遇到了远过于固守原阵地的一系列困难，基本上只能且战且行向西而去。据有关资料记载，在永昌水泉堡附近沙坡头利用地形阻击敌人的九军之一小分队全部壮烈牺牲，东出扰敌以为疑兵的总部骑兵师一部也在永昌东部郭家上磨一带遭到敌骑五师重兵围困而牺牲巨大。

    据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一书记载，这步履艰难的第二次西进，已经远远没有了第一次西进时的那种从容。对此，即使是五十多年之后，徐向前仍情愫满怀、笔墨沉重地写道：

    “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墮指裂肤。我军指战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苦寒气候，长夜行军，真是艰苦至极。”“巍巍祁连山的雪山冰峰，笼罩在朦胧月色中。硬如铁石的戈壁滩上，响着我军坚定不移的步伐，象一道钢铁洪流，滚滚向前。这些来自鄂豫皖边、川陕边和宁都暴动的英雄儿女，赤胆忠心，顽强不屈，目标只有一个：为了胜利，为了明天。任何饥饿、严寒、风暴、伤病、死亡的阴影，都吓不倒他们。他们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红军队伍，不愧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猛士。这样的部队，的确难得啊！”②

    是啊！“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怎能忘记又怎么面对呢？民族的无尽苦难、道路的万千曲折，不都凝聚在红西路军那滚滚向西的步履中吗？

    写得人肯定是心绪万千，读来谁又能不感慨万端？

    陈显荣《剿匪概述》记载：“十二月二十六日，永昌城西南匪据各堡，匪均自行焚毁，匪全部撤退城中，我军即将永昌城四面包围。二十六日夜间，永昌城西南匪据各堡被匪焚毁，于是，匪尽撤退城中，我军即在所焚毁堡内设法搭架驻扎。是时，永昌城四面堡内均为我军占领，将窜进城中之匪取大包围势，我军即预备云梯四十架，相机总攻”。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 495 页。

    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中），第 537 页。

    张掖甘峻堡遭遇战失利

    西进中，除红五军由于兵贵神速和敌后方空虚而一路开进得较为顺利外，红西路军其余各部队都相继遇到了敌重兵堵截，特别是甘峻堡遭遇战的发生，更是使这第二次西进一开始就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甘峻堡位于甘州西南约30公里处。1937年1月3日晚，刚过黑河不久的徐向前、陈昌浩就同西路军总指挥部以及九军一部在此遭到了马敌的重重围攻。当时整个部队都在西进，负责殿后的红三十军又在距此约数公里外的龙首堡一带全力防堵另一部分的追敌，因此，一时间，情势真是万分危急。堡前，敌重兵层层围困；堡内，无粮无水无从坚守。徐向前、陈昌浩当即电告三十军前来接应，并相约以点燃三堆大火为号实施突围，但由于敌人志在必得的预设了三四道防线，红军突出一层又一层，最后虽奋力突围成功，但还是造成了200多人的伤亡，以及2台收音机、10台收报机和数部电台之损失。

    对于此战，徐向前、陈昌浩曾三电中央报告情况。

    1月4日电报说：

    “我们及九军昨过卵河水桥（注：黑河冰桥），夜到甘浚，然敌骑一旅今早跟到我们附近拦头。三十军今早到龙首堡，敌骑一旅接近，拟在现地反击敌，”部队“不易联络，掉队甚多，均被敌杀害”。①

    1月8日电报讲：

    “我们带九军、三十军、直属队彩病员，多机笨重。敌将甘浚堡四周围住，不好出击，夜间突围，各部指挥不力，慌敌，致遭部分损失，十台、十一台、八台各损一部。现已合配第十台使用，余两台取消，此地二局机器损失。”②

    1月9日电报谈：

    “后卫从甘浚堡突围出，已全到此，主要干部无一损失，只事务人员及彩病员损失一部，约在二百左右。八台机件已全到，二局之收音机两部全失，十台收发报机被毁，三局所存电池、汽油及机件大部损失。今后器材难久持，即小规模之二局工作亦难恢复，务望军委供给我方材料。”③

    一连三份电报都讲同一场战斗的失利情况，这在一般情况下实属罕见。

    但为什么如此？又为什么一定要如此呢？细细读来，这三封电报无非是一心要讲清楚这样几个棘手问题：一是敌以骑兵为主，我以步兵为主，野战起来步骑相较十分被动；二是河西走廊的地形、地势、乃至气候等等均于我不利，正如前面不断讲到的，“出则无生还，守则弹尽肉搏”的情况更加突出；三是还日益面临着“集则无粮，分则缺兵”的窘况；④四是自身的通讯联络系统遭到破坏，从而也防碍和影响了以后与敌作战。其实，这也是后来整个红西路军分散布兵于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一线并且在高台之战时红五军未能得到及时增援的重要原因。

    1937年1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处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21 页。

    1937年1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致军委主席团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29 页。

    1937年1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军委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35 页。

    ④参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上），第 580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红五军进占高台

    就在红西路军各部队且战且行、不断阻敌的西进途中，做为前卫的红五军抽身猛进，于1937年1月1日前后相继占领了临泽和高台县城。

    徐向前、陈昌浩于次日及时向中央汇报了这一情况，电报称：

    “五军一日已经占抚彝城（注：今临泽），昨晚打开高台城，敌只打一枪，县长及民团千余全部被俘。人、粮均极丰。”①

    而据时任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回忆：

    部队“于元月1日凌晨4点左右赶到高台城下，守敌向西撤退，除打死打伤的外，俘虏国民党县长及政府人员、民团壮丁1200余人，缴获了一些武器。部队进城后，立即组织警戒，构筑工事。”②

