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郭家下磨屯庄战斗

    这是11月25日，西路军总政治部前进剧团一行70余人在去永昌东寨红九军军部进行慰问演出途中发生的一场战斗。红四方面军有一个传统，那就是非常重视战斗的宣传鼓动，每当大战前夕和一项重要工作的贯彻当口，政治部总要配合总部下达的主要任务，深入部队开展各种动员活动，包括用演出文艺节目来鼓舞士气。而这一天，前进剧团的演出活动就定在前不久才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身上。本来，要建立根据地嘛，且红西路军的布防在几天之前还是自凉州以西四十里堡至甘州附近的近300里区域，按说，在这个区域活动应该不成问题，但问题也就恰恰出在了这里。因河西这地方人烟稀少①、旷野凄凉、地形平坦，初来乍到红军还缺乏群众基础，敌人呢，主要是骑兵且机动性极强，还能仗着兵多地熟分三路来攻。因此，悲剧发生了。前进剧团刚刚行至接近东寨的地方，就发现前方灰朦朦一片尘土飞扬。

    “是敌人，敌人骑兵。”

    情急中，前进剧团的同志迅速向附近一个当地人称郭家下磨屯庄的堡寨里奔去。刚进堡寨，敌人就尽数围了上来。虽然也及时派出了两名战士分头向就近部队报信，虽然这个堡子四角设有堡楼、围墙高厚、大门坚固，也算个非常好的防御工事，但毕竟护送人员只有一个班的战士，且子弹、手榴弹都非常有限，因此，战斗别提打得有多艰苦了。好不容易坚持到下午2点总部骑兵前来救援，但由于大部分战马都是西渡黄河后缴获敌军的，所以，敌人一声呼哨，这些由敌人训练出来的马匹，便向敌人阵地跑去，加之，敌人在从四面八方逼近庄院的同时，还有两架飞机前来助战，我援救骑兵因之受到严重损失，救援目的无法达成。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尽管这里离七坝八坝的红三十军主力部队也就十多里路，但由于那里也战事正酣，又正是子弹打光全凭肉搏的时候，并被敌人突进两层，因此，也是一时难以顾及。②最后，前进剧团直坚持到下午5点左右，随着子弹、手榴弹打光，石块、木棒也耗尽，堡寨失守，剧团政委易云均（易维精）③、团长周汝功④、队长王贤臣⑤、导演任弼璜⑥、教导员廖赤健⑦等壮烈牺牲，服装股股长王定国⑧、演员罗昌玉⑨等30余人被俘。

    ①当时武威人口19万，张掖21万。见甘肃省档案馆有关资料。
    ②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29—530页。
    ③易云均（？—1936），四川达川市石桥河人。西路军政治部文工团政治委员。
    ④周汝功（？—1936），河南潢川县人。西路军政治部文工团团长。
    ⑤王贤臣（？—1936），四川省宣汉县人。西路军总政治部文工团副队长。
    ⑥任弼璜（1906—1936），又名任炳煌，湖南湘乡人。时为西路军政治部剧团导演，也是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堂兄。早年留学苏联。1931年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曾历任鄂豫皖省工农民主政府秘书、川陕省俱乐部主任、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等职。
    ⑦廖赤健（1915—1936），女，原名肇见，安徽金寨人。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⑧王定国，女， 1913年生，四川营山人。时红西路军前进剧团服装股股长。被俘后先后在西宁、张掖等地坚持地下斗争。1937年秋经民主人士高金城营救回到兰州“八办”，同年冬与谢觉哉结为夫妇，并在兰州“八办”工作一段时间。1983年后，几度重返兰州，和伍修权一起为西路军流落人员奔走呼号，为西路军流落人员落实政策做出了巨大贡献。是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留在昨天的情思》、《后乐先忧斯世事》等回忆当年战斗的著作。
    ⑨罗昌玉（1916—1966）女，四川阿坝人，1935年5月参加红军，时西路军总政治部前进剧团演员。被俘后受尽折磨并嫁给马家军团长韩乙哈为妾。此后，虽数次逃跑但均被抓回毒打，最终成了韩乙哈循化乡下名符其实的长工。解放后，因土改工作组坚持要给其戴地主分子帽子，一时情绪失控，骂对方为“连国民党、马步芳都不如”，故以“反革命罪”被判刑4年，狱中又因不断申诉加刑2年。出狱后，四处奔走要求平反，无果，于1966年3月18日前往西宁烈士陵园当年被残害的西路军将士遗骨安葬处自杀身亡。　

