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朱永光《救助红西路军的郭元亨道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下），第110-11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年5月第1版。

    ④周纯麟著《血战河西走廊》，第13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2月第一版。

    错打安西城

    走出万佛峡后的李先念支队开始向150里外的安西县城进发，并与24日午夜开始了攻打安西的战斗。

    本来，是否攻打安西，在李先念支队里一度颇有争议，虽然在石包城时部队曾做出过攻打安西的战斗预案，因为那时了解到的情况是安西只有一个排的敌人驻守，但后来情况变了，有情报说敌人新进增兵一个团。因此，打与不打都取决于对后一个情报的最终认定。只可惜，由于部队太需要吃一两顿饱饭和睡一两次好觉的短暂休整了，加之性急的参谋长李特再三订正时得到的又是“敌人没有增兵”的错误信息，因此，战斗命令不可避免地发出了。

    其实，这之前，安西城确实只有敌人一个排的兵力。但情况又在变化，变化之一是与顾祝同的交涉出了问题。因为，早在4月3日，毛泽东、朱德就曾给在西安与国民党方面谈判的中共代表叶剑英发出过指示，要求尽量通过做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的工作，让其下令马步芳停止对李先念支队的攻击。①此后，4月13日，循着这个话题和思路，毛泽东、周恩来再电叶剑英要求继续让顾祝同交涉，电文称：

    “（甲）西路军工委来电，约十八日可抵敦煌。现有人数九百多，枪五六百，到后恐更要减少。由敦煌到新疆路极难走，恐不易通过。（乙）望你向顾交涉，务使这批人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万一要枪可给他，人员必须全部送至兰州，转给我们，如‘两马’不易说通，可改由朱绍良负责处理。交涉时间在十八日后为妥。免生阻碍，但事先可探听行营知否此项消息。”②

    遵照中央指示，叶剑英通过多次与顾进行交涉，于4月15日复电中央说：

    “顾已电马敦煌部队勿再攻击。”③

    而从这些史料分析，问题应该是出在了顾祝同的交涉上，要么是其搪塞中共，要么就是其虽然下了命令，但马步芳却仍一意孤行，实际上又紧急增加了安西驻兵。

    关于这后一方面，据时任敌马步芳部五九五团团长刘呈德回忆：

    “……安西防务空虚，电令驻防肃州的第一百师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派出第五九五团的两个步兵营，配备旅直属骑兵手枪连，命我率领，星夜西进，据守安西县城。我即于同年四月间，从肃州起行，以三日夜急行军，赶到安西。”④

    但遗憾的是，李先念支队并不完全了解这些情况，仍按其兵力空虚的设定开始发起进攻。据程世才回忆：

    “我们组成两个梯队，向安西城运动。安西是土城，东门外有一带民房，第一梯队在那里刚一打响，就招来敌人猛烈的炮火，机关枪暴风似的扫射过来，迫击炮弹一颗接一颗地落下来，炸起一根根土柱，间或也有几颗炮弹掠过东关的房顶，飞到很远的地方爆炸。在强大炮火掩护下，一队敌人冲出东关，猛烈反扑。如果没有一个旅以上的敌人，就不会有这样的炮火，再坚持进攻，就必然要招致全军覆没的后果。我和先念同志交换了意见，立即停止攻城，向通向新疆的必经之路——王家围子转移。我军且战且走，进了王家围子，敌人就包围上来了。敌人欺负我们人少，弹药又不充足，就一次又一次地冲击，战士们依靠大刀、手榴弹和围墙，坚守了一天。天黑以后，我军才突出重围。”⑤

    ①1937年4月3日，毛泽东、朱德致叶剑英电，要求抓紧与顾祝同的交涉。电报说“甲、向顾主任祝同声明，关于彼方对河西红军见危不救，故意使其消灭一事，引起了红军中特别是四方面军中极大的愤慨，认为彼方有急难时，我方不念旧仇，全力协助了彼方，而彼方对河西红军，则采取残酷无情态度，殊失大政党风度。关于此事政治责任，我方保留质问与追究之权。乙、现集凉州之俘虏六千人，要求顾主任迅即电马步芳，全部调来平凉，经过关师长麟征驻地，移至四方面军归队。请彼注意，切勿再有残害与压迫之事，到兰州时我方派人前往招待。丙、对徐向前、陈昌浩二同志及其他干部，如为马步芳所虏，应严令马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丁、对河西余部，请顾令马不得再行追击，依其转赴新疆，受盛世才收编。以上各项，即交涉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19页。
    ②1937年4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致叶剑英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22页。
    ③1937年4月15日，叶剑英致中共中央电。电报说“顾已电马家军敦煌部队勿再攻击；被俘人员开赴兰州处置；如俘徐、陈及干部不得残害。”《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下），第 25 页。
    ④刘呈德《我在河西堵击红军的经历和见闻》，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58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⑤程世才《烽火年代》。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455——456页。