    另据时红五军四十五团一营通讯员陈永禄回忆：

    “我军抵达城下时，敌人毫无察觉，我军趁其不备，一举攻入城内，迅速占领了全城，守敌知大势已去，只好缴械。”③

    时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则从另一个角度回忆说：

    “向高台进军之前，董振堂军长曾下了一道极为严肃的口头令：（1）进城后，在老百姓没有起床开门之前，不准任何人进入民宅；（2）不准拿群众一针一线；（3）不准杀害俘虏，不准搜俘虏腰包。部队占领高台县城的当天，夜宿街头，不入民宅。” ④

    “天亮后，群众看到这种情景，深受感动，有的立即给红军烧水，有的拉着红军战士到家中取暖，有的马上生火做饭给我们吃。”⑤

    与之相应，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还向中央表达了另一层意思，电报说：

    “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今酒泉），以一部诱敌进展”。⑥

    可见，当时红西路军领导人关于西进的考虑，还只能是一个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的策略。也就是说，先行解决粮食，然后再逐一论及其他。换句话说，当时红西路军领导人对下一步行动的全部理解，也似乎就是一个如何在完成了从永（昌）山（丹）到临（泽）高（台）300里的突进后，再怎么继续西进的问题。

    说来，还真有些不如此就不行的意味。

    ①1937年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军委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17 页。
    ②吕仁礼《回忆高台战斗》。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159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③陈永禄《回顾高台战斗的经过》。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173 页。
    ④这可是1937年的1月1日河西走廊一年里最冷的季节里 “夜宿街头，不入民宅”啊！而这，比之后来那最让人称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夜宿街头，不入民宅”，明显不同。要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那可是1949年5月的南方，同样，还有一个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的前提，也即有“两个务必”的提倡这样一个前提，并且还曾进行过类似的反复规定和演练。因此，如果说，后者能赢来中外舆论一致好评的话，那么前者就更本质本源一些。可惜，以往罕有学者论及于此。
    ⑤张力雄《高台血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164页。
    ⑥1937年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军委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17 页。

    徐向前、陈昌浩连电中央，请求将四军、三十一军调来河西增援

    如果说，徐向前、陈昌浩在1月2日给中央的电报中还只是设想下一步要如何看情形向酒泉进发，那么随后1月4日至6日的甘峻堡遭遇战，就已经使红西路军舍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选择了。因为，就是甘峻堡之战，已让徐向前、陈昌浩充分认识到在野外与敌骑兵纠缠的严峻性。正如前面提到的，此时，红西路军之所以在接连三份电报中都向中央汇报甘峻堡遭遇战的失利情况，一个很重要的落脚点就是请求中央将四军和三十一军以归还建制的名义派来河西进行增援。为此，在甘峻堡之战的当天，徐、陈就紧急电报中央，不仅详尽地介绍了甘峻堡之战的情况，还就具体的敌情、地形、地势、地利等进行了分析，电报说：

    “敌颇有决心阻我进。来敌并不敢猛攻，只利集团骑兵拦头尾追截杀，沿途沙滩多且大，白天绝不易行动。行军周日，敌骑一早赶到，且战且行，全无休息。”又说，“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此方六千骑兵①，决非番骑或陕骑可比。”因此，尽管“西路军抱最大决心□□空前困难，不怕牺牲。从战役政治打敌上，求得最大进步，当自照前电完成任务。但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在高台战敌，远方物资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望采纳下见。情报消息多供给，任务多指示，问题多有答复。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电台日夜与我通报，免失时机。如何，盼复。”②

    接着，于1月6日，在给中央的另一份电报中更是一一陈述了这一增援的具体理由，即：

    “（一）西路军实力：五军仍四个团，每团约八百人，骑团约百余，内有新兵约一千；九军只三个团，每团约八百余，骑团百五十余；三十军六个团，每团约六百余；骑师约三百余骑。弹药极少，刀枪甚缺。此次由永昌行军，共减员八百余。（二）此地村落尽是堡垒，分兵即不能灭敌，集结则缺粮，易被敌困，攻则伤亡甚大，所以补充训练事实上不易做到。（三）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四）来电所谓不依靠任何外力，是否包含远方与统一战线，究竟前电所称远方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属实，抗日联军方面目前对‘二马’有无可能争取。（五）西路军以现有力量，可以在此争取必要时间，准备以全力接近远方。（六）负完成任务使命，但停此太久消耗实力，全靠自力不能解决‘二马’，奠定抗日后方。如必须先机或同时完成奠定抗日后方的任务，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如何速示。③”

    此后，1月8日，更是电告中央，称：

    “……现已集九、三十军及我们于沙河堡，坚决灭敌。敌主力集此，五军仍回高（台）、抚（彝）。”“再次请求将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开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但此地有其特点，不可忽视。”④

    总之，正是所处十分不利的境地和电文中一一谈及的这些具体理由，使红西路军领导人不得不在这一时期连电中央，要求将四军、三十一军以归还建制的名义调来河西增援。

    ①笔者注：似以六万骑兵方为准确。
    ②1937年1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21—522页。
    ③1937年1月6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军委主席团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25页。
    ④1937年1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致军委主席团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29页。

    形势突变，中央电令红西路军“暂停西进”

    就在红西路军领导人连电中央，请求中央将四军、三十一军调来河西的同时，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也发生了让人根本无法预料的变化。首先，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抵洛阳，并于26日到达南京。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押张学良，并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事法庭叛处张学良十年徒刑，随后，将张学良交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①接着，1937年1月3日，南京政府又调集三四十个师的兵力向西安逼进。与之相应，为了应对内战的爆发，时在西安的周恩来、叶剑英与杨虎城以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只好共同拟定了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联合作战的作战方案，即：在东线渭南的赤水直至长安构筑七道防线。②

    由于内战阴云的再度密布，中共中央不得不从西安事变后的这种形势演变出发，无暇他顾地对处境已经十分不利的红西路军提出了“暂勿西进”的具体要求，并分别于1937年1月5日、1月7日、1月8日，以军委主席团的名义连续四电红西路军。

    1月5日，电报称：

    “（甲）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乙）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丙）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③

