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祁连山”是蒙古语中的“天山”， 也有人说，“祁连山”乃古匈奴语的“天梯之山”。可见，不管是蒙古语还是匈奴语，若翻译成现代汉语还都有一层“天山”的意味。天山、天山，顾名思义，天上之山。这就对了。也许除了甘肃和青海，对很多人来讲，最初接触“祁连山”三字，都是通过辞书，甚或是源于太史公司马迁笔下的那首“失我祁连山，教我六畜不繁衍；失我焉支山,教我妇女无颜色”的千古绝唱。但对那些曾经在祁连山中战斗过的每一位红西路军将士而言，也许根本无需翻阅任何辞书，甚至也不用去读司马迁的《史记》，“天山”和“天梯之山”的意味，终其一生刻骨铭心。

    不错，也正因为是“天山”和“天梯之山”，这里，不仅有山形峻峭、山势挺拔和一派千年积雪不化的极地景象，也有地势低洼、慢坡缓山的天然草场；它不仅是东至乌稍岭、西接阿尔金山的一条长达1000多公里且平均海拔高达4000多米的绵绵山脉，也更是人烟稀少并更加缺粮少弹的苦寒世界。即使3月时节，其间也大都是隆冬景象，要么滴水成冰、银装素裹，要么山势嶙峋、飞鸟不过，最低气温仍在零下30多度。

    撤到这里，红西路军全体指战员，虽多多少少摆脱了穷追不舍的敌人，但必需更加直面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并因之谱写了一曲比之过雪山草地更加艰苦卓绝也更为绚丽斑斓的人间壮歌。

    是啊！西路军失败了！西路军也没有完成中央赋予的打通国际路线或创建河西根据地的任何一项战略任务，并且也没办法全身而退地返回河东。但，这里的每一个人，毕竟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和战士！毕竟是中国革命最宝贵的财富！并且毕竟承载着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啊（替牺牲者承担其未尽之志）！

    是啊！往者已矣!那么生者呢？我们反观历史，不难发现，越是遇到挫折，越是遭遇险境，越是绝望时刻，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就越是能激发起那平日里简直让人无法想象的潜能。

    事实上，正是靠着这份潜能，红西路军剩余的约3000多人，随即组成三个支队开展了更加艰苦的斗争。特别是李先念支队，在王树声支队和张荣支队的策应下，一头扎进亘古无人的祁连山腹地，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罕有跋涉，并最终在陈云和滕代远接应下，成建制地抵达甘新交界的星星峡，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保留了一批经过生与死考验、血与火磨砺的优秀干部，为此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建设保留下了最珍贵的火种……

    石窝山战斗之就地阻击

    一路打，一路撤，一路流血牺牲。打到最后，红西路军全体指战员就只好在就近的祁连山群峰中，寻觅着一个较大的山峰开始聚拢，并希望能凭借其险峻地形，打退或是迟滞敌人的进攻。

    这，就是石窝山，是被我们的裕固族同胞亲切称为“红石窝”的地方。对红西路军来讲，也是永远的痛、长久的伤、并是寻求最后一线希望的地方。

    石窝山是祁连山这一带群峰中一座较大的山峰，山头看上去光秃秃的，主要由主峰和左右两道凸起的山梁及中间的一个很大的石坑组成。这里，许多地方都非常陡峭，到处都是乱石嶙峋。从下往上看，主峰很高很高，山梁呢，也到处都很陡，而且越往上越难走，有的地方还是一处处的悬崖。

    据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营政治教导员周纯麟回忆：

    “当时，敌人在后面紧追不放，我们一边打仗，一边构筑工事，利用每一座石壁，每一道石坎作掩护，抵抗敌人……根据上级的布置，二六五团在左边的一条山梁上，二六七团和二六九团的剩余部队在右边的一条山梁上，我们二六三团在两条山梁之间的正面沟里，阻击敌人。二六八团迅速抢占了后面的山峰，一面守住全军的退路，一面掩护西路军总部首长和机关上山。”