    永昌东十里铺之战

    问题几乎相同。七坝、八坝战斗之后，敌人的主要攻击目标越来越靠近永昌县城，而红西路军的战线也是逐渐一战一战地向永昌县城步步收缩。

    《李先念年谱》记载：

    11月28日“夜，率红三十军主力撤至永昌城，利用城墙继续阻敌。”①

    解读其中的意思，不难发现，就是短短的几天时间，即11月22日至28日，前面谈到的武威西四十里铺、永昌七坝、八坝等曾经由红西路军占领的阵地，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慢慢失去了。随着这些堡寨的失去，战事开始不断向永昌周边挪移。

    永昌县东十里铺的战斗，就很能说明这一点。12月3日，敌韩起禄旅、祁明山旅、二九八旅刘呈德团，一股脑地向永昌县东十里铺晚阳墩、新坝庙、沈家庄、桥头堡等处进攻。红九军一部据点防守奋力反击，并在红三十军一部的配合下，与敌激战两日，连续击退敌人七八次猛烈进攻。毙伤敌300余人，其中击毙刘呈德团团副1人、营长2人、连排长4人。红军伤亡140余人。后因敌数次截断三十军增援部队，加之弹药不继，红军不得不被迫放弃这一带据点。

    这说明什么？

    在河西走廊这样一个地域、地形、敌情情况下，红西路军根本不具备建立根据地或与敌进行有利决战的任何条件。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点，我们有必要继续翻阅这样几封电文：一是打法上，11月23日毛泽东、张闻天电报指示：

    “你们作战方法应改变一下，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箝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②

    26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指出：

    “关于作战方面：（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二）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三）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四）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八）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③

    但实际上，在这里，红西路军很难做到。由于，地域狭窄、地势平坦、在地形上又只能利用现成的屯庄为堡寨据敌，加之缺乏弹药，往往是一仗下来就致弹尽，所有的续仗又只靠肉搏，而且无论迂回还是肉搏，还都是同敌人那瞬乎即来的骑兵对仗。

    真是时不予人，所有的条件似乎都不具备。

    而说到敌人骑兵的瞬乎即来，最头疼的还是马元海的那种指挥方式。马元海不识字，给其各部下达命令从来都是口头传达，一、二、三、四，你去攻哪里，他去哪方向，都是那些骑马的通讯兵随即分头跑去告知，而情况反馈，也都是随即跑来再报。如此循环，蠢则蠢矣，但部队调动极为迅捷。

    西路军呢，正如前面所言，几乎是每一接仗，就被分割起来。武威西四十里铺战斗如此，七坝、八坝战斗如此，永昌县东十里铺战斗还是如此。唯一能采取的战术，也就是以防地收缩或以夜战的办法来打破僵局了。

    当然，还有顽强、英勇和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

    ①《李先念年谱》第一卷，第16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②1936年11月23日，张闻天、毛泽东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47页。
    ③1936年11月26日，毛泽东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51—452页。

    永昌水磨关战斗

    通过防地收缩、夜战和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以及寻求歼敌一部的效果，红三十军在水磨关一线应用了非常灵活的战术。12月3日，敌人一度攻击并攻占了这里。但由于这里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位于永昌西四十里，敌人攻占这里的目的就是一举切断永昌、山丹之间的联系，对红西路军实施分割包围），红三十军决定把白天损失的阵地以夜战形式及时恢复过来。对此，时任红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三营教导员的周纯麟曾从一个非常具体的侧面细细地回忆说：

    “水磨关里面，驻着敌人的一个骑兵团。这次，上级准备发挥‘夜老虎’二六五团的威力，命令他们夜间悄悄摸进去，吃掉它，同时叫我们二六三团三营协助他们，一块摸进去。”“午夜过后两点钟，我们就带领部队出发了。夜，漆黑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寂静寂静的，几乎听不到一点声响。”“我们为了便于行军时联络和在混战中辨认自己的战友，以免误伤，每个人的右臂上，都扎了一块白布。排与排之间，还有一个萤火虫似的亮点在联络。”“这是用一节一头切开的竹筒，中间插根粗香，燃着香头，竹筒的口向着后面。这样，在漆黑的夜晚行军，就不至于前后失掉联络了。“夜，虽然黑得看不见路面，但战士们一个跟着一个，没有一个掉队的，没多久，我们便来到水磨关的东头。”“整个水磨关，起先也非常寂静，只是偶尔听到几匹军马的嘶叫声。马叫的声音，对我们接近敌人却是非常有利的。当我们摸到村头的时候，敌人还没发觉。大概是骄横的敌人倚仗着兵多，马多，武器好，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会乘着黑夜来偷袭，因而连哨兵也派得很少。”

