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台血战之最后巷战时刻

    就是这样，尽管没有子弹，尽管敌人越聚越多，尽管城墙被敌人炮击的破损程度越来越严重，尽管自身的伤亡也越来越增加，但英雄的红五军始终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地坚持着。然而，就在这苦苦的坚守之时，就在我红军战士拼死酣战于城头之际，最坏的情况发生了：被收编的民团偷偷打开一侧城门，放敌攻城部队突入城内。

    这是1937年1月20日的拂晓时分，这还是三十七团团长饶子健率二营300多人从临泽出发增援高台，在明水滩一带与敌激战的那个时间当口……

    真正是“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面对这种情况，红五军指战员被迫迅即转入至为艰苦的巷战……

    到处都是拥入城来的敌人，到处都是我英勇的红五军将士与敌进行白刃战的刀枪撞击声和喊杀声，并且也到处都是双方的伤亡人员和血流成河的景象。

    整个高台笼罩在了一种极度悲壮的氛围之中。

    战斗在继续，惨烈在升级。突入城内的敌人眼见不能得手，便纵火焚烧了城西南、十字街中心和东街一带的民房。

    情急中，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十几名战士始终坚守在天主教堂，敌人将教堂包围，纵火点燃了房屋，杨克明和他的战友们就在烈火中与敌奋战，直至全部牺牲。

    军长董振堂一边组织部队进行巷战，一边收拢力量向城东突围，最后在战斗之中壮烈牺牲。

    对高台血战的这最后时刻，时任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回忆说：

    “军长把我从北城叫到东城楼上，他命令我：‘要把东城门守住，坚决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立即带两个连到了东门，执行坚守东城门楼的任务。”①

    另据时任红五军军部通讯队指导员熊金波回忆：

    “各部队带着伤员，边打边向一起靠拢，与敌人逐屋逐巷的进行战斗。每争夺一座屋、一条巷，都要进行反复地冲杀……有的重伤员怕连累部队，说什么也不肯撤走，以决死的战斗掩护战友转移。许多战士子弹打光了，手榴弹甩光了，刺刀拼弯了，石头、砖头投尽了，就用拳头、牙齿同敌人搏斗。”②

    时任红五军军部勤务员林炳才则回忆说：

    “我看见董军长带着二三十人从大街的西头往东边来，上了东门城楼。在城楼上，董军长组织指挥部队继续抗击敌人。由于东门原来已堵死，出不去，董军长又指挥部队沿着城墙往东北方向冲，又因敌人阻击，不得不退了回来。就在这危急关头，董军长在城门楼上，立即作了血战动员，他说：‘共产党员们，干部们，敌人上来了，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我们要血战到底！’讲完后，便冲了出去。我们紧跟着董军长，从东门城楼沿着城墙向东南角冲去。就在我们冲出大约400米的地方，敌人的一颗子弹飞来，董军长被打中，只见他身子一晃，就从城墙上摔到了城墙下。他的警卫员一见军长摔下，也从城墙外滑了下去；接着，寇惠民科长和我们几个，也跟着滑了下去。我们到了城墙下一看，董军长灰蓝色的衣服已染满鲜血，躺在离墙脚几米远的地方。警卫员和我扶着董军长的头，让他半躺着。孔建光把军长的衣服撕开一看，子弹从他左胸穿过，鲜血直流。这时，军长已昏迷过去，我们摸他的鼻孔，还有点气，于是我们猛叫：‘董军长！董军长！’听到我们的喊声，他慢慢地睁开眼睛，用很微弱的声音对我们说：‘我不行了，别顾我了，你们赶快走吧！不走就冲不出去了！’他断断续续地讲完后，头一歪，就停止了呼吸。我扶着他的头猛摇，他再也不能说话了。警卫员抱着军长的头痛哭，我们也难过地哭起来。我们围着军长的遗体，想把他抬走，但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天已亮，敌人又冲过来了，我们不得不迎上去与敌人肉搏……”。③

    至此，红五军驻守高台的2800余名指战员，除个别被群众掩护而成功突围外，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④、军供给部长傅兰荪⑤、卫生部长陈春甫⑥、政治部民运部长盛茂吾⑦、十三师政委朱金畅⑧、十三师师长兼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⑨、四十五团政治处主任罗福祥⑩、三十九军团长吴岱朝⑾、三十七团政委何志余⑿等全部壮烈牺牲。

    ①吕仁礼《回忆高台战斗》。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61—162页。
    ②熊金波《悲壮惨烈的一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69页。
    ③林炳才《忆董振堂军长牺牲前后》。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77—178页。
    ④杨克明，见本书。
    ⑤傅兰荪（1905—1937）,湖南平江县人。红西路军五军供给部部长。1926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⑥陈春甫（1895—1937），又名陈吉甫，湖北大治县人。红西路军五军卫生部部长。1926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三军团第五军医院院长、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红五军团卫生部部长等职。
    ⑦盛茂吾（—1937），红五军民运部部长。
    ⑧朱金畅（1913—1937）湖北大悟人。红西路军五军十三师政治委员兼三十九团政治委员。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三团政治委员。
    ⑨叶崇本（—1937），湖北人。红西路军五军十三师师长兼四十五团团长。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
    ⑩罗福祥（—1937），红西路军五军四十五团政治处主任。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
    ⑾吴岱朝（—1937），红西路军五军三十九团团长。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
    ⑿何志余（—1937），又名志如，安徽六安人。红西路军五军十三师三十七团政治委员、十五师四十三团政治委员。1930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霍山县独立团连政治指导员、川陕革命根据地县委书记、中共川陕省委巡视员、省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川西大金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等职。

    胡占科、王兰英谈高台被敌攻占后的惨象

    高台失守后，敌人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据时在酒泉读书的胡占科回忆，当时，他曾和另外52名同学被马家军统一组织着前往高台去看护那些马家军的伤兵，到达高台的时间他记得非常清楚——“腊月初八（即1937年1月20日）八点到达高台西关”。

    接着，胡占科这样写道：

    “西关外尸横遍地，堵住了城门和大路，车不能进，我们从8点一直等到12点。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百姓赶着牛车清理流血的尸首，马家军挥舞着柳条抽打他们，叫赶快往外拉运。老百姓一边抬着尸体，一边痛哭流涕，同学们看着，心中十分难过，个个都落了泪。12点以后，城门开了。我们进了城，看到火光冲天，听到枪声不断，马家军还在烧杀抢劫……。我们被安排在城西北的建康小学，这里是临时设立的伤兵医院，安置停当后，马县长、黑鹰团长让副官带着我们到处参观‘战绩’。先到清明庙，那里是发生过激战的地方，红军尸体遍野，特别是一些女红军，衣服都被扒光了，有的割去了奶头，惨不忍睹。接着到城墙上参观，东城楼已坍塌下来，还在着火，下面压死了很多人，外露出许多胳膊、腿和身体。据一名红军医务人员说，当时马家军用大炮轰开城角，红军100多人退守城楼，最后子弹打光了，马家军用汽油、柴草点着城楼，这100多名红军全部壮烈牺牲。”

    胡占科还写道：

    “我们又到马王庙参观，一块周围贴花的横幅上写着‘纪念列宁逝世十三周年’的字样。庙里有许多红军重伤员，他们七八个人围成一圈坐着烤火，有鼻子削掉的，有耳朵砍掉的，有喉咙打穿的，有手脚炸掉的，有的脸被刀砍得血肉模糊，情状十分凄惨。”①

    另据土生土长的高台人王兰英女士回忆：

    “马家队攻占高台后，到处烧杀抢劫，搞得鸡犬不宁。打仗的那天夜里，我家房顶上子弹像冰雹一样落个不停。开始我们缩在炕角里，后来一颗炮弹落在院里，虽然没有炸，房子却着了火，我们只得往外跑。到门口，只见马家队伍正在各家门口放火烧房，我家的门也被烧着了，出不去，我们又跑回来，翻后墙从树上溜下去往外跑。当我们跑到城壕里时，天已大亮了，到处是死伤的红军。一个红军头上被砍了两刀，刚挣扎着坐起来，马家队（伍）就过来了，我们让他快躺下，把死人压到身上，才躲过了敌人的屠杀。我爹惦记着家，我们又跑回来救火，正碰上马家队（伍）挨门逐户抢劫。几个马家军从我家搜出一件给红军缝的衣裳，就把我爹打了一顿，还用马刀在肩上剁了几刀。转身看见我弟弟头发长得长一些，怀疑是红军娃子，要拉出去枪毙，我爹爬到地下鸡娃啄食般地磕头求饶：‘老爷，这是我的娃子，不是红军啊！’我也跪下求情，证实是我的弟弟，最后，马家军狠狠踢了我爹几脚，将他身上的两块钱搜去，还把我家仅有的三升米也抢去了。”②