    战斗是上午8点多打响的，周纯麟说：

    “雾霾还没有全部消失，一路敌人就向我们正面冲击，一路向右边二六七团守的山梁冲击，这两路敌人都是骑兵，另一路敌人是步兵，向着二六五团守的山梁攻击。所以，我们阻击一开始，就打得相当紧张、激烈。这时候，整个西路军的人数已经不多了，说是一个团，实际只剩下两三百人。可是，战斗一打响，干部战士都像猛虎下山一样，锐不可挡，与敌人顽强的拼搏。敌人的黑马队向我们右边山梁子冲击，想切断我们整个部队的后路。这时，二六七团、二六九团就开始与敌人激烈地拼杀，打退了敌人的几次乘马冲锋。尔后，敌人就开始向西，主要攻击我们的正面。进攻我们的敌骑兵，骑的全是青马，拼命向我们正面冲击。敌人号叫着用鞭子猛烈抽打着马匹往前冲。我们凭借着山梁、岩石作掩护，与敌人对峙着。这时候，我们不仅子弹少得可怜，而且连土造的手榴弹也很少了，真正起作用的武器只有钢叉、梭镖和大刀。但是，我们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山上到处是石头，我们就用石头向敌人砸，这对敌人的杀伤很大。有的把敌人手中的大刀和枪夺过来，又与敌人拼杀。所以，敌人向我们乘马冲锋的时候，我们都只能等敌人冲到面前，与敌人短兵相接，用梭镖戳，用钢叉刺，用大刀砍，与敌人厮杀在一块。就这样，我们凭着勇敢和拼命精神，一连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当然，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敌人见正面攻不开，就乘马向右边的山梁，即二六七团的阵地方向冲去，企图占领后面的山头。团长熊发庆见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焦急，因为现在部队的战斗力，普遍都减弱了。于是，他立即命令我带九连迅速占领二六七团后面的那个山头，以备大部队转移撤退。我们团的一营、二营和七连、八连的所剩人员，仍在正面迎击敌人，与敌人拼搏着，并且边打边向后山撤退。我带九连一溜小跑，向山上爬去，还没有赶到二六七团后面的山头，这个山头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敌人占领这个山头后，又向我们九连和一营、二营的后方包抄过来。幸好，山坡上乱石嶙峋，敌人骑马走得不很快，也不能集团冲锋。我乘势带领九连奋力与敌人拼杀，争取杀退占领这个山头的敌人，以解一营、三营和大部队之危。……幸好，后面有我们的二六八团的同志守住了一个山垭口，阻止了敌人，我们才脱了险……”。①

    周纯麟回忆说：

    “这一仗，打得相当激烈残酷，当时的情景真是壮烈极了。山坡上一片片躺着我们的烈士，许多同志都是在顽强的拼杀中光荣牺牲的。有的干部战士几次负伤，有的腿被打断，有的手臂被砍掉，有的肚子被子弹打穿，有的头上被刀劈开了大口子，有的被削掉了脸皮。但大家都宁死不屈，与敌人拼到底。”

    这一幕，尽管多少年过去了，但周纯麟清楚地记得：

    “……经过九死一生而剩下的指战员，全都穿得破破烂烂凝结着血污的薄衣单衫。大家怀抱大刀、钢叉、梭镖和枪支，背靠着背，在寒风呼啸的雪山上休息。而山下却云集着大批敌人，一队队敌骑兵在山下逡巡着、警戒着……”。

    周纯麟《石窝山上刀光剑影》。转引自郝成铭、朱永光、麻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320、321、324、32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石窝山战斗之郑义斋为掩护经费英勇牺牲

    战斗之残酷不仅让后撤中的战斗部队不断减员，同样，也让许多非战斗人员在不得不同敌人进行的拼命厮杀中献出宝贵生命。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为了掩护警卫员小张把红西路军剩余的全部真金白银送达总部，硬是率领供给部的同志全力阻击敌人，并因此喋血石窝山下，长眠祁连山中。