    1月7日，电报称：

    “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成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远方物资只送至安西（注：今瓜州），送到肃州是不可能的。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因此，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详容另告。”④

    1月8日的第一份电报称：

    “甲、你们应从信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因为消灭敌人创造根据地，正是接通远方，建立抗日后方的实际行动。乙、依现时敌情、地理、经济、粮食、气候条件，西路军须全部集结临、高地带，执行上述任务，并求休补，现勿分兵去安西。丙、你们当前之情况，西路军且多系骑兵（注：此处原电文有误），特别是在冬季作战，便于你们抓几支点，集结强有力的突击队，窥敌弱点，出敌不意而各个击破之。从政治的路线和纪律，进行居民，特别回民的工作。整理统一供给事项，是创造根据地及整补红军的必要条件。”⑤

    1月8日的第二份电报则尽可能详细的通报了河东敌情，称：

    “甲、胡宗南一师、七十八师、关二十五师、孔九十七师、周四十三师，现驻同心城、七营里城镇，有南移天水讯。乙、毛炳文部八师、二十四师往会、静宁一带，曾万钟部七师、十二师驻天水、通渭一带，李及兰四十九师驻秦安，王耀武五十一师驻汉中。丙、马鸿逵仍在宁夏附近，有辞职讯，以兵单、防广、财困为词。兰州仍为于学忠所占，马步芳、马步青除留守西宁及对付兰州外，均随我西路军前行。第一军杨补充旅在兰州被于部缴械。丁、我陕北苏区有高桂滋八十四师、高双城八十六师及李仙洲之二十一师对峙中。戊、蒋回南京后，违反条约，将兵撤出陕甘之计划不执行，重新部署逼迫陕甘，调第二师、六师、十四师、二十三师、二十八师、七十九师、八十三师、一百零三师入潼关，占领华县，第十师、九十五师入商南，十三师入洋县。己、张、杨、红三方面仍团结很紧，决心抗战。庚、川、桂、粤、晋、鲁均与东西有密切联络，反对内战；英美及上海谈论和平解决企图，和平声浪甚高。壬、新疆与绥远数日前已通车、通运，途中甚平静。”

    其实，这也是在尽可能地陈述和解释中央要求红西路军暂停西进和依靠自力的总体背景。正是在这样一种叙述下，这份电报继续说：

    “……据以上情况，西路军仅‘二马’大部尾追，已离其策源地甚远，粮、弹、人、马接济均必困难，趁此时机已占高台、临泽有粮地区，集中全力反攻追敌，消灭其一部，即可创肃、甘、安根据地，远方亦自然打通，寒候亦渡过，接济亦必到手。否则不乘此良机决心消灭敌人，前途困难更增。望你们早下决心，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决定创造肃、甘、安根据地。”⑥

    总之，形势之突变，已使原有的“西进”不再具有也无法具有其纯粹意味……

    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离开西安飞抵洛阳。周恩来与博古认为蒋在走前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不同意蒋是日走，也不赞成张随去。他们未及和张谈，张也在未通知周、博的情况下，亲送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飞往洛阳。张学良到洛阳后致电杨虎城，要杨照蒋意释放被扣押的陈诚、蒋鼎文等国民党要员及放回停在西安的几十架飞机。次日，杨虎城、王以哲、周恩来商议决定，本着和平解决的精神，全部释放被扣押的高级官员及送还飞机。张学良送蒋介石到南京后即被扣押。12月30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10年徒刑，褫夺公民权利5年。1937去1月4日，国民党政府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第 353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7月北京第1版。

    1937年1月5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及军政委员会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23 页。

    ④1937年1月7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26 页。

    ⑤1937年1月8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并军政委员会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27 页。

    ⑥1937年1月8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30—531 页。

    徐向前对“暂停西进“的困惑

    令困难重重的红西路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等来等去，不仅没能等到四军、三十一军的增援，相反，却因上述谈到的种种情况，等来一纸停止西进的命令。

    对此，即使时隔50多年，徐向前仍然写的沉重无比：

    “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难。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①

    徐向前还写道：

    “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②

    是啊！只有坚持，也只能坚持，并且只剩坚持了……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 538 页。

    ②这是张国焘在整个西路军时期以个人名义发出的两份电报之一，从这份电报的具体内容和其前因后果的背景看，它绝对是张国焘因过去总和中央唱反调而为了尽量挽回一些影响做出的积极姿态，一句话，是在替中央做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思想工作，除此无他。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中），第 538 页。

    创建临泽苏维埃政权

    既然河东局势如此吃紧，既然要配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那么，根据中央的多次电报精神，红西路军也只能在外援无望、西进无着的情况下，置红五军于高台，置红九军、红三十军及指直于临泽、沙河堡、倪家营子一带，决心在此寻机歼敌，创建临泽、高台根据地①。

    临泽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始于红五军一部1936年12月30日进驻临泽。当天，部队就安排人员深入群众一面了解情况一面进行宣传。1937年1月1日，红西路军组织人员在县会馆庙院里召开军民大会，红西路军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和妇女团干部彭玉茹、华双全等出席会议，他们给老百姓讲了红军的宗旨，说明红军是人民的队伍，红军西征是为了抗日救国和打通国际路线，要老百姓不要惊慌，安心生产，号召群众支援红军。1937年1月3日，中华苏维埃临泽县政府成立大会在蓼泉镇东关完全小学举行，各界代表经民主讨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泽县政府，选举李国璧为县政府主席，鲁秉礼为副主席，委员有农民牛登英、赵长贵、王茂正、张兴真、李维成、赵光仁、王砂锅子等。县苏维埃政府下设内政、财政、土地、文教等四个部。内政部部长戴天秩，副部长李正基；财政部部长贺文林，副部长张老四；土地部部长杨春保，副部长赵延举；文教部部长杨春俊，副部长赵怀玉。②

