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家营决战之最后决别

    再在倪家营进行的战斗，就完全是逐围子、逐房子的白热化争夺了，仗打得惨烈无比也残酷无比。红西路军已经到了再不突围就面临灭顶之灾的最后关头……

    对此，徐向前、陈昌浩1937年2月24日24时致电中央，词迫情切地叙述了这种危急，并再次恳求速派援兵，电文说：

    “甲、我们二十一日晚移威敌堡，敌于天明即接近，因地形堡寨太多，敌易封锁，又于当晚仍回集倪家营。天明敌骑又接近，接连三次敌猛力炮击进犯，夜在野外四面伏击，不便出击，必在此时打。如天明有机即东进，无机另想办法。乙、欲战胜此敌，只要八个足团，一两千骑兵，带足较强火力及山炮、迫击炮一部即可。最好能速抽出这样兵力过河，以归还建制名义向凉州进攻。我们适时夹击，可彻底消灭此敌，夺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远方，实现根本大计，无论对西安之和平、战争计，无论对中国红军及西路军计，此为上策，望军委考虑，希予采纳。丙、敌骑日夜接近，步、骑、炮集中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东进亦不可能。我们虽拼战到一人一弹为止，但此前途危险极大，恐全军牺牲，不但毫无代价，且壮大敌之人马，敌重振威风，影响中国红军前途，造成将来再来此地困难。究竟战略后方是否此地，究竟战争前途是否存在。如果甘北必须占领，战争前途不免，即望实现此议，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如何望告。”①

    红西路军的频频告急，也让党中央焦虑万分并且千方百计的想尽了办法：一是一再电示周恩来，要求或协调有关方面压马步芳停战，或通过划分防地谈判来解决让防的问题；②二是电示在南京的潘汉年向蒋介石转达中共意见，请蒋电劝马步芳让出凉州、肃州等城，以便就食，并令马部停止攻击徐部；③三是电示周恩来请驻兰州的东北军于学忠部“调一二个师进驻永登、红城子一带，一部向古浪伸进；”④四是电示在西安的周恩来想办法联系飞机给红西路军送款送弹；⑤五是在1月24日红西路军东返时电告徐、陈，准备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并在这个时期加紧了组建援西军的步伐。⑥

    但无奈和遗憾的是，毕竟远水不解近渴，或囿于谈判之艰难，或要考虑配合谈判，最终还是难解危局。

    当2月26日，中央电告红西路军，要求：“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时，⑦红西路军却只能考虑如何突围了，并在收到这份电报后的第二天晚上，全部突出倪家营子，向临泽县城西部之东西柳沟转移……

    红西路军在倪家营决战二十八天，取得歼敌万人的战绩，击毙敌营长马学良、马朝选、循化撒拉族民团团长韩忠良，击伤敌骑兵旅长马朴、团长马忠良等。但自身也伤亡惨重，损失达三四千人，其中，总部供给部科长肖永刚⑧、少年先锋团政委刘建伦⑨、红九军宣传部长王透⑩、红三十军参谋处科长黄述生⑾、三十军二六九团团长徐广紫（梓）⑿、二六九团政委朱德仕⒀、二六九团政治处主任冯有灿⒁、二六七团政治处主任冯伦奎⒂、二六五团政治处主任徐其坤⒃、二六五团政治处主任（后）方忠家⒄、二六八团政委万汉江（原红五军四十三团团长）⒅、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⒆等均壮烈牺牲。经过此战，整个过河时21800多人的队伍，全部人数已不足万人。