    是啊，这真是一段段让人无法卒读的文字，也更是一幕幕使人不敢多看的画面。但1937年1月20日，历史不就把高台永远的定格在了这样的场景之中吗？这是那个年代我们中华民族的苦难象征！这更是那个时代不屈不挠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惨痛与付出！

    对于如此重大的灾难，徐向前曾一字一顿、笔墨沉重地写道：

    “董振堂是著名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指挥的五军团，在中央红军及反五次‘围剿’中，在长征途中，在与四方面军会合后的转战中，英勇奋斗，作出了重要贡献。后与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成为五军。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他一面积极完成作战任务，一面站在朱老总一边，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抵制和斗争。他和杨克明、叶崇本、刘培基、董彦俊、秦道贤等许多指战员的牺牲，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西路军上下，极为震惊和悲痛。”③

    ①胡占科《高台战场见闻录》。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187-188页。
    ②王兰英《高台战斗目睹记》。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186页。
    ③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 539 页。

    临泽县城保卫战

    本来，如前所述，早在猛攻高台之时，敌人就曾以一个多旅，计五个团另一个营的兵力围攻临泽，而高台失陷后，敌则更是全力扑向临泽，战事也由此一天天达到白热化阶段。

    临泽距高台约六七十里，是红西路军兵力部署上的又一重点。由于临泽县城太小，城周总长仅一公里左右，因此，部署在临泽的部队只有总部直属机关和妇女团两个营驻扎在县城之中，而五军三十七团、四十三团则分别驻扎在城西南距城约二三里路的几个村庄里。①敌人此前攻打临泽，主要是针对临泽县城以及周边红五军驻地村庄进行分割包围。而高台之战以后，情况不同了，由于敌重兵压上，敌人对临泽的进攻，一下子就变为气焰嚣张、志在必得的全面猛攻。

    先说说20日的这场战斗吧。被敌人切断了与高台间的联系，连连听得高台方向枪声传来，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派出三十七团团长饶子健率二营前往增援。部队行至明水滩一带时与敌一部遭遇，并得悉高台失守，情急中，部队只好撤进一个土围子坚守，虽然敌人还在聚集之中并摸不清情况不敢过多进行贸然进攻，但还是里三层外三层硬生生地把这个土围子围了个水泄不通。入夜，部队开始突围，恰逢石走沙飞的天气，很好地掩护了部队的行动。

    据饶子健回忆，就是这次突围之后——

    不久，“只听敌人枪炮齐鸣，但见那边火光冲天！很显然，原先我们驻的那座土围子已遭到了灭顶之灾！……敌人整整向那座空围子轰打了一夜，由于他们四面炮火一齐轰击，所以分辨不清围子里到底有多少火力。次日天明时分，方才知道中了我们的‘空城计’。”②

    是啊，真险！但正是这个“险”字，也把敌人此时的作战特点和兵力优势凸现了出来。大概这就是徐向前和红西路军的用兵之难吧！试想，红军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作战方针历来有一个“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走”的特点，所谓“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十六字方针，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方针，或者说是一个游击战的方针。但河西呢？这种情况全然不存在啊！走，红军两条腿，敌人四条腿，红军走一夜的路程，敌人马一骑，两小时就赶上了。红军分散，敌人就分割包围，红军集中——集中就是这种情况——土围子小了，经不起炮轰，土围子大了，又太分散了，高台不算大吧？不也吃了太过分散的亏吗？

    临泽保卫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了其紧要关头。

    敌人几乎是对临泽城的外围阵地和县城同时发起总攻。坚守外围阵地的主要是红五军驻守临泽的三十七团、四十三团和红九军一部。1937年1月22日，仗打了整整一天，突击、穿插、攻防，马元海以一个多旅的兵力大肆压上，有多少阵地是失去了又夺回来，又有多少战友就这样牺牲在了敌人的强大炮火之下。红三十七团、四十三团和红九军一部，为减轻临泽县城的压力，死死坚守临泽附近的这些村庄，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并在最危机的时刻向围困县城的敌人发起侧后突击，不仅打乱了敌人进攻县城的节奏，而且还一定程度地缓解了敌人对县城的进攻。

    与此同时，敌人对县城先是拼命轰击，待到地动山摇终于将城墙轰开了一个口子的那一刻，便抬着梯子、挥着马刀，成团成营地向缺口涌来。守城的红军尽管主要是总部后勤部门的一些非战斗部队人员，但还是在一个警卫连和妇女团两个营的支撑下人人参战。尽管事先的安排是男同志负责守城墙，女同志负责看护伤兵和捡石头当武器，但眼看着敌人冲了上来，女同志们也个个争先。

    据时任红西路军总部侦察局科长秦基伟回忆：

    “敌人的骑兵、步兵在城外团团转，拼命地喊叫，炮兵拼命地轰击我们的城墙，我们所有的人，连负伤的同志都一齐拥上了城墙。整个临泽城，一会儿被炮弹的爆炸声淹没着，一会儿又被喊杀、喊打声淹没着。”

    对具体的战斗过程，秦基伟这样写道：

    “当我们刚把城西北角的敌人打退后，敌人又在城东北方向一个缺口架上了四五架梯子。我立刻带着机动排，急忙奔跑过去。这里,英雄的战士，抓着马尾手榴弹后面的绳子，抡节鞭一样，向爬在梯子上的敌人打去；另一个战士手握长矛，把一个正要爬上城墙的敌人戳翻下去。忽然，我见到那位胖胖的女同志，头上缠着绷带，把一块大石头用力举过头顶，一面骂着，一面狠狠地向一个刚把头伸进城墙的敌人砸去。我跑上去向外一看，只见四五架梯子都拥满了敌人，梯子底下敌人拥挤着,吵嚷着，梯子后面，敌人的督战队抡着马刀，在逼着士兵上梯子。就在这时，警卫连连长和一些战士推着敌人伸到城墙上的梯子头，喊了一声‘掀’，四五架梯子同时被掀翻了。接着，敌人又把梯子推回城墙，红军战士们推下石块猛砸‘咔嚓’一声，梯子断成数节，爬在梯子上的敌人，像死狗一样的从半空中摔了下去。战士们抓紧时机，拿起步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打，敌人被打得东倒西歪，一个接着一个倒下。敌人混乱了，溃退了……”。③

    另据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爱人杨文局回忆：

    “临泽突围战，是西路军后勤人员所经历的一场罕见的恶仗。那是1937年1月21日（应为22日），敌人以五个多团的兵力围攻临泽县城。城内红军除了一个警卫连之外，只有我们供给部、卫生部的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大部分是女同志，战斗力很弱。在这危急关头，义斋同志一面动员全体人员参战，一面委托富有战斗经验的秦基伟同志担任守城前线指挥官，把城内的机关干部、医护人员、修械工人、炊事员统统组织起来，按战斗需要统一编成班、排、连组织，男同志负责守城，女同志负责送饭、救护伤员和运送弹药……我们终于在主力部队的策应下，冲出了敌人重围，转移到总指挥部所在地倪家营子附近。”④

    突围命令下达得真是及时，临泽城内的红西路军部队终于在城外部队的策应下，且战且行地向倪家营子进发。是役，有效地毙敌、伤敌400多人，并成功地突出了敌人的重围。

    ①这特别说明问题。城池过小，根本无法驻扎重兵。据资料记载，正因临泽城小，驻扎的只能是部分机关及妇女团的两个营。而从另一方面探究，这也是红西路军之所以分部驻扎各处的全部原因所在。何况还有其它一系列诸如气候、地形、地势、城池和堡寨分布及自身缺粮少弹等情况的叠加呢！
    ②饶子健《三十七团增援高台记》。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181—182 页。
    ③秦基伟《苦战临泽》。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194 页。
    ④杨文局《郑义斋同志为革命战斗到最后一息》。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326—327 页。

    首度集兵临泽县倪家营子

    高台血战和临泽突围之后，红西路军所有坚守的阵地就只有倪家营子这一块地方了，红西路军所有的力量也都先后陆续集中在这里了。

    这与在永昌、山丹后期的情况十分相像，但又比那时的情况更遭。像，就像在先后创建的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都相继失去。根据地么，顾名思义，你总要占住一定的地盘。但红西路军在永昌、山丹时期，地到最后就只剩被敌重兵围困的两座孤城；而在临泽、高台地区，也是这样，最后就只有倪家营子这一个地方了。显然，这两块根据地的创建都没有成功。糟，就糟在因为创建根据地没有成功，不仅筹粮问题、休整问题、过冬问题、兵员补充等问题都无法解决，部队减员情况大大增加。古浪之战曾致使九军伤亡过半，永昌、山丹保卫战也发生过大量减员，但相比之下高台血战的形势恶化得让人揪心——红五军损兵三千，临泽保卫战令其四十三、三十七两团只余不足三百人矣。其中还有大量伤员。总之，正是一个“像”字、一个“糟”字，把红西路军“岌岌可危”①的情势和所能遇到的全部问题都一一呈现了出来。

