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回到延安后的陈昌浩，也确实是和“讨说法”分不开了。不过，不是他向中央“讨说法”，而是中央向他“讨说法”了。此后，近半年时间，他所干的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由此而写那两份《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和《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书》了。内容嘛，无它，就是那注定撇不清的与张国焘的瓜葛，以及由此而来的检讨和再检讨。④

    ①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 551 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一版。
    ②徐向前传编写组著《徐向前传》第 17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版。
    ③徐向前传编写组著《徐向前传》第 171—173 页。
    ④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和《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前后颇有矛盾之处，其实，恰恰是其矛盾之处，才是研究红西路军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可惜，以往研究者往往对之重视不够。又：《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节录）》和《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载于《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 168－193页。

    王树声支队在祁连山中

    分兵行动后不久，红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便和红九军原军长孙玉清、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宣传部长方强、总部教导团政委兼团长的朱良才等一道，率领着红九军和骑兵师为主干的约700多剩余人员，开始了艰难的游击岁月。由于敌重兵围困，情势极其险恶，还是分兵后的第二天，即3月15日，支队就不得不临时分出尹子林、方震等同志各带百十号人，执行伺机阻敌、扰敌和掩护支队行动的任务，从而一下子把一个支队又分解成了三个分队。接着，次日，在尹子林、方震等同志在康龙寺、牛毛山一带与敌进行艰苦的激战之时，王树声支队的大部分同志也于红湾寺附近，被迫与敌两个旅的追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们依托地形居高临下，和敌人整整打了一天，先后打退敌人十余次冲锋，直到子弹打尽，眼看伤亡在不断增加，剩余人员只好乘夜色掩护向东南方向突围。

    也真是一路突围，一路苦战，同时也是一路损失。直到最后，走在最前面担任前突任务的王树声、杜义德等三十余骑由于速度较快与后续部队失去了联系，部队剩余的约300多人便在李聚奎的收拢下继续坚持，后来还成立了由徐太先任主任、李聚奎任副主任的支队行动委员会，专门领导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对敌斗争。战斗一天一天地进行着，部队也屡屡被敌搜山部队冲垮。冲垮了集中起来，集中起来后又被敌重新冲垮。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坚持着、战斗着，直到后来零星突围。

    再说王树声、杜义德他们，在与整个支队失去联系后，转来转去不断游击，还曾一度与熊厚发和他的警卫员们相遇，大家虽共同商量着如何去追赶李先念支队，但可惜，就在途中，一次意外的遭遇战又把他们冲散。冲散后的熊厚发和警卫员们，在南山草岭大坡再次与敌人搜山的马忠义旅发生遭遇战。战斗中，虽然消灭了一些敌人，但警卫员们也大部牺牲，熊厚发再次受伤。最后，敌人包围了熊厚发，迫令他投降，遭到熊厚发严词痛斥。因为围攻时死伤众多，恼羞成怒的敌人开枪射击，年仅20岁的红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壮烈牺牲。不久，被敌人打散的九军军长孙玉清，也只身一人在肃州金佛寺乡的惯河谷地带被敌民团抓获，后被敌人由肃州押往西宁。最后只有王树声、杜义德等人有幸突围成功。

    杜义德（1912—2009），湖北黄陂人。时任红西路军司令部第四局局长、红九军骑兵师师长。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军班长、排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营政治委员、第二十九团政治委员，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政治委员，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直属纵队司令员兼第四局局长等职。西路军失败后随右支队行动，打散后乞讨辗转回到延安。后历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副校长、冀南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政治委员、海军副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著有《杜义德文集》。

    张荣支队在祁连山中

    这实在是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话题了。在那样的时刻和那样残酷的环境中，各种伤病人员、妇孺、非战斗勤杂人员，虽然也是党的宝贵财富，但如果把这些人和其他部队放在一起，大家突出去的可能性都将为零。为此，单设支队并抽派100多人的战斗部队来保护他们，大概也是最无奈和最理智的选择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就是这个支队，也仍然和王树声支队一样，石窝分兵后，即紧随着王树声支队向红湾寺地区游击，并在红湾寺一带边与敌激战边脱离开王树声支队向北转移。可惜，由于敌人太过强大而自己又没办法行动迅捷，支队的大部分同志很快就被敌人冲散。全支队基本上化作了几人或十几人不等的小分队，并且有相当多打散了的彩号、女同志及小孩随即被敌人满山遍野的搜山人员所残杀和俘虏，唯有曾任红五军教导团政委和红西路军骑兵师政委的张荣还率领一部分同志一直坚持到了3月下旬。不幸的是，3月底，弹尽粮绝的张荣等又迭遭围困，战斗至最后，张荣被临泽民团大队长关秉仁带领的民团俘获，在押解至梨园口时被敌枪杀。据统计，整个支队就这样还先后化整为零突围出来200多人，尽管其中的绝大多数流落到了民间。