    续战白墩子、红柳园

    真是一连串的恶仗，当李先念支队边打边撤到达白墩子一带后，战斗更是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

    白墩子住有很少的几户人家，因这里地势较高且有水源，自古就是安西通往新疆的戈壁滩上的一个供行人歇脚的“驿站”。不知从哪个年代开始，为醒目起见，墩墙被人用石灰刷白，故名。李先念支队是4月26日拂晓来到这个地方的。据时任西路军工委书记李卓然的警卫员邱正基回忆，部队撤到了白墩子，正准备做饭，结果连一锅水还没能烧开，敌人的骑兵就追了上来。

    邱正基说：

    “敌人疯狂的喊叫着，鬼头刀在阳光下闪动。但是，这嚣张的气焰并没有吓倒刚刚冲出绝境的红军战士，大家做好了拼死一战的准备。没有子弹的枪举了起来，托着石块的手举了起来，仅有的几颗手榴弹拔了出来，被仇恨、愤怒激红了眼的战士们，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喊杀声：‘拼啊！’‘死拼啊！’杀了上去。所有的人朝着那黑压压的恶浪冲过去，扑上去，枪托，一齐扫过去；石块，一齐砸过去；仅有的手榴弹，一齐扔过去！马匪从马上一个个跌下来，宁死不屈的红军指战员，也在刀光剑影中倒下去。这场战斗直到下午，剩下的200多战士被马匪团团围住了，还有部分战士被马匪冲散了。……看着眼前的景象，首长们眼眶里充满了悲愤的泪水。有的首长拔出了手枪，愤恨得直想冲进马匪的包围圈。李卓然看到这情景，激动地大声说：‘不能再去拼！党没有要求我们去拼命！只要能冲出一个人，就是一份革命的力量，同志们，继续向北冲！’他斩钉截铁地把话说完，回过头来命令我：‘立即通知失散了的战士，要他们沿着电线杆往西北冲。’我一转身，往原路返回去，一路上都有我们的战士，瞪着血红的眼睛，英勇顽强的战斗着……”①

    红柳园距白墩子约50里，因其戈壁滩上生长着一丛丛的红柳而得名，几乎和白墩子一样，也是西进新疆的又一处必经之地，并是专供往来行人住宿和休息的地方。李先念支队且战且行刚到这里，敌骑兵就追来了，战斗继续。

    据时任二六八团参谋长的饶子键回忆：

    “在红柳园子周围的沙丘上，部队与敌人打了一个下午。战士手中的子弹快打光了，仅有的一颗手榴弹也仍进敌群，火力渐渐减弱。马匪骑兵冲破我军防线，把一、二支队分割开了。程世才军长组织了一些还有子弹的战士向敌人反冲击，并命令我带一个连在右侧沙包上组织排子枪射击敌人。拼打了一阵子，把敌人打回去了。这时，军首长命令部队顺电线杆赶快往西北撤，我仍带领战士用大刀、枪刺以及自制的长矛，同反扑过来的敌人拼打，掩护军首长和其他同志转移……”②

    另据时西路军情报科长吕黎平回忆：

    在红柳园，“敌骑兵冲到沙丘下面，下了马就挥舞着鬼头刀往沙丘上爬。一等到敌人靠近，我指战员怀着对凶残敌人的刻骨仇恨，发出惊天动地的喊杀声，用砍缺了刃的大刀、拼弯了的刺刀和枪托，与马匪殊死搏斗。在刀光剑影中，马匪兵一个个哀嚎着倒地，我200多将士也血染沙丘……我们终于坚持到天黑，西路军工委下达了向星星峡方向突围的命令。我们跟着首长突出重围，进入戈壁滩。”③