    “我们是分了几路进村的。我们的营长带七连、九连走一路，我带八连是另一路……三班长吕志明摸在最前面。敌人的一个哨兵发现了我们，刚想鸣枪报警，吕志明一个箭步上去，给了他一刀，这个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哼一声，就一命呜呼了……二六五团是从屯庄的西部进去的，他们的一个营着重是打敌人的团指挥所……我们营是配合，所以我们虽然进了庄子以后，也必须等到二六五团先打响，我们才能开火。”“‘哒、哒、哒’，西北方向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二六五团在村外打响了！我和吕志明同志随即朝住着敌人的屋子射出了一串子弹。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使得村子里的敌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乱成一团，向四处逃窜。惊惶失措之中的敌人，果然乒乒、乓乓的对打起来，子弹像流星一样，来回呼、呼、呼地乱飞。”“敌人拼命地自相对打了半个多小时，才发觉上了当，于是边打枪边往街上撤。这时候，街上乱得一塌糊涂，各种各样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刺刀相碰的撞击声，我们追击敌人的喊杀声，敌人的惨叫声，以及战马的嘶叫声、奔跑声，响成一片。街上的敌人溃不成军，有的被他们自己打死，有的被马踏死，更多的则成了我们的刀下之鬼。手榴弹更是成了有用之物，有五六个敌人在慌乱中逃跑，吕志明眼疾手快，扔过去两颗手榴弹，就把这几个敌人报销了。”

    “我和吕志明进一步搜索，刚刚拐过一幢矮房子的时候，突然窗子里打出来一梭子子弹，其中两颗穿过吕志明的胸膛，他抖动了一下身子，便倒下去了。这时，正巧八连连长赶来了，他急忙闪过身子，以墙壁为依托，通过窗户，向房子里投过去一颗手榴弹。但是，狡猾的敌人却将手榴弹从窗户里扔了回来，落在离吕志明两米多远的地方爆炸了。这‘轰’的一声响，把吕志明从昏迷中震醒过来。”“吕志明从昏迷中醒来之后，他眼睛紧紧盯着敌人占据的这所房子的窗户，艰难地爬起来，拣起一块石头投进房内之后，又掏出一枚手榴弹，向窗口投去。这一招真灵，敌人以为先投进窗户的石头是手榴弹，正当他们恐慌地寻找这枚‘手榴弹’的时候，真的手榴弹飞进了屋。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房子里的敌人全部上了西天，而吕志明同志也再次倒下了……”①

    也据周纯麟回忆，此仗，红八十八师两个团整整打了一天一夜，最后还是在红八十九师的驰援下，终将敌人击退。而另据统计，整个水磨关之战，计毙伤敌600多人，红军伤亡二三百人。

    ①周纯麟《血战河西走廊》。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23—126页。

    永昌县城保卫战

    永昌保卫战是红西路军这个时期进行的又一连串重大战事。其实，严格地讲，早在11月25日七坝、八坝战斗时这场保卫战就已经打响，此后的东十里铺之战、水磨关之战、东二十里铺之战等，也都是永昌保卫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此之后的1936年12月6日，敌马元海更加直接地率主力对永昌城发起猛烈攻击，并且借助数架飞机①的助战和强大的炮火掩护，妄图就势攻占永昌，但在守城红军严阵以待的坚决打击下，敌人终归是屡屡碰壁，虽一度也曾侥幸占领了永昌县东关、东水泉据点，但最终还是在红三十军和红九军各一部及总直、妇女团等部队的配合下，以死伤2000多人和折损一架飞机的代价，一次次地结束其对永昌县城以及周边村庄的进攻。

