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九军二战古浪横梁山

    怎么办？应该说，步骑兵交战的残酷性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显现出来。敌人一路压上，敌骑的冲击性又是那么强那么猛，那么怎么利用野外地形并通过运动战的方式分割敌人并歼其一部呢？显然，这是红九军指战员连日来边打边思考的问题。实际上，正是遵循着分割敌人并歼其一部的红军作战通例和贯彻这样的战术方针，红九军从干柴洼撤离后，即不顾疲劳，迅速向横梁山方向移动，并希望能通过这样一种快速运动，来把后面这些捏成团的敌人拉开距离，并适时寻机分割。但非常遗憾，由于敌人是以骑兵为主且极具一来俱来、一退俱退的机动性特点，所以，运动的结果也往往是敌主动，我被动。怎么办呢？很快，在仔细地研究了横梁山一带的地形后，红九军当即决定，以这里的地形为依托狠狠地伏击敌人。

    11月12日晚大约10时许，战斗打响了。这时，战斗任务还刚刚下达不久，敌人的三个旅和几个民团就紧跟着冲了过来。尽管由于敌骑实在是一下子来得太快、太猛并太过集中，使原定的分割意图未能全部达成，但在具体战斗进行中，红九军各部还是有效地利用了倪家沟、苏家梁、小石沟、倒仰沟等处地形和相近相邻的制高点，把伏击战的打法和山地战、隘路战、近战、穿插打围、快速出击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很好地发挥了红军夜战的特长。特别是在打退了敌人好几次进攻后，没等敌人再回过神来，便组织部队有效地发起了“夜袭铁城台”、“夹击倒仰沟”和“决战横梁湾”的战斗。通过这样一连串伏击打援和分割歼敌的办法，硬是把兵力上占绝对优势并以骑兵为主的敌人给打得纷纷溃退，四处乱窜，互相冲击，自相惊扰，混乱不堪。就连马元海的指挥系统也被打得和下面的部队一时间失去联系。

    据马家军前线总指挥部上校参谋长张时之1964年回忆：

    “黄昏时分，马元海命令各部队和民团出动，准备夜攻红(横)梁山，可是我们从未曾作过夜战，当地地形又极复杂，欲向马元海提出建议，收回成命，但马元海已先行出发，各部队和民团亦分别向横梁山进犯，我们也只得随军前进，当晚十时左右，投入于第一线的部队和民团，在红军的猛烈阻击下，纷纷溃散，一时情况紧张，先头部队和殿后部队，互相践踏，混乱不堪，山坡田野间到处是一片喊叫声，狼狈之状，难以形容，异口同声地在埋怨马元海冒险。我们系指挥部成员，这时亦与马元海失去了联络，不暇自顾，其后在一狭长的山谷里，才看到了马元海，他畏缩在乱石丛中，身边只有随从三五人，他感慨地说：‘呼大呀！事情怎么来的不知道，我们的人马这样倒退下来，将来怎么打下去？’可以想见当时惶乱的情况，已达到了最高峰。时已深夜，寒气袭人，两腿冻麻，就在原地跺脚待旦。”①

    另据资料记载，也正是此役，直把马家军的前线总指挥马元海气得七窍生烟，一度甚至声称要自杀了事。②也真亏得是半夜时分，硬生生让惶惶中的马元海躲过一劫。

    这里非常需说明的是，凡骑兵作战都有个特点，这就是：胜了，它呼啦啦，一拥而上，你想堵都很难很难，非亲临者绝难想见。但败了，也同样是人仰马翻，其具体的冲击力和边际效用也是成倍放大。记得前苏联作家伊萨克•巴别尔就在他的《骑兵军》序言中描述过类似的场景，即，据时在波兰军队中服役的一位美国飞行员回忆，他就曾在空中俯瞰过一支上万人的苏联骑兵部队，那行军中的浩浩荡荡、飞尘滚滚，并且放眼几公里都没有尽头的画面和气势，给人的影响只要一见就任谁也都终生难忘。

    是役，共击伤敌旅长韩起禄，毙敌副长官马三彪及以下300余人。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团长张达善③壮烈牺牲，数十名重伤员被敌杀害。