    据临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国璧回忆，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刻印了第一号布告，内容是：红军公买公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救苦安贫，打倒土豪劣绅；联俄联共，团结一致抗日。这一布告，先后在蓼泉、平川、板桥、沙河、小河滩、倪家营、张掖等地城镇、乡村广为张贴，公告于众。经过宣传，广大群众知道红军是为劳苦大众的，就纷纷给红军送军鞋，帮助红军战士缝补军衣，饲养军马，加工吃的。为了解决部队的供给问题，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征收了临泽街上几家大商号的衣物布匹，还征收了四坝杨含新、赵家湾子杨子龙等几家大财主的几百石粮食，一部分用于救济贫苦群众，大部留作红军食用。③同时，还开展了动员青年参军活动，仅县城附近，就有杜洪喜、濮朝元、牛全林、牛志五、魏胜红等20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④

    ①红军时期，每到一处，都必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来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如果没时间也没条件建立政权，那么，也同样要通过千方百计地发动群众来解决兵员补充和物资补给问题。
    ②参见原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共临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临泽县苏维埃政府的组建经过及其活动》。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下），第129、130页。
    ③李国壁《我曾当选临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下），第42页。
    ④参见原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共临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临泽县苏维埃政府的组建经过及其活动》。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下），第130页。

    创建平川堡、沙河堡、倪家营子村苏维埃政权

    同时，红西路军还相继在临泽县平川堡村、沙河堡村、倪家营子村建立了村级苏维埃政权。平川堡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由农民杨其明当选，委员有谷福德、朱学贵、朱老大、高宗元、陈复兴、朱老四的妻子。沙河堡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由木匠顾青善当选，委员有张永禄、李兴普、蒋怀云、何生光。倪家营子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由宋德和当选，委员有蒋发志、王老四、李明春、孙万基、寅虎娃、曹汝清、肖义金等八人组成。据资料记载，在倪家营子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红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及黄占彪部长、汪部长、张部长、曾科长、张科长等数十人参加了会议。①

    对此，倪家营子苏维埃政府主席宋德和曾回忆：

    “……这时，黄部长、汪部长、张部长、曾科长、张科长，还有程世才同志,都来参加会议。就在这天夜里，成立了倪家营苏维埃政府，大家推举我当了主席，那些部长、科长，也都在村苏维埃政府工作。除了一些带‘长’字的红军同志外，还有一些干部和农民代表，一共有七八十人。在这次成立大会上，徐向前总指挥也来参加了，他面容消瘦，说话利落，他在会上讲了红军的作战情况。从那以后，主席、委员、交通队长，胸前都佩戴起像现在‘代表证’一样的红布条，上面写着各人的职称。村上组织了宣传队、拥军队、向导队，都开始活动了。”②

    这三个村级苏维埃政权的相继建立，标志着河西走廊群众发动工作的深入开展，其在传播革命思想、更好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红军作战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征粮筹款方面，倪家营子苏维埃政府主席宋德和把自己家里仅存的四石麦子（1600市斤）第一个送到了部队。他还给红军当向导，积极组织人员向富裕户征购粮草、猪羊肉类、食油、皮毛等物资。在土地分配方面，他们组织人员，将地主王学书等人的千亩土地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更是实现了河西破天荒的创举。

    对此，宋德和继续说：

    “平分土地的事，除了委员，还有村上的贫苦农民吴登第、王生海、宋延杰、缪长荣等也参加了，分配了缪克国等三户地主的土地，经过六七天的紧张工作，写出了平分土地的册子和通知单，谁分哪块地，每人分多少，都写得很详细。人们心底里都乐了，大家说，红军来了，土地回了家，这回可要好好务农哩！”③

    在协助红军侦察敌情方面，各村苏维埃政府也发挥了本乡本土、地形熟悉、不易暴露的作用。如敌人占据沙河堡时，倪家营子苏维埃政府积极分子缪彩云就以探亲为名到沙河堡侦察敌情，尽管被敌人怀疑并遭到毒打审讯，但他还是尽可能的隐藏身份，摸清了敌人基本的部署情况，并回来做了及时汇报。

    总之，这些村级政权，虽然存在时间较为短暂，但在支援红西路军开展军事斗争方面，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后期救助红西路军伤病员和流落人员方面，更是做出了突出贡献。

    ①参见原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共临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临泽县苏维埃政府的组建经过及其活动》。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下），第131页。
    ②宋德和《红西路军在倪家营子的群众工作》。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下），第47页。
    ③同上，第47页。

    创建高台县苏维埃政权

    高台县城是红西路军这个时期在河西走廊最西端的一个军事支点，也是创建临高根据地的又一重点。1937年1月1日凌晨4点，红五军军长董振堂①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②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骑兵团和军部直属分队特务营近3000人攻占高台县城后，一面构筑工事，一面随即开始了紧张的群众发动工作。当天，不仅分别邀请县城商界和有钱富户开座谈会，动员他们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支援红军作战，同时，还通过张贴标语、街头宣讲、走街串户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天下穷人是一家、各民族团结一致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道理。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1月3日，红五军在高台县城十字街头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手举铁皮喇叭，向与会者高声宣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号召穷苦人起来闹革命求解放，动员各界群众支援红军，动员青年参加红军。会议宣布通过没收土豪劣绅卢荣、董子清的财产和打开官仓放粮的方法来救济没有饭吃的穷苦人。为此，还成立了高台县贫民救济委员会专门负责救济工作，由王天佑任主任委员。1月5日，高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召开。大会由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主持，军长董振堂到会讲话。董振堂说：红军闹革命是为了中国的彻底解放，我们历尽千辛万苦，为的是劳动人民彻底翻身。马家军和国民党是人民的敌人，共产党和红军才是人民的救星。他号召群众起来闹革命，求解放。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高台县政府，许青年任主席，白希斋任副主席，下设东街苏维埃政府和西街苏维埃政府两个分支机构。东街苏维埃政府设在文庙万寿宫，由5人组成，主席张正福，副主席夏登云。西街苏维埃政府设在城隍庙圣母宫，由7人组成，主席陈锡福。③