    这里，我们的确有必要对创建根据地和伺机歼敌这两项任务做个分析。本来嘛，创建根据地就是要分兵。想想看，创建临泽、高台根据地，如果不分兵占领这些地区，那么怎么能开展这些地区的民众发动，又怎么建立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啊！但如果在此分兵，又肯定会遇到一个如何被优势兵力的敌人分割包围的问题。两难啊！真是两难啊！尽管徐向前在之前给中央的电报中曾经讲到一个“进则齐进，打则齐打”②的对付马敌原则，但那也只是一时的进军途中的办法，对建立根据地来说，断难适应。更何况，也就是在此期间，中央还有过一个“……便于你们抓几支点，集结强有力的突击队，窥敌弱点，出敌不意而各个击破之”的指示。③再加上一个前面提到的“集则缺粮”的问题，真是无可选择又必然选择。那么，也就只能拼死一战了。而战至最后，便又只能合兵一处了。

    ①方强《悲壮的一曲》。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207 页。
    ②1937年1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军委及总政处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21页。
    ③1937年1月8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27 页。

    尝试东返

    合兵一处，就只有“进则齐进，打则齐打”。其实，早在1月16日，中央就曾电告红西路军，称：

    “（一）这一时期，我们采取积极措施巩固西安，团结张、杨两部，将红军主力开到三原一带，十五军团出商县，影响张杨部队，积极备战；同时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压迫蒋实现在西安允许之条件，反对亲日分子策动之对西安的进兵，已得到相当效果。因红军进入西安地区，张、杨内部甚团结，士气甚旺，中外舆论均主张和平，各方情况现有向着变内战为抗战的倾向，但尚须极大的努力。（二）目前关键在西安。西安局面如果转向有利发展，将使二马难于积极对付西路军。（三）绥东李守信等伪军遭受打击，百灵庙被傅作义占领后，日本即欲帮助二马，事实上已不可能。（四）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五）西路军在这一时期艰苦奋斗中，虽然表示了惊人的英勇，但也形成自信心降低。应在全军中向高级干部以至战士进行坚决不懈的宣传鼓动（原文如此），提高胜利信心，克服丧失信心的有害情绪。（六）提高政治工作和红军纪律。原来西路军中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缺点，现在又处于困难环境中，更易形成与居民关系不良的情况。坚决将全军政治工作提高一步，严格纪律，争取回汉群众，不乱没收一家，不乱杀一人，同时优待二马被俘官兵。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七）在军事上努力提高一步，特别要学习打骑兵和冬季战斗。（八）远方货物是只能在约定时间送到安西的。最近两个多月没有电报来，也许西安形势的发展，能够给你们有利的配合，我们正在争取对西路军的帮助。但你们必须从提高信心，努力军事政治的转变，求得自己的力量，战胜二马，才能保证创立甘北根据地，及在可能时派一部占领安西的胜利。”①

    其中，谈到了“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的问题，也谈到了“远方货物是只能在约定时间送到安西的。最近两个多月没有电报来”的问题。当然，权衡之下，红西路军也只能东返了。尽管这个东返与电报中讲得“向东打敌”落脚点不同，一个是讲根据地的扩大，一个是讲没办法在此建立根据地而放弃此地，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即东移、东移。

    对此，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这样写道：

    “从十六日起，中央即连续来电，指示西路军准备东进。我们将兵力向倪家营子集中，就是为了突破马敌的重兵围堵，执行东进任务。”

    徐向前还分析说：

    “中央指示西路军东进，与西安的紧张局势，密切相关。一方面，蒋介石兵临城下，‘黑云压城城欲摧’。党中央估计，如内战再起，西安难以固守，友军和红军必须准备广阔而机动的战略退路，方保无虞。第一步，退向陕甘宁边；第二步，退向河西地带。这时调西路军东进，占领永、凉一带，正是策应河东部队实行战略退却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为避免内战再起，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亦在加紧进行中。西路军问题是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党中央一再指示我方谈判人员，要蒋介石勒令二马停止进攻西路军，让出凉州至肃州一线，作为西路军的驻地。此时，西路军主力如能消灭马敌一部，东进凉州，乃是我党与蒋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口实。”②

    于是，红西路军决定东返，并于21日、23日、24日连电中央，一一报告了具体的东返情况。

    ①1937年1月16日，军委主席团致西路军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37—538页。
    ②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中），第 540 页。

    张掖西洞堡之战

    东返，必然遇到敌人堵截，好在行军途中采取了 “进则齐进，打则齐打”的方针，一度也算顺利，部队很快集中并东进到西洞堡一带，准备在此稍作休整后继续东进。但很快，由于敌人也在不断部署兵力来迟滞和阻止红西路军东返，如何以歼敌一部来振奋士气和扫清障碍就成了东进的当务之急。正应了那句老话——哀兵必胜，在西洞堡一带，满怀悲愤的红西路军硬是抓住机会将敌人狠狠地教训了一回。那是1937年1月27日。西洞堡村房舍集中，周围几十里都是一望无垠的沙石滩，村北有一座白塔，正好用于观测敌情。此时，穷追不舍的敌人始终不肯罢休，在前一天已经被歼灭400多人的情况下，还敢再次聚集力量分左右两翼向红军攻击。眼见此情此景，根据地形，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代军长程世才一致认为这是很好的歼敌机会，于是在请示了徐向前后果断地命令部队出击。下午3时许，一声号令，事前就已经准备好的掩护部队火力齐发，三十军主力八十八师及八十九师一部一拥而出，迅速地扑向敌人，将进攻之敌——青海宪兵团团团围住。突如其来的冲击和震耳欲聋的杀声，一下子就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乱了方寸……

    杀敌比赛开始了。

    据时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战士张达明回忆：

    “下午3点钟左右，我军在轻重火力的掩护下，以集结在反击出发地上的三十军主力冲击部队一拥而上，霎时间，将敌宪兵团包围在戈壁滩上，转眼已冲到敌人跟前，战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敌人想逃跑也不可能了，在戈壁滩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白刃战。敌宪兵一个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每个一人一枝步枪、一枝短枪和一把大刀（类似日本人的指挥刀），顽强抵抗。经过三小时的肉搏拼杀，800多个敌人做了刀下鬼。”①

    战斗一直进行了4个小时。此役，共击、毙敌800余人，缴获马枪800多支，短枪400多支，以及许多战马和一批被服、军毯、罐头等军用物资。可惜美中不足，因马家军害怕被我缴获，每次进攻只给部下发放十余发子弹，致使缴获子弹有限。

    ①张达明《东进壮歌》。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217 页。

    龙首堡会议与回师西进

    西洞堡战斗的当天晚上，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总部驻地龙首堡张福寿屯庄召开扩大会议，研究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议根据马家军已在东面集结重兵据堡堵截的情况，认为如果继续东进则危险甚大，因此决定暂回倪家营子，调动和寻机歼灭敌人。并随即电告中央。

    电报说：

    “甲、敌已备于东，马上东进不易，宜在甘州以西周转一时，求各个击敌。……万一东北地区受阻，可否即在现地区争取时间，东进外（援）必不可靠，可否再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乙、实情望今夜速实告，以便可东则东，可西则西，接济无望，即不能到安西。”①

    这份电报最能说明红西路军此时的真实处境了。一个“敌已备于东，马上东进不易”，固然属实情，但电报中谈到的“东进外（援）必不可靠，可否再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才是问题的全部症结所在。先说“东进外（援）必不可靠”这前一点。试想，还在第一次东进时的1936年12月23日，徐向前、陈昌浩就曾向中央提出，能在西路军“东移”时“1、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夹击消灭‘两马’于凉州一带。2、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如何？速示。”②并于此后的12月25日，再电中央， “……建议由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向古浪出动，配合我们东进，使我们减员更少。速详复。”③而且，还有个此后1月4日、1月6日、1月8日的三电中央，表达希望能将四军、三十一军以“归还建制”的名义速向河西前进以夹击马敌的迫切请求。④很显然，此时的东进相比彼时的“东进”，情况更是恶化许多，也就是说外援更不可少。但实际呢？连自己都推断“必不可靠”了，所以，一切只有作罢。再说“可否再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这后一条。因为，红西路军之所以组建，终是以打通远方为使命，而早在1936年12月6日，中央曾明确地电告过红西路军“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到安西”。⑤屈指数数，这两个半月的时间即将到期，所以电报中也就故有此问。这中间因西安事变可能发生变数，正是考虑这一因素，才有“可否再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中的“可否”二字，以及“实情望今夜速实告，以便可东则东，可西则西，接济无望，即不能到安西”之说⑥。