    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8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②石宝明《碧血雄风》，第59—6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
    ③张达善（—1936）， 湖北人。时任红九军七十三团团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反围攻作战，红四方面军长征和西路军艰苦作战。1936年11月在甘肃古浪县横梁山战斗中牺牲。

    红九军三战古浪县城

    1936年11月14日，红九军进占古浪县城。古浪县城座落在古浪峡口，它东达天祝和兰州、西通河西走廊，由于此时的马家军在整个河西走廊的兵力十分有限，因此，战略地位更显重要。而为了夺回古浪县城，马步芳甚至放言，要马元海“城存尔存，城亡尔亡”①。于是，红西路军进军河西的第一场生死决战注定了要在此进行。

    大战于11月16日拂晓正式打响，连续三昼夜，敌总指挥马元海分别指挥骑五师的韩起禄旅、马呈祥团及所属民团主攻我北关和西阳洼阵地，青海马彪旅和骑五师第二旅及一部民团从县城南侧协攻，马全义团及所属民团主攻县城之南的古龙山阵地并近迫县城，另以两个骑兵团和其所属民团作为预备队随时调用。敌分兵三路，近20000人，步骑相间全线压来。面对三倍于我的优势之敌，红九军紧密防御，以红二十五师一个团置于南关、一个团置于古龙山、一个团置于西阳洼，筑起南面阵地，以红二十七师三个团分置于城东马家沟沿至北关一带，直属部队于县城内布防。战斗最激烈的地方首先是古龙山和西阳洼这两处阵地。因为，无论夺取还是保卫这个县城，这几处制高点都至关重要。面对敌人的炮火轰击，并面对紧接着敌人整营整团的冲锋蜂拥而至，守卫这里的红二十五师将士英勇无畏，顽强抵抗，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硬是以反复的拼杀、猛烈的反击打得敌人一次次败下阵去。特别是西阳洼阵地，受力最重，东北方向有敌韩起禄旅、马呈祥团及所属民团的猛攻，西南方向又有敌马彪旅及所属民团由上而下的俯冲压迫，阵地险些几度失手，但就是靠着英勇顽强，冲上来的敌人一次次被打得尸横遍野、纷纷倒退。直到下午，敌人眼见难以得手，便将进攻重点转向县城。但同样，除留下累累尸体外，也仍是一无所获。

    17日，战事进行到白热化阶段。敌步骑合战倾巢出动，并有三架轰炸机助战，一度甚至突入城内，形势变得非常危急，但红九军指战员充分发挥“狠、快、猛、活”的战斗作风，硬是让这些突破我阵地的敌人腹背受敌，最终不得不仓惶出逃。说来，还真是于红九军不利，古浪这地方，因1927年的大地震将城池多处震塌震毁，尽管从14日开始，为了阻击马元海的追兵，红九军上下连夜抢修阵地，并动员老百姓也帮助加固，但由于时间仓促，天寒地冻，红军修筑的工事，往往是坚固程度和高度都不够，有的地方，被敌骑兵一冲就一跃而过。再加之又经过敌人的炮击和飞机轰炸，这种情况就更趋严重。而敌人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趁着一点突破了，就赶快想法多点突破。充分利用其骑兵机动灵活、进退迅速的特点，或全面进攻试着撕个口子，或集群冲锋攻其一点，或穿插迂回辗转奔袭。总之，整个形势与我非常不利。

    18日，是红九军古浪作战的最后时刻。这一天，坚守古龙山、西阳洼制高点的红九军二十五师将士在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地打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后，并让进攻的敌人在自己阵地前留下了累累尸体后，同时还在彻底打尽了所有的子弹和手榴弹后，几乎全部壮烈牺牲。①随着几处制高点的失手，县城的情况也变得更加危急。水北关被敌骑突破了，整个部队渐渐地转入了非常被动的巷战。情急中，军政委陈海松亲率交通队和机关干部们拼死向冲进城来的敌人扑去，左冲右突，好在就在刚刚压制住了敌人进攻势头的当口，时逢红27师一部为解军部危机，又从敌人后方的北门和水管门冲杀上来，大家这才一阵前后夹击，打得敌人阵脚大乱，并迫使其留下遍地伏尸奔逃而去。一天的激战就这样万分惊险、万分紧张地结束了。