    高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公审王天佑。经查，就是这个1月3日刚刚被选为贫民救济委员会主任的王天佑，竟利用红军向城内贫民无偿发放救济米面的机会，叮嘱几位领取救济的乡邻，采取“我给你们多分些，过后你们再给我分些”的办法进行贪污，同时，他还犯有小斗放粮、收受一百两银锭和一斤烟土的贿赂并私下给卢荣和董子清两家退还部分粮食等罪行。1月6日，高台县苏维埃政府召开群众大会，经公审将其就地镇压。经过这个插曲，高台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越发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如开仓放粮救济贫民，让群众十分放心。再如在为红军筹粮和筹措寒衣方面，更是得到了群众的大力配合。他们不仅在全县的各大商号和所有的富裕户中开展“捐款献粮”活动，而且还组织人员到县城附近的一些农村向富户征集。为了筹措寒衣，他们更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在苏维埃政府的动员下，运输商人刘林的骆驼队当即捐出一批棉布、棉花、皮张，城内商号“德胜荣”、“瑞兴昌”、“义兴和”、“复顺兴”等也纷纷捐出许多布匹和棉花，有的商号还用银元购买布匹棉花支援红军。有了这些布匹和棉花，苏维埃政府立即在县城内组织了3个裁剪组，每组8人，进行裁剪，并将裁剪好的布料分到各家各户，昼夜缝制。经过七天的紧张缝制，使红五军的近3000名指战员全部换上了冬装。④

    据时任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回忆：

    “当时部队大部分冬衣还没有解决，上级决定，不仅要解决自己的服装，还要给九军、三十军准备一部分，遂发动全城的妇女，组织缝纫商店，赶制棉衣。对小商店的布按价购买，对地主则是征粮、征款。”⑤

    另外，在动员青年参加红军方面，高台县苏维埃政府也做了大量工作，前后动员一百多人参加了红军。在后来抗击敌人的进攻中，高台县苏维埃政府还发动群众，把许多立柜、木箱和大方桌都运上城头，供红军加固工事，同时搬运砖石、冰块上城，供红军打击敌人。总之，高台县苏维埃政府是在同敌人浴血奋战中诞生的，虽然只存在了短短15天时间，但历史功绩难以磨灭。

    ①董振堂（1895—1937），字绍仲，河北新河人。时任红西路军五军军长。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炮科毕业。早年曾在冯玉祥部任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31年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七十三旅旅长时，被调到江西“剿共”。12月与赵博生、季振同等率部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红军。历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红五军团军团长。1935年7月，红五军团改称第五军，次年1月与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后仍任军长。曾被毛泽东誉为“最坚决革命的人”，也是红西路军21800人中唯一入选2009年“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②杨克明，见本书。
    ③参见参见原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共高台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高台县苏维埃政府的组建经过及其活动》。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下），第127、128页。
    ④参见参见原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共高台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高台县苏维埃政府的组建经过及其活动》。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下），第128页。
    ⑤吕仁礼《回忆高台战斗》。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59页。

    保卫临高根据地的战斗全面打响

    红西路军既然滞留于临高一线，那么，自身兵力占绝对优势的马步芳、马步青又岂肯善罢甘休。果然，“二马“也迅速从永昌、山丹一带调集兵力全线压上攻击红军，有时还压上得很快，如甘峻堡之战。那种利用骑兵拦头截追、来回穿插、以及不时突袭的打法，给红西路军造成了不小的威胁和危险。于是，为了避免再度遇到那样的局面，红西路军按照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的说法是又几近一字的分铺在三个点上：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骑兵团和军部直属分队四个连近3000人置于高台，红五军政委黄超率三十七团、四十三团置于临泽，红九军、红三十军置于沙河堡、西洞堡及倪家营一带。

    新一轮的战斗就这样又全面铺开了。

    在高台，几乎是前脚后脚，敌马禄旅就赶来了。接着，还有敌马彪旅、韩起功旅和一个炮兵团、手枪团及甘、肃二州的一些地方民团。本来，红五军急速地直插临泽、高台，最初的任务就是坚守两城，在占得先机和获得一定补充的同时，等待红九军、总部和红三十军的到来，然后以“打则齐打”、“进则齐进”的方法再续西进，攻肃州方向。然而，由于停止西进，敌人越聚越多。

    据时任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回忆：

    “我军占领高台县城的第二天下午，尾随我军的马步芳、马步青部队，像一群豺狼，赶到高台城外，将县城团团围住，而且不断增兵。”并且是将“其主力屯于城西，企图阻止我军继续西进；其余放在城东和城南，阴谋切断我军与临泽等地红军的联系。”

    敌2万余众，几近十倍于我，一则阻我西进，一则要切断我与后续部队的联系，形势原本就紧张得间不容发，更让人扼腕的是，高台的红五军没有电台，无法直接和100公里外的总部随时联系，问题的严重性在此后一天天地体现了出来，派人出去和临泽以及总部进行联系，刚开始还可行，可到后来，出城以后都是有去无回，杳无音讯。总部联络不上，五军只能做坚守的准备。具体部署是：三十九团防守西北角、西门、南关，四十五团防守东北角、东门，骑兵团、特务团人少，各守北城一段。同时，动员军民抬石头、运沙袋、修筑工事，加强防御设施。战斗随即开始，并渐次由袭击转为强攻。特别是1月12日以后的八个昼夜，按照张力雄的话说：