    ①1937年2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军委到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82—583页。
    ②1937年2月12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谈：“西路军防地虽指定，但让防未实行，且未停战，应要求停战让防。”2月14日，再电周恩来定调谈判原则：“蒋指定凉州以西、甘州府、肃州府、及安西州所有各县在内”。“西路军待春暖以一部占安西州，接取货物，主力在甘、肃二州地区，但须马部退出该地。”1937年3月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甲、援西军现停止于白杨城、青石嘴之间待命。乙、徐、陈所部在沙河堡仅占地十里，被敌包围，粮水均缺，不能持久。丙、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并须速解，免去军事增援为上策。丁、此事须在你去南京之前督促张冲、顾祝同即速办理，并得确定结果如：（一）‘二马’撤兵停战。（二）飞机送款弹。（三）容许西路军安全东还，或容许其去肃州、安西。2月27日，张闻天、毛泽东、林育英、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云：“甲、西路军情况万分紧张，他们东进西进都成不可能，有被消灭的危险。乙、对‘两马’不但是十万（元），就是二十万（元）和更多些都可以，而且必需。丙、此事需以最快速度办妥，最好在二十天内。丁、条件：西路军过黄河右岸来，请两马不要阻拦和恶意追击，如果‘两马’同意西路军西进，则西路军可停肃州以西，将来并不东犯。戊、须对‘两马’晓喻和平大义，告以与我们讲和对他们将来有莫大利益。”《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71、574、607、589页。
    ③1937年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要求通过做蒋介石工作，让其“请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22日，再电潘汉年：要求与蒋协商，“……红军在肃州附近部队，现亦因粮食困难，不得不东回，并非增援西安，请蒋勿误会。并商蒋如能停止马步芳进攻，则令马军让出凉州以西各城，使其有粮可食，该军自可停止东进。如蒋同意，则请速办。”24日，三电潘汉年，指出：“徐向前部如在河西，可照蒋意在凉州以西，但请蒋电劝马步芳让出凉州、肃州等城，以便就食，并令马部停止攻击徐部，如向河东开，则另外指定防地，此点望速复” 。25日，四电潘汉年，讲：“已命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 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43、545、551、555页。
    ④1937年2月6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周恩来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67页。
    ⑤参见1937年2月15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75页。
    ⑥1937年1月24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54页。
    ⑦1937年2月26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84页。
    ⑧肖永刚（—1937），湖北人。红西路军供给部出纳科长。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鄂豫皖苏区银行科长。
    ⑨刘建伦（—1937），中国共产党党员。1936年10月，任红四方面军总部少年先锋团政治委员。
    ⑩王透（—1937），云南大理市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后在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工作。1937年2月，在甘肃临泽县倪家营子外出做群众工作中被敌人杀害。
     ⑾黄述生（1911—1937）湖北孝感人。红西路军三十军军部参谋处四科科长。1931年参加红军，曾历任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二团营长、副团长等职。
     ⑿徐广梓（1912—1937）湖北麻城人。1927年11月参加麻黄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编入红四军，历任连长、营长。1932年底，随部西征入川。1933年7月任红三十军九十师二六九团团长。
    ⒀朱德仕（1911—1937），原名居德仕。河南光山人。中国共产党员。1931年年参加红军。历任红四军十师三十团排长、连长、营长。1935年任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八团副团长、二六九团政治委员。
    ⒁冯有灿（1909—1937）湖北大悟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任少共国际团第一连政治指导员。1935年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政治委员、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团政治委员。
    ⒂冯伦奎（1909—1937）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三十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八十九师二六九团政治处主任、二六七团政治处主任。
    ⒃徐其坤（1911—1936）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五团政治处主任。
    ⒄方忠加（—1937），湖北黄安（今红安）紫云区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二团、二六五团政治处主任。
     ⒅万汉江（—1937），安徽省霍山县人。红西路军五军四十三团团长。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等职。
    ⒆邹丰明（1911—1937）湖北省红安人。红西路军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团长。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说在1937年3月在甘肃省肃南县石窝山下羊山河战斗中牺牲。

    红西路军第六次、第七次请求中央速派援兵及中央的答复

    再次从倪家营突围出来后，红西路军由于力量人员均折损过度，无论东返还是西进都已绝无可能。为此，在被迫转战于离倪家营不远的沙河、威狄堡、凤凰山一带时，他们无比沉重地向中央报告了这最后一次重返倪家营的情况，电报不仅说到：

    “二十七日电已到，我们昨夜全移威敌堡南……坚决克服一切困难，在此坚战。”

    说到：

    “二十二日回倪家营，连续打到二十七日晚，五日五夜。据谍息，敌共死伤千五百余，（内有）敌旅长韩心良、团长马得胜，重伤敌骑师司令兼一旅长马朴、团长马占成，我亦伤亡三百余，虽干粮尽，饿肚子，还打了两仗。”

    同时，更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谈到援兵问题，即：

    “在已指定部队中详究此方敌情、地形、战术，多带子弹、炸弹、炮弹、大刀、刺刀等各器具，特别要养成耐战与顽强性，多带电料、炸药与硫磺来”。①

    接着，更进一步，1937年3月4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仅一个收电人抬头，就不仅煌煌然列上了党中央和军委这两个最高领导机关，同时还把彭德怀、任弼时、林育英、刘伯承、萧克、郭述申、王宏坤、陈再道、罗炳辉等几乎所有各部领导人的名字也都逐一列上，电报说：

    “（一）西路军弹药将尽，最近战斗主要靠白刃格斗，但刀矛又少，体力亦不强，不及敌兵强悍。敌四周封锁，日夜被迫与敌血战，每次伤亡多则数百，少亦数十。卫生材料早已用完，彩病号安插后均被敌屠杀。现敌洞悉我军弹药无法接济，彩病号无处安插，及粮、水困难，正加紧封锁并企图乘虚短期歼灭我军。马敌已派兵配合民团实行封锁要道。转移困难，近有个别军连干部逃亡。（二）在上述紧要情形下，援军早到一天，则我无上英勇红色之战士少受一天之损失。万一援军来迟，前途危险堪虑。（三）我们坚信胜利前途，并号召全军斗争到底，现虽日食一餐，眼前无水，而绝不灰心，准备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同时恳望援军星夜奔来，或以更迅速而有效的办法灭马敌，保全西路军……，（以）取得甘北，奠定大计，策之上也。事急，时盼望速复。”②