    张荣（—1937），河南人。时任红五军教导团政治委员，西路军骑兵师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暴动后加入红军。

    干部支队在祁连山中

    干部支队也称毕占云支队，是石窝会议后第三天从李先念支队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支队。当时，为了方便管理和精干队伍，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决定成立约200人的干部支队，人员主要有原总部一局侦察科长毕占云、西路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曾日三、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宣传部长刘瑞龙④、地方工作部长吴永康⑤、第五局局长欧阳毅⑥、卫生部政委徐立清⑦、敌军工作部科长魏传统⑧、红九军政治部科长吴仲廉⑨（曾日三爱人）、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⑩等，全员构成基本是一些总部的机关干部。其中，毕占云任支队长，曾日三任支队政委。

    这个支队的成立，据时任西路军总指挥部情报科科长吕黎平回忆：

    “左支队往西走了两天后，以总指挥部一局侦察科长毕占云同志为队长，原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同志为政委，又带领200名愿意往东打游击的同志，离开左支队往东走（其中有张琴秋、刘瑞龙等同志），成为在祁连山活动的第三（应为四）个支队。⑾”

    干部支队成立后，曾派出人员侦察敌情，当了解到“东边已被敌人严密封锁，而西边尚未发现敌人”的情况后，就曾一度继续沿着西行支队走过的路线西进，准备在彻底摆脱敌军后的适当时机再转而东返。结果，当行至祁连山主峰的北麓一带时，因气候寒冷、找不到食物等一系列严重问题，不得不提前东返，并于3月底来到红番寺西南约20公里的白泉门地区。在白泉门，干部支队遇到敌马彪骑兵旅的强力围攻，战斗中，毕占云等遵照曾日三指示先行掩护伤员和女同志撤离，留下的同志虽奋力阻击敌人，但无奈，因弹药几尽、力量单薄，防线很快被敌骑突破。激战中，曾日三、吴永康等同志先后牺牲，张琴秋、徐立清、魏传统、吴仲廉等大部分人员被俘。暂时脱险的毕占云、刘瑞龙、欧阳毅、熊国炳等虽继续坚持游击，但不久，刘瑞龙被俘，熊国炳流落。最后，只有毕占云、欧阳毅、张然和、方震⒀、辛元林⒁等少数几个人突出了重围。

    毕占云（1903—1977），原名毕瑞祥，四川省广安县人。时任红西路军五军参谋长、西路军干部团团长。1927年在湘军任营长。1928年率部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军特务营营长、第四支队支队长、第二纵队司令员、红十二军第一○二团团长、红十二军军参谋长、红十二军代军长、红七军第九师参谋长、红二十二军第六十六师师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补充第一师师长、红八军参谋长、红九军参谋长等职。西路军失败后，只身乞讨辗转回到延安。后历任军委一局副局长兼参谋主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参谋处处长、绥德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军委总部二科科长、太岳军区参谋长、太岳纵队参谋长、冀东军区副司令员、豫皖苏军区副司令员、河南军区副司令员、河南省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曾日三（1902-1937）又名曾日山。湖南宜章县人。时任红西路军第九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在宜章县从事教育工作，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秘密组织农民武装。1928年初参加湘南起义，后随农军上井冈山。历任红四军军部参谋、营党代表、秘书长，红1军团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红军抚恤委员会总会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三十四师政治委员，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五军代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

    ③张琴秋，见本书 。

    ④刘瑞龙（1910 —1988），江苏南通人。红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西路军失败后被俘，在张掖关押期间曾与魏传统等秘密组织监狱党支部开展对敌斗争，1937年秋经营救回到陕北。后历任陕甘宁边区安吴青训班副主任、鄂东北军政委员会书记、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上海市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农委书记、国务院农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著有《刘瑞龙回忆录》。

    ⑤吴永康（1900—1937）， 原名庞大恩。广西兴业人。1925年冬在赴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曾任《红旗报》编辑、《上海报》编辑、红四方面军总部秘书、中共红江（今通江）县委书记、中共川陕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副部长、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西北联邦政府财政部部长、中共川康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大金省省委常委、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时任西路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