    红柳园之战是红西路军河西走廊的最后一战。此战，李先念支队虽歼敌数百人，但自己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八十九师参谋长刘雄武④、二六七团政委陈智才⑤、译电员陈茂生⑥等200余名指战员长眠在戈壁滩上，担任掩护任务的近百人也被敌人俘虏。

    ①邱正基《风雪祁连山》。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490——491页。
    ②饶子健《历尽艰险到新疆》。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477页。
    ③吕黎平《戈壁苦战记》。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499页。
    ④刘雄武（1906—1937）  云南省宣威县人。时任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参谋长。1929年参加井冈山起义。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三军九师二十六团副团长、红九军团作战科科长等职。
    ⑤陈智才（—1937），湖南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四方面军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二六七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反围攻作战和红四方面军长征。
    ⑥陈茂生（—1937），时任红西路军译电员、总指挥部译电组长。

    走向星星峡

    星星峡旧名“猩猩峡”，位于甘肃和新疆交界处，所谓峡其实是风蚀而成的山谷，因其靠近安西的一面基本是个乱石零星的隘口，故名。星星峡距红柳园150里，史料记载，李先念支队自4月26日晚从红柳园突围出来后，便按照突围时的约定，分成了十几人或几十人不等的分队顺着电线杆子走完了这段路途。这是最后的一段路途，也是一片空旷无际的戈壁沙漠和乱石嶙峋的山岗子交相错杂的地带。据时任红西路军工委会委员程世才1945年回忆，还多亏了一场沙尘暴降临，使敌骑兵无法出动，从而为西进赢得了时间。

    程世才说：

    “……狂风骤起，尘土蔽日，对面看不见人。我们整整走了三天三夜，无饭吃也无水喝，大家渴得喉咙窒息，舌唇焦灼，当时有的主张杀马喝马血，有的竟要求向导撒尿喝。到了离星星峡不远时，即派参谋到前边侦察，有无水吃及电线杆子，那个参谋侦察到离星星峡七八里有一飞机场，机场附近有一大水池，大家便一拥而前，抢着喝水，每人喝了七八缸子。以后我们继续前进，到了星星峡，新疆部队派两个连在星星峡等着接我们。和他们取得联络后，即派两辆汽车接我们，并打着红旗欢迎我们，我们便坐上汽车开进星星峡住下。当时办事处主任招待我们很好，每天吃五顿饭，顿顿是猪肉大米，每顿吃五、六碗，吃了三天还觉着不饱呢！”①

    就这样，十几人或几十人不等的分队，总数437人，在1937年4月30日前后，在历经了千难万险之后，陆陆续续地来到了星星峡，至此走完了征战河西的全程。②

    193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陈云③、滕代远④代表中央专程从乌鲁木齐赶到星星峡来迎接大家，随行准备了四十多辆汽车和一些衣物，同行的还有冯铉⑤、段子俊⑥等人。欢迎大会上，换了新装的李先念支队全体同志，激动万分地聆听了陈云同志代表党中央的讲话。
陈云讲话的大意是：

    同志们，你们太辛苦了！你们经过千辛万苦走过来了。现在虽然你们只有几百人，但只要保留下革命火种，将来就一定会发展到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⑦