    这可真是几份极不寻常的电报，并有着极其罕见的语气。任谁想来，这不是一切的一切都恶化得不能再过恶化了，又何能至此！

    显然，问题的严重性一下子就被意识到了。为此，中央不仅全力加紧了组织援西军的步伐，同时，也于2日、4日、5日连电徐向前、陈昌浩。

    3月2日的电报是以毛泽东一个人的名义发出的，电报说：

    “甲、你们驻地地形如何，能修飞机场否，即告。乙、以国共合作抗日之消息透露于马部，并与之谈判和平解决甘北问题。”③

    3月4日的电报是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的，电报称：

    “（一）中央对西路军全体同志奋斗的精神，深表嘉许，对目前西路军所处的危险境地表示深切同情。中央现在决定派队向你们增援，并利用各种其他方法帮助你们。（你们要）团结干部，激励士气，（配合）增援军，战胜当前敌人。（二）但中央认为西路军目前所以陷入危险境地，一方面固然由于地形、给养与客观的困难条件，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完成自己的任务，自信心因而扫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同时，对群众的关系上，特别是回民的关系与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为据敌我力量的对比结果，我们是有完全可能战胜‘二马’。（三）中央认为西路军领导者的这种错误，是同过去四方面军成立第二中央时，采取右倾的退却机会主义（注：原文如此），因此遇到新困难时，又发生这种错误。（四）因此，中央极诚恳地希望你们深刻检查此次西路军受到重大的损失的经验与教训，彻底揭发过去与现在的错误，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在实际工作中执行中央的一切指示与方法，（使）西路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得到彻底地转变。只有这种转变，才能保证西路军最后的胜利。”④

    3月5日，中央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称：

    “（甲）想尽一切方法，至少支持三十天，就有办法。（乙）顾祝同或可答应派飞机送款子与你们，有何办法接收。”⑤

    当然，从增援角度讲，透过这些电报，红西路军无疑还是看到了一线曙光。遗憾的是，就是这一线曙光，也同样伴着两个异常沉重的话题：一个是隐在背后的即当时河东的局势和大的统战背景是不是便于河东红军出动的问题，一个是浮在面上的所谓张国焘路线这一沉重得简直让人不敢面对的话题。

    ①1937年2月28日，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91页。
    ②1937年3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中央军委并彭德怀、任弼时、林育英、刘伯承、萧克、郭述申、王宏坤、陈再道、罗炳辉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99—600页。
    ③1937年3月2日，毛泽东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95页。
    ④1937年3月4日，中央书记处致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97—598页。
    ⑤1937年3月5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02—603页。

    三道柳沟激战的日日夜夜

    无论如何，派兵增援的消息总是令人鼓舞的。就在这对增援部队早日到来以夹击和彻底消灭马敌的期盼之中，红西路军于1937年3月7日转战到了三道柳沟。

    三道柳沟也叫三道流沟，是一个东西长约10里、南北宽约1里的大村子。村子南面是绵延千里的祁连山，东北两面是戈壁，西面是沙漠。由于祁连山雪水的常年冲刷，整个村子傍着山形形成了三条河沟，由西往东依次被当地人称做西柳沟、南柳沟、东柳沟。其间，稀稀落落地一字分布着几个围子。

    此时，红西路军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连战斗力最强的三十军也仅有3000余人了，而且部队天天打仗夜夜行军，指战员们又饿又累，疲劳得连眼皮都支不起来了。

    战士们真是辛苦啊！一到这里，水都来不及喝一口，就赶忙依托着这几个围子，开始挖枪眼、筑工事、架鹿砦。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敌人的骑兵就要来了，只有抖擞精神，尽力做好迎战准备，才能避免更大的损失，才能坚持到援军到来的那个时刻。

    对于这种情况，时任红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曾做过高度概括，他说：

    “敌人是吃好睡好，骑着马追我们、打我们，而我们则是日夜兼程、饥寒交迫。汉朝李陵答苏武书有这样一句：‘步马之势，势相悬殊’，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打胜仗可言呢？加之……我们得不到任何给养，再勇敢，再是铁的队伍也不行，都会被拖垮的。由于连续作战，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经常是我们行军后刚停下来休息、筑工事，敌人就追上来了。马步芳的骑兵多，打起仗来是很野蛮的。我们的队伍里牺牲最大的是连长和指导员。我的警卫员经常补上去当连长、指导员，但补上去也很快就牺牲了。光靠精神、靠勇敢是不能支持很久的。人是铁，饭是钢，人总是人，疲劳了，受伤了，总不能再战斗了，孤军深入的一支部队，怎么能与马家军的骑兵相持很久呢？不到了那个具体的环境里是很难想象到当时的困难和艰险的。但我们的战士不愧是真正的勇士，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①

    是啊！就是这样的勇士，就是这样的坚持，满怀着援军到来的希望，绝境中的红西路军以九军扼守村东南、总部直属队居中、三十军负责西北面的布阵来迎击敌人，并在这里给了敌人重重一击。

    果然，敌人很快到了。天上的启明星刚刚消失，马家军的骑兵、步兵就发疯似的从村西北向红八十八师阵地猛扑过来。敌人的企图分外明显，那就是要趁着红西路军立足未稳，一举冲垮我们的防线。

    战斗进行得还是像往日那样激烈，据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回忆：

    “当时我正在八十八师，于是命令师长熊厚发同志坚决固守，并待机出击，打垮敌人。厚发同志坚决执行固守的命令，亲自到阵地上指挥作战。马家军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以密集的队形，冲到我军阵地前。伏在阵地内的红军战士们，立即从尘土中爬起来，跳出工事，以大刀、枪刺、梭镖同马家军展开肉搏。从黎明到傍晚，经过反复争夺的八十八师前沿阵地，完全被鲜血染红了，每个倒下去的同志周围，都躺着几具甚至十几具敌人的尸体。入夜，我看战机已到，即指挥八十八师、八十九师两个师（实际上只有3000人）实行反击，将进攻的马家军打退，并恢复了原来的阵地。”