    ⑥欧阳毅（1910—2005），湖南省宜章县人。时任红西路军总指挥部五局局长。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游击队，随朱德部上井冈山。曾任红四军第十师二十九团党委秘书、红四军办公厅秘书、第二十八团连政治委员、军部无线电台政治委员、第一纵队党委秘书长、第十师教导大队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秘书长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⑦徐立清（1910—1983）原名徐映清，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军第三十二师经理处书记、红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治部主任等职。西路军失败后先是在祁连山打游击，后辗转到援西军，任援西军政治部教育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⑧魏传统，见本书 。

    ⑨吴仲廉（1908—1967）原名统莲，女，湖南宜章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4月，上井冈山，任红四军前委组织干事。1930年6月和曾日三在井冈山结婚。后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女子义勇队指导员、红三军政治部秘书和总支书记、红军学校及红军医院政委、福建军区政治部副科长、红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副局长等职。在河西作战中被敌俘虏并押送西宁中山医院服劳役。1937年8月，经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国民党交涉，获释回延安。后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组织部长兼秘书长、第一纵队政治部秘书长、中共辽东分局妇委书记、中共安东省委委员、妇委书记等职。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平反昭雪。

    ⑩熊国炳，见本书。

    ⑾吕黎平《石窝分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350页。

    ⑿方震（1911—）江西省弋阳县人。时任红西路军总指挥部第一局参谋。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排长、连长连指导员、红七军团第1兵站政治委员、红31军第93师师部参谋等职。后历任八路军兵站分站站长、前方总指挥部兵站部巡视主任兼太谷兵站办事处主任、晋绥军区总兵站副站长、华北军区运输部分部部长、军委总后勤部运输部检查室主任、总后勤部检查局副局长、第一物资部上海办事处主任、华东物资供应局政治委员、第二军医大学顾问、第二军医大学副政治委员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⒀辛元林（1914—1985），湖南醴陵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科长、总务处处长等职。西路军失败后辗转返回延安。后历任抗日军政大学大队指导员、鄂东军分区第九团团长、湖南省军区邵阳军分区司令员、空军第二十二师师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北疆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政协第六届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李卓然、李先念支队的最初决择

    相比之下，还是李先念支队力量最强和最为幸运。尽管西行面临的各种困难是我们今天怎么都无法想象的，但正由于王树声支队、张荣支队，甚至是后来的干部支队的东返与游击，拖住了敌人也迷惑了敌人，李先念支队这才得以一头向西的走了下去。

    据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1945年2月写的《关于西路军的材料》记载：

    “三十军在总的失败后，只剩下千把人及总直几个干部，组成一个支队，单独向祁连山方向打游击。这时，在惨痛情况下分开，上级与我们脱离时，只简单告诉我们的任务是——自找出路打游击。任务虽然简单，但在惨败后既无饭吃，又无向导，做起来却很困难。而且任务也不明确，究竟打到哪里？将来怎么办？还未得出明确的方向。另一方面，敌情仍很严重，敌人离我们很近，如果不迅速行动，脱离敌人，就有被敌人最后消灭的可能。”

    为此，程世才写道：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决定：第一步，先摆脱敌人。我们马上从石窝南下，钻进大山，经过极端艰苦的两三天急行军，到白大坂后，就将敌人远远地甩在后面了。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一着。”

    程世才还接着写道：

    “到白大坂后，部队已拖得精疲力竭，便住了两天，一方面休息整顿，恢复疲劳，并开些会议，进行解释工作；另一方面又怕住下不走，敌人会追击上来，便召开工委会商讨今后行动问题。当时大家对摆脱敌人、保存力量、革命到底，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对部队向东打游击，还是向西打游击就发生了争论，有的主张向东打，有的主张向西打，最后工委会决定向西打游击，便趋于一致了……”①

    正如程世才1945年的这些文字所记述的，对西行支队来讲，这是最为关键的行军和最为关键的方向选择。虽然此前的行动方向还是向南，而不是明确的向西，虽然这时大家的意见仍不够统一，但正是有了向西打游击的这样一个决定，真正的转机由此出现……

    程世才《关于西路军的材料》。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31—32页。

    “比之过雪山草地更艰苦卓绝”