    “战斗的激烈程度是我军长征以来罕见的”。①

    在临泽，战斗几乎同时打响。敌人在将主力部队放在攻打高台的同时，也派出马禄旅一部和马步銮、刘呈德两个团攻打临泽。据时任西路军总部侦察局科长秦基伟回忆：

    “我们总部一部分直属机关和掩护我们的九军一支部队，紧随在五军后面，也赶到了高台东南的临泽城。我们机关缺乏战斗力，驻在城里，掩护部队则分布在城西南二三里路的几个庄子里。我们刚驻下，便得到五军在高台被反动的马家军包围的消息。接着，我们和掩护我们的部队，也被突然赶来的敌人分割包围起来。种种迹象表明，敌人企图先拦住我们前进的道路，再把我们分割包围，最后达到各个击破我们的目的。”②

    时妇女独立团卫生员王明超则从另一个角度回忆道：

    “我军的守城主力是五军的两个团，驻在城南，修了三道工事。实际上这两个团一共只有两个营的兵力，每人只有四五排子弹，两三枚手榴弹。驻在城内的有总卫生部和总供给部的两个警卫连，弹药比城外部队多一些。医护人员和后勤人员都有步枪，但子弹很少。我们将城郊农民打场用的石磙子和城内的石头、砖头抬上城墙，当作打击敌人的武器。医院里除留少数同志给伤员换药送饭外，其余医护人员全部参战。”③

    在倪家营一带，此时的红三十军和红九军也是战斗不休。如此前的1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就曾电告中央，称：

    “九、三十军今夜可全部集中主力在沙河堡，决在此灭敌。马朴主力，一团在高台西，一团在威敌堡、沙河堡一线；马彪部似在沙河堡以西；马元海率步、骑各约三千，仍尾我三十军。昨敌以二团犯西洞堡三十军阵地，未得手。”④

    这也就是在说，当九军、三十军和总部在向倪家营子集结的过程之中，或者说是刚刚全部集结到倪家营子的那样一个当口，便也同样遇到了敌马步青骑五师、马步芳的新二军一00师两个旅并民团一部的包围和进攻。于是，红三十军在西南方向，红九军在东北方向，阵地相接地开始了战斗。

    对此，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回忆说：

    “第二天拂晓，敌人以两个旅的兵力发动了一次进攻，主要方向是我八十八师阵地，特别是二六三团固守的王家屯庄。因为这个围子突出在我军前沿阵地之外，能够从正面和左、右两侧射击敌人，是一个很好的支撑点。如果敌人打不下这个支撑点，就不能展开大量兵力进攻倪家营子，因此敌人集中重兵，在其他方向敌人的配合下，猛攻这块阵地。敌兵先用猛烈炮火轰击，炮声一停，敌兵便在督战队的威逼下，猫着腰冲上来。我们的战士从坍塌的工事里、弹坑里钻出来，冒着敌人轻、重机枪的弹雨，沉着地坚守在阵地上，瞄准射击，杀伤敌人。当敌人进到离我阵地二三十米的时候，一声号令，手榴弹雨点般地飞向敌群，战士们猛虎扑食似的跳出工事，眼冒怒火，手挥战刀，杀向敌人。立时，阵地上刀枪铿锵，血浆飞溅，直杀得天昏地暗，鬼哭狼嚎。直到敌人抛下满地尸体，狼狈逃去，我军才回到原阵地。”“敌人不甘心失败，再次用炮轰击，再次冲锋，我军就再次把他们打回去。一天内，不知要这样重复多少次，直到天黑，敌人才肯罢休。”

    程世才还写道，也就在这个时期：

    “我军善于夜战的‘夜老虎’二六五团，不时利用夜幕的掩护，组织小股部队出击，袭扰敌人。有一次我们得知敌人把大批弹药运到雷家屯，‘夜老虎’团组织一个排，巧妙地穿过敌人前沿阵地，摸进屯庄里，全歼守敌一个排，放起大火，使敌军24车军火爆炸了一夜。”⑤

    可见，战斗之激烈，战事之绝决，实属可圈可点。如果说这与高台、临泽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里此时集中了红西路军十个团的主力。

    说来，真是遗憾啊！进行着这样的战斗，并凭着这样的士气，红西路军还是无法掌握战场主动，难以扭转种种不利。

    而据《李先念年谱》记载，在“1月上旬”，当时，时任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曾向陈昌浩建议：

    “目前，红五军人少，九军遭受重创，三十军战斗力较强。从高台到临泽，相距百余里，提议将红九军置于临泽，红五军置于高台，红三十军置于两县之间，兼顾两地策应。”可惜未成事实。⑥

    记得最初啃读这段文字，还真是心头一震。想想，如果真是如此排兵布阵，那不是另有一番天地吗？但仔细考证，却发现，一方面临泽、高台间还真没有什么能容身的屯庄，步骑相较，又缺少粮弹，失去依托也是十分不利的；另一方面，甘峻堡打了三天，1月6日晚才彻底突围出来，9日电报又说“九、三十军今夜可全部集中主力在沙河堡”，⑦接着就是在倪家营的日日鏖战。想想看，时间、路途、气候、屯庄及敌情等一系列综合条件，都不允许红西路军在此从容布阵啊！更何况，河西走廊这地方，越是边远一些、靠山一些的地方，因为在历史上要防土匪抢劫，屯庄就越要修得坚固一些，屯庄和屯庄间的距离也还稍近一些，而像县城附近和交通便捷的地方，村庄难免稀稀落落，并且村庄的规模也都较为有限。也就是说，很难有能够容近万人驻扎和作战的地方。我想，这也是总的地域条件对红西路军的制约吧。就此，高台红五军的危机真是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

    ①张力雄《高台血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64—165页。
    ②秦基伟《苦战临泽》。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91页。
    ③王明超《临泽防御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96页。
    ④1937年1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35页。
    ⑤程世才《血战倪家营子》。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31—232页。
    ⑥见《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第一卷），第178—1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⑦1937年1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35页。

    高台血战之城郊争夺

    战事全面铺开后，狡猾的敌人开始把重点放在了高台方面。要知道，这可是西去的重要军事要隘啊！就这样，没有电台联络，也无法给总部和兄弟部队报知情况，红五军为了守住这块全军西去的桥头堡阵地，开始了一日难过一日的拼死搏杀。