    统计下来，整个古浪作战，尤其是县城三昼夜的血战，虽前后毙敌2000多人，但自身伤亡也多达2400余人，其中，军参谋长陈伯稚②、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③、二十七师政委李德明④、继任政委易汉文⑤、骑兵团团长黄高宏⑥、军司令部2科科长王少清⑦等壮烈牺牲。至此，红九军元气大伤。当晚，只能借着夜幕掩护，在红三十军一部的策应下，向凉州红三十军方向突围而去。

    这里尤需指出的是，古浪之战对此后红西路军的负面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因为当年，红九军几乎与红三十军一样，从来都是整个红四方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其中，特别是红九军二十五师，更是和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一样是红四方面军中最能打胜仗的部队。正是长期的战争考验，让大家牢牢的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不管是什么任务、也不管什么情况，只要这两个军或这两个军的两个主力师有一个在场，那么，战局就肯定会朝着大家希望的方向发展。如突破漫川关时的红十二师三十四团(红九军二十五师前身)，当时团长许世友，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为红四方面军全军突围成功开辟了道路。1933年6月扩编为红九军二十五师后，在师长许世友(兼)、政委陈海松的率领下，更是在其后的仪南战役、营渠战役、宣达战役中，屡建奇功。能战和善战，使这个师在整个四方面军中一直有着极佳的口碑。可惜，古浪之战，却使这支部队元气大伤，其中七十三团、七十四团、七十五团均严重缺员。对此，即使在几十年之后，徐向前依然沉重地写道：

    “这一仗叫人十分痛心，我主力部队九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西路军后来作战，主要靠三十军。五军人数少，名义上是个军，实际上不足一个师的兵力。再剩下的就是机关人员、医护人员、妇女独立团等，战斗力毕竟是有限的”。 ⑧

    ①参见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悲壮的征程》（上册）第1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②陈伯稚（1909—1936），湖北红安人。时任红九军参谋长。192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红一军、红四军中历任排长、连长、营政治委员。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至4次反“围剿”斗争。1933年7月，任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政治委员。1935年10月任红九军参谋长。
    ③王海清（1911—1936），湖北红安人。时任红九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早年参加了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入川。参加了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作战。1935年3月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
    ④李德明（1915—1936），河南光山县人。时任红九军第二十七师政治委员。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参加商南起义。1933年7月，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参加反三路围攻作战后，任红9军第27师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1935年6月任红二十七师政治委员。
    ⑤易汉文（1908—1936），湖北大悟人。李德明牺牲后接任二十七师政治委员。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红九军教导师政治委员等职。
    ⑥黄高宏(1913—1936)，又名高岩。湖北红安人。时任红九军骑兵团团长。参加过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反六路围攻作战。
    ⑦王少清（1913—1936），湖北红安人。时任红九军司令部第二科科长。曾任红四军第十师三十二团政治委员。参加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
    ⑧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24页。

    关于西进还是停留的第一次选择

    古浪三战和红九军作战失利，对整个红西路军来讲不仅是战斗力方面的损失，同样致命的是，怎样处理打通国际路线与建立河西根据地究竟应该孰先孰后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从河西走廊这个地方照直往新疆方向打过去或插过去，去先把苏联红军提供的武器装备拿上，再回过头来建立河西根据地呢，还是停下来不走，先建立起根据地再说。尽管中央曾在给红西路军的指令中明确提出，“打通国际路线和建立河西根据地以一年为期”①，并且表面看，也似乎不存在问题，但所有的问题还是全部出自这里。虽然在最初的任务设定时进行这样笼统的规定绝对是对的，并是不难理解的，但在具体执行中，问题就来了。因为，你一进河西，就会发现，尽管前方敌人兵力空虚，但后面你必须面对敌人的全部追兵和援兵。于是，11月17日，就在红九军激战古浪的当天，徐向前、陈昌浩不得不致电中央和红军总部，请示打通远方和建立根据地究竟孰先孰后以及该怎么摆布。当然，因为也知道河东战事的具体进行情况，即知道河东军事压力较前仍未丝毫缓解，因此，权衡和考虑这种种因素，徐向前、陈昌浩还在同一份电报中进一步向中央和红军总部做了这样的请示，即：