    向西，有多少艰难困苦在等待和考验着我们的这些钢铁战士啊！

    关于这一点，红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李卓然曾经这样高度概括道：

    “率西路军余部退入祁连山后，我们这些不投降也没死的千把人，就打游击，几经周折，我们终于摆脱了马步芳军队的追击，但又陷入了一个更加严酷的天敌之中。祁连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不化，茫茫千里，渺无人烟，寸草不生。40多天的行军，我们全部是在雪中行走，睡在冰洞里，没水没盐，只能吃皮带、吃雪，有时能找到些牛粪烧就是天大的运气了，比之过雪山草地更艰苦卓绝。不置身在那样的环境里，是很难想象其中的困难的。”

    而程世才则更为细致地写道：

    “开始从白大坂出发，就循着高耸入云的祁连山脉迤逦前进。两边都是白雪茫茫的雪山，我们就在中间崎岖小路上行进。沟里的风很大，虽然那时已是春天，气候仍很寒冷。沿途人烟稀少，只有一些稀疏的蒙古包，行军找不到向导，靠指北针走。吃饭找不到粮食、炊具，就用牛粪烧牛羊肉，刺刀做菜刀，瓷脸盆做锅，探条穿牛羊肉，既无盐吃，有时又无水吃。夜晚在山沟里露营，用枪托做枕头，大家冻得睡不着，有的竟至冻死。战士常不洗脸，浑身生满虱子，有的脸上死过七层皮。还有伤员无药可上，大家脑子里时刻顾虑着敌人追袭上来。那时困苦真是达于极点……”

    周纯麟还回忆过这样一个行军场面，他说：

    “……战士们没有鞋穿，开始还能撕被单包脚，后来被单少了，不少人只得光着脚板在雪地上走。冰雪像刀子一样割着大家的脚，很多人脚上都裂开一道道血口子。行军的速度减慢了，最初每天能走上70里路，后来只能走40里，30里，有时还得互相搀扶着，你推着我，我拉着你，慢慢地往前走。尽管走得慢，队伍里还时常有昏倒的人。首长的马都成了收容队，专让这些昏倒的同志骑，或者是拉着马尾巴走，有时一个马尾巴上拉着两三个人。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同志，他每天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到下午，他的马上经常是骑着体弱的战士，他自己的身上，则背着战士们的枪，上坡时，手里还拉着同志们住前走。”

    李卓然《关于西路军的回忆》。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2页。

    程世才《关于西路军的材料》。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33页。

    周纯麟《风雪祁连山的日日夜夜》。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414—415 页。

    改装电台与中央取得联系

    祁连山中原本就困难重重，但更不巧的是，当时唯一的一部电台也因发电机汽油用完而一度无法工作。这是什么时候啊！为了让这支大海中的孤舟能及时听到党中央的指示，电台的同志们每到宿营的时候就忙碌起来。一天两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终于，在同志们的努力下，1937年3月23日，汽油发电机成功地改装成了手摇发电机，“嗒嗒嗒”、“ 嗒嗒嗒”的声音振奋着每个人，当天，困顿中的“游子”便向“家中”报告情况并请示了下步的行动方针：

    “（一）西路军自本月十四日起与马敌四天最大激战，士气大受损伤，当即决定分路游击。由树声率二十团为一路，约五连步骑；张荣率一路，枪百余，彩号、妇女千余；先念、世才率一路，为三十军主力，约五个营与直属队。（二）据谍息：树声、张荣所率支队，均已被马敌击散，详情不明。先念、世才所部为游击纵队，现已脱离敌人，深入祁连山中，露营雪山，无粮食，仅觅食一些牛、羊肉充饥，甚困难。但我们决不灰心，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在自主、独立与依靠自己的路线上克服任何困难，求得最后胜利。（三）徐、陈所属部队由先念、世才、黄超、李特、传六、国炳、卓然等组织工作委员会，现随游击纵队行动。（四）我们今日已到青海之巡堡以北约三日行程处，明晨决继续设法越过祁连山西面，相机到敦煌。惟沿途找不到向导，只能用指北针前进。请常给我们指示及情报，最好能由援西军出一部，威胁与吸引马敌而便我西进。”①

    另据《李先念年谱》记载，也就是当日，中共中央复电李先念等，指示：

    “要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进入新疆，中央将派陈云等前往迎接。”

    随后，西路军工委会复电中央：

    “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向新疆前进。”并同时约定，为防止敌人侦察到自己的情况，今后尽量每周联络一次。