    “高台城不大，城墙也低，上面窄，两个人并排运动都很困难。”①

    尽管我们今天已很难考证该城池的具体情况，但从一些原始资料和照片上，仍不难依稀想见当时的情景：这就是西北的城郭，大都是夯土而成，所谓城墙，也基本上和一些屯庄的构造差不多，属于典型的冷兵器时代的防御体系。这样的城池结构虽然有助于抵御一时的冲击，但持续作战很成问题，因为这个时期毕竟已不是冷兵器为主的时代了。尽管对红五军来讲，由于子弹缺乏，也带有很大程度的冷兵器时代作战特点，但对敌人来讲，情况就绝非如此，他们不仅在兵力上十倍于红军，而且弹药充足，还有个炮团。

    城郊争夺战就这样打响了。

    高台血战的第一阶段，战斗主要发生在城郊。西城外，五军守备部队依托临时构筑的一些工事与距城约六七百米的一座大碉堡互成犄角，从西北方向形成对高台城的拱卫；东关外，则依据地形选了一个庙宇为制高点（甘肃一带的庙宇一般都选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建造），并把庙里的财神楼改造成碉楼，布置兵力进行守卫。只要敌人进犯，就从这两个制高点上把敌人坚决打下去、顶回去。开始，战斗主要发生在这两个点上。据时任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回忆：

    西城外这个碉堡坚守着三十九团一个加强排，“敌人发起进攻后，全排战士坚守碉堡和附近工事，在守城部队的支援下，打退了敌人无数次冲锋，并向敌人进行多次反击，打死打伤敌人1000余人，缴获敌人一部分武器弹药。”但终因寡不敌众，挡不住敌人兵力雄厚，我城郊阵地越来越少，最后，在坚持了一周时间后，西城外碉堡不幸遭敌炮击起火，坚守碉堡的3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

    西城外阵地失守后，敌人很快全力转向攻打由四十五团一个连坚守的东关外阵地。对于这里的战斗，吕仁礼写道：

    东关外大碉堡“距城墙较近，比城墙还高，可以控制全城。敌人不惜一切代价，在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四五个昼夜轮番猛攻，敌伤亡难以计数”。但最后，还是由于“敌众我寡，碉堡终于被敌占领”。②

    对此，时任红五军第四十五团一营通讯员陈永禄的回忆与前者稍有不同，但其中敌人纵火焚烧碉堡和民房的部分至为生动，他说：

    敌人“以重兵和大炮向我东关外据点发起攻击。三十九团一个连依托门楼上的工事，坚持战斗三昼夜，杀伤大批敌军，后放弃据点撤入城内。敌人攻占东关外据点以后，接着向西关外据点进行猛烈炮击，四十五团一排依托碉堡战斗三四个昼夜，杀伤了大量敌人。敌人攻不下碉堡，便在碉堡周围堆积大量柴草，连同西关民房一起放火烧毁。在敌人火烧碉堡中，全排红军战士在排长带领下，爬上堡顶，毁掉武器，集体跳下壮烈牺牲。”③

    这个细节也在红五军四十五团政治委员张力雄的回忆中得到印证：

    “东西两城关被敌人纵火烧毁……”。④

    当然，城郊争夺战虽主要围绕这两个城外碉堡展开，但也不仅仅局限于这两个碉堡。对此，时任红五军军部通讯队政治指导员熊金波进行了更为系统和全面的回忆，他说：

    “开始，我军依托连日来抢修的城郊工事，组织外围防御，拒敌于城门之外，以运动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城郊战斗愈演愈烈，敌人不断增兵，抢占城郊阵地。敌人轮番地组织进攻，我军英勇而灵活地进行反击。后来，敌人依仗兵多势众，四面进击；我军兵力渐少，只能扼守进城要道等重要阵地。有时是白天抗击，夜间出击，为了争夺和巩固一块阵地，要付出很大代价，有的阵地一日之内几次易手，可见争夺之激烈……董振堂军长见攻城敌军仍在增加，一时很难打破重围，为了保存实力，随即命令城外部队全部撤进城内，固守待援。”⑤

    是啊，仗打到这个份上，只有、也只能撤进城内固守待援了。

    ①吕仁礼《回忆高台战斗》。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59页。
    ②吕仁礼《回忆高台战斗》。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60页。
    ③陈永禄《回顾高台战斗的经过》。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74页。
    ④张力雄《高台血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65页。
    ⑤熊金波《悲壮惨烈的一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68页。

    高台血战之守城战斗

    撤入城内后，敌人兵临城下，从四面把高台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战事更趋激烈。尽管敌人越聚越多，尽管红五军刚进高台城时平均每枪13发子弹已基本消耗殆尽①，尽管仅有的几挺机枪也因没有子弹无法发挥效用，并且在攻防力量上根本不成比例，但英勇的红五军将士在董振堂军长的率领下，抖擞精神，奋勇战斗；各级领导干部一面积极进行战斗动员，号召全体指战员坚定革命信心，战胜艰难险阻，与敌人血战到底，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克服困难，带头冲锋杀敌；一面带领大家抢修工事，检查每一个射击孔，要求把敌人放到眼前打，在保证做到弹无虚发的同时，尽可能地用准备好的石头、砖头、棍棒、梭镖、铁叉、大刀等为配合，居高临下地痛击敌人，在连这些物品都十分奇缺的情况下，部队还连夜组织人员用木桶盛水，一俟冻冰便倒出来运上城头，而更好的办法则是把一些树木砍倒，锯成一截一截的，搬到城墙上做“磙石”之用。而所有这些武器中，还就属大刀、梭镖、铁叉、铁棍最为得手了。