    郑义斋，原名邓少文，河南许昌人，少时读过四年私塾，后来当过印刷工人，参加过著名的“二七”大罢工。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按照党的指示一度赴上海开办“义斋银行”并兼任经理，从事为身居上海的党中央筹集经费的工作。1931年底受党派遣前往鄂豫皖苏区任民主政府财委会主席、银行行长，兼红四方面军经理部长。后又历任川陕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银行行长、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长，是一位为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卓越人才。当时，在部队全部往石窝山后撤时，由于被敌骑兵分割，他同供给部的一些同志被单独围困在了石窝山下的一个山沟里。怎么办？焦急中的郑义斋知道，自己身边的这两条布袋可是装着过去在四川打土豪时积攒的全部剩余经费啊！这批经费可是失败后的红西路军将来怎么也离不了的东西啊！有了它，或许就能给绝境中的同志多一分走出去的希望，有了它，或许就能给中国革命尽可能多地保留一颗珍贵火种。他眼看着敌人扑到近前，也明知不可能冲出去，还是要率领同志们进行最后的阻击。因为他知道，只要能多顶住一分钟，就能使带着那两条布袋的警卫员小张多一分赶到总部的希望。就这样，坚持着、坚持着，直到打尽最后一颗子弹……。

    对此，时任红西路军供给部科长、郑义斋妻子杨文局回忆：

    “……义斋同志率领十余名警卫战士，带上金银，离开我们，顺着山沟向总指挥部所在地出发了。谁知，没走多远，就遇上了敌人，他们被包围了。义斋同志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边打边往山坡上撤，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是，增援的敌人越围越多，就像一群恶狼，嗷嗷地叫着扑了上来，眼看着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为了不使经费落到敌人手里，义斋同志当机立断，命令战士小张驮上黄金突围，务必送到总指挥部，他自己却留下来指挥掩护。小张冲出去了，经费安全地送到了总部领导手里，而义斋同志却身中数弹，同留下的警卫战士一起，壮烈牺牲了。”

    杨文局清楚地记得：

    那一天“是1937年3月13日，郑义斋同志当时还不满36岁。”

    杨文局《郑义斋同志为革命战斗到最后一息》。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328 页。

    在石窝山上，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做出最后的分兵决定

    至此，整个红西路军也真是到了最后也最为紧要的关头。就是在这红西路军最后关头的1937年3月13日，中央给红西路军电报指示：

    “你们现在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的解决问题，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事项和方法，请你们考虑决定一种：率现存之三团人员向外蒙冲去。率现存之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以上方法无论采取哪一种，均需将伤病兵员安置民间，仍需采取自主自动姿态，均需轻装，均需取变化不测战术。如何，望立复。”

    按照这一指示，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上召开了团以上干部的最后一次会议。

    这是1937年3月14日下午，这更是一个残阳如血、残阳也如火的特殊时刻。根据中央指示，与会者挥泪决定：将仅存的3000人编为三个支队深入祁连山区打游击；陈昌浩、徐向前离队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实施统一领导，具体成员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人组成，其中，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

    对于这次会议，徐向前曾这样痛苦地追忆：

    “我军从康龙寺地区边打边撤，退到石窝一带的山上，已是斜阳晚照时分。我在前沿阵地指挥部队打退追敌的最后一次进攻，还没喘过气来，就接到陈昌浩的通知，去石窝山顶开会。我到那里一看，剩下的师团以上干部，还有二三十人。部队吃了前所未有的败仗，大家异常难过。会上，陈昌浩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徐、陈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关于我俩离队的事，他可能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但我毫无思想准备。我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会议决定，西路军残部分三个支队就地游击：王树声率一路，约五连步、骑人员；张荣率一路，彩病号及妇女、小孩千余；李先念、程世才率一路，系三十军余部五个营及总部直属队，共千余人。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同志参加，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徐向前还说：

    “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生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 

    可见，对徐向前来说，一切都是那样的无奈和痛心，其中，尤以自己和陈昌浩的离队，最为后悔，并写下了 “终生抱憾”和“疚愧良深”的这些话语。

    要知道，这样的文字虽然是对过往之事的记述，但更多的是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和晚年心境的表达啊！真是颇有深意存焉。其中，有些内容，我们还是放在后面适当的时候来一点一点地疏理吧！

    1937年3月13日, 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郝成铭、朱永光、麻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611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参见《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第 358 页，中国党史出版社，1991年7月北京第1版。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49-5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中央和红西路军此时的几份来往电报

    由于到了最后时刻，此时，无论是红西路军给中央的汇报和情况说明，还是中央给红西路军的指示，都是了解和研究红西路军最关键、最纠结、最能说明问题、也最撼人心魄的文字了。