    接着，4月5日，红西路军工委再次向援西军和中央汇报了部队情况，电报称：

    “（一）我们率九百余人及长短枪六百余支，已到肃州西南山中，再经南山越祁岭正峰，约半月可到敦煌。（二）途中未曾遇马敌。估计肃州敌于最近即可发觉我们，原拟到安西已不可能，决相机占敦煌。近二十日来，均在老林大风雪中零下十余度露营，缺柴火，烧牛屎，吃牛羊肉，又缺盐，冻病死者、落伍者及外逃现象无日无之。（三）祁连山脉中只有稀少游牧民，住账篷，我无法游击。估计现有力量如无外援，决难在敦煌立足。因人员饥疲至极，武器弹药亦太少，以及地形与敌骑的限制，实无再与较强敌人作战的可能。我们慎重考虑，前途只有在敦煌稍休整，迅速经新疆到远方学习，培养大批干部。请转呈中央，速向国际及新疆交涉。时机迫切，请速复示。”

    此后第三天，又再次收到中央关于明确指示左支队向新疆方向前进的复电，电文称：

    “甲、你们现在何地，距敦煌若干里，路上困难情形如何？乙、我们已派三批人找马步芳、顾祝同，已电马停战。丙、被俘约六千人在凉州集中，正向顾交涉，开来陇东归队。丁、你们可以向新疆去，已电彼方设法援接。”④

    正是在中央指示的鼓舞下，李先念支队振奋精神，一步步朝着既定目标坚定的走去……

    1937年3月23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致刘伯承、张浩、李达请转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16页。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第一卷)，第 191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1937年4月5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致刘伯承、张浩并转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620 页。

    ④1937年4月7日，军委主席团致西路军工委会并告刘伯承、张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621 页。

    工委会工作的着力点所在

    目标既定了，但怎样才能按照这样一个目标把这支几乎溃不成军的部队成功地带出去呢？无疑，这是对工委会全体成员以及每一位指战员的最严峻考验。

    正是为此，西路军工委会的作用得到凸现。西路军工委会委员程世才曾这样写道：

    “那时困苦真是达于极点，战士中有种悲观情绪，我们就抓紧政治工作，加强部队团结，不断向战士做解释工作。行军时干部都不骑马，让伤病员骑，又找骆驼骑，有的一个骆驼骑五个人。一到休息时，我们就和战士们唱歌，因此上下团结得很紧密，每天清早出发时哨子一吹，大家便很快集合起来。”

    关于唱歌，程世才还写道：

    每到宿营时，“各个连队的文娱积极分子，都指挥着唱起了革命歌曲，有的唱《国际歌》，有的唱《打骑兵歌》，有的唱工委书记李卓然同志新编的《巍巍峨峨祁连山》……山谷里歌声雄壮，此起彼伏。这歌声使人们想起往事，想到全国的革命斗争，给人以鼓舞。唱了一阵，先念同志、天焕同志和我带领战士分头出动，准备晚餐，有的到山上打野羊，有的拿着破毛毡子去拣牛马粪，有的干部便和原地休息的战士们谈天，鼓舞大家的革命意志。”①

    总之，正是靠着党的坚强领导和有力的政治工作，部队情绪还是高涨的。

    时红西路军电台台长徐明德就曾清楚地回忆过这样一段往事：期间，他曾和电台的几个同志商议，商量着如何离队东返，结果，被总部三局局长宋侃夫知道了，就给他们做工作说：

    “怎么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呀！这怎么行呀！伙计们，我们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从鄂豫皖到现在，都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舍得把我扔下吗？”

    接着，工委会委员李特也来找他们谈话，说：

    “暂时的失败有什么要紧呢？将来还要打开新局面的呀！列宁说过一句名言：‘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劝大家还是安心下来，同我们在一起。你们几个人都是搞电台的，你们离开了，我们就没有方向了，也了解不到敌情了，那时我们将寸步难行。大家要活活在一起，要死死在一起，要走也一起走好。”

    多么坚定的政治工作，多么坚强的思想保证。

    据徐明德回忆，就在宋侃夫和李特找他们谈话后不久，工委会负责人之一的李先念也利用行军的机会和他们做了一次深谈。记得那是行军途中，李先念和他们这几个有意落在后面的人走在一起，聊着聊着，就切入了正题，李先念说：