    而就在我们这样尽全力拼杀的当口，马家军各部源源不断地开来，他们一面轮换着参战，一面开始在野外构筑层层工事，企图依仗兵力上简直不成比例的优势，将红西路军彻底包围起来，以便最后分割歼灭。

    形势真是别提有多严峻了，程世才说：
 
    “夜间，敌人用沙包、箱柜在我军周围筑起工事，并且生起了一堆堆的篝火。当我去视察阵地的时候，站在围墙上纵顾四野，看到我们是被包围在几道火环中间。作为一个军的指挥员，我完全明白面临的形势如何严重。”

    程世才接着写道：

    “次日，马家军集中了三四个旅的兵力，继续进攻我八十八师阵地，我军坚守一天。傍晚，敌人在我军一次反击受挫以后，更加疯狂起来，他们沿着干涸的砟子河，借着堤坝的隐蔽，向我展开了猛烈攻击。当时红二六八团守卫在砟子河东岸赵家庄子的两座小围子里，首当其冲，遭受的威胁最大。为了挽救这种局面，我和熊厚发同志一起赶到二六八团指挥。”

    程世才非常详尽的写道：

    “太阳下山了，小围子笼罩在一片刺鼻的硝烟中，围墙被子弹、炮弹打得像锯齿似的，西面被炮弹轰开了一个大缺口。沿着堤埂攻上来的敌人，已占领了村沿的一座独立房屋。我和厚发同志登上围墙，刚从缺口里观察了一下敌情，耳边便咝咝地飞过几颗子弹，墙头上被打起一股尘土，厚发同志摇晃了一下，一股鲜血嗤地冒到了我的身上，厚发同志的左臂负伤了，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袖，看样子是打断了动脉血管。我扶着他说：‘快下去包扎，我来指挥。’‘不要紧，打断了手，有嘴和腿照样能指挥作战。’厚发同志按着伤口，紧紧地咬着牙，眼睛望着敌人，不肯离开。‘不行，你要下去！’我只好命令道。熊厚发同志的胳膊虽然被打断了，但他并没有躺下，整个夜晚，他一手吊在脖子上，一手提着马刀，在村子里转来转去，到最危险的地方去鼓励同志们坚守阵地，并且嘱咐指挥员们‘指挥好，消灭敌人。’……从暮色苍茫激战到满天星斗，虽然我们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冲击，守住了围子，但是情况却更加险恶了……”②

    就这样，四天四夜，虽打得敌人伏尸累累，但毕竟因为没有子弹，最终难以扼止敌人的进攻势头，整个红西路军近8000人均被其分割围困在三道柳沟的狭长地段。

    就这样，四天四夜，虽打得敌人每冲必退，但整个红九军已慢慢地不足千人，并且最强的红三十军也伤亡最重，每天不仅有数百名最优秀的战士倒下，而且每时每刻都要面临着敌人更大规模的进攻。

    更可怕的是，战斗进行到后来，不仅红九军、红三十军之间的联系被敌切断，就连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之间的联系都要用埋在地下的电话线来进行。要知道，这可只是围子与围子间的距离啊！而这距离充其量不过二三百米！但就是这么个距离，也硬把三道柳沟战斗的惨烈给写到了极致。
关于此战，3月10日晚，徐向前和陈昌浩曾心情沉重的电告中央，说：

    “昨晚敌以几个团兵力，抢占我南、西柳沟野外中间地带，我集兵出攻，激战一夜未得出，因火力太弱，伤亡大，出击不易，敌占野外沙滩，层层筑工事，已将三十军、九军联系截断，现已无粮，仍战中。附近地区均无粮缺水，转移不易，只有坚决死战，三百米内亦用电台联系，请天明与我们通报。”③

    然而，就在电报发出的约十个小时之后，就在约定的“请天明与我通报”的时间段里，迫于形势急骤的恶化，还是决定“不易就不易”，率全军突围，最终由梨园口向祁连山深处进发。

    ①麻琨、牟慧芬主编《悲壮的征程》（上册），第 88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②程世才《血战南柳沟》。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293—294 页。
    ③1937年3月10日，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608 页。

    兵败梨园口之陈海松率部进行铁血阻击

    1937年3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历史上最后的时刻到来了。

    这一天，在经过了三道柳沟的拼死突围后，红西路军全体将士以疲弱不堪的身躯快速行进着。夜很深很沉，天气也冷得让人似乎只能用严重的体力透支来勉强招架。至于饥饿、寒冷、疲劳、困顿，此时，在那紧张得连空气仿佛都凝固掉了的氛围中，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开始变得不成其为问题。

    真是残酷啊！就是这一天，清晨，当刚刚行进到梨园口的红九军还没有完全从暮色中走出的时候，就依稀听到后面那由远而近、纷至沓来的马蹄声慢慢变得清晰起来，清晰得让人愤怒，清晰得使人揪心。而大家知道，前面不远，就是昨夜突围中开路的红八十八师，以及紧跟其后护卫总部的红八十九师。一切的一切都没有选择，一切的一切都不容选择。