    “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②

    因为，战争嘛，变数还是有的，如果河东的军事压力能有所缓解，并且也能尽早拿到苏联红军为我们提供的武器，那不更好吗？事实上，红西路军早自渡河之日起，最大困难就已经是缺乏武器装备和弹药补充，更加之又经过了与马步芳、马步青近一个月时间的厮杀鏖战，这种情况就更加突出和更趋严重了。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计，都不得不进行这样的询问，并由此决定接下来具体的行动方针。

    红西路军此时之所以分两路三个纵队西进，并在九军激战古浪时仍把三十军和五军这两支主要作战部队快速调向凉州和永昌方向，出发点也就是一路阻击、一路直插，先行尽快乘敌人河西走廊兵力空虚之机，尽最大可能抓住西进的有利时机做好整体布局。以此，要么实现中央指示的“以一部驻守古浪，以一部伺机打通国际”，要么干脆不顾一切地打将过去，等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后再行回过头来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的具体任务。实际上，做为非常老道和睿智的指挥员，徐向前非常清楚，有了事先这样的布局，不管其后的情况怎么变化，应对办法无非两个，一是驻守现地，一是赶快西进。驻守现地呢，前提是仗要打得非常之好，起码是打得敌人不敢进攻，或者整个河东红军也能西渡。否则，就只能西进了。并且，还要抓紧趁后方敌人没有赶上，趁着前方暂时没有大的阻力。君不见，马家军在河西的兵力不就主要是马步青的骑五师吗？而这骑五师作为曾经的河防部队不是已经在过去的半个月里被我们不止一次地击溃了吗？所以，毫不停留地照直打过去，当下绝对是最佳时机，否则，停在这里，等敌追来，并且这追敌还是以骑兵为主，那困难还不知究竟有多大呢！战争嘛，历来讲究要抢抓战机，而战机不就在眼前嘛？

    ①1936年11月8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林育英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电（即《作战新计划》）。《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86—387页。
    ②1936年11月17日徐向前、陈昌浩致张闻天(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21页。
    ③1936年12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463页。

    凉州城围而不打

    11月13日，作为挺进河西第一纵队的红三十军先头部队进入凉州境内，14日包围了凉州新旧两城。一度虽也准备攻下城池，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尽快西进。因为，此时的凉州虽较为空虚，但这种空虚更多的属于整个凉州和河西地区。而单就凉州新城而言，一则，由于惊恐万分的马步青急调嘉峪关的刘呈德团赶来协守，并将从一条山退下来的马进昌团也事先塞进了城堡，因此防御力量仍然不可小视；再则，马步青毕竟还是不同于马步芳，如何利用二马之间的矛盾，通过谈判和统战工作来分化二马，无疑也是红西路军当时的一种考量。何况，早在一条山作战时，红军就已经进行了相关情况的分析和预设，因此，红三十军并没在此做过多停留，而是围而不打，并紧接着迅速向凉州、永昌的其他地区展开。

    凉州城下的和谈攻势

    说起与马步青的谈判，还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马步青①与马步芳②虽为同胞兄弟，但相互间也绝非铁板一块。早年他们的父亲马麒③（20年代，冯玉祥的国民军入甘前一直是青海地区军事和行政事务中最有权势的人物，曾在北洋政府时期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委宣慰使）就曾一度想把长子马步青培养成军事人物，把次子马步芳培养成宗教人士。马步青的军中势力一度未必输于乃弟，只不过在随后马麒与国民军的博弈中，马步青以人质身份随着冯玉祥的国民军在一个阶段里离开了甘肃和青海，虽然在此期间，对他本人来讲，也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二师第六十五旅旅长和洛阳警备司令等职务，但毕竟在这个过程中，家族权力渐渐地转移到了行事更加强硬、做人更有手段的马步芳手中。所以，自1929年的蒋冯阎大战后，尽管马步青又重新回到甘青，并就任甘肃暂编骑兵一师（后改为陆军骑兵第五师）师长，但毕竟已然沦为其弟马步芳的附属，而治下的地盘也仅仅靠其叔父马麟④的恩泽才有永登、凉州、民勤等地，并且还得小心提防马步芳对其进行新的蚕食。所以，为防止马步芳对自己地盘的继续染指，马步青一直在挖空心思寻求一种解脱办法。当然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马步青来讲，不断进行与红西路军的谈判，就未必不是一种解脱之道。