    “同志们，这阵子困苦是太大啦，一般人是难以忍受的。仗，我们打得不好，伤了、牺牲了那么多好同志，我同大家一样，也哭了好几场啊！但是，我们这些人不是放牛娃，也不是一般的‘丘八’。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中国工农红军中的共产党人啊！任何时候，我们心中都要有希望才对啊！死，怕什么！负伤，算个啥！我们的希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事业一定会胜利！”

    直到几十年后回想起这一幕，徐明德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李先念同志还动情地挥挥手继续说：

    “同志们，走吧，会有希望的，走吧，希望就在前头！”

    试想，上上下下靠着如此细致的政治工作和如此坚强的思想保证，世界上还有什么难以克服的困难呢？

    程世才《在祁连山中》。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398 页。

    徐明德《向着希望走去》。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440—444页。

    怎能让人不感慨

    就这样，李先念支队一天天地在祁连山中穿行着，穿行在雪岭下，穿行在群峰中。

    为了彻底搞清楚这段行走路线和所遇到的各种困难，1988年8、9月间，中共酒泉地委党史办和肃北县委党史办曾专门组织人员用了同样40多天的时间对李先念支队的行军线路进行了详细考察，他们携带着事先准备好的各种回忆资料，携带着各种山间行走的器具和厚厚的宿营帐篷，认真走访了当年给红军带过路的裕固族牧民儿尕目和蒙古族牧民诺尔布藏木的亲属及所有的民间知情人，通过对相关情况的认真调查和疏理，绘制出了数十张详细草图，基本上对西进支队大体的行进路线及所经过的山梁和峡谷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尽管与当年的李先念支队不同，这次行走选择的是一年中最好的时段，并且也准备了皮大衣等非常充足的御寒衣物，同时还有各级地方政府精心组织的当地人向导一路段一路段地陪同，但还是在相当多的地方遇到了重重困难。因为，许多地方和路段本身就是亘古以来人迹罕至的所在啊！在那里，即使炎炎夏日也纯粹是一番冰天雪地的极地景象，其道路之崎岖蜿蜒和难行程度绝非亲临者所能想象。他们在考察报告中写道，李先念支队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行进路线是 ：

    “向东南过夹尔沟到长干河，沿长干峡向西，经边麻沟、大岔垭壑到大岔牧场，然后转向西南，翻过东岔大坂，进入青海省野牛沟”。

    在青海省北部山区的行进路线是：

    “经八子墩山和黑河上游，复经热水大坂，翻过托勒山，到托勒河谷地，向西行，经青海省海北州的托勒牧场，再经五个山和乌兰大坂，然后折向西南方向，由五个山垭口翻过托勒南山，到疏勒河谷地”。

    在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行进路线是：

    “沿疏勒河向西北方向行进，经苏里、尕河、考克赛、花儿地、硫黄矿，再沿疏勒河到达野马河谷地，然后由大雪山西侧向北行，翻过龚岔大坂、从大龚岔口到石包城”。

    他们同时写道：

    “以上路线，仅是西路军大部队经过的主要地点。部分被敌人打散的部队，还走过一些别的路线，我们没有逐一列出，而且由于红军在祁连山中路径不熟，开始一段方向不明，再加大雪封山，昼夜兼行，有时迷路，在大山中来回往返，走了不少弯路和重复的路，所以实际行程比我们现在计算的要长得多”。

    写着写着，他们还禁不住发自肺腑地做了如下结语：

    “这次实地考察，我们对祁连山中的地形、山水、道路、风物，有了具体的认识，特别是通过对几个大山系、大河流、大通道的考察，使我们对红军走过的路，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茫茫祁连山，屹立在甘青两省边界，绵延千里，巍峨挺拔。终年积雪的冰川高入云霄，深沟大河纵横其间，山重水复，悬崖绝壁，道路崎岖，行走十分艰难。特别是大部分地段没有人烟，一些地方至今没有道路，当年红军仅有的一些马匹，遇到悬崖峭壁、深沟陡坡，也得牵着走。每逢阴天，即使是夏季，山脚下雨，山头落雪，条件十分艰苦。考察中，我们看到了八九月的天气，早晚都会结冰，我们还需穿皮大衣；当年红军在祁连山腹地一个半月，正是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严寒，道路崎岖漫长，人员负伤病残，打仗、行军，十分艰辛，饱尝了人世间的一切苦难，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正如许多西路军老战士所说，祁连山中40多天的历程，经受的苦难不知是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时的许多倍。但红军指战员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苦困难，终于走出祁连山，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