    这意味着什么？为了战斗的胜利，为了战友们的成功突围，昨天，不！就是十几个小时之前，还有近千名的英勇战士牺牲在了这祁连山之下！尽管今非昔比，那支威震川东的九军或许荣光不再，但九军终究是九军，越打硬仗越强硬的血脉，不还尽情的凝聚在每个人的躯体中嘛？马家军算什么，不就是凭借着骑兵的速度么，不就是仗着弹药充足、人员补充到位和人数众多么？好了，要来就来吧！来了，不正好可以为牺牲的战友复仇，正好验证一下九军那曾经有过的英名嘛!于是，后卫变前卫，在军政委陈海松的率领下，红九军以仅余的不足千人的两个团，硬是在梨园口、梨园堡坚持到了最后，也拼杀到了最后。

    关于这最后的时刻，时任红九军保卫部长陈宜贵回忆：

    “3月12日凌晨，担任西路军后卫的红九军，刚刚赶到梨园口外，数不清的敌人骑兵已向我们追来。当时情况十分紧急，陈海松政委对我说：‘陈宜贵同志，你和几位部长赶快带领机关向梨园口撤退，这里由我留下来掩护！’他当时的那种心情我心里很明白，留下来就很难再活着出去。急忙说：‘不，政委，还是我和你一起留下，你忘了，我是‘夜老虎’团的呀！’陈政委脸色骤然一变，把脚一跺，厉声喝道：‘叫你撤你就撤，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发火，知道在这种时候是拗不过他的。可是一想到这也许是最后的离别，心如刀绞，鼻子一酸，眼泪扑扑流下来。陈政委见我哭了，也难过得把头扭过去，用拳头擦了一下眼睛，然后转过脸来，放软声音对我说：‘好啦，赶快走吧!再晚谁也出不去了。能活着出去一个算一个，总比大家都留下来死强！’就这样，我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敬爱的陈政委，领着机关的同志们撤进了梨园口。身后不断传来隆隆的炮声和阵阵的枪声，我的心被撕裂一样，为陈政委和战友们的安危担忧。”

    陈宜贵接着写道：

    后来，还是从一位负伤的骑兵连长那里打听到了陈海松战斗牺牲的详细过程。“敌人包围上来以后，陈政委立即命令仅有的几百人，迅速占领一个土围子和西山头，抗击敌人，掩护总部撤退和三十军展开。土围子不大，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可敌人里三层、外三层地把它包围得水泄不通。敌人向小土围子攻击了好几次，都没有打进去。战士们在陈政委的指挥下，沉着顽强地抗击着敌人。当时子弹非常缺乏，每个战士身上只有两三发，陈政委嘱咐大家要节省子弹，不能放空枪，要保证每一颗子弹都能打中一个敌人。打了很长时间，敌人还是没有攻进来。后来，敌人用山炮向土围子猛轰，终于打开了几处缺口，陈政委率领部队突出重围，集中在一个小山包上，继续抗击敌人。战士们怀着愤怒的复仇火焰，与敌人反复地拼杀。九军的战士们宁可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决不向敌人投降。战斗中，七十三团和八十一团的团长、政委相继牺牲。拼杀到上午10时左右，阵地上仅剩下陈政委和十几个交通队员。敌人想抓活的，结果只留下一具又一具的尸体。敌人恼羞成怒，最后集中火力一齐向他射击，他身上多处中弹，倒在地上，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沙土……”①

    另据时任红九军机要参谋的李良兴回忆，他曾经目睹了陈海松政委的牺牲。他记得当机枪手中弹牺牲后，陈海松政委亲自拿起机关枪向敌人扫射，敌人火力集中向这边打来，陈海松政委不幸中弹倒下。当时李良兴还在战斗，并没有注意到政委倒下来，是军部一个参谋发现的。于是该参谋抱起陈海松政委，在生命的弥留之际，陈海松政委断断续续地嘱咐：

    “帮帮三十军，帮他们撤……撤退。”

    而李良兴奔到政委身边后，一边喊着“政委，政委，坚持住！”一边不顾一切地背起陈海松政委就往外冲。李良兴说，“跑了一段路，放下他的身躯，仔细一看，他血都流完了，已经辞世了。”当李良兴和警卫员掩埋陈海松政委的遗体时，从背后上来的敌人对着李良兴的脸部刺了一刀，但李良兴没有被刺死，他返身拔出胸前的快慢机，扫倒了眼前的三个敌人。李良兴说：

    “在我们同陈政委的遗体告别时，射杀了三个敌人，这倒是对陈海松同志英灵的最好祭奠了！”②

    就这样，陈海松政委和九军的忠勇将士们，以气撼山岳的英雄气概，把一腔热血洒在了梨园山口，洒在了掩护兄弟部队突围出去的路上。

    九军陈海松政委和七十三团、八十一团近一千人的牺牲，是红西路军乃至整个中国工农红军的重大损失。

    对此，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沉痛地写道：

    “九军为掩护三十军展开，拼命与敌争夺梨园口两侧的山头。指战员杀红了眼，光着膀子，拿着大刀，和敌骑兵肉搏。不到半日，我九军仅剩的两个团约千余人，绝大部分拼光。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③等一些领导干部，均壮烈牺牲。”④