    就这样，敌人的一次次进攻均被打退。对于守城战斗，时任红五军军部通讯队政治指导员熊金波这样写道：

    “我红军勇士一边抗击敌人的冲锋，一边冒着敌人的炮火堵塞缺口……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敌人一次次冲上城头，一次次被打下城去，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刺刀、石头、棍棒与敌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整个城墙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敌我打成一团。不少伤员竭尽最后一点气力，抱住敌人滚下城墙，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战士牺牲时还死死地咬着敌人的耳朵，其壮烈情景难以言表！”②

    时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治委员张力雄更是写道：

    “部队沿城墙每隔两米挖一个单人散兵坑，白天主要由战士坚守，夜间以干部为主。为了防止战士过于疲倦受敌人偷袭，从军长起，下至每一个守城战士，每天晚上都用接力办法，每隔五分钟就互相传递一根约一米长的木棍，以提高警惕防敌袭击。”就这样，敌人的多次攻城，均被我军击退。“城墙四周遍地可以看到敌人丢下的伤兵和死尸，日夜都能听到城墙下面敌人伤兵的哀嚎声。在激烈的八昼夜大血战中，敌人在密集的枪炮配合下，曾四五次爬上城墙，在城墙上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我英勇的红军战士，用大刀、棍棒、砖头等，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了下去。城墙上血迹斑斑，弹痕累累，毙伤敌人共计2000余人。”③

    眼看情势日趋险恶，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一度作战经验十分丰富的董振堂曾准备组织部队突围，并且在北城大佛寺附近的城墙处，挖了一个宽约二米、高约二米、能并行两匹马的洞子，外面留了一层表皮，预备万不得已时就在某个夜晚从这里一冲而出，过黑河上北山，然后辗转与兄弟部队汇合。但就在此时，1月17日凌晨，通讯员送来了军政委黄超从临泽发来的指示，大意是：奉总部命令，高台作为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军事据点，必须坚守不能放弃。由于军长、政委在工作分工上最后决定权属于政委，军长董振堂别无选择地放弃了突围计划，并将全部希望都放在了固守待援之上。为了能保证部队坚守到援兵到来的一刻，董振堂还利用有限的作战空档，在军部驻地天主教堂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宣读黄超来信，发出“人在高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的战斗号令。④

    “人在高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

    其实，从军长董振堂到每一个红五军战士，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此时仍有一线生机的话，那就是能像徐向前、陈昌浩在早些时候曾连电中央请求的那样，四军、三十一军“速来河西”夹击马敌——真希望一线曙光从天边升起，从而使高台彻底成为敌人的墓场……

    ①参见秦生、高兴国著《红西路军纪事》第 157 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②熊金波《悲壮惨烈的一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69页。
    ③张力雄《高台血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65页。
    ④吕仁礼《回忆高台战斗》。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61页。

    高台血战之增援未果

    真是十分可惜，由于高台董振堂处没有电台，红五军的危机处境并不为总部和其他兄弟部队了解。

    援兵少了，援兵也晚了。加之，狡猾的敌人又早已准备了堵截援兵的力量。直到18日夜，三局局长宋侃夫通过破译敌人的一份电讯，这才得知五军危矣。①当然，第一反映就是派兵增援。

    1月19日凌晨5时，骑兵师做为首发部队前往增援②。但500多人马的骑兵师毕竟力量过于单薄，特别是在高台与临泽接合部小海子滩一带又遇敌马步銮团、敌马禄旅一部和西宁鲁沙尔民团的截击，具体情况可想而知。

    激战，激战。激战中，骑兵师师长董俊彦③、政治委员秦道贤④、政治部主任李庆雍⑤、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子英⑥等壮烈牺牲，整个骑兵师大部损失。唯独剩余一小部分，还是在坚守沙河地区的另外两个团接应下，才得以脱险。

    当然，在此期间，红西路军总部也还曾派其他部队增援，如20日，红五军三十七团团长饶子健⑦就曾率部从临泽出发增援高台，并在距高台数十里的地方与敌激战竟日。但都因兵力过于单薄并遭敌重兵拦截而增援未果。

    有关数次增援均难奏效的情况，时红五军第四十三团团部文书王定烈曾做过这样的概括，他说：

    “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由于本队未跟上来，临泽的部队又不敢把主力增援上去（怕两头失陷），虽几次派部队增援，都因兵力单薄未能奏效。”⑧

    无疑，持论十分精道。

    ①参见宋侃夫《西路军的电讯工作》。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520页。
    ②按今天说法，当时红西路军骑兵师的500多人马，充其量也不足一个营编制，何况其中大多还不是战马，许多骑手也未经训练，有些缴获的马匹还很难掌握其习性。那个时代就有这样一种通例，即或为壮声势、或为将来扩红发展，部队编制名号往往与实际情况差距很大。
    ③董俊彦（？-1937），又名振彦，河南人。时任红西路军骑兵师师长。曾任冯玉祥部军官学校工兵队副队长。后改编为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任连长。193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参加宁都起义。红五军团成立后，在红十三师任中级指挥员。后历任红五军团十四师四十团团长、十三师三十九团团长。
    ④秦道贤（1912-1937），湖北红安人。红西路军骑兵师政治委员。曾任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红四军十师政治处主任等职。
    ⑤李庆雍（1913-1937）字柯然。湖北麻城人。红西路军骑兵师政治部主任。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红三十军九十师政治部主任等职。
    ⑥张子英（1901-1937），山东临清人。红西路军三十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骑兵师三团团长、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在“围剿”红军中火线起义参加红军。后参加了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长征。
    ⑦饶子健（1909—2000），原名饶国汉，湖南省浏阳县人。时任红五军第三十七团团长。倪家营子战斗中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参谋长。1937年5月随左支队到新疆，1940年返回延安。后历任团长、旅长、淮北军区副司令员、华野第九纵队副司令员、第三十四军副军长、第三十军军长、苏北军区司令员、第六十军军长、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写有《漫漫西征路》、《回忆陈潭秋》等数部与西路军相关的著作。
    ⑧王定烈《高台悲歌》。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