    中共酒泉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中共肃北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西路军在祁连山中行军路线的考察》。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上)，第271—27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走出祁连山

    大龚岔山口位于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1937年4月16日，李先念支队在经过了千难万险的43天穿行之后，终于从这个山口走出了巍峨而连绵的祁连山。
走出祁连山之后，红西路军工委会即电告中央：

    “（一）我们今十六日到石包城，距安西两站半路，距敦煌四站。（二）为争取先机，我们遂改向安西前进。到安西后稍作休整，即向星星峡进。请设法与新疆交涉，并电请远方派人到星星峡迎接我们，最好由汽车带粮到该地。（三）我们全部只八百五十人，困疲至极，急需待机休整。（四）特急！请即复昨日电，你们是否收到我们万万火急报。”

    关于走出祁连山前后的情景，除了这份电报的具体记述外，时李卓然警卫员邱正基曾在那套一版再版的革命故事丛书《星火燎原》中讲过这样一个非常生动的故事，他说：

    “我感到这一个多月原始人似的生活，要比一年的时间还长。碰不上一个敌人，也见不到一个老百姓，只有我们，只有我们这些顽强的革命战士，在精疲力竭地支撑着，一步一瘸、踉踉跄跄地前进着，向着祁连山口艰辛地前进着。这一天，忽然从前边传来一阵枪声……隔了一会，消息传来了：前面有个牧场，先头部队已经攻下来了，围住了一部分牛羊。好了！我们总算从死亡线上闯出来了。同志们轻轻地呼了口气，脸上都泛着微笑，牛羊肉的美味刺激着人们的辘辘饥肠，肚子早已沉不住气了，咕噜咕噜地骚动起来。好不容易挨到中午时分，后勤部门分配给我们班一头小牛和一只羊，要我们赶快去牵，我从地上一跃而起，自告奋勇，跟着班长到前边场里去领牛羊……唉，说来真是倒霉，那只鬼羊，它大概知道跟着我去是挨刀子的，所以走了一段路便不听我的指挥了。我往前拉，它向后退，而且两只角冲向地面，用前腿死死地抵住，不肯迈动一步。‘鬼东西，我宰了你！’我急得骂起了，但我自己也感觉到声音是那么微弱，40多天了，除了做梦，从来也没填饱过肚子。我深深感到一只羊的抵抗力远远超过了我的力气。可是，这只羊是全班同志们走出祁连山的原动力呀，我必须尽最大努力把它拉回班里去。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用劲猛地一拉，带子断了，羊一下子窜跑了。我发疯似的喊着、追着……”羊没了，幸亏还有班长牵着一头分到的小牛犊子，但就是这个小牛犊子，宰杀时又出了问题。由于大家都太弱了，全班七个人都各就各位：“班长扳牛头，刘兴法踩住牛尾巴，四个人各按住一条腿，准备好了，一切全准备好了。我卷了卷袖口，在手心里狠狠吐了几口唾沫，拼上吃奶的力气，猛地将小刀刺进了小牛的喉头，连半截刀柄也刺进去，鲜血从牛脖子直溅出来。忽然间，小牛哞的一声，四条腿猛烈一撑，把四个战士撑得仰面朝天，小牛犊一跃而起，哞哞地叫着，飞也似的跑了。同志们从地上跳起，一齐追过去，可是能抓到什么呢……” 

    想想，先是一个人连一只羊都牵不住让它跑掉了，接着又是七个人连个牛犊子也杀不掉也让它跑掉了，弱到什么程度真是可想而知。好在另外一些同志知道情况后又给他们送来了些吃的。就这样，接着走出了祁连山口。

    另据曾给李先念支队当过向导的蒙古族牧民诺尔布藏木的妹夫毛合尔回忆，他姐夫诺尔布藏木生前曾多次讲述过那段给红军带路的往事，诺尔布藏木曾说，一路上，红军对他很好，给他说了很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他把他们领上，经硫磺矿、查干布尔嘎斯、野马河、公岔大坂、公岔口、石包城、到了安西县的蘑菇台。到了蘑菇台，红军的一位首长还给了诺尔布藏木三两五钱黄金和三个元宝，做为吃东西的价款和带路的感谢。