    陈海松政委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二十五岁！这是多么富有张力和想象空间的年龄啊？据红西路军研究专家夏宇立记叙，在他两次采访陈宜贵将军的过程中，每每谈到陈海松政委，老将军都是泪流满面止不住抽泣，他曾告诉夏宇立说，在自己几乎一生的岁月中，陈海松政委的形象都一直清晰地留在脑海中，陈海松优良的工作作风、宽阔的政治胸怀、高尚的思想品质、谦虚好学的上进精神、以及朝气蓬勃的革命干劲，是自己终生的楷模和动力。为此，老将军还向他讲起，当年，朱德总司令是如何夸赞陈海松政委，一次是在陈海松生前红军总部举办的一个师级以上干部培训班上，朱总司令赞叹道：“好一位年青的军政委，后生可畏，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一次是后来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什么场合，朱德总司令再次深情的说起：“陈海松是四方面军里最年轻有为的军级指挥员，可惜牺牲得太早了。如果现在还活着，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⑤

    ①陈宜贵《陈海松政委梨园口英勇献身》。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301—30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②李良兴《梨园口战斗中的陈海松政委》。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305页。
    ③杨朝礼（—1937）， 河南商城人。时任二十五师政治委员。1930年8月参加红军，曾任共青团商城县委书记、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红三十一军九十二师政治委员、红九军二十七师政治委员等职。
    ④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中），第548页。
    ⑤《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下），第211—21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马场滩二六四团全部拼光、二六三团大部损失

    真正的战争就是这样残酷无情，真正的战场历来少不了以死相拼。谁让我们力量弱呢？谁让我们没子弹呢？谁让我们在过去的日日夜夜里早已经损失惨重了呢？当年，湘江之战，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红三军团六师十八团、红八军团二十一师，不都在敌人的重兵堵截和一天比一天激烈的战斗中为掩护兄弟部队的突围（撤退）而完全打掉了么！

    同样，当身处梨园口的红九军再次上演了这一幕之后，惨剧也无一例外地发生在了马场滩的红三十军二六四团和二六三团一部身上……

    那是一场竭力摆脱强敌的奔走，那又是一场场为了让同志们冲出去而驻足下来的厮杀！

    “同志们！不能走啊，要走就是全军覆没！”

    ——就是这样一种最危急的形势，就是这样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就是这样一条最普通不过的战场常识，让不止一位指挥员或者是普通战士，每每在敌人冲上来时就向自己和身边的战友们发出这样的指令。

    这道指令，响彻在梨园口内外，也响彻在此后向康龙寺转移的数十公里行程的全过程之中。

    正是这道指令，迫使每一位行进中的将士都在敌人追来时停下来阻击，也迫使红三十军二六四团和二六三团牢牢地钉在了马场滩这个地方。正是红九军将士在梨园口的拼死阻击，为整个部队的后撤及后面的陆续阻击赢得了宝贵时间，大家都竭尽全力地沿着梨园河谷向康龙寺奔去。

    走啊！走啊！走到哪里，只要有敌人追上来，哪里就是阻击敌人的战场，哪里就是拼死杀敌的阵地。

    就这样走着打着，打着走着。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只有打出去、走出去，才是胜利，只有走出去、打出去，才能彻底摆脱眼前的这些强敌。

    对此，时任红西路军骑兵师作战科长李新国回忆：

    “梨园口一仗之后，我九军包括骑兵师在内，仅剩约300人，战斗力很弱了，以后的全部战斗任务，就由三十军来承担。三十军也只有1000多人，部队沿着梨园口梨园河谷进山。此地山大沟深，而且是石山，路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中间是干涸的河床。越往里面走气温越低，地面覆盖着冰雪。后面敌人的追兵紧紧跟随着，英勇的三十军，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在阴森寒冷的山沟里艰苦战斗，阻击敌人的骑兵，掩护同志们转移。”①

    时任红三十军首长警卫员盛先传也回忆：

    这时，“敌人的两个骑兵旅又跟踪追来，我们三十军的二六四团和二六八团进行掩护，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向后撤。这两个团撤到离康隆寺不远的山上，就与敌展开了激战。敌人连续向我们冲锋，都被二六八团打退了。担任后卫的二六四团与敌浴血奋战，以死相拼，有许多同志跳起来，把敌人从马上拉下来，抱住敌人就向山崖下面滚，与敌同归于尽。这个团战斗到最后，基本上都壮烈牺牲了。”②

    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更是在回忆中做过这样极为细致的描述，他说：

    走着，打着，打着，走着，“整个夜晚只听到两个战士几句不完整的话：‘我们就这样失败了吗？’一个声音孩子似的低沉地问。‘失败？我们的人多得很！’一个喉音沙哑的战士回应着，他在黑影里又扬了一下手臂说‘革命一定要胜利！我们是共产党……’这两句话使我长时间激动着。我们的战士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如果没有翻天覆地的气概，这时谁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到了马场滩天已大亮……敌人的骑兵又追上来。”程世才说：“这里是一片略微倾斜的夏季牧场，满地是积雪覆盖着的衰草，连一点隐蔽物都没有。旁边是面对着海拔3000多米的牛毛山。牛毛山虽高，却是慢坡，敌人的骑兵可以直冲上来。我担任后卫的二六四团（仅剩下200多人）和二六三团（共两三百人）就地阻击，结果二六四团被敌歼灭，二六三团的大部分同志也英勇牺牲。”③