    真是要说多难就有多难。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是陈昌浩的思想包袱。对此，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的程世才就曾从另一个层面回忆说：

    关于这次决定回师西进的会议，“我去迟了。一进总部住的院子，就听见陈昌浩同志正在大声讲话：‘宪兵团是敌军的主力，装备好，战斗力强，被我们敲掉了，这一仗打得好，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目前敌我力量已经起了变化，敌人的锐气被挫伤了。西进对我有利，我们要重回到倪家营子去，占领甘北。’这些话像一瓢冷水浇到我的身上，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我刚走到会议室门口，军政委员会的委员们便纷纷离座往外走了。……徐总指挥坐在墙角处低头不语，右手托着铜头瓷嘴的小旱烟锅，吧嗒吧嗒地吸着，竹竿烟管上还栓着那个沾着油泥的旧黑布烟包。陈昌浩主席继续对我说：‘你们打得好，消灭了马步芳匪帮的主力撒拉宪兵团。我们要继续向西打。’不用再听，我就知道底下的话是什么。我有心要说几句，又一想，既然军政委员会已经做出决议，我再说还能有什么作用……在回去的路上……脑子乱得像马鬃，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⑦。

    为什么会这样呢？真是若非当事之人，个中苦衷绝难体悟。还是让我们再借程世才的话来做个大概的疏理吧。其实，程世才的言外之意，就是陈昌浩有思想包袱，不过这个思想包袱是以革命的乐观主义显现的，是以不打胜仗决不罢休的形式表现的。

    想想，也真是！当初，1935年6月至9月，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以后，在党中央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斗争的全过程中，不就是你陈昌浩，做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把政治天平完全倒向了张国焘一边，从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嘛!如今，尽管你陈昌浩业已彻底认识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并痛下决心要通过坚决按中央的命令和指示办事来改正错误，但殊不知，越是亦步亦趋怕越雷池一步，就越是步步艰辛的不断出问题。这不，翻一翻中央这一时期给红西路军的电报，批评的口气不是越来越重了嘛！

    如1月5日：

    “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⑧

    1月7日：

    “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息，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⑨

    1月9日：

    “（一）四军、三十一军路途三四千里，沿途阻塞，何能来援助你们，请勿作此想。（二）你们集中主力，坚决歼敌，才是出路。马敌只是善打游击战，如能诱敌伏击，能缴械一部，有可能停止其进攻。而自己部队应紧缩编制，每人能拿一样武器，刀矛也好，能人自为战，即可灭敌。（三）政治上团结一致，自信能解决当前困难，才能完成任务”⑩。

    何况，其间还夹杂了一个1月8日的张国焘电：

    “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不能经常供给情况，因为二部电台声音过小的原（缘）故。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⑾

    对此，陈昌浩怎能不做思虑呢？此外，还有一层，就是从陈昌浩本人来讲，他不仅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坚定无比的革命家，同时，还是一个颇具书生气的性情中人。如1931年，还在刚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之后不久，他就曾乘“列宁”号飞机轰炸敌军。再如，他一贯的座右铭就是“要在重机枪口上，腿子不发抖，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不动摇，坚决拿出办法来打垮敌人”⑿。就这样，各种因素和各种考虑交织在一起，又加上一个歼敌800多的胜仗支撑，陈昌浩就干脆有了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的想法，并以此影响和关系到了全军的行动。

    有了上述原因和回师的决定，第二天，红西路军全军西进，以九军做前卫，总部直属队等随后，三十军打后卫，重新返回倪家营子。

    ①1937年1月27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中央军委主席团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60—56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②1936年12月23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等致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97 页。
    ③1936年12月25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等致军委主席团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09 页。
    ④分别见1937年1月4日、1月6日、1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致军委主席团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21—522、525、529页。
    ⑤1936年1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64页。
    ⑥1937年1月27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中央军委主席团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60—561页。
    ⑦程世才著《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14—215页。
    ⑧1937年1月5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及军政委员会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23页。
    ⑨1937年1月7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26页。
    ⑩1937年1月9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34页。
    ⑾1937年1月8日，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32页。
    ⑿范青、陈辉汉著《陈昌浩革命生涯》，第 369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年2月北京第1版。

    倪家营决战之基本布阵情况和遭劫惨象

    正因敌置重兵防堵于东，红西路军集全力回师向西，所以，整个回师倪家营的行动还算顺利。1937年1月28日晚，红西路军总部率总直、五军、九军再次进驻倪家营下营子（也称北营子）和上营子北面的三个屯庄。第二天拂晓，后卫三十军相继开来。整个部队仍按红九军置下营子东北方向，红三十军置下营子西南方向，总部、总直和红五军居中的基本布阵，大体构成了一个左右上下前沿阵地相接的环形防御体系。

    仗，就要在这里打了，仗，也只能在这里打了。

    根据总部部署，红西路军各部队很快进入各自的阵地。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阵地啊！只离去短短的几天，重回头找那熟悉的一切，整个倪家营下营子已是面目全非。

    据时红三十军二六七团战士张达明描述：

    “马家军残酷蹂躏过的倪家营子，已遍体鳞伤，人烟灭绝，房屋倒塌，寒风飕飕，满目凄凉，到处是破砖烂瓦，看不见一个人影，听不见一声鸡啼。部队离开倪家营子之前，曾留下一些不能行动的伤员，几乎全部被敌人杀害了，有的被剥得赤条条的，冻死在庄前的涝池里；有的在庄里被石头砸碎踝骨和脑袋；也有的被打死在门前和开阔地里，看样子许多同志都曾经过拼命挣扎和抵抗。只有一部分同志藏在死尸堆里、羊圈里、土炕底下，得以幸免。”

    接着，张达明还写道：

    “这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行为是马家军和当地的地主、民团头头干的。我军迅速将民团副团长李成基等三人从干涸的河沟里搜查出来，在龙王庙前召开了公审大会，枪毙了他们，偿还了烈士们的鲜血。”①

    与此同时，为了适应集中作战，总部决定，将红五军四十三团和三十七团分别编入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和八十九师，将此前分散在各军的妇女先锋团三个营800多名女战士集中起来，驻守缪家屯庄北面庄子，承担向前沿阵地运送弹药给养、收集粮食、抬运伤员等任务。

    同样，当整个红西路军集兵于倪家营下营子二十几个屯庄进行紧张的排兵布阵之时，敌人也慢慢地摸清了红军的动向，并陆续地集兵屯驻于距倪家营下营子十余里的倪家营上营子（也称南营子）四十几个屯庄和其附近四面八方的一些零星屯庄里，并利用其投入河西战场的近十万兵力中的6万余人，将整个倪家营下营子四周里外三层地团团围住。

    一俟就绪，仗开打了……

    ①张达明《东进壮歌》。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18页。

    倪家营决战之再次进行针对“二马”的统战尝试

    仗不能不打，回师倪家营就是在河西走廊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下，面对“二马”这个特殊的敌人（多是骑兵，机动性太强），在权衡了各种作战条件后做出的选择。坚决灭敌，是红西路军此时最紧迫的任务，也是无论东返和西进的全部前提。但是，在这节骨眼上，中国共产党人总的策略和任务毕竟是从西安事变后的大势出发争取停止国民党的“剿共”政策，而且此前，中央已经在交涉如何让南京方面下令“二马”停止进攻红西路军，并已经在进行将凉州以西肃州以东作为红军防地的谈判。①因此，如何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开展对“二马”的统战尝试，无疑也是红西路军面临的一项任务。

    于是，就在回师倪家营的同时，徐向前致信“二马”，要求其停止进攻，信函说：

“本党已向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去电，谓‘西安问题和平解决，全国庆幸，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爰派代表与贵军商洽一切。’”②

    从抗日大义出发对“二马”进行的敦劝并未收到任何积极回应。相反，由于生怕失去地盘，马步芳此时最怕的就是拖下去或拖久了，终有一天让“凉州以西肃州以东”真的变成了红军防地。

    因此，马步芳穷凶极恶并狂妄之极地电告其河西总指挥马元海：

    “红军此时已至山穷水尽，设此诡计，缓我进攻，仍即聚集重兵，勿稍放松，以免失机。”③

    而据《剿匪概述》记载：

    是时，“本部即命令各部队不得专守堡寨，须选有力部队分头向匪进击，牵制匪之活动，以期将匪压迫于斯地段而歼灭之”。④

    至此，倪家营决战开始了……

    ①1937年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潘汉年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43页。
    ②《青海日报》讯。原载于《青海日报》1937年2月1日第三版。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451—452页。
    ③麻琨、牟慧芬主编《悲壮的征程》（下），第 353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④陈显荣《剿匪概述》。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506页。