    会后第二天，李先念支队全体同志就在陈云率领下，分乘四十多辆汽车向乌鲁木齐驶去，并要在那里再次开始全新的起步……

    ①程世才《关于西路军的材料》。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35页。
    ②参见1937年12月，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35页。
    ③陈云（1905-1995） 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度往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并专门负责协调苏联红军援助中国工农红军武器装备事宜。1937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援助接应红军西路军余部进迪化（今乌鲁木齐），新中国成立后曾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1981年以后，两次提出西路军问题，并向李先念建议“把这件事搞清楚。”此后，正是根据陈云同志建议，李先念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和原始电文的基础上，于1983年2月写下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并在该《说明》中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自此，石破天惊的提出了如何重新评价西路军的问题。主要著作编入《陈云文选》。
    ④滕代远(1904—1974） 苗族，湖南麻阳人。1924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省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湘东特委书记、湘鄂赣边特委书记。、第十三师党代表、红四军副党代表、红三军团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动员部部长等职。时与陈云同志一起在苏联协调苏联红军援助中国工农红军武器装备事宜。后历任 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 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 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是中共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
    ⑤冯铉（1915-1986），原名冯鼎铉，又名肖立，江苏省武进市人。1931年加入少年共产国际，当过电车工人，参加领导过哈尔滨电车工人罢工。1933年由中共委派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1936年回国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任新疆“新兵营”政治处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军委驻天津办事处主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天津局局长、中国驻瑞士首位公使、驻缅甸大使、驻瑞士大使、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
    ⑥段子俊(1913-2006)，河南省济源县人。1930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交通学院。后历任中共中央军委三局科长兼通讯器材厂厂长、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第四部部长、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三处处长、中央军委三局处长、大连光华电器总厂厂长、关东电讯工程专门学校校长、中苏远东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大连大学党委书记兼秘书长、东北邮电总局第一副局长、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局副局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等职。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⑦王恩舟《沙漠脱险记》。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510——511页。又见《陈云年谱》(中卷)第205 页，原文为：“革命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保存了有生力量，今后仍然会发展壮大。凡是到这里的人，都经过了千难万险的锻炼，是多少黄金也换不来的。现在的几百人，以后可以扩充成几千人上万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号角声声的“新兵营”

    本来是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建立河西根据地的任务，本来是执行拿取苏联红军给中国红军提供的武器装备的重大军事行动，但由于原本浩浩荡荡的21800多人的队伍到最后只剩这437人了，因此， “拿取”也就只好并且只能调整为“学习”了。好在经陈云同志奉中共中央命令进行了“学习”的前期交涉，李先念支队于1937年5月7日下午一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就进驻了陈云与盛世才事先协商安排好的西大桥附近的阜民纱厂，七七事变后又迁往其东门外的一个兵营，对外统称“新兵营”， 从此开始了紧张的学习。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新兵营”内设总支队，总支队又下设干部大队及一、二、三、四大队，前期主要是开展文化和政治学习，后期则在文化和政治学习的基础上开展了军事技术学习。

    关于总的学习情况，陈云在1937年10月22日给中央的电报中曾做过如下详细汇报：

    （一）小舟抵迪，悉国内情形，快甚。（二）西路军余部四百三十人，抵迪已有五月余，仅以本身力量进行中文、算术、常识、军事、政治的训练，进步虽有，而新武器没有学习，多次要求赴苏学习，未得国际批准。（三）现在要求护送皮衣回陕北上前线抗日，否则即准备全部分到迪化学习飞机、铁甲、汽车、炮兵和骑兵。今日已商准督办，下星期一送一百五十人学汽车，三月毕业后再学铁甲车、坦克。我们认为利用新疆，在三年内培养五千军事的新干部，是可能的，并必需的。且学校名称、设备，现比陕北完备些。中央意见如何，望转报国际和指示我们，以便遵行。（四）对各种武装及技术干部和钱、衣服的帮助，已电国际请求。”接着，还在1937年12月继续汇报说：“西路军残部共四百三十七人，营级以上四十五人，连级四十人，战士一百多人，其中勤杂人员多，医生七人，无线电人员十人。现在全部受训，先学五个月。学开车的一百余人，学电报的十余人，学飞机的十余人，高级军事班十五人，称为‘新兵营’。”①

    另据《李先念年谱》记载，其间，十月份以前是普通的文化和军事课学习，十月份以后，则开始转入机械化武器装备的正规学习，其中以第一、二大队为基础学习的是汽车驾驶与修理，以第三大队为基础学习的是装甲车、坦克驾驶与修理，以第四大队为基础学习的是火炮操作，另还抽调十一人赴新疆军医和兽医学校学习。②

    当然，到了后来，随着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学业的基本告一段落，除了学习飞机和军医、兽医等一些同志外，大都陆续按照中央的安排分批次返回了延安。共计四批：第一批是1937年12月，西路军工委会主要成员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苏井观等返回延安；接着是1939年底，有31名干部和病员乘飞机回到延安；第三批是329人，由曾玉良带队，于1940年2月5日回到延安；第四批是1940年8月，原准备赴苏联学习的31人因情况变化返回延安。

    真是百折千回星火燎原啊！如果翻翻史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成了我军后来多兵种建设的重要开创者！

    谁能说历史的拐点不正是出现在这样一个时点上和这样一系列的调整中吗？

    ①1937年12月，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一次发言。《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33-634页。
    ②《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第一卷），第201页，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