    ①时国民党空军第十五中队驻扎武威。

    山丹保卫战

    永昌战斗的同时，身处山丹的红五军也再次遭到敌步骑兵各一旅和两个民团的疯狂进攻。战斗是夜里打响的，当时，敌人刚刚逼近城郊，红五军乘夜出击，给进入南关的马朴旅旅部及所属一个团以狠狠地打击。次日，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并以主力向东北方向之敌出击，将敌击溃。但由于追击过远，遭敌骑兵逆袭，苦战中，红十三师师长兼三十七团团长李连祥①、三十九团政委周畅昌②等300余人牺牲。具体战斗情景，时红五军十三师三十九团参谋长饶子健曾这样写道：

    “守城部队依托城墙垛口，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三天下午，军部命令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从东门出击。古老的山丹城东门外不远处,便是雄伟的万里长城。下午4点钟，嘹亮的冲锋号响彻云霄，城墙上负责掩护我们冲锋的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地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的威势一时间被压下去了，我三十七团、三十九团的官兵三天来压抑在心中的怒气，一下子爆发出来，部队像决堤的洪水，从东门一拥而出，一路杀声震天。围城的敌人猝不及防，四散逃奔，我们乘胜追击，寸步不让。我们团追击到长城后，在团长、政委指挥下，又冲出五六百米远，占领了一道沙梁。这时，团政委周畅昌同志站在沙梁上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突然与身边的警卫员同时被敌人打倒了，我急忙扑上去，只见敌人的一颗子弹同时穿透了他俩的大腿。我让卫生员快速将他俩包扎好，背下阵地。话刚交待完毕，就听到几个战士同时喊：‘参谋长，你看！’我抬头一望，只见前面一片尘土飞扬，敌人的骑兵反扑过来了！‘赶快组织火力，向敌人射击！’团长大声发布命令。糟糕，我们对敌骑兵作战缺乏经验，出击过远，给了敌人以反扑的机会！眼下我已处于孤立无援、无险可凭的困难境地！‘同志们，敌人过来了，准备好和敌人决一死战！’我大声向同志们发出动员令。敌骑兵在我阵地上挥舞着大刀，左杀右砍，横冲直撞，三十七团团长李连祥同志在率部队与敌拼杀之际，不幸被敌一个骑兵砍中头部，当即光荣牺牲，该团很快被敌人冲散。眼下阵地上只剩我三十九团，在这烟尘滚滚的沙漠里与敌厮杀，战斗打得十分残酷。这时，站在山丹东门城楼上指挥战斗的董振堂军长发现这一险情后，当即命令四十五团派两个营火速增援，掩护我团撤退。四十五团的同志瞄准敌人的骑兵射击，敌人与战马一个接一个的栽倒在地上，敌人一时偃旗息鼓，我很快带领部队撤到城门跟前。这样一来，才算扭转了局势。这一仗，我们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果不是董军长指挥沉着、果断，我出击部队将会有全部覆灭的危险。”③

    这真是再典型不过的战例了。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步骑兵作战的特点和红西路军河西征战的难点。你想，如果你把敌人打退不追的话，那么敌人就很可能会不断的就近组织一些新的进攻。你说烦不烦！而你如果把他打退了并乘势追击的话，那么，又势必会因失去地形依托而被敌人骑兵顺势回头包了饺子。原因真是再简单不过了。因为人家是骑兵，你是步兵，你“两条腿”再快，也难快过人家“四条腿”之优势。何况，除此之外还有一层弹药短缺的问题。特别是这后一条，更是雪上加霜啊！我们知道，这一时期，我们之所以要打通国际路线，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战略物资的补给，也即弹药补充问题。你想，你“长征未了又长征”④，在还没有得到苏联武器装备供给的情况下，弹药之缺乏，可想而知。据资料统计，过河之初，红三十军计有8000余人、5000余枪、每枪约25发子弹，红九军计有7000余人、3000余枪、每枪约15发子弹，五军计有3000余人、1500余枪、每枪约5发子弹。而我们知道，红西路军这一路打来，除在景泰的作战中多少获得一点补充、在武威西四十里铺有稍许斩获外，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有耗无补状态。

    无疑，这都一步步地恶化着整个红西路军的处境。真可谓：不是不为，实属不能，兵道之道难违拗也！

    ①李连祥（？—1936），河南洛阳市人。时任红五军第十三师师长兼三十七团团长。1931年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
    ②周畅昌（？—1936），安徽金寨县人。时任红五军第十三师三十九团政治委员。1931年参加红军。
    ③饶子健《漫漫西征路》。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46—147页。
    ④陈靖将军语。陈靖（1918—2002），苗族，贵州瓮安县人。原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曾于1988年赴河西考察，创作数首纪念和歌颂红西路军的诗篇，其中《减字木兰花•西征吟》写道：“两万铁军，长征未了又长征。河西走廊，塞风凛冽寒夜长。使命飘忽，朝令夕改总反复。受挫祁连，兵家胜负何讳言。不退不进，形成一字长蛇阵。徘徊紧跟，凡事唯上教训深。恋战喋血，孤军苦奋达六月。内战十年，最后一枪红柳园。”