    第一份是红西路军发给中央的汇报石窝会议决定的电报。

    1937年3月14日，石窝会议以后，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以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王树声、曾传六的名义联电中央，电文称：

    “（一）今天血战，部队无弹，饥渴，损失甚大，已战到最后，现存两团余兵力，伤亡及牺牲团级干部甚多，只有设法保存基干。（二）军政会决定徐、陈脱离部队，由卓然、先念、李特、传六、树声、世才、黄超、国炳等组工作委员会，先念统一军事指挥，卓然负政治领导，受工委直接指挥。（三）西路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绝无对南下时期曾一时反五次‘会剿’，这是国焘错误，从未继续。不过对敌情、我力、地形的特情，西路军原力并不能单独战胜二马。望重新估计各军和客观事实。”①

    电报在简略地汇报了红西路军此时的基本情况和石窝会议的决定后，随即，便笔锋一转如鲠在喉地讲起了自己总结的失败原因，即：“不过对敌情、我力、地形的特情，西路军原力并不能单独战胜二马，望重新估计各军和客观事实。”这个最为关键的关键。而为了能彻底地讲清楚这一点，电报还颇具针对性地极力澄清和完全撇开了与张国焘及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关系，什么“西路军坚决支持党中央正确路线，绝无对南下时期曾一时反五次‘会剿’，这是国焘错误，从未继续。”

    多么的斩钉截铁，多么的不容置疑。要知道，这可是一直压在陈昌浩乃至整个西路军身上的巨石啊！想不通啊！特别是陈昌浩，仗怎么打，各种决定怎么做，他本人和整个红西路军不一直以来都是完全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命令行事嘛？所有的重大行动不也都一一地请示了中央和经中央同意后才敢决定嘛？怎么就和张国焘及张国焘路线又扯上了呢？对此，陈昌浩真是委屈啊！正因为委屈，所以，他不仅在电文中做了如是之申辩，还坚持做出自己和徐向前离队回陕北去向中央汇报的决定，并且还为此说了几句诸如“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的过头话。想想也是，电报中的这些文字和这些一时冲动的过头话，还真能从一个侧面入木三分地揭示出陈昌浩此时的心境。但陈昌浩也忘了，这世间事，从来都是大巧如拙、大拙如巧，有多少事又是完全能够凭语言说清楚得呢？相比之下，还是徐向前要比陈昌浩单纯和厚道许多。说什么呢！纠缠的问题多了还有意思么！人啊！你不能拿得起放得下还又能怎样呢？再说了，那么多同志的牺牲，那么沉痛的失败，已经够让人痛心了。回头看，这世间有些事，还真是这样，已经发生了，就不用再说了，不说不说还就说清楚了，越说越说还越说不清。打了牙和血吞是一种说法，凡事定要及时说清也是一种说法。

    果然，陈昌浩没能说清，甚至终其一生也没能说清③。当然，这都是后话了，不说也罢。

    第二份电报是于1937年3月15日，红西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后，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名义直接上报中央的，电报称：

    “（一）为适应目前战略环境，为保存力量，分为三大支队活动。张荣率十五团及彩号及特务团一部为一支队，约一千人，枪百余；树声率二十团及骑兵两连共约七百人为一支队；先念率三十军之基本主力约五个营为一支队，工委会随此支队行动。今晨到祁连山脚的番人地区，距龙首堡约两天路，地形险要。明日拟在此休息。（二）现马敌仍以全力对付我们，现因我军分散活动，彼亦分散兵力。（三）地形及粮食、弹药没法解决，刻下不能（有）较大的活动，且难以持久。（四）我们极望援西军迅速渡河，以达配合主力消灭二马，决定甘北之目的。如何请示。”④

    这份电报主要是向中央汇报各支队的分兵情况和地形、敌情及相关问题。

    第三份电报是中央于1937年3月17日直接发给李先念、李卓然的，电报称：

    “（甲）同意你们成立工委会，并分三路游击。（乙）你们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反对过去靠人而不靠己、被动而非主动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你们应该坚决反对此种错误路线，而在新的精神上执行主动的依靠自己与群众力量的方针。（丙）东北军调豫、皖，兰州、平凉、固原等处由中央军接防，我们四军、三十一军现到镇原不能西进。（丁）顾祝同已电‘二马’停战，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因此，你们行动应完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⑤

