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率军北上的朱德，得到张国焘命令部队渡河西进的消息之后，感到“不胜诧异”，冲破封锁，立即于九月二十二日向党中央和一、二、四方面军领导及张国焘分别发出三封电报，表示自己的原则立场，采取措施，力图挽救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局面。电报的主要内容是：一、向党中央和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通报情况，揭露张国焘的错误。指出：“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国焘已到漳，根本不同意静会战役，请求速开西北局会议。”二、阐明了自己维护西北局岷县会议决议的原则立场。指出：“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三、严肃劝告张国焘维护大局，改正错误。指出：“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静、会战役各方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四、“续开西北局会议”，“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随后，朱德、陈昌浩等西北局成员急速赶赴漳县。

    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漳县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西北局成员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和部分红四方面军负责人。朱德在发言中严肃指出：“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对整个形势是有利的。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已签字同意北上计划，但未经中共中央西北局重新讨论，又马上改变计划，张国焘把自己同党对立起来了。能够和一方面军会合为什么不会合？执行西进计划是要受到重大损失的，我仍坚持北上计划，我认为我坚持的意见是正确的。”由于张国焘一意孤行，加之部队西进已成为事实，会议未能纠正张国焘的错误，否决了北上意见，决定西进。关于这次会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一段自白，他说：“会议根据这些情况，研讨军事计划，认为停留在甘南地区甚不合算。我们认为蒋介石既能调动几十个师的嫡系部队到甘肃来，那么张学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似乎大有疑问了。”“由于陈昌浩这一主张所召开的通宵会议，许多事情经过研讨和解释，结果相当园满，我们在全军中展开宣传，指出我军的西进计划正确而又合时宜。在政治意义上说来，我们如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可以保障未来抗日联合政府的后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在军事意义上说来，可以分散蒋的兵力，河西走廊、陕北和西安三点，将使蒋在甘肃的军队处于多面受敌的境地。”

    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二时，在朱德拒绝签署的情况下，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联名向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发出了《四方面军拟从循化、永靖一带渡过黄河》的电报，通报了漳县会议决定，电文如下：

    （甲） 我们完全同意国际指示，实现红军主力进到宁夏及甘肃北部的计划。

    （乙） 并具体实现一、二、四方面军在这一地区的会合。

    （丙） 估计到一、二两方面军能够牵制的敌力和四方面军的实力，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

    （丁） 宁夏地区狭小，一、四方面军集中宁夏，不免后有黄河、沙漠之险，前有敌人封锁，如在该地区作战，须停留六个月，物质补充不便，万一决战不利或不能有力阻止敌人时，则将陷红军于不利地区。

    （戊） 为迅速实现夺取宁夏和甘肃北部的战略方针，和实现全国红军大会合的目的，我们提议为如下的部署：

    1、四方面军以基干两个军，迅速由兰州西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经乐都、享堂附近一带抢占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扼阻兰州敌北进；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并监视西宁、河州之敌；以两个军暂在岷州、漳县一带活动，将胡敌向岷州方向吸引。这一任务完成后，上述三个军即迅速全部转移凉州、永登一带地区，以主力扼阻兰州敌，以有力一部向一条山、静（靖）远、中卫活动，配合一方面军由靖远、宁夏段渡过黄河，形成会合和互相策应形势。

    2、一方面军即在现地区活动，将敌人逼向西兰公路，并从侧面牵制之；尔后在结冰时期或一、四两方面军渡河工兵队的隔岸互相援应，实现一方面军主力渡过黄河，相机消灭马鸿逵一部，占领宁夏、中卫一带地区。

    3、二方面军完成在两当、宝鸡牵制胡敌东进任务后，即经栒邑、鄜县、庆阳中间地区，打通一方面军；在一方面军主力渡河后，即依据原陕北苏区向南活动。

    （己）依据四方面军造船技术，即永靖、循化两桥被敌破坏时，亦能达到迅速渡河之目的。两个军由洮州到永登，连造船时间在内，约需十二天。时机急迫，千祈采纳，并告国际。[33]

    从以上我们所引用的史料可以看到，张国焘以在西兰大道和静、会地区与胡宗南部决战不利为借口，在首先获得了红四方面军不少高级干部支持的情况下，未经西北局和中央批准，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就命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他的主张之所以能够施行，除了他在红四方面军仍然具有权威以外，西渡黄河可以避免与红四方面军在西兰大道与胡宗南部决战，保存红四方面军实力，这就与红四方面军不少高级干部的想法有着一致性。陈昌浩由当时主张北上到后来又赞成张国焘的西渡主张，也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和说明。张国焘的西渡主张却遭到了朱德的强烈反对。由于任弼时、贺龙和刘伯承等领导人在红二方面军，没有参加西北局漳县会议，参加会议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占多数，因而在这次会议上否决了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作出的北上决定，转而通过了红四方面军从永靖、循化西渡黄河，向甘北进军的计划。

    从张国焘的回忆看，他显然对蒋介石嫡系部队进入甘肃后，对击败蒋介石嫡系部队缺乏信心，因而对与东北军共同开创抗日局面产生动摇，而这由他自己表白出来的心里动机也正是他主张西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他所主张的“河西走廊、陕北、西安”三点，显然不仅仅是因为要避免与胡宗南作战和为配合红一方面军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才令红四方面军去西渡黄河的，而是要令红四方面军在甘北、甘西独立开创一个新局面。

    从上文我们所引用的朱德拒绝签署的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二时电报中可以看到，张国焘首先讲了西渡黄河的原因，他主张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和进军甘北并重，这显然改变了中央提出的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部署。虽然他也提出仍然要红四方面军一部配合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但我们从电报中可以看到他把红四方面军向甘北乃至甘西进军摆在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因为一旦红四方面军向甘北展开后，东有黄河，红四方面军处于维护后方安全的需要，也必然要向甘西延伸，以求控制战略纵深，防止被逼向黄河，处于不利地位。因而我们说如果红四方面军过河后一旦在甘北、甘西展开，既使想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没有足够的兵力可以使用。