    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建议：“主力速来”

    河西鏖战一月有余，红西路军虽一次次打退了敌马元海的各路进攻，但也相应地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弹药缺乏、人员锐减①、地域狭窄、地形不利、气候苦寒等问题。为了彻底打破僵局，红西路军于12月6日，不得不尝试进行如下布局，即：

    “我们拟主力回山丹，永昌及二十里铺据点驻四个或六个团，骑师直出凉西四十里铺，迫近凉州，毁其飞机场，迫马元海主力后退，夹击之，至尚能开展地区，迫敌改变进攻计划，在此争取时间过冬，适时策应主力。如主力不来，我们再移主力向甘州逼进，总要争取在甘、永、凉线过冬。”②

    由此不难看出，徐向前、陈昌浩在此一时期之所以这样打算，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仍认为河东红军主力应该还有西渡黄河之可能，并也寄希望于通过这样一种可能，一来达到牵制和战胜“二马”的目的，二来也不至于无限期地推迟打通国际路线的时间。

    也正是由此，就在同一天晚些时候的另一封电报中，徐向前、陈昌浩更是向中央提出了主力来河西的具体建议，并陈述理由为：

    “我们根据已知情况，对主力行动有以下意见：1、抗日形势仍未取得应有的具体开展，蒋曾在防共抗日中表现一种动摇，但目前不是着重‘剿赤’，关防阻打开国际（原文如此），仍成为抗日共同立场。2、依据形势估计敌我情况，主力在河右岸暂时出击难能站稳脚跟，取大的胜利。只有先（似应为“现”）在有力的准备力量，再图有决定意义之发展。3、甘北气候、地区、人粮、物力与新疆、远方关系均便利。4、蒋不能移大兵到甘北，二马实力夜战削弱，我主力可单独箝制之。5、主要集中组织力量均增强，因此，我们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大、凉、民进。主力西进时，主力于宁、卫方面实行取道凉、靖、丑（恐为五佛寺之“五”字所误）段渡河；或另行先移主力于宁夏中卫地区，争取时间过冬，而（似应为“尔”）后或经定远营到民勤。第二者恐失先机，而受限制，当为第一步为好。如何，当看整个情况决定指示。”③

    其实，这封电报着实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把红西路军面对的困难给表述得十分透彻，并也从另一个层面硬把创建河西革命根据地的难度给表达了个极其到位。因为，河西这地方，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极不适合红西路军暂做停留。停留，就意味着要以巨大的付出来与死活也要保住地盘的“二马”拼消耗(以后的实际是几近拼光)；并也意味着无休止地进行一种无把握的僵持，同时还会把打通国际路线这样一个西渡黄河的终极目标无限期地后移。那么，到底应该怎样摆布？显然，通过深思熟虑，并也为了防止顾此失彼，尽量统筹处理好“策应河东红军、创建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三者关系，红西路军不得不向中央提出“主力速来”的建议。并且还一一陈述了“主力速来”的理由、时间以及两条路径。但很可惜，此建议当天即被否决。

    不过，红西路军得到的答复是：

    “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敌的任务下，暂不西进。”④

    其中，“暂”字，绝对很能说明问题，且很有深意存焉。君不见，俄界会议的内容不就是以运动战的方式打到中苏边境上去嘛？《十月份作战纲领》的部署不也主要是包括“一方面军的西方野战军全部”吗？尽管此时的局势还远未明朗到以后发展成的那个样子。但一个“暂”字，还真是包含了无限的玄机和暇想。

    “主力速来”不可能了，“主力西来”会不会呢？当其时也，无论怎样推断，未知的也好像只是时间而已。以致，此后12月9日，徐、陈又再次满怀希望的致电中央：

    “主力最好在开春前西来较妥当”⑤。

    一切的一切，似乎就在这样的推理中一一进行，而结果呢，却又仿佛与这样的推理毫无牵扯……

    ①由过河时的21800多人减少到15000人。
    ②陈昌浩、李特、李卓然、王树声、曾传六致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61—462页。
    ③1936年12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63页。
    ④1936年1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64页。
    ⑤1936年12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致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王稼祥、秦邦宪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68—469页。