    虽然此时徐、陈已然离队，虽然这份电报主要是给李先念、李卓然和整个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下一步行动进行的具体指示，但让陈昌浩最担心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就是：针对第一份电文讲到的关于以往错误“从未继续”的问题，中央做出了明确界定，尽管其中并没出现“张国焘”的字样，但说到这里也就够了，戎马倥偬，军情紧急，显然，这还远远没到能够完全静下心来认真疏理和讨论问题的时候。

    同时，电报也明确无误的告诉新近成立的红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此前一直进行的军事增援，鉴于路途遥远和西路军已经失败等诸多客观因素，已然取消了。因此，你们今后的行动“应完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程世才、王树声、曾传六致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处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612 页。

    ②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 550 页。

    ③在回到延安后的1937年9月和1937年10月，陈昌浩分别写下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和《关于失败的第二次报告》。其中，两份报告前后充满矛盾的说辞，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很明显，以往研究者对之的重视程度和其引申出的结论，还是需要再行疏理的。

    ④1937年3月15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致军委主席团、党中央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613——614 页。

    ⑤1937年3月17日, 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致李先念、李卓然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615 页。

    徐向前、陈昌浩单独东返

    石窝会议后，也即在徐向前没能劝阻住陈昌浩离队后，徐向前、陈昌浩便开始东返了。起初，还有一个警卫排的保护，但为了尽可能的缩小目标，几天后，两人便化装成商人从西洞堡附近走出祁连山开始了再没有其他人陪伴的东返，并于四月上旬在山丹大马营南侧的一个村庄里碰到了但复三这个从湖北来河西行医的郎中。几句话一说，因为与陈昌浩同是湖北老乡，便放心地在但复三家住了下来。

    当晚，临睡前徐向前和陈昌浩还相互叮咛：早点睡，明天一早起来赶路。但到了清晨，当徐向前催促着陈昌浩起来一起走时，陈昌浩却说自己病了，一时难以成行。关于陈昌浩的病情，有资料说是胃病犯了，也有资料讲是突发高烧，但据笔者分析，更多的原因可能是受西路军失败的打击而“一病不起”。再说了，在那样饥寒交迫、缺粮少弹的环境中苦苦煎熬半年，并且背负着像山一样重的一个张国焘路线的话题，哪个人不经一个时期的疗养就能恢复正常呢？只不过，这病，来得实在不是时候罢了。

    于是，徐向前只好一个人独自成行，昼伏夜出地向陕北走去。好在是几个月没刮胡子，也好在是穿了件毛朝里、皮朝外看上去黑乎乎的干筒子皮袄，并也一付身心憔悴的样子，他这个36岁的汉子，怎么看都活脱脱的是一个50开外的羊倌——这正是那时甘肃农村最常见不过的乡里人形象。所以，经永昌、下凉州、穿土门、过景泰、以及乘羊皮筏子渡黄河都算顺利，最后在平凉附近遇到了援西军的一个侦察分队，这才千难万险地回到“家中”。

    这一天是1937年4月30日，据《徐向前传》记载，当天，刘伯承即在甘肃镇原的援西军总部给中央发电，报告：

    “我们的徐向前同志已于今日十九时到达援西军司令部”。

    同时，还分别电告了时在陕西三原的彭德怀和时在西安的周恩来。

    徐向前回到了陕北，而陈昌浩的陕北之行却费尽了周折。

    说是“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说是“要回去向中央讨说法”，但静下心来一想，毕竟是一个败军之将啊！向中央说什么？怎么说？都是问题。于是，为能够再静心地想一想，陈昌浩便索性在山丹大马营的但复三家住了下来，并且一住就是三月。尽管时时有敌人的搜捕，尽管也常常是在一个地窖里或山洞里度过一天又一天，但还是住了下来，直到三个月后的一天，才悄悄地在但复三和其养子聂有成的护送下，经一个多月步行由兰州而西安，并在西安住了些日子后干脆径直回了汉阳老家。最初只是想回家看一看便去与留在鄂豫皖苏区的那些同志们联系，从而再次拉起一支革命武装。但显然，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些想法都未免太过天真。于是，直到1937年8月下旬，陈昌浩才不得不辗转回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