    二六四团被敌歼灭，二六三团的大部分同志也英勇牺牲。

    要知道，这可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从组建之日起就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两个英雄团队啊！这可是黄麻起义点燃的熊熊火炬啊！

    他们也和英雄的红九军两个团一样，为了阻击敌人，为了掩护同志们的撤离，冰消玉碎，永远地融入到了祁连山中。

    ①李新国《从梨园口到石窝子》。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316页。
    ②盛先传《梨园口内外》。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312页。
    ③程世才《生死关头》。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307—308页。

    康龙寺八百女兵慷慨赴难

    边撤边打，边打边撤。无疑，此时的红西路军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对于这最后关头的情景，1937年3月12日、13日，在徐向前、陈昌浩发给中央的两份电报中是这样记述的，12日电曰：

    “（一）西柳沟激战四五日夜，敌集团强攻，我火力弱，死战堡内外。又因无弹少粮，昨日我伤亡七百名。早移梨园堡，寨房小，又多近山，敌三个骑旅及步兵两三团随至猛攻。（二）九军子弹每人只有几发，损失两个多团，海松牺牲，玉清、厚发等带彩，行百里到番地康龙寺。敌骑在白天扑灭我二六四团全部共三四百人，现全军不足五团，在野外老林中食骡马，续死战。（三）现百分之七十系彩病员，无日无夜不战，弹药几尽，疲乏太过，挖堡寨不易，现全军决死斗待援，希望速配合反攻。”①

    13日电曰：

    “（一）我们十三日晨，被敌猛迫进到西洞堡边九十里祁连山腹地，全在山上露营，现敌已赶到，正持战中。（二）西路军现不足三个团，虽精神团结，斗志坚决，但子弹几尽，日夜连续血战，受挫极大。（三）附近皆高山险路，转移困难，在这紧急情况下，望援西军火速前进，估计援军全部或大部若能于五日内渡过黄河，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凉州进逼，则围可立解。西路军现存的大批干部及积极分子可以保存，并可协同援军解决‘二马’，否则全部危险性极大。时迫词切，望即复示，并争取白天与我们通报。”②

    12日电报发出在康龙寺战斗之中，13日电报发出在康龙寺战斗之后，虽然电报没有对康龙寺战斗做详尽的描述，但12日电报中的“现全军不足五团”和13日电报中的“现不足三个团”的字样，却也把这几次战斗的残酷性（其中当然包括康龙寺战斗）反映得淋漓尽致。

    康龙寺战斗是红西路军继梨园口、马场滩战斗后又一场较大规模的战斗，根据红西路军卫生部卫生员王明超回忆：

    “3月13日下午6点左右，我们卫生部、供给部和五军余部到达喇嘛寺以南。黄昏时分，后卫部队边打边退，也来到这里，修了简单的工事，防备敌人的进攻。不久，约有300个敌骑兵追到了喇嘛寺附近。这时，我们点起柴火，燃起漫天大火。我军全力阻击，打死打伤许多敌人。敌骑虽然被迫退到北山坡上，但还是不停地向我阵地开枪。晚上，……12点左右，一个男护士大声喊：‘敌人来了！’原来敌人偷袭来了。我们一边射击，一边仍手榴弹，大声喊：‘冲呀！’把偷袭的敌人打退后，我们两个部立即转移到山脊梁上过夜。”③

    另据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回忆：

    “马家军冲来了，他们的机枪向着山头狂扫，松杉的枝叶和籽实，与树上的积雪一起被击落下来，卧在树下的战士，身上都落了厚厚的一层。敌人虽然凶恶，我军虽然已极度疲劳，但是敌人的冲锋被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中午，敌人集中更大的兵力，向山头发起了集团冲锋，马家军的骑兵、步兵举着‘青天白日’旗拥挤着，喊叫着，冲上了山腰，眼看就要进入森林了。这时我命令二六八团坚决反击，把敌人凶焰打掉。当时真是‘创病皆起’啊！上至军长，下至伙夫、马夫，全都手持武器，射击敌人，负了轻伤的照旧和战友们并肩作战，负了重伤的只要两手还能动弹，就躺在地下给机枪射手压子弹，或是拔马尾弹的插销。二六八团仅有的300多人，猛虎似的向敌人扑去。马家军本来以为红军快被消灭了，可以用绝对优势的兵力将我们压垮，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遇上了迎面杀来的钢刀——红二六八团。这迎头一击，打乱了敌军的阵势，敌骑兵拨转马头，向后飞跑，步兵也雪崩似的退下山去。同志们追击了一阵，将敌人的两面军旗也夺了过来。敌人的进攻暂时被迫停止了。”④