    倪家营决战之汪家墩战斗的激烈程度

    红西路军第二次进驻倪家营之后进行的决战是从1937年1月31日开始的。据《李先念年谱》记载，这天，敌人连续发动了三次进攻，每次均投入两个旅以上的兵力，进攻方向首先是倪家营下营子西南方向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阵地，其中尤以汪家墩为主。①

    汪家墩位于整个倪家营下营子西南方，前突八十八师主体阵地约两里，也是敌人从这个方向进攻倪家营的最前沿。敌人每次从该方向对三十军阵地发起的进攻，都首先要在这里打响。汪家墩这个地方虽方圆数里，但唯一可用来做阵地的屯庄却只有这一处，虽然看上去有些孤零零的，但也活脱脱的就是一个现成的碉堡。它四方四正，高约三丈，宽约三丈有余，四周还有一圈低矮的围墙，围墙外是一道浅浅的壕沟，壕沟四周零星堆放着一些当地人准备的供冬日里烧火做饭用的鹿柴，再远处就是几间房子以及四面的农田。“碉堡”内部是个三层结构，最上一层没有顶，站在上面可以控制四面八方，第二层每面都有个不大的窗子，是现成的射击枪眼②。就是在这里，1937年2月1日，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三营九连的130余名战士进驻这个阵地，第二天血战后的英雄连队就只剩9人（其中四名伤员）。

    据时任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回忆，晚上，当目睹这一切的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代军长程世才和师长熊厚发及自己带着八连前去看望换防时，周纯麟流着眼泪报告：

    “‘我没打好，牺牲的同志太多。’先念同志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不要难过，你们打得好！敌人用炮没打垮你们，重兵没围垮你们，火没烧垮你们，你们像铁钉钉在阵地上。’我和熊师长商定用八连换下他们，从其他单位抽人补充九连……”③

    时任八十八师卫生部主任王恩厚曾从另一个角度对这次战斗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描述，他说：

    那天，自己在前沿阵地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清晨，成百上千的马匪开始向碉堡进攻，敌人首先用山炮向碉堡轰击，然后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向碉堡倾泻，并扒开我军设的路障，跳进我军碉堡外壕沟，敌人疯狂嚎叫着。可碉堡里却毫无动静，眼看敌人就要接近碉堡，突然，枪声骤起，红军的马尾手榴弹在敌群中隆隆爆炸，随着硝烟飘散，马匪留下一堆堆尸体。敌人并不死心，稍作调整，新的一轮猛攻又开始了，马匪兵这回学乖了，还未接近碉堡时，一人抱起一具同伴的死尸挡住飞来的子弹。马匪兵的确残忍剽悍，接近碉堡，将抱着的尸体一丢，不要命地直往碉堡门前拥去，但是迎接他们的又是轰隆隆的手榴弹。马匪兵被一片又一片地掀倒，后面的狼狈而逃。我们远远看到，心里感到既紧张又兴奋。到了下午，马匪进攻更加疯狂，我不禁提心吊胆起来。我们很少听到来自战友反击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只有那嘶哑的喊杀声和激烈的刀枪碰撞声，显示着我军雄壮的军威。一股持枪扬刀的敌人冲进了碉堡大门……敌人成群拥进，不一会儿，两层的碉堡外搭上了几架梯子，有好几个敌人已经站到碉堡顶上了，拼命地砸着堡顶，潮水般的敌人狂叫着拥向碉堡四周。局势太严峻了，大家的心提到嗓子里，熊发庆团长急得满脸通红，他要领人冲出去接应九连。然而这太冒险了，因为我们和九连的碉堡之间，有一里多路的开阔地，敌人密集的枪弹和随时准备出击的马队，早就封锁了这一段地区。很显然，援助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熊厚发师长看看天色，又看看表，他劝慰说：‘放心吧，相信我们的战士，这支从鄂豫皖打出来的部队，打过多少恶仗硬仗。’我睁着眼睛直望着碉堡，但不见碉堡里面的动静。大家太担心同志们的安危和碉堡的存亡了，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紧张的心情，压制自己的愤怒和仇恨，耐心地等待着。渐渐地，拥向碉堡的敌人明显地停滞了，接着，碉堡门前开始闪动着几个灰衣战士，那有力地挥动着的几把大刀、长矛，像一道坚固的长城，牢牢地堵住了企图继续冲入的马匪兵。又过了一会，大家盼望着的更加激动人心的情景终于出现了，门口、窗口中一具接一具地丢出了马匪兵的尸体，正在梯子上爬动的马匪兵，也相继惨叫着掉了下去。同志们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悄悄地通知护士班和担架队做好准备，待命抢救伤员……”④

    事实是，一天又一天，二六三团三营的连队就这样轮换着坚守在汪家墩阵地上，并每天都要打退着敌人的无数次进攻，虽然战斗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和艰苦，但全体指战员仍在这里硬硬地坚持了半个月时间，直到敌人梯队重重，步步推进，对倪家营的包围更加紧缩并切断了汪家墩碉堡和后面部队的全部联系，才在一天夜里，按事先约定的号声并借浓浓的夜色成功突围。

    ①参见《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第一卷）第1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②这种“碉堡”式建筑，也是我们中国人边远乡村里最传统也极典型的一种居住样式。据笔者数年前看到的一则资料，就是说在一战前后，参加欧战的十几万华工，之所以后来大面积病倒，就是因为这种世代居住条件。它底层是用来关养牲畜（猪、马、牛、羊），中间一层住人，上面一层则用来储存粮食和农具。原资料虽意在说明这样一种居住结构是造成后来役病的本因，但给我的信息却远超出此范围之内。我认为，这种居住样式，更多是因为我们的贫困，怕丢了牲畜和农具、更怕丢失赖以维系生命的粮食，大家只好住一起了。而又因为有的家庭人数还在七、八口以上，并且三代同居，因此也就有了一般性的小于院落、大于住房的基本架构了。实际上，富裕一些的人家，是绝计不会生活于这样的环境之中。这样的居住环境，总得讲取决于基本的经济条件和外部堪忧的安全环境。
    ③郑维山著《血染倪家营子》。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44页。
    ④王恩厚著《在炮火下抢救伤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72—273页。

    倪家营决战之屯庄阵地的拼死坚守和反复争夺

    倪家营决战的四十多天，其实说到底就是每一个屯庄拼死坚守和反复争夺的40多天。

    每一个屯庄的拼死坚守和反复争夺是怎样进行的？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曾经做过这样的概括：

    由于“敌人每次进攻，均先以大炮猛烈轰击，而后组织大量步骑兵，发起冲锋。什么花马营、黑马营、白马营、红马营……都拿上来了。我军连一门迫击炮也没有，全靠近战对付敌人。每当敌人冲到我阵地前沿时，部队突然冲出围子，进行反击，肉搏格斗，杀退敌人。”

    当然，由于总是这样被动，就必然增加敌人毁我阵地的概率。遇到这种情形又将怎样呢？

    徐向前写道：

    “有些围垣被炮火击毁，指战员利用断墙残壁，拼死坚守，直至将冲进的敌人杀出。”

    而这是怎样的杀出啊？也就是说，这些失陷的阵地是靠什么夺回的呢？

    徐向前更是须发喷张、豪气冲天的写道：

    “在这里，没有男同志和女同志、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屯自为战，人自为战，举刃向敌，争为先登。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轻伤员不下火线；重伤员倒在地上，仍紧握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在这里，生存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存。指战员的智慧、勇气、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为了胜利，为了红军，为了人民。”①

    是啊！对此，时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二营营长赵正洪也在回忆录中具体地以邵家屯庄为例，说：

    “军部分配我营驻在营子西北方向一个叫邵家屯庄的村子，任务是坚守这个屯庄及周围的村庄。”而“敌人的工事离我们只有几百米远，他们的山炮离我们也只有两三百米远。敌人知道我们的情况，欺负我们人少，既没炮，子弹也很少，所以把炮架到了我们跟前。敌人的山炮向我们直放平射，他们装炮弹、开炮，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这种情况在以往的战斗中是少有的。”一天，“他们四门炮一起打，把围墙打倒了一片。炮轰停止后，敌人的骑兵下了马，几百个敌人向我们猛冲过来，又喊又叫一拥而来。在敌人距我们三四十米远的时候，我们就跳出去同敌人拼杀起来。真是一场血战啊！完全是白刃战。打枪没有子弹，看到敌人也打不了。我们与敌人短兵相接，用大刀、长矛，你砍我，我砍你，你刺我，我刺你，与敌人厮杀在一块儿，抱着打，揪着打。就是这样打呀，杀呀，杀伤敌人两三百人。”就这样，一天天的打……“敌人打了一阵子撤回去了，但第二次又来了，第三次又来了。有一次敌人冲进我们围子几十个人，我们全力以赴拼杀，战斗很激烈。敌人向我们的炊事员冲过来，炊事员就用扁担打，用菜刀砍。最后没办法，就把一大锅战士一天没喝上的热稀饭往敌人脸上浇。冲进来的六七十个敌人，死伤的就有50多个。就这样，我们同敌人打了一天，从上午7点钟一直打到午后4点多钟。黄昏后，敌人停止进攻，退回去了。敌人有个特点，怕打夜战，到了黄昏就收兵。这时我们就得赶快抓紧时间整理队伍。这次敌人在我们邵家屯庄阵地前死伤好几百人，我们伤亡也很大。”