    诺尔布藏木还说：

    “红军虽然穿的破烂，没粮食吃，但走路很厉害。除吃喝休息外，其余时间都在走路。到公岔口子，大家隐藏起来，派了几个骑马的人去石包城进行侦察……天黑时，到了石包城。到石包城后，把十几户人家包围起来，第二天和他们商量购买了牛羊和粮食，又大声喊着说了一阵话。在石包城住的那几天，因天气好，又吃上了饭，中午的时候，有的人坐在涝池边上的杨树下洗脸、洗脚、洗衣服；有的人站在泉水井边唱歌；有的人在刚发绿的草滩蹓跶……” 

    真是还颇有几分热闹呢！

    1937年4月16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给刘伯承、张浩并转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22—623页。

    邱正基《风雪祁连山——希望》。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437—438页。

    毛合尔《红西路军左支队经过肃北草原见闻》。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451页。

    万佛峡得助

    据资料记载，1937年4月22日，走出祁连山的李先念支队终于行进到了甘肃省最为靠近星星峡的一个县份——安西县，也即安西县踏实乡蘑菇台这个地方，并在这里得到了榆林窟道长郭元亨的资助。要知道，这可是爬冰卧雪四十多天且期间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睡过一次好觉的一支800多人的队伍啊！从这里走到星星峡还有近450里的漫漫前路。因此，在这里和这时，能否得到应有的帮助和补充，无疑也是这支刚刚从祁连山走出的队伍能否胜利抵达目的地的一个重要环节。

    蘑菇台地处敦煌至安西（今瓜州）的戈壁峡谷之中，因毗邻敦煌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故有一道观和几名道士。道长郭元亨，甘肃高台人，早年纯粹是为躲避抓兵而迁居安西，后虽出家并成了道长，但骨子里对当兵的惧怕是与生惧来的，何况，那个时节，他以前所见的，无非都是一些马仲英的变兵和马步芳的骑兵，怎么说都是一帮让人摇头的家伙。因此，讨厌和对付就成了他唯一的手段，并且开始也就这样做了。但通过接触，让他变了。什么“红军”、“共产党”、“抗日救国”等等的名词，什么“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要让穷苦人过好日子的队伍”等等的道理，可是他从来都没听过的啊！再看，天底下有谁见过这样的扛枪人呢？他们穿的是这样的破烂，衣不遮体不说，脚上也大都包着一些破布烂毡，他们是那样的疲惫、虚弱和憔悴，但他们又都是那样令人不可思议地目光炯炯、亲切和蔼。是啊！尤其让郭元亨感动的是，这天晚上，就是面前的这些红军，他们不进道观、不惊佛龛地分三处露宿在蘑菇台的环形山下，其军纪之严明若非亲见真是打死也不敢相信！就这样，一来二去，短短的时间就把这个整日里只知诵经的郭元亨给彻底改变了。经过搜罗和打理，他几乎是倾其全力为这支队伍捐助了面粉200多斤、小麦2石4斗、黄米6斗、胡麻油30斤、和四口袋土盐。同时还牵来2头牛、30只羊以及1匹马。

    正是这些真心诚意的帮助和雪中送碳的举动，使李先念支队继续前行。

    另据资料记载，1961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的程世才曾专门就此致信郭元亨表示感谢，信中说：

    郭元亨先生：
    您61年（1961年）10月3日由胡链代笔给我的信收阅。谢谢您在20多年前红军路过万佛峡那种困难情况下对革命的帮助。
    信中谈到解放后生活有了提高，而你被选为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能为人民做些事情那很好。
    1937年4月间红军路过万佛峡关于您帮助粮食和牲畜问题确属事实，我也写信给了安西县，特告。
    最后，今后如有机会到西北去，一定前去拜访。
    祝身体健康！
    程世才
    1961年12月8日

    同时，装甲兵政治部还致函安西县政府：

    安西县人民委员会：
    我们接到贵县祁连公社万佛峡道士郭元亨老先生给我部副司令员程世才同志的一封信，要求证明红军路过该地时，他曾赠送粮食牲畜等物。经程世才同志回忆，确有些事。在革命艰苦的岁月里，郭元亨老先生帮助了红军，实为可贵。除程世才同志直接给郭老先生复信外，特致函你们，作为证明。
    此致
    敬礼　
    装甲兵政治部（印）
    1961年12月9日③

    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周纯麟将军也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下了如下的文字：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多次绝处逢生，没有饿死，与象郭元亨道长这样宗教人士、爱国人士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是紧紧分不开的。”④

    可以说，也正是由于这一举动和这一举动本身的意义，郭元亨道长成就了他一个宗教界人士的大写人生，特别是在晚年，得到人民政府的多方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