    建立永昌县苏维埃政权

    在中国，从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到此时期的创建河西根据地，已经走过了约十年的历程。而纵观十年来根据地的创建和守成，起码应有这样一些共性：一是创建根据地的地区应该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我们知道，中国革命之所以要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就在于总体上反动势力太过强大，革命力量太过弱小。没办法，要改变这种劣势就必需寻求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让这种总体的劣势起码能在某个局部转变为优势，并由此一步一步逐渐发展壮大，慢慢地积量变为质变，赢得或获取总体的优势。所以，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首要条件是必须寻找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否则，局部优势无从形成，革命力量也谈不上发展。而再往细里追究，那么怎么才算是薄弱环节呢？具体说就是三不管或很少管的地段，如大家都熟知的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等，特别是陕甘边，让人一听就是两省的相汇处，并且也是国民党中央军管不着和那些地方军阀又不愿管的地方。而河西呢，实际上真不具备这样的基本条件。虽然静态地和表面地看，敌人的统治也算薄弱，但由于敌人能很快地调集重兵进剿，且这种进剿又以骑兵为主，因此这一条件很不具备。二是要有一定的地形地势优势，便于粉碎和打退敌人的进攻。三是还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能够便于发动和发展。四是在遇到整体生存危胁时要有“打得过就打，打不赢就走”的灵活性。五是敌人的内部争斗也使我们具有在夹缝中生存的可能。显然，整个河西走廊均不具备这些条件。

    那么，在河西红西路军究竟是怎么创建根据地的呢？

    主要两条：一是宣传，二是建政。

    宣传方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标语就很有特点。具体是四类：一类是宣传党的宗旨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抗日红军是救国救民的红军！”“抗日红军买卖公平！”“实行耕者有其田！”“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废除高利贷！”“想保护回教只有联合红军”等；一类是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抗日的，如“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誓死不当亡国奴！”“救国、救家、救自己！”“快快团结到抗日战线上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为民族英雄，不作误国罪人！”等；一类是号召人民群众起来同马步芳反动军队进行斗争的，如“马步芳阻碍抗日，压榨群众，奸污妇女，民众痛恨马步芳！”“坚决消灭马步芳，甘北人民得解放！”等；一类是表达红军战士热爱党和红军的，如“共产党万岁！”“拥护中国共产党！”“红军胜利万岁!”等。就是通过这些张贴标语再配合具体的群众工作，红西路军每到一个地方就一边作战一边发动群众，积极进行建政准备。

    为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11月2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总部驻地召集永昌县城内外的百余名各界代表开会，座谈和布置建立苏维埃政府事宜，并临时推举农民代表狄万川为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负责配合红军开展地方工作。会后，总部指定和抽调黄火青①负责建政工作，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②、三十军政治部民运部长汪乃荣③、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④等一批指战员参预并协助。在此基础上，1936年12月5日，中华苏维埃永昌区代表大会正式召开，选举产生了由手工业工人、农民、红军和社会各界代表13人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委员会，木匠出身的张仲科当选为主席，农民狄万川当选为副主席，委员有王思福（负责军事）、张德文（负责财政）、刘万祥（负责粮秣）、冯怀义（负责民政）、杜有才（负责民运）、许教琪（负责内务）等。随之，开展了广泛的维护治安、筹粮筹款、征集棉衣、动员参军等活动，一度还建立了约1000人规模的抗日青年大队。⑤

    ①黄火青（1901-），湖北枣阳人。时任红西路军政治部军人部部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从事兵运工作。西路军失败后，于1937年5月随李先念支队到新疆。1940年9月奉调回延安。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教育长，中共冀热辽分局组织部长兼冀热辽军区副政治委员，天津市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著有反映西路军内容的《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
    ②吴永康（1900-1937），原名庞大恩，字泽普，广西兴业长荣乡大荷村人。时任西路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1919年赴日本留学，1925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31年到鄂豫皖根据地，参加了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反“围剿”、反围攻作战和长征。
    ③汪乃荣（1912—1937），河南商城县人，时任红三十军政治部民运部长。1937年临泽作战中牺牲。
    ④王泉媛（1913－2009）女，江西吉安人。时任红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1930年参加革命，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长征途中与王首道结婚，1937年3月康龙寺战斗部队被打散，不久被俘。1939年逃到兰州“八办”寻求归队。因脱离组织太久未被接收。后辗转返回江西老家。
    ⑤分别参见王泉媛《我参与永昌县建政工作的回忆》、狄兴泰《我所知道的永昌区苏维埃政府建立经过》和刘万祥《关于永昌区苏维埃政府工作的回忆》。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下），第29—39页。