    尽管敌人越来越多，尽管红军的伤亡也在不断增加，但人在阵地在，全体指战员抱着绝不后撤一步、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与敌人殊死搏斗。原因呢？赵正洪也写得再简单和铿锵不过：

    “大家都明白，阵地一失守，敌人就会冲进来，后方的师部、军部、西路军总部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因此，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战斗！”②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42—543页。
    ②赵正洪《倪家营子血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48—251页。

    倪家营决战之各级干部带头拼杀

    倪家营决战，红西路军以区区万人之众，何以能在缺粮少弹、天气苦寒、无补充、无增援的极端条件下坚持40多天，并相继歼敌万余呢？答案固然很多，但各级干部的带头拼杀，无论如何都是至为重要的一条。

    各级干部带头拼杀，这是红四方面军的一贯传统和强硬作风。正是靠着各级干部的带头拼杀，从昔日的鄂豫皖，到后来的川陕，以及随后的长征，红四方面军不仅为自己铸就了英雄部队、钢铁部队的历史威名，也把红西路军的英名永远地镌刻在了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以及人类战争史的辉煌册页上。

    时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三营政治教导员周纯麟就曾为此在回忆录中专门举过 “猛虎连长”张如山的例子，他说：

    一天，张如山在激战中受伤，别人抬他下去，他坚决不肯，“我们赶到那边时，他正在向排长交代：‘……叫同志们……把缺口的土堆，改修成工事，清出两条出击的路，好拼大刀！’他嘴唇肿得厉害，讲话很困难，讲几个字就要换口气，吐口血水。他坐在战壕里，头半仰着，鼻子里塞满了紫血块，血水缓缓地流着。他的头虽然已包扎起来，但布上还是渗透出不少鲜血，两腮更是血肉模糊。衣服都扯破了，露出了酱紫色的肌肉。我们看他伤势不轻，就劝他说：‘张如山同志！你下去吧，叫一排长代理你指挥。’他耳朵震闭了气，要靠着他耳朵大声讲才能听得见。‘不！教导员，这个缺口就是我的指挥位置。我们不能让敌人从这个缺口进来。让一排、二排拿着大刀，和我一起死守住这个缺口。这里是我们一连的阵地，只要我还活着，就决不能让敌人从我们的阵地上闯进来！’”①

    同样，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的程世才写道：

    有一次，情况非常危急，“我跑过一道矮墙，来到二六五团团部，邹丰明团长来接受任务。这个肩膀宽阔，身体粗壮的小伙子，像以往历次打仗一样，不拿短枪，背一口大刀，提一条步枪，站在我的面前，瓮声瓮气地说：‘副军长，你下命令吧，我们冲！’邹丰明平时不大爱讲话，但打起仗来却勇猛得很，总爱往前冲，简直像只猛虎。有什么样的干部就有什么样的兵，二六五团在他带领下成为‘夜老虎’，他们从不退缩，指到哪里，打到哪里。有这样的干部和战士在眼前，我心里感到非常踏实。”

    程世才还写道：

    “战斗到这个时候，是人人在指挥，人人在战斗。邹丰明团长提一口大刀，背后跟一群战士，左冲右杀，冲到哪里，哪里的敌人就倒下一片。”②

    另外，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也这样回忆邹丰明说：

    “‘夜老虎’团团长邹丰明负伤后仍挥舞着大刀率部杀敌，敌人从背后开枪，他倒在血泊中，又蓦地跳起来，连砍了三个敌人后死去。”③

    基层干部如此，领导干部更是如此。时任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的李天焕就曾回忆说：

    一次，敌人打到了我三十军军部门口，“这时，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同志正在吃饭，他一看敌人冲来，立即把饭碗一扔，拔出驳壳枪，率领通信队的战士们与敌人杀在一起，自始至终，他战斗在最前列，给了战士们很大的鼓舞。”④

    郑维山也回忆道：

    “……敌人沿雨水冲裂的沟壑插到我们两侧，向总部驻地攻击。徐总站在房顶上亲自指挥反击，我们师和八十九师肩并肩同敌人反复拼杀，一直奋战到天黑，终于打退了敌人。”⑤

    ①周纯麟《倪家营子苦战记》。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60页。
    ②程世才《血战倪家营子》。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35—236、238页。
    ③郑维山《血染倪家营子》。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45页。
    ④李天焕《重返倪家营子之后》。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39页。
    ⑤郑维山《血染倪家营子》。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44页。

    倪家营决战之战场上的战友情深

    战争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战友牺牲；战争如果说还能让人眷恋的话，那就是战友情深。倪家营战斗是残酷的，但这残酷也把红军将士的人性光辉表现到了极致。疾风劲草，烈火真金。今天，当我们回首75年前倪家营的战事，震撼之余往往也会体会到一种温馨，一种由战友情深而带给我们的由衷感动。

    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的程世才曾经在回忆录中为我们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敌人以三个旅的兵力，集中攻击我八十八师阵地，并且约有一个旅的敌人突了进来，眼看情势危急，程世才带着交通队的警卫员们就迅即扑了上去。他说：

    “为首的一个只离我几步远，头上戴着蓬松的大羊皮帽子，一身黑制服，留着大胡子，提一口鬼头刀，后面的几个都端着枪，上着刺刀，一个个凶煞煞的。我一见他们，心头马上燃起复仇的烈火，举起枪来就大步奔向前去。这时，敌人为首的大胡子也举起刀来，穷凶极恶的目光直瞪瞪地逼视着我。我刚要开枪，忽然从侧后射出一发子弹，大胡子翻身栽倒。这是我的警卫员先开了一枪。与此同时，又上来一个端刺刀的敌人，直对我的胸膛刺来，从我背后又闪出一个战士，一把将刺刀攥住，又有几个战士上来用枪托敲碎了这个敌人的脑袋。我没看清救我的战士是谁，只见他两手被刀刃割得血淋淋的，拣起敌人丢在地上的武器又冲上去了。”①

    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八团二营营长赵正洪也曾回忆说：

    一次，“我和敌人拼杀时，卡住了一个敌人的脖子，他也想卡我的脖子。我和敌人抱着，枪也用不上，刀也用不上，在地上滚在一起，滚来滚去，都不得手，最后是同志们救了我。开始是营部通讯员赶到我身边，他看我和敌人拼得很激烈，束手无策，不知怎么打才能救我。用枪打吧，怕打着我；用刀砍吧，怕砍到我。后来排长周长玉同志赶到了，他有经验，一看见敌人穿着皮靴，就一脚踩住敌人的皮靴，伸手就是一刀，扎在敌人腿上，敌人一声叫喊，松了手。我趁势起来，拾起一把大刀，砍死了这个敌人。我们和敌人冲来冲去，杀来杀去，一天杀了八九个回合。”②

    另据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三营教导员周纯麟回忆：

    汪家墩战斗中，“有一个战士因体弱无力，一刀砍在敌人的羊皮大衣上，没有砍得进去，反被敌人一刀把他的右胳膊砍断了，这个战士发疯了似的猛力冲上去，把敌人撞倒在鹿砦上，另一个战士赶上去，把这个敌人戳死了。我们的战士就是这样，你支援着我砍杀敌人，我掩护着你向敌拼杀。他们硬是用大刀、用手、用牙齿和敌人厮杀、搏斗！敌人被勇猛顽强、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杀得丧魂落魄、抱头鼠窜！”

    周纯麟还回忆了他和“猛虎连长”张如山的一段对话，他说：

    那是张如山牺牲前不久，一天，“当我又一次来到一连阵地，见到张如山同志的时候，他除了双目已经失明以外，左胳膊和左腿上又各添了一处新的刀伤。他全身血迹斑斑，真是目不忍睹。我问他：‘如山同志，你还有什么要求吗？’他忙说：‘教导员，能让我和同志们一块与敌人拼杀，我就已经满足了！谈到要求，别的没有，只有一件事，就是如果我在战场上牺牲了，请给我挖个坑，把我埋进土里，免得野狗啃我的尸骨！’张如山双手紧紧握着我的手恳求。”