    事实上，就是这些因素，再加上在冯部时马步青又曾和宁都起义前的董振堂有过交往，因此，为了争取马步青停止内战，西路军政治部先遣工作团秘书长魏传统⑤带着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和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的亲笔信件，前往谈判。谈判在凉州新城外的一个民房里进行，魏传统向马步青的谈判代表王达三反复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恳切地希望马步青能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停止内战，同时，说明红军只是假道而过，并无攻取凉州之意，望马步青勿派兵阻拦。王达三也转达了马步青的口信，意思是希望只是过境，切莫久驻。当晚，马军还从凉州新城上吊下来一筐馒头送给红军，次日又派人送来50双鞋和一些香烟。而红西路军也将土门俘虏的100多人枪交还马步青。

    据宋侃夫⑥回忆，就是在这次和谈之后，西路军还曾截获过马家军的一个电报，大意是：

    “如红军不停留地走，可以不打，若停下来不走，就打” 。⑦

    可见，与马步青的谈判也不是毫无效果，从一定意义上讲，其形势发展一度还颇可选择，甚至还颇为有利呢！

    ①马步青（1901—1977），甘肃临夏人，回族。马步芳胞兄。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二防区骑兵第五师师长，下辖马禄骑兵第一旅、韩起禄骑兵第二旅、祁明山步兵旅及韩富荣炮兵团、马呈祥手枪团，主要驻防甘肃武威地区和兰州附近的永登一带。1949年赴台湾，任“国防部”中将参议，“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77年病死台北。
    ②马步芳（1903—1975），甘肃临夏人，回族。马步青胞弟。早年入宁海军官训练团学习。1928年起任国民党军旅长、师长，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新编第二军军长，西北“剿共”司令部纵队司令，青海省政府主席。1936年底率部围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9年任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1957年任台湾当局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75病死于沙特阿拉伯。
    ③马麒（1869—1931），甘肃临夏人，回族。马步青、马步芳之父，“青马”军事集团奠基人。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曾随马福禄及其父马海晏入卫京师，任骑兵管带。后回甘肃，历任循化营参将、西宁镇总兵官。1913年兼青海蒙番宣慰使。1926年任国民军暂编第二十六师师长。1928年青海建省，任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1930年任青海省政府主席。次年病卒于西宁。
    ④马麟（1873—1945）甘肃临夏人，回族。马麒之弟。马步青、马步芳之叔父。1933年出任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此前，曾把所任甘肃暂编骑一师师长职让位于马步青，后在侄儿马步芳排挤下“辞去”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一职。
    ⑤魏传统（1908—1996）四川达川市人。时任西路军政治部敌工部科长。西路军失败后在东返途中被俘，被马家军在甘州监狱关押期间，曾与刘瑞龙等同志组建监狱党支部开展对敌斗争。1937年9月，经多方营救回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12月回到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副部长，政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兼副政治委员、院长，总政治部宣传部顾问。1955年授少将军衔。是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魏传统诗词全集》。
    ⑥宋侃夫（1909—1991）原名宋坎福，江西萍乡市人。时任西路军指挥部第3局局长。西路军失败后随李先念左支队到达新疆，编入新兵营干部队。1938年回到延安。后曾任陕北公学组织科科长、延安工人学校政治处主任、鲁迅艺术学院党总支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沙市市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武汉市市长、市委第一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⑦宋侃夫《西路军的电讯工作》，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519—520页。

    西路军进占永昌山丹

    事实上，也正是为了抓住打通国际路线的有利时机，11月18日，就在红九军受重创于古浪并在红三十军二六八团接应下移军至凉州西四十里堡一线时，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骑兵师攻克永昌。21日，红三十军八十九师第二六九团同骑兵第一师攻克山丹。随后，红五军进驻山丹，接替防务。西路军总指挥部进驻永昌城，红九军也移驻永昌一线。至此，红西路军遂全线铺开于永昌至凉州西北四十里堡一线。

    虽然，这样一个布局在后来的战事中显得有些过散，虽然，在此期间还出现了如前所述的红九军古浪失利问题，但西进，从河西走廊方向打通国际路线的步子毕竟已经迈出，也就是说，以“快”开局的局面已然初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