    建立山丹苏维埃政权

    红西路军到山丹伊始，便在城区每条街道派驻了宣传队，通过走街串巷的访问和召开群众大会等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宗旨以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经过紧张的工作（也就两三天时间），11月24日，分别建立起了东街、西街、南街、北街、东西关五个苏维埃政府。接着，在此基础上，12月2日，由红五军政委黄超主持，在马号（今山丹体育场）召开山丹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推举何文魁为山丹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许××（许裱匠）为山丹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委员有何文魁、许裱匠、吴天福、郭长保、童登云、陈兴堂、彭述田、靳汝贤。其中，“德荣祥”商号二掌柜吴天福任民政部长，小商贩郭长保任财政部长，弹弦子的民间艺人童登云任供给部长，贫民陈兴堂任土地部长，教员靳汝贤任文化教育部长。①

    山丹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积极开展了组织支援红军和动员参加红军的工作。在组织支援红军工作方面，为打开局面，东街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培录带头捐献小麦6石、毛毡13条、皮袄3件、煤80多石，北街苏维埃政府委员邢发育捐献毛毡10多条、皮袄3件，县农会会长钟守俊支援粮食10多石、毛毡20多条、皮袄4件。②在他们的带动下，城区群众甚至是一些商号也纷纷向红军献粮献物。与此同时，县苏维埃政府还组织人员或到各乡买粮买草，或协助红军没收土豪李山、王麻子等的浮财和地主马俊、毛永吉的粮窖，或加工赶制红军急需的皮衣、棉衣、背心、毡靴等。在动员参加红军工作方面，在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许裱匠、义勇军大队长彭述乐、青年队长何根娃的带领下，农民童力德、女青年武月英等130多人参加了红军，一度还新编了一个由山丹籍红军任天贵任团长、彭伦泰任教导员的新兵团。③

    ①③原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共山丹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山丹县苏维埃政府组建经过及其活动》。转引自郝成铭、朱永光、麻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下），第122—12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②秦生、高兴国著《红西路军纪事》第 119—120 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西安事变爆发带来的局势变化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令中外震惊的大事件。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我们之所以还能不断叙说并且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就在于这次事件，完全是“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激化的产物，也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甚至可以说，还是中国共产党从统一战线角度加强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第十七路军）统战工作的结果。虽然其总的意义在于：爆发式的促成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并也由之结束了河东红军的战事。但对于红西路军来讲，却有着致命的影响。从此，红西路军完全失去了选择自己行动方向的权利。

    大家知道，本来嘛，红西路军无论是古浪之战的不利，还是这一时期在永昌、山丹创建根据地的被动，都是暂时的和可以扭转的。战争嘛，哪能一帆风顺，没有损失、伤亡和减员呢？哪能把所有的问题都事先拿捏得丝丝入扣、分毫不差呢？问题在于，此前设想的打通国际路线，充其量也只是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形成西北抗日新局面的前景，尽管由于蒋介石不断加大剿共力度及其对张、杨的协迫，迫使这一计划实行遇到重重困难，并因此也使处境已经十分不利的红西路军不得不为策应河东红军而长时间的驻足河西。也就是说，这种不利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就需要调整了，也必须调整了。而恰恰是西安事变，由于改变了此前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形成西北抗日新局面的政策前景①，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始逐渐地由过去的以张、杨为主一步步拓展为以蒋介石及整个国民政府为主，并一步步地经历了一个反蒋、逼蒋、联蒋的全过程。加之，也就是这个过程，还不断充满了变数（说其瞬息万变也不为过），凡几度战云密布。因此，从这样的背景出发，红西路军也就彻底失去了自己选择任何行动方向的权利。一句话，此后，红西路军的东返、西进和建立临高根据地等，一切的一切，都不能不服从于斯，让步于斯，并最终祸福相依地决定于斯。

    ①朱永光《试论西路军的政治与军事负载——兼谈西路军研究的节点所在》，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