    这算什么要求呢？周纯麟说，他当时真不知用什么来安慰这样好的同志，便满口答应了张如山的这个唯一和起码的要求。但后来，从倪家营突围出来后，周纯麟却再也没有找到这位“猛虎连长”。还是一位战士告诉周纯麟，他们的连长在背他的通信员牺牲后，自己也牺牲了。

    这件事，一直使周纯麟难以忘怀，在回忆录里，他这样写道：

    “几十年来，我一想到当时由于战事紧张和在敌人的强大包围中，没有能满足张如山同志提出的掩埋他遗体这个最起码的要求，就感到非常的遗憾和万分的痛心！”③

    多么真挚的战友情谊啊！多少红西路军将士的壮丽人生不就是这样一笔一笔写就的吗？

    ①程世才《血战倪家营子》。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35页。
    ②赵正洪《倪家营子血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49—250页。
    ③周纯麟《倪家营子苦战记》。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61—262页。

    倪家营决战之缺粮少弹和伤员时时增加的极端处境

    倪家营决战之所以值得大书特书，就在于这场决战最为典型地反映着红西路军在整个河西征战期间是怎样面临缺粮少弹的困难而又不被这一困难吓倒的顽强精神。

    怎样的缺粮少弹？怎样的不向困难低头？

    我们知道，就连古人打仗都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唯有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一切都非常特殊，到那里去“粮草先行”呢？较富裕的地方还好说，好歹还有个阔些的土豪可打，但在贫穷地区，又怎么靠“打土豪分田地”来解决粮食问题、群众发动问题和兵源补充问题呢？如何通过打仗来相应的解决其弹药供给问题呢？这一方面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奋斗道路的艰难性，说明根据地建设和占据回旋地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北方同南方情况的不同。这就如同中央红军长征进入甘肃前的那40多天一样，缺粮少弹是最致命的问题。

    先说缺粮，其实，这还真不是倪家营时期才独有的问题，如果认真翻翻史书或搜搜记忆，就一定不难发现，缺粮(贫穷)真是西北乃至甘肃的一个历史困扰，记得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曾讲过这样一个例子，具体是以国家征收的粮税为例证，说一个穷僻县份和一个富裕县份的差距最多竟能达到300倍与500倍之巨。①

    想想这是多么的令人瞠目的差距啊！

    是的。对此，生于四川并在南京和北京读过书的范长江也在《中国西北角》一书中做过如下记述：

    “记者在张掖所得的第一印象，是没有裤子穿的朋友太多了!十四五岁以下的孩子，十之七八没有裤子，有家的人还可以在家里避寒，整天坐卧在热土炕上，偶尔出外走走，又逃了回去，倒还可以勉强过得去。有许多根本无家的孩子，只好在大衙门和阔人们的公馆背风的墙下，过颤栗的生活，他们的上身披着百孔千疮的破衣，或者原来就是没有做成衣服形式的烂布块和麻布袋，胡乱裹在身上，从绅士阶级们的卫生观点来观察，对于他们简直无从说起了。中年以上的妇人，在街上流落的，比孩子们少些，不过，随地也可看到。她们的外观上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她们无论上身单薄破烂到什么程度，如果裤子上半截，实在遮不着她们认为非遮不可的地方，那么她们总在自己腰部的下面围着一圈污烂的麻布或布块，最低限度得挂一块在小腹的前面。”

    范长江还继续写道：

    “这里已是海拔五千英尺的高寒地带，盛暑的夜间，人们都得用棉被。而且这是正是三九的寒冬，无论怎样穷苦的朋友，缺了皮衣，实在难于活动。然而这班孩子和女人竟破落到如此惊人的地步！我们如果在北风怒号的寒夜，闲步街头，不当风的墙角巷弯，常常发出一团团的火光，这就是他们白昼拾来或偷来的木片柴枝，在实在难支的夜间，正在作他们暂时对抗残忍寒冷的工作。”②

    从具体的行文笔调和情感色彩看，这一切还真是给年青的范长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试想，要不是近乎极端的贫困，世事又何以至此呢？而极为凑巧的是，范长江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也正是1935年冬季的某个时节，而这恰恰离红西路军征战河西时差不超过一年。

    显然，这就是河西当时那个年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了。虽不能说是有多么全面，但也仍然不难窥一斑而见全豹。而且再怎么说，这还都是张掖县城的境况啊。试想，就在这样一个甚至比这样一个地域还差的环境中(县城与乡下比，一般说来都是乡下要比县城差些)，要解决一万多人的生存，那会是何等的困难啊！

    别说那个年代，即使后来，也有资料记载着张掖一带的贫困。如曾在1969年至1973年当过兰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均将军，就有过这样一段轶事，说他有一次到张掖视察，看见一女孩十几岁了还衣不蔽体，就问陪同一旁的地委书记:“为什么会不穿衣服？”这书记也不愧是书记，真是特别会讲政治，回之曰：“这里人就这习惯。”将军又走进一人家，见屋里几位妇人均没穿裤子，便又问地委书记：“看到了没有？你们这里的女人没有裤子穿。” 地委书记继续答曰：“这里老百姓就这个习惯。”闻之，将军气得再也忍不住了，怒道：“恐怕你们家的女人是这个习惯吧!”书记讷讷无以言对。据说将军此后回到家里，硬是把全家的衣服除了非穿的几件，全都让人给送了过去。③

    这可就是曾经的张掖啊!尽管这一切早已成为历史，但当其时也，红西路军不得不苦苦的在这样的地域里面对这一切，并且还是局促到了要在倪家营了这样一个更狭小的地方来面对这一切。加之还被敌人围着和困着。

    为此，早在这次进入倪家营的第三天，即1937年2月1日，红西路军领导人就致电中央，具体汇报了这种缺粮少弹的情况，电报说：

    “（一）为调动敌人寻机灭敌，全路军于二十八日晚移至沙河堡东二十里之倪家营……。（二）敌马禄旅因损失大，已在山丹、永昌补充后再来。祁旅守凉州，元海、起功兵四个团在我西南。马彪、马朴两骑旅在我东北附近，各加步骑民团（注：原电文如此）。今昨两日炮战，掩护进犯，均被击退，敌伤亡六百，我亦四百。堡寨密连，我火力太弱，灭之不易。（三）我们决集力击敌，并争取时间休整。敌力求与我速战，弱点多。现正在以全军从战术、政治、群众灭敌，用后方游击战来战胜敌人。但我人、物补充困难，故感灭敌困难。”④

    显然，这里面主要是一层表明自身如何具有战胜敌人决心的意思。

    此后，随着一天天战事的紧张和被敌人在这里死死围着，情况更趋严重了。而有关于此的记载，比比皆是触目惊心。

    据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描述：

    一天天打下来，虽然毙伤敌万余人，但自己伤亡也有好几千人。而最让人揪心的是，“眼前不光伤员无医药，部队也无粮吃了。没收地主的存粮早就吃光，穷苦人家的一点口粮虽然一粒一粒地从瓦罐里倒出来，卖给自己的队伍，可是那太少了，能解决什么问题！”⑤

    时任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则写道：

    “我军已困难到极点，没饭吃，没水喝，村子里许多房屋成了废墟。敌人兵多，可以轮换使用。我军老是那么几个部队和敌人死拼，伤亡一个少一个。同志们疲劳得头晕眼花，站不住脚，有的战士在枪声刚一停止时，就倚着战壕睡着了……村子里的粮食和弹药一天天在减少，然而最大的困难还是水的缺乏。本来，当地农民饮用的是‘涝池水’，也就是说，喝夏天在水塘里积蓄下的雨水。但是突然住下近万红军，不久涝池便喝干了。全村只有一口深井，底下才有盆口大的一汪泥汤……战士们在寒冷、饥渴和疲劳的不断侵袭下和敌人死拼，但是最受苦的还是伤员……轻伤员历来不下火线。有一次我和李先念程世才同志到前沿的一个小围子里去。当时，部队正进行一次短促出击，围子半边守枪眼的全部是轻伤员。重伤员越来越不容易安置了……特别困难的是没有医药治疗，食盐也很少，有时甚至连包裹伤口的布条也难以找到。因此，战士们说宁愿被打死，不愿意负伤 ……”⑥

    对此，时任八十八师政委的郑维山还写道：

    “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我军，凭着坚强的意志，在冰天雪地里煎熬着。最苦的是伤病员，没有医药，没有绷带，从破旧衣服上撕些布条御伤止血。没有粮食，没有御寒衣物，他们咬牙挺着，不叫不哭。春节来了，我们拉些敌人的死马煮一煮，每个分拳头大的一块马肉。战友们咬一口，好香啊，可是谁也舍不得吃，都送到伤病员手里。伤病员却说：‘让能战斗的同志们吃吧，吃了好杀敌人。’有的重伤员直到停止呼吸，马肉还在手里”。 ⑦