    据史料记载，此后几天里，在康龙寺战场上，接防二六八团的还有另一个“二六八团”，这就是妇女独立团的800女兵。

    对此，时任妇女先锋团政治部主任华全双⑤回忆：

    当时的妇女独立团，年龄大的约二十一二岁，小的只有十三四岁，团长王泉媛⑥，政委吴富莲⑦、参谋长彭玉茹⑧、特派员曾广兰（应为“澜”）⑨和自己，分别带领三个营接替了二六八团的阵地。“为了迷惑敌人，使其不知道我们是妇女团，我们便改用二六八团的番号，命令全团同志都把头发剪掉，改成男装。”

    华全双说，她带领的二营在康龙寺一带整整打了三天，面对凶残的敌人，女战士们毫不畏惧，视死如归。回忆中，华全双讲述了机枪手李明是如何在敌人就要扑上来的那一刻，勇敢地跳出工事向敌人猛烈扫射并英勇牺牲的故事，讲述了年青的共产党员赵素贞是如何紧握两颗手榴弹冲进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故事，也讲述了自己的警卫员陈桂平同志是如何为掩护自己而结束了她那十四岁花蕾般的生命，还讲述了六连长刘国英如何一连砍死四个敌人后壮烈牺牲……。⑩

    妇女独立团也称红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前身是1933年3月由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通江组建的总部直属妇女独立营，成立初期约400多人。1934年3月扩编为妇女独立团，团长曾广澜，政委张琴秋⑾，下辖三个营约2000余人。此后，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1935年2月又相继组建了由刘伯新任团长、曾广澜任政委的妇女独立团第二团，并于1935年3月下旬与红四方面军一道开始长征。1936年4月，在经过了长期征战和严重减员之后，妇女独立第一团和妇女独立第二团重新合编为妇女独立团。1936年10月，正式改称妇女抗日先锋团，由王泉媛任团长、吴富莲任政委、彭玉茹任参谋长、华全双任政治处主任。改编后的妇女抗日先锋团共1300多人，计三个营九个连。挺进河西时，二营随红九军行动，一营、三营分别随红西路军总部和红五军行动，先后参加了古浪、永昌、山丹、高台、临泽及倪家营的几乎所有战斗。在倪家营时期，三个营开始重新集中行动，倪家营突围时，就有一部负责阻击并全部壮烈牺牲。1937年3月14日，当红西路军余部大都撤往石窝山附近时，在团长王泉媛和政委吴富莲的拼命请缨下，总部批准她们承担阻击任务，从此，这支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第一支由妇女武装起来的英雄部队，便在祁连山上坚持战斗，并直到4月上旬。她们或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或打散后坚持游击，为掩护总部和主力转移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也由此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最为壮丽和惨烈的篇章。

    对此，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部队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收都收不拢。我们能够直接掌握的，仅有三十军一二千尚成建制的战斗人员，其余大都同指挥部失去联系，独立作战……我们的妇女独立团，就是在与总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遭敌重兵包围，而全部损失的。她们临危不惧，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妇女的巾帼英雄气概。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光辉业绩，将永彪史册。” ⑿

    ①1937年3月1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609页。
    ②1937年3月13日，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中央军委并中共中央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610页。
    ③王明超《进入梨园口以后》。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314页。
    ④程世才《生死关头》。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308页。
    ⑤华全双（1920－）女，四川巴中人。时任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政治处主任。1933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参谋长、川陕省委妇女部巡视员。西路军失败后辗转来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1939年2月回到延安。后历任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办事员、雁北军分区部队政治指导员、陕甘宁边区抗联主任，重工业部招待所政治指导员，第618厂干部科长，国务院第五机械工业部科长、保卫处副处长等职。
    ⑥见本书第70页注④。
    ⑦吴富莲（1912—1937）女，福建上杭人。红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政治委员。1929年加入少年先锋队，很快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中共官庄区委妇女部部长。后调中共上杭县委工作，曾被选为县委委员。1932年调中共闽粤赣省委工作。1933年4月进中央党校学习，后任闽粤赣省委妇女部部长。1934年10参加长征。1935年6月调红四方面军工作，任妇女独立第一团政治委员。1937年3月在祁连山作战时负伤被俘，后在敌人关押中威武不屈吞针而死。
    ⑧彭玉茹，女，时任红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参谋长。
    ⑨曾广澜（1903—1969）,女，江西吉安县人。时任红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特派员。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总部妇女独立团团长、妇女独立团第二团政治委员、中共巴中市委书记、西北联邦政府裁判部部长等职。1940年曾被捕入狱，脱党。出狱后坚持革命斗争，于1948年底在吉安组织群众夺取反动武装枪支，为我军保住大批粮草。1950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吉安专区妇联副主席。
    ⑩华全双《妇女先锋团的最后一仗》。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331—334 页。
    ⑾张琴秋（1904—1968）女，浙江桐乡县石湾镇人。时任红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1924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前往苏联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历任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委员、彭（湃）杨（殷）军政治部主任苏维埃学校校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团长、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长等职。西路军失败后被俘，曾被马步芳从西宁解往南京关押。在南京，经周恩来营救于1937年10月返回延安。后历任抗日军政大学女生大队大队长、中国女子大学教务主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于1968年4月22日自杀身亡（坠楼自尽）。1979年4月平反昭雪，同年6月23日追悼会在北京召开。
    ⑿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 54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