    其实，饥饿、寒冷以及伤病，对红西路军将士来说，相比之缺少弹药，真还算不了最致命的。战斗么，你想想，如果没有子弹、体力又弱，并且还没有回旋余地，那么你靠什么来战胜敌人呢！事实上，红西路军失败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由此注定。正因为没有弹药，敌人总是敢把包围圈越缩越小，而我们呢，也总是没办法把敌人彻底消灭。
郑维山回忆说：

    为了打退敌人的进攻，“我们把所有人员都动员起来投入战斗，梭镖、大刀、是最好的武器，还搜寻到许多石头、木棍作武器，凭着热血和意志与敌血战。屯自为战，人自为战，到处有杀声，到处在拼搏，人们的智慧和力量发挥到了极限。”而仅有的一些弹药怎么解决呢？也只有靠自己的小兵工厂收集一些弹壳进行加工，或在战斗中从敌人身上夺取。

    关于这后一点，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二营营长赵正洪回忆：

    每到晚上，“我们一边修工事，一边派人去打扫战场，到敌人的尸体上去收集子弹，捡武器，但在几百个敌尸中才能收集到1000来发子弹，有的尸体上只能找到两三发，不像过去打国民党军队，抓一个俘虏，身上都有几十发子弹。马家军这支军队就这样刁。收了300多支枪，根本无用，堆在一起放着。当时收到1000来发子弹，也是宝贝，拿到各连去分，一个人分几颗。”⑧

    敌人的各种补充源源不断，而红西路军呢，人员伤亡一个少一个，子弹打掉一发少一发。总之，最致命的就是弹尽和粮绝。

    ①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北京第1版。
    ②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119—120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4月第1版。
    ③《党的生活》2008年第12期。
    ④1937年2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63页。
    ⑤程世才《血战倪家营子》。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33页。
    ⑥李天焕《重返倪家营子之后》。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40-241页。
    ⑦郑维山《血染倪家营子》。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44-245页。
    ⑧赵正洪《倪家营子血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50页。

    倪家营决战之红西路军第四次、第五次请求中央速派援兵

    战斗之惨烈空前绝后，战斗之伤亡与日俱增。面对源源不断的敌人潮水般的进攻，徐向前、陈昌浩不得不于1937年2月7日，再次请示和请求中央，以“四军一部西进夹击”，电报说：

    “（一）……我因地形、堡寨、弹药、人员限制，敌不外出，亦难凭之袭攻。现正乘机深入训练，部队极旺，虽处境极困，然精神振奋，无一逃亡，妇孩均习操，实地战斗。直属队大加轻便，只彩号残废二千为重，补充扩筹无法。各地反马情绪甚高，群众极好，上层分子及哥老会暗助红军。现正广泛运用抗日反马统一战线，白区工作甚易，正建立中。为长久根本之计，当在奠定甘北抗日根据地，接通新苏区，必速灭‘二马’，始能实现。以目前情况力量估计：1、西路军单独在洪水(今民乐县城)、高台行动，到一月至两月，争取灭敌一部，但欲迅速与彻底灭之尚属不易，这不能不使西进困难。2、目前东进，在击敌有力条件下较易做到，如果延搁根本大计，反长‘二马’之力，尔后击之更加不易。3、我处倪家营到洪水约一九〇里，沿途粮房便利。洪水到北大通三六〇里，并须三天露营。北大通粮多河大，正月底开冰。……西宁一路人众粮多，酌路不便于大队齐进，非万分必要时，不采用。（二）西路军暂在原地区行动，重要的是灭敌西进，不过目前实难实现，还须由抗日方面给敌实际威胁，以分散敌力，使我方击之更易，或在可能条件下，以四军一部西进夹击，则加速歼灭该敌。否则不但对西路军，而且对整个抗日局面均有妨碍。”①

    由此可以看出，正因为形势十分危急，电报不仅请求以“四军一部西进夹击”，同时，还提到了“我处倪家营到洪水约一九〇里，沿途粮房便利。洪水到北大通三六〇里，并须三天露营，北大通粮多河大，正月底开冰。……西宁一路人众粮多，酌路不便于大队齐进，非万分必要时，不采用”的问题。

    可见，红西路军在倪家营一战竟月，并不是没提前发现这里的不利，而是也在不断寻求出路，只不过是要进行汇报和请示罢了。只有中央同意了，一切才能变为可行。

    而此后，随着自身处境不断恶化，2月13日，红西路军更是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名义电告中央，在请求“四军、三十一军”增援的同时，也报告了关于是否俟机“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的请示，电报说：

    “（一）关于此方针，我实情已经屡电详陈军委，西路军全体指战员苦心孤诣，消灭敌人的决心是任何时候没有动摇的，但战胜敌人仍须决定于敌我之武装力量，主力如不够时，必须另想办法。正如五次围剿未能冲破，结果仍须退出中央苏区。并不是我们无决心战胜敌人，而是由于当时新的情况，根据地不能不如此干去，更为有利于全局。（二）‘二马’与我拼战甚坚决，是南京有人暗中指使，利用蒋、顾借口，不能推辞。请详考虑。（三）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四）此上提议极重要，提出讨论并速复军政委员会。”②

    正因为是要讨论后再做明确答复，2月17日，也就是收到西路军前份电报的第四天，中央以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名义致电西路军，电报称：

    “（一）同意你们春暖以前在抚临地区寻机击破敌的意见，争取在春暖以后向肃州、安西行动。（二）依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的情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停止‘二马’向你们进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的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之与各个击破之，以便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三）作战行动时注意，须坚持集中兵力，包围、消灭(敌人)的方法，切忌准备不充分，分散兵力与仅仅击溃敌人的打法。总之，你们应在一切可能中寻求取得决定胜利的道路，而坚决抛弃过去作战上的主观弱点。（四）你们的政治纪律，究竟有无确定的基本上的转变呢？从兰州方面来的人员与新闻记者都详报你们部队与群众的关系不好，究竟实况如何呢？（五）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六）你们春暖后向大通行动的提议，战略目的何在呢？是把向大通当作调动敌人回守青海，以便自己尔后仍然回到甘州、肃州区域，并向安西呢？还是想占领青海呢？（七）上面提出的问题，请你们明确答复我们。”③

    看来还是这份电报把最要害的问题点破了，也一下子把所有的问题都说到点子上了。要求解释“向大通行动”的目的，也要求解释对自己过去所犯“政治错误”的认识和改正情况，特别是这后一点，最吃不消的就是陈昌浩了。

    对此，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

    “南下期间，我们的确犯了错误，欠了帐。把西路军的行动方向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联到一起，谁还能动弹？！陈昌浩的压力尤大。他曾是‘国焘路线’的积极支持者，现时又身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任。一抓过去的辫子，他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只好唯命是从。”④

    陈昌浩思想包袱太重，显然对西路军的影响是巨大的。

    ①1937年2月7日，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中央军委电。转引自郝成铭、朱永光、麻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68—569页。
    ②1937年2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党中央电。转引自郝成铭、朱永光、麻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72—573页。
    ③1937年2月17日，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及军政会各同志电。转引自郝成铭、朱永光、麻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76—577页。
    ④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 544 页。

    倪家营决战之突围威狄堡后再度重返

    尽管没有援兵，但倪家营没弹、没粮、没水的情况还是逼着红西路军不得不突围。于是，1937年2月21日，在红西路军第二次进入倪家营并在这里坚持战斗了23天后，开始向临泽西部的威狄堡方向突围——当日抵达威狄堡后，又被这地方堡寨分散、地形不利、极易被敌分割的情况所困扰。

    究竟应该到哪里去？徐向前主张向祁连山转移，陈昌浩提出要重返倪家营，两人因此又再度发生激烈争吵。

    据徐向前回忆：

    “他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我听了大吃一惊，说：昌浩同志，你还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据地嘛！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但是，他头上有个‘紧箍咒’，不顾实际情况，坚持要回去。我和他吵了一顿，没有结果。这时，中央来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陈昌浩又一次占了上风，证明他是马克思主义，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他在军政委员会上，极力夸张西洞堡战斗胜利的伟大意义，说了些‘形势大好’、‘打回倪家营子’、‘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固守五十天待援’、‘反对右倾逃跑’一类的话。那种气氛下面，谁还能唱反调呀！我憋着一肚子气，在会上没有发言。会议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这就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①

    在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的坚持下，西路军连夜回师，第三次回到倪家营……

    